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故（十四）

內容概要

陳丹青與您分享“民國的文人──長沙談魯迅”蔡登山與您一同“探源胡適日記中的鄭毓秀”李偉與您一同發(fā)現“上海灘的神秘老人”馮遠理與您一同感受“殷海光的最后時光”白先勇為您講述“徐州會戰(zhàn)與臺兒莊大捷──先父白崇禧將軍參加是役之經過始末”徐宗懋為您呈現“1947年春：中外記者團延安之行”的現場……更多精彩等你來看！

書籍目錄

特稿  陳丹青 民國的文人──長沙談魯迅人物  蔡登山 探源胡適日記中的鄭毓秀  李偉 上海灘的神秘老人  馮遠理 殷海光的最后時光回眸  白先勇 徐州會戰(zhàn)與臺兒莊大捷──先父白崇禧將軍參加是役之經過始末  馬嘶 民國時期的大學校歌聚焦  郭晶 顧頡剛晚年對與魯迅矛盾的聲辯現場  徐宗懋 1947年春：中外記者團延安之行記憶  陳懋智 1938年：逃離武漢  方子奮 一個囚犯和他的煙嘴兒  云寶 姆媽  馮昭奎 “偶然”改變人生風物  吳潤凱 民國文人的西湖旅行  徐宗懋 1947年：延安風暴文本  王任 整理并注釋 沈從文致劉敦愿書信十封  何季民 梁實秋題贈最后的北平師范大學片語  林建剛 聞一多的轉變來函  汪成法 關于胡適寬厚待人的又一例證

章節(jié)摘錄

　　民國的文人──長沙談魯迅在《魯迅是誰》的演講中，你講到“魯迅的被扭曲，是現代中國一樁超級公案”，與此類似的是否還有一批與他同時代，而后在1949年選擇去了臺灣的學人，同樣陷入這種“公案”中，如胡適、梁實秋等？陳：許多學者做了大量研究魯迅的工作。我不是學者，居然一再談論魯迅，是為了說出我們的處境——如果諸位同意魯迅被扭曲，那就有可能同意：被扭曲的是我們自己。五十年代初魯迅被神化，同時是胡適的被妖魔化。當政府為魯迅補辦國葬時，胡適批判也在全國范圍展開，他的書被全部禁止，就像魯迅的著作在臺灣也被一律禁止。此后至少兩代人，在大陸讀胡適，在臺灣讀魯迅，都是準政治行為，都有政治危險。所以獨尊魯迅、抹殺胡適，不是關于魯迅，也不是關于胡適，而是我們幾代人被控制被洗腦的漫長過程。這一洗腦過程，在大陸，采取同一模式，就是：在各個領域選擇民國時期某一位人物，以“政治上的正確”給予褒揚、抬高，不可懷疑，不可反對，直到被神化，同時，貶斥該領域其他重要人物，批判、壓制，直到被抹殺、被遺忘。以下一組粗略的名單，是人文藝術領域的小公案：在文學界宣揚茅盾、巴金，封殺沈從文、張愛玲的所有小說；在思想界抬高艾思奇，貶低馮友蘭；在史學界抬高郭沫若，抑制陳寅恪——說起來不倫不類，郭沫若的身份嚴格說來并不是準歷史學家，但解放后他公開批判自己在民國時期的創(chuàng)作，從事歷史與考古學——再譬如音樂家，我們從小只知道聶耳和冼星海，長期不知道黃自和黎錦暉，因為不準播放他們的歌曲；美術界則高度肯定徐悲鴻，批判劉海粟、林風眠，停止出版民國美術的非左翼作品；在演藝界，推崇梅蘭芳，抑制程硯秋、尚小云等名家；電影界，除了民國時期左翼人物被啟用，非左翼電影人逐漸消失……以上人物和魯迅、胡適的名聲不能等量齊觀，但大致是學術藝術領域中第一流人物。其中，凡是被抬高利用的“正角”多半死去或建國初期死去，譬如徐悲鴻和梅蘭芳，很方便被神化。在世的則比較難辦，譬如郭沫若，他到“文革”時期的表態(tài)更進了一步，公開宣稱要燒毀自己的所有著作，事實上，他在民國時期的文藝創(chuàng)作并未再出版。至于那些被批判的“反派”，長期處境難堪：馮友蘭很早作出公開檢查，自我羞辱，沈從文完全放棄寫作，并曾自殺；劉海粟成為右派；林風眠六十年代被逮捕監(jiān)禁；民國時期廣有票房的京劇名角，諸位可以閱讀章怡和女士的《伶人往事》，就知道他們解放后從萎縮到滅絕的命運。到了“文革”時期，幾乎所有“正派角色”，也就是解放后的無產階級文藝家，也幾乎全部遭殃。所以“反派”人物遠遠不止這份名單。其中凡是留在大陸的，不容許他們出現在任何媒體，凡是走出境外的人物，迅速被抹殺，即便出現他們的名字，也是諸如梁實秋等被魯迅罵過的人物，但我們不可能讀到梁實秋的任何文字，不知道他也罵過魯迅，而魯迅文字中沒有提到的人物，便自動消失。這就是為什么直到八十年代初，我們這代人才逐漸知道學者傅斯年、羅家倫、陳寅恪、錢穆、錢鍾書，小說家沈從文、廢名、張愛玲……這是一份長長的名單，目前就我記憶，列舉以上這些。在這些人物中，魯迅和胡適名氣最大，代表性最強，被貶褒的規(guī)格也就最高。　最近二十多年，政府相對理性，逐漸松動意識形態(tài)封鎖，歷史景觀得以局部恢復，相對正常的學術研究成為可能。但是，長期以政治目的切割歷史，因人廢言，成為一種思維模式遺留給我們幾代人，成為我們的細胞，甚至基因。譬如當胡適和大批民國人物的學說著作逐步解禁，公開談論后，隨即出現一種相反傾向，即貶斥魯迅、褒揚胡適。這些議論部分言之成理，胡適的再出現也確實有益于了解魯迅，但如果今天我們還在二者之間試圖厚此薄彼，刻意貶褒，就仍然沒有擺脫意識形態(tài)魔咒，因此，同樣扭曲。區(qū)別，只是過去被迫扭曲，現在主動扭曲。魯迅、胡適，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物種與生態(tài)的問題。他們二位的是非，牽涉復雜的學術問題、政治問題、歷史問題、心理問題，這里不展開。我的意思是說，人不免有所偏愛，有所傾向，但前提是有所判斷、有所選擇。從五四直到1949年，中國幸虧有一位胡適，也幸虧有一位魯迅，幸虧有人反對胡適，也幸虧有人反對魯迅——在他們二位之外，中國還幸虧有其他不同主張、不同學說、不同性格、不同來歷的人物?？墒堑搅宋覀兊臅r代，魯迅被獨尊、胡適被批判，絕大部分知識分子被抹殺，總的目的，就是剝奪我們的常識、判斷與選擇。這種剝奪的后果，是政治生態(tài)迅速敗壞、文藝生態(tài)迅速荒蕪，我們從此失去選擇、失去記憶，最后，失去歷史。我愛魯迅，自以為熟讀他的著作。八十年代以來，我開始讀到胡適的著作，梁實秋的散文，還包括徐志摩、沈從文、張愛玲等等其他民國文人的作品——我發(fā)現，我喜歡梁實秋的散文，喜歡沈從文與張愛玲的小說，2007年我讀過的最好的書，就是胡頌平編寫的《胡適晚年談話錄》，我同時發(fā)現，閱讀民國其他作者的作品，使我對魯迅的敬愛與了解，獲得更深的理由，這種了解，有一部分即來自胡適。五十年代初，當中國神化魯迅，批判胡適時，胡適正在紐約流亡，他知道對他，對死去的魯迅，發(fā)生了什么，他有一次對周策縱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贝蠹視f，這是一面之詞，不可能得到魯迅的同意或反對，因為魯迅那時已去世將近二十年，但不論我們是否相信、或怎樣解釋這句話，胡適說了這句話，這句話也說出了胡適，并說出了五四那代人的關系。一個文人藝術家身后的毀譽，不絕于史，本來不奇怪，但像魯迅與胡適這樣的公案，我不知道中國歷史上是否曾經發(fā)生過?？追蜃幼苑Q“喪家狗”，不是因為政治迫害，而是報國無門；詩人屈原投江的原因之一，是失寵于楚懷王；畫家毛延壽被皇帝處死是他隱瞞了王昭君的美貌；紀曉嵐得罪了主子，被放逐新疆，結果乾隆帝想念他，又將他招回來。至于司馬遷、嵇康和金圣嘆這些人物的致殘和致死，是屬于言論獲罪，這類記載不絕于史，但畢竟那是古代，而魯迅與胡適的故事發(fā)生在新中國。蘇聯(lián)也發(fā)生過類似的故事，但遠遠比不上我們。此外，有哪個現代國家的政府、政黨，以至于全國、全民，會對兩個文學家思想家做出類似的貶褒？在法國，薩特與他的同學、同樣是哲學家的阿隆，思想對立長達半世紀，薩特和他存在主義的同志加繆，公開絕交，可是法國政府和政黨不會介入這種文人的分歧。更早時，紀德與羅曼．羅蘭前后訪問蘇聯(lián)，做出截然相反的評價，出了書，引起激烈爭論，可是政府和政黨也沒有對哪一方肯定或者批判。大家知道美國著名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有喬姆斯基，有蘇珊·桑塔格，可是美國還有許多正直的知識分子未必喜歡他們，認同他們。為什么呢？道理很簡單，在魯迅與胡適的時代，有左翼，有右翼，還有別的主張與派系，有國民黨，有共產黨，還有別的政黨，即便在各種黨派或集團內部，也有左翼、右翼、激進派、保守派、溫和派，如果要細分，還有極左、極右，或者中間偏左、中間偏右，等等等等。在文藝群體中，同樣有各種主張、各種主義、各種派別，雖然有的很強大，占據主流，有的很脆弱，處于邊緣，有的比較成熟，有的非常幼稚，但都能夠發(fā)出聲音，做點事情，能夠保有各自的空間。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左翼文藝開始遭遇厄運，其中代表人物如胡風、丁玲、艾青、蕭軍、江豐等等“反黨分子”與“右派分子”的命運，大家耳熟能詳，不多說，到“文革”發(fā)生，黨內權威理論家胡喬木、文藝教皇周揚、努力改造的小說家巴金、革命作曲家賀綠汀，還有幾乎全部的革命畫家、革命導演、革命演員，甚至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大批遭殃，或者被迫害，或者被置于死命……　　今關的博士生應該做好多論文，詳細尋找1949年以后在各個專業(yè)領域被刻意褒貶的名單。魯迅與這批人的關系究竟如何？有過一些有趣的交往嗎？在那個時代的文化版圖上，他們的位置又是一個怎樣的格局？　　陳：從魯迅個人交往錄去了解民國的“文化版圖”，肯定是片面的。廈門大學的謝泳教授近年對民國學者做了大量清理研究，諸位有興趣，應該讀他的書。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文人之間，不同門派、師承、游歷、眼界，自然會有不同的圈子。魯迅和章太炎的弟子們是留日派，胡適和傅斯年羅家倫他們是英美派，雖說都是海歸，但不免有隔閡，分親疏。這本來不奇怪，改革開放以來，許許多多從不同國家、不同學校、不同時期留學歸國的海歸，彼此之間也有隔閡，也分親疏。而北大、清華、復旦、南大的教授們，包括從事不同專業(yè)的學者，都會有不同的圈子，有隔閡、分親疏。此外，即便同一院校、同一專業(yè)的文人學者，由于不同籍貫、輩分、出身、境遇、性格，彼此談得來，談不來，經常走動，或從不來往，在所難免。九十年前，新文化運動的真領袖，是陳獨秀和胡適，魯迅對他們敬而遠之，有合作，有來往，遇見大是非，彼此聲援，或者辯論，但平時未必是朋友，也未必是冤家。讀魯迅日記，五月四號那一天他寫道：“曇。星期休息。徐吉軒為父設奠，上午赴吊并賻三元。下午孫福源君來，劉半農來，交與書籍二冊，是丸善寄來者。”通篇沒有一個字記載那場五四運動。諸位有興趣，可以查看魯迅和胡適的書信，他倆在新文化運動早期很客氣地交往過，胡適很喜歡周家兄弟，佩服他倆的文才。胡適是交際型人物，少年得志，成名早，在主流社會地位很高，和魯迅的經歷性格很不一樣，魯迅年紀比較大，作風比較地傾向舊式文人，胡適年紀輕，屬于西方回來的新派知識分子，但這種差別也談不上是非。說起是非，1925年前后為女師大事件、三一八慘案，留日那群人和留學英美那群人意見相左，彼此的對立公開化，形成明顯的營壘，建國后全部采取官方教科書說法，獨尊魯迅，抹殺其他。今天，史料研究早已公布當時各方意見，平心而論，英美派比留日派更理性，更超越，更具有現代國家的法制觀念與公民意識。但不要說八十年前的語境，即便事情發(fā)生在今天，這些西方觀念仍然會與國情發(fā)生深刻沖突，難以奏效。以我在美國的生存經驗，我自然傾向胡適等英美派當時的意見，但以切切實實的中國生存經驗，在更深的層面，我同情魯迅，因魯迅更懂得中國問題的糾葛，看破人心的險惡。今日中國許多大問題、大是非，英美式的理性姿態(tài)與法制觀，越來越被認同，但在現實深層，處處遭遇國情的阻撓?！?/pre>




編輯推薦
　　《溫故》是一種陸續(xù)出版的歷史文化讀物。以今天的視角來追懷與審視過去，并為當下的生存與未來的發(fā)展提供一種參照，所謂“溫故而知新”。內容大體包括以下三方面：對人類以往生存狀態(tài)的追懷；對歷史的審視與反思；對歷史文化遺跡與遺留文本的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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