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下）

用戶評論 (總計20條)

•   作者采用歷史社會學的手法，能夠回到海量的第一手初始資料，從實際在地狀況中重新審視和發(fā)現(xiàn)出相對更加客觀的結(jié)論。社會學作為非常重要田野調(diào)查和實證統(tǒng)計歸納的社會科學，在思考方法上同憑借靈感和“空想”的人文學科差別巨大，這種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在歷史社會研究中更為有效和真實。然而，歷史社會研究中的“真理”往往出于人文學科的“空想”，因此基于海量原初資料的社會學分析在歷史研究中顯得更加寶貴。湯普森本書的發(fā)表，駁回了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專注工廠的理論，樂觀派作出的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提高的結(jié)論，證明了費邊主義作出的工人階級悲慘狀況的回溯。這種狀況讓人們深切體會到，人文空想面對實證研究是多么的脆弱。而這種實證研究，又必須是基于海量原初資料的社會學研究，否則如樂觀派一般只是得出片面技術(shù)統(tǒng)計之后的空想。普通實證研究之所以經(jīng)常因“缺乏人文關(guān)懷”被人們批評，常常是由于其“實證”不過是片面的技術(shù)統(tǒng)計，而其空想則由于這些確鑿的技術(shù)統(tǒng)計而讓空想者過于自信乃至傲慢。由于人的復(fù)雜性，對于人的研究往往出于某些小的誤差或某些屬性的忽略而使結(jié)論如蝴蝶效應(yīng)般的差異巨大，自然難談“正確”。這些片面的“實證”導(dǎo)致的“無正確”結(jié)論結(jié)合傲慢，自然缺乏人文關(guān)懷。由此我們自己在學習研究文化理論的時候，也應(yīng)當注意到理論僅僅是理論，可以作為視角，不可代替實證在地研究。做學術(shù)時切不可把現(xiàn)象和事實套入理論，就認為是理論“得到證明”大功告成了。文化理論作為一種人文主義的批判理論，更加有注重個體人文修養(yǎng)的哲學性，而不是群體社科研究的科學性。
•   本書堪稱經(jīng)典.一讀即愛不釋手.這是名著的普遍感覺吧.讓人感覺厚實,讀完后很有收獲.一是對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有了具體深入的理解.不再是機械教條的.另一個本書也包含著作者本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讀完后可以讓我們對起源于西歐的共產(chǎn)主義有一個更好的體會.
•   湯普森是20世界60年代應(yīng)該新左派的第一代杰出代表，他關(guān)注底層工人階級的形成，認為工人階級不僅僅是工業(yè)社會的產(chǎn)物，也有他們自身的建構(gòu)。這本書對于理解當下現(xiàn)代化進程中底層工人階級的命運與遭遇應(yīng)該很有價值。假如你不想被意識形態(tài)霸權(quán)化，那么這本書能夠喚醒你的反思、批判精神。
•   Thompson 的代表作之一 陳述了他對階級形成的觀點 也有當時的一些史料 讀來很有趣
•   ?？铝ψ?，闡述歷史社會中知識與權(quán)力的共謀，形成的對邊緣社會的霸權(quán)，剖析了人類社會長期以來看似理性的不理性，即通常所說的工具理性主義。語言與思想同樣精彩。
•   內(nèi)容深奧。
•   一直很要這套書，沒想到網(wǎng)站打折很便宜就買來收藏，沒事就可以拿來翻翻。
•   內(nèi)容沒的說，翻譯也不錯。
•   　　本書是歷史學家E?P?湯普森的代表作，這部巨著1963年出版時，他還不滿40歲。
  　　
  　　本書聚焦于英國工人階級形成的過程，湯普森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理解階級：階級是一種關(guān)系，而非簡單地等同于經(jīng)濟基礎(chǔ)。事實上，兩個窮人并不必然走到一起，除非他們接受了自己的階級身份，并相信他們有共同的利益。
  　　
  　　湯普森這樣來理解階級，因為當時太多人將階級的概念庸俗化，將其簡化為經(jīng)濟實力的差別，于是，人類中的一部分（窮人）天然成了正義者，而另一部分人（有產(chǎn)者）天然成了壞蛋，不論后者做了什么，前者都有權(quán)力懲罰他。
  　　
  　　在湯普森看來，階級是一個文化的過程，是人們接受階級概念并為它奮斗的經(jīng)歷。于是，英國近代史不再僅僅是民主進化史，它也是階級萌芽、成長和斗爭的歷史，兩者互相激蕩，歷史不再呈現(xiàn)為線性發(fā)展那么單調(diào)、優(yōu)美和富于邏輯了。
  　　
  　　那么，這個文化過程是如何開始的呢？湯普森認為英國工人階級有四個奶媽，一是非國教傳統(tǒng)，一是英國人“生而自由”的觀念，一是民眾自發(fā)反抗，一是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正是它們的合力，才讓那些分散在各地、從事不同工種、彼此競爭的人們，真正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階級屬性。
  　　
  　　1792年3月，8名工人在小酒吧里討論了生活的艱難，每人出了一便士，形成了第一個工人階級組織，他們認為議會也應(yīng)該傾聽他們的意見，幾周后，這個組織壯大到幾百人，接著他們以謀反的罪名被逮捕，差點上了斷頭臺，但最終被宣判為無罪釋放。幾名發(fā)起者很快就在記載中銷聲匿跡，但無產(chǎn)階級卻從此走上了歷史舞臺。
  　　
  　　事實上，工人階級并非某個先知點化而成，它完全是自發(fā)秩序的產(chǎn)物，它最初要求如此含混，甚至將經(jīng)濟目的和政治目的混為一談，但很快它就校正了方向。因為，錢權(quán)結(jié)合讓當時的英國如此墮落，在號稱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中，勞動者生活極為艱難，看上去仿佛發(fā)生了一場富人對窮人的內(nèi)戰(zhàn)。
  　　
  　　不錯，從平均數(shù)上看，當時英國工人的收入比法國工人高一倍，但湯普森揭破了其中的謊言：平均收入落實到每個家庭，其實是少數(shù)人的天堂和多數(shù)人瀕臨破產(chǎn)，這是推動英國工人階級從認同到運動的關(guān)鍵力量。
  　　
  　　令人敬佩的是，湯普森不僅展現(xiàn)工人階級發(fā)展的客觀過程，還精描了人們主觀心態(tài)的變遷，他通過幾十個側(cè)面來刻畫人們?yōu)槭裁磳⒆约嚎闯墒枪と穗A級，這讓本書成了一部真正的百科全書，甚至可以這樣看：湯普森是以工人階級為經(jīng)線，串起了整個英國近代歷史，作者驚人的博學與敏銳的洞察力，令人嘆為觀止。
  　　
  　　如果你只想讀一本英國近代史，那么，這本書就是最佳選擇。
  　　
•   　　 1963年，英國史學界出現(xiàn)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它一出版，立刻引起轟動，受到廣泛重視。許多報刊雜志發(fā)表評論，各種書評紛至沓來?！短┪钍繄蟆吩u論說，它“幫助人們重新想起工人階級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表現(xiàn)出的苦惱、英雄事跡和理想追求，凡是對英國人民的歷史進程感興趣的人，都不可不讀這本書?！薄堵牨娦畔洹冯s志說：“這是一部生氣勃勃、有很高價值的歷史著作，其中許多鮮明的觀點，對當代眾多的正統(tǒng)觀點提出了重大的挑戰(zhàn)?！薄稌u》雜志說：“這本書之所以引起爭論，其原因也許僅僅是：許多人已經(jīng)忘記攝政王時期和維多利亞女王早期英國局勢有多么危險了，自哈蒙德夫婦的經(jīng)典著作出現(xiàn)以來，這是研究那一時期最重要的一本專著?！薄墩搲瘓蟆贩Q它是“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書的沖擊波甚至越過大洋，穿過大海，在大西洋彼岸和大洋洲引起震動，它不僅在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再版印刷，而且在國際學術(shù)界引起強烈反響。《紐約書評》稱它是一部“有絕對權(quán)威性、經(jīng)久而重要的著作”；幾年中，它一版再版，風靡各國，成為20世紀西方歷史學不多的幾部創(chuàng)學派的開山作品之一。
  　　
  　　
  　　 這部書的作者當時只有39歲，是利茲大學院外教育部的講師。他在利維霍姆基金會的贊助下，花了好幾年時間，搜尋了大量原始資料，查閱了各種有關(guān)書籍，最后寫成一本洋洋幾十萬字的大書，取名為《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位作者，就是后來聞名世界史壇的當代歷史學家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Ｅ.Ｐ.湯普森）。
  　　
  　　
  　　 湯普森1924年出生在英格蘭，父親是作家兼詩人，在印度殖民地從事過教育工作，同情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與尼赫魯?shù)葒簏h領(lǐng)袖頗有私交。父母的思想對幼年湯普森很有影響；中學時期，他在一所衛(wèi)斯理派私立學校讀書，然后考進劍橋大學學習，這時，他加入了英國共產(chǎn)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他應(yīng)征入伍，先后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國作戰(zhàn)。他的哥哥也是一名共產(chǎn)黨員，作戰(zhàn)很英勇，晉升到上校，后來在戰(zhàn)爭中犧牲。哥哥對他的影響很大，戰(zhàn)后，他曾與母親共同寫了一本追念哥哥的書，題名為《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這是《共產(chǎn)黨宣言》中的第一句話，用在這里，是一語雙關(guān)。）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他回到劍橋大學繼續(xù)學業(yè)，同時也積極參加黨的活動，并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國協(xié)助當?shù)氐膽?zhàn)后重建工作。1956年，由于不滿蘇聯(lián)對匈牙利問題的處理，他和其他一些歷史學家如羅德尼·希爾頓、克里斯托弗·希爾等共同退出共產(chǎn)黨，這以后，他成了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他對政治活動一直很有興趣，曾參與起草“1968年五一宣言”，反對工黨政府實行向右轉(zhuǎn)政策。70年代，他又積極投入和平主義運動，是歐洲反核運動的領(lǐng)導(dǎo)人之一。
  　　
  　　
  　　 湯普森的著作除《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之外，還有兩本歷史學專著，一本是《威廉·莫里斯：從浪漫主義到革命》，寫的是英國社會主義運動領(lǐng)導(dǎo)人威廉·莫里斯的生平；另一本是《輝格黨人與獵人》，剖析18世紀英國社會沖突中一個典型的現(xiàn)象：偷獵活動。湯普森還發(fā)表過一些重要的歷史學論文，它們雖然篇幅不大，但分量很重，并不亞于專著。它們多數(shù)涉及18世紀英國的社會問題，在歷史學界很有影響。這些論文中特別重要的有：《時間、勞動紀律與工業(yè)資本主義》（1967），《18世紀英國民眾的道德經(jīng)濟學》（1971），《貴族的社會、平民的文化》（1974），《民間文學、人類學和社會史》（1978），《18世紀英國社會：沒有階級的階級斗爭？》（1978），這些論文后來收歸為一本書，題為《鄉(xiāng)規(guī)民俗》。此外，湯普森還寫了許多政論文、時事評論等，撰寫過反戰(zhàn)、反核武器的書。
  　　
  　　
  　　 相對來說，湯普森在歷史學方面并不算“多產(chǎn)”，但他的學術(shù)影響遠不可用數(shù)字來衡量?！队と穗A級的形成》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系統(tǒng)地表達了他的基本學術(shù)觀點。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寫的是工業(yè)革命時期英國工人的歷史，而這段歷史在英國史學界曾經(jīng)被長期遺忘。
  　　
  　　
  　　 19世紀，輝格派歷史學家在英國史壇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他們的觀點代表著英國歷史學的主流。輝格派史學家主要關(guān)心為英國的“憲政”尋找歷史的合理性，因此他們把光榮革命以來的英國憲政史作為歷史學的主要描述對象。在他們看來，以光榮革命為起點的英國近代史，是輝格黨憲政理想的勝利史；這是一部偉大政治家的歷史，記載著這些政治家的功勛，而正是這些政治家，繼承和發(fā)揚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古老而光榮的“自由”傳統(tǒng)，他們領(lǐng)導(dǎo)國家維護憲政、反抗“暴君”的統(tǒng)治。在輝格派的歷史中，人民群眾是沒有地位的；即使有，也只是在遙遠背景上隱約可見的一群暴民，可以受到任何一個政治派別的操縱和利用。輝格派史學家以馬考澄?，其影响一直延续?0世紀。
  　　
  　　
  　　 下層人民被引進歷史學大門是在19世紀末，引路人是費邊社歷史學家。費邊派為了用歷史來印證他們的“社會主義”理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工會運動上。在他們看來，工會是“工業(yè)民主”的寄居處，工人用工會的手段，可以逐漸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使社會主義穩(wěn)步“滲入”資本主義。他們研究英國工會運動史，是為了說明民主的精神如何在工會這個組織里根深蒂固；向來就有“工業(yè)民主”傳統(tǒng)的英國工人，有能力選出自己的代表，把他們送進議會，讓他們代表工人管理國家。（參見西德尼和比阿特麗絲·韋伯夫婦著《工業(yè)民主》（1897）。）因此，他們的目標實際上是為建立工黨、實行“工人參政”尋找歷史根據(jù)，為“英國社會主義”即工會——費邊社傳統(tǒng)張揚正名。費邊社歷史學家是英國的社會主義歷史學家，其早期代表是韋伯夫婦，在20世紀的代表是Ｇ.ＤＨ.科爾。
  　　
  　　
  　　 20世紀初，自由派歷史學家也開始注意下層人民的歷史，于是就產(chǎn)生了哈蒙德夫婦的“勞工三部曲”（《鄉(xiāng)村工人》、《城市工人》和《技術(shù)工人》）。在政治上，自由派與輝格黨有很深的淵源，在歷史著作中，自由派也不能完全脫開輝格派的窠臼。哈蒙德夫婦對工業(yè)革命時期英國工人的經(jīng)歷充滿同情，對他們的苦難作了催人淚下的描述。他們認為：技術(shù)發(fā)明造成剝削，而剝削則引起反抗，因此，“這個時期的英國史讀起來像是一部內(nèi)戰(zhàn)史?！保ā都夹g(shù)工人》（倫敦和紐約，1979），第1頁。）但他們認為：工人群眾中一切帶有暴力色彩的反抗都不是工人的本意，所有的暴力活動都是由托利黨政府所雇傭的奸細“挑唆”的，托利黨政府故意制造“暴力革命”的假相，目的是混淆視聽，為鎮(zhèn)壓合法的改革運動尋找借口。由此可見，哈蒙德夫婦實際上是把勞動人民的歷史納入了憲政改革的軌道，把馬考萊的黨派偏見融入了英國勞工運動史。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開始在英國嶄露頭角，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也逐漸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史學流派。1952年，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創(chuàng)辦《過去和現(xiàn)在》；不久后，高質(zhì)量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許多學者把馬克思的著作作為歷史研究的基礎(chǔ)，在許多領(lǐng)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層人民越來越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角，帝王將相終于不再霸占歷史舞臺，歷史學家也似乎終于要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了。不過，多數(shù)馬克思主義學者特別注重早期資本主義形成的歷史（如莫里斯·多布關(guān)于資本主義形成問題的研究、羅德尼·希爾頓關(guān)于封建主義與農(nóng)民問題的研究、克里斯托弗·希爾關(guān)于英國革命的研究等），而使工業(yè)資本主義時期成了相對的研究空白。少數(shù)幾個馬克思主義者研究工業(yè)資本主義，但又特別偏愛工廠制及其剝削后果（如埃里克·霍布斯鮑姆關(guān)于工人問題的研究），而把哈蒙德夫婦開拓的領(lǐng)域長期留在非馬克思主義者手里。
  　　
  　　
  　　
  　　 60年代初，出現(xiàn)一批更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對“英國式的社會主義”感到失望，因而想全面否定英國工人的傳統(tǒng)。他們認為這種傳統(tǒng)不能在英國產(chǎn)生群眾性的社會主義運動，也不能產(chǎn)生有影響的革命政黨，英國的傳統(tǒng)是完全失敗的，完全不值得留戀。他們主張拋棄英國的傳統(tǒng)，轉(zhuǎn)向“國際主義”，他們中一位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說：“我們再也不想挖掘自己的過去、去搜集進步的或其他什么歷史的傳統(tǒng)，來給英國的文化經(jīng)驗主義和政治合法主義臉上貼金了?！盐覀冓s出英國，去尋找開發(fā)更廣闊的文化天地，結(jié)果就有了國際主義這個理論園地。國際主義信念的基礎(chǔ)是：如果說歷史唯物主義在19世紀中期誕生時至少匯集了三個不同國家的思想體系，即德國的哲學、法國的政治學和英國的經(jīng)濟學的話，那么它在20世紀中期自由而有成效的發(fā)展，也必須靠同樣程度乃至更激烈地去突破國界?？傊?，我們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是一國的事?！保ㄅ謇铩ぐ驳律骸队R克思主義的內(nèi)部論戰(zhàn)》（弗索版），第148—149頁。）出于這種思想，他們對“英國社會主義（及人民斗爭）的歷史不感興趣，而把注意力放在馬克思關(guān)于歷史發(fā)展的一般理論問題上”。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就是在這種學術(shù)背景下產(chǎn)生的：一方面，英國工人在工業(yè)化過程中的苦難經(jīng)歷主要由費邊主義和自由主義來塑造；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知識界產(chǎn)生了無視英國傳統(tǒng)、脫離英國實際的傾向。而湯普森試圖要做的，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理解英國的這段經(jīng)歷。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在英國出現(xiàn)還有一個社會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勞動人民的社會、經(jīng)濟狀況有所好轉(zhuǎn)，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許多勞動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為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思想上相對左傾，對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抱有同情，他們對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澆灌了工業(yè)革命之花的普通勞動者追憶緬懷、又充滿崇敬，同時又有一種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們的經(jīng)歷中尋找自己的來源。這是一種“尋根熱”，《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恰恰就滿足了這種愿望。因此它的出現(xiàn)，既扎根在英國歷史的傳統(tǒng)中，又產(chǎn)生于時代特殊的召喚里。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歐美知識界普遍左傾，蘇聯(lián)的成長和西歐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明顯對他們產(chǎn)生影響，馬克思的著作在學術(shù)界廣泛流傳，出現(xiàn)了像阿爾杜塞和薩特這樣一些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而其本身又有很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學術(shù)活動使西方出現(xiàn)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shù)流派，“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在各個學術(shù)領(lǐng)域進行研究，做出了一些學術(shù)性很強、并不為某個黨派的特殊政治目的服務(wù)的研究成果。這些人特別重視人類活動中文化的因素，如傳統(tǒng)、道德、價值體系、意識形態(tài)和組織形式等等，這是學術(shù)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有些人稱之為“文化馬克思主義”。湯普森的書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大背景中產(chǎn)生的。
  　　
  　　
  　　
  　　 湯普森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是英國（乃至歐洲）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代表作。它之所以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僅是因為作者自己這樣說，許多讀者這樣認為，而且更因為書中用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觀點解釋歷史，重視工業(yè)革命時期英國下層人民的經(jīng)歷。
  　　
  　　
  　　 不過，湯普森對“階級”有自己的理解，他在書中說：“我說的階級是一種歷史現(xiàn)象，它把一批各各相異、看來完全不相干的事結(jié)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經(jīng)歷中，又包括在思想覺悟里。我強調(diào)階級是一種歷史現(xiàn)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種‘結(jié)構(gòu)’，更不是一個‘范疇’，我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guān)系中確實發(fā)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jīng)發(fā)生）的某種東西。……當一批人從共同的經(jīng)歷中得出結(jié)論（不管這種經(jīng)歷是從前輩那里得來還是親身體驗的），感到并明確說出他們之間有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對立）時，階級就產(chǎn)生了?！保ㄔ瓡?頁，下同）這就是湯普森給“階級”下的定義。在這個定義里，我們可以看出：階級的“存在”和階級“覺悟”是同一的，存在不可能沒有“覺悟”，覺悟本身就是“存在”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不可能只有階級而沒有覺悟，階級不可能先于覺悟而存在。當一個人出生的時候（或是在出生后的某個時候），他就被置于某種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在這個關(guān)系中處于某種地位。但是，他對這種地位的認識并不與生俱有，他必須通過許多“經(jīng)歷”才能認識到這一點。當很多人“從共同的經(jīng)歷中得出結(jié)論”，感到他們的利益與其他人不同并時常對立時，他們就感到了共同的“存在”，也就是產(chǎn)生了集體的“覺悟”，只有在這個時候——在共同的“覺悟”產(chǎn)生之后，階級才終于“形成”。因此，“自在的階級”和“自為的階級”之間的差別是不存在的，有階級就必須“自為”，沒有覺悟的“階級”是不可想象的。湯普森把“階級”的概念與階級覺悟及其意識形態(tài)表現(xiàn)形式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反映了他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傾向。
  　　
  　　
  　　
  　　 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可以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為這樣一個階級的定義找到依據(jù)。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里談到19世紀中葉法國的農(nóng)民問題時曾說：“既然數(shù)百萬家庭的經(jīng)濟條件使他們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敵對，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由于各個小農(nóng)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lián)系，由于他們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guān)系，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lián)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93頁。）根據(jù)這段話，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們解釋說：這表明馬克思認為，僅僅有經(jīng)濟“利益的同一性”還不夠，階級的“形成”，還必須加上“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全國性的聯(lián)系”、“政治組織”等等。這就證明“存在”本身還不足以成為階級，階級的“形成”必須有觀念與思想意識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也說過“無產(chǎn)者組織成為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1頁。），這表明，他們不認為無產(chǎn)者的“存在”就是工人階級的存在，無產(chǎn)者必須“組織成為階級”。
  　　
  　　
  　　
  　　 那么，如何才能“組織成為階級”呢？答案是：通過工人的各種斗爭，無產(chǎn)者逐步聯(lián)合起來。個別的行動逐步發(fā)展成集體的行動，分散的活動逐步集結(jié)為有組織的活動，“他們甚至建立了經(jīng)常性的團體，……有些地方，斗爭轉(zhuǎn)變?yōu)槠鹆x”?！八麄兌窢幍恼嬲晒⒉皇侵苯尤〉玫某晒?，而是工人的愈來愈擴大的團結(jié)。這種團結(jié)由于大工業(yè)所造成的日益發(fā)達的交通工具而得到發(fā)展，這種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聯(lián)系起來。只要有了這種聯(lián)系，就能把許多性質(zhì)相同的地方性的斗爭匯合成全國性的斗爭，匯合成階級斗爭?！保ā豆伯a(chǎn)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0頁。）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用馬克思的這些說法論證他們的階級定義，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本書的理論背景。由此我們知道，為什么這本書被作者說成（也被多數(shù)評論家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作品。
  　　
  　　
  　　
  　　 從這個定義出發(fā)，湯普森把工人階級的“經(jīng)歷”看做工人階級“形成”的關(guān)鍵。湯普森說：“階級是社會與文化的形成，其產(chǎn)生的過程只有當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自我形成時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階級，就不可能理解階級?！保ǖ?1頁）?！敖?jīng)歷”是“存在”與“覺悟”間的紐帶，沒有這些經(jīng)歷，意識就不會出現(xiàn)，“覺悟”就不會生成，階級也就不能“形成”。所以，在這本洋洋數(shù)十萬言的恢弘大作中，他詳盡地考察了工人階級“經(jīng)歷”中的每一個方面：從勞動到生活水平，從組織到政治活動，從宗教情緒到文化娛樂方式。所有這些，都包括在他的“工人階級的經(jīng)歷”中，而正是這些經(jīng)歷，最終使“多數(shù)英國工人開始意識到他們之間的共同利益，他們的利益與統(tǒng)治者和雇主們對立”（第11頁），從而“形成”了階級。我們在翻閱這部巨著時，將不會奇怪書中如何不厭其煩地敘述那么多看起來似乎是毫不相干的瑣事，也不會奇怪那面面俱到、無所不包的細節(jié)如何會與工人階級的“形成”有關(guān)。湯普森向我們闡述的，正是他關(guān)于階級與階級“形成”的一個理論，正如他所說：“我想把那些窮苦的織襪工、盧德派的剪絨工、‘落伍的’手織工、‘烏托邦式’的手藝人、乃至受騙上當而跟著喬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從后世的不屑一顧中解救出來。他們的手藝與傳統(tǒng)也許已經(jīng)消失，他們對新出現(xiàn)的工業(yè)社會持敵對態(tài)度……他們的集體主義理想也許只是空想，他們的造反密謀也許是有勇無謀；然而，是他們生活在那社會劇烈動蕩的時代，而不是我們”；“階級是人們在親身經(jīng)歷自己的歷史時確定其含義的，因而歸根結(jié)底是它惟一的定義”（第11頁，第12—13頁）。
  　　
  　　
  　　
  　　 由此我們就不必奇怪：對工人在工業(yè)革命中的一切活動，湯普森幾乎都抱一種同情的態(tài)度，而很少指責它們“落后”、“無遠見”或“背叛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等等。這里的原因就在于：湯普森認為所有這些都是英國工人的“經(jīng)歷”，而正是這些經(jīng)歷促進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我們已經(jīng)知道這本書主要是表達湯普森關(guān)于階級和階級“形成”的理論，但由于它敘述的是英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時期，其涵蓋面又極其廣泛，因此不可避免地牽涉到許多重大的歷史問題，有些問題是英國史學界長期爭執(zhí)不休的。對所有這些問題，湯普森都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因此本書甫一問世，即在學術(shù)界引起巨大反響。
  　　
  　　
  　　 書的第一部寫“18世紀留傳下來的人民傳統(tǒng)”（第12頁），在湯普森看來，這些傳統(tǒng)包括以下四個方面。首先，是清教非國教派的思想與組織傳統(tǒng)，這從17世紀革命時期的“千年王國派”開始，經(jīng)過班揚的《天路歷程》和18世紀初的非國教教派組織，到18世紀中葉出現(xiàn)衛(wèi)斯理宗。湯普森認為，在這樣一個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新教非國教教派經(jīng)歷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后撤”，即從“千年王國派”堅強的戰(zhàn)斗性后撤到18世紀非國教教派對“內(nèi)在王國的反身自省”之上。湯普森說：“理解這種后撤——以及在后撤之后還剩下什么，對于理解18世紀的情況以及后來工人階級政治活動中一個持久的因素非常關(guān)鍵”。
  　　
  　　
  　　 到18世紀，在革命的理想破滅之后，非國教教派不再要求建立“圣人的國家”，而是努力適應(yīng)社會現(xiàn)實，力圖與現(xiàn)成的制度達成妥協(xié)。在這種妥協(xié)中，它們丟棄了原則卻保存了組織，使非國教傳統(tǒng)得以傳留下來?！斑@些教派在決意耐心地忍受‘現(xiàn)世之苦，”放棄其取得‘政府統(tǒng)治權(quán)’的希望時，卻也能夠把政治上的無所作為與一種蟄伏的激進主義結(jié)合起來，……一旦遇到比較合適的環(huán)境，它就會再次燃燒成燎原之火”（第30頁）。這樣，非國教的思想與組織傳統(tǒng)成為19世紀工人反抗斗爭的一個深刻的歷史根源。
  　　
  　　
  　　 第二種傳統(tǒng)是人民群眾自發(fā)而無組織的反抗行為，主要表現(xiàn)為群眾暴動、搶糧風潮、滋事騷亂等等。整個18世紀，這種人民的“直接行動”始終不斷，盡管它無組織、混亂、渙散，而且時常表現(xiàn)為漫無目標，但“在每次這種形式的大眾直接行動的背后，我們都能發(fā)現(xiàn)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權(quán)利概念”。英國人民始終認為他們的權(quán)益是受到習慣的保護的，認為自己有權(quán)采取直接的行動匡正社會時弊、維護“道德經(jīng)濟學”，這為日后工人的斗爭提供了歷史依據(jù)。
  　　
  　　
  　　 第三種傳統(tǒng)是英國人對“生而自由”的強烈認同以及作為“生而自由的英國人”的強烈自豪感。從17世紀革命時的平等派開始，經(jīng)過18世紀的許多人民運動（戈登暴動、威爾克斯事件等）和許多貧民思想家（戈德溫、斯彭斯等）的填補鍛造，到潘恩那里終于發(fā)展為集大成。湯普森對潘恩的《人權(quán)論》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它在形成工人階級意識方面起了無與倫比的作用。“《人權(quán)論》是英國工人運動的奠基之作”（第90頁），它和班揚的《天路歷程》一起，是英國工人的啟蒙教科書（第五章）。
  　　
  　　
  　　
  　　 第四種傳統(tǒng)就是法國大革命所激發(fā)的英國“雅各賓傳統(tǒng)”。法國革命在英國造成深刻影響，培養(yǎng)了人民的平等共和意識。下層勞動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權(quán)參加國家的治理，因而引發(fā)出工人群眾的激進運動。這種激進主義傳統(tǒng)從18世紀90年代延續(xù)到19世紀中期，是構(gòu)成工人階級“經(jīng)歷”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在法國大革命和英國民眾激進主義之間起橋梁作用的，是潘恩的《人權(quán)論》，因此《人權(quán)論》在激進主義運動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以上四種傳統(tǒng)就是英國工人階級在“形成”時從過去繼承下來的主要遺產(chǎn)。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湯普森在探討英國工人運動的成因時，并沒有從理論到理論地進行某種教條式的演繹，他從英國歷史的實際出發(fā)，著手于英國的特殊性，體現(xiàn)了英國歷史學求實、實證的傳統(tǒng)。
  　　
  　　
  　　
  　　 書的第二部分“從主觀因素轉(zhuǎn)向客觀因素，即工業(yè)革命時期不同工人集團的親身經(jīng)歷”（第12頁）。這一部分涉及的范圍之廣、內(nèi)容之豐富，實在令人咋舌，表現(xiàn)了湯普森廣闊的知識領(lǐng)域和深厚的史學功底。如果我們把它從書中抽出單獨作為一本書出版，題名為《工業(yè)革命時期英國工人的經(jīng)歷》云云，它也會成為一本傳世之作的，更何況它還組織在一個如此宏大的體系里，用以說明工人階級的“形成”理論呢！
  　　
  　　
  　　 這里所說的“經(jīng)歷”包括以下這些方面：工資、物價、生活水平、勞動條件和勞動紀律、宗教與道德、休閑與娛樂、婦女與兒童、工會與互助會組織等等。所有這些內(nèi)容，都最能體現(xiàn)“社會史”的研究范疇，湯普森自稱是“社會史學家”，這在書中的這個部分最能充分地表現(xiàn)出來。文中廣征博引，談古論今，令人不得不對湯普森作為
  　　“社會史學家”的崇高地位肅然起敬。
  　　
  　　
  　　 這一部分涉及到英國史學界長期爭論的最重大問題之一——生活水平問題。還在工業(yè)革命正在進行的時候，關(guān)于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問題就已經(jīng)引起同時代人的爭論。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引用官方各種資料說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亨利·梅休在英國各地進行廣泛的社會調(diào)查，結(jié)果寫成致《晨報》編輯部的82封信，也充分揭示了工人群眾遭受的苦難。19世紀下半葉，許多中等階級人道主義者繼續(xù)這種社會調(diào)查，證明在當時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中，貧困仍是一種普遍的現(xiàn)象。這使費邊社會主義者對工業(yè)革命中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持一種“悲觀”的態(tài)度；哈蒙德夫婦也支持這種立場。但“樂觀”派也大有人在，尤爾牧師1835年寫的《工業(yè)哲學》是系統(tǒng)地闡述“樂觀派”觀點的最早一本著作，在以后幾十年中，為這種觀點辯護的人不斷出現(xiàn)。20世紀初哈蒙德夫婦的“勞工三部曲”出版后，在生活水平問題上受到克拉潘的《現(xiàn)代英國經(jīng)濟史》的猛烈批判，這本書用大量統(tǒng)計數(shù)字得出一個“平均”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曲線圖，用以表明工人階級的實際購買力提高了，因此其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皹酚^派”的觀點在30年代占上風；到5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重新在這個問題上發(fā)起進攻，而“樂觀派”則堅守陣地，一直論戰(zhàn)到60年代初。就在這時，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出版了，為“悲觀派”提供了強大的生力軍。
  　　
  　　
  　　 湯普森認為：“平均”的生活水平是沒有意義的，“平均”只說明抽象的工人，而每一個具體的工人，那些受苦受難、饑寒交迫的手織工、織襪工、剪絨工等等，他們的痛苦就被悄悄地埋沒在這個“平均”水平之下，他們的苦難也就被完全掩飾了。他因此分門別類地逐一敘述各個工人集團在工業(yè)革命時期的生活狀況，表明受工業(yè)革命影響最大的這些人，如何落到了貧困的深淵。除此之外，湯普森還指出：單純的“量”不足以說明生活水平，“質(zhì)”的因素必須考慮，而且也許更重要。即便某些工人在實際收入方面確實有所提高，但他們喪失了對自己勞動的控制權(quán)，喪失了“獨立”，喪失了娛樂和休閑，喪失了與家人團聚在一起的天倫之樂，他們必須服從嚴格的勞動紀律，成為生產(chǎn)與機器所控制的仆人。這些代價，是補償不了物質(zhì)生活的某些改進的。湯普森以他“生活水平的質(zhì)”的概念投入論戰(zhàn)，使生活水平問題向更廣闊的方向發(fā)展。
  　　
  　　
  　　 與此同時，湯普森還討論了衛(wèi)斯理宗對工人運動的影響。衛(wèi)斯理宗是18世紀中葉由國教內(nèi)部產(chǎn)生的一個新教派，它重視在勞動人民中傳播“福音”，引起下層人民狂熱的“宗教復(fù)興”。湯普森認為，衛(wèi)斯理宗一方面改造了勞動人民桀驁不馴的性格，使他們成為有自制能力的新人，從而為即將到來的工業(yè)革命培養(yǎng)了第一代懂得服從和遵守紀律的工人。但另一方面，衛(wèi)斯理宗為工業(yè)革命時在現(xiàn)實中總是遭受挫折（包括反抗斗爭中失?。┑墓と颂峁┝司裆系谋茈y所，因為“強調(diào)來世的任何宗教都是失敗者和失望者的千年王國”（第381—382頁）。衛(wèi)斯理宗由于不肯拋棄任何一個“被遺棄的人”，堅持在普通勞動人民中傳播上帝的聲音，因此得到勞動者的擁護，使他們在宗教中尋找到一絲慰藉。勞動者在衛(wèi)斯理宗的小組討論會、群眾性的露天布道、野營傳教活動以及擔任地區(qū)及班組負責人和俗人傳教士的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價值，從而為形成某種“覺悟”創(chuàng)造了條件。而且，所有這些形式又都為日后的工人運動提供了現(xiàn)成的借鑒，使他們獲得了組織工作的經(jīng)驗。湯普森沒有對衛(wèi)斯理宗這樣一劑“宗教鴉片”作簡單了事的判決，而是從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受苦人的角度來解答這樣一個問題，即“衛(wèi)斯理宗為什么能夠成功地發(fā)揮既作為剝削者的宗教又作為被剝削者的宗教這樣雙重的作用呢？”（第375頁）
  　　
  　　
  　　
  　　 書的第三部分題為“工人階級的存在”，實際上是寫19世紀最初30年代工人階級的政治史，“從盧德運動開始，到拿破侖戰(zhàn)爭結(jié)束時那些可歌可泣的年代。最后，還對19世紀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論和階級覺悟的某些方面進行探討”（第12頁）。在這一部分中，作者滿懷深情地描述了工人階級有組織反抗的經(jīng)歷，在他的筆下，被統(tǒng)治者長期認定是“叛逆”、“罪犯”的工人運動領(lǐng)袖都還了歷史的本來面目，而成為在本階級解放事業(yè)中英勇獻身的大無畏英雄。作者的同情心躍然落于紙上，他對工人階級的每一種反抗形式都給予同情的評價，而不管它看起來是如何“原始”、如何魯莽甚至不合情理。他認為那些就是英國工人在工業(yè)革命時期的主要經(jīng)歷，都導(dǎo)致工人階級的最終“形成”。他不愿站在后人的高度上來指責前人的“幼稚”，他只愿依照他筆下那些人物的立場去理解他們那個時代。這種歷史主義觀點使他對“英國傳統(tǒng)”充滿了感情，讀湯普森書的這一部分，就如同讀一部英國工人的荷馬史詩，其可歌可泣、英勇悲壯，令人淚下！
  　　這一部分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英國工人是否有革命暴力的傳統(tǒng)。哈蒙德夫婦否認這種傳統(tǒng)，他們把19世紀最初二十年中一再出現(xiàn)的革命密謀乃至真實發(fā)生的武裝起義都說成是托利黨政府派遣的奸細人為造成的結(jié)果，其目的是為托利黨的高壓政策編造合理性，從而鞏固托利黨一黨的統(tǒng)治。湯普森嘲笑這種說法，說政府派出數(shù)十萬軍隊，疲于奔命，風聲鶴唳，結(jié)果只是為捕捉連政府自己都不相信的暴動神話，這在一個有健全頭腦的人，是不可想象的。盡管如此，哈蒙德夫婦的說法卻在史學界流行了幾十年。湯普森詳細追述了英國工人運動中每一次暴力活動的痕跡，他試圖要做的，就是徹底糾正哈蒙德夫婦在黨派偏見驅(qū)使下造成的歷史扭曲。
  　　
  　　
  　　 最后應(yīng)該說明，湯普森決不認為英國工人在工業(yè)革命時期的反抗斗爭僅僅是對生活條件惡化作出的反應(yīng)，而哈蒙德夫婦、費邊社知識分子乃至英共黨員作家都曾作出過這種解釋。湯普森強調(diào)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組織形式的重要性，強調(diào)非經(jīng)濟方面在階級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強調(diào)階級在客觀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時又主觀地形成自己的過程。
  　　
  　　
  　　
  　　 以上這些就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本書的主要觀點。由于它內(nèi)容廣泛，特點鮮明，因此自書出版之后，就一再受到各方關(guān)注，贊同和反對的意見層出不窮，形成經(jīng)久不衰的史學大辯論。直至今天，在書出版三十多年后，凡研究工業(yè)革命時期的英國史，而不去看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的，仍舊行不通。這本書已成了這一時期英國社會史和勞工史的經(jīng)典之作，是創(chuàng)學派的開山之舉。三十多年中，圍繞著湯普森提出的許多問題，英國史學界展開了持久的討論，引發(fā)出一大批專門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經(jīng)產(chǎn)生很大影響，形成一個明顯的學術(shù)派別。即使是反對湯普森的人，無論是從“左”的還是從右的方面反對，他們也都不得不在湯普森提出的問題范圍內(nèi)發(fā)難，以求攻其一點。湯普森的這本書，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將仍然發(fā)揮巨大的影響。它的影響甚至已經(jīng)超越英國歷史的范圍了，它提出了全世界（至少是歐洲）早期工人運動史上許多帶普遍性的問題，還有工業(yè)化時期許多國家都會產(chǎn)生的某些問題，因此它的理論框架甚至可適用于英國以外的國家。由此，《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取得了國際聲譽，湯普森也躋身于國際最知名的當代歷史學家之列。他的書已翻譯成許多文字，成了全世界共同的文化瑰寶。
  　　
  　　
  　　 但這樣一部杰出的作品，卻到80年代初才為我國歷史學界所聞。當時首批來華作學術(shù)訪問的英美學者，發(fā)現(xiàn)中國史學界竟無人知道這本書以及這本書的作者時，顯然是大吃一驚。中國的門戶關(guān)得太緊了，中國與世界隔絕了太久！文化本來是全人類共同的財產(chǎn)，隔絕自己，只會造成自己的落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交往日密，文化與學術(shù)溝通也日趨增強。中國逐漸了解世界，世界也逐漸了解中國。本來有許多隔閡是文化上的差異造成的，增進文化交往，能促進世界的和平與進步。
  　　
  　　
  　　 80年代初，我在美國買到這本書；不久英國友人贈給我們的書中，也包括這本書。知道湯普森的中國人逐漸多起來，國內(nèi)好多單位也開始購進他的作品。然而能夠用英文閱讀并且接近這本書的人終究是少數(shù)，出一個中文本似乎成了需要。1985年，湯普森教授和他的夫人（多蘿茜·湯普森，也是一位歷史學家）訪問中國，在南京大學作短期講學。當時，所有在校的外國留學生（十幾個國家，一百多人）聽說他來了，竟全體出動聽他演講，足見他在國際學術(shù)界的巨大影響。于是，我們更加認識到應(yīng)該翻譯這部作品，讓它為更多的中國人所知曉。翻譯的建議提出來了，得到商務(wù)印書館的大力支持，還在我的老師蔣孟引先生在世時，就已經(jīng)規(guī)劃翻譯方案。但由于種種原因，實際的翻譯工作竟拖了這么長時間才完成，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憾事。
  　　
  　　
  　　
  　　 翻譯工作最終是由我們幾個中青年學子承擔的，我們幾個人，都學過英國史專業(yè)，對英國歷史比較了解，而且和湯普森教授有過交往，至少是親耳聆聽過他的課。但翻譯這本書還是有很大的困難，除了專業(yè)知識方面的欠缺外，還加上他的文筆太好，通篇竟如同一部哲學性很強的敘事散文詩一般！〔他年輕時曾想當一名詩人。美國歷史學家亨利·阿貝洛夫曾經(jīng)說：書名中“形成”（Ｍａｋｉｎｇ）這個詞暗含著湯普森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向往，因為在古英語中，寫詩的人可以被稱作“創(chuàng)作家”（Ｍａｋｅｒ），這兩個詞在英文中都出自“ｍａｋｅ”。（參看阿貝洛夫：《評〈理論的貧困〉》，載《歷史理論》，第21期，1982年。）〕另外，他引用的史料中，有許多是當時下層人民的俚語、口語，甚至文字不通之語，為保留史料的準確性，他對此全都不加處理，這又增加了翻譯工作的難度。雖然我們竭盡全力希望譯好，但也許還是力不從心，在這里特請讀者和作者原諒。
  　　
•   　　此書蒙多年前湘姐推薦，稍有接觸。但生性懶散，遲遲未畢。近日幸為作業(yè)所迫，得以閱畢。間有不解，復(fù)覽而明。
  　　想我國朝新時代之工人階級漸次形成，蟻族工蜂、白領(lǐng)藍翔，不絕于耳；血淚呼號，不減英倫。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不禁掩卷為之惻然耳。
  　　公元兩千零一十一年十月夜，記于合眾國圣路易。
  　　公元兩千零一十二年秋改畢。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3. 848. Pp.
  　　
  　　“Nevertheless, when every caution has been made, the outstanding fact of the period between 1790 and 1830 is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This is revealed, first, in the growth of class-consciousness,” and “second, in the growth of corresponding forms of political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194). E.P. Thompson’s book tells us about how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coalesced in the period from the 1790s to the 1830s. Thompson provides us with abundant details about the varieties of lived experience of the English workers at that time to show how they could come to regard themselves as sharing a common “experience.” He sketches a scene of the struggles of these workers, revealing their screams, their cries, and their history, which was full of blood and tears. Based on the focu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ssues and class-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makes a case for class as a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in a way that departs from “orthodox” Marxism.
  　　The book begins with “The Liberty Tree,” the culturally available resources left by British history. These include the tradition of Dissent, which included dominations such as the Independents, Presbyterians, Congregationalists, Quakers, and Baptists (modified by Methodist revival), which could “combine political quietism with a kind of slumbering Radicalism” (p.30); the traditional notions of the “birth-right” of Englishmen; and the ambiguous tradition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Mob” (pp.24-25). Riots, the mob, and popular notions of “free-born” rights are viewed as “sub-political” traditions (p.59). Thompson finds that the London crowd should not be simply identified as ruffians or a part of criminal element, but he also emphasizes that we can observe the crowd well from concrete issues. For example, the Gordon Riots of 1780 clearly showed the three phases that popular agitation would pass through (p.71). Beside the agitated institution, the obscure feeling of defending rights is also crucial. In this section, the influential views of Thomas Paine play a key role: “We can almost say that Paine established a new framework within which Radicalism was confined for nearly 100 years, as clear and as well defined as the constitutionalism which it replaced” (p.94). However, with the suppress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Jacobins, the disorganized and persecuted working people struggled to hold their organization, thus societies such as Sheffield, including their rights-claiming etc. are discussed in the book.
  　　Part Two, “The Curse of Adam,” examines some personal/private experiences (living standards: goods, homes, life, childhood) of different kinds and groups of workers. Their achievements and their painful lives reflect new kinds of working disciplines and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Unlike the Dissenting sects, the Methodists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a special way: In addition to the forms of popular meetings they provided, Methodist practices included the “collection of penny subscriptions and the ‘tickets,’ so frequently borrowed by radical and trade union organizations, but also an experience of efficient centralised organization” (pp.43-44).
  　　The third part, “The Working-class Presence,” covers the varieties of riots and movements, relating to the people who engaged in them: Chartists, Owenites, Radical Westminster Committee, Edward Despard, Informers (turncoats or mercenary volunteers, nit an organized group though), Croppers, Stockingers, etc. Thompson finds that the secret political tradition, suffering from its weakness in propaganda (secretive and small-scale) and suspicious environment, could not survive unless it joined with the secret industrial tradition (p.494). And of course the Luddite movement should be highly noticed as this kind of joint character, given its organization. The sources of Thompson’s narrate are appealing: it is based on an abundant source base of pamphlets, archives, public and governmental records, periodicals, etc., and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expanding the classical Marxism theory. Th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the book, with the depiction of details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the documents and resources, becomes very powerful.
  　　In what follows, I would like to analyze three aspects of Thompson’s book. First,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ompson’s revision of Marxist theory (or the context of Marxist doctrine), which innovates on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n and the outcome of experience away from an economic-determined explanation, should be deeply affirmed. It could be viewed as an alternative way of analyz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Many scholars find that Thompson abandons the economic determinism of traditional Marxism, in favor of what could be called a kind of cultural Marxism. I would argue that eve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isms are rejected by Thompson. The historically-conditioned relationships that inform experi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re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Thompson. William H. Sewell, Jr. points out that Thompson adopts a much looser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conditions to social experience and consciousness. (“How Classes Are Mad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E. P. Thompson’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Formation,” in Harvey J. Kaye and Keith McClelland eds. E. P. Thomp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 Press, 1990, pp.50-77.) Sewell, however, also finds that Thompson fails to face the productive relations in which the working class actually existed. In so doing, Thompson implicitly affirms what he wants to deny: the class, which is economically structured,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workers’ consciousness. As a way of moving past the problem of the class struggle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 I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class could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personal identity, which is not fully generated by productive relations. The common experiences of workers, as Thompson argues, will lead them to “feel and articulate the identity of their interests as between themselves.” (p.9) While Raymond Williams defines culture as a whole way of life, Thompson views it as a struggle of different ways of living. It is in this meaning that the common experience and identity of workers are formed.
  　　Second, by highlighting this kind of identity and daily life, Thompson actually keeps on inaugurating a new kind of historical writing, which would later become known as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The influence of Thompson’s work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is significant. On the one hand, in the wake of scholars such as Richard H. Tawney, “history from below” had become a pursuit for British historians. On the other hand, cultural history borrows from the older tradition of German historiography known as “Kulturgeschichte.” Jacob Burckhardt’s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shows various lives in the Italian cities during the Renaissance. Johan Huizinga’s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had already shown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mentality in an age. The study of collective memory was on its way to prominence (and was largely developed by the French scholars). At this point, the work of Thompson leads and enhances the trend toward the study of daily lives, memory and popular culture.
  　　The studies about construction of custom, culture, mentality, crowd, and class were raised in the next several decade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ompson’s work. Thompson’s work also has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German scholars’ interest in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the daily lives of historical subjects (e.g. class relations) by cultural perspective (e.g., H. Medick, A. Lüdtke, D. Sabean, G. Sider). The 1960s were a period dominated by structuralism, but Thompson tries to save the stockingers, croppers, weavers, and artisans from an unfair historical ideology by depicting specific activities of the workers who assembled to criticize the Bible in the factory, to discuss politics in the pub, to form their own organizations, etc. Sewell finds that Thompson actually uses synchronic depictions broadly but that he disguises them within an explicitly diachronic approach. It could be argued, however, that Thompson actually finds structure to exist i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His insistence of explicating diachrony should be viewed as a rebellion against the form of structuralism popular at that time, rather than an approach that he really ignores or rejects.
  　　Third, the evidence Thompson supplies lends considerable support to his overall framework. Thompson reveals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workers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for instance, even the cotton-spinners in 1818 Manchester, who, after their payments were deducted, were only left with 18s. 4d. (pp.243-244). Beginning with the miserable story of Thomas Hardy, the author rescues the working class status from what he calls the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 (p.12). As Chengdan Qian has noted, the discourses of Fabianism and liberalism influenced the pessimistic historical views towards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in the industrial process. (“From Weber to Thompson,” History of the World 6, 1984) Liberal historians would even contend that the Tory government appealed to the illusory threat of “violent revolution” in order to justify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political reforms.
  　　In fact, Thompson compels us to notic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riots in Britain: “spontaneous popular direct action” and “the deliberate use of the crowd as an instrument of pressure, by persons ‘a(chǎn)bove’ or apart from the crowd.” (pp.62-63). “Traditional” Marxists, for their part, tend to ignore the role of British traditions. Against whom is Thompson arguing? It is obviously that the New Left tries to reinterpret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England. The Whigs’ clichés that lower people and the riots are meaningless should be abandoned. The focus on 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supplied by Fabianist historians and liberal historians’ sympathy toward workers’ resistance (against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political oppression) are inherited by Thompson. At the same time, he quarrels with the trend of obscuring the agency of worke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here is the Fabian orthodoxy, in which the great majority of working people are seen as passive victims of laissez faire,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handful of far-sighted organizers” (p.12).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orthodoxy of the empirical economic historians, in which working people are seen as a labour force, as migrants, or as the data for statistical series” (p.12). Thompson also resists what he regards as the error of reading history “in the light of subsequent preoccupations”: “There is the ‘Pilgrim’s Progress’ orthodoxy, in which the period is ransacked for forerunners” (p.12). Or,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whe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encountering the problems of ‘take-off’,” “the generations of workers between 1790 and 1840 sacrificed some, or all, of their prospects of increased consumption to the future” (p.204). We cannot sacrifi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dividual workers in the interest of “improvement” or “progress” 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s at that time. Nor can we obscure differences out of regard for the welfare state or the happiness of “majorities.”
  　　In addition to the classified analysis, Thompson is also concerned with showing how the religious or spiritual concerns affected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formation. What role did Methodism play in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Thompson denies that at first “Methodism was no more than a nursing-ground for Radical and trade union organizers” (p.41). But at another level, “Methodism was in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a growth in the self-confidence and capacity for organization of working people,” as Sauthey indicated in 1820. Thompson goes on to argue that “throughout the early history of Methodism we can see a shaping democratic spirit which struggled against the doctrine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which Wesley imposed” (p.42).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seems to be crucial in distinguishing Methodism from other religious sects, given “the temporary permeation of Methodism by some of the self-governing traditions of Dissent, and the transmission to working-class societies of forms of organization peculiar to the Methodist Connexion” (p.43). Even if the function of Methodism in shaping the working class is obvious, Thompson still does not attribute all the efficacies of class forming to Methodism. He cites Sauthey to reveal that the Methodists made of religion “a thing of sensation and passion, craving perceptually for sympathy and stimulants.” Of course, he argues that compared to other religious, Methodist theology “was better suited than any other to serve as the religion of a proletariat … to feel themselves to be ‘elected’” (p.362). From the case of Methodism, we can see Thompson in fact shows the procedures that “make” class by both organizational manipulation and spiritual foundation. These two parts show both economic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Thompson’s “making” theory is therefore not just a simple “determination” or “cultural Marxism.”
  　　Thompson’s narrative abounds with individuals full of emotion and unique experience, real men and women, and concrete daily lives. He punctuates his narrative with dramatic plots. Dissatisfied with the fact that “nearly all the classic accounts by contemporaries of condition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re based on the cotton industry,” (p.192) Thompson, with the ambition of “seeking to rescue the poor stockinger, the Luddite cropper, the ‘obsolete’ hand-loom weaver, the ‘Utopian’ artisan, and even the deluded follower of Joanna Southcott” from “the 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 (p.12) seeks to discuss these kinds of workers one by one. Yet, only the weaver and the artisan are discussed specifically, thereby leaving the stockinger and the cropper in relative obscurity, even though he argues for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he categories of workers surely influenc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ir movements and their political tendencies. As Thompson observes, “Jacobinism…struck root most deeply among artisans. Luddism was the work of skilled men in small workshops. From 1817 onwards to Chartism, the outworkers in the north and the Midlands were as prominent in every radical agitation as the factory hands” (p.193). It is therefore crucial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ose categories. It is also curious that Thompson does not explore the division found in the 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 that he established before. Categories of servants included farm servants (hired by the year or the quarter), regular labour-force (more or less fully employed the year round), casual labour (paid by day-rate or piece-rate) and more or less skilled specialists (might contract to job) (p.215). Although this would make Thompson’s task much more difficult, describing these hinds of workers one-by-one would produce a more convincing result, whether from a statistics standpoint or from a more qualitative perspective.
  　　Thompson argues that “coll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was indeed the great spiritual gai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830). Hence, the Chartists, never forgetting to get the vote, served as the key points of political power or social control. So I insist on the useful conception of “experience,” which indicates 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s self-consciousness. Collective experience is not the only factor in deciding the formation of class, but it is nevertheless a basic factor. Why did workers view themselves as a new class? The benefits, the ways of life,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and broad connections (and if there wer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ings will be better) could propel a “class” from “experience” (social being) to “consciousness” (social consciousness). Thompson’s work indicates a “conscious” realm and an implied “agency” by emphasizing the feeling and identity of workers and their activities/practices. He mentions in many places to express his opinions of those kinds of feelings: “When we speak of ‘imagery’ we mean much more than figures of speech in which ulterior motives were ‘clothed.’ …The imagery is itself evidence of powerful subjective motivations, fully as ‘real’ as the objective, fully as effective, as we see repeatedly in the history of Puritanism, in their historical agency.”…“It’s the sign of how men felt and hoped, loved and hated, and of how they preserved certain values in the very texture of their language” (p.49). He uncovers workers’ voices by engaging the concrete experience of ordinary people. Radicals, journalists, workers, and Owenites all vividly wrote and read, from newspapers to pamphlets, to handbills. That is the reason why small groups or communities could finally become a real class. T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ompson and Louis Althusser. Only based on the confidence of “agency,” we can find, as the workers themselves announced: “That the number of our Members be unlimited” (p.21).
  　　
  　　Boyi Chen(Department of History,Wash U)
•   　　‘1 重視文化傳統(tǒng)因素。2 階級是歷史上實際發(fā)生的社會關(guān)系。3 區(qū)別階級經(jīng)驗和階級意識。4 階級形成和工業(yè)革命的關(guān)系’
  　　湯普森同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區(qū)別。
  　　
  　　‘如果能記住階級是一種關(guān)系，而不是一個東西，那就不會這樣來思考問題了，……階級是人們在親身經(jīng)歷自己的歷史時確定其含義的，因而歸根結(jié)底是它惟一的定義。”在他看來，生產(chǎn)關(guān)系是一個階級社會中人們之間所有的關(guān)系，基礎(chǔ)同時也就是上層建筑?！?br /> 　　階級并非一種作為客觀物質(zhì)的屬性，而是活生生的人與人的狀態(tài)。
  　　
  　　‘手工紡織工人在人數(shù)上仍然多于棉紡織工廠和絲廠紡織的工人總數(shù)。工廠工人遠不是工業(yè)革命的長子，而是后來（40年代）出現(xiàn)的。工匠是工業(yè)革命初期勞工運動主力，工人階級是在作坊而非工廠內(nèi)誕生的’
  　　工人階級的身份并非出于經(jīng)濟劃分。
  　　
  　　‘也許基礎(chǔ)/上層建筑的模式有助于說明統(tǒng)治階級的制度與意識形態(tài)，有助于說明支撐其統(tǒng)治及權(quán)力的結(jié)構(gòu)模式，但是它不適合用于對被統(tǒng)治階級的描述。因為被統(tǒng)治階級的風俗習慣和思想價值觀是內(nèi)在于生產(chǎn)模式之中的（完全不同于統(tǒng)治階級的），是與他們自身日常生活更替的過程及他們自身的物質(zhì)條件相整合的。也就是說，他們的生活實踐常常構(gòu)成了他們的生產(chǎn)活動自身。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論關(guān)懷，才引出了“經(jīng)歷”（Experience）——湯普森最有名也最富爭議性的理論概念。’
  　　下層文化的自主性，即下層的文化并不嚴格結(jié)構(gòu)于上層建筑中。
  　　
  　　‘當他們還在宗教教義中表達自己的愿望，認為自己與雇主還同屬于上帝的子民，還沉醉于生而自由的英國人的夢想時，他們還沒有形成階級。光有物質(zhì)利益的對立或社會存在，還不能形成階級；只有當工人們意識到這種對立，而意識到這種對立構(gòu)成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關(guān)系的主軸時，階級才產(chǎn)生?！?br /> 　　想象的共同體——共同認同意識的重要性。
  　　
  　　‘如果階級經(jīng)驗看上去是被決定的，階級意識則不是’
  　　能動不是被決定的。
  　　
  　　‘我們可以說具有相似經(jīng)歷的相似職業(yè)集團對問題會作出合乎邏輯的相似反應(yīng)，但決不能說這里面有“規(guī)律”。階級覺悟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會以相同的方式出現(xiàn)，但決不會有完全相同的方式。
  　　階級是人們在親身經(jīng)歷自己的歷史時確定其含義的，因而歸根結(jié)底是它唯一的定義?！?br /> 　　決定性并非如此決定。能動的經(jīng)歷更加決定。
  　　
  　　‘人們有可能形成他們自己的一些東西，而不是完全由歷史來形成“他們”?！?br /> 　　能動性不僅僅能動，畢竟具體形態(tài)幾乎全是“能動”出來的。
  　　
  　　‘湯普森的理論糾正了在他之前純粹以計量方法分析物質(zhì)財富來劃分階級的偏頗。后者以精確的定量分析來為階級劃分、生活品質(zhì)等等問題定性，無法說明工人的主觀能動性，也無法展示歷史過程是人的創(chuàng)造過程這一事實，這一切，都有違馬克思主義的本義。’
  　　活生生的人是無法被計算的，因為人太復(fù)雜，蝴蝶效應(yīng)使得對人的計算漏洞百出。經(jīng)濟即使最為關(guān)鍵，也不能作為可供唯一化約的因素。
  　　
  　　‘他拒絕威廉斯將文化定義為“整個生活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而視文化為一種不同生活方式間的斗爭。湯普森的文化更多是由處于社會階級范圍中相互競爭的利益與力量間的摩擦、碰撞所構(gòu)成的?！?br /> 　　文化的斗爭性——將后人引至葛蘭西的文化領(lǐng)導(dǎo)權(quán)理論。
  　　
  　　‘沒有一種先驗優(yōu)良的生活方式，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強迫人們告別自己習慣的生活方式，就形成強制，就會引起抗拒。就這點而言，湯普森持的是生活理想的不可通約的多元論立場，而不是理性主義的立場。’
  　　文化無高下。
  　　
  　　‘湯普森相信，“工業(yè)革命時期，人們失敗了的某些事業(yè)，也許能讓我們看清至今仍須整治的某些社會弊病”，并且，那些在英國失敗了的事業(yè)，說不定會在仍然面臨工業(yè)化帶來的種種問題的亞洲或非洲取得勝利。因此，敘述、分析失敗者的歷史可能是實踐歷史學價值更為有效的手段?！?br /> 　　成功者之外的歷史也許更加重要。
  　　
  　　‘當農(nóng)場主成為紳士的時候，他們的勞工都變成了奴隸?！?br /> 　　不只是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和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變化，是整個生活形態(tài)的變化。而社會生活狀態(tài)的屬性也絕不僅僅是有關(guān)生活水平，而更加有關(guān)生活方式。
  　　
  　　‘衛(wèi)斯理宗的神學依靠其雜亂無章的機會主義，成為比任何別的神學都更適合于為無產(chǎn)階級服務(wù)的宗教?！?br /> 　　人民需要蠱惑。
  　　
  　　‘湯普森對于道德經(jīng)濟學的研究給了一個歷史社會學的新角度。當經(jīng)濟上的壓迫觸到了道德經(jīng)濟學的底線，即人們道德承受的閾值，暴動就成為自然合理的，英王甚至會因為道德經(jīng)濟學而承認其治下的暴動為合法。’
  　　資本主義邏輯，則穿越了道德經(jīng)濟學的底線。這才是經(jīng)濟危機頻發(fā)的文化原因。
  　　
  　　
•   　　片斷一：有關(guān)本書寫作手法
  　　第一部寫傳統(tǒng)源流，第二部寫客觀環(huán)境和狀況，第三部寫運動事件，即形成的過程：所謂“making from events”。
  　　“思想源流-客觀環(huán)境-形成過程”是歷史文化研究的有效寫作模式，參見《想象的共同體》。
  　　
  　　片斷二：有關(guān)歷史社會學研究方法
  　　作者采用歷史社會學的手法，能夠回到海量的第一手初始資料，從實際在地狀況中重新審視和發(fā)現(xiàn)出相對更加客觀的結(jié)論。
  　　社會學作為非常重要田野調(diào)查和實證統(tǒng)計歸納的社會科學，在思考方法上同憑借靈感和“空想”的人文學科差別巨大，這種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在歷史社會研究中更為有效和真實。然而，歷史社會研究中的“真理”往往出于人文學科的“空想”，因此基于海量原初資料的社會學分析在歷史研究中顯得更加寶貴。
  　　湯普森本書的發(fā)表，駁回了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專注工廠的理論，樂觀派作出的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提高的結(jié)論，證明了費邊主義作出的工人階級悲慘狀況的回溯。這種狀況讓人們深切體會到，人文空想面對實證研究是多么的脆弱。而這種實證研究，又必須是基于海量原初資料的社會學研究，否則如樂觀派一般只是得出片面技術(shù)統(tǒng)計之后的空想。
  　　普通實證研究之所以經(jīng)常因“缺乏人文關(guān)懷”被人們批評，常常是由于其“實證”不過是片面的技術(shù)統(tǒng)計，而其空想則由于這些確鑿的技術(shù)統(tǒng)計而讓空想者過于自信乃至傲慢。由于人的復(fù)雜性，對于人的研究往往出于某些小的誤差或某些屬性的忽略而使結(jié)論如蝴蝶效應(yīng)般的差異巨大，自然難談“正確”。這些片面的“實證”導(dǎo)致的“無正確”結(jié)論結(jié)合傲慢，自然缺乏人文關(guān)懷。
  　　由此我們自己在學習研究文化理論的時候，也應(yīng)當注意到理論僅僅是理論，可以作為視角，不可代替實證在地研究。做學術(shù)時切不可把現(xiàn)象和事實套入理論，就認為是理論“得到證明”大功告成了。文化理論作為一種人文主義的批判理論，更加有注重個體人文修養(yǎng)的哲學性，而不是群體社科研究的科學性。
  　　
  　　片斷三：有關(guān)決定性
  　　決定性并不是一個一維線性的流程。而能動性也不僅僅是一個起加速延緩作用的調(diào)節(jié)器。
  　　決定性一端的“因”導(dǎo)向的是有限范圍卻無限可能的“果”，而決定性另一端的“果”也是由有限范圍卻無限分支的“因”導(dǎo)致的。因此決定過程至少是二維的。而因果兩端的那些無限分支的狀態(tài)，卻會被眾多難以確定的“能動性”左右。這些不確定的能動性造成了決定過程的第三維。在這三維的決定過程中，我們?nèi)绾魏谜f一維的那個“主要的”因果關(guān)系是“決定性”的呢？
  　　例如資本主義邏輯的形成，可以演變?yōu)橛墓h改良主義，可以演變?yōu)槎韲墓と烁锩?，可以演變?yōu)橹袊挠栒ㄔO(shè)。面對如此不同的“果”，湯普森認為，所謂的“決定性”根本不是決定性，至少不配作為決定性。
  　　在三維的形成過程中，決定性的終點顯然不是早就被邏輯推定的客觀自然的概念。能動性在此不只是能動而是起到了“共同決定”的作用。
  　　
  　　片斷四：有關(guān)下層文化
  　　馬克思傳統(tǒng)理論認為，經(jīng)濟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在二元的決定和能動關(guān)系中，反映了人類社會的生活形態(tài)。湯普森在描述了第三元，文化特別是下層文化的作用。
  　　后人研究歷史時，往往只能在歷史書寫中讀到上層建筑的敘述：政治、軍事、“偉大的”藝術(shù)、“文明的”生活方式。而實際上，上層建筑能否直接作用到歷史書寫之外的廣大下等賤民，相當值得疑問。在近幾十年興起的歷史社會學研究中，我們就能體會到，如不是學者們“刻意挖掘”歷史的邊角料，我們永遠也不會想象得到當時的社會是那樣的形態(tài)。
  　　處于“進化的”上層建筑歷史書寫之外的下層文化，擁有自主的一套文化邏輯和秩序。正如書中提到的，19世紀英國富人區(qū)的居民對于隔壁貧民窟居民的了解不會比他們對中國人的了解多。如此自主的下層文化，完全可以不受上層建筑變化的影響，如果不是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這樣的前所未有的經(jīng)濟基礎(chǔ)異質(zhì)變化或者大革命這樣狂熱于改造世界的民粹激進運動。
  　　而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更多的是源于其下層文化傳統(tǒng)而非產(chǎn)業(yè)工人階級新環(huán)境。因此，工人運動的主力往往是手工匠而非產(chǎn)業(yè)工人。我們在定義“工人階級”之時，如果把標準基于“下層”而非生產(chǎn)資料經(jīng)濟所有制，就能夠非常合理自然地把英國的工匠、中國的農(nóng)民納入“底層階級”。如果不是如此，工匠就是小資產(chǎn)階級，農(nóng)民是“落后于時代”的農(nóng)民階級，馬克思主義的人文關(guān)懷就會大打折扣。
  　　由此推及當前的左派關(guān)注領(lǐng)域。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由于關(guān)注對象是由生產(chǎn)資料經(jīng)濟所有制來區(qū)分的，所以左派理論從當初關(guān)切底層產(chǎn)業(yè)工人的生存權(quán)利，變成關(guān)切同樣“無產(chǎn)”卻生活無憂的中產(chǎn)階級在資本主義環(huán)境下的精神桎梏，進而轉(zhuǎn)向?qū)ι贁?shù)派“異端”的權(quán)利的關(guān)注。如果我們讓馬克思主義的原點回到對基于文化的下層人民的關(guān)切，那么我們現(xiàn)在的關(guān)切對象就會是相應(yīng)的中國的農(nóng)民、非洲的難民、拉美化國家受到的剝削等等。這樣仿佛比關(guān)注同性戀、女權(quán)、消費社會更加“馬克思”。當然，如果我們已然處在中產(chǎn)階級為主流的社會中，我們是可以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要關(guān)注點放在中產(chǎn)階級受到的文化壓迫上。
  　　
•   湯普森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www.tao8783.com
•   這位同學，莫非你說的是周湘老師？
•   這位同學，你猜對了。
•   mark, 慢慢看。貌似是chavs的學術(shù)版。
•   “想我國朝新時代之工人階級漸次形成...不禁掩卷為之惻然耳”，我在讀《大轉(zhuǎn)型》的時候也深深有這種體會。常覺得如果重新選擇一次專業(yè)我一定會選歷史，可能是因為這種跨越時空的似曾相識感太讓人陶醉吧，呵呵。
  對了，下周如果天氣好，我打算抽半天去鄉(xiāng)野走走。博翼兄有興趣否？
•   好，可去個歐式雜亂風情小鎮(zhèn)
•   呵呵好啊，我記得有個State Park里有個小鎮(zhèn)，待我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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