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

內(nèi)容概要

如果說寫一本研究伯林思想的著作是一個令人膽怯的任務(wù)，這種說法并不意味在伯
林著作中有許多含糊不清的地方，恰恰相反，伯林的思想是異常清晰的。雖然伯林的著
作涵括了廣泛的領(lǐng)域，涉及到許多作者，但它們并非各自分離以至缺乏共同的主題；與
之相反，伯林的各種著作都圍繞著一個主題。本書的一個中心觀點就是，所有伯林的著
作都是由一個具有巨大顛覆力的觀念貫穿著并使之獲得生命力的。我把這個觀念叫做價
值多元論，其意思是，許多終極人類價值是客觀的但又是不可歸約地多樣化的；這些多
樣的價值是沖突著的，而且經(jīng)常是不能和諧共存的；有時，即在它們彼此沖突的時候，
它們是不可通約的，即是說，沒有任何合理的尺度能對它們加以比較。本書的大部分篇
幅將用于闡釋和評價這個觀念。這個觀念在政治哲學上的意義是，所有真正的善和理想
都被實現(xiàn)的這種完美社會的理念不僅是一種烏托邦，而且總是自相矛盾的。就像道德生
活一樣，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在敵對的善和惡之間的基本選擇，此時理性棄我們于危
難而不顧、我們無論怎么選擇都要導致一些損失，有時甚至會出現(xiàn)悲劇。我把伯林的由
價值多元論引致的這種政治觀稱為“競爭的自由主義”（agonistic liberalism）。
“agon”一詞源于希臘語，它有兩重含義，既是指對唱比賽中的競爭或競賽也是指悲劇
中人物的沖突。與我們時代流行的自由主義——即樂觀地認為基本的自由、公正或正當
要求是（或必定是）一致的和和諧的——不同，伯林的自由主義是一種斯多葛派的和悲
劇的自由主義，它認為在那些具有內(nèi)在競爭性的價值中存在難以避免的沖突，任何選擇
都會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失。由于伯林的自由主義不像歷史上的和我們時代的自由主義那
樣希望基本的自由和平等是和諧共存的，也不贊同輝格黨的歷史哲學（這些自由主義就
是與這種歷史哲學相聯(lián)系并以它為基礎(chǔ)的），伯林的政治思想就為自由理性傳統(tǒng)提供了
富有希望的生機。如我將要指出的，即使在伯林的思想中存在著他的價值多元論以及他
所堅持的人性的歷史主義概念與傳統(tǒng)自由主義對人類的一般性觀點之間的無法消除的矛
盾，情況也仍是如此。伯林思想中的這個矛盾，可以被理解為他一方面受惠于維科和赫
爾德，另一方面又與J．S．穆勒的自由主義有密切關(guān)系而導致的；用伯林提出的那種歷
史主義觀點把自由主義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把自由主義當作是基于理
性和基本人性的一般要求，或在歷史中居于優(yōu)先地位的某種主張——就可以消解這個矛
盾。我所采取的這個策略在伯林的著作中找不到明確的根據(jù)，伯林或許也不同意這種辦
法。根據(jù)對伯林思想所作的這種維科式的和赫爾德式的解釋，伯林的基本思路不是自由
的競爭而是競爭的多元論。
伯林思想的深刻獨創(chuàng)性和顛覆性有助于解釋那些異常的事實——直到目前為止，對
這種異常的事實仍缺乏專著式的研究。確實，在伯林的理論活動所涉及的任何領(lǐng)域都會
使人感到他的思想的這種獨創(chuàng)性和顛覆性。在本書中我必須做很大的省略，盡管這些省
略都有一些可辯護的理由，但由于遺漏了伯林思想的一些重要方面終究總是一種遺憾。
我沒有利用亨利·哈德?lián)碛械牟株P(guān)于許多論題的未出版的文獻，而只限于使用全部已
出版的資料。對于伯林關(guān)于認識論問題和意義理論的早期哲學論文，除了指出它們都反
對實證主義把一切有意義的論述都歸結(jié)為一種模式的主張，也許這預示了伯林后來對一
元論價值論的攻擊，我實在說不出什么東西。除了間接地或附帶地涉及到一點外，對伯
林在俄國研究中所做出的許多重要貢獻，他在戰(zhàn)爭期間作為政治觀察員所寫的一些報告
（這些材料有些曾在《華盛頓通訊》發(fā)表），他對音樂的愛好和深刻理解，我都沒有予
以論述。我也沒有提到他的許多表現(xiàn)友誼的事例，這些必須等到由米歇爾·依格納鐵夫
（Michael Ignatfeff）撰寫的伯林傳出版后才能為世人所知。對于伯林的個性與他的
談話（這些談話在表現(xiàn)想象力的移情作用方面都是十分卓絕的）和思想（他堅信，還有
許多與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與之聯(lián)系著的現(xiàn)實、正當、價值等）
之間的聯(lián)系，我也沒有做出說明。我只是把關(guān)注重點放在他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論和體
現(xiàn)這些思想的哲學概念方面，因為在我看來，這樣就抓住了伯林最具有意義的理論成就
和他確立的自由思想的特征。
現(xiàn)在我只就與他的思想有關(guān)的方面略述一下伯林的生平。伯林于1909年6月6日生于
俄國的里加（Riga），像梅紐因（Yehudi Menuhin）一樣，他的家族也是查伯德·哈西
德（Chabad Hasidim）的后裔。他的祖父母是本分的哈西德信徒，但他的父母不是。他
在里加長大，講俄語和德語。他家1915年從里加搬到安得里普（Andreapol），1917年
又搬到彼得格勒，在這里他目睹了1917年二月的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十月革命，然
后在拉脫維亞停留了短暫時期后于1921年到了英國。他的祖父、一個叔叔、一個姑姑和
三個表兄弟于1941年在里加被納粹殺害。他在圣保羅學校上完中學，在牛津基督圣體學
院受的大學教育。除了有三年時間他先住在紐約后又到華盛頓為英國政府工作，以及
1945年在莫斯科居留了一段時間外，伯林一直生活在牛津。在這里，他一直作為全靈學
院的研究員，1957—1967年擔任社會和政治理論研究會主席，1966—1975年擔任沃爾夫
森學院的院長，1974－1978年擔任英國研究院院長。此后，他在牛津度過了他的大部分
時間，談話、寫作和出版作品。
人們經(jīng)常把伯林與休謨作對比。這種比較一般并不會形成什么誤導，但卻遺漏了許
多重要的東西。像休謨一樣，伯林后來也放棄了哲學而轉(zhuǎn)向?qū)v史的研究，雖然休謨研
究的是英國歷史而伯林研究的是思想史，但他們都是運用其哲學觀點于歷史研究的典范。
如果伯林與休謨分享著一種深刻的理智上的快樂，一種對思考和寫作中表現(xiàn)的清晰透徹
的風格的熱愛以及一種對歷史的諷刺的愛好，那么伯林自己還有一些為和藹可親的休謨
所缺乏的偏好。這種偏好來源于伯林的多元性的繼承因素，這些因素不是英國人的而是
俄國人和猶太人的，這就是他對觀念和人類生活中悲劇感的偏好。伯林曾經(jīng)說過（實際
情況也確實如此），他對英國經(jīng)驗主義的深刻理解和毫無疑義的吸取都是經(jīng)由英美哲學
和康德哲學而形成的。然而，在英美哲學那種專業(yè)式的枯燥論述與伯林的著作間有一種
深刻的差別，這種差別也許不單純是伯林獨特的寫作風格問題，也不僅表現(xiàn)為伯林對與
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具有一種（通過想象的移情作用）深邃的洞察力，而且還表現(xiàn)在他
對理智生活和知識分子的責任的理解上，這些都不是英國式的而是俄國式的。伯林最主
要的工作，雖然也體現(xiàn)在他力圖尋求一種區(qū)別于英國經(jīng)驗論的嚴密而透徹的標準，但更
表現(xiàn)在他對理智的作用（這在英國哲學中是沒有得到充分認識的）的理解上，他把理智
看作是一個人與整個人類生活的概念相聯(lián)系的能力，伯林這種觀點的根源仍然扎在俄國
的傳統(tǒng)中。使得伯林的著作充滿活力的人類生活概念，——諾埃爾·安南（Noel Annan）
把它稱作是“對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最真實最令人感動的解釋”——是一種悲劇性的概
念，這也是一種與任何神義論的觀念所抵牾的觀念。我認為，伯林這種悲劇思想的根源
則可以追溯到他的猶太人遺傳。正是這些分離的多元性文化遺傳因素的混合，在伯林的
思想中形成多種觀念的微妙纏繞，這些只有借助于扎實的研究才能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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