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史

前言

結構主義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成功是如此輝煌，以至于人們把它與1945年以來的法國知識史視為一體。它是國際性的驚人成功。在那些年代里，參與者把它視為一種世界觀，視為一種人文文化，并為此彈冠相慶。那是孕育批判性思想的偉大年代。在那個年代里，正在尋求知識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的朝氣蓬勃的社會科學表達了自己的解放性意愿（volonte emancipatrice）。在那個年代里，結構主義在至少20年的時間內，激發(fā)起大西洋兩岸所有知識分子的真正的集體熱忱，使之共襄大業(yè)?！　〔贿^，在即將步入1980年代的時候，似乎所有這些成就都在很短的時間內灰飛煙滅：多數(shù)曾經從事這項知識探險的法國英雄銷聲匿跡了；與他們同時銷聲匿跡的，還有他們的著作。新的時代急于埋葬這些著作。這強化了人們的一個印象：那個時代真的已經壽終正寢。我們回避了一項必要的工作：哀悼并正確評價這個法國知識史上最多產的時期。結構主義給我們留下些了什么？結構主義的某些取向（certaines orientations）和結構主義的某些主要否定（negations principielles）的破壞性品格，一度使它陷入僵局。盡管如此，結構主義還是提供了眾多的結構性教益。其中之一就是，交流（communication）從來都不是透明的?！　〗Y構主義的定義甚是寬泛。它被界定為一場歷史運動。它是圍繞著“真正的密碼”（veritable mot de passe）和“邊境的走私”（passeur de frontières）來界定的。對于全部人文科學來說，它是不可分割、完整統(tǒng)一的事業(yè)。米歇爾?福柯認為，“結構主義不是一種新方法，而是被喚醒的雜亂無章的現(xiàn)代思想意識”。雅克?德里達把結構主義界定為“觀點的探險”（aventure du regard）。羅蘭?巴特把結構主義視為從符號意識（conscience symbolique）向范式意識（conscience paradigmatique）的轉換。也就是說，結構主義的形成，意味著悖論意識（conscience du paradoxe）的到來。由此可見，結構主義是一場思想運動，它與世界結成的關系極其豐富，簡單的二元方法論（methodologie binaire）不足于概括這種關系。簡單的二元方法論只適用于某些特定的研究領域。這種具有指導意義的分析方法試圖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并把符號置于意義之上，把空間置于時間之上，把客體置于主體之上，把關系置于內容之上，把文化置于自然之上，并為前者犧牲后者。   首先，結構主義是一種范式。這個范式的核心是懷疑哲學（philosophie du soupon）。當時的知識分子賦予了自己一項使命，即撕下眾多“庸見”（doxa）的面紗，消除意義（sense）的自然性，破壞意義的穩(wěn)定性，并挖掘隱藏在詞語之后的奸詐之術（l’expression de la mauvaise foi）。知識分子采取的立場就是揭露。這一立場與法國哲學中的知識論傳統(tǒng)（tradition epistemologique）有關。法國哲學中的知識論傳統(tǒng)總是采取“懸疑”（surplomb）的立場，總是把科學能力（competence scientifique）與常識（sens commun）分而治之，同時認為常識與幻覺乃難兄難弟。我們揭露對肉體的規(guī)訓，揭露社會性群體的孤獨。對肉體的規(guī)訓和社會性群體的孤獨，都遵循著特定的知識邏輯和權力邏輯，都隱藏在啟蒙運動的解放性話語之后。羅蘭?巴特說過：“我徹底拒絕我的文明，它令人生厭?！笨寺宓?列維－斯特勞斯的《裸人》的最后一語是大寫的“一無所有”（RIEN），仿佛安魂曲，儼然人的黃昏已經降臨。結構主義推崇“懸置意義”的做法，把它當成對抗歐洲中心中文版前言◆◆結構主義史主義的工具，當成對抗形形色色的目的論的工具。形形色色的目的論就處于五花八門的思想潮流的核心地帶。   結構主義范式的第二個維度，與處于解放過程中的三門人文科學——普通語言學、人類學和精神分析——面臨的哲學密切相關。這三門人文科學一起強調，無意識作為實在界的容身之所，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初出茅廬的社會科學還要尋求自身的合法性，尋找成長的土壤，還要對抗古典人文學科（Humanites）的威脅，對抗傳統(tǒng)，對抗索爾邦的保守主義。   在這個層面上，結構主義代表著介于文學與精確科學之間的第三種話語形式。它要使自己社會化，進而使自己制度化；它要進入邊緣性的大學，要出版著作，要制造新聞，甚至要借助于一個神圣機構，逃離索爾邦這個中心。這個神圣的機構便是法蘭西學院，當時它是最先進的學術研究的避難所。因此難免形成“古今之爭”。在“古今之爭”中，分歧和決裂的主題呈現(xiàn)于若干層面之上。社會科學試圖通過確立科學方法的有效性，解放自己，切斷把它與傳統(tǒng)哲學連為一體的臍帶。從傳統(tǒng)哲學的角度看，某些哲學家理解了這些著作的重要性，開始重新界定哲學的功能：把哲學界定為概念的哲學（philosophie du concept）。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效果學”（leffet-logie）。哲學同時瓦解了人文科學的分類。通過宣示自己的目的，哲學保留了自己的核心地位。在這方面，哲學家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就是保持能量，使沒有分化、完整統(tǒng)一的事業(yè)在1960年大獲成功。結構主義的作用就是成為重整旗鼓的一面鮮艷的旗幟。   吉勒?德勒茲曾在1972年身手不凡地界定過結構主義的范式。他強調若干共同標準的重要性。這些標準是我們在人文科學之外覓得的。第一是特別重視符號界之維（dimension du symbolique），而符號界是介乎實在界（le reel）和想象界（l’imaginaire）之間的第三個因素。第二是特別器重位置、場地遵循的拓撲學邏輯（logiques topologiques）。第三個是使我們認識到，結構主義范式是針對差異和單一建立起來的。我們終于在結構的中間發(fā)現(xiàn)了空位，發(fā)現(xiàn)了缺席。正是這些空位或缺席，使多重的替換成為可能?？瘴换蛉毕橇愣?，它能使一切成為可能。   這種結構主義運動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密集的多學科交流。多學科交流打開了方便之門，使眾多概念從一個知識領域流入另一個知識領域，從一個作者走奔向另一個作者，并形成了知識交流的機制。結構主義者借用、翻譯、轉化諸種概念，已經到了得心應手的境界。   索緒爾以數(shù)學運算的方式界定普通語言學遵循的規(guī)則。他把記號界定為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列維－斯特勞斯接受了記號這一概念，但又對它做了改造：在索緒爾那里，它是概念（即所指）與聲音形象（即所指）的關系；在列維－斯特勞斯那里，它是意義（即所指）和結構（即能指）的關系。在精神分析領域，雅克?拉康重新拾起了索緒爾的理論，對之做了一系列的改進，使之展示拉康本人的洞察力：他把能指置于所指（即詞的意義）之上。在索緒爾那里，能指與所指之間有一條“斜線”（即“所指/能指”），“斜線”的意義是把能指與所指關聯(lián)起來。但在拉康那里，“斜線”意味著所指對能指的抗拒。因此，所指處于能指鏈（chane signifiante）之下，一直處于滑動的狀態(tài)，一直到找到一個縫合點（point de capiton），這種滑動才告終止。也正是在這里，精神分析師的闡釋才會結束。   拉康之后，雅克?達里達和羅蘭?巴特接受了拉康的“能指鏈”概念，但又一直使之處于模糊不清的朦朧狀態(tài)：在他們那里，只有“能指鏈”，所指和縫合點是根本不存在的。路易?阿爾都塞在回歸馬克思時，從征兆性解讀（lecture symptmale）的角度，重新研讀馬克思的著作。他的“征兆性解讀”概念主要來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具體些說，他的“征兆性解讀”概念主要來自精神分析中的“轉換”（deplacement）和“濃縮”（condensation）概念。甚至阿爾都塞晚年提出的“結構因果性”（causalite structurale）和“多元決定”（surdetermination）概念也來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不過，說到拉康，他的話語概念得自福柯。他運用福柯的話語概念描述他所謂的四種話語。此外，拉康借用了列維－斯特勞斯對無意識的界定。   結構主義時期是由兩個大相徑庭的兩個階段組成的：一個是結構的階段，它擁有完整統(tǒng)一的事業(yè)；一個是累進性的解構階段。法國人文科學的機構建設一直困難重重，但它強勁有力地推動了綜合性研究。綜合性研究是圍繞著某個事業(yè)完成的。這項事業(yè)渴望成為科學，并把古典人文學科（humanites classiques）與精確科學（sciences exactes）區(qū)分開來。   因為有了列維－斯特勞斯，社會人類學（anthropologie sociale）開始與體質人類學（anthropologie physique）分道揚鑣，并把社會作為交流現(xiàn)象來研究。法國的涂爾干一脈深受阿爾弗雷德?克魯伯（Alfred Kroeber）、羅伯特?羅維（Robert Lowie）和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等德國相對主義者的影響，而列維－斯特勞斯又受涂爾干一脈的左右。他拋棄了歷史學研究常常采用的民族志方法（approche ethnologique），即拋棄了傳播學派（ecole diffusionniste）。此外，他還對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敬而遠之，認為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只是民族志研究之一種。他要關注的是關系現(xiàn)象（phenomène de parente）。但他所謂的關系現(xiàn)象不再是血親現(xiàn)象，而是一個同盟系統(tǒng)，一個必不可少的交流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對亂倫禁令進行了新的透視。新的透視不僅注意到了亂倫禁令的消極性，而且注意到了它的社會積極性。此外，列維－斯特勞斯還通過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語音學，受到了語言學的浸染。列維－斯特勞斯曾在二戰(zhàn)期間的紐約聽過雅各布森的課。在此期間，他得出結論：“血親系統(tǒng)是一種語言?！闭Z言學允許他接受“代碼”概念，允許他以現(xiàn)代數(shù)學般的形式語言學為模型研究社會，允許他從符號和文化的角度研究人類學。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只有對語言的規(guī)則了然于心，才能對社會實踐的無意識展開研究。   如果說結構主義基本上是語言學和人類學相互孕育的產物，那么，語言學則在這個時期發(fā)揮著領航科學的作用。在法國，索緒爾的學說姍姍來遲。于是我們侃侃而談，要“回到……索緒爾”。我們把握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涉及的三個基本因素：一是語言（langue）與言語（parole）的分離，二是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分離，三是記號的任意性特征。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緩慢地影響了法國。直至1956年，格雷馬斯還在其論述“索緒爾主義的現(xiàn)狀”（l'actualite du saussurisme）的論文中對索緒爾研究的多產性感到驚訝，因為索緒爾的研究已在眾多社會科學中開花結果。索緒爾理論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成為符號學發(fā)展的根基，并在斯特拉斯堡、貝桑松、高等研究實驗學校第二區(qū)以及法蘭西學院壯大起來。   語言學模型對精神分析可能帶來的益處，拉康當然不會小覷。拉康竭力以此避免精神分析的兩大趨勢：其一是醫(yī)學化，其二是心理學化。早在1949年，他就借助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觀念，重新審視了他在1936年設計的鏡像階段理論。那時他受到了兩個人類學文本的影響：一個是《女巫與魔術》（“Le Sorcier et la magie”），一個是《符號的功效》（“Lefficacite symbolique”）。這使他把無意識界定為純粹的符號空間（purement symbolique），界定為交流的符號功能（fonction symbolique d’echange）。1953年，拉康被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拒之門外，他當即創(chuàng)辦了法國精神分析學會。那時，他要仰仗結構主義，以便為精神分析奠基科學的根基。在1953年的《羅馬報告》中，他提出“回歸弗洛伊德”，并以語言學和索緒爾為“指導”。1957年，在《字符在無意識中的動因》中，他根據(jù)自己的需要，改造了索緒爾語言學的運演規(guī)則。無意識成了語言的效果，它永遠是處于分裂狀態(tài)，永遠可望而不可即。如果說，在列維－斯特勞斯那里，血親是像語言那樣結構起來的，那么，在拉康那里，“無意識是像語言那樣結構起來”。具體說，無意識是圍繞著兩個譬喻，像語言那樣結構起來的。一個譬喻是隱喻，它代表的是濃縮；一個譬喻是轉喻，它允許能指不斷替換，并形成所謂的“能指鏈”。   1964年還出現(xiàn)了幾個突破。它為結構主義提供了使之成為各學科的共同事業(yè)的機遇。就在這一年，巴黎第十大學成立了。它為當時的文學家們提供了展示現(xiàn)代性的場所。在羅蘭?巴特的主持下，《交流》出版了一個專號，致力于符號學問題。在那里，巴特把“結構主義活動”界定為悖論的意識（conscience du paradoxe）和意義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sation du sens）。拉康同年被國際弗洛伊德主義學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u Freudisme）除名，但很快創(chuàng)辦了弗洛伊德事業(yè)學派（l'ecole de la cause freudienne）。他的講座也從圣安娜醫(yī)院搬到了高師烏爾姆校區(qū)，這推動了古典人文學科前進的步伐。在阿爾都塞的支持下，他的科學主義和認識論熱忱進一步被強化。阿爾都塞在高師烏爾姆校區(qū)迎接拉康，并在《拉康與弗洛伊德》一文中為拉康在馬克思主義中尋找發(fā)展的空間。在這篇論文中，他描述了拉康領導的精神分析的新走向，并在拉康向弗洛伊德的回歸中，看到了拉康向馬克思回歸的足跡。還在是這一年，列維－斯特勞斯開始撰寫他的巨著，即有關神話的四部曲《神話學》。那時他已經出版了著作《生與熟》。他在《生與熟》中證明，神話是像語言那樣結構起來的。   在哲學方面，我們看到了一個全球性事業(yè)的形成。這項事業(yè)超越了人文科學的學科性限制。高師烏爾姆校區(qū)是古典索爾邦的輻射之地，也是結構主義極力爭奪的寶地，拉康和德里達都曾經受益于此。在那里，圍繞著路易?阿爾都塞，哲學變成了“理論實踐的理論”（Theorie des pratiques theoriques），因而占有了新興社會科學及其內部顛覆活動的成果。阿爾都塞1960年代開辦講座時，主張重返馬克思。正是通過重返馬克思，他才開始重新研讀馬克思的著作，并發(fā)現(xiàn)馬克思在1845年前后形成了認識論分裂。因此，他認為存在兩個馬克思。他堅守第二個馬克思，即科學的馬克思，主張結果因果性的馬克思，主張多元決定的馬克思。阿爾都塞在那里舉辦了有關馬克思的講座，并稱之為理論上的反人道主義講座，稱之為“沒有主體或客體的進程”的講座。   結構主義事業(yè)全球化的另一個偉大實驗是由米歇爾??？乱I的。他1966年出版了《詞與物》，宣告了哲學的死亡，并以行動思想取而代之。這要多虧了邏輯學和語言學。福利賦予兩門社會科學以優(yōu)先權：其一是精神分析，其二是民族學。他認為，它們都是“反科學的”，它們同時消解了歷史與主體的穩(wěn)定性。福柯認為人道主義就是我們的“中世紀”，人只是過客，他即將消失。   對我而言，中國是個陌生的國度，但它欣欣向榮的經濟發(fā)展引人注目。我相信中國的觀念發(fā)展會與它的經濟發(fā)展同步。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在中國的翻譯和出版或許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在很多人的眼中，曾經輝煌燦爛的結構主義似乎已經壽終正寢，本書則是結構主義的紀念碑。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憶，死去的只是結構主義的軀體，而不是它的靈魂：它已經滲透至所有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即使那些自稱與它無關的學科，也在悄悄地受益于它。 但愿我們能夠從中獲得更多的教益。

內容概要

　　結構主義及解構主義時代，是法國知識界激情燃燒的歲月。法國知識分子經歷了痛苦和磨難。他們曾經喜怒哀樂，他們曾經悲歡離合，他們曾經為卑賤鳴冤叫屈，他們曾經為儈子手高唱贊歌……總之是有血有肉的人生，總之是曲折動人的感情，總之是驚濤駭浪的思想，總之是那個時代特有的強烈共鳴。思想的波折坎坷……盡在《結構主義史(修訂版)》矣。他們最終創(chuàng)造另外一個嶄新的知識王國，重繪了人類的知識地圖，改變了世界的走向，成為20世紀最具沖擊力的思想之源！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弗朗索瓦?多斯 譯者：季廣茂弗朗索瓦?多斯，1972年在巴黎第八大學獲得歷史學士學位，1973年通過了聲望極高的教師資格考試。1974年在圖瓦斯高中任教。五年之后，在讓?斯諾的指導下，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主攻方向是1968年以來的“年鑒學派”與媒體問題。任教于巴黎第十大學，著有《破碎的歷史：走向”新史學”的“年鑒派”》和《意義的帝國：人文科學的文化》等著作，為許多文化名流撰寫過知識傳記。

書籍目錄

鳴謝
中文版前言
導論
第一部 50年代：史詩新紀元
第二部 60年代：1963～1966，美好年代
第三部 六邊形狂熱

章節(jié)摘錄

插圖： 二英雄出世：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人們很快在結構主義與一個人之間畫上了等號，這個人就是列維-斯特勞斯。列維-斯特勞斯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腦力勞動的精細分工，把研究者束縛在日益破碎的知識框架之中。因此，他試圖在物質與智力之間達致平衡。他一方面想恢復物質現(xiàn)實的內部邏輯，另一方面要保持詩人一般的感受力（正是這感受力把他與自然世界綁在一起），他深為之苦?；诖?，他把各種知識熔為一爐，那方式，就像一個人記錄樂譜。列維-斯特勞斯生于1908年，從此沐浴在他的家族特有的藝術氛圍之中：他的曾祖父是小提琴演奏家，他的父輩全是丹青妙手。年輕時他生活在都市里，把自己的休閑時間都花在了古玩上。后來父母在法國東南部塞文山脈買下了一幢房子，他這才發(fā)現(xiàn)，充滿了異國情調的自然風光會給他帶來多么巨大的樂趣。在那里，他通常每天都在鄉(xiāng)下漫步，時間長達10至15小時。藝術和自然是他的兩大愛好，當他跨越這兩個世界時，它們都在他身上打下了標記：他的思想打破了傳統(tǒng)，但他的著作依然保持著基本的美學特質，顯示出作者的勃勃野心。列維-斯特勞斯拒絕了自己感受力的誘惑，當然也沒有完全與其割斷聯(lián)系，而是試圖通過建構廣泛的邏輯體系來制約它。他堅持自己初創(chuàng)的結構綱要，這是顯而易見的，盡管風格上有所變化。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列維-斯特勞斯就對社會事務興趣盎然。一進入高中，他就參加了社會主義運動。17歲時，在阿圖爾?萬塔斯的指導下，他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阿圖爾?萬塔斯是一位年輕的比利時社會主義者，有一年的夏季，他應邀來這個家庭度假。"馬克思立即令我神魂顛倒起來?！液芸熳x完了《資本論》。"〔1〕但只是在文科預備班期間，在社會主義研究小組中，在喬治?勒弗朗特的影響下，列維-斯特勞斯才為自己的政治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的曝光率日見其高，他不斷地發(fā)表演講和談話，以至于到了1928年，他被推選為社會主義學生同盟的秘書長。在這期間，他還當上了社會黨副主席喬治?莫內的秘書。不過，兩年之后，他放棄了這些耗時的職位，以便為參加哲學教師資格考試做準備。當時他對通過考試信心不足。他的教授（萊昂?布龍斯維格、阿爾貝?里沃、讓?拉波特、路易?布雷耶）都不能令人滿意。"我像一具僵尸，度過了那一時期。"〔2〕盡管如此，1930年，他以全班第三名的優(yōu)異成績通過了考試。列維-斯特勞斯的社會主義活動很快走向了終結，這僅僅是因為一次小小的偶然事件，因為一封翹首以待而從未收到的信件。盡管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怪戰(zhàn)"〔3〕--馬克?布洛克是這樣稱呼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法國人類學家、哲學家和結構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它的--初期法國戰(zhàn)敗造成的創(chuàng)傷，很快終結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結論是，"把政治現(xiàn)實圈入形式概念的框架之內"〔4〕，是很危險的。從此之后，列維-斯特勞斯再也沒有從這次失望中緩過神來，也不再以任何方式卷入任何政治紛爭，盡管除了他支持的東西，他作為一個民族學家所堅守的立場本身就包含著一定的政治內涵。但是這次轉折至關重要：列維-斯特勞斯不再面向世界的未來，而是滿懷思古之幽情，冒著犯下時代錯誤的危險，轉向了遙遠的過去。這與他童年時的偶像堂吉訶德，恰恰是背道而馳的。二英雄出世：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主義史海洋在呼喚列維-斯特勞斯作為民族學家的生涯開始了。他在《憂郁的熱帶》中告訴讀者，1934年秋天的一個星期日，高師的主管塞萊斯坦?布格萊找到他，建議他去申請圣保羅大學的社會學教授職位。塞萊斯坦?布格萊天真地認為，圣保羅的市郊到處都是印第安人，因此他建議列維-斯特勞斯去那里度周末。于是列維-斯特勞斯動身前往巴西，目的并不在于享受異國情調（"我討厭旅行，我憎恨探險家"〔5〕），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1890～1947），原名Lvovich Kibalchich，俄國的法語作家。原是無政府主義者，1919年參加革命后，成為共產國際的記者、編輯和翻譯。曾經公開批評蘇聯(lián)政體，但至死忠于社會主義的理想。而是要放棄思辨哲學，并最終轉向那個嶄新的、至今尚處在邊緣的學科，即人類學。他已經在雅克?蘇斯戴爾身上找到了榜樣的力量。從巴西歸來后，列維-斯特勞斯在巴黎組織了一次展覽，展出的全是他在這兩年搜集的收藏品。展覽的目的在于募集足夠的資金，以組織一次對南比夸拉印第安人（Nambikwara）的考察。他的著作開始引起小圈子里的專家們的注意，特別是引起了羅貝爾?洛維和阿爾弗雷德?梅特羅的注意。1939年，他因為德軍入侵而尋求避難，被迫離開了法國。作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組織的拯救歐洲學者的宏偉計劃的一部分，社會科學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邀請他來紐約。于是他登上了保羅-勒梅勒船長號（Captain Paul Lemerle），開始了橫跨大西洋的希望之旅。在安娜?塞格斯（Ana Seghers，1900～1983），德國作家，1928年加入德國共產黨。船上，與他做伴的還有警察眼中的社會渣子，他們是：安德烈?布雷東、維克托?塞爾日、安娜?塞格斯。在紐約的社會科學研究新校里，他發(fā)現(xiàn)自己必須更改姓名，因為一種牛仔褲的品牌與他重名〔6〕。從此之后，他便成了大名鼎鼎的克洛德?斯特勞斯（Claude L.Strauss）："不向Levi s公司訂購牛仔褲（訂單通常來自非洲），這一年是過不去的。"〔7〕除了這些有趣的問題，紐約成了結構人類學脫穎而出的最后一站。這多虧了一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邂逅：在新校，他遇見了講授語言學的同事羅曼?雅各布森。和列維-斯特勞斯一樣，雅各布森也是一個流亡者，他曾經在法國講授過結構語音學。后來的事實證明，無論是從智力的角度看，還是從情感的角度看，他們的碰面都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他們的友好合作自始至終都絲毫沒有動搖過。雅各布森聆聽列維-斯特勞斯講授血族關系，而列維-斯特勞斯則學習雅各布森有關語音和意義的課程："他的課程熠熠生輝。"〔8〕他們的研究是互不相干的，但形成了共生現(xiàn)象，這催生了結構人類學。此外，1943年，敦促列維-斯特勞斯著書立說的，也正是雅各布森。這便是后來的《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1948年，列維-斯特勞斯回到法國，做了許多臨時性的差事。他先是做了CNRS（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接著擔當了人類博物館（Musee de l Homme）的副館長，最終在喬治?迪梅齊的影響下，被推選為高等研究實驗學校第五區(qū)的"野蠻人的宗教"（Religions des peuples non civilises）講座的主講人。在與黑人學生做了一番討論之后，他很快把這個講座更名為"尚無書寫系統(tǒng)的人類的宗教"（Religions des peuples sans ecriture）。"來索爾邦找你談話的人，是不能稱為野蠻人的！"〔9〕雄心勃勃的科學不過，結構主義人類學并不是在哪個博學的頭腦中自發(fā)形成的。它是初試啼聲的人類學這一特定情形的產物，或者廣而言之，它是科學概念在社會研究領域崛起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就算列維-斯特勞斯袖手旁觀、不置一詞，結構主義照樣也會在奧古斯特?孔德及其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傳統(tǒng)的影響下應運而生。這倒并不是說，結構主義也具有孔德式的樂觀見解：人類歷史是分階段前進的，最終走向實證階段。不過，孔德的觀念的確打了前鋒，因為他認為，只有來自某種科學模型的知識，或者只有打算把自己轉化成一種科學或一種理論的知識，才是有趣的。"在這方面，傳統(tǒng)哲學被廢黜了"〔10〕，而這正是列維-斯特勞斯觀念的一大特征。孔德的影響還表現(xiàn)在其他方面，諸如他對"整體主義"〔11〕的渴望，對整體化的欲望。孔德譴責心理學，這與列維-斯特勞斯后來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社會學形成于20世紀初，在當時的社會學中，涂爾干繼承了孔德對整體化的渴求，把自己的研究對象嚴格限制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之內。即使列維-斯特勞斯轉向了民族學，并對涂爾干進行反抗（因為涂爾干不做田野作業(yè)），但他無法逃避涂爾干在30年代的影響力。雷蒙?布當說得對："人類學家伴著母乳喝下的，還有那么一點點整體論。"〔12〕社會是一個整體，不能把整體等同于部分之和。對于孔德而言，是這樣的；對于涂爾干來說，也是這樣的。社會學的建構必須以此為基礎。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轉折點上，日益風靡的系統(tǒng)論、結構觀與語言學、經濟學、生物學內發(fā)生的科學變革，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特別是當這些學科能夠解釋，何以構成其特定研究對象的諸種因素是相互依賴的時候，尤其如此。因而，列維-斯特勞斯無法不置身于涂爾干的世系之中。1949年，他不是明確重申弗朗索瓦?西米安在1903年對歷史學家發(fā)起的挑戰(zhàn)嗎？盡管如此，列維-斯特勞斯與涂爾干卻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在撰寫《方法的規(guī)則》（Les Regles de methode）時，涂爾干贊賞書面資料這個歷史學家的工具，不信任由民族志學家（ethnographe）親自動手收集起來的信息。當時，歷史實證主義如日中天。只是在此之后，大約是在1912年前后，涂爾干才把歷史學與民族志（ethnographie）熔為一爐。這是一次方向性的變革，它是在創(chuàng)辦《社會學年報》（L Annee sociologique）的激勵下發(fā)生的。相反，對于列維-斯特勞斯而言（他那時已經在巴西開始了辛勤的野地作業(yè)），觀察先于任何邏輯建構和理論概括。民族學首先是民族志。"人類學首先是一門經驗科學?！涷炑芯繘Q定能否總結、概括出結構來。"〔13〕當然，觀察本身不是目的。在這里，列維-斯特勞斯開始與經驗主義交鋒，但它只是第一個階段，也是不可或缺的階段。反對功能主義和經驗主義列維-斯特勞斯的第一個研究對象是亂倫禁忌（la prohibition de l inceste）。這給他提供了一個機遇，以拋棄涂爾干在同一課題上的立場。〔14〕以前的做法是，把亂倫禁忌歸之于古老的心理，歸之于對經血的恐懼，歸之于過時的信仰，歸之于與現(xiàn)代迥異的人際關系。列維-斯特勞斯拒絕這樣的定義，因為其答案總是限于一時一地。他尋求的是這一禁忌的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普遍根源，以說明其永久性。列維-斯特勞斯的知識先驅是奧古斯特?孔德、埃米爾?涂爾干和馬塞爾?莫斯，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是不能忘記的。而且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他早年對馬克思的深刻理解影響了他整個好戰(zhàn)時期；馬克思是他所謂的"三個女主人"（trois ma trsses）〔15〕之一，另兩位"女主人"分別是弗洛伊德和地質學。從馬克思那里，列維-斯特勞斯學到了一個原則：表層現(xiàn)實并不是最重要的，研究者必須建構一個模型，以超越物質表象，深入現(xiàn)實的根基："馬克思認定，社會科學不再以事件為基礎，正像物理學不再以感覺材料為基礎一樣。"〔16〕因為忠于馬克思，忠于馬克思主義中的最正統(tǒng)的學說，列維-斯特勞斯清楚地表明，他拒絕掩飾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即使他的真正意圖在于建立一套上層建筑理論。"我們決不想暗示說，意識形態(tài)的變化導致了社會的變化，只有反過來說才是對的。"〔17〕當然，沒過幾年，馬克思主義對他的影響，以及他與恩格斯的潛在對話，就徹底銷聲匿跡了。但是剛到巴西時，列維-斯特勞斯似乎首先要把自己裝扮成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方面，他曾經對迪迪埃?埃里邦說過，巴西人看到他不是涂爾干式的社會學家，大失所望。那時候，你不是涂爾干式的社會學家，你能是什么？"我敢打賭，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正在變成SFIO（Section Franaise de l Internationale Ouvriere，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8〕）的官方哲學家。"……很顯然，在巴西，發(fā)生了些什么事情。這意味著，他剛到那里時的角色與后來的角色并不相同；一定是他與那片土地的遭遇使他有所改變，但肯定還有別的原因。〔19〕面對人類學，列維-斯特勞斯拒絕這個領域中僅有的兩種研究方向，一種是進化主義或稱傳播主義（l evolutionisme ou le diffusionisme），一種是功能主義（functionnalisme）。當然，他欽佩馬林諾夫斯基的野地作業(yè)所具有的高品質，欽佩他對美拉尼西亞群島（Melanesie）和南海舡人（Argonauts）的性生活所做的研究，但他又譴責馬林諾夫斯基對經驗主義和功能主義的崇拜：認為只要觀察一個社會就能理解普遍的人類動機，這樣的觀念在他的著述中再三出現(xiàn)，這削弱了數(shù)據(jù)資料的重要性。眾所周知，這些數(shù)據(jù)資料是栩栩如生和豐富多彩的?！?0〕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生于波蘭，在英國成為著名人類學家。在列維-斯特勞斯的眼中，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落入了非連續(xù)性和單一性的陷阱。社會結構和看得見的社會關系被混為一談了，因此所做的分析依然是膚淺的，喪失了社會現(xiàn)象中最重要的東西。至于亂倫禁忌，馬林諾夫斯基的考察從來都沒有超出過生物學的范疇，他總是認為亂倫禁忌的成因在于，父母之情與愛情之焰不共戴天。阿爾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分析則稍微接近于結構主義方法，在研究澳大利亞形形色色的血族關系系統(tǒng)時，他已經運用了社會結構的觀念，尋找一種系統(tǒng)的方式，以便對每個系統(tǒng)予以分類，然后使之成為有效的概括方式，適用于所有的人類社會。"這種分析試圖把多樣性（兩三百個血族關系系統(tǒng)）簡化為單一的序列，且不論這種單一的序列是什么。"〔21〕但是列維-斯特勞斯認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方法論具有過強的描述性和經驗性，而且與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闡釋不乏共同之處，只停留在社會系統(tǒng)的表面，無法深入下去。弗朗茨?鮑阿斯（Franz Boas，1858～1942），現(xiàn)代人類學的奠基人，美國人類學之父。甩開了盎格魯-撒克遜的經驗主義，列維-斯特勞斯在德國歷史學派的傳人中，在文化相對主義的倡導者中，找到了人類學領域中的大師。他們是洛伊、克羅伯、鮑阿斯，"我要說，我蒙恩于這些作者。"〔22〕他把羅伯特?洛伊視為創(chuàng)始人，因為他早在1915年，就為血族關系系統(tǒng)的研究開辟了充滿希望的道路。"社會生活的真實本質，有時可以被嚴格地視作雙親與聯(lián)姻的分類模型的功能。"〔23〕一到紐約，列維-斯特勞斯就立刻找出了弗朗茨?鮑阿斯的著作，那時鮑阿斯正支配著整個美國人類學界。鮑阿斯的興趣十分廣泛，他的研究無所不包。列維-斯特勞斯甚至還親眼目睹了這位大師之死，那是在鮑阿斯為了紀念里韋訪問哥倫比亞大學而舉辦的午餐會上。鮑阿斯興高采烈。談話中，他突然由餐桌向后倒去，后腦重重地摔在地上。我就坐在他的旁邊，匆忙將他扶起。鮑阿斯死了。〔24〕鮑阿斯最主要的貢獻，他對列維-斯特勞斯最大的影響，在于他強調文化現(xiàn)象的無意識本質，在于他認為，對于理解這一無意識的結構而言，語言法則是核心。這就是1911年前后，來自人類學的語言沖擊力。對于列維-斯特勞斯與雅各布森之間富有成效的相遇來說，這是一個好兆頭。引進語言學模型列維-斯特勞斯的創(chuàng)新是真正意義上的創(chuàng)新，因為他把語言學模型引進到人類學中。在此之前，在法國，人類學總是與自然科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整個19世紀，物理人類學（l anthropologie physique）一直占統(tǒng)治地位。列維-斯特勞斯很容易接近這些自然科學模型。1948年回到法國后，他當上了人類博物館的副館長。但這并不是他想要的東西。相反，他要在社會科學中，特別是在語言學中，尋找科學性之模型（modele de scientificite）。這顯然是舍近求遠地繞道而行，而歷史證明這又非常重要，何以如此？這個問題我?guī)缀鯚o法回答，但還是說一說吧。生物性的和物理性的人類學一直被形形色色的種族主義所苦，以至于很難從這一個學科中有所斬獲，以建立某種總體性科學，即能把物理與文化融為一體的總體人類學。對物理人類學展開的清算，已經使得理論辨論不再必要?？寺宓?列維-斯特勞斯已經來到現(xiàn)場，在那里，歷史已經為他準備好了一切。〔25〕考慮到法國人類學中自然主義與生物主義的關系廣受歡迎，我們可以說，列維-斯特勞斯代表的突破比原來預想的還要宏偉壯觀。在此之前，人類學一直是研究人類的自然基礎的，它基本上建立在生物學決定論的基礎上。不過，二戰(zhàn)把一切都蕩滌得一干二凈，列維-斯特勞斯可以重新使用"人類學"一詞而不必冒任何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風險。他把人類學建立在語言學這門領先科學的基礎上，因而把法國人類學提升到了盎格魯-撒克遜人類學的語義學層面上。〔26〕注釋〔1〕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近在眼前與遠在天邊》，第15頁?！?〕同上，第19頁?！?〕怪戰(zhàn)（Drle de guerre），指1939年9月開始到1940年4月之間，英法雖然因為德國入侵波蘭而與德國宣戰(zhàn)，卻只有極輕微的軍事沖突，因為被稱為"怪戰(zhàn)"。英國稱之為假戰(zhàn)（Phoney War），德國稱之為靜坐戰(zhàn)（Sitzkrieg）?！?〕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世界報》，接受讓-馬里?伯努瓦訪談時所言，1979年1月21日。〔5〕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1955，第3頁。--作者注。列維 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王志明譯，三聯(lián)書店，2000，第3頁。--譯者注〔6〕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中的列維（Levi）與美國著名的牛仔褲公司（Levi s）讀音相似，故有此說。--譯者注〔7〕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近在眼前與遠在天邊》，第47頁。〔8〕同上，第64頁?！?〕同上，第81頁。--作者注。巴黎大學的前身是索爾邦神學院（Sorbonne）。1250年前后，一位名叫羅貝爾?索爾邦的教師在法國國王的幫助下，開辦了這所神學院，供窮學生研究神學。到了14世紀，該學院不僅成為神學研究中心，還對醫(yī)學和人文科學展開研究。到了17世紀，樞機主教黎世留重修了被毀的學院（包括教堂），形成了大致相當于今天規(guī)模的建筑群落，學院也從單純的神學院成為綜合性的大學。根據(jù)1970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法，巴黎大學分成13個分校。原來的索爾邦建筑群只保留了巴黎大學的一大、二大、三大、四大的部分院系。索爾邦是巴黎諸大學的統(tǒng)稱，故有時籠統(tǒng)地稱之為巴黎大學。--譯者注〔10〕弗朗辛?勒布雷，接受筆者訪談時所言?！?1〕雷蒙?布當，接受筆者訪談時所言?！?2〕同上?！?3〕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遠眺》（Le Regard eloigne），1983，第145頁。〔14〕埃米爾?涂爾干，"亂倫禁忌"（"La prohibition de l inceste"），《社會學年報》（L Annee sociologique），1898年第1卷?！?5〕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第44頁?！?6〕同上，第49頁。--作者注。"馬克思證明社會科學的基礎并不是建立在各類事件之上，正如物理學的基礎并非建立在感官所能覺察到的材料上一樣"?？寺宓?列維-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中文版，第58頁。--譯者注〔17〕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野蠻人的思維》（La Pensee sauvage），Plon，1962，第155頁。--作者注。"我根本不是想暗示，意識形態(tài)的變換導致社會的變換。"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李幼蒸譯，商務印書館，1987，第133頁。--譯者注〔18〕"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乃法國社會黨的前身。--譯者注〔19〕菲利普?德科拉，接受筆者訪談時所言。〔20〕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Plon，1958，第14頁。--作者注。馬林諾夫斯基曾有專著研究南海舡人，B.Malinowski, 1961.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New York: E.P.Dutton.--譯者注〔21〕拉德克利夫-布朗，"血族關系系統(tǒng)研究"（"The Study of Kinship Systems"），《皇家人類學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y Institute），1941，第17頁?！?2〕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第52頁。--作者注。"另外，我自動自發(fā)地宣揚對我有影響的美學學者是：羅維、克魯伯和鮑亞士……"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憂郁的熱帶》，中文版，第61頁。--譯者注〔23〕羅伯特?洛伊，"異族通婚與親戚關系的分類系統(tǒng)"（"Exogamy and the Classificatory Systems of Relationship"），《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第17卷（1915年4月～6月）?！?4〕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近在眼前與遠在天邊》，第58頁?！?5〕讓?雅曼，接受筆者訪談時所言。〔26〕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語言學與人類學中的結構分析"（"L analyse structurale en linguistique et en anthropologie"），《詞語》（Word），第1卷，第2冊（1945），第1～21頁；收入《結構人類學》?？寺宓?列維-斯特勞斯，"語言學與人類學"（"Linguistique et anthropologie"），《美國語言學國際版增刊》（Supple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第19卷，第2冊，1953年4月；收入《結構人類學》。三天性與文化相遇：亂倫1948年回到法國后，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在一個評審委員會面前，為自己的著作《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以及補充性著作《南比夸拉印第安人的社會生活與家庭生活》（La Vie familiale et sociale des Nambikwara），進行答辯。評審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喬治?達維、馬塞爾?格里亞萊、埃米爾?邦弗尼斯特、阿爾貝?巴耶、讓?埃斯卡拉。第二年，他的著作出版了，這是二戰(zhàn)后知識分子史上一件大事。對于結構主義事業(yè)的確立來說，它是試金石。〔1〕40年之后，一位人類學家依然認為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重要事件：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它把尋求科學性的強烈意志，引入了對社會多樣性的分析；它追求最具包容性的模型，以闡發(fā)最初深藏不露的現(xiàn)象，使之成為共同分析范疇的一部分；它已從并列的分支轉為聯(lián)盟的關系?！?〕列維-斯特勞斯著作的出版，使法國的人類學學派經歷了一場實實在在的認識論革命。當然，包括哲學家在內的其他團體也被它刺得眼花繚亂。年輕的哲學教師奧利維耶?勒沃?達隆內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一個重要的決定性時刻。1948年，我剛剛獲得哲學教師資格文憑，被分配到里爾的一所高中任教。它基本上是一本啟蒙性著作。那時候，我在《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中看到了對馬克思的首肯。〔3〕這樣的沖擊波遠遠超出了狹小的人類學家的圈子，影響還在繼續(xù)著。在它出版10年之后，一個年輕的高師學生發(fā)現(xiàn)，《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以同樣的震撼力令他手足無措，那是1957年，他剛剛進入高師。伊曼紐爾?泰雷是一位哲學家，他深深迷戀著人類學，但又需要離開那個全面卷入殖民戰(zhàn)爭的法國。他反對這場戰(zhàn)爭，并它產生了影響。那時候，他的朋友阿蘭?巴迪烏把《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借給了他，當時這本書還很難找到。三天性與文化相遇：亂倫◆◆結構主義史阿蘭借我那本書，我親自動手抄寫了其中的100頁，這文字我至今依然保存著。因為我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當我抄完之后，阿蘭別無選擇，只能把這本書送給我。就這樣，我得到了它的第一版。當時我認為，這本書在這個領域取得的成就，可與馬克思的《資本論》或弗洛伊德的《釋夢》相媲美。我現(xiàn)在依然這么看?！?〕我們這位年輕的哲學家再次受到下列做法的誘惑：賦予某個領域以秩序。那個領域缺乏一致性，經驗主義在那里一統(tǒng)天下。他的羨慕確定了他對職業(yè)的選擇，他在人類學中找到了人生之路。普適常數(shù)在尋找能把一切社會實踐納入視野的常數(shù)時，列維-斯特勞斯發(fā)現(xiàn)，亂倫禁忌是亙古不變的，而且它劉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美國民族學家，專攻原始社會的歷史學家。超越了人類社會的千變萬化。在傳統(tǒng)的研究中，他推動了一場變革。傳統(tǒng)的研究通常依據(jù)道德禁令考慮亂倫，而沒有顧及它的社會積極性。例如，劉易斯?亨利?摩爾根就把亂倫禁忌視為物種保護自己免于近親結婚之苦的手段。而對愛德華?魏斯特馬克來說，亂倫禁忌可以通過常規(guī)生活對性欲的磨損效果予以解釋。這個觀點遭到了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理論的全面批駁。列維-斯特勞斯發(fā)動的革命之所以為革命，就在于，它對現(xiàn)象做了非生物化的處理，并把它從簡單的血親結構中，從種族中心論的道德考慮中驅逐了出去。結構主義的假說影響了這次轉型，也多虧了這場變革，禁忌的交換特性，或者由婚姻同盟確立的交流，才得以再次強調。列維-斯特勞斯把血族關系看成社會再生產的首要根基。愛德華?魏斯特馬克（Edward Westermarck，1962～1939），芬蘭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道德哲學家。為了不迷失在眾多婚姻實踐的迷宮之中，列維-斯特勞斯做了一番真正數(shù)學意義上的化約，他把基本的血族關系結構限制在有限的幾種可能性之內：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是指……這樣一些系統(tǒng)，它規(guī)定可以與某種類型的親戚結為姻親。結果，這些系統(tǒng)一邊把社會的全部成員界定為親戚，一邊把他們劃分為兩個范疇，即可以與之結婚的與不可以與之結婚的?！?〕以此命名法為基礎，這些基本結構試圖確定，是否可以通過聯(lián)姻形成親戚或親屬圈。因此，在這種類型的結構中，兄弟姐妹以及第一代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間，是禁止結婚的，即使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可以結為姻親，也僅限于表兄弟姐妹等母系方面的親戚。因此，社會被劃分成兩個團體，一個是可以與之結婚的，一個是不可以與之結婚的。在澳大利亞的卡列拉人（kariera）系統(tǒng)和阿隆塔人（aranda）系統(tǒng)那里找到了同樣的系統(tǒng)，這兩個系統(tǒng)都是列維-斯特勞斯研究過的。在卡列拉人系統(tǒng)中，部落被劃分成兩個局部團體，每一個團體又分成兩部分；局部團體中成員是按父系遺傳的，但是孩子屬于另一部分。因此，生育選擇與婚姻系統(tǒng)是由女方雙邊交叉堂表姊妹所決定的（她之所以是雙邊的，是因為她既是姑姑的女兒，又是舅舅的女兒）。阿隆塔人系統(tǒng)與此類似，但相似性只限于婚姻團體中。列維-斯特勞斯在此把對稱婚姻放在一處，將其視為受限制的交換。這也是最為基本的，但也存在一個數(shù)目不定的團體和單邊婚姻，即使如此，也可以把它視為廣義的交換：雙邊婚姻沿著兩條遺傳線形成，但是一個單邊聯(lián)姻系統(tǒng)要想運作起來，至少需要三方的存在。如果甲方從乙方那里娶到了妻子，那他就必須把姑娘嫁給丙方，而丙方又要把姑娘嫁給乙方，以此循環(huán)往復。〔6〕基本的血族系統(tǒng)總是試圖把婚姻維持在家族框架之內。與此不同，半交叉結構總是試圖把婚姻和家族關系與其他血統(tǒng)混合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部落內部通婚，別的部落就不會與它發(fā)生婚姻關系，除非別的部落忘記了這一點。列維-斯特勞斯放棄了根據(jù)同源衍生（filiation）或血緣關系做出的分析，目的在于證明：性的結合是受社會調節(jié)的交換的對象，而交換是一個社會事實和文化事實。因此，亂倫禁忌不再被設想為一個純然消極的事實；恰恰相反，它被設想為產生社會關聯(lián)的積極事實?？梢园蜒尻P系系統(tǒng)視為一個任意的再現(xiàn)系統(tǒng)（system arbitraire de representation），就像索緒爾的任意記號一樣。通過與以亂倫禁忌觀念為核心的自然主義決裂，通過把亂倫觀念視為從自然轉向文化的參照物，列維-斯特勞斯推動了一次重要的轉型。社會秩序脫胎于以亂倫禁忌為核心的交換組織，因此亂倫禁忌成了一個根本性的因素："從最一般的觀點看，禁止亂倫表現(xiàn)了從自然的血親事實向文化的聯(lián)姻事實的轉變。"〔7〕在社會秩序的誕生中，亂倫禁忌是決定性的干預因素。雖然它身處核心，雖然它身為基本原則的一個方面，我們也不能將其僅僅視為自然秩序的組成部分，即使它具有普遍性和自發(fā)性的特質，也是如此；也不能把它僅僅當成文化秩序的組成部分，文化秩序的特征是具有特定的規(guī)范、法則和限定性質素。亂倫禁忌同時屬于這兩個領域，它是自然與文化的交匯點，它是人類取代自然秩序的不可或缺的任意法則。在亂倫禁忌中，既存在特定的規(guī)則，也存在規(guī)范的語碼（文化）和普遍的品質（自然）。"禁止亂倫處于文化之始，也處于文化之內，正如我們將要表明的那樣，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禁止亂倫本身就是文化。"〔8〕不能把來自這一禁令的基本結構視為可以觀察的自然事實，而是要把它視為"破譯的座標（grille），或者用康德的話說，一個圖式（scheme），為了平穩(wěn)地運作，所有的術語或所有的方面，都需要呈現(xiàn)在它面前。"〔9〕借助于這一范例性研究，列維-斯特勞斯使人類學擺脫了自然科學，并直接、專門地將人類學置于文化的根基上。邂逅雅各布森在列維-斯特勞斯看來，使得這次轉型成為可能的模型，來自結構語言學。在這方面，語音學的誕生與發(fā)展，使社會科學中的思維方式發(fā)生了巨變。對于列維-斯特勞斯本人而言，從語音學中借用模型，代表著一場真正的哥白尼-伽利略式的革命。"語音學不得不在社會科學中扮演這一革命性的角色，恰如核物理學不得不在所有硬科學中扮演這樣的角色一樣。"〔10〕語音學方法的日益成功證明，存在著一個行之有效的系統(tǒng)，人類學應該從中抽取某些基本原則，然后再把它們應用于復雜的社會領域。列維-斯特勞斯因此采用了基礎性范式，這實際是建立在為了術語而術語的基礎上的。語音學竭力超越意識層面上的語言學現(xiàn)象的階段。僅僅考察術語的特殊性是不夠的，目的在于根據(jù)術語之間的相互關系理解這些術語，語音學因此在努力建構一般規(guī)則時引進了系統(tǒng)觀念。整個結構主義方法都體現(xiàn)在這一事業(yè)之中。列維-斯特勞斯與羅曼?雅各布森在紐約的相遇和相知，無疑是這個貢獻的一大源泉。那個時候，我只是一個樸素的結構主義者。我正在搞結構主義，但對其一無所知。雅各布森向我展示了包含著一種學說的著作，這種學說已經融入語言學中，而我卻從來沒有研究過它。對于我來說，這是一次啟蒙?！?1〕不過，列維-斯特勞斯并沒有把自己的行動局限在這樣的范圍內，即只給自己的研究增添一個新的知識領域，而是將其熔鑄成屬于自己的一種方法，結果，他的總體視野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和音素（phonemes）一樣，血族關系術語都是符指因素（elements de signification）；和音素一樣，只有把這些血族關系術語綜合成一個系統(tǒng)，它們才能獲得意義?！?2〕列維-斯特勞斯參加了雅各布森在紐約的研討班，并為其1976年出版的文集撰寫了序言?！?3〕列維-斯特勞斯為人類學留下了兩條重要的教益。一條是，要超越眾多可以識別的變量而尋求恒量；另一條是，要避免訴諸言說主體的意識（conscience du sujet parlant），只有這樣才能普及結構的無意識現(xiàn)象。在他看來，無論對于語音學還是對于人類學來說，這兩條原則是同等重要的。不過，盡管如此，這兩個學科也沒有拋棄具體的現(xiàn)實，只是一味地投入系統(tǒng)形式主義的懷抱。列維-斯特勞斯引用俄國語音學家尼古拉?特魯別茨科伊的話說："當代語音學并沒有作繭自縛，只是大聲宣布，音素總是系統(tǒng)的構成因素。它展示具體的語音學系統(tǒng)，并把其結構賦予語音學系統(tǒng)。"〔14〕因而，結構人類學家必須沿著結構語言學開辟的道路，追隨語言學家的腳步。結構語言學已經不再對語言進化作歷時性解釋，因為這種解釋總是在識別語言間的不同變體。它把一種語言的復雜材料分解成有限的幾種音素，這有助于人類學家處理仍在原始社會中發(fā)揮作用的系統(tǒng)；他必須以同樣的方式解構、削減可以觀測到的現(xiàn)實，其方式就是留心變量，而變量也是有限的。對于那些圍繞著同源衍生（filiation）法則和居住法則之間的關系組成的婚姻系統(tǒng)來說，情形就是如此。同源衍生法則和居住法則之間的關系，每一點都是任意的，其任意性不亞于索緒爾的記號。通過把雅各布森當成自己靈感的源泉，列維-斯特勞斯把索緒爾的突變轉化成了他自己的突變。列維-斯特勞斯多次提及索緒爾對能指和所指所做的著名區(qū)分，并將其運用于自己的研究領域。索緒爾反對在語音與意義之間做出區(qū)分，但在列維-斯特勞斯那里，結構成了能指，意義成了所指。在這一方面，此一模型被修改了。當它進入語言學的視野時，當它展示共時性和歷時性的關系時，列維-斯特勞斯堅持索緒爾的觀點，即共時性具有優(yōu)先性。這一步預示了未來的反歷史之爭。在選用了語音學的模型之后，"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開始批評歷史研究的低效力，或意識的低效力，因為它們無力對社會現(xiàn)象做出解釋"〔15〕。因為被這些模型的成功搞得神魂顛倒，列維-斯特勞斯也加入了語言學家的行列：我們應該向語言學家學習，看一看他們是如何獲得成功的，想一想我們怎樣才能在自己的領域使用同樣嚴密的方法。事實證明，這方法在語言學領域是相當有效的。我們的領域十分復雜，它包括血族關系領域，社會組織領域，宗教、民俗、藝術領域，等等。〔16〕但是如果作此設想，即一旦人類學家發(fā)現(xiàn)他們的大師都是語言學家就會立即繳械投降，那就根本不了解列維-斯特勞斯。恰恰相反，必須透過一個更加寬泛的視角審視他的一舉一動。他要把語言學融入更加廣闊的領域，人類學會在這個領域中成為原初動力。對社會結構的闡釋將是三重"交流理論"〔17〕的產物：不同團體中的女人的交流，它符合血族關系的規(guī)則；商品和服務的交流，它符合經濟的規(guī)則；信息的交流，它符合語言學的規(guī)則。這三個層面都已融入列維-斯特勞斯全面廣泛的人類學事業(yè)，在那里，兩種方法之間的類比依然是一個常數(shù)。"血族關系系統(tǒng)是一種語言。"〔18〕如果在語言結構與血族關系系統(tǒng)之間存在著實質上的一致，那么就會在后一個世界領域中發(fā)現(xiàn)語言的影子，語言的結構是一種可與血族關系系統(tǒng)相媲美的結構?！?9〕于是，列維-斯特勞斯把語言學提升到了領航科學和原創(chuàng)模型的高度，把人類學建立在結構與文化而不是自然之上。多虧了雅各布森，列維-斯特勞斯很早就理解了此舉的戰(zhàn)略意義，正因此故，我們必須反對讓?普永的看法。普永認為語言學對列維-斯特勞斯的重要性并不大，它僅限于一種簡單的想法："意義總是立場性的意義（sens de position）。"〔20〕結構主義范式的兩大沖擊力，早就在《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中展現(xiàn)出來。兩種沖擊力分別來自語言學和數(shù)學，無論是語言學還是數(shù)學，根據(jù)定義，都是形式化的語言。列維-斯特勞斯從布爾巴基小組（group Bourbaki）〔21〕的結構數(shù)學中獲益匪淺，此前他認識了西蒙娜?魏爾的兄弟安德烈?魏爾，他曾經為那部著作寫過一個數(shù)學性的附錄。在這個事關他的科學發(fā)現(xiàn)的數(shù)學抄本中，列維-斯特勞斯看到了連綿不斷的改朝換代，它類似于雅各布森推動的轉型：把人們對關系術語的關注，轉向對這些術語之間的關系本身的重要性的關注，而這些術語完全獨立于它們的內容。帶給尚處于嬰兒期的社會科學的，是雙倍的能產性、嚴密性、科學性，它們用來滿足這樣一個夢想，即至少要抵達科學性之至境，而這里所謂的科學性與硬科學的科學性是完全相同的。我們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社會科學將會成為羽翼豐滿的科學，就像牛頓物理學一樣。因為語言學似乎已經成為一門科學之類的東西，而這里的科學是在自然科學意義上說的。……這才是成功的關鍵之所在。〔22〕當然，20年來，尋找一條通途，同時實現(xiàn)一個夢想，這樣的欲望一直縈繞在社會科學研究者們的心頭。轟動性事件《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一出版，就立刻造成了轟動性效應。西蒙娜?波伏瓦拿起筆來撰寫了書評，發(fā)表在《現(xiàn)代》雜志上。因為該雜志的讀者一般都是最寬泛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所以文章一經發(fā)表就會立即引發(fā)眾多話題，即使在人類學家的小圈子之外，即使誰也沒有讀過那部著作，這些話題也會廣為人知。例如，讓?普永當時就只讀過列維-斯特勞斯的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女權主義運動的創(chuàng)始人，薩特的伴侶?！稇n郁的熱帶》。讓人覺得荒謬的是，最早注意《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這部高度結構主義的著作，并為之撰寫書評的，是薩特的存在主義的喉舌。當時，西蒙娜?波伏瓦撰寫的《第二性》（La Deuxieme sexe）已經接近尾聲。她和列維-斯特勞斯年齡相仿，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之前就認識，那時他們是教師資格考試培訓班的同學。西蒙娜?波伏瓦從米歇爾?萊里斯那里聽說，列維-斯特勞斯就要出版他有關血族關系系統(tǒng)的論著了。因為對這個問題感興趣，因為想了解人類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她要萊里斯以她的名義與列維-斯特勞斯取得聯(lián)系，請求列維-斯特勞斯在她完成《第二性》之前，把他著作的校樣寄給她。"為了感謝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她撰寫一篇長長的書評，發(fā)表在《現(xiàn)代》雜志上。"〔23〕這篇文章對列維-斯特勞斯著作的價值，做了特別積極的肯定。"在此之前，法國的社會學家一直都在休眠。"〔24〕波伏瓦贊成列維-斯特勞斯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得出的結論，她鼓勵讀者閱讀他的著作，但與此同時，她又把他的著作拉入了薩特的王國，賦予它存在主義的沖擊力。很顯然，要么是她誤讀了這部著作，要么是她想對列維-斯特勞斯實行招安政策。她注意到，列維-斯特勞斯并沒有提及，結構究竟來自何處，盡管他已經描述了結構的邏輯。對此，她提供了薩特式的回答：列維-斯特勞斯不允許自己在哲學根基的問題上稍有閃失，他也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嚴密的科學客觀性；但是顯而易見，他的思想銘刻在廣泛的人本主義的紀念碑上，根據(jù)人本主義的觀點，人類的存在就是對自身存在的最好的辯護?！?5〕1951年初，同樣是在《現(xiàn)代》雜志上（它為列維-斯特勞斯著作的聲名遠播立下了汗馬功勞），克洛德?勒福爾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批評列維-斯特勞斯，說他把經驗的意義置于經驗之外，說他賦予數(shù)學模型以優(yōu)先權，因為他認為數(shù)學模型比現(xiàn)實本身更真實。"我們會責備列維-斯特勞斯先生，因為他看到的只是規(guī)則，而不是社會中的行為。"〔26〕1956年，讓?普永回應了勒福爾的批評，他認為勒福爾的批評毫無根據(jù)可言。讓?普永當時正準備撰寫一篇文章，評論列維-斯特勞斯的著作。在普永看來，列維-斯特勞斯既沒有把現(xiàn)實與其數(shù)學表達式混為一談，也沒有為了賦予后者以優(yōu)先權而把它們分得涇渭分明。列維-斯特勞斯還沒有把數(shù)學模型本體化，因為"他從來都沒有把有關現(xiàn)實的數(shù)學表達式與現(xiàn)實本身混為一談"〔27〕。50年代中期，結構主義方法獲得了廣泛的支持，但當這個范式變得傷痕累累時，它很快就遭到了來自盎格魯-撒克遜及其法國方面的批評，特別是在1968年5月。注釋〔1〕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南比夸拉印第安人的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La Vie familiale et sociale des Indiens Nambikwara）（Paris: Societe des Americanistes），1948；《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PUF，1949?！?〕馬克?奧熱，接受筆者訪談時所言?！?〕奧利維耶?勒沃?達隆內，接受筆者訪談時所言。--作者注。法語中的"教師"（agrege），通常指已經通過考試取得了大學或中學教師資格的教師。--譯者注〔4〕伊曼紐爾?泰雷，接受筆者訪談時所言?！?〕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Mouton，1967（1949），第一版序，第IX頁?！?〕丹?斯佩爾伯，《何謂結構主義？人類學中的結構主義》（Quest ce que Ie structuralisme？ Le structuralisme en anthropologie），Point Seuil，1968，第26頁?！?〕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第36頁?！?〕同上，1967，第14頁?！?〕讓-馬里?伯努瓦，《結構革命》（La Revolution structurale），Denel，1980，第112頁?！?0〕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第39頁?！?1〕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近在眼前與遠在天邊》，第63頁。〔12〕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第40～41頁?！?3〕羅曼?雅各布森，《聲音與意義六講》（Six leons sur le son et le sens），Minuit，1976，由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作序；收入《遠眺》，題為"語言學講座"（"Les leons de la linguistique"），Plon，1983?！?4〕尼古拉?特魯別茨科伊，"當代語音學"（"La phonologie actuelle"），《語言心理學》（Psychologie du langage），1933，第243頁；引自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第40頁。〔15〕伊萬?西莫尼，《列維-斯特勞斯或亂倫的激情》（Levi Strauss ou la passion de l inceste），Champs Flammarion，第19頁?！?6〕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第68頁。〔17〕同上，第82頁?！?8〕同上，第46頁。〔19〕同上，第62頁?！?0〕讓?普永，接受筆者訪談時所言?！?1〕1950年前后，一群法國數(shù)學家決定以集合論為基礎，用純演繹的方式，重寫整套數(shù)學，用共同的筆名N.Bourbaki發(fā)表著作，世稱布巴基小組。--譯者注〔22〕雷蒙?布當，接受筆者訪談時所言。--作者注。嚴密性（rigueur），指科學的嚴密性，包括論據(jù)的可見性，論證過程的邏輯性，結論的扎實性等內容?？傊@個詞匯是與"自然科學"的"科學性"聯(lián)系在一起的。--譯者注〔23〕讓?普永，接受筆者訪談時所言。〔24〕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現(xiàn)代》（1949年11月），第943頁。〔25〕同上，第949頁?！?6〕克洛德?勒福爾，"交換與人類之爭"（"L echange et la lutte des hommes"），《現(xiàn)代》（1951年2月）?！?7〕讓?普永，"試論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的著作"（"L uvre de Claude Levi Strauss"），《現(xiàn)代》，第226期（1956年7月）；收入讓?普永，《沒有拜物教的物神》，Maspero，1975，第3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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