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

前言

我衷心感謝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刊行我的文集三種。在表示感謝的同時，我想利用這一機會，對我的學習經(jīng)歷和文集內容略作說明。    我1953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但在1957年教員資格被取消。1970年代末恢復教職后，我的教學和研究領域是隋唐五代史、中亞中古史、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與文物、中外文化交流史。    種種際遇使我較早接觸了中亞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兩個領域，從1950到1970年代，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我和父親張錫彤先生利用運動的間隙，一起翻譯俄國學者巴托爾德（V．V．Ba

內容概要

在作者看來，20世紀大量新出土中古中國時期的文本和圖像材料，如果把它們放在亞洲的范圍，進而放在世界的范圍內考察，那么，隋唐時期呈現(xiàn)的中國文化面貌，顯而易見，是多種文化融合的結果，對之進行考察的視閾既不能限于長安洛陽，也不能限于以安西四鎮(zhèn)為重點的西域。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化的多元，而非思想的一統(tǒng)，成就了唐代的輝煌。淵源于西亞北非的摩尼教文本殘片和來自西亞的祆教性質的圖像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正是對這種開放性和多元化文明的細節(jié)表述。本輯所收文章是一些個案研究，用意在于追尋中古時代歐亞之間的內陸交通往來，并探討中古中國與外部世界在物質生活和思想觀念等不同層次上的交互影響。

作者簡介

張廣達，1931年5月生于河北青縣。1953年夏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1983—1989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89年6月后常住法國，先后在法國、瑞士、美國、日本等國學術機構和大學兼職。1989年8月法國亞洲學會授予榮譽會員，1993—1994學年度法蘭西學院國際講席教授，1999—2002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訪問三年，2003年1月，法國巴黎高等實驗學院語言學部授予榮譽歷史學博士學位。2008年7月1日，作者當選第27屆“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唐末五代到宋初的社會變革；唐代西域的文化匯聚；中世紀歐亞內陸的文化交流；百年來中、日、德、法、俄諸國的漢學家與東方學。

書籍目錄

總序文化交流　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　唐代的豹獵——文化傳播的一個實例　唐代長安的波斯人和粟特人——他們各方面的活動    附：粟特    附：薩珊朝波斯    附：昭武九姓　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幾姓　唐代的中外文化匯聚和晚清的．中眄文化沖突　內陸交通和海上往來　古代歐亞的內陸交通——兼論山脈、沙漠、綠洲對東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附：拂菻國　海舶來天方　絲路通大食——中國與阿拉們世界的歷史聯(lián)系的回顧    附：大食　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道里邦國志》中譯本序言　劉郁《西使記》不明地理考信仰傳播書評

章節(jié)摘錄

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兩朝號稱我國封建社會的盛世。兩朝的典章制度淵源于魏晉南北朝，并在隋唐大一統(tǒng)的局面之下得到顯著的發(fā)展。唐中葉（755年）前后，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相繼發(fā)生變化，但物質文化生活依然繁榮興盛。如果人們進而在空間上著眼于整個東亞地區(qū)，在時間上著眼于稍后的五代和宋朝，那么就可以看到，6世紀末到13世紀，不僅是中國封建社會顯著發(fā)展的階段，而且也是中國對周邊地區(qū)和國家發(fā)生深遠影響的時期。在這段歷史時期內，隋唐律令格式以及從中演變而來的一整套典章制度，經(jīng)過漢地五六百年消化吸收而發(fā)展起來的佛教諸宗和宋代理學，以漢字為代表的中原文明，影響到當時的許多民族。東亞文明之所以被稱為東亞文明，應當說其主要特征是在這段時期內形成的。    在隋唐盛世，中原文明的特征之一是它與周圍地區(qū)，特別是與西域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隋唐上承漢魏以來的文化傳統(tǒng)和南北朝以來的社會發(fā)展趨勢，既善于歸納前期中國文化的成果，又善于在大一統(tǒng)的局面下博采外來文化的長處，故能成就其文化昌盛的偉績。在隋唐時期，多種文化交流呈現(xiàn)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象。當時，珍禽、怪獸、奇花、異草、香料、藥石、珠寶、金銀、玻璃器皿、織物、礦產(chǎn)品等海外珍奇紛紛傳來。佛教盛行，襖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也先后傳布中土。西亞伊朗、中亞昭武九姓（粟特）也把富有特色的文明，特別是音樂、舞蹈、繪畫等源源傳入中原，使隋唐時期的長安、洛陽以及另外一些大城市紛紛呈現(xiàn)出國際性的風貌。還應指出，在隋唐五代時期，許多蕃將身居要職，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蕃兵蕃將來自許多民族，特別是來自西北地區(qū)的各民族。他們把本民族的風俗習慣傳播到中原地區(qū)，使南北朝以來多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中原歷史的局面得以延續(xù)。這一情況已為人所熟知，無需多敘。因此，本文標題雖叫作“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但內容將不涉及人們熟知的許多事實，而只粗略考察這一交流過程的某些側面。即便如此，筆者自知這一課題也超出了筆者的學力，然愿略陳所見，求教于讀者。    人們在考察隋唐時期西域的多種文明交流情況時得到的突出印象是，這里受著中原文明的強烈影響，同時又向中原輸送來自印度、西亞、中亞的宗教、藝術和某些科學技藝。    中原文明對西域的影響可以上溯到兩漢、西晉、五涼。吐魯番吐峪溝地區(qū)出土的公元296年（西晉元康六年）之竺法護、聶承遠等人所譯《諸佛要集經(jīng)》一葉，表明漢地佛經(jīng)的西傳。。羅布泊地區(qū)所出晉簡和東晉成和年間（326-334年）前涼西域長史李柏致焉耆王書簡草稿，反映著當時中原對西域的政治影響。公元327年，前涼張駿在吐魯番始置高昌郡。，以后經(jīng)歷了前秦苻氏、后涼呂氏、西涼李氏、北涼沮渠氏，高昌一直為涼州屬郡。此后在闞、張、馬、麴氏于高昌稱王時期，“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拔淖忠嗤A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jīng)》，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苯暧商崎L孺先生主持整理的前涼以來的吐魯番出土文書，為說明中原與西域的密切關系提供了大批珍貴的原始史料。在唐代，中央王朝的政令及于安西四鎮(zhèn)地區(qū)，文化影響更甚于前此時期。例如，史籍記載封常清的“外祖犯罪流安西（今庫車）效力，守胡城南門．頗讀書，每坐常清于城門樓上，教其讀書，多所歷覽”。更為典型的例證是哥舒翰的情況：翰父原是突騎施哥舒部落的后裔，母乃于闐王家尉遲氏之女，世居安西，“翰好讀《左氏春秋》及《漢書》”，成為深深漢化的一名蕃將。有趣的是，20世紀初安西（今庫車）的庫木吐拉出土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漢書·張良傳》寫本殘片，皆為唐代抄本。1969年吐魯番阿斯塔那363號墓發(fā)現(xiàn)《論語鄭氏注》寫本，寫本題記作“景龍四年（710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口”，“西州高昌縣寧昌鄉(xiāng)厚風里義學生卜天壽，年十二，狀口”。本世紀初，日本人在吐魯番的吐峪溝也獲得過《論語鄭氏注》殘葉?？磥恚诟卟驮诙鼗鸵粯?，鄭注《論語》為莘莘學子所諷誦。由此可見，這些殘存至今的漢籍寫本可以說是上引史文的實物證明。    727年到達安西的慧超留下了《往五天竺國傳》，今存敦煌殘寫本“；751年前不久杜環(huán)經(jīng)行碎葉，今存《經(jīng)行記》輯本；788－789年停留安西的悟空也有行紀存世。從這些記載來看，在8世紀末葉以前，當時西域存在不少漢僧漢寺。就漢寺而言，安西有大云寺、龍興寺、蓮花寺等，碎葉及疏勒有大云寺，于闐、北庭、高昌有龍興寺。此外，于闐東北丹丹烏里克有護國寺，于闐以北的麻扎塔格也有漢寺。另據(jù)伯希和編號P．2889號敦煌寫卷《須摩提長者經(jīng)》，于闐還有敕建開元寺，該殘卷卷首題有“于闐開元寺一切經(jīng)”，紙背有于闐文15行，可為證。如所周知，則天武后曾于690年（天授元年）下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738年（開元二十六年）并改為開元寺；705年，中宗復辟，命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觀”，后寺改名龍興寺。由此可見，大云寺、龍興寺、開元寺均為國立寺院，這些寺院的存在表示唐朝依然在西域保持著某種權威。這些寺院成為蕃漢僧人活動的基地，不時進行著共同譯經(jīng)的活動。

編輯推薦

《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編輯推薦：自1900，1991年起，在我國大西北地區(qū)的敦煌障塞故址和塔里木盆地邊緣上的綠洲廢墟，次第發(fā)現(xiàn)了漢晉時代以來的簡牘、胡語文書和帶有圖像的文物……人們在考釋簡牘內容和檢閱傳世文獻的過程中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簡牘的詞句雖然簡略，但是經(jīng)過和文獻記載互勘、互證、互補，可以闡發(fā)簡牘和文獻記載的豐富內涵和某些若明若暗的細節(jié)。不僅如此，作為一種出土史料，簡牘顯然比書本記載更多反映歷史情狀，古代生活中的不少情節(jié)端賴出土簡牘而再呈現(xiàn)。至于胡語文書和圖像文物的作用更是如此，許多歷史時空中已經(jīng)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沒不彰的情節(jié)借此而得重顯于世……學術研究從此受到文本、胡語文書、圖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動，氣象日新月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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