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城市與大眾文化

內(nèi)容概要

本文集試圖從都市大眾文化角度來重新建構中國近現(xiàn)代史。 　　它的意義可從三個方面來說：1.都市大眾文化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在我國，由歷史學界來組織，并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都市大眾文化，才剛剛開始，但是進展很快。2.關于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史的研究，國內(nèi)研究的內(nèi)容到現(xiàn)在為止基本上是思想史和學術史，大眾文化史的東西很少。但沒有對近現(xiàn)代城市發(fā)展的研究，就不可能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有一個全面和深刻的認識。3.都市大眾文化史的研究也對傳統(tǒng)的史學方法論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　”疚募巧鲜鲱I域之最新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1、周錫瑞，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
2、王笛， 副教授，美國德州A & M大學歷史系。
3、李德英， 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4、陳蘊茜，副教授，南京大學歷史系。
5、程美寶，教授， 中山大學歷史系。
6、吳國坤，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7、羅蘇文，研究員，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
8、程為坤，副教授，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契克分校。
9、 周鼎，講師，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10、王東杰，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11、瞿駿，講師，華東師大歷史系。
12、李賢文，碩士生，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13、王超然，博士生，臺灣大學歷史系。
14、小浜正子，教授，日本鳴門教育大學歷史教育科。
15、高崢，副教授，美國馬里蘭大學。
16、羅崗，教授，華東師大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17、邵勤，教授，美國新澤西學院 。
18、馬敏，教授，華中師范大學。
19、張英進，教授，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
20、盧漢超，教授，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歷史系。
21、陳波，副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22、姜進，教授，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

書籍目錄

導言：重塑中國城市——城市空間和大眾文化城市空間的建構  從“休談國事”到“茶館政治家”——民國時期的成都茶館與公共政治  公共空間與大眾文化：以近代成都少城公園為例  空間政治：道路與意識形態(tài)日?；悦駠擎?zhèn)中山路及三民主義道路系統(tǒng)為考察中心  空間的生產(chǎn)與空間的轉移——上海個人新村與社會主義城市經(jīng)驗城市與地緣社會  清末粵商所建戲園/戲院初探  李劼人1930年代“大河小說”中的成都歷史記憶與想象  近代景德鎮(zhèn)瓷業(yè)的經(jīng)營環(huán)境及瓷都的演變城市生活、休閑與情感  戶外尋樂：二十世紀初年北京的休閑，社會空間及監(jiān)控婦女  “世界亦舞臺”：民初成都的戲劇與文人——以《娛閑錄》（1914-1915）劇評為中心  校園里的“閨閣”：一位成都女校學生日記中的情感世界（1931-1934）革命、戰(zhàn)爭與大眾文化  辛亥革命的生意——以上海為的討論（1911-1913）  川劇界對于抗戰(zhàn)的反應（1937年7月－12月）  50年代杭州的城市革命和文化磨合  從“非法墮胎”到“計劃生育”——從建國前后性生殖言論的變遷看公私界線的重構評論  追尋已逝的街頭記憶——王笛著《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  都市文化史語境中的“海派”電影與文學關系  從精英到大眾：近年美國中國城市史研究的“從上到下”取向結論：中國近現(xiàn)代城市大眾文化史研究問題編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城市空間的建構　　從“休談國事”到“茶館政治家”——民國時期的成都茶館與公共政治　　無疑，茶館充滿著政治，從階級沖突、對社會現(xiàn)狀的批評，到對國家政策的討論，以及政府為控制人們思想的宣傳，可以說茶館見證了中國政治的發(fā)展和演變。政府制定了關于茶館的各種政令，對任何不利于國民黨統(tǒng)治的思想和活動，進行控制和打擊。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公共空間、休閑和娛樂都經(jīng)常與政治發(fā)生糾葛，也與經(jīng)濟、社會平等、工作機會、雇傭狀況等密切相關。各種政治勢力竭力對這個空間進行控制和施加影響。在美國城市中，人們認為酒吧是一個“街沿政治”（sidewalk—level politics）空間，在那里，酒吧店主便成為了“關于這個國家信息的基本來源”。工人們甚至在其街區(qū)的酒吧組織政治性的團體和政治活動。一些酒吧老板在基層社區(qū)中的政治活動十分活躍，甚至把自己的酒吧免費提供給社團使用。在19世紀的巴黎，啤酒館的生活“幫助推動了工人運動”，啤酒館老板在“1849年工人協(xié)會的發(fā)展中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這種情形剛好與中國相反，茶館老板小心翼翼地避開政治，然而他們卻經(jīng)常不由自主地被卷人政治漩渦之中?！　”疚慕沂靖牧季⑴c地方官員怎樣看待和控制茶館和茶館生活。在茶館問題上，精英內(nèi)部也頗有分歧，反映出他們對大眾文化之不同態(tài)度，而這種態(tài)度決定了他們對茶館所采取的政策。不過，茶館老板也利用茶館達到其政治目的，例如組織起來抵制沉重賦稅以及政府對茶館日益嚴厲的控制等。在本文中我們還將發(fā)現(xiàn)，改良精英和地方政府對地方戲的改造，是為了引導和操縱人們的娛樂，并把其政治意識灌輸?shù)酱蟊妸蕵分?。在抗?zhàn)時期，民族危機給國民黨政府一個極好機會，把它的觸角深入到茶館這個最基層的公共生活空間，并把其變成政治宣傳之工具。而且，茶館還孕育了所謂的“茶館政治家”，他們的言論和行為成為國家政治傾向變化的一個重要風向標。　　一、地方政治　　茶館總是人們談論政治的地方，各種社會集團試圖利用它為其服務。在那里，國家竭力實施社會控制，精英傳播其改良思想，普通民眾談論政府政策，發(fā)泄對現(xiàn)實的不滿等。茶館從業(yè)人員也難免經(jīng)常卷入政治活動，參加反對增稅，抗議國家對茶館的限制，以及各個慈善救災活動等。在1911年的四川保路運動中，茶館便成為政治中心，每天人們聚集在茶館，議論運動最新的發(fā)展。正如李劫人所說：“幾乎每條街的百姓……都一樣興高采烈地蹲在茶鋪的板凳上，大聲武氣說?！表n素音在所撰的家史中寫道：1911年5月底“是不安的、焦急的、渴望的，在公園的茶館里和在街頭，充滿著躁動。一個不安的城市，正面臨著騷亂?！辈桊^不再只是人們整天閑聊的地方，而充滿著政治辯論和政治活動，“‘來碗茶’的吆喝，即是激動人心演講的開始，吸引了三教九流。一小撮變成了一大群，一些人甚至站著聽人們辯論，人們關心鐵路國有化和對外貸款的問題。這場散了，他們又到另一個茶館聽辯論?！薄　∫恍┎桊^抓住時機，參加更多的公益事務，以提高其社會聲譽。例如，一些茶館參加全國和地區(qū)性的賑災活動。1909年可園邀請若干著名演員演戲，將兩天收入捐給甘肅賑災。次年，悅來茶園組織湖南賑災義演，每票一元，1400人購票看戲。1912年，萬春茶園宣布將兩天的演戲收入獻作“國民捐”，動員人們購票。雖然茶館以慈善活動來為其演出作宣傳、提高知名度并招徠生意，但這些活動也使它們同國家和地方政治聯(lián)系在一起。茶館也經(jīng)常被用作政治慶?；顒?，如1929年10月，一一茶園雇成都最好的木偶戲班，以慶祝雙十節(jié)?！　?916年軍閥在成都的“巷戰(zhàn)”，給這個城市帶來了巨大災難。受驚的居民藏匿在家，店鋪關門，但是茶館總是最后關門最先開門之地。吳虞在日記中寫道，當聽到槍聲逐漸稀落，他吩咐童子出去打探，得知街頭茶館已開，吳虞才放心出門，但他發(fā)現(xiàn)其他店鋪仍然關閉。因此，對成都居民來說，茶館的開閉，成為這個城市是否安全的標志。在動蕩時期，警察以茶館有奸細搜集情報、散布謠言，容易引發(fā)動亂為名，令各茶館一旦發(fā)現(xiàn)有外省口音的人議論軍情，或者其言行看起來像“敵人偵探”者，必須立即報告。如果嫌疑犯被確認是奸細，報告人將得十個銀圓的獎勵。實際上，警察經(jīng)常以所謂“奸細”的罪名，來壓制任何敢于向國家權威挑戰(zhàn)的人。　　政府十分警惕人們在茶館中對政治的議論，它對茶館中舉行的公共聚會，更是分外關注。警察經(jīng)常派便衣監(jiān)視茶館中的任何這類活動，試圖把一切“危險”因素扼殺在萌芽之中。例如，1946年，當原軍校同學在枕流茶樓聚會，警察派便衣到那里探聽。據(jù)報告，與會者討論了當軍隊所在編制被撤銷后，那些曾在前線浴血奮戰(zhàn)的軍校同學將如何維持生計。決定成立同學會，并選舉了會長，向政府申請救濟，要求政府在各地為犧牲同學建紀念碑。同年，地方政府發(fā)布告示，禁止這類集會：　　查近來本市旅店茶社，常有軍人擅自組團體，聚眾開會。經(jīng)綏署治安會報決議，亟應從嚴查禁，以遏亂源。仰該同業(yè)公會立即轉知各該同業(yè)，如有軍人在旅店或茶社內(nèi)開會，應由該業(yè)負責人迅速密報警備部辦理，否則從重議處。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該公會遵照并轉飭所屬同業(yè)，一體凜遵為要?！　∮捎趽能娙丝赡茉斐杀绕渌巳焊蟮奈：Γ瑖裾畬娙说墓布瘯置舾?。不僅頒布了許多規(guī)章，而且要求茶社業(yè)公會和各茶館一旦發(fā)現(xiàn)他們的聚會，都必須報告。從現(xiàn)有資料看，此類聚會大多是社交，而非以政治為目的。但政府認為，任何公共聚會都存在潛在威脅，因此必須扼殺。政府之過度反應，也反映了當時民主運動興起以及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深刻危機?！　∥覀冞€可從經(jīng)濟角度，特別是從茶館反對沉重賦稅的角度，來觀察茶館政治。茶館抗稅在民國時期變得日益頻繁，當茶館稅重難忍時，便聯(lián)合起來要求減稅。茶館業(yè)主們自己組織起來，進入了政治舞臺。1928年底，一個大規(guī)?？棺h活動爆發(fā)。當?shù)貓蠹堃浴陡鞑枭缤I(yè)抗捐》為題，指出：這是“和平請愿中之劇烈變化”。警察強行征收“茶桌捐”，茶社業(yè)公會數(shù)次要求警察給予減免，并幾次開會討論怎樣和平解決爭端。當這些努力都失敗以后，公會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罷市。12月10日的早晨，各茶館不論大小，一律緊閉，表示不取消新捐，誓不復業(yè)。據(jù)記載，沒有茶館的成都，失去了活力，那些依靠茶館為生的人，包括理發(fā)匠、水煙販子、挑水夫也支持罷市，并向警察局呈遞了呼吁書。茶業(yè)公會發(fā)布聲明：　　竊本市茶社商人苦，苛捐矣，負擔過重，始求減免。……殊今日以來，警廳方面，不惜民隱，不體民艱，毫不容納。對于我茶社商人，仍復派人估收，施以非法逮捕，靡或肆意擅行毒打。種種壓迫，慘不忍言。嗟我弱小茶業(yè)商人，在此解放聲中，競遭茶（荼）毒之舉。不料我青天白日下政府見之，殊大失減輕吾民痛苦之望。今視同業(yè)被其逮捕，工人被其監(jiān)禁，全市恐危及于營業(yè)，只有自行關閉，另該他圖。尚希各界人士，黨國名流，諒其苦衷，加以援助。同業(yè)等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倘不達到茶桌捐停止之日，誓不復業(yè)?！　〔铇I(yè)公會如此大張旗鼓地與政府對抗，真是前所未有。過去，公會總是依靠政府力量來控制本行業(yè)，因而竭力維持與政府的良好關系。但是，沉重的賦稅危及到整個行業(yè)的生存，罷市顯然是不得已而為之?！　嶋H上，罷市對整個行業(yè)造成的經(jīng)濟損失也非常之大，難以持久，茶館老板們也僅僅是以此來表達對新稅的憤怒而已。第二天各茶館便紛紛復業(yè)，公會開會決定發(fā)電報給國民政府，要求正義。但同時表示繼續(xù)納稅，并同警察交涉要求釋放被捕的公會成員。我沒有找到關于這次事件的最終結果，但從公會處理這件事的方式看，其策略是非常靈活的，它竭力爭取茶館的利益，但同時盡量避免把與政府關系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確認政府聽到其呼聲后，便立即撤回到更溫和的立場上。　　茶業(yè)公會經(jīng)常組織集體行動，以竭力保證整個行業(yè)的利益。1931年初，征收茶桌捐的權力從警察轉到了財政局，茶社業(yè)公會召開全體成員會議，要求國民政府主持公道，減輕繁重賦稅。為達此目的，公會專門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此事，并要求各茶館不得交付捐稅，直至國民政府作出決定。任何茶館違反此規(guī)定者，將被要求支付整個茶社業(yè)的稅額。茶業(yè)公會還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公眾陳述抗稅之理由：茶桌捐始于晚清，主要用于建乞丐工廠。然而現(xiàn)在已無此必要，該捐也違背了國民政府不得任意增加賦稅的命令。次年，另一個反稅運動興起，稱“茶捐風潮”，一些公會成員和茶館工人被捕。雖然風潮結束后，被捕人員釋放，但領導運動的公會理事長李云階被迫辭職?！　?940年8月，當市政府宣布增稅時，公會要求全體成員“決不承認該稅，抗拒到底”。表示如果政府逮捕任何成員，全行業(yè)將舉行罷市。公會強調(diào)“若會員有不遵守議案時，先用大義勸導。再不準守，由全體會員攻之”。將譴責那些不參加罷市的茶館。為了保證集體行動，公會許諾資助那些被捕成員家庭的生活。全體成員都在決議上簽字。政府在壓力之下，宣布暫緩實行新稅。但公會繼續(xù)為緩解沉重稅的負擔，努力與政府進行交涉。次年初，公會終于達到了目的，政府同意茶館征稅基于茶館的檔次，而不再根據(jù)茶桌的數(shù)量。營業(yè)證收費也由每月一次，改為每季度一次?！　∵@些例子表明，雖然茶社業(yè)公會在地方事務中與地方政府合作，但如果整個行業(yè)的利益受到威脅，它也進行反抗。即使政府也偶爾作出讓步，但在大多數(shù)這些對抗中，政府占有明顯優(yōu)勢，迫使茶業(yè)公會就范。從這些案例，我們發(fā)現(xiàn)公會在本行業(yè)的影響和力量，集體行動使茶館業(yè)可以發(fā)出更強的聲音，從而促使政府認真考慮它們的訴求?！　《⒌胤綉蚋牧肌　耐砬逡詠?，地方戲便成為一個政治的熱題。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員認為，戲曲可以提供娛樂、推進文明進程、提高道德水準。他們利用這個大眾娛樂形式，來傳播正統(tǒng)思想，以影響民眾。大眾娛樂（特別是地方戲）是一個引導民眾有力的工具，正如一地方文人寫道：“演戲一節(jié)，系有形的教育，悲歡離合，善惡成敗，擺在當面上，有見有聞的人，一覽無余……足感動世人勸忠愛國之心”。晚清在制訂第一個關于茶館的規(guī)章時，便規(guī)定了講評書所允許的內(nèi)容。當政府把重點放在對娛樂的控制上，精英則把注意力集中到地方戲的改良。　　那些支持戲曲改良的人在改良現(xiàn)存曲目和創(chuàng)作新戲兩方面作出了努力。同時，改良者以優(yōu)伶之行為會影響到觀眾為由，因而力圖“文明化”梨園中人。實際上，這個改良是當時反大眾文化趨勢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趨勢明顯地反映在地方報紙的文章和報道中。如1910年《國民公報》發(fā)表一篇題為《提倡新戲須先改良優(yōu)界之人格》的文章：　　改良戲劇，本是開通民智激發(fā)民情，改良民俗之一利器。如論其效力來，真比白話報不差上下。唱戲的好處，大概不差甚的人，也都知道的。為什么改良戲劇這件事，到底不能踴躍把他（它）提倡起來呢？這也有個原因，因為我們中國向來把優(yōu)界中人看得最賤，所以文界人，不為出頭提倡。你想既拿優(yōu)界中人，當著娼優(yōu)隸卒，并且把唱戲的人，拿在妓女一塊兒比較。這樣一來，那些個高明的人，還肯到大舞臺上來演藝度曲嗎？說起來也難怪了，本來我們中國唱戲的里頭，有些個當像姑的孩子，混在其內(nèi)。這些當像始一群下賤的東西，本來是人頭畜嗎？那著一個須眉男子，要奪妓女的權利，不但人格全無，而且廉恥喪盡。要叫他們梨園之中，濫竽充數(shù)，那就莫怪社會上人看不起舞臺的人物嘍?！　南喈敵潭壬峡?，這些批評也并非完全空穴來風。過去，富家老爺公子經(jīng)常以追逐年輕俊俏戲子為時尚，此類現(xiàn)象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如《紅樓夢》等）都有描述。優(yōu)伶處于社會底層，許多被有權有勢者玩弄，也是迫不得已，他們也是受欺壓的受害者。但改良精英卻認為演戲者都存在道德問題，因此戲曲改良之首要步驟，是使這些人成為所謂的“正派”人。　　《國民公報》上發(fā)表的另一篇文章指出，“聲音之道，感人最深”，因此改良戲曲可以作為社會進化之工具。作者相信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節(jié)目是“莊雅”，不到百分之一是“正大”的。作者還指責戲曲節(jié)目充滿了“信口開河，荒唐滿座，蛇神牛鬼，跳躍一堂”。地方報紙以《唱戲人不準看戲》為題報道，在悅來茶園，一個小旦坐而觀劇，“舉止頗覺不合”，此事甚至驚動警察廳長，而且重新頒布了禁止唱戲者入園看戲禁令。顯然地方政府也視他們?yōu)楫愵悾牧颊邿o疑對優(yōu)伶十分歧視，看不慣他們的裝束、語言和行為，不給他們以常人的對待。為了改變社會對藝人的態(tài)度，1916和1917年間改良者建立了若干新戲班子以演新戲，包括建平社、革新院、群益新劇社、強華新劇社等?！　〉胤秸彩菓蚯母锏谋澈笸苿恿α?。1913年內(nèi)務處指出，地方戲曲為“通俗教育之一端”，因為大眾無論包括小孩還是未受過教育的下力人都喜歡看戲，甚至能夠記住臺詞和曲調(diào)。如果政府能夠“因勢利導”，使演員用“純潔之辭，激厲（勵）之聲，容哀感之音調(diào)”，人們則可以吸取有用知識。政府應該如何作為？內(nèi)務處表示，禁止“淫戲”只能是“一時治標之法”。要真正根除這個問題，政府應該審查腳本，準優(yōu)禁劣。并派文人搜集民間故事，改編新戲、小說和曲藝，以此激勵優(yōu)良社會風俗。那些傳統(tǒng)的表演形式，像燈影戲、木偶戲等，也可演新節(jié)目。當新戲得以流行，人們便“從前淫誕之辭，便渺不記憶”。內(nèi)務處之所以采取“誘進”之法，是鑒于“禁愈烈，而嗜愈專”的逆反心理。　　同時，社會改良者也編寫新戲。在辛亥革命后，政治戲逐漸流行，如1912年根據(jù)美國名著《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改編的川劇在悅來茶園上演，改良精英試圖用美國黑人的經(jīng)歷來闡明“適者生存”的道理。悅來上演的另一個劇是關于太平天國的故事：曾國藩奪取南京后，洪秀全全家被殺，只有太子洪少全幸免于難。他無路可走，只好到少林寺出家為僧，臥薪嘗膽，以再謀起事。該劇把宗教和歷史糅合一起，由三慶會上演，達40幕之多。與清代和后來的民國政府不同的是，該劇贊揚太平天國。因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反清運動，反滿革命在當時逐漸占據(jù)了舞臺中心，反清的太平天國便具有了正面意義。1929年，悅來茶園上演新劇《西太后》，力圖闡明“專制政體之弊乃國貧民弱之原（源）”。劇本、布景、表演據(jù)稱“均佳”。

編輯推薦

　　《近代中國城市與大眾文化》匯聚了海內(nèi)外一批從資深和正當齡的一線學者，到后生可畏的青年才俊近年來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圍涵蓋了從城市空間的建構，城市與地緣社會，城市生活：休閑與情感，到革命、戰(zhàn)爭與大眾文化等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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