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歷史

內容概要

作為一個研究東方文明的世界級知名學者，勒內·格魯塞所著的這本《偉大的歷史》與平常的“通史”相比有很大的區(qū)別，相較于一般通史中偏重政治、軍事等“大事件”，本書更偏重于文化的層次。因此，我們從書中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從原始蒙昧中的崛起，更可以看到一個偉大文明綿延五千年的波瀾壯闊，從中讀出思想的睿智和藝術的儒雅。當政治和軍事從歷史的視野中淡出之時，我們的內心將不得不對一個偉大文明心生崇敬之情。

作者簡介

勒內·格魯塞（Rene Grousset，1885-1952），法同著名歷史學家，一生潛心研究東方歷史與文化，是法國亞洲史學界的泰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曾在法國軍隊工作。1925年，被任命為巴黎吉美博物館的助理管理員。1933年，成為塞努奇博物館的館藏指導及亞洲藝術藏品的負責人。 
　　

書籍目錄

第1章 中土第2章 先民的擴張第3章 封建制度與俠士精神第4章 先圣先賢第5章 火與劍第6章 中國的愷撒第7章 過渡時期第8章 華夏盛世第9章 文人的勝利第10章 絲綢之路第11章 佛教的啟示第12章 漢代的盛衰第13章 三國鼎立第14章 大入侵第15章 北魏的藝術第16章 天子隋煬帝第17章 太守李世民第18章 宮廷大戲第19章 大時代第20章 社會危機第21章 宋代與改革的難題第22章 星座上的夢想家：徽宗皇帝第23章 生活的優(yōu)雅第24章 中國思想的結晶第25章 征服者第26章 大汗忽必烈第27章 馬可·波羅第28章 一次民族復辟：明代第29章 1644年的大戲第30章 大清皇帝譯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1章 中土亞洲文明是眾多美索不達米亞之類的大沖積平原的產物，這些地方，土壤的天然肥沃激發(fā)了人的農業(yè)才能。這就是巴比倫在西亞的情形，也是中國的“中原”在東亞的情形。這片大平原，從北方的北京到南方的淮河，從西部洛陽的通衢大道到東部山東的崇山峻嶺，覆蓋范圍超過12萬5千平方英里，面積比英格蘭和愛爾蘭還要大。按照希羅多德的說法，埃及是“尼羅河的饋贈”，同樣，中原也是黃河及其支流的饋贈?！霸谙鄬ν斫臅r期里：我們是在地質學家所賦予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說法，這塊平原是一片海灣，大海的波濤沖刷著山西的絕壁懸崖，而今天的山東半島，當時還是一座島嶼。”從遠古時期起，黃河就從更遠的西部黃土高原攜帶著巨大的泥土沖積層滾滾而下，把它們堆積到這一區(qū)域，因此創(chuàng)造了一片非凡肥沃的沖積土。作為這一泥土沉積物不斷積累的結果，大海被阻擋住了，海岸線不斷向東延伸；這個過程今天依然在繼續(xù)。就這樣，年復一年，泥漿抬升了黃河的河床，兩岸的居民不得不相應地筑高他們的堤壩，結果，這條大河流到下游的時候已經遠遠高出于平原之上；這是一種荒謬的情境，充滿了極度的危險。再向西，在中原的那邊，綿延著層層疊疊的黃土梯田，覆蓋面積超過26萬平方公里，那條營養(yǎng)豐富的大河就是從這里發(fā)源。這一丘陵起伏的地區(qū)，整個都被浩瀚無垠的黃土層所覆蓋，它類似于阿爾薩斯黃土，是在過去數(shù)千年里被大風所堆積起來的細膩的粘土、沙粒和石灰?guī)r的塵粉，形成了大塊的整體，歲月的侵蝕把它們切割成層層梯田?？偟膩砜?，這是一塊像中原一樣肥沃的土地（那時候這里并不缺雨）。這里是黍稷和小麥的王國。最后，還有一些廣袤的區(qū)域，從北京到開封，再從開封到南京的門戶，西北梯田的黃土與中原的沖積泥層在這里悄無聲息地融合，組成了整個地區(qū)最肥沃的部分。在這一區(qū)域，黍稷耕作與水稻耕作結合了起來，前者適合于黃土梯田，后者則更適合于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中華文明就是從這一地區(qū)興起，與農業(yè)的發(fā)展攜手并進，或者毋寧說，是與黍稷耕作以及后來的水稻耕作攜手并進。史前時期不為人知的那幾百年時間，被用來焚燒并清理覆蓋著西北黃土高原的灌木叢林，被用來排干浸潤著東北中央平原的沼澤濕地。《詩經》中的遠古歌謠頌揚了這項勞作：“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還有：“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痹谀切┮驗橹笇н@種集體勞動而受到頌揚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農，他教會人們刀耕火種、使用鋤頭；另一位是后稷：“黍稷之王”。還有一項同樣重要的勞動，要歸功于傳說中夏朝的創(chuàng)立者大禹。他通過挖溝排水的工作，從水中開拓土地，“讓江河退回大?！?，并增加了溝渠與河道的數(shù)量。正是中國人的祖先們所過的這種農業(yè)和定居的生活，把他們與那些一直過著游牧打獵生活的部落區(qū)別開來，這些游牧部落，要么生活在陜西和山西北部的大草原上，要么生活在淮河與長江流域的沼澤森林里：他們大概屬于同一種族血統(tǒng)。沒有理由認為存在種族的差異，更無法想象他們是原始中國人種的移民：有人說他們來自中亞。而且，這些“野蠻”部落，環(huán)繞著遠古中國的狹小領地，他們注定終有一天也要采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從古風時期的末葉開始，他們逐漸放棄了自己的游牧生活，開始從事農業(yè)（在長江下游的游牧部落中，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的）。在東京灣也是一樣，如果說安南人與他們的芒族同胞有什么不同的話，那是因為他們成了海濱地區(qū)稻田的耕種者，而生活在內陸森林中的芒族人卻沒有嘗試去學習關于農業(yè)的任何東西。就同樣的地區(qū)而言，古代中國農民的社會生活，跟今日的鄉(xiāng)村生活并無大的不同。在大平原上，他們住在泥屋里（磚要到后來才得以使用），這些泥屋抵抗不了季風雨和侵蝕所造成的毀壞；而在黃土高原上，他們則居住在從峭壁上挖出的窯洞里，田地懸于農含之上，窯洞的通風口有時候古怪地通到耕地的中間。蠶的飼養(yǎng)看來也有著非常古老的起源。如果我們可以相信《禹貢》（約公元前7世紀）中提到的經濟地圖的話，山東及毗鄰地區(qū)就很可能一直是“桑土”。除此之外，在傳說中的“三皇”當中，排名第二的黃帝曾親自教中國人養(yǎng)蠶，用紡織品取代他們用稻草或野獸毛皮所制成的“粗”衣。而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從灌木叢和沼澤地里開墾土地，為的是確保他們的征服地能采用一套精耕制度，這套制度在他們今天的后代中依然有效。有人寫道：“中國人的農業(yè)只不過是更大規(guī)模的園藝而已。”我們可以補上一句：在中國農業(yè)的發(fā)祥地，無論是在黃土高原，還是在中原沖積地，都找不到真正意義上的林地，中國人對森林有一種憎惡感，不管是在哪里發(fā)現(xiàn)的。在成了這片土地的主人之后，中國人便系統(tǒng)地開山伐樹，遠遠超出他們對燃料的直接需求，同時也懶得去操心如何進一步利用那些山丘，任由它們光禿禿地躺在那里。因為有西北梯田和東北遼闊低地的養(yǎng)育，他們根本不愿意在高地上定居。平原上的黃土就這樣世世代代塑造著中國人。沒有比中國農民的生活更辛苦勞累的了。盡管他們有著頑固倔強、不屈不撓的耐性，盡管有黃土高原和中原的天然肥沃，但他們始終聽由自然環(huán)境的擺布。在干旱時節(jié)，黃土地面臨饑荒的威脅，而在中原，則有黃河泛濫的危險。中國人對他們所說的“河神”懷有一種帶有迷信色彩的畏懼，這種畏懼，佐證了遠古時期的河畔居民因這位無法駕馭的鄰居而感受到的恐怖。為了讓河神息怒，他們總是定期向他獻上童男童女作為祭品。這些大片大片的低洼地，因為缺乏造林而無力抵御洪水和干旱，這里的農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農民都更加勉強地依賴于土地。他們日常生活的秩序受到節(jié)令的控制。比其他任何農業(yè)地區(qū)都更加明顯，這里的鄉(xiāng)村生活被清楚地分割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從春至秋在地里勞作，接下來就是在室內過冬。春分時節(jié)，冬天的幾個月里一直躺在地里的“禁牌”被豎了起來，一個頭等重要的儀式：神田的首耕，由國王親自主持，給土地“驅神”。春分不僅預兆著土地的豐饒，而且預示著種族的繁盛。在“燕燕于歸”之日，人們開始舉行婚禮，這在冬天是被禁止的。在鄉(xiāng)村，當“初雷乍響”的時候，年輕的農夫和鄉(xiāng)村少女們便聚集到一起，唱著情歌，在田野里結合：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女日觀乎？士日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秋分時節(jié)，在舉行收獲慶典之后，對于村民來說，閉門不出的冬天便開始了，這期間，女人們把她們的時間都用在了紡織上。不難看出，農民的生活范式嚴格遵循季節(jié)的循環(huán)。中國人最初的宇宙觀，尤其是把事物分為兩個一般類別的原始“分類法”，很可能就來源于此，這種分類法直至現(xiàn)代依然在支配著所有的中國哲學體系，無一例外。早期的農民生活被嚴格地劃分為兩個時期，一是閉門不出的冬季，此時女性的工作很突出（這是紡織者的季節(jié)），另一個是農業(yè)勞作時期，主要由男人打理。按照類似的分類方法，萬物被分為兩種法則或形態(tài)：陰和陽，陰對應陰影、寒冷、收縮、潮濕和女性，陽對應熱、膨脹和男性。這兩種法則，就像它們所效仿的季節(jié)階段一樣，是互相對立的，同時又互相更改、互相引發(fā)、互相轉換。它們之問的互相依存，或者統(tǒng)轄它們的交替與轉換的秩序，就是宇宙的秩序，也是社會的秩序，或者照中國人的說法，就是“道”，這是構成后來中國一切哲學學說的一個中心概念。中國人的原始宗教，其主要目標就是確保季節(jié)的循環(huán)與農業(yè)生活的周而復始相和諧，或者像后來所說的：天人合一。天上的秩序，由居住在大熊座的“皇天”（也稱“上帝”）所控制。同樣，人間的秩序則由國王來保證，為了這個目的，國王被授以“天命”，這讓他成為“天子”。國王的職責就是為管理農事而制定歷法，用必須的獻祭以及與皇天相協(xié)調的儀式活動舉行季節(jié)儀式。在大祭司這個角色上，國王的首要職責就是主持新年大典，通過祭獻一頭紅牛作為燔祭向皇天祈春。接下來就是耕神田，這是農事開始的信號。在夏天的第二個月，國王要舉行另外一場獻祭，伴隨著祈雨，如果不成功的話，那么就要處死所有的神漢和巫婆，他們因為自己的咒語被證明毫無效果而被活活燒死。最后，在冬天快要到來的時候，國王主持棄田儀式，然后帶著祭品返回冬天的住處，這一次，犧牲品是一頭黑牛。這次祭祀是獻給“太陽神”的，接下來的一次祭祀就是獻給祖先的了。最重要的一次慶典：收獲慶典圓滿結束了一個周期，全國的百姓都要參加這次慶典，飲酒狂歡，普天同慶。在每個季節(jié)，國王都要穿戴合乎季節(jié)“方位”的服飾：冬天是黑色，春天是綠色，夏天是紅色，秋天是白色；這些就是他在大祭司的職位上行使職能所穿著的僧袍。在他行使五花八門的職責時，協(xié)助他的有整個卦師和法師“團隊”這些人在早期中國哲學的苦心經營中所扮演的角色稍后我們會加以分析。除了這種“季節(jié)循環(huán)”之外，還有一種“祖先循環(huán)”，這對今天的所有中國百姓來說是很平常的事，但在遠古時期卻只局限于貴族階級。實際上，只有那些有理由被祖先靈魂附體的貴族，才是唯一的擁有一顆能夠生存下來的靈魂的階層。事實上，他們擁有兩顆靈魂，一顆是純粹的動物呼吸，注定要變成一種鬼，圍繞著尸體盤旋；另一顆則是精神上的靈魂，死后以神怪的形式升天，但只有當其實體被子孫們的祭品所供養(yǎng)時才能生存。這種“祖先崇拜”，本質上與日?；蚣竟?jié)性的供奉有關，這些供奉使得死人（被他的牌位所代表）能夠參與到家庭生活中來。就它的起源來說（即“地神”崇拜，在原始時期被一棵樹或一塊粗糙的石頭所代表），同樣也與這種領主宗教有關。這個神（最早的地域性的神）兇狠而殘暴。馬伯／樂說：“他喜愛祭獻給他的鮮血和祭品，獻祭的時候首先要用犧牲者的鮮血涂抹他的石碑。這個犧牲者通常是一頭牛，不過，要是用人牲也不會讓他不快?！痹谌祟悮v史上這些鴻蒙初始的時期，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農民社會，他們生活在中原與黃土沖積層的交匯處，在忙著清理這塊遠古的中國領土上的矮樹叢，這是一個有著貴族階級和君主政體的社會。那些戰(zhàn)爭領袖的存在，證明了中國農民被迫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他們時刻要警覺地提防著周圍的半游牧部落。由這個農民社會的土地所積累起來的財富，很快就產生了一個高踞于社會頂端的奢侈階層。盡管對于第一代王朝：夏朝的政治歷史我們實際上一無所知，但關于他們在這個遙遠時期里所使用的器具，考古學最近給了我們一些蛛絲馬跡，在最近7年里，關于第二個王朝：商朝（前1558-前10507），考古學為我們提供了一批意想不到的發(fā)現(xiàn)。鑒定年代來自夏朝時期的最早考古發(fā)現(xiàn)，出土了一件粗糙的裝飾陶器，飾有所謂的“篦紋”圖案。這種裝飾風格，在歐洲的俄羅斯被普遍使用，在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之間的西伯利亞尤為著名，它的發(fā)現(xiàn)或許表明，這兩個國家在那時候就已經存在某些聯(lián)系了。接著是繪制器皿的發(fā)掘，近年在河南省的仰韶和秦王寨兩個村子發(fā)現(xiàn)了一些磚紅色的陶瓷器皿，繪有一種生氣飽滿、筆法靈動的裝飾圖案，包括幾組意想不到的條紋、三角、斑點、交叉線和帶有睫毛的眼睛。仰韶陶器出現(xiàn)在大約公元前1700年，這個日期與夏朝的第二階段是一致的。半山陶器（這是以甘肅省內自1921年起開始發(fā)掘的一個地點命名的）的鑒定年代是公元前1500年至1400年之間，或者依據某種觀點是在公元前1400年至1300年之間，這個年代與商朝的第一個時期相吻合。這些器皿是真正的藝術品，繪有紅黑兩色螺旋紋的華麗裝飾，其裝飾品質堪與愛琴海的藝術品相媲美。而且，這種可比性不僅僅是風格上的，因為類似的主題在烏克蘭和羅馬尼亞的史前繪制陶器中也發(fā)現(xiàn)過，這讓人不由得猜測：它們可能是通過俄羅斯草原的通路從愛琴海傳到中國西北的。但毋庸置疑，這種外來的裝飾風格不可能在中國的土壤中持久扎根。在半山，除了這些“愛琴?！甭菪y裝飾之外，我們還得到了很多更簡單的裝飾形態(tài)（棋盤圖案）的證據，這些明顯是從編織物上模仿來的。這種裝飾形態(tài)（本土形態(tài)）是在下一個時期（約公元前14世紀）所能發(fā)現(xiàn)的唯一形態(tài)（螺旋紋被拋棄了），它們是從甘肅省的馬廠遺址中出土的。我們在那里看到了隔行編織物圖案向繪制陶器的轉移，在下一個時期里，我們將看到這些圖案進入了最早的青銅器裝飾。這里我們觸及到了青銅器在中國出現(xiàn)的秘密。據考古學家門京說，青銅器在大約公元前1500年被引入西伯利亞。然而，在中國（特別是在安陽）發(fā)現(xiàn)的幾件非常早的青銅箭頭卻顯示出了西伯利亞的起源。此外，幾件早期商代青銅器還透露出了對木制品的拙樸模仿的痕跡，青銅器制作者忠實地復制他的模型，甚至模仿了槽口和刀痕。突然遭遇到西伯利亞金屬制作技術的中國人，仿佛一夜之間就拿起了他們遠古的陶制和木制禮器，并把它們轉變?yōu)榍嚆~器。1934-1935年間在安陽（位于今河南省的最北端）所做的考古發(fā)現(xiàn)，把各種各樣的難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在這個公元前12世紀處于鼎盛時期的商朝古都，我們發(fā)現(xiàn)自己突如其來地面對著一個已經高度發(fā)展的物質文明，盡管迄今為止尚未發(fā)現(xiàn)任何東西能夠揭示這一文明的發(fā)端。有一處發(fā)掘現(xiàn)場，占地約6公頃，完全被一幢建筑的基礎所占據，這幢建筑規(guī)模宏大，被認為是一座皇宮。陵墓顯示了用人和動物做犧牲的殯葬祭祀的痕跡。事實上我們知道，人牲曾長期在宗教儀式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在朝廷舉行的新年儀式上，就用四個犧牲者分別對應四個主要城門的方位。在安陽陵墓中發(fā)現(xiàn)的那些用于占卜的骨頭與龜甲上，刻有一直流傳至今的最早的漢字。這些漢字表明，書寫符號與圖畫符號的差別并不大。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巴比倫人的楔形文字，以及漢字，全都是從類似的圖畫中發(fā)展而來的。然而安陽發(fā)現(xiàn)的這些漢字已經充分格式化了，這迫使我們去認識自真正的“原始”圖畫以來漢字所經歷的一個初步精細化的漫長時期，其原型迄今尚未得到揭示。

后記

在我的印象里就地域而言，西方近代考古和史學研究的熱點也有一個明顯的“東漸’過程。這個過程從地中海及周邊地區(qū)開始(這也難怪、這里是歐洲文明的搖籃)，然后逐漸才進，至埃及、土耳其、兩河流域、波斯、印度次大陸、中亞腹地，一直到遠東。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斯文?赫定(SvenHedin)、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在亞洲腹地和中國西北部所進行的考察與探險，都曾是轟動當時歐洲學界的大事，一時間，對這一地區(qū)的歷史文化研究蔚然成風。法國研究東方文化的泰斗勒內·格魯塞就是在這一知識背景下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其學術旨趣受這一風氣的影響也就不足為怪了。格魯塞1885年出生于法國中南部小城格勒諾貝爾，是小說家司湯達的老鄉(xiāng)。從蒙彼利埃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后，格魯塞進入法國美術部，從此開始了他輝煌的學術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曾在法國軍中效力。1925年，被任命為巴黎吉美博物館副館長(1933年起擔任館長)和《亞洲雜志》(JournalAsiatique)的秘書。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時候，格魯塞已經出版了幾部研究亞洲史和東方文化的重要著作：《亞洲史》(Histoire de l‘Asie，1922)、《沿著佛陀的足跡》(Sut les Traces de Bouddha，1929)、《東方的文明》(Les Civilisations de l’Orient，1929-30)和《草原帝國》(L‘Empire des Steppes，1939)。二戰(zhàn)期間，維希政府解除了格魯塞的館長之職，但他并沒有就此停止研究，在此期間出版了三部研究中國和蒙古的重要著作：《蒙古帝國》(L’Empire Mongol，1941)、《中國史》(Histoire de la Chine，1942)和《世界的征服者》(Le Conquerant du Monde，1944)。法國解放后，格魯塞的館長職務得以恢復，并于1946年被推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1952年，格魯塞在巴黎去世。吉美博物館是法國乃至整個歐洲收藏亞洲藝術品及文獻的重鎮(zhèn)，格魯塞長期擔任該館的掌門人，可謂是近水樓臺，獲益匪淺。有意思的是，跟斯坦因、伯希和這些注重田野調查的研究者不同，格魯塞幾乎一輩子都是關在書齋里做案頭研究的，他甚至從未踏入過中國國門，僅有一次利用開會的機會在日本有過短暫逗留。這樣埋首書齋的學術大師其實不乏其人，人類學的泰斗級人物弗雷澤便是。跟弗雷澤堪有一比的是，格魯塞的著作也有非常強的文學性與可讀性，沒有絲毫學術八股的味道，這也是他的書深受普通讀者歡迎的原因之一吧。本書的英文版本有一個較長的書名《華夏帝國的崛起與輝煌》(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我們的中譯本所依據的，便是這個版本。跟通常意義上的“通史”相比，這本《偉大的歷史》有其鮮明的特色。首先，格魯塞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東方文化和藝術，這一學術旨趣在本書的側重點上表現(xiàn)得很明顯，單是從他把宋徽宗單列一章，就能看出作者的偏好。其次，這部作品的著墨，明顯是重西北，輕東南；這與我們上面提到的學術風氣顯然是一脈相承的。而且，就西方所收藏的中國文獻和古物來說，也是西北重于東南。不過并不能將此視為作品的不足。至少在我看來，一部帶有作者鮮明個性、有偏好、有側重的著作，總比四平八穩(wěn)的所謂“通史”要有趣得多。譯者深知自己的學識根基甚是淺陋，翻譯這樣一部書，一個最大的困難便是引文的查對。有一點必須說明的是：書中所引中文文獻，絕大多數(shù)我都查找并注明了原始出處，但仍有極少數(shù)引文沒有找到出處。這里可能有丙個原因，一是譯者的聞見有限，讀書不廣，這自然是不消說的。但也還有另一種可能，因為作者不懂漢語，所以他的引文都是輾轉引自其他西文著述，由此我猜想，其中有些引文可能是引自他人的轉述，這樣自然就有些出入。因此，有幾處這樣的引文就只好據原文意譯，讀者當中倘有博學君子，肯不吝教正，譯者自然是歡喜雀躍，不勝感謝了。秦傳安2007年9月24日于北京花家地。

編輯推薦

《偉大的歷史》以全球的視野，客觀的態(tài)度，獨特的角度，全面解讀中國5000年興衰！西方著名歷史學家繼《草原帝國》后又一重磅巨著，國內首次引進。我們真的是天朝上國嗎？中國曾處于世界歷史中何等的地位？不了解世界歷史上的中國，不可能真正自省于當下。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看待歷史事件的角度，有些被我們忽視的文化現(xiàn)象和歷史細節(jié)被翻出來重新審視判定。翻看歷史，除去回頭望還要傾聽異域鄰邦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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