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8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洪振快 著 頁數(shù):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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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歷史是一些記憶的碎片。拂去碎片上的塵埃,一覽真實的底色,然后把這些碎片拼合成一幅比較完整的圖案,使之呈現(xiàn)出動人的風景,這就是讀史者的工作。不過,每個人撿到的碎片既不一樣,拼合的方法也大有差異,所以拼合起來的圖案并不相同,呈現(xiàn)的風景自然也各有特點。本書的工作是力圖拼合一幅名為“亞財政”的歷史圖案,記憶碎片主要來自清代的朱批奏折、內閣檔案、史料筆記、方志譜牒、文集日記、經(jīng)世文編等可資利用的一手材料。所謂“亞財政”,是一種非正式的財政制度、一種亞生于國家正式財政制度(經(jīng)制財政)的歷史現(xiàn)象。之所以認為它是“亞財政”,是因為它具有三個特點:一、已經(jīng)普遍化、制度化,而不是個人的、個別的行為;二、盡管已經(jīng)制度化,但卻不是正式的制度,并不是國家認可的;三、它和國家正式的財政制度如影隨形,相伴而生??梢耘e個例子。比如說下級官吏給上司送禮是“亞財政”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形式,咸豐年間的一位官員向皇帝報告說,在四川,基層官員都對給上司送禮深感痛苦,一個州縣官員每年向總督、藩臺(布政使)、臬臺(按察使)以及他們的頂頭上司道臺和知府送的禮,多的達到一萬幾千兩銀子,送給上司的這些禮和國家正式稅收沒什么兩樣,絕對是不能少的?!盟脑捳f,是“上司各項陋規(guī)等于正供,不能短少”。(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學政何紹基奏折,《東洲草堂文集》卷二)所謂“正供”,那是國家正式稅收,是國家的正式財政制度。而所謂“陋規(guī)”,就是“亞財政”?!奥?guī)”在清代是一個總概念,它下面可以分出許許多多的次級概念。像給上司送禮,細分有“見面禮”、“節(jié)禮”、“賀禮”、“謝禮”、“別禮”、“盤庫禮”、“抄牌禮”、“過站禮”、“表禮”、“水禮”等概念,人們熟知的“冰敬”、“炭敬”、“程儀”等也屬于這類范疇。比如“冰敬”和“炭敬”,表面上看起來是以冬天送取暖費、夏天送降溫費的名義送的,其實它們都是“節(jié)禮”這一大類下面的小類:“冰敬”是端午節(jié)的“節(jié)禮”,炭敬是春節(jié)的“節(jié)禮”,這些“禮”是地方官員送給京官的,送的時間就在端午節(jié)和春節(jié)前,一般是由地方官派專人送到京官府上的。在地方上沒有這種講究,就不叫“冰敬”、“炭敬”,而直接叫“節(jié)禮”(或“節(jié)敬”、“節(jié)儀”),除了端午節(jié)和春節(jié),在中秋節(jié)也是必須送的,加上官員的生日,在清代前中期稱為“四節(jié)”,后來連官員夫人生目也要送禮,稱為“三節(jié)兩壽”。為什么地方官員及其夫人生日也算“節(jié)”呢?這大概是從皇帝生日是“萬壽節(jié)”、皇后生日是“千秋節(jié)”衍生出來的,既然皇帝和皇后生日全國人民要向其表示祝賀,地方上下級自然也要對上級及其夫人的生日表示祝賀,祝賀總不能只是嘴上說說,還得有點“意思”,這些“意思”便成了“禮”。當然,按照中國人繁文縟節(jié)的習慣,送禮也就有了一整套的規(guī)矩,規(guī)矩之中包括送禮的名稱,“禮”啊“敬”啊那是表示尊敬,黃白之物也不能直白地說出來,所以送八兩銀子就說“梅花詩八韻”,送四十兩銀子就說“四十賢人”,三百兩是“毛詩一部”,一千兩銀子則是“千佛名經(jīng)”。“陋規(guī)”除了各種各樣的“禮”之外,還有“平規(guī)”、“鹽規(guī)”、“稅規(guī)”、“漕規(guī)”、“驛規(guī)”、“棚規(guī)”等等名色。而“稅規(guī)”在廣西則稱為“茶果銀”,估計是以送點喝茶買水果的錢的名義送的。有些省還有些特殊的項目,比如“香規(guī)”,是向到山東泰山和湖北太和山(武當山)進香的香客征收的,康熙、雍正年間的山東巡撫每年可以分到“香規(guī)”銀2500兩、布政使“香規(guī)”銀是1500兩。鴉片戰(zhàn)爭之前,廣東有“土規(guī)”,是鴉片(土煙)走私販子送給海關官吏和水師官兵的?!奥?guī)”的“規(guī)”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理解為“規(guī)則”,那么“陋規(guī)”就是鄙陋的規(guī)則、上不得臺面的規(guī)則,也就是“潛規(guī)則”,這正是吳思“潛規(guī)則”一詞創(chuàng)意的淵源。不過,在明清人的眼里,和他們平時用詞的習慣,“陋規(guī)”通常不是指“潛規(guī)則”,而是指“規(guī)禮”、“規(guī)費”——送給上司,為示敬重,稱為“規(guī)禮”,送給上司的隨從人員,因其地位較低,則稱“規(guī)費”。中國人在這些方面是很用心的,每個詞代表了一定的來源和享受主體,盡管說穿了就是錢財,但名目花樣繁多,直讓人眼光繚亂,也讓入嘆為觀止。按照四川官員所說,“上司各項陋規(guī)等于正供,不能短少”,“正供”是國家稅收,是國家的正式財政制度,而“陋規(guī)”“等于正供,不能短少”,這說明它的確是一種制度,有時甚至比國家的正式財政制度還要正式。事實上,許多官員寧可挪用國家正式稅收,造成國庫虧空的局面,也不敢耽誤給上級送禮。(可參見本書《送禮政治》一文)這其實也好理解,虧空可以慢慢想辦法彌補,耽誤給上級送禮卻可能馬上丟烏紗帽,孰輕孰重,并不難衡量。這樣,國家正式財政就給“亞財政”讓道,“亞財政”甚至凌駕于國家正式財政之上。因此,我們可以說清代四川的這種送禮現(xiàn)象是一種“亞財政”現(xiàn)象,它具有“亞財政”的一般特征?!皝嗀斦边@種現(xiàn)象有不少歷史研究者已經(jīng)注意到并為之命名。吳思先生的“潛規(guī)則”之說算是一種命名的方式。從財政、稅收的角度,不少研究者稱其為“非經(jīng)制財政”,或者“非正式的稅收”(黃仁宇)、“非正式經(jīng)費體系”(Madeleinezelin),不過由于史料的不易得,因而尚未見有系統(tǒng)、深入的探討。本書所做的工作,就是力圖通過對其表現(xiàn)的形式、產(chǎn)生的原因、發(fā)展的動力、規(guī)模的大小、對歷史的影響等方面的勾勒,把它的面貌較為完整地呈現(xiàn)出來。“亞財政”這種現(xiàn)象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它對中國歷史走向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全面地探究這些影響有很大的難度,這里只能撿比較重要的說一說。還是來看一個歷史事例。雍正四年(1726)三月、福建巡撫毛文銓在向雍正皇帝匯報福建海關的情形時,分析了此前十幾年到福建來的外國商船越來越少,甚至“數(shù)年以來,競絕無一至”的原因。毛巡撫說:臣再四訪查,始知各國番船無愿來中國,緣自康熙五十一二年以后,文武大衙門需索陋規(guī)日甚日深,如紅毛船一只,倘挾貨百萬兩上下者,督、撫、提、鎮(zhèn)衙門必各索至五六千兩不等,而以下之文武各員弁種種抑勒不在其內,此其所以風聞畏縮不前也。按照毛巡撫的分析,外國商船不愿到福建來,是因為福建的衙門需索陋規(guī)太厲害,一只載貨值百萬兩銀子光景的商船,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幾大衙門先要各自勒索陋規(guī)到五六千兩銀子,下面的各級文武官吏各種各樣的勒索還沒有計算進去,外商們聽說了這種情況,就都不敢來了。(雍正四年三月十日福建巡撫毛文銓奏折)我們知道,帝國時代的官吏有兩項基本職責:一是完成國家規(guī)定的征稅任務,一是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維護社會基本秩序就是提供公共服務,維持正常的商業(yè)秩序是官吏們應盡的公共職責之一。而我們在福建的這個事例中卻看到另一番景象:官吏為了自身的利益——“陋規(guī)”而導致商業(yè)活動無法正常進行。番船不敢在福建停泊,對外貿易無法實現(xiàn),福建的地方經(jīng)濟自然大受影響,地方繁榮就成了無源之水。據(jù)毛巡撫的進一步分析,福建是山海之區(qū),靠與外商交易或出海往安南等地貿易謀生的老百姓不少,外商不來,出海受限,他們的生計必受影響,沒了生計的人不免鋌而走險,這樣社會問題也就增多了。由此可知,福建官吏們的行為不僅阻礙了地方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且成了社會矛盾醞釀的潛在因素。福建的例子不是惟一的,而是全國性的普遍現(xiàn)象。就在毛巡撫向皇帝呈遞報告的早些時候,廣東巡楊文乾和江蘇巡撫張楷也向皇帝呈遞了相似的報告。廣東的楊巡撫說,商人們因為不堪忍受太平橋關(廣東稅關之一)的關卡,只好繞遠道從惠州山路走,或者干脆前往別省經(jīng)營。(雍正四年二月十二日廣東巡撫楊丈乾奏折)江蘇的張巡撫說,設在江蘇的著名稅關——淮安關自從監(jiān)督慶元到任之后就成了“閻王關”,由于花樣繁多的征稅附加項目,一段時間以來,商人們不敢從淮安關經(jīng)過,而寧可繞遠路從南京、儀征那邊走,都說我們寧可多花些路費走遠路,也不敢過你這個“閻王關”。(雍正三年六月十八日江蘇巡撫張楷奏折)福建、廣東、江蘇的報告只是我們能夠看到因而知道的帝國稅關的情況,其他地方或者沒有報告,或者有報告而我們沒有辦法看到。從這些報告中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推測,大清的稅關到處都一樣,用清代的一句民間諺語來概括,就是“關無善政”?!瓣P無善政”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就是官吏追求非正當?shù)母@奥?guī)”,從而對正常的商業(yè)秩序造成極大的破壞。福建官吏誅求太多,外國商船不敢靠岸,但他們可以前往別處貿易,而在帝國之內,商人們只好繞過設在交通要道上的稅關而走遠道或走偏僻的山路,這種做法增加了商業(yè)成本,降低了流通速度,對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利影響顯而易見。廣東的楊巡撫說有些商人干脆往別省經(jīng)營,這與外國商船不敢前往福建的情況如出一轍。因陋規(guī)導致外國商船不敢前往福建的這種情況還有更嚴重的后果。清代在康熙時代曾設有四個海關: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外國商人可以前往四地貿易,這是“四口通商”時期。到了乾隆時代,這種情況發(fā)生了變化,變成了“單口通商”。導致政策調整的原因,實際上與陋規(guī)制度有很大的關系。在“四口通商”時期,外國商船不敢去福建了,后來大多前往廣州的粵海關貿易,但是在粵海關貿易久了,情況越來越像福建,外國商人覺得難以忍受,于是他們前往寧波,準備探尋不去廣州貿易的方案,這種做法引起了廣州官員的恐慌,他們想阻撓這種行為。剛開始的時候,廣東官方向皇帝提出的建議是向前往寧波浙海關貿易的外國商船征收比廣州粵海關多一倍的關稅。但是外國商人還是寧肯去寧波。在經(jīng)濟政策調節(jié)無效的情況下,大清帝國關閉了其他三個海關,只留下一個粵海關。“單口通商”政策對中國歷史走向的不良影響在后來的歲月中越來越清楚。而追究這個政策出臺的原因,顯然與粵海關官吏及廣東官方為了自身私利而對乾隆及身邊人員所做的游說有莫大的干系。由于英國人需要中國的茶葉,他們不能不與中國貿易,而貿易地點僅限于廣州,英國人做了多次突圍的嘗試而沒有取得任何實質的進展,這樣矛盾便慢慢積累,最終引發(fā)了鴉片戰(zhàn)爭。從某個角度來說,鴉片戰(zhàn)爭與其說是因鴉片而引起的,不如說是因陋規(guī)而引起的,在這個意義上,鴉片戰(zhàn)爭與其說是“鴉片戰(zhàn)爭”,不如稱為“陋規(guī)戰(zhàn)爭”更加符合歷史實際。(詳見本書《陋規(guī)戰(zhàn)爭》一文)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農(nóng)業(yè)是立國之本,工商業(yè)并不發(fā)達,商人更處于士、農(nóng)、工、商“四民”之末。從上述福建等地的稅關事例中我們已經(jīng)不難看出,發(fā)展工商業(yè)有很多難以想象的阻力,官吏的行為對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是有破壞力的。在這種社會規(guī)則之下,以工商業(yè)為特征的資本主義難以發(fā)展就顯得很正常。明代嘉靖年間的嚴世藩,曾經(jīng)縱論當時財富在百萬兩銀子以上的富豪,榜上有名的17家中,除了“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可能是指晉商、徽商之外,其余的都是官吏集團中人。(王世貞《弁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而那可能是商人的五姓,恐怕其發(fā)跡也不完全是靠純粹的市場行為,而有可能是與官吏集團狼狽為奸的“紅頂商人”。歷史事實一再證明,在帝國時代要想發(fā)大財,除了當官就是與官吏勾結而得到經(jīng)濟特權,除此而外別無它途。這也導致了中國的大商人往往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商人,他們一般不是靠開拓市場、發(fā)展技術、提高管理水平這些對社會進步有益的方式積累財富,而是通過與官吏勾結、在既有社會財富的分配中占據(jù)有利地位而實現(xiàn)的。當社會財富集聚到官吏及官商的手中,而這些人又沒有動力去發(fā)展工商業(yè),那么代表新興生產(chǎn)方式的力量就成長不起來,資本主義也就不可能發(fā)展起來了。無法發(fā)展出資本主義的傳統(tǒng)中國,就只能陷于王朝更替的“歷史周期率”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曾經(jīng)強盛的王朝為什么會崩潰?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認為這是行苛政、惡政、暴政而不行善政、德政、仁政的結果。苛征暴斂的惡政激起大規(guī)模社會反抗是人們在中國歷史中容易看到的一種現(xiàn)象,也是容易為惡政做注腳的現(xiàn)象。但是,歷史遠非如此簡單。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就宣布“永不加賦”,那么為什么還有后來的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和辛亥革命?這個問題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但早在康熙十九年(1680)就有人給出了答案。該年一個名叫許承宣的官員如此描述生活在立國未久的大清帝國的老百姓的痛苦:“今日之農(nóng),不苦于賦,而苦于賦外之賦”,“今日之商賈……不苦于稅,而苦于稅外之稅”。(《請禁額外苛征疏》,《皇清奏議》卷二十一)由于“亞財政”制度的存在,老百姓不僅要負擔國家正式財政制度所要求的賦稅,還要負擔并非國家正式財政制度要求的“賦外之賦”、“稅外之稅”。按照帝國的正式規(guī)定,正式賦稅并不高得讓人難以承受,相反,應該說是比較合理的,比如農(nóng)業(yè)稅率一般不高于百分之十,低者甚至不到百分之一,商業(yè)稅率是“三十稅一”或“值百抽五”,如果加上“永不加賦”的動聽承諾,那么人們似乎可以生活在蜜罐里了??墒鞘聦崊s是另一個樣子,帝國時代的老百姓始終很苦,苦的原因就在于存在“賦外之賦”、“稅外之稅”。由于傳統(tǒng)中國是一個以小農(nóng)經(jīng)濟為基礎的社會,小農(nóng)經(jīng)濟有自己獨特的經(jīng)濟規(guī)律,其重要表現(xiàn)就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剩余極其有限,這導致了農(nóng)民的稅負能力很差。所以盡管國家正式賦稅的負擔可能還不是很重,但由于存在“亞財政”,而且“亞財政”的總體規(guī)模常常要比國家正式財政的規(guī)模還要大,正式負擔加上“賦外之賦”、“稅外之稅”,就可能超過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所能承受的極限,成為不堪承受之重。老百姓自然也希望通過合法渠道取締“賦外之賦”、“稅外之稅”,但歷史證明這些努力都是無效的,即使一時被取締,不久后又會死灰復燃,并且超過原來的水平?!@就是所謂的“黃宗羲定律”。合法渠道走不通,最后只能通過不合法的途徑來解決,社會動蕩由此而生,中國式王朝更替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家為了尋求擺脫王朝更替“周期率”的答案曾經(jīng)搜索枯腸,他們能夠想到的最佳答案是仁政(善政、德政),也就是所謂“以德治國”。這一套方案的致命缺陷,梁啟超看得很透徹。梁啟超說:儒家論仁政“只能當如是,而無術使之必如是”(《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說到底,他們論證的只是理應施行仁政,而對不施行仁政應該怎么辦卻束手無策。既如此,現(xiàn)實就如同清代的民間諺語所說的那樣——“關無善政”,稅關從來沒有善政,中國歷史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政。沒有善政的一個表現(xiàn),是無法限制“亞財政”現(xiàn)象。中文“財政”這個詞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日本人創(chuàng)造“財政”這個詞,借用了兩個中文字——“財”和“政”。“財”是財富,“政”是政治。所以“財政”就是“關于財富的政治”?!柏敻弧卑鴦?chuàng)造財富和享有財富兩層意思。創(chuàng)造財富屬于生產(chǎn),享有財富事關分配。財富由誰創(chuàng)造,又由誰享有,這其實是人類社會最核心的問題,是一切政治的核心內容。由于分配可以影響生產(chǎn),當財富分配制度不公時,生產(chǎn)就失去動力,進而使整個社會停滯不前、衰弱落后。中國歷史上的“亞財政”制度,是一種“關于非正當財富的政治”,它使社會財富做了扭曲性的、不正當?shù)姆峙?,它所導致的后果,一方面是生活中“潛?guī)則”盛行,一方面是當這種不正當?shù)呢敻环峙溥^于嚴重的時候,社會就有動蕩的危險。一個國家,如果要真正強盛,它就必須解決財富分配的公平問題——為社會成員出于自身福利最大化的目標提供一個公平、合理的競爭機制和平臺。有了這樣的機制和平臺,社會就有活力,國家就能強盛,否則,就無法擺脫“歷史周期率”的支配。
內容概要
本書通過一系列真實而生動的歷史故事,細致勾畫了中國歷史上奇特而詭異的政治現(xiàn)象——“亞財政”制度,這是一種亞生育國家正式財政制度而又不被國家正式認可的非正式制度,它身份尷尬,卻影響深遠:它使民眾在繳納“明稅”之外還要負擔“暗稅”,其規(guī)模隨歲月推移而逐漸擴大,終成農(nóng)民不堪承受之重,當總負擔超過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規(guī)律所決定的稅負能力之時,“明稅”所體現(xiàn)的博弈均衡終被打破,“歷史周期率”問題也就在此凸現(xiàn)并發(fā)揮作用。
作者簡介
洪振快,民間學者,自由撰稿人,曾為《南方都市報》撰寫專欄,近年有多部人文社科著作創(chuàng)作出版。
書籍目錄
財政:關于財富的政治(代序)貨幣換算說明做官的“利錢” 官崇拜與“隱性福利”現(xiàn)象解釋權力 “合法傷害權”與“合理賜福/利權”清官海瑞的私生活 海瑞受窮的真正原因窮京官的闊日子 清代京官生活的真實圖景送禮政治 送禮后面的政治規(guī)則跑部錢進 清代中央衙門的“部費”問題分月巴法則 湖南醴陵漕案背后的政治法則陋規(guī)戰(zhàn)爭 關于鴉片戰(zhàn)爭起因的舊說法陋規(guī)名色考 明清官場的陋規(guī)名目亞財政 非正式財政的分配機制及其規(guī)模估計吳思沒說透 吳思歷史解釋框架評議李悝模型 中國歷史博弈的均衡和失衡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做官的“利錢”官崇拜與“隱性福利”現(xiàn)象 一、劉墉對聯(lián)清人丁柔克(1840-?)在他的筆記里面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個人到金山寺游玩,寺僧見他穿得很樸素——“布衣芒履”,瞟了瞟他說:“坐?!睂π『蜕姓f:“茶。”過了一會,僧問此人是于什么的?;卮鹫f:“官?!鄙笋R上變得熱情起來,說:“請坐?!辈⒆屝『蜕小芭莶琛薄T龠^一會,僧又問此人是什么官。此人慢吞吞地說:“中堂。”僧人大驚,恭敬地說:“請上坐”,再吩咐“泡好茶”。僧請此人為寺院題詞,此人拿過筆來,寫下一幅對聯(lián),上聯(lián)是:“坐,請坐,清上座?!毕侣?lián)是:“茶,泡茶,泡好茶。”(《柳弧》卷一)故事中撰寫對聯(lián)的人,是乾隆、嘉慶年間曾任內閣學士、大學士的劉墉(1719-1805),也就是時下電視劇里的“宰相劉羅鍋”。劉墉其人詼諧有智,這樣的妙聯(lián)估計也只有他寫得出來。劉墉當時“有服”(父母去世),所以衣服樸素,“布衣芒履”,這也是符合情理的。所謂一粒沙里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這個故事的人情倒無須多說,官崇拜、勢利眼本是人間常態(tài),實在沒有必要為之多費唇舌,但這個故事中的“世界”卻值得一說,這個“世界”就是帝國時代的社會生態(tài)和心態(tài),以及其中隱藏的帝國秩序和歷史機奧。仔細品味劉墉在金山寺享受的“待遇”,可以發(fā)現(xiàn)它含有兩個系列、三個等級的內容。先說兩個系列。對聯(lián)的下聯(lián)——“茶,泡茶,泡好茶”這個系列的待遇屬于物質待遇。從隨便倒一杯茶到現(xiàn)泡熱茶,從泡普通的茶到泡好茶,物質待遇在逐漸提高。對聯(lián)的上聯(lián)——“坐,請坐,請上座”則是精神待遇。從坐到請坐,從請坐到請上座,這是態(tài)度問題,讓人感受到了被人尊敬的精神滿足。這兩個系列的待遇,一個是可以用貨幣化來衡量的,一個難以貨幣化衡量。我們現(xiàn)在到名山古剎觀光,常常可以品一杯茶小做休憩,環(huán)境再清雅,茶再好,十元錢不夠,二十也許夠了,二十不夠,五十總夠了,五十再不夠,一百總差不多了,所以一杯茶的價值是可以用貨幣衡量的,大凡物質待遇大率如此。但精神性的待遇則不一樣,它能讓人感到滿足,“請上座”的尊貴感覺比起享受一杯好茶的感覺更美妙,但這樣的尊貴感覺到底值多少錢卻不太好說。有理由相信的是,它可能比一杯好茶的價值要高得多。時下的名山古剎往往設有貴賓接待室,一般人是沒有資格進去的,能夠在貴賓室享受“請上座”的尊榮,恐怕是要比喝一杯好茶更讓人身心舒泰的。而我們現(xiàn)在要在名山古剎喝一杯茶大概也不是什么特別困難的事,但要讓名山古剎的處級、局級、部級主持尊敬地請你上座,那卻需要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行(像劉墉那樣具有“中堂”身份的人自然是沒有問題的),而普通人估計是沒有那樣的資格、享受不了“請上座”的待遇的。再說三個等級。金山寺和尚的前倨后恭,開始冷淡最終熱情,他在待人接物的心理上是看人下菜,根據(jù)人的身份等級分別對待:衣飾普通,“布衣”也,所給的“待遇”是“坐”、“茶”;如果是官,“待遇”提高一個等級,“請坐”,“泡茶”;如果是大官,那么“待遇”就再上一層樓,“請上坐”,再“泡好茶”。在這里,金山寺和尚給人的待遇依據(jù)身份被分成了“坐一茶”、“請坐一泡茶”、“請上坐一泡好茶”三個等級。我們可以討論一下上述故事中劉墉享受的“待遇”的性質問題。故事中的“待遇”到底算什么呢?所謂“待遇”,其實是一種個人的“福利”。福利福利,有福有利,在現(xiàn)代的用法中基本上是指物質利益,其實只是“利”,而沒有“?!?,而在中國古代的用詞習慣中,二者是有區(qū)別的,物質待遇屬于“利”,精神待遇則屬于“?!?。在上述故事中,劉墉享受的“待遇”既包含了“利”,也包含了“?!??!袄笨梢杂秘泿艁砗饬浚案!眲t不能。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是“利”重要,還是“?!敝匾??這可能因人因時而異,難以一概而論。但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動物,在于人有精神世界,有做人的尊嚴,所以“福”不是可有可無的。孔子曾經(jīng)說,現(xiàn)在人們說到孝敬,以為只要給父母吃的、能夠贍養(yǎng)父母就夠了,可是人們養(yǎng)一只狗養(yǎng)一只馬,也都要給它們吃的,以養(yǎng)活它們,假如你沒有孝敬的內心,那么你養(yǎng)父母與養(yǎng)狗養(yǎng)馬的差別在哪里呢?孔子所謂“犬馬之養(yǎng)”的這個論斷,明白指出了贍養(yǎng)父母與喂養(yǎng)動物的差別,也指明了做為父母的人與做為動物的犬馬同樣是活著的差別,父母需要的不僅僅是兒女供養(yǎng)他們吃飽穿暖,還需要孝敬的內心和恭敬的態(tài)度。所以對于父母來說,他們要求的不僅僅是物質性的供養(yǎng),還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他們希望得到的不僅是“利”,還希望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個人都有可能做父母,父母的心態(tài)也就是每個人都一樣的心態(tài)。這種心態(tài),出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質的最大限度的滿足——“?!焙汀袄钡淖畲蠡?,概括說,就是“福利最大化”,具體說,它應該包括“福”的最大化、“利”的最大化,和難以區(qū)分精神性的“福”和物質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最大化?!案@畲蠡保侨说囊磺猩鐣顒拥母灸繕撕突緞恿Α,F(xiàn)在的問題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一個人能夠享受的“福利”由什么來決定?在上述故事中,劉墉享受的“福/利”是由身份決定的?!吧矸荨卑▋蓚€方面:一、是不是官?二、是什么級別的官?金山寺和尚以這兩個方面作為區(qū)分“福利”的標準:“坐一茶”是給予一般人的“福利”,“請坐一泡茶”是給予普通官員的“福利”,“請上坐一泡好茶”則是給予高官的“福利”。從“福利”的享受主體——劉墉來說,我們看到在整個過程中他的“福利”在不斷增長,增長趨勢明顯,幅度很大,而這一切基于他的身份:是不是官?是什么級別的官?官的身份增加了劉墉的個人福利,但是這種福利卻不是國家賦予的法定福利,這樣我們就遇到了命名的難題:劉墉在這里因為官的身份而享有的福利應該怎么定性?叫它什么?劉墉當官有法定福利。按照規(guī)定,清代“中堂”一級高官的年薪包括180兩銀子和90石大米。劉墉做“中堂”的時代可以領雙俸雙米,所以法定工資是360兩銀子和180石大米。如果米價按乾嘉時代每石1.5兩銀子來計算,劉墉的年薪大致相當于現(xiàn)在的13萬元人民幣,月薪一萬多一點。這個工資是帝國官員的最高標準了,但相對于一個大國的總理副總理來說這份工資實在不能說是高了。其他的福利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數(shù)額有限。總體來看,作為一個大國總理級別的“中堂”,其正式的福利不算多,級別比他低的各級官吏就更不用說了。這樣就不免產(chǎn)生一個問題:當官當?shù)阶罡呒墑e,也不過是這么點福利,那當官還有什么吸引力?顯然,如果當官就這么點好處,那與讀書人十年十幾年幾十年寒窗苦讀、青燈黃卷的寂寞孤獨是不相配的。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雖說讀圣賢之書,但也未見得道德就比其他人高一些。生活是一本細賬,付出多得到少的事情是不能被絕大多數(shù)人接受的。做為一個理性的“經(jīng)濟人”,而且是社會的精英,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不會算不清基本的賬。而他們又像范進那樣對當官夢寐以求,打破腦袋也要擠進官場,這意味著有另外的東西吸引著他們。這東西是什么呢?二、神秘禮物在1930、1940年代任北京大學校長十幾年的蔣夢麟先生,曾經(jīng)說到他少年時候的一個親身經(jīng)歷。蔣先生說,他的故鄉(xiāng)浙江余姚(當時屬紹興府,現(xiàn)在屬寧波市)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如果有上級官員過境,知縣就在亭里迎候。一個下午,還是小孩子的蔣先生發(fā)現(xiàn)亭子附近聚集了一大堆人,趕過去一看,原來是大家在觀望學臺和他的隨行人員。這位學臺正預備去寧波主持考試。此前一目,知縣已經(jīng)從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幾條大船,那條專為學臺預備的船上裝了好幾只加封條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裝的是什么,那就只有經(jīng)手的人才知道了。蔣先生接著說了自己當時的感受:“我遙望著學臺等一行換了船,學臺踏上最華麗的一只,隨后這只載著官吏和陋規(guī)禮金的小型艦隊就揚帆順著退潮駛往寧波去了。那種氣派使我頓生‘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感觸。我心里說從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讀書,以便將來有一天也當起學臺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禮物?!保ā段鞒薄ば鲁薄罚┦Y先生所說的學臺大人即各省的學政,在清代是中央特派專門負責一省的教育的,相當于現(xiàn)在的省教育廳廳長或主管教育的副省長,他的職責和權力主要是到省內各地級市(如寧波)主持考試,考查地方上的讀書人——秀才,按考試成績決定他們是否有資格參加省一級的考試——鄉(xiāng)試。鄉(xiāng)試的結果對讀書人非常重要,在鄉(xiāng)試中勝出的人,稱為舉人,獲得了兩種資格:一是有資格參加更高一級的考試——會試,勝出者成為進士,這是進入仕途的陽光大道;二是直接出仕做官的資格,如果舉人不想?yún)⒓舆M士考試,或者參加了考試而不能勝出,那么可以從基層干起,雖然這不是陽光大道,但還是有一定的升遷機會的。說到底,學政只是掌握了讀書人通向做官道路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但這個環(huán)節(jié)卻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全省的讀書人對學政還是很巴結的。學臺大人經(jīng)過之處,地方上不僅恭敬有加,而且送上了“神秘禮物”。從還是小孩子的蔣夢麟先生的感受來看,他除了羨慕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禮物之外,還產(chǎn)生了對學臺大人享受的氣派的羨慕感,因而生出當年劉邦見秦始皇出行儀仗漫天威風八面而生出的“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感觸。反過來,從學臺大人的角度看,他不僅可以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禮物”,還享受了地方上的尊敬巴結以及旁觀者對其氣派的羨慕?!吧衩囟Y物”是物質性的,而“氣派”——尊敬、巴結、羨慕則是精神性的。物質性的東西可以用貨幣來衡量,而精神性的東西則不能。前者屬于“利”,而后者屬于“?!?。學臺的出行,享受了物質和精神的雙豐收,而這些福利是在法定福利之外的。如果我們比較一下這件事中浙江學臺所得到的“福利”與前面故事中劉墉在金山寺中獲得的“福利”,它們有什么差別呢?二者在因為官職而獲得法定福利之外的福利這一點上沒有差別。有差別的只是浙江學臺到寧波去主持考試,這屬于公務活動,所以接待者是官方;而劉墉在金山寺的活動則是非公務活動,接待的僧人不具有官方身份。這兩件事合起來可以說明一個事實:不論是在公務活動中,還是在非公務活動中,官職官位都能給本人帶來好處。這些好處不是法定福利,但又能實際享有,我們該叫它什么呢?我想可以叫做“隱性福利”。在帝國時代,當官的法定福利也許并不那么吸引人,但“隱性福利”’卻非常滋潤人。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會有官崇拜,如同浙江學臺的“隱性福利”讓小時候的蔣夢麟先生所生出的羨慕,所產(chǎn)生的劉邦見秦始皇車駕而生“大丈夫當如是也”的羨慕感一樣。羨慕值多少錢沒有辦法衡量,但蔣夢麟先生所說的學臺的享受的“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禮物”卻是可以衡量的。所謂“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禮物”,在當時叫做“陋規(guī)”?!奥?guī)”實際上是與其相關的一類事物的總名。帝國疆域遼闊,各地語言差異很大,關于“陋規(guī)”也有其他各種各樣的詞兒,比如海瑞,他在浮安當縣令的時候,把這類東西叫做“常例”。在清代,“陋規(guī)”的花色極多,除了眾所周知的“冰敬”、“炭敬”、“別敬”、“程儀”之外,還有“平規(guī)”、“鹽規(guī)”、“關規(guī)”、“漕規(guī)”、“驛規(guī)”、“棚規(guī)”等等名目。(參見本書《陋規(guī)名色考》一文)這些名目還只能算是某一領域的總名,其下還有各級細目,每一個名稱的后面是一類享受主體。中國人在這方面似乎有著特殊的語言天賦,其實這是一個注重身份的社會現(xiàn)實決定的,因為每一個級別都應該有相應的詞匯與之相對應,是絕對不可以混淆的。比如“漕規(guī)”,按湖南人的習慣,基層州縣官員從征收漕糧中所得到的好處要在整個官場上分肥,給上司的叫“漕館”、給地方上素質不好的讀書人(所謂刁監(jiān)劣衿)的叫“漕口”或“漕口銀”,給押運漕糧的運丁的叫“水腳”,剩下留給自己的叫“漕余”;漕糧從湖南押運到北京通州的過程中送給沿途關卡、官吏的好處費有幾十種,概括起來則分“南費”(在江蘇淮安以南所支付的費用)和“北費”(從淮安開始北上途中的費用)。而湖南的“漕口”或“漕口銀”,在江蘇則叫“白規(guī)”,在湖北叫“蝗蟲費”。(參見本書《分肥法則》一文)陋規(guī)”的“規(guī)”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如果解作“規(guī)則”,那么“陋規(guī)”就是“鄙陋的規(guī)則”、上不得臺面的規(guī)則,也就是“潛規(guī)則”,這正是吳思先生“潛規(guī)則”一詞創(chuàng)意的淵源。不過,在明清人的眼里,和他們平時用詞的習慣,“陋規(guī)”通常是指“規(guī)禮”、“規(guī)費”,就是與國家正式稅收相區(qū)別的那些送禮、亂收費等名目。當年的一位省里“一把手”——山東巡撫曾經(jīng)說:“有一衙門即有一衙門之規(guī)禮,有一規(guī)禮即有一規(guī)禮之雜費。”(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山東巡撫陳世倌奏折)他說的“規(guī)禮”、“雜費”就是陋規(guī)?!耙?guī)禮”是給各衙門主要官員的,而“雜費”則是給官員的隨從人員的,相當于小費?!耙?guī)禮”的等級高一點,用“禮”來稱呼顯得尊敬一點;而“費”則等級低一點,不是那么好聽。用“規(guī)禮”還是用“雜費”,這里面是有區(qū)分身份等級的深刻用意的,中國人的“聰明”往往體現(xiàn)在這種遣詞用字的細微差別上。仔細體會“陋規(guī)”的兩種含義,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其實是有關聯(lián)的:“潛規(guī)則”滋生和存在的目的就是那些“規(guī)禮”、“規(guī)費”。因為這些“規(guī)禮”、“規(guī)費”是不合國家正式規(guī)定的,所以必須以非正式的制度——“潛規(guī)則”來加以約定,形成一定的慣例之后,交易雙方有了一定的規(guī)矩可以遵循,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時間久了,就成了一種不是規(guī)則的規(guī)則、不是制度的制度。這樣看來,把“陋規(guī)”的“規(guī)”解釋為“規(guī)禮”、“規(guī)費”,似乎更能體現(xiàn)佛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智慧。規(guī)則,其實質不就是利益分配機制嗎?規(guī)則本來是對權利、義務的規(guī)定,但對于陋規(guī)來說,下級只有向上級及隨從人員饋送“規(guī)禮”、“雜費”的義務,而沒有相應的權利,所以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規(guī)則”,而僅僅是一種怎樣分配“福利”的機制。陋規(guī)是清代官場“隱性福利”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但“隱性福利”不止于陋規(guī),比如上述故事中劉墉所享有的“隱性福利”就不屬于陋規(guī)。三、“一定也要做官”2007年1月22日《民主與法制時報》報道,因受賄而被判刑的安徽林業(yè)廳原廳長唐懷民,在其任安徽濉溪縣縣委書記的1995年夏天,曾與記者談起他的“唐百萬”的綽號,唐懷民說:“我也知道有群眾私底下叫我‘唐百萬’。到了我這位置,想不成百萬都沒辦法?!彼e了個例子:逢年過節(jié),下面干部來我家,我總不能把他攆出去吧?來看我他總不能空著手吧?這么多鄉(xiāng)鎮(zhèn)、單位,一年10萬20萬也沒什么奇怪的。唐懷民在縣委書記任上成了“唐百萬”,按照他的說法,光是“逢年過節(jié)”下面干部到他家里送禮,一年10萬20萬是沒什么好奇怪的。“逢年過節(jié)”送禮算不算貪污受賄?這要看什么情況。假如是為了買官什么的而借“逢年過節(jié)”的時機送重禮那應該屬于貪污受賄,但如果只是一般性的“聯(lián)絡感情”,恐怕就不容易認定為貪污受賄了。一個縣委書記一年光是下屬干部“逢年過節(jié)”送禮就能成為“唐百萬”,可見縣委書記的“隱性福利”是很多的,某些腐敗分子有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chǎn)就不奇怪,其中以“逢年過節(jié)”送禮的形式的收入應該是一部分。由于送禮的人太多,書記們大概也記不得到底誰送了、送了多少,這就成了來源不明的財產(chǎn),而積少成多,其數(shù)額又很巨大,到了某一天被查處的時候,就成了法院判決書中的“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
后記
寫一本書,如同一次精神歷險。探險一般會有幾種結果:探得寶藏,滿載而歸;一無所獲,徒費心神;撿到幾塊石子,不清楚是璞玉,還是普通石頭。本書的這次探險,大概屬于第三種情況?!皝嗀斦焙汀袄钽δP汀钡母拍罴跋嚓P問題的探討,對于揭示中國歷史是否有所價值,只能留待讀者評判。感謝師長、朋友們對本書寫作、出版的支持和鼓勵。感謝葛劍雄先生和鄒東濤先生撥冗為本書撰寫了短評。歐陽日輝博士、丁騁騁博士、李世文先生對尚不完善的書稿提出過懇切的建議,于九濤博士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和朋友間的愉快討論能夠使某些問題的思考更加深入和完善,所以衷心感謝他們提出的寶貴建議!另外,還應該感謝吳思先生的思考和寫作方式給予的啟發(fā)。本書對吳思先生歷史分析框架可能存在的邏輯問題做了學術意義上的批評,歷史如此玄奧,我們每個人所得的只是在自己撿到的有限的歷史記憶碎片的基礎上拼湊起來的歷史圖畫,這個圖畫上的風景是否就是歷史原來的風景,大概沒有一個人敢于確定,所以能否“說透”,那本來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一個歷史觀察者,他能夠用自己的拼圖方式拼出一幅動人的圖案,那已經(jīng)足以讓人欽敬了,吳思先生的工作正有這樣的價值。特別感謝現(xiàn)居加拿大的舊日同窗葉盛和彭錦秀伉儷,在我客居京華的日子里,他們提供了許多生活上的便利。戊子盛夏,洪振快記于京華無壁居。
媒體關注與評論
“其實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在這5年,我要下決心推進財政體制改革,讓人民的錢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薄 ?008年3月18日溫家寶總理答記者問 我一直以為,學習和研究歷史之難,不在于史料難以收集,或難以理解,而在于如何通過史料的文字,讀懂看不見的史料,理解史料背后的事實。盡管我們已經(jīng)無法進入過去的社會,親自發(fā)現(xiàn)或感受史料背后的事實,但通過認真的研究,還是可以復原出部分事實。這就是我重視《潛規(guī)則》的原因,也是我推薦《亞財政》的理由。 ——復旦大學教授、著名學者 葛劍雄 本書以大量史料分析了明清時代“亞財政”這個十分突出而未被細致研究的非正式制度,把集體腐敗的潛規(guī)則揭示得淋漓盡致。歷史是現(xiàn)實的鏡子,現(xiàn)實是歷史的注腳,認真研究歷史上的“亞財政”現(xiàn)象,對當今中國的公共財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袊鐣茖W院教授、著名學者 鄒東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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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財政-非正式財政與中國歷史弈局》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當官為什么吸引人?權利到底是什么?海瑞的貧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清代京官的真實生活是什么樣的?百姓告官為什么告不贏?鴉片戰(zhàn)爭的起因到底是什么?中國歷史發(fā)展到底有什么規(guī)律?……欲知答案,請看《亞財政-非正式財政與中國歷史弈局》獨出心裁的新解釋—— “其實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2008年3月18日 溫家寶總理答記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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