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策

內容概要

改革開放30年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激勵搞對了”，民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開發(fā)。當初“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起來”其實是一種國家層面的激勵政策。只有當所有的經濟主體具有正確的激勵時，繁榮才可能出現(xiàn)。錢穎一教授評論說：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之“本”，不過是“把激勵搞對”。    中國知識界在談論“中國模式”方面，實際上比西方學者要謹慎得多，中國人已很長時間不自信，還認為自己是學生。香港大學教授甘陽認為；世界上存在三種發(fā)展模式，從長遠看，歐洲模式比美國模式更具吸引力；對于非西方國家來說，“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可能要遠遠大于美國模式和歐洲模式。

書籍目錄

法治成就大國    ——《大國策》系列叢書導言“把激勵搞對”  全球化與中國發(fā)展道路  30年來中國經濟改革與增長模式  中國經濟發(fā)展：為增長而競爭  中國漸進式經濟轉型經驗及其發(fā)展道路羞羞答答的“中國模式”  關于中國發(fā)展模式的若干思考  是否存在一個中國模式？  中國經濟轉型道路：過程及特征  中國經濟增長：一個文化變遷的分析框架摘掉“中國制造”頭上的綠帽子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四個重點分析  中國經濟面臨的轉折及其對發(fā)展和改革的挑戰(zhàn)  比較優(yōu)勢、自主創(chuàng)新、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    ——何為中國未來經濟發(fā)展之道路  重構“鐵三角”：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  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財政政策及制度創(chuàng)新  中國經濟發(fā)展新階段戰(zhàn)略轉型及其政策取向

章節(jié)摘錄

插圖：從表l和圖3都能看出80年代的經濟增長軌跡比1992年之后更正常些，問題就在于為何這么短的兩個階段有如此大的差異？到底是什么發(fā)生了本質的變化？隨后我們將重新定義“增長模式”，審視中國政治的演化和財政制度的演變，以及這些變化如何誘致了地區(qū)之間的為增長而進行的競爭。自80年代開始的經濟自由化的初期，當時改革者的主要目的是部分解除計劃經濟的約束，以及通過產權的改革給予農民、企業(yè)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激勵和權利，從而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最重要的一步是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引入了利益分享機制，這就促進了財政分權，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處置權。這些制度方面的改革明顯地改善了效率，促使了經濟快速發(fā)展，同時經濟自由化和財政分權也開始影響黨和政府的權威，這為之后的政治危機埋下了伏筆。這些潛在變化的原因可能有3個：首先，從上到下的經濟分權，雖然僅是通過產權的重新配置給經濟體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激勵和權利，但是這種經濟上的改革不可避免地開始影響原有的中央權威及其合法性，并引發(fā)政治改革的呼聲；其次，圖4顯示了財政分權后中央政府的財政收人比重開始下降，這使得地方政府的權力開始膨脹，并開始影響中央政策的執(zhí)行力度；最后，20世紀80年代的財政分權和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部門間的重新分配，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經常出現(xiàn)，增加了中央政府宏觀調控和穩(wěn)定宏觀經濟的難度。

編輯推薦

《大國策:通向大國之路的中國模式.經濟模式》為叢書之《經濟模式》分冊。中國的崛起是在失去世界政治、經濟、文明控制權150年之后的再度崛起。在全球經濟危機的重創(chuàng)下，世界政治、經濟、文化、戰(zhàn)略格局面臨新一輪洗牌。在千年一遇的機遇面前，中華民族、中國國民、中國政府應以怎樣的大戰(zhàn)略、大視野、大謀略、大胸懷應對新的世界秩序、迎接新的挑戰(zhàn)？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智庫機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國家發(fā)改委、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這些機構作為政府“外腦”，為中國最高決策層分析全球走勢，為中國策，為國是謀。《大國策》叢書集結當代中國頂級“謀士”和“智囊”，把中國的發(fā)展納入國際視野和歷史視野進行考察，立足中國崛起道路上的大戰(zhàn)略、大課題，對崛起進程中的中國經濟、政治、民主、軟實力、民生、環(huán)境、能源、人口、國家安全等領域所涉及的戰(zhàn)略問題發(fā)表國策諍言，直陳大國崛起進程中的危機和挑戰(zhàn)，試圖超越西方設定的現(xiàn)代化標準，跨越西方現(xiàn)代化“陷阱”，提出中國崛起的大對策、大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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