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

內(nèi)容概要

簡介：
本書是移民史的一部經(jīng)典著作。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大批波蘭人移民到美國，構成了美國一個相對獨立的移民社區(qū)。本書對這一部分波蘭移民進行了考察，揭示了移民心態(tài)的變化。此后，作者談到了伴隨移民活動而出現(xiàn)的美國社會的混亂，并對波蘭移民社區(qū)中的種族問題進行了評析。
引   言
埃利·扎列茨基  一個新的歷史學派——社會史學的發(fā)展，使上一代人對美國歷史的理解發(fā)生了革命性的改變。鑒于以前的史學家側重研究權力的高層現(xiàn)象——政治、戰(zhàn)爭、高級文化（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社會史學家則試圖把歷史視為一個表現(xiàn)沖突的舞臺。一些社會史學家尋求“自下而上”地書寫歷史，換言之，就是去理解由普通的男男女女——奴隸、農(nóng)民、工人——進行的種種斗爭在歷史上留下的形態(tài)。另外一些社會史學家則側重于階級關系，如奴隸與主人之間或資本家同工人之間的關系，如何塑造了歷史。無論在哪一種情形下，社會史學家們所關注的都是重修歷史以突出普通的男男女女在其中的作用。
學者們進行如此嘗試已非首次。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進步時代”，美國的改革者和知識分子也曾試圖了解處于急劇變化中的美國工人階級以及城市里貧窮的移民。他們的研究采取諸如新聞報道、“丑聞曝光”、政府調(diào)研、撰寫小說與移民傳記等表現(xiàn)形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現(xiàn)形式來自一個新興的大學學科——社會學。威廉·Ｉ．托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Ｔｈｏｍａｓ） 和弗洛里安·茲納涅茨基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 合撰的《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一書是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該書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間分五卷出版。它對美國的思想和社會政策的影響一直持續(xù)到二十世紀末期。
在“進步時代”，外來移民給許多美國本土出生的美國人帶來了一個嚴重問題。首先，這一時期移居美國的移民數(shù)量巨大：在許多城市中，占人口多數(shù)的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后代。一些美國本土出生的美國人感到他們自己國家的文化、宗教和種族同一性已經(jīng)受到威脅。外來移民大部分是產(chǎn)業(yè)工人，公眾因此常把他們同工會主義和激進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這一群體還因多為窮人而涉嫌犯罪、社會解體、特別是家庭解體等問題。此外，因為他們依賴政治黨派的幫助以謀求就業(yè)機會、住房及必要的救濟，一些進步人士便認為政治腐敗與外來移民有關。
① 約瑟夫·巴頓：《農(nóng)民與陌生人：美國城市中的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和斯洛伐克人，１８９０—１９５０》（Ｊｏｓｅｆ Ｂａｒｔｏ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ｌｏｖａｋｓ ｉｎ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ｙ，１８９０—１９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克爾比·米勒：《移民和離鄉(xiāng)背井的人》（Ｋｅｒｂｙ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ｌ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約翰·布科夫奇克：《我的孩子也不了解我：波蘭美國人的歷史》（Ｊｏｈｎ 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Ａｎｄ Ｍ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Ｍｅ： Ａ《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會組織的著作之一。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不僅正確評價了外來移民對美國文化的潛在貢獻，還試圖從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文化。他們的嘗試包括兩方面的內(nèi)容。首先，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發(fā)明了一種新的社會調(diào)查方法——生活研究法（ｔｈｅｌｉｆ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這一方法的精華在于讓外來移民自己講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在方式上，他們要么有償約請外來移民來參與，要么是查找他們講述自己生活經(jīng)歷的文獻資料，特別是信件。此外，《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一書開始了對歐洲移民活動的首次真正橫跨大西洋的探索，對歐洲和美國移民活動的來龍去脈同時進行研究。這一探索把《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一書同約瑟夫·巴頓、克爾比·米勒及波蘭的約翰·布科夫奇克（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①等社會史學家的近期研究成果聯(lián)系在一起。
該書的主要作者威廉·托馬斯是典型的第一代美國社會學家。他出生于一八六三年，有農(nóng)村（弗吉尼亞和田納西）和宗教（基督教衛(wèi)理公會）背景；他最初在德國學習文學，一八九三年來到芝加哥學習社會學，攻取第二個博士學位。芝加哥大學擁有全美最好的——實際上也是唯一的——社會學系。對托馬斯來說，赫爾豪斯（ＨｕｌｌＨｏｕｓｅ）幾乎同大學一樣重要，那是美國最著名的聚居點，他講課和就餐都在那里。托馬斯經(jīng)驗豐富，善于處世，待人友好，他穿著考究，喜愛高爾夫，在各種社會潮流中都應對自如。在政治上，他熱心于為婦女爭取選舉權、娼妓改造和促進公民自由。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② 托馬斯引自赫伯特·布盧默：《對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的〈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的評價》（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ｌｕｍｅｒ， Ａｎ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３９），第１０３頁?！　　渡硖帤W美的波蘭農(nóng)民》的寫作始自托馬斯的第一本書《性與社會》取得成功之后?！缎耘c社會》從人類學的角度闡釋了婦女受壓迫的原因。此書給同期的一位慈善家海倫·卡爾弗（ＨｅｌｅｎＣｕｌｖｅｒ）留下了深刻印象?？柛ヒ彩且呀?jīng)捐贈給赫爾豪斯的那筆財產(chǎn)的繼承人。這次他又捐贈五萬美元以使托馬斯“能夠在歐洲和美國對一個移民群體進行研究，盡可能找出他們的家庭習俗和規(guī)范同他們對美國的適應與不適應之間存在何種關系?！雹凇渡硖帤W美的波蘭農(nóng)民》一書是獻給卡爾弗的。
盡管善于處世，托馬斯還是把自己視為一個外來移民。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一份自傳體陳述中這樣寫道：“我生在舊弗吉尼亞一個閉塞的地區(qū)，距鐵路二十英里，類似十八世紀的社會環(huán)境，因而，我感覺我已經(jīng)歷了三個不同世紀的生活，逐步向更高級的文化區(qū)域遷移。”③托馬斯相信，從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文化移向現(xiàn)代都市文化的經(jīng)歷，就其實質(zhì)而言是帶有普遍性的。不管是青年男女離開美國的農(nóng)場去都市尋找工作，還是一個美籍非洲人離開南方農(nóng)業(yè)區(qū)遷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論是一個波蘭青年來到匹茨堡的一個鋼鐵廠工作，還是一個意大利家庭離開家園到布法羅的罐頭食品廠謀生，在所有這些情形下，人們都是將一種結合緊密的、以家庭為基礎的傳統(tǒng)文化拋到身后，而去努力適應一個更為個人主義的、更具競爭性的世界。
③ 威廉·Ｉ．托馬斯：《我的生活》（Ｍｙ Ｌｉｆｅ），引自卡拉·卡佩蒂：《離經(jīng)叛道的女孩和不滿的婦女：一個社會學家講述的故事》（Ｃａｒｌａ Ｃａｐｐｅｔｔｉ，Ｄｅｖｉａ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Ｔａｌｅ），載于《種族》（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維爾內(nèi)·索羅斯（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ｌｌｏｒｓ）編（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第１２４頁。
④ 卡佩蒂，前引書，第１０４頁。也見托馬斯致羅伯特·Ｅ．帕克的信，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羅伯特·Ｅ．帕克選集》（Ｒｏｂｅｒ Ｅ． Ｐａｒ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收集，托馬斯沒有留下這方面的資料。
⑤ 參閱莫里斯·賈諾威茨：《威廉·Ｉ．托馬斯論社會組織和社會人格，論文選編》中的《序言》（Ｍｏｒｒｉｓ Ｊａｎｏｗｉｔ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Ｉ．Ｔｈｏｍａ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６），第２３—２７頁。羅伯特·比　　托馬斯的初步計劃是對來自南方、西印度群島及西非的移民進行比較研究。④然而，在一九一三年，他遇到正在華沙從事移民研究的弗洛里安·茲納涅茨基（因從事波蘭獨立活動而一直被禁止教學）。茲納涅茨基比托馬斯年輕十九歲，是一位哲學家。第二年，茲納涅茨基來到芝加哥，為托馬斯擔任翻譯工作，并說服托馬斯把波蘭移民作為其唯一的研究對象。茲納涅茨基先就這一開創(chuàng)性工作所應采取的方法寫了一個長篇論述，他們二人由此達成了聯(lián)合著書的協(xié)定。
⑤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的研究對象是大約二百萬一八八○年至一九一○年間移居美國的波蘭人。拿破侖戰(zhàn)爭期間，波蘭曾被奧地利、普魯士和沙皇俄國瓜分。《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主要同沙皇俄國統(tǒng)治下的波蘭或議會波蘭相關，從這一地區(qū)移民出去的多數(shù)是年輕未婚的男性勞動力。如果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研究的是奧地利波蘭或普魯士波蘭，他們可能會告訴我們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因為這兩個地區(qū)的特征是全家一起移民。
爾施泰特：《弗洛里安·茲納涅茨基論人文主義社會學》（Ｒｏｂｅｒｔ Ｂｉｅｒｓｔｅｄｔ，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１—１５頁；弗洛里安·茲納涅茨基：《作為一個合作主義者的威廉·托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ｓ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社會學和社會研究》（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３２期（１９４８），第７６５—７６７頁；威尼弗雷德·勞申布施：《羅伯特·Ｅ．帕克：一個社會學家的傳記》（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６７—７６頁。
⑥ 參閱斯特凡·凱涅維奇：《波蘭農(nóng)民的解放》（Ｓｔｅｆａｎ Ｋｉｅｎｉｅｗｉｃｚ，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４頁；Ｊ．羅斯：《１９世紀晚期的俄屬波蘭》（Ｊ．Ｒｏｓ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見《劍橋波蘭史，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Ｆ雷德韋等編（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ｃｔａｇ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趲讉€世紀的時間里，議會波蘭的農(nóng)業(yè)是由各個莊園分片負責，強制農(nóng)民義務耕作，村莊的土地共同擁有。一八六四年那里發(fā)生了一次農(nóng)民暴動，與美國廢除奴隸制幾乎是在同時。與此相呼應，俄國人也廢除了強制農(nóng)民義務耕作的制度，給貴族以賠償，把公地分給農(nóng)民。這些措施讓農(nóng)民得到了土地，也使鄉(xiāng)村面向商業(yè)性競爭。鐵路和輪船業(yè)的發(fā)展進一步把波蘭農(nóng)業(yè)同世界經(jīng)濟聯(lián)系在一起，使脆弱的農(nóng)村卷入世界經(jīng)濟的潮起潮落。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所研究的那一代農(nóng)民是最先經(jīng)歷發(fā)達的貨幣經(jīng)濟的一代。伴隨這種貨幣經(jīng)濟的還有人口壓力以及土地的分割與集中。
在波蘭人開始向外移民之際，議會波蘭已成為沙皇俄國工業(yè)發(fā)展的中心。華沙是連接俄國和西方的國家鐵路系統(tǒng)上的樞紐。波蘭紡織工業(yè)的中心羅茲市，是世界上工業(yè)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在不穩(wěn)定和競爭把剩余人口推出農(nóng)村的同時，這些城市開始需求更多的勞動力，德國與丹麥也出現(xiàn)了報酬較好的農(nóng)業(yè)就業(yè)機會。一位歷史學家把這一階段的斯拉夫移民概括為“一個農(nóng)民無產(chǎn)者，在鄉(xiāng)村甚至整個世界漫游，尋求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的就業(yè)機會” （（維克多·格林：《罷工中的斯洛伐克社區(qū)》（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第２６頁。也可參閱卡洛林·戈拉布：《波蘭人在費城的經(jīng)歷》（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載于《賓夕法尼亞的種族經(jīng)歷》（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約翰·博德納編（Ｌｅｗｉｓｂｕｒｇ，Ｐａ．：Ｂｕｃｋ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第３９—７３頁；以及戈拉布的《遷入地》（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第４８—４９頁，第９３—９４頁。））。《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波蘭移民在來到美國之前已經(jīng)移居過其他歐洲城市，從而駁斥了認為前工業(yè)化社會中的農(nóng)民都是唐突地直奔紐約的成見。
在《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一書問世之前，對移民的研究多數(shù)屬于“社會普查”，只堆積數(shù)據(jù)而不分析其根由。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稱此為“常識社會學”（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其基本方法就是偏于道德說教和指責窮人。例如，《匹茨堡調(diào)查》就寫到：“你想見識一下什么叫娛樂嗎？……你只需偶然光顧一下霍羅，在那兒你會看到瓦解社會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進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會風氣拒之門外?！保ǎǜチ_倫斯·拉鐵摩爾：《三項關于出租房子及其責任的研究》（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ｕｓ   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載于《匹茨堡調(diào)查》，保羅·凱洛格編（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ｅ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１４），第５期，第１２４頁；第６期，第３５１頁。我的討論來自大衛(wèi)·馬察：《變得離經(jīng)叛道》（ＤａｖｉｄＭａｔｚ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ｎｔ，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６９），第１７—２４頁。））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則試圖通過調(diào)查個人與所處社會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來解釋社會問題。他們主張，關鍵性的觀察單位不應當是政府，而是家庭、鄰里及其他社區(qū)紐帶。他們對波蘭感興趣的原因之一是這個國家被異國占領，而且其改革活動也是在地方進行的。聯(lián)系到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的具體形勢，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既反對持自由放任主義的保守派也反對“進步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因為保守派主張所有問題都是個人的責任，而進步派則認為政府可以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他們認為，社會變革的關鍵是群體，而不是個人或那些政府中的專家。
為支持這一論點，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努力表明使波蘭人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社會紐帶。在波蘭的傳統(tǒng)中，人們企盼面對面交流和得到社區(qū)承認，并且被這種企盼所驅(qū)動。波蘭農(nóng)民只是很緩慢地才學會了用經(jīng)濟頭腦思維，即：討價還價、交換和從他人那里為自己謀利。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分析農(nóng)民在波蘭期間和移居美國之后轉變?yōu)橹v究經(jīng)濟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過程。他們強調(diào)，個人為適應與他們相關聯(lián)的社會群體而改變，而群體自身亦在改變。最重要的群體是家庭，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在此處指的是擴大了的超越核心家庭的種種關系。
在《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里，群體是貫穿全書的重點。首先，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證明舊的社會是由社會恐懼（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維系著的，即使這個社會已不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當人們變化時——當他們進行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開始考慮給婦女權利，學習文化知識，或努力戒煙時——他們要靠他人的協(xié)助才能使這些變化得以實現(xiàn)。當他們遷移時，他們是以群體而不是以個人形式，而且他們保持同家鄉(xiāng)的聯(lián)系。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言稱，社會上出現(xiàn)的解體現(xiàn)象，如犯罪、虐妻、經(jīng)濟活動不講信義，是個體遭到孤立的緣故。他們認為美國的社會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著眼于個體而沒能借助社會群體的力量。最后，他們確信，來自波蘭和其他國家的移民對美國有著特殊的貢獻，即把他們的群體感帶給了美國，在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看來，這是一種比民族服裝或音樂更為重要的貢獻。
一九一八年，《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一書的前二卷剛剛出版，托馬斯就被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逮捕，被指控為出于不道德目的而跨州攜送婦女，觸犯了緬因州法律。（托馬斯引起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注意的原因可能是他妻子的反戰(zhàn)行為。）芝加哥大學解雇了他并停止出版該書，所以，該書的后三卷是在波士頓由一個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版的。托馬斯從此再未謀得大學中的穩(wěn)定位置，茲納涅茨基則回波蘭去教書，一直到一九三○年。（（關于托馬斯的被捕，見茲納涅茨基：《作為一個合作主義者的托馬斯》，第７６５—７６７頁；勞申布施：《羅伯特·Ｅ．帕克》，第６７—７６頁。））托馬斯的被捕使這本書的價值未能馬上得到認可。然而，《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連續(xù)數(shù)十年都是對美國社會科學家和社會工作者具有最深刻影響的一本書。
受《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一書鼓舞的一代社會學家被稱為“芝加哥學派”。他們不僅在芝加哥大學教書，還把該城的貨場、勞工運動和外來移民聚居區(qū)當作社會學實驗室。與把外來移民美國化的主張相反，芝加哥學派認為城市中的種族聚居區(qū)對保護外來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在咖啡館和輪船公司做工度日的波斯單身漢，希臘人的公寓房，以家庭為單位的西西里人聚居區(qū)——這些和其他聚居區(qū)一起，構成了一幅外來移民生活的鑲嵌畫。一位社會學家寫道：在社區(qū)中，移民們找到了“一個社交世界……，有名有份，在群體中扮演角色，……找到回應和安全感?！保ǎüS·沃倫·佐爾博：《黃金海岸和貧民窟》（ＨａｒｖｅｙＷａｒｒｅｎ Ｚｏｒｂａ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ｕｍ，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９），第１２８頁，第１３４頁，第１４０—１５２頁。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們把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的分析擴大至黑人和亞洲人。例如，Ｅ．弗蘭克林·弗雷澤把北部黑人遺棄家庭和離婚現(xiàn)象解釋為是都市生活對家庭組織影響的結果以及南方農(nóng)業(yè)區(qū)民間文化發(fā)展的結果。Ｅ弗蘭克林·弗雷澤：《美國的黑人家庭》（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Ｆｒａｚ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再版和縮寫本（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第３４１頁。））
到第二次大戰(zhàn)前，隨著社會科學家們把注意力逐漸轉向歐洲社會理論和定量研究，《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的影響下降了。與此同時，這本書在最早寫過美國移民史的史學家中間開始引起反響。在這些史學家中最為重要的是奧斯卡·漢德林。他把芝加哥學派關于種族問題的研究作為樣板，寫了《波士頓的移民》一書。他還以《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為樣板寫出了極具影響力的、集移民經(jīng)歷之大成的著作《離鄉(xiāng)背井的人》一書（ＴｈｅＵｐｒｏｏｔｅｄ）。（（奧斯卡·漢德林：《１７９０—１８８０年的波士頓移民：關于文明教化的研究》（Ｏｓｃａｒ Ｈａｎｄｌｉ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７９０—１８８０：Ａ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８年重印，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４），以及《離鄉(xiāng)背井的人：形成美利堅民族的大規(guī)模移民的史詩》（ＴｈｅＥｐｉｃ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１９５１）。））
在《離鄉(xiāng)背井的人》一書中，漢德林所關注的并不是移民群體之間的差異，相反，他努力去了解移民個人的典型性經(jīng)歷。仿效《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的先例，他展示了移民們?nèi)绾芜\用他們的傳統(tǒng)文化去和美國生存條件達成妥協(xié)：“參加了互助協(xié)會的人是要藉此逐漸適應美國的環(huán)境”，而不僅僅是為了固守他們的傳統(tǒng)文化。對漢德林來說，適應美國環(huán)境的核心問題是個人自由和流動，是這些把移民變?yōu)榈湫偷拿绹?。美國，漢德林寫道，“是一塊人們各行其是的土地。”（（漢德林：《離鄉(xiāng)背井的人》，第５—６頁，第１３９—１４０頁，第１６４—１６６頁，第１７５頁，第２７１—２７２頁。關于漢德林，見馬爾德溫·Ａ瓊斯的《奧斯卡·漢德林》，載于《大師們：關于美國歷史學家的若干論文》（ＭａｌｄｗｙｎＡ． Ｊｏｎｅｓ， Ｐｏｓｔｍａｓｔ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馬庫斯·坎利夫和羅賓·溫克斯編（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 Ｒｏｗ，１９６９），第２４５—２６０頁。））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寫成的社會史，包括美國黑人史、勞工史和婦女史，都或多或少地把矛頭指向漢德林的著作。對漢德林甚至對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來說，種族因素制約了外來移民向一個個人主義流行且蒸蒸日上的國家的融入。與此相反，美國最重要的早期社會史學家赫爾伯特·古特曼則認為，種族因素可以成為移民對階級社會進行抵制或者表示不滿的支撐點。（（赫伯特·Ｇ．古特曼：《工作、文化和社會》（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Ｇｕｔｍａｎ， Ｗｏｒ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１９７６），第４１頁。））古特曼的解釋為全新地看待美國現(xiàn)代史提供了某種可能性。古特曼以后的史學家們已經(jīng)確立了波蘭移民在美國工人階級史上的位置，而這是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的觀點中所明顯地缺失的。在此書的后記中，我總結了社會史學家們?nèi)缃駥Σㄌm移民問題的看法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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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選集分為如下四部分：波蘭人的背景情況；農(nóng)民的信件，它們記錄了因移民帶來的家庭生活的變化；美國的社會混亂問題，這有時伴隨著移民活動而出現(xiàn)；種族問題的提出和美國的種族社區(qū)。本書是從上述五卷本選編而成的課堂教材。第四部分中的分標題是由我添加上的。
結 束 語
埃利·扎列茨基
借助上一代社會史學家的著作，我們可以通過重現(xiàn)移民們成長為工業(yè)無產(chǎn)階級的場景，對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的研究成果，加以補充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更正。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家庭經(jīng)濟的意義——家庭成員把他們的資源聚在一起這樣一個事實。這是當時波蘭的現(xiàn)實，在那兒，典型的農(nóng)業(yè)家庭都要擁有最低限度的土地，從這塊土地上獲得的收入，需要有從其他方面賺取的工資予以補充。既然農(nóng)民人均占有的土地在減少，他們面臨的危險便是家庭將會失去土地。非技術性勞動力在美國的工資比在波蘭多出八倍，首批波蘭移民，被稱之為ｚａｃｈｅｌｂｅｍ（“為了面包”之意），他們的目的是要幫助他們的家庭保住土地。（（維克多·格林：《波蘭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ｅｓ），見《哈佛美國種族百科全書》（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哈佛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９８—７９９頁。））
百分之八十的波蘭移民在不斷擴展的大工業(yè)生產(chǎn)中充任非技術性勞動力，包括在鋼鐵廠、機械工廠、碼頭、食品加工廠、紡織廠和煤礦做工。最不穩(wěn)定的工業(yè)勞動力是那些聚集在礦區(qū)、船舶或伐木營的勞動力，他們當中大多數(shù)是單身漢。（（克拉克·克爾和ＡＪ西格爾：《跨行業(yè)罷工的傾向：國際比較》（Ｃｌａｒｋ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Ａ．Ｊ．Ｓｉｅｇ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載于《工業(yè)社會中的勞動與管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在新興的工業(yè)企業(yè)中，波蘭移民接觸到少數(shù)當?shù)爻錾⒛挲g較大的技術工人階級——往往是英國、愛爾蘭和德國人的后裔——他們有很強的自我意識。在十九世紀的工廠中，技術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生產(chǎn)的過程。他們往往自己擁有工具，為自己的技藝而自豪，并有著強烈的個人權利意識。通過辛勤勞動、積蓄及家庭合作，他們一般都已成家，并成為社區(qū)中活躍和受尊敬的成員，能夠在罷工一類的事件中③獲得來自工人以外的支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波蘭移民尚處于早期大工業(yè)生產(chǎn)的附庸地位，不能支配周圍環(huán)境、人員及自己的勞動成果。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返回波蘭，他們傾向于住寄宿公寓，雇傭一個看家人，并且盡可能多做工時以便多賺些錢。
克拉克·克爾編（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１９６４）。也可參見《工業(yè)革命中的工人》（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彼得·Ｎ斯特恩斯和丹尼爾·Ｊ瓦爾科維茨（Ｐｅｔｅｒ Ｎ．Ｓｔｅａ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Ｗａｌｋｏｗｉｔｚ）編（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
③ 大衛(wèi)·蒙哥馬利：《美國的工人管理：關于工作、技術和勞工斗爭的歷史研究》（Ｄａｖｉｄ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１３—１４頁。一八八○年至一九二○年間，由于美國的基本工業(yè)結構已經(jīng)形成，當?shù)爻錾娜送鈦硪泼裰g的區(qū)分已經(jīng)變得不太重要了。一八九二年，當位于霍姆斯特德的卡內(nèi)基鋼鐵廠企圖解散鋼鐵工會時，三千名不是工會會員的非技術工人（多為移民）站在工會一邊。雖然霍姆斯特德的罷工最終失敗，但煤礦、鋼鐵、肉類加工行業(yè)——這三個行業(yè)在一九三○年以前便進行了組織行業(yè)工會的努力——的工會領導者們學會了移民們的語言（讀和寫），尊重他們的習慣，并鼓勵從移民內(nèi)部選舉領導人。在賓夕法尼亞的無煙煤礦區(qū)，當緊密結合的東歐人自治聚居點能夠動員公眾輿論，并能對罷工者實行紀律約束時，工會化便得以成功。（（彼得·羅伯特評論道：“當他們組織起來的時候，他們的行動就變得一致了，而這很少被意識到?！薄稛o煙煤行業(yè)》（Ａｎｔｈｒａｃｉｔｅ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０１），第１７２頁。）） 在匹茨堡的瓊斯洛夫林鋼鐵廠里，波蘭人多在鍛造廠，德國人多在木工廠，塞爾維亞人多在初軋廠，但是每一個群體都同當?shù)毓と司哂邢嗤墓と穗A級價值觀。大衛(wèi)·蒙哥馬利是這樣說的：“農(nóng)民移民們那種在有權威人士在場便猛干一陣，他一走開便開始磨蹭的沖動心理（在鋼鐵廠這一傾向很強），在煤礦或汽車廠里很快就轉變成技術工人們拒絕在老板的監(jiān)督之下工作的倫理觀念?！保ǎ筛珩R利的《工人的管理》一書，第４２—４３頁。見大衛(wèi)·蒙哥馬利的《勞動場所的減少》（Ｄａｖｉｄ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約翰·波德納：《工人們的世界：工業(yè)社會中的親屬、社區(qū)和抗議，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ＪｏｈｎＢｏｄｎａ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波德納：《移民和現(xiàn)代化：斯洛伐克的農(nóng)民在工業(yè)化的美國的個案》（Ｂｏｄｎａｒ， Ｔｈｅ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載于《社會歷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０期（１９７６年秋季），第４４—６７頁；波德納、米切爾·韋伯爾和羅杰·西蒙：《遷移、親屬和城市適應：匹茨堡的黑人和波蘭人，１９００—１９３０》（Ｂｏｄｎ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Ｋ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Ｐ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３０），載于《美國歷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６６期，第５４８—５６５頁；塔瑪拉·哈里溫：《新罕布什爾和曼徹斯特的勞工們，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ＴａｍａｒａＨａｒ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１９１２—１９２２），載于《勞工史》（Ｌａｂ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６期（１９７５年），第２４９—２６５頁；波德納、羅杰·西蒙和米切爾·韋伯爾：《他們自己的生活：匹茨堡的黑人、意大利人和波蘭人，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Ｂｏｄｎａｒ，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Ｐ． Ｗｅｂｅｒ，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Ｂｌａｃｋ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ｅｓ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漸漸地，大約有三分之二的波蘭移民結束了在美國的暫住狀態(tài)。因為婦女開始從波蘭向外遷移。美國波蘭工人的家庭和社區(qū)生活在美國發(fā)展起來。在芝加哥的帕金鎮(zhèn)（Ｐａｃｋｉｎｇｔｏｗｎ），每一個街區(qū)都居住有不同的民族群體。一九○四年，整個社區(qū)都支持聯(lián)合肉類加工行業(yè)工會掀起的爭取非技術性工人最低工資限額的運動。這次運動之后，家庭購買力上升了，犯罪率下降了，被遣送回國的人也減少了。不同民族群體之間開始在街上（人們到街上去是為了暫離擁擠不堪的合租住房），在臨時工介紹所和酒吧中相互接觸。當時的酒吧是各民族舉辦婚禮、舞會、兄弟聯(lián)誼會乃至政治性集會的中心。一九一八年的工會運動得到每一個社區(qū)的支持。在取得暫時勝利之后，街區(qū)公園中的長椅被命名為“八小時長椅”，因為男人們第一次有時間能同他們的家庭在一起。（（參見詹姆斯·Ｒ巴雷特：《殘酷競爭中的工作和社區(qū)：芝加哥屠宰廠中的工人，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ＪａｍｅｓＲ．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ｓ Ｐａｃｋ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置身于美國工人階級當中，波蘭農(nóng)民的家庭經(jīng)濟也得以重建。“［‘工作’］一詞在一八九四年便成了我知道的詞匯”，在聚居區(qū)做房屋清潔工的瑪麗·麥克道威爾于一九二八年寫道，“而且從那時起它幾乎成了一個神圣的詞匯……這是移民們學會的第一個詞，孩子們發(fā)音不清地說它，老人們臨終前念著它：……‘請給我一份工作！’”（（霍華德·威爾遜：《我的鄰居：瑪麗·麥克道威爾》（Ｈ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ｓｏｎ， Ｍａｒｙ ＭａｃＤｏｗｅｌ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第６９—７０頁。））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年間，美國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是每周十至十一美元，而維持一個家庭的最低收入要每周十五美元，這還不包括婚嫁、事故、喪葬的費用，當時還沒有政府社會保險。（（巴雷特：《殘酷競爭中的工作和社區(qū)》；安德魯·格拉齊奧西：《普通勞動者，非熟練工人，１８５０—１９１５》（ＡｎｄｒｅａＧｒａｚｉｏｓｉ，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１８５０—１９１５），《勞工史》第２２期（１９８１年秋季），第５１８頁。））
結果，移民們轉向了能夠把男人和女人的就業(yè)結合在一起的區(qū)域（如：煤礦和紡織廠），并為女人們尋找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縫衣服邊，組裝情人節(jié)禮物，用碎料縫制地毯，包裹棒球，燙衣，捆扎內(nèi)衣，在家里為別人洗衣服，特別是接待寄宿者等。（（卡洛林·戈拉布：《工業(yè)化經(jīng)歷對移民家庭的影響：對聚集人群的再思考》（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ｅ ＨｕｄｄｌｅｄＭａｓｓ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載于《工業(yè)化美國的移民，１８５０—１９２０》（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５０—１９２０），理查德·Ｌ埃爾利希編（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９７７），第９—１０頁，第１９—２５頁。））上述種種考慮決定著孩子們在什么年齡就要進工廠做工，以及他們應該從收入中拿出多少交給家里。把工資收入?yún)R集使用的需要，助長了波蘭移民當中獲取房屋擁有權的傾向，房主們把最好的房間出租給別人居住，把最次的（經(jīng)常是樓頂間）留給自己使用。擁有房屋為寄宿提供了方便，也為防止非技術性工人過早衰老提供了幫助。當寄宿者的流入被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阻斷之后，已婚的婦女們便只好去工廠里找工作。一九一八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這些婦女多數(shù)帶有孩子，每晚睡不上幾個小時，在有衣服洗的日子里根本就睡不成。一九一八年大罷工期間，塞繆·阿爾斯舒萊爾法官訪問過一個波蘭工人的家庭，他發(fā)現(xiàn)尚僅有六歲的孩子便開始照看嬰兒。卷心菜和發(fā)了霉的面包是唯一的食物，窗戶上還貼有政府的宣傳畫，告誡人們“不要浪費食物”（（巴雷特：《殘酷競爭中的工作和社區(qū)》。））。
《身處歐美的波蘭農(nóng)民》一書出版期間——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也正是二十世紀初期大規(guī)模群眾運動失利的時期。這時，在外來種族中誕生了一個篤信“美國價值觀”的中產(chǎn)階級。國旗制定日游行，購買公債運動，用移民們本族語言寫就的反布爾什維克的美國式傳單，同“購買波蘭”運動混合在一起。然而，多數(shù)波蘭人依然屬于工業(yè)工人階級。在二十年代，一種保守的、以家庭和社區(qū)為中心的工人階級文化發(fā)展起來。一位史學家寫到：“許多孩子把他們的移民父親首先看成一個勤勞的工人?！比绻枥L父親在兒子心目中的形象，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包括體力勞動這一生活側面。的確，父親們是“永恒的榜樣”。一個美國波蘭人這樣描繪他的父母：他們信奉的只有“工作，工作，工作，還是工作”……他們不知疲倦，總是擔心失去工作。因為他們無處投奔。（（波德納：《移民和現(xiàn)代化》，第５６—５７頁；波德納、韋伯爾和西蒙：《移民、親屬和城市適應》。關于第二代美國波蘭家庭真實的全面的描述，參閱阿諾德·格林德《個人崇拜和性關系》（ＡｒｎｏｌｄＧｒｅｅｎｄ， Ｃｕｌ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載于《精神病學》（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第４期（１９４１）；以及《中產(chǎn)階級的男孩和神經(jīng)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ｓｉｓ），載于《美國社會學評論》（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２月），第２頁。））另一方面，一九三○年之后波蘭方面發(fā)生戰(zhàn)事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政治氣氛和政府變更的情況下，已經(jīng)非常明顯。美國波蘭人社區(qū)后來的大部分歷史要取決于同其他民族群體的關系，特別是同美國黑人的關系，以及同婦女解放的關系。這些問題，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幾乎沒有觸及到，目前正由社會史學家們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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