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9-1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作者:梁文道 頁數(shù):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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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山不幸詩家幸除非你是梁啟超,有一支生花妙筆,能夠痛快淋漓地把四萬萬人的心底話都寫出來,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筆,能日日筆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個時代的記錄;否則,把時事評論結冊出書又有什么意義呢?首先,技術上有難度。時事社會評論永遠都是一種介入,這種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頭。例如“最近”,評論家最常使用的一個詞,當他寫下“最近”這兩字的時候,他已經(jīng)假設了許多東西不必再說,因為那都是最近發(fā)生的事,感興趣的讀者早已知之甚詳。假如他還要長篇大論地把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件的來龍去脈一一道明,不只報刊篇幅不允許,連讀者都會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說,一篇優(yōu)秀的評論在發(fā)表當時總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個背景就是當時的社會認知、媒體回響以及讀者的心理情緒,用不著你去鋪排,也很難鋪排??墒撬粼谝粌赡旰蟪蓵?,這種精簡的優(yōu)點就會反過來變成缺點了。因為原來的背景不復存在,再鏗鏘有力的言論也會變成脈絡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無根,讀來不知所云,讀者必須發(fā)揮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強回到這些文字所契入的當年時空。然后我們就要來談時間的問題了。在我讀書上學的年代,香港人最歡迎的評論大概就是“馬經(jīng)”了。眼光奇準的馬評家不知有多少粉絲,有時候一個人就能帶起一份報紙的銷量??墒俏覐膩頉]見過哪一個馬評家會把自己的文章結集出書,再忠實的追隨者和賭徒也不至于要看過期的賽馬預測吧。所以我很早就放棄了出書當“作者”的幻想(假如出書是作者身份確認的話),因為我一出道寫的就是評論。除了馬評、股評這類如此極端的例子之外,幾乎所有的評論都和時間有關,它們的壽命就和它們所評的對象一樣長,或者一樣短。藝評和樂評的情況還好一點,因為據(jù)說藝術是不朽的,尤其是藝術史上的經(jīng)典和古典音樂,看的人仍然很多,聽的人還是不少,因此談論它們的文章至少有歷史價值。比方說狄德羅的“沙龍書論”,號稱是現(xiàn)代藝評之祖,雖然細瑣,但過了幾百年還有人愛看。依此類推,凡是所論對象在世年月越長的,評論文字腐朽封塵的機會也就越低,例如書評、影評。至于時事,被人遺忘的速度奇快,評論時事的文章也當然是要過去的。只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復出現(xiàn)。幾年前發(fā)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fā)生的方法。結果它不只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fā)生。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xiàn)實,那么現(xiàn)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xiàn)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家幸。我們常把經(jīng)典和暢銷書對立起來,覺得后者雖能紅極一時,終究是過眼云煙;而前者面世初時光華內斂,卻能長明不息。寫書出書,當以鑄經(jīng)典為職志。然而,我卻一直向往西方知識史上一種以暢銷為榮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冊子”(Pamphlet)了。從長度來看,這手冊型的小書又不過是篇長文的篇幅;從深度看來,它們不求專精但求淺顯。知識分子在皓首窮經(jīng)鉆研學問之余,寫這些上不了廟堂的東西就是想普及某種觀念,為社會的變革造勢。假如它們暢銷,一紙風行,那就是目的達成的征兆。擅長小冊子書寫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Wright Mills)曾經(jīng)嘲笑出版商:“你們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們一想到'出版'這個動詞就想到印書,但它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義是'面向公眾'?!睂こ逃?,賺錢是動機;寫小冊子的知識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義:讓一種想法公之于世,交給“公眾”(Publics)研判思考,再醞釀出變化社會的土壤。包括米爾斯自己的作品在內,幾乎所有轟動一時的小冊子都消失在故紙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務的士兵,總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獨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還算是個例外,至今仍被奉為經(jīng)典,乃美國奠基檔之一。歷史學界一直爭論盧梭等啟蒙思想家對法國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假如他們的論著當年并不普及,我們能說革命群眾其實全是他們的讀者嗎?《常識》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頭一年里,這本可親易讀的小書扎扎實實地印出了五十萬冊!可別忘記當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識字比率。說它造就了美國獨立,真是一點也不夸張。拙著取名《常識》,絕非自大,而是為了向前人致意,歸宗于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歡“常識”這兩個字的豐富義蘊。首先,我以為自己所說皆不脫常識范圍,沒有什么故作深刻的東西。并非自謙,這其實是嚴格的自我要求;因為我時常感到國人今日頗有一種凡事都要往“深處”鉆、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于是明明在探討“毒奶粉”的問題,偏偏覺得光是信仰缺失還不夠,一定要把“靈魂”也搬出來才算功德圓滿。明明在點評志愿者的救災行動,卻不滿足于民間集體動員的邏輯,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異的“高度”,然后再結穴于華夏文化的“基因”“本質”。也許是上學的時候受???Michel Foucault)與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影響甚深,我對“本質”和“深度”這類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離感。舉個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為什么剪不斷毛線,你實在用不著向我介紹工具與技術的“本質”,也不必在這里花時間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學解釋;你只需要告訴我這把剪子是不是太鈍了,甚或干脆換把新的給我。在公共事務上面,種種關于“本質”和“深度”的空洞玄說不只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有時還會塑造出更難疏解的偶像與幻覺。比如說“中國文化的本質”,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現(xiàn)實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中國文化的錯,那么我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這里頭可能還有循環(huán)論證和過度簡化等種種謬論)。當然,我也明白“常識是一種文化體系”(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reertz]語);雖然同在一國,雖然同是華人社會,一個香港人心中的常識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認同的。身為港人,我似乎背負了沉重的原罪,不時遇到讀者批摘我“不懂國情”,進而歸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揮之不去的洋奴意識”。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個人類學家,透過文檔爬梳與現(xiàn)實生活等田野調查的方法,力圖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邊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維去考慮眼前的問題。目的不是丟棄自己的港臺背景,好徹底變成一個內地人;而是為了接下來的跳出。進入,然后跳出,于是就會產生批判的距離。理想的話,這種反復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時看到內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識得到的內地常識,與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識,在這個意義上,我的時評與雜文其實都是一種詮釋的工夫,目的是把一連串看似淺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識”一一揭出,逐個指認?;蛟S,我們接著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愛國”,而平常以為的“左派”也不盡然是左的……近年來,我在兩地發(fā)表評論,恰好給了自己一個時刻反思的機會,交互省視內地與香港的諸種現(xiàn)象,漸漸地,本來最具公共性格的時評寫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筆記,借此我得以認識自身的條件與束縛、身份的認同及移置。在這個過程里面,我切實體會到一個香港評論人的最大原罪其實不是什么“洋奴心態(tài)”,而是相對優(yōu)渥的空間。比起許多同行同道,我的環(huán)境比較寬松,我的信息來源比較多元,我冒的險比較小,我怕的事也比較少;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動我寫這些東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們是什么立場,更不管他們是什么派別,這本書獻給中國所有的時評作者,能與你們共赴國運是我的榮幸。
內容概要
只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復出現(xiàn)。幾年前發(fā)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fā)生的方法。結果它不只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fā)生。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xiàn)實,那么現(xiàn)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xiàn)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家幸。點擊免費閱讀更多章節(jié):常識
作者簡介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1988年開始撰寫藝評、文化及時事評論,并曾參與各種類型的文化及社會活動?,F(xiàn)職鳳凰衛(wèi)視評論員,為《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報》等中國內地、香港及馬亞西十余份報刊雜志專欄作家。
書籍目錄
自序上編 理解當代中國的七十張關鍵切片 國恥:向“百年國恥”說再見 抗戰(zhàn):為什么它還沒有結束 自虐:我們總是喜歡作賤自己 “愛”:撕裂社會的愛 反華傳媒:西方傳媒不是鐵板一塊 反法:反一項政策還是反一個國家 漢奸:一團模糊的歷史現(xiàn)象 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視主播 運動:奧運并沒有燒旺民族的熱火 日本(一):搞清楚你反對的對象 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惡 多元:不同的中國 世界:我們的地圖里沒有第三世界 大國:溫柔的必要 口音:“港臺腔”錯在哪里 形象:中國人是哪一種龍的傳人 文化入侵:故宮星巴克的偽問題 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計劃 爭光:誰有資格代表我們 中國威脅(一):我們到底出Vl了什么 中國威脅(二):外國人的生命就在我們手中 “人格魅力”:領導人一定有魅力嗎 角色:一出好戲代替不了制度 接班:為什么年齡是中國政治家的死線 好官:一個人要有多好才能當官 問責:飛機失事,部長下臺 喜事:中國政治儀式的風格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合法性:政府起碼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特供:怎樣區(qū)分君主立憲與共和 民主:一種自我修正的漫長道路 民意:官員需要公布自己的電話嗎 投票(一):為什么有時候它是不道德的 投票(二):不是民意的表達,而是民意的決定 歷史:一種中國式宗教的衰亡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創(chuàng)世神話:新中國的歷史問題 城管(一):汽車的城市還是人的城市 城管(二):市容重要還是生計重要 公共空間:誰是它的真正敵人 血汗工廠:打工妹沒有流血的自由 企業(yè)責任:不下毒是做人責任,而非企業(yè)責任 富豪:既不是貴族,也不是資本家 老師:一種基礎的職業(yè) 大學:寬容是大學的本質 大學校長:校長的地位堪比國家元首 大學生:要老媽送上學的一代人 大學教授:學術辯論不用罵娘 作協(xié):政府供養(yǎng)藝術家的理由 潛規(guī)則:真正的規(guī)則 “真”:“范跑跑”的真性情 足球:中國社會困境的折射 劉翔:一個偶像吃掉了一個活人 浮躁:這個時代的集體病癥 套話:老百姓的真心話 空話:言語脫離現(xiàn)實之后的信任問題 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會資源 極少數(shù):只限于壞人的一種量詞 苦難:只有英雄,沒有災民;只有感動,沒有傷心 天災:人的角色在哪里 哀悼:與亡者和解 抗災:災難不能對抗,只能與之共存 民間(一):政府的好幫手 民間(二):志愿者的崛起 大同:地震中的慈悲 萬眾一心:異議的消失 第三空間:“淫照”照亮了公私之間的空白 網(wǎng)友:兩億網(wǎng)民都成了朋友 幽默:為什么我們笑不出來 惡搞:誰不喜歡我們笑 低俗:為什么當官的人品位特別好 負面報道:為什么他們老是報道負面消息 炒作:“宣傳”的名與實 誹謗:為什么政府控告?zhèn)髅讲皇且粋€好主意 信息不對稱:中國特色的資訊匱乏下編 窺視世界的局部角度 政治激進派的豪賭 溫和派如何被迫走上了激進路線 激進政治的自我繁殖 戰(zhàn)爭不能取代建設 民族分裂的巴爾干示范 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 朝鮮也是一個正常國家 種族問題往往只是階級問題的偽裝 緬甸比丘為什么要上街 反對吸煙的納粹黨 一個國家的夢想與現(xiàn)實 右翼版本的美國人 美國的右翼與上帝 為什么美國就是不肯放過古巴 “自由”的朋友,民主的敵人 第一世界里的第三世界——新奧爾良風災 愛國怎么毀了傳媒 奧巴馬的修辭學 奧巴馬與美國夢的實現(xiàn) 建立在一本書上的國家 薩科齊如何背叛了法國的共和遺產 泰王總是政變的贏家 國王與我 索爾仁尼琴的最后悲劇 世界到底有多平 政治游戲的規(guī)則 氣候的分配正義——美國與《京都議定書》 美國的“世界銀行” 買軍火好比買玩具 有錢不一定有權 富豪治國 貝盧斯科尼——富豪政客啟示錄 個人慈善取代不了社會公正 傳媒帝國的陰影 超級財團壟斷傳媒的年代 足球太圓了,政治抓不牢 四年一度的四海一家鳴謝
章節(jié)摘錄
第1節(jié):自序 江山不幸詩家幸(1)自序江山不幸詩家幸除非你是梁啟超,有一支生花妙筆,能夠痛快淋漓地把四萬萬人的心底話都寫出來,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筆,能日日筆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個時代的記錄;否則,把時事評論結冊出書又有什么意義呢?首先,技術上有難度。時事社會評論永遠都是一種介入,這種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頭。例如“最近”,評論家最常使用的一個詞,當他寫下“最近”這兩字的時候,他已經(jīng)假設了許多東西不必再說,因為那都是最近發(fā)生的事,感興趣的讀者早已知之甚詳。假如他還要長篇大論地把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件的來龍去脈一一道明,不只報刊篇幅不允許,連讀者都會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說,一篇優(yōu)秀的評論在發(fā)表當時總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個背景就是當時的社會認知、媒體回響以及讀者的心理情緒,用不著你去鋪排,也很難鋪排。可是它若在一兩年后成書,這種精簡的優(yōu)點就會反過來變成缺點了。因為原來的背景不復存在,再鏗鏘有力的言論也會變成脈絡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無根,讀來不知所云,讀者必須發(fā)揮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強回到這些文字所契入的當年時空。然后我們就要來談時間的問題了。在我讀書上學的年代,香港人最歡迎的評論大概就是“馬經(jīng)”了。眼光奇準的馬評家不知有多少粉絲,有時候一個人就能帶起一份報紙的銷量??墒俏覐膩頉]見過哪一個馬評家會把自己的文章結集出書,再忠實的追隨者和賭徒也不至于要看過期的賽馬預測吧。所以我很早就放棄了出書當“作者”的幻想(假如出書是作者身份確認的話),因為我一出道寫的就是評論。除了馬評、股評這類如此極端的例子之外,幾乎所有的評論都和時間有關,它們的壽命就和它們所評的對象一樣長,或者一樣短。藝評和樂評的情況還好一點,因為據(jù)說藝術是不朽的,尤其是藝術史上的經(jīng)典和古典音樂,看的人仍然很多,聽的人還是不少,因此談論它們的文章至少有歷史價值。比方說狄德羅的“沙龍書論”,號稱是現(xiàn)代藝評之祖,雖然細瑣,但過了幾百年還有人愛看。依此類推,凡是所論對象在世年月越長的,評論文字腐朽封塵的機會也就越低,例如書評、影評。至于時事,被人遺忘的速度奇快,評論時事的文章也當然是要過去的。只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復出現(xiàn)。幾年前發(fā)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fā)生的方法。結果它不只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fā)生。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xiàn)實,那么現(xiàn)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xiàn)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家幸。我們常把經(jīng)典和暢銷書對立起來,覺得后者雖能紅極一時,終究是過眼云煙;而前者面世初時光華內斂,卻能長明不息。寫書出書,當以鑄經(jīng)典為職志。然而,我卻一直向往西方知識史上一種以暢銷為榮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冊子”(Pamphlet)了。從長度來看,這手冊型的小書又不過是篇長文的篇幅;從深度看來,它們不求專精但求淺顯。知識分子在皓自窮經(jīng)鉆研學問之余,寫這些上不了廟堂的東西就是想普及某種觀念,為社會的變革造勢。假如它們暢銷,一紙風行,那就是目的達成的征兆。擅長小冊子書寫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Wright Mills)曾經(jīng)嘲笑出版商:“你們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們一想到‘出版’這個動詞就想到印書,但它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義是‘面向公眾’?!睂こ逃嶅X是動機;寫小冊子的知識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義:讓一種想法公之于世,交給“公眾”(Publics)研判思考,再醞釀出變化社會的土壤。第2節(jié):自序 江山不幸詩家幸(2)包括米爾斯自己的作品在內,幾乎所有轟動一時的小冊子都消失在故紙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務的士兵,總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獨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還算是個例外,至今仍被奉為經(jīng)典,乃美國奠基檔之一。歷史學界一直爭論盧梭等啟蒙思想家對法國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假如他們的論著當年并不普及,我們能說革命群眾其實全是他們的讀者嗎?《常識》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頭一年里,這本可親易讀的小書扎扎實實地印出了五十萬冊!可別忘記當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識字比率。說它造就了美國獨立,真是一點也不夸張。拙著取名《常識》,絕非自大,而是為了向前人致意,歸宗于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歡“常識”這兩個字的豐富義蘊。首先,我以為自己所說皆不脫常識范圍,沒有什么故作深刻的東西。并非自謙,這其實是嚴格的自我要求;因為我時常感到國人今日頗有一種凡事都要往“深處”鉆、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于是明明在探討“毒奶粉”的問題,偏偏覺得光是信仰缺失還不夠,一定要把“靈魂”也搬出來才算功德圓滿。明明在點評志愿者的救災行動,卻不滿足于民間集體動員的邏輯,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異的“高度”,然后再結穴于華夏文化的“基因”“本質”。也許是上學的時候受??拢∕ichel Foucault)與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影響甚深,我對“本質”和“深度”這類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離感。舉個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為什么剪不斷毛線,你實在用不著向我介紹工具與技術的“本質”,也不必在這里花時間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學解釋;你只需要告訴我這把剪子是不是太鈍了,甚或干脆換把新的給我。在公共事務上面,種種關于“本質”和“深度”的空洞玄說不只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有時還會塑造出更難疏解的偶像與幻覺。比如說“中國文化的本質”,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現(xiàn)實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中國文化的錯,那么我們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這里頭可能還有循環(huán)論證和過度簡化等種種謬論)。當然,我也明白“常識是一種文化體系”(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reertz]語);雖然同在一國,雖然同是華人社會,一個香港人心中的常識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認同的。身為港人,我似乎背負了沉重的原罪,不時遇到讀者批摘我“不懂國情”,進而歸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揮之不去的洋奴意識”。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個人類學家,透過文檔爬梳與現(xiàn)實生活等田野調查的方法,力圖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邊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維去考慮眼前的問題。目的不是丟棄自己的港臺背景,好徹底變成一個內地人;而是為了接下來的跳出。進入,然后跳出,于是就會產生批判的距離。理想的話,這種反復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時看到內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識得到的內地常識,與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識,在這個意義上,我的時評與雜文其實都是一種詮釋的工夫,目的是把一連串看似淺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識”一一揭出,逐個指認?;蛟S,我們接著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么“愛國”,而平常以為的“左派”也不盡然是左的……近年來,我在兩地發(fā)表評論,恰好給了自己一個時刻反思的機會,交互省視內地與香港的諸種現(xiàn)象,漸漸地,本來最具公共性格的時評寫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筆記,借此我得以認識自身的條件與束縛、身份的認同及移置。在這個過程里面,我切實體會到一個香港評論人的最大原罪其實不是什么“洋奴心態(tài)”,而是相對優(yōu)渥的空間。比起許多同行同道,我的環(huán)境比較寬松,我的信息來源比較多元,我冒的險比較小,我怕的事也比較少;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動我寫這些東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們是什么立場,更不管他們是什么派別,這本書獻給中國所有的時評作者,能與你們共赴國運是我的榮幸。第3節(jié):炒 作 “宣傳”的名與實(1)炒 作“宣傳”的名與實德籍猶裔維克多?克倫貝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國的語言》里提出了一個相當經(jīng)典的問題:“什么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傳工具?是他和戈培爾的個別演講嗎?”與當時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該書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倫貝勒就極度清醒地發(fā)現(xiàn)了納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響不是來自個別的講辭或文章、宣傳單張、海報與旗幟;這種影響力不是透過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識地吸收的東西而達致?!薄跋喾吹兀{粹主義之所以能滲進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單詞、詞組和語句的結構,靠著廣泛、機械而又不自覺地重復使用它們達到百萬次以上?!逼鋵嵖藗愗惱盏陌l(fā)現(xiàn)不只適用于納粹德國,而且還是古今中外所有國家一切社會的通性。政治語言的力量何其強大;當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術語,還是每一個人雖然都覺得它是陳腔濫調,卻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溝通的時候,它的效果就能發(fā)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了??藗愗惱赵鲅a了席勒美學的名言“被教化的語言能為你寫作和思考”,他進一步指出:“語言不只是簡單地為我寫作和思考,它還逐漸宰制了我的感覺,我整個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無置疑毫不自覺地把自己放棄給它。”例如“宣傳”,它本來是中性的,只不過在我們的語用習慣里,“宣傳”多半和好事拉上了關系。雖然也有“負面宣傳”的說法,但究竟比較罕見;平常一說“宣傳”,就總是意味著有些很正確很偉大的東西,不能不讓大伙知道?!靶麄鳌钡姆疵娲蟾啪褪恰俺醋鳌绷恕R粋€人要是肆無忌憚地公開胡言,引人注意,我們會懷疑他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成名。想出名不是壞事,但太想出名就有點不正常了,所以我們不齒地說他的舉動是“炒作”?!耙恍〈閯e有用心”的海外媒體人捉著中國丁點微不足道的小問題不放,還惹得其他同行紛紛跟進,這就更是“炒作”了。因為我們可以斷定那很“不可告人”的用心其實就是“反華”。技術上講,“宣傳”和“炒作”幾乎沒有分別,都是有企圖有計劃地把一個訊息從一個小圈子擴大開去,四散傳播。但由于炒作是不好的,所以我們從來不會說總是正確的政府在“炒作”什么;相反地,“炒作”二字一出,那些被指控的炒作者必定就是心懷不軌的可疑分子?!靶麄鳌迸c“炒作”之分別存乎一心,端看那條要被推廣的信息正面與否。但在長久的使用傳統(tǒng)之下,于穩(wěn)固的意義聯(lián)系之中,我們再也不用先去判斷某段訊息本身是否正面,只要搬出“宣傳”,那被宣傳的東西就是正面的了;相反地,如果看到“炒作”二字,那被炒作的東西也自然就是負面,毋庸再說。第4節(jié):炒 作 “宣傳”的名與實(2)舉個淺近的例子。三鹿集團曾經(jīng)在發(fā)現(xiàn)產品含有三聚氰胺之后,向政府提出報告,“請政府加強媒體的管控和協(xié)調,給企業(yè)召回存在問題產品創(chuàng)造一個良好環(huán)境,避免炒作此事給社會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段話翻譯成:“請政府好好管一管媒體,別讓我們的問題曝光,別讓我們挨罵;最好能讓我們靜悄悄地把產品弄回來。萬一媒體廣泛報道了問題產品的事,社會大眾以后就不再相信我們公司,那可就慘了?!睘槭裁匆患移髽I(yè)如此可鄙的意圖,竟能用上這么義正詞嚴的修辭去包裝呢?也許他們以為只要使出了“協(xié)調”、“良好環(huán)境”、“炒作”和“負面影響”等一系列官方熟悉的術語,他們和政府就有了彼此溝通甚至相互認同的基礎。其實每一個中國人在媒體環(huán)境中耳濡目染,應該都能自如地說出這類冠冕堂皇的大話,而且都以為這些言辭能夠把自己和政府的正面立場綁在一起。因為這一連串詞語都有價值定向的明確效果,特別是“炒作”。一般而言,媒體是很喜歡“炒作”的。它們有如亞馬孫河里的食人魚,一聞血腥,立即空群而出。問題是用“炒作”去形容大眾傳媒的這種特性并不恰當,因為這根本不是什么別有居心的刻意圖謀,而是市場傾向主導的結果。為什么大家一窩蜂地報道問題食品?那是因為讀者關心。反過來說,假如某個不太重要的官員在某個不太重要的場合做了“重要講話”,就算媒體很善意地去配合炒作,恐怕也炒不起來,因為打呵欠的受眾對此不感興趣。也就是說,真正在推動炸作的不是什么媒體,而是整個社會的民情。有些人總是用“宣傳”的模型來理解“炒作”,似乎一切備受關注的議題都是少部分人努力推廣積極散播的結果,仿佛除了政府之外,媒界背后還有一個地下宣傳部,老是想弄些壞消息出來,搞亂“大局”??墒前ㄏ嚓P部門在內的所有人其實都明白,從北到南,自西往東,全中國這么多這么雜的傳媒,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個威力龐大的小組織可以策動大家一起討論某件事。雖然用“炒作”去形容傳媒的集體關注并不準確,因為它完全建立在“宣傳”概念的反面,以傳統(tǒng)官方的模式去理解現(xiàn)代的大眾傳播。但它仍然有用,理由是它帶有負面的價值聯(lián)想,能夠很籠統(tǒng)很含糊地定性不利于自己的情勢。就像三鹿集團那段報告一樣,把所有自己不愿看到的新聞都說成是“炒作”,好讓政府和他們站在一起去對抗那些看不見的“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壞分子。雖然,那“一小撮人”其實是全部的消費者。原題為“什么叫做‘炒作’”,發(fā)于“牛博網(wǎng)”2008年10月13日
編輯推薦
《常識》為香港鳳凰衛(wèi)視評論員梁文道先生近兩年來撰寫的時評文字結集,談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聞自由、公民道德等社會諸多方面。文字風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論述簡潔有力,往往一針見血命中問題之要害,其文字在帶給讀者閱讀快感之余,還催人省思,給人啟示。該書名曰《常識》,正如梁氏自言:“該書所集,卑之無甚高論,多為常識而已。若覺可怪,是因為此乃一個常識稀缺的時代?!?/pre>圖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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