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中國·北京胡同

前言

北京這座城，經(jīng)歷朝興衰、世代積淀，洋溢著濃郁的文化氣息，令人心醉；北京這座城，胡同如織，院落幽深，深藏?zé)o數(shù)故事，讓人品讀不盡。從元大都基本奠定北京城格局以來，幾百年間，胡同猶如一條條小溪，安靜地流淌在皇城根兒下。它浸染著百姓的炊煙，蘊藏著質(zhì)樸的情感和老北京文化的精華，成為老北京人的留戀與牽掛，也是北京文化美學(xué)價值和人文價值的雙重體現(xiàn)。胡同的深處，有著數(shù)不清的遺跡和典故，有的真切，有的模糊。然而一切都隨著這條條小溪流淌著，流到人們的心里，沖刷著時間的腳步。北京胡同悠然而閑適，它所代表的文化是一種厚重中的淡定，展現(xiàn)的是一種并不陡峭的高度。北京的老，老在胡同，滄桑祥和，寧靜質(zhì)樸；北京的美，美在胡同，韻昧十足，含而不露。下面，就讓我們一起去領(lǐng)略胡同中的市井風(fēng)情、人物典故吧。

內(nèi)容概要

北京胡同是中國傳統(tǒng)住宅建筑的經(jīng)典，是最具民俗風(fēng)情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符號之一。北京胡同有700余年的悠久歷史，縱橫交錯的胡同，是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歷史因素、人文沉淀的產(chǎn)物，它們記錄下了歷史的變遷和時代的風(fēng)貌，是老北京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縮影。胡同里的王公府邸、名人故居、會館、寺廟道觀，以及市井風(fēng)情、人文典故，都蘊藏著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具有極高的美學(xué)價值和人文價值。

書籍目錄

第一章　北京城的前世今生　從〔薊城〕到〔北京〕　北京城的格局規(guī)劃第二章　走進胡同　胡同的來歷　另類胡同　胡同深處故事多第三章　胡同里的老建筑　四合院　別樣院門　天公府邸　寺廟道觀第四章　胡同風(fēng)情　北京的什剎海　胡同人家　胡同會館文化

章節(jié)摘錄

插圖：不叫胡同的胡同凡是到過北京、走過胡同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那么多并非交通要道的普通小街小巷，名字未必都叫胡同，有的叫“街”，像成方街、柳蔭街、半壁街、外交部街；有的叫“巷”、像南柳巷、木料巷、安平巷、千福巷；有的叫“道”，像京畿道、馬場道、大學(xué)夾道、養(yǎng)蜂夾道；有的叫“路”，像禮士路、板章路、萬明路、留學(xué)路；有的叫“里”，像巨得里、旌勇里、福壽里、安居里等。然而，在眾多的胡同里，還有比較特殊的一類：“條”。比如西四北面，有西四頭條至八條；南城東面，有草場頭條至十條；南城西面，有棉花頭條至九條；朝陽門外，有南營房頭條至八條；頗具名氣的，有大柵欄商業(yè)區(qū)的廊房頭條、二條等。胡同被叫做“街”、“巷”、“道”、“路”等，都還算貼切，若是叫個什么“條”，實在有些難以理解。其實原因并不復(fù)雜。北京人說話除了兒話音多，還喜歡“縮略”，用北京話講，叫做“吞字兒”。比方西單這個地方是北京城里的繁華地段，如今人們叫慣了，很少去琢磨那名字的含義。其實，西單的完整含義，應(yīng)當(dāng)是“北京城里靠西面那個有一座牌樓的地方”。早先在那里的確有過一個很大的牌樓，可算是十分明顯的地標，北京人說話的時候把那句子里能省的字詞全省了，就剩下“西單”兩個字了。由此可知，那些“條”，其實原先有不少也叫“胡同”，只是后來的人們?yōu)榱藞D省事，索性去了“胡同”二字，“一、二、三、四”地排了下去。如此變革，看上去規(guī)矩了，卻喪失了原有的特點及個性，顯得有些索然無趣。在這些以“條”命名的胡同中，數(shù)量最大的是東四路口東北方向的那些“條”，它們居然從“東四頭條”一直排到了“東四十四條”，應(yīng)算是“條”中的“大家族”了。“東四”的含義應(yīng)當(dāng)是“北京城里靠東面那個有四座牌樓的地方”。縮短些，就是“東四牌樓”，再次濃縮便成了“東四”。以“東四十條”為例，便是“北京城里靠東面那個有四座牌樓的地方的第十條胡同”。更準確地說，應(yīng)當(dāng)稱為“東四北十條”，不過東四周邊再沒有以“條”命名的胡同了，那個“北”字自然也就省略了。牌樓是北京舊城街巷路口重要的標志性建筑，也叫牌坊，簡稱坊，本來是當(dāng)做街門用的，后來變成了裝飾性的建筑。當(dāng)年，東四路口真的有面向四方的四座高大牌樓，有人說是建于明代正統(tǒng)年問，還有人說是建于明代永樂年問。四座牌坊上各有坊額，東面是“履仁”，西面是“行義”，南北皆為“大市街”。翁立先生曾經(jīng)提到：“經(jīng)實地勘查，現(xiàn)今東四北的幾條胡同，正是元朝胡同的規(guī)模?！币簿褪钦f，東四路口東北方向這一片以“條”命名的胡同，無論走向還是寬度，還大致保留著它們初始的模樣。在侯仁之先生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中可以看到，元朝時期這一帶屬寅賓坊和居仁坊，具體的胡同名稱未曾標注；明朝萬歷年間，這里屬思誠坊和南居賢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東四頭條胡同”至“東四四條胡同”，另有資料說，這四條胡同的名稱在明朝嘉靖年問便已出現(xiàn)；清代乾隆年問，此地屬正白旗，自“東四頭條”向北一直擴充到“東四十一條”；20世紀初的宣統(tǒng)年間，原先的罐兒胡同成了“十二條”；到了20世紀60年代，北面的汪家胡同、船板胡同也被收編，成為“東四十三條”和“東四十四條”。在這14條胡同里，變化最大的是東四十條。隨著城市建設(shè)的發(fā)展，這條原本十分普通的小胡同越拓越寬，如今已經(jīng)成為平安大道的組成部分，從而把東四的“條”分割為南北兩片。而東四十條南面的那9條胡同更有說頭。這9條胡同里的“老大”，自然是東四頭條。有趣的是，它不僅是這些胡同中最短的一條，還是一個死胡同。看看早先的地圖，明朝的時候，東四頭條是一個拐彎的胡同。那時它比東四二條還長出一段，由西向東，在延福宮東側(cè)轉(zhuǎn)向南行。至于它為什么會半截拐彎，則不知究竟：胡同東面是一片空白區(qū)域，使胡同無法向東延伸。到了清代雍正年問，這一片“空白區(qū)域”成為第二代怡親王弘曉的府邸，歷經(jīng)數(shù)代，至同治年問變作孚郡王的府邸——孚王府。這位孚郡王(后來封為親王)是道光皇帝的第九個兒子，所以孚王府也叫九爺府。九爺一生碌碌無為，這府邸卻規(guī)模宏大，其布局完全符合《大清會典》中對王府形制的具體規(guī)定，是清代王府的典型建筑。20世紀60年代，孚王府的西面新建了外交部大樓，東四頭條被截去了一大段，從此變成了死胡同。由于孚王府的存在，東四二條同樣是個半截胡同，不得不中途掉頭向北，插入東四三條中段去了。從東四三條至東四九條，都是東西貫穿的完整胡同了，但其間地形仍有變化。東四五條就有些調(diào)皮，中間拐了幾道彎，還帶出鐵營南巷等枝權(quán)胡同。除了鐵營南巷，在東四頭條至東四九條之間還有不少小胡同忽隱忽現(xiàn)，使東西走向的主干胡同得以橫向貫通，形成有趣的聯(lián)系。這些小胡同的名字在表現(xiàn)出某些地形特點的同時，也保留了歷史演變的痕跡。如月牙胡同，確是那樣小巧的一彎；板橋胡同、石橋胡同、流水巷，說明這里曾有溝渠。東四地區(qū)歷史悠久，舊時豪宅名府甚多。由東四四條東口進去不遠，路北有所宅院，臺階很高，顯得有些特殊。這宅子與1號、3號院原本屬于一家所有，主人為清代同治年間當(dāng)過禮部侍郎的綿宜。綿宜是道光皇帝的本家，屬皇室宗親，因此他的住宅被百姓稱為“皇帝的叔叔家”。別看這宅子的院門不算大，里面卻有三層院落，格局十分規(guī)整。與綿宜宅相比，東四六條的崇禮宅更具盛名，它是北京城里唯一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私人住宅。崇禮是晚清大臣，光緒年間曾任文淵閣大學(xué)士。他是個碌碌無為的庸才，之所以官運亨通，全仰仗有個富貴女婿，即光緒皇帝的弟弟。崇禮陡然成了皇親，身價大增，宅子蓋得自然非同一般。如今六條的63號和65號院均屬崇禮住宅，全院面積闊達一萬多平方米。東西各是一個四進的大四合院，后門直通東四七條；中部為花園，有假山、亭閣、月牙河等。20世紀30年代，宋哲元的部下劉汝明購得這處宅院，在重新修茸的時候意外掘出大批金銀珠寶，其價值遠遠超出購房的支出。有了這筆飛來橫財，劉汝明修宅的勁頭更大，使其華麗程度更不尋常。據(jù)說日軍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占領(lǐng)北平時，岡村寧次便把這里作為自己的住所。在距崇禮住宅東面不遠的地方，如今的128中學(xué)所在地，還曾有過一座名府，即北洋軍閥徐世昌的住宅。徐世昌在清末曾任郵傳部尚書直至內(nèi)閣協(xié)理大臣，1909年住進此宅。這是一個很大的院落，原先大門在流水巷，護衛(wèi)森嚴，要通過空中的過街樓才能進入院內(nèi)。1922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國會”選為大總統(tǒng)，4年后下野寓居天津。抗日戰(zhàn)爭期間，日寇多次上門，威脅利誘，想讓徐世昌出任偽職，均被拒絕。后來，徐世昌索性閉門謝客，直至1939年病逝。徐世昌在東四六條居住的十幾年問，正是中國經(jīng)歷重大變革和劇烈動蕩的歷史時期，他在其中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東四六條也住過一個名人，他就是沙千里。1936年11月，由于積極宣傳抗日主張，救國會領(lǐng)導(dǎo)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史良、王造時、沙千里7人被國民黨政府秘密逮捕。當(dāng)時，他們被國人尊稱為“七君子”。七君子被捕后，全國各界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宋慶齡甚至以“國母”身份要求與七君子一同坐牢。一時間，國民黨政府被搞得焦頭爛額，無法應(yīng)付。此后，發(fā)生“七七事變”，抗日的呼聲響遍全中國。1937年7月31日，法庭只得匆匆判決，將七君子釋放?？谷諔?zhàn)爭中，沙千里積極從事救亡運動，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為了便于工作，他的政治身份一直到1980年才予以公開。新中國成立后，沙千里住進東四六條55號院。他擔(dān)任過許多重要職務(wù)，1982年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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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圖時代·符號中國:北京胡同》由當(dāng)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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