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體系

內容概要

本書從多角度、多層次分析全世界上下5000年競爭、霸權、資本積累的過程。作者試圖建立一個中心 --- 外圍結構的模型，以此來解釋霸權轉移，說明世界體系的存在及變化。
　　讀者對象：社會學、社會工作教學研究工作者，黨政企事業(yè)單位領導干部，理論宣傳工作者。

作者簡介

安德烈•岡德•弗蘭克 ，阿姆斯特丹大學發(fā)展經濟學和社會學榮譽退休教授。
　   巴里•K.吉爾斯，紐卡斯爾大學國際政治學講師。

書籍目錄

中文版序序前言第一部分  緒論  第一章   5000年世界本系：跨學科研究法初探第二部分  理論與分析的基本論據(jù)  第二章  古代世界體系中的“資本”帝國主義與剝削  第三章  積累之積聚  第四章  世界體系中的之霸權轉移第三部分  重新分析歷史  第五章  世界體系周期、危機和霸權轉移，公元關1700年至公元1700年  第六章   意識形態(tài)上的過渡與生產方式第四部分  理論、歷史、政治問題辯  第七章   文明、中心、世界經濟和貿易區(qū)  第八章   古代世界諸體系與現(xiàn)代資本主義  第九章   間斷性與連續(xù)性：單一世界體系還是體系系列？  第十章   世界體系與世界諸體系評析  第十一章  答辯與結論參考文獻譯名對照表譯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而其他一些研究世界體系的學者則認為，如果說世界其他地區(qū)在世界體系的較早時期曾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話，一些地區(qū)在1492年之后的這同一個世界體系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因此就需要換種方式提出(抑或重新提出?)“納入”體系這一問題了；這一問題是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在其專門論述“納人世界經濟：世界體系擴展態(tài)勢”的《評論》雜志(1987年發(fā)行)中提出的。再者，16世紀伊比利亞半島的霸權和17世紀荷蘭的霸權及其基礎——貿易的相對壟斷地位，損害了尚有影響貿易強手。(例如，奧斯曼土耳其人和印度人)的利益。    然而，這一歷史發(fā)展之所以成為單極、而非多極進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歐亞大陸的一端中國在明朝統(tǒng)治時期遁人閉關自守狀態(tài)，而另一個主要原因則是，歐亞大陸的另一端西歐海上列強征服美洲，并將金銀財寶納入自家的資本積累進程——J．M．布勞特(1977年、1992年)對此做了闡釋。西歐列強而后又以同樣的方式逐步控制了依然引人矚目、有利可圖的整個印度洋和亞洲的貿易中心。一直到168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喬賽亞·蔡爾德爵士還說：“我們阻遏了他們(莫臥兒印度人)同東方各國的貿易；這一貿易相當于我們和歐洲各國貿易之總和”(引自帕拉特和沃勒斯坦，1990年，第26頁)。那么，世界體系內、外的實際情況如何?世界體系的主要特征有哪些?這些特征以及世界體系本身肇始于何時?   中心一外圍一邊緣體系并非僅指地理位置，亦非僅指發(fā)展水平之差異，還涉及確定積累方式的各階級之間、民族之間和“社會”之間的關系。中心一外圍一邊緣體系是主要的社會體系，據(jù)此在較大體系范圍內確立霸權(下文展開論述)。需要對霸權結構中的“地理”位置影響中心一外圍一邊緣體系內的階級地位狀況進行深入研究。我們認為可以得出這么一個結論：即霸主國內的階級結構可能會由于該國從其在中心一外圍一邊緣體系中的附屬國那兒所積累起來的剩余價值而發(fā)生重大變化。例如，向羅馬平民階級提供補助金就是這種體系影響的一個事例。反之，我們亦認為中心一外圍一邊緣體系可能會加重對處于附屬地位的生產者們的剝削。    “邊緣”地區(qū)擁有自然資源(包括勞力資源)，這是中心一外圍地區(qū)要加以利用的。然而，邊緣與外圍之間的區(qū)別就在于：在榨取剩余價值方面，邊緣地區(qū)的民族并不完全在體制上附屬中心，也就是說，它們仍保有某種程度的社會自治。如果某個邊緣民族成了中心榨取剩余價值的政治工具的話，“外圍化”進程也就開始了。然而，邊緣地區(qū)雖然對中心保有一定程度的社會自治，但還是與中心有著體系上的關系，中心一邊緣沖突頻仍，就表明了這種體系上的關系的存在。邊緣地區(qū)可能也在物資供應聯(lián)系上起著重要作用。從這一意義上說來，邊緣地區(qū)可能會促進世界體系中各地區(qū)之間的剩余價值轉移。邊緣地區(qū)的這些作用應該像半外圍的作用那樣，受到理論界在闡釋地位變化和體系演變時的足夠重視。    中心(抑或核心)一外圍一邊緣這一概念并不是想要取代、而是想要發(fā)展沃勒斯坦(1974年及其他出版物；阿里希和德拉吉爾，1986年)的核心一半外圍一外圍體系。然而，半外圍的研討始終是個薄弱、模糊不清的環(huán)節(jié)。邊緣的“提出”可能會令半外圍這一概念更形模糊，也可能會使整個體系得以改觀。譬如，薩米爾·阿明在最近的一次研討會(與會者中有沃勒斯坦、阿里希和弗蘭克，還有其他一些人)上提出：半外圍由于受到中心的盤剝，所以在功能上成了實實在在的外圍；而“外圍”由于其自身的積累已不再有什么物資(或什么人力)給中心盤剝了，所以已處于體系的邊緣了。如上所說，邊緣地區(qū)在歷史上的中心一外圍一邊緣體系中也是有助于中心的積累的。    因此，中心一外圍一邊緣體系在鄉(xiāng)個歷史時期都是世界體系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必須對這些體系加以研究，不僅要對之進行比較研究，還要對之在世界體系中的相互關系和影響加以研究。為了認識積累進程的情勢，研究一下中心一外圍地區(qū)向邊緣地區(qū)擴展的狀況是重要的。就占有獲取剩余價值的新地盤而言，在邊緣地區(qū)進行擴展、加以控制的根本原因似乎與這種擴展“有利可圖”有關。這種擴展和控制也有助于中心一外圍體系內部因剝削和人口壓力而產生的矛盾的解決。中心一外圍體系中的階級沖突受到積累向邊緣地區(qū)擴展的影響。人口趨勢是一重要因素，邊緣地區(qū)提供新資源，以供養(yǎng)中心一外圍地區(qū)不斷增加的人口。中心要使邊緣外圍化取決于自然地理條件，而自然地理條件又決定著物資供應的潛力和成本效益的核算。一些地區(qū)如果能被用來支付其被占領的費用或被認為能在戰(zhàn)略上保衛(wèi)另一有利可圖的地區(qū)的話，就會首先被占領。反之，這些地區(qū)如果(或當)被占領的費用太高的話(或時)，就會被再度放棄。體系疆界邊沿的防御工事具有雙重作用：拒野蠻人于體系之外和置生產者于體系之內。也就是說，這些防御工事防止外敵從軍事上破壞受盤剝的地區(qū)，也防止依附一隸屬的生產者逃往“自由”區(qū)。    公元6世紀開始了差不多是世界體系范圍的經濟發(fā)展新時期，薩桑帝國再次強盛了起來，占據(jù)了敘利亞的主要貿易中心安條克。薩桑人于公元7世紀進行擴張活動使其影響擴展到了安納托利亞、黎凡特和埃及。公元6世紀，貝利薩留成功地再次征服了西方，拜占庭也開始了擴張活動。兩大帝國均大肆向卟擴張，毫無節(jié)制，公元7世紀雙方最終進行了一場惡戰(zhàn)，結果是兩敗俱傷。在印度，公元7世紀戒日王以曲女城為國都建立了霸業(yè)。在中國，公元6世紀下半葉隋朝一統(tǒng)天下。  概括地說，除了西歐以及非洲一些地區(qū)外，歐亞大陸上大部分地區(qū)再次通過中亞相互連接起來，同時并肩向前發(fā)展，自西向東、又自東而西地將整個非洲一歐亞大陸連接了起來。唐朝接替隋朝統(tǒng)一中國，進入經濟發(fā)展階段，其霸權擴及中亞。胄朝時的中國也發(fā)展了同印度支那的占婆國之間的關系。阿拉伯半島和巴勒斯坦地區(qū)新興的阿拉伯穆斯林國家于公元7世紀趁波斯薩桑帝國衰敗之機，很快征服了波斯人先前的領土。埃受和亞歷山大也于公元643年被阿拉伯人占領。中亞于本世紀扣葉并人霸權范圍。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中亞一統(tǒng)于單一霸又體系，致使倭馬亞王朝及繼其后的阿拔斯王朝得以成為世界奉系中的超級積累者。公元8世紀中葉，阿拔斯帝國與唐帝國主中亞發(fā)生了正面沖突。公元751年塔拉斯之役進一步增強了可拔斯的超霸地位，同時也進一步促使了唐朝的衰亡。        世界體系不能簡單地被視為比較近期——僅起始于19世紀后期的三四十年：這時“帝國主義”(列寧語義)開始形成，同時開始了世界殖民地的瓜分——的資本主義形態(tài)。恰恰相反，資本主義的這種世界性從一開始即已表現(xiàn)出來，在其發(fā)展進程中依次相繼的各階段均一直呈現(xiàn)體系狀。一般認為資本主義的要素早在文藝復興時期即已在歐洲確定成形。這一認識視1492年——開始征服美洲——為資本主義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兩個密不可分的現(xiàn)象同時出現(xiàn)的時期。    我們該如何闡述從1500～1800年這一“過渡時期”的性質呢?根據(jù)當時(舊制度，或稱“君主專制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準則和經濟性質(重商主義)做出了種種闡述。歐洲和大西洋的古老重商主義社會及其向中、東歐的擴張的確是個問題讓我們簡單地強調一下：這些社會見證了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力式成形的一些至關重要的基本要素的同時顯現(xiàn)。這些至關重要的要素是導致農業(yè)生產率提高的商品交換范圍的顯著擴展、法律對私有制現(xiàn)代形態(tài)的確認和保護、(農業(yè)和手工業(yè)方面)自由雇傭勞動的顯著增多。然而這些社會的經濟實際上是重商主義多于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fā)展尚未使“工廠”成為生產的主義形式。      由于這是一種非常明顯的“過渡”形態(tài)，所以我擬對這一“結淪”再做兩點進一步的評述。其一，所述及的要素——有些人稱之為“初始資本主義”要素(為什么不能這么稱呼呢?)——并非是奇跡般地突然出現(xiàn)在1492年的。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要素早就在特定的“地區(qū)”——特別是地中海周圍地區(qū)、意大利城市和海那邊的阿拉伯一穆斯林世界存在了。這些要素也在其他一些地區(qū)——印度、中國等等——存在了很長時間。那么為什么是在1492年開始“向資本主義過渡”，而不是在1350年、抑或900年、甚或更早的時間呢?為什么只說是歐洲“向資本主義過渡”，而不說同樣可以發(fā)現(xiàn)有這些“初始資本主義”要素存在的阿拉伯一伊斯蘭教社會、抑或中國社會也在向資本主義過渡呢?又為什么不全然放棄“過渡時期”這一概念、就說“早已存在的體系一直在連續(xù)不斷地發(fā)展，初始資本主義要素早在遠古時期即已有之”呢?我的第二點評述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我在確認上述論點方面進行的思考所做的闡釋。美洲的殖民化在一種極其罕見的程度上促進著上述初始資本主義要素的發(fā)展。這些要素主導了參與殖民化的各社會體系達三個世紀。此前從未有過這種情況。恰恰相反，社會中的初始資本主義要素—直囿于貢賦性社會關系(中世紀歐洲的封建關系)所主導的世界。因此，現(xiàn)在讓我們來闡釋一下我們這兒所說的貢賦性關系占主導地位是什么意思。    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的“發(fā)展”成果都是整個世界體系“發(fā)展”(特別是資本積累)的主要狀況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這似乎是整個世界體系史的一個普遍規(guī)律。不管怎么說，這一隨樂聲搶椅子游戲實際上是很古老的，從世界體系形成的那天起就開始玩上了，一直玩到現(xiàn)在。新近蘇聯(lián)的解體和東歐政權的垮臺及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七國集團(實際上是三國集團)的臣服就是一個適例；試圖將這些事件理解為生產方式間的過渡——更甭說“體系”的演變了——只會混淆視聽，難以闡明問題。應該將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視之為是這些地區(qū)和政權在現(xiàn)階段整個世界體系陷入經濟危機期間更形劇烈的競爭中，以及由于現(xiàn)階段整個世界體系陷入經濟危機而使競爭更形劇烈的情況下，競爭不過對手的結果。里根經濟學的“星球大戰(zhàn)”政策弄得兩個“超級大國”精疲力竭，然而美國由于其盟友(毋寧說是競爭對手)的資金投入，而得以彌補預算和國際收支“雙赤字”；日本和歐洲幫助美國擺脫了困境(一時無憂了，可又能維持多久呢?)我們沒有看到“社會主義的東方”“重回”世界經濟體系后根據(jù)“自由市場一資本主義的”西方的準則在向前發(fā)展。正好相反，東方——同南方一樣(東方大多數(shù)國家原本就是南方的一個組成部分，現(xiàn)將再次淪為南方的成員)——在這同一個世界體系中一直處于不利的地位，而這正是東方失敗的主要原因。    ……

媒體關注與評論

中文版序我們的書能譯成中文，我們深表愉快和深感榮幸，現(xiàn)在我們能在這篇專門為此撰寫的序言中向中國讀者談談。我們感謝我們的同事和朋友高铦教授提出譯書的倡議并負責推動中文版面世，我們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承擔出版此書，我們還特別感激郝名瑋教授努力地、很好地翻譯了這部相當難譯的書。    我們借此機會請中國讀者做三件事：(1)簡要回顧西方(包括俄羅斯)和中國等考古及史前研究著作中的有關論點；(2)談談本書寫作十多年來我們的有關著作，特別是他人的進展；(3)考慮一下后者如何使我們不得不改變本書原稿中提出的現(xiàn)實與方法論的觀點，并把本書有關過去5000年的內容更直接地聯(lián)系當今關切的問題和可預見的未來。                    一  整體關系中的世界體系    我們的著作和論文特意以人類為中心，而且可能的話也是以生態(tài)為中心的。這方面它們大大不同于西方、中國以及其他各地大多數(shù)得到承認的研究、教學與理論，后者都是本地的，地方化的，時期短暫的，而且往往是特意這樣做的。全世界學校的歷史教員大多數(shù)都是由國家支付工資去向孩子們、然后向成人灌輸國家民族主義，或者不如說是非單一民族(除極少例外)國家中裝扮成民族主義的中央集權經濟統(tǒng)治。同樣地，史的研究在考古學家手中則是受雇去挖掘廢墟、人工制品和殘骸來以此聲稱“這塊土地是我的”，自從上帝在遠古把土地賦予我們光榮、神圣的先輩以來，情況就是這樣，并把他人根據(jù)種族清除而痛苦地趕走。西方和中國的考古學在各處考古發(fā)掘上相互類似。西方考古學特別在西南亞、北非和美洲主要遵循或者甚至超過西方殖民時代的做法，而中國考古學則先在中國大陸然后在臺灣和東南亞遵循漢化的步子，俄羅斯和蘇聯(lián)考古學則在西伯利亞和中亞追隨俄化。當代政治在選擇研究地點方面起著重大作用，這是因為國家主權和／或殖民主義決定了地點的能否準人。例如，兩個世代的蘇聯(lián)考古學都是由切爾尼赫研究論述的，本書在這方面根據(jù)的是切爾尼赫，而蘇聯(lián)考古學幾乎完全限于蘇聯(lián)控制下的地區(qū)，不管這些地區(qū)可能同其他值得分析的地點有密切關系而恰巧處在外界的冷戰(zhàn)控制之下。史前研究的另一個相似之點是考古檔案本身對研究者產生的局限——直到今天還有這種情況。石制建筑和裝備比木制的好，陶瓷比天然纖維的好，金屬比其他材料好得多，干旱氣候比潮濕的好，沉船比其他海難好，更不用說比毀損散架的好了。而且，曾經留下的或埋葬的東西必須仍舊留在那里而不因世世代代當?shù)鼗蜞徑藗優(yōu)閷ふ屹F金屬、寶石或者甚至只是建筑材料而遭到盜挖，特別未曾受到西方博物館為保存人類遺產而進行過掠奪，諸如塔克拉瑪干沙漠東邊敦煌石窟中的許多珍品。該處后來被西部歷次戰(zhàn)爭炸毀。我們的研究依靠這一切作為二手材料，但這也通過現(xiàn)有的文字記錄、特別是以文件證明的或者必要時推斷的各方之間的關系加以引申。我們試圖考慮氣候條件與變化，但必須做得更好些。我們做了微弱的努力來關注兩性關系，而許多人對此卻毫不關注。例如，與吉姆布塔斯／艾斯勒理論所認為的父權制是由野蠻好斗的游牧民族在馬背上向西傳布的看法相反，我們引述證據(jù)說明中亞游牧民族要比它們周圍不開化的社會在兩性關系上總的說來較少不平等，而且婦女財產權和其他權利也較多。高世玉(音譯)和劉汝珍(音譯)重要的中國研究支持了我們的觀點，表明在漢代時，西北鄰國的婦女地位高于中國；以及在唐代、遼代和元代，游牧民族的影響提高了當時的婦女地位(上述兩例均見閔家胤編，1995)。我們希望我們的中國同行發(fā)展這項研究。我們對于否定不開化地區(qū)的論點持嚴重懷疑態(tài)度(弗蘭克，2001，2002)，這種論點在西方、中國及其他地方得到承認的史學和史前學中起著很大的作用。我們向任何人挑戰(zhàn)，看誰能找出一個過去或現(xiàn)在在時間、地域、文化或社會方面具有可以辨認的(更不用說未受觸動的)始末的這種文明。在有人能找到以前，我們還是主張研究一個由許多不同的、不斷變化的部分所組成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整體。我們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識別這個(或幾個?)整體并全盤地加以分析。這項研究中的主要手段就是識別一個網絡或體系中的聯(lián)結和聯(lián)系。這些聯(lián)系可以是任何種類的，包括從屬于同樣的力量并且不得不對此做出反應。啟發(fā)性研究的問題是：是否這里的A和它往常和現(xiàn)在的情況一樣還是不一樣，以及在存在或不存在同那里的B相聯(lián)系的情況下，如何由于它同AC或同C的聯(lián)系而不同，因此A與C可以通過與B的相互作用而依此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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