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新義

內容概要

有鑒于中國傳統(tǒng)史學之弊，為使史學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何炳松極力倡導通史研究與著述。在《通史新義》中，作者借鑒西方史學的思想方法，總結并發(fā)揮了司馬遷、劉知幾、章學誠等古代史家的傳統(tǒng)史學理論，對史料研究的方法以及通史編纂的原則重斬進行思考，建立其新通史理論體系，對中國現代新史學的建設有著重大貢獻。    作者分析了歷史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之異同，提出了史學研究者應報有之態(tài)度和作學之方法，并通過西洋史學原理與中國傳統(tǒng)史學之對比，闡明了通史與其他史學之關系，形成了一套較為系統(tǒng)的史學理論認識?！　∪珪稚舷聝删?，上編分十章，專論社會史料研究法，下編共十一章，專論社會史研究方法。

作者簡介

何炳松（1890—1946），浙江金華人，現代著名史學家和教育家，早年留學美國攻讀歷史學與政治學，1916年回國后歷任北京大學、上海光華大學教授，上海商務印書館史地部主任、暨南大學校長，最早系統(tǒng)介紹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強調西方史學原理與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對比與貫通，與梁

書籍目錄

導言 歷史研究法與社會科學上編 社會史料研究法  第一章  史料之理論  第二章  考訂之原理  第三章  史料來歷之考訂  第四章  詮釋之考訂  第五章  誠偽及正確之考訂  第六章  事實之利用  第七章  事實之編比  第八章  社會科學事實之編比  第九章  并時事實之編比法  第十章  連續(xù)事實之編比法下編 社會史研究法  第十一章  歷史之種類  第十二章  社會史之現狀  第十三章  社會事實之編比  第十四章  社會史之特殊困難  第十五章  社會團體之決定  第十六章  演化之研究  第十七章  各類歷史聯合之必要  第十八章  社會史之系統(tǒng)  第十九章  社會史與其他歷史之連鎖  第二十章  單獨事實及于社會事實之影響  第二十一章  集合事實及于社會生活之影響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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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夫工師之為巨星，度材比于經理陰陽；名醫(yī)之制方劑，炮炙通平鬼神造化。史家詮次群言，亦若是焉已爾。是故文獻來集，則搜羅咨訪，不易為功。觀鄭樵所謂八例求書，則非尋常之輩所可能也。觀史遷之東漸南浮，則非心知其意，不能跡也。此則未及著文之先事也。及其紛然雜陳，則貴決擇去取，人徒見著于書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既經裁職，則貴陶熔變化。人第見誦其辭者之渾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論，文劣而事庸者無足道矣。其間有介兩端之可，而不能不出于一途；有嫌兩美之傷，而不能不忍于割愛。佳篇而或乖于倒，事足而恐詢于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如以化裁而論，則古語不可入今，則當疏以達之；俚言不可雜雅，則當溫以潤之。辭則必稱其體，語則必肖其人。質野不可用文語，而偎鄙須刪；急通不可以為完辭，而曲折仍見。文移須從公式，而案犢又不宜詢；驕麗不入史裁，而詔表亦豈可廢。此皆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章學誠　　吾國自前清末季廢止科舉改設學校以來，一般學子及社會中人之需要中外通史借資捐攬，不可謂不亟矣。然迄今已達二十余年，西洋通史之著作雖已有相當之成就，而本國通史之纂輯，則求其能合現代所謂新史學眼光者反寥若晨星焉。此何故耶？豈吾國史才不逮西洋耶？則如清代史家章學誠其人者，其史學見解之卓絕精微，在著者眼中觀之，有時且遠駕西洋名史之上。《文史通義書教》篇中所論之記注撰述，及《史德》篇中所論之天人之際，即吾人今日新史學上所謂史料與著作之關系及主觀客觀之辨別也，其精審透辟，即其一例。然而吾人迄今尚無一部差強人意之中國通史焉，則又何耶？著者愚見以為此蓋因吾國編纂通史之人尚未能如西洋史家之能利用最新方法耳。此則吾國學術上之環(huán)境有以致之，非吾國史家之過也?！　∥釃芳S富，世界稱最。此事實也，非夸言也。然自唐代劉知幾首倡紀傳編年二體之說以還，吾國史籍上材料與著作之珍域遂以不明。劉氏在《史通風二體》篇中之言曰：“邱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于斯備矣。后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qū)域有限，孰能確此？蓋茍悅。張播，邱明之黨也；班固、華轎，子長之流也。……班茍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贝苏f既出，二體分家，遂成為吾國史籍門類之標準。故《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序中亦云：“司馬遷改編年為紀傳，茍悅又改紀傳為編年。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敘六家，統(tǒng)歸二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以章學誠史學見解之卓越，而在《史考釋例》一文中亦不能不謂“劉氏二體以班茍為不桃之祖。紀傳編年，古人未有軒輕焉。故《史考》以紀傳編年分部，示平等也”。劉氏二體說之根深蒂固，定為一尊，即此可見梗概。竊以為就史料眼光觀之，吾國史籍汗牛充棟，又何必獨限二體？依《四庫全書》之例分為十五類可也；即依章學誠報孫淵如書中所云“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亦未嘗不可也，蓋既已同屬史料，則類例之或簡或繁，皆無關史學宏旨矣?！　∥釃芳T類自奉二體為正宗之后，不特所有文獻永遠回翔于二體之中，即通史一門亦從此幾絕其獨立之望。鄭樵雖曾辨明史書兩者之不同，且亦高樹通史之旗幟，然世之心知其意者蓋寥寥可數焉?！端膸烊珪分秳e史》一類，雖大體皆屬通史之流，而按諸《總目》敘中所言，約略依稀，絕不稍露通史之意，僅于《通志提要》之內，略及通史源流。以紀響學問之淵博，似亦未嘗見及通史之足以獨樹一幟。史料與著作二家之不辨，其流弊尚可勝言哉？　　后世史家鑒于史遷之能以紀傳體裁而博得著作美譽也，往往壹意以復紹前修，追蹤名史為鴿的，遂有《三國志》、《新五代史》及《明史》等記注撰述兩無所似之著作。以言備人測覽則太繁，以言整齊故事則不足；此章學誠所謂“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也”。其為害豈僅在體例不純一端而已哉？此吾國史家不辨史料與著作二家有別之流弊又一也。　　然以吾國史才輩出之故，史料著作之各自成家，亦未嘗無明辨之者，特后人未能為之發(fā)揮光大耳。即就劉知幾而論，其對于史籍雖唱二體之說，然于史料著作之流別實已窺見其端倪。故《史通·史官建置》篇中有言日：“夫史之為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于后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chuàng)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后來經始者貴乎俊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yè)，前后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樓?！眲⑹嫌诖怂^“當時之簡”，非即吾人今日所謂史料乎？故資乎博聞實錄。所謂“后來之筆”，非即吾人今日所謂著作乎？故貴平俊識通才。而以“當時”“后日”二詞表明史料與著作在時問中之關系，尤為深人淺出，有種實用。鄭樵在其《寄方禮部書》亦曾有驚人之論。其言日：“有文有字，學者不辨文字；有史有書，學者不辨史書。史者官籍也，書者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馬以來，凡作史者皆是書，不是史。”凡此寥寥數言，誠足當有膽有識之目。鄭氏之所以不朽，此蓋亦其一因?！　〈朔N觀念至章學誠而益明，其發(fā)揮兩家流別之淋漓盡致。就著者管見所及，實為章氏史學上之一種卓見，并亦為《文史通義》中之一種精華?！段氖吠x·書教》篇之言日：“《易》日：‘籃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e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闭率纤^“撰述”，非即吾人今日所謂著作乎？故欲其決擇去取，例不拘常。所謂“記注”，非即吾人今日所謂史料乎？故欲其賅備無遺，體有一定。此種見解雖或襲自劉氏與鄭氏，然就其說明之精辟而言，則非精于史學者不辦?！　≌率蠈τ谑妨现麝P系之密切，所見較劉氏僅言“相須而成，其歸一樓”者尤為徹底。其《報黃大俞先生》之言曰：“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為比類之業(yè)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借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響。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為良者也?！币皂n信用兵、蕭何轉炯二語形容材料著作互相為用之關系，深切著明，莫以逾此。世之編纂國史者，似尚欲力追史遷之抉擇去取而不屑為班《漢》之賅備無遺。其亦不慮為章學誠之徒所竊笑耶？吾輩有志于國史之整理者對于劉鄭章諸氏史料著作應分兩家之說正宜盡力發(fā)揚，固可無待于稗販西洋史學而后恍然大悟，渙然冰釋也?！　⒅獛准o傳編年不可偏廢之說，雖千余年來為吾國史家所奉之圭臬。而吾國史家對于史料與著作雖因之不甚分明，然見及通史一體與記注之業(yè)有別，并從事編纂者亦正不一其人，而且為時亦已甚久也。特此種專家著作之見解過于高深，故亦正如史料著作之流別然，雖早已分明，而未學膚受終未能為之發(fā)揚光大耳?！　∥釃芳抑娂巴ㄊ芬惑w者，當仍首推劉知幾為樹之風聲，至鄭樵而旗幟鮮明，而章學誠為最能發(fā)揚光大。劉氏在《史通惑經》篇中之言日：“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后相會。討一人之出人，則始末可尋。”鄭氏在《夾漈遺稿·寄方禮部書》中亦曰：“諸史家各成一代之書而無通體。樵欲自今天子中興上達秦漢之前著為一書日‘通史’，尋紀法制?！比粍⑹蠈τ谕ㄊ分娊馑苾H略啟曙光而已。至于鄭氏之所謂“通史”，就其《通志》而論，實系仿司馬遷之作。蓋對班固以后之斷代史而言，以視章學誠所主張“經緯縱橫”之通史，誠大有徑庭之別。此或即章氏所謂“生于后代，耳目見聞自當有補前人”，非劉鄭二氏之過也。　　章氏發(fā)揮通史之意義，辨別通史之利弊，以及敘述通史編纂之沿革，誠可謂詳盡無遺，首尾完具?！段氖吠x·答客問》之言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guī)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蓖ㄊ范x之分明至此，又何以加焉？　　至于通史之利弊，章氏在《文史通義·釋通》篇中列舉“其便有六：一日免重復，二日均類例，三日便檢配，四日平是非，五日去抵牾，六日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日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日無短長，二日仍原題，三日忘標目”。凡此雖僅就吾國舊史而言，然即通話現代西洋之所謂通史，亦可當至理名言之評語而無愧色矣?！　∥釃ㄊ肪幾胫馗?，劉章二氏均曾述及之。劉氏在《史通·六家》篇中將《史記》獨立一家，《通釋》謂《史記》本紀傳家之祖，而劉氏以《史記》通古為體，故別為一家。觀此則劉氏回以司馬遷為吾國通史一體之鼻祖。章學誠所謂“馬則近于圓而神”，亦即此意。故《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別史類《通志》提要日：“通史之例肇于司馬遷。故劉知幾《史通》述二體，則以《史記》、《漢書》共為一體，述六家則以《史記》、《漢書》別為兩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總歷代之事也。其例綜括千古，歸一家言；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熔鑄，則難以成書。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也。”　　章學誠《文史通義·釋通》篇敘述吾國通史一體之源流，較《史通》史記家一節(jié)中尤為詳備。其言日：“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于是上起三皇，下迄梁代，撰為《通史》一編，欲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后，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guī)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統(tǒng)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茍、袁，司馬光《資治通鑒》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挫錄略仿乎孔、蕭、裴璘《太和通選》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guī)，或正編年之的，或以典故為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于斯為極盛也。至于高氏（唐高竣及子回）《小史》、姚氏（唐姚康復）《統(tǒng)史》之屬，則撙節(jié)繁文，自就索括者也。羅氏（宋羅泌）《路史》鄭氏（明鄧元錫）《函史》之屬，則自具別裁，成其家言者也。范氏（宋范質）《五代通錄》熊氏（宋熊克）《九朝通略》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李氏（李延壽）《南北史》，薛、歐（薛居正、歐陽修）《五代史》，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其余紀傳故事之流，補輯纂錄之策，紛然雜起；雖不能一律以繩，要皆仿蕭梁《通史》之義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別，不可不知也?！薄　【靡焉⒇何涞邸锻ㄊ贰?，既繼《史記》而作，并為吾國標名“通史”之濫觴，茲故進述其內容何似。據劉知幾《六家》篇中所述：“梁武帝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昔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人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　　章氏所述之通史本端就吾國固有著作而言；至于章氏通史觀念之真相，蓋尚有進于此者在焉。就消極方面論，為章氏對于鄭樵《通志》及袁樞《紀事本末》之極意推崇。章氏史學甚深，律人甚刻，史家如歐陽修輩，文人如韓愈、蘇武、王安石輩，學者如戴震。汪中輩，莫不以不諸史學受其指斥；而獨于鄭。袁二氏贊美有加：一則稱之為“為世宗師”，一則稱之為“神圣創(chuàng)作”。此無他，二氏為通史專家，故章氏不自覺其引為同調耳。其推崇鄭樵也，甚至仿劉知幾《申左》之意而特著《申鄭》一文，謂鄭氏“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自遷、固而后，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其推崇袁樞也，在《文史通義·書教》篇中詳言之，謂“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其與邵二云論修《宋史》時竟謂“《尚書》神圣制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就《通志》與《紀事本末》二書本質而論，章氏本亦深知其難滿人意，故謂《通志》為“實不副名”，謂《紀事本末》為“本無深意”。特其“發(fā)幾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刪”，正合章氏求通之見，故章氏不惜盡力表揚之耳。　　再就積極方面論，章氏曾著《史篇別錄例議》一文，指示吾人整理吾國舊史之途徑。被以為吾國舊日史籍中之二體，雖義例甚精，文章甚富，然紀傳則苦于篇分，編年則苦于年合。吾人應提綱摯領，另為別錄一篇，次于諸史目錄之后，使與原有目錄相為經緯。內容以事為綱，而紀表志傳之與事相關聯者各注于別錄；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復可以檢省。章氏此論，實為吾人整理中國舊史最為折衷至當切實可行之方法，為吾輩更上一層以達理想通史之津梁，所謂“載筆之土或可因是而恍然有悟于馬、班之學”者是也?！　∈枪饰崛司C觀章氏學說，則所謂通史者，其為物也，綱紀天人，推明大道；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為法也，參百家之短長，聚公私之紀載；旁推曲證，聞見相參；顯微闡幽，折衷至當。其為文也，或詳人所略，或異人所同，或重人所輕，或忽人所謹；繩墨不能拘之，類例不能泥之。以視紀傳體之成規(guī)定體，及編年體之以事系時，其神明變化，固大有天淵之別矣?！　∥ㄊ峭ㄊ沸再|，經緯縱橫；編纂之功，初無規(guī)矩。所謂心知其意傳請其人者是矣。紀陶在《通志》提要中嘗謂通史之例，“非學問足以該通，文章足以熔鑄，則難以成書。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又在史緯提要中亦謂“網羅百代，其事本難。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劉知幾深以為譏；司馬光進《通鑒》表亦稱其中抵格不能自保”。吾國通史一體之曲高和寡，此殆為其最大之原因矣。　　綜上所述者觀之，吾國舊日之所謂通史，《史記》一書實為嚆矢，其難滿今日吾輩之意固不待言。至于章學誠通史觀念之明確，固遠駕西洋史家之上；然亦終以時代關系，未能以切實之方詔示后世。吾輩生當后代，耳目見聞自當有補前人。益以今日中外交通，萬國庭戶，則西洋史家通史義例之或能稍補章學誠輩之缺憾者，其可不稍負介紹之責乎？此著者所以不揣固陋有本書之撰述也?！　∥釃陙硎穼W界頗受歐化潮流之激蕩，是以努力于通史編纂者頗不乏人。其對于西洋史學原理之接受，正與一般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新文學家同，一時頓呈饑不擇食活剝生吞之現象。偏而不全、似而非是之通史義例因之遂充斥于吾國現代之史著中。彼曾習統(tǒng)計學者，以為研究歷史應用統(tǒng)計法焉；彼曾習生物學者，以為研究歷史應用進化說焉；彼曾習自然科學者，以為研究歷史應用因果律焉；彼曾習經濟學者，以為研究歷史應用經濟史觀焉；彼曾習論理學者，以為研究歷史應用分類法焉。一時學說紛壇，莫衷一是，大有處士橫議、百家爭鳴之概。誠不可謂非吾國史學界復興之朕兆也。　　唯是吾輩研究歷史，志在求通，則欲其名實相副，絕非片面義例所能勝任而愉快。試細考上述之各種方法，或偏而不全，或似而非是，幾無一足當通史義例之目。茲請先言統(tǒng)計學上之統(tǒng)計法。世之學者，鑒于社會科學之方法重在統(tǒng)計之比較也，遂以為歷史事實之演化，亦可以數目或曲線代表之。殊不知欲以此種方法研究演化上之因果關系實不可能。而且即使能借數目得到一種相當之概念，亦仍未足以盡史學之能事也。蓋統(tǒng)計法所能為力者充其量僅物質狀況或人類行為之外表而已，而非社會演化之真因也。真因維何？即人類內心之動機是已。統(tǒng)計法在史學上所以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止也?！　≡傺陨飳W上之進化說。世之學者以為人類既屬生物之一支，而社會事實又屬人類之產品，則人類社會之演化自應合乎生物學上之定律，因此遂將生物學上之方法與定律依據比論而引人歷史研究中。殊不知社會與生物問有根本不同之一點焉，即前者具心理上之性質而后者則具生理上之性質是也。生物學之方法所能研究者，生理現象而已，非心理現象也。生物學方法在史學上所以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傺宰匀豢茖W之方法。世之學者鑒于自然科學之注重因果律，而歷史又被尊為科學之一種也，遂以為研究歷史當用自然科學之方法，以求得社會進化之因果律。殊不知自然科學與史學雖同以實質為根據，然兩方研究時之觀察點絕不相同。前者對于實質抱一種通概眼光研究而組織之，以求得因果定律為止境；后者對于實質則抱一種求異眼光研究而組織之，旨在求得社會演化之渾侖。而且科學定律純自觀察與實驗得來。至于史家所能為力者，只于事實殘跡之中用問接主觀方法以求得過去人類之全部狀況。自然科學方法在史學上所以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傺越洕鷮W上之經濟史觀。世之學者鑒于人類社會之經濟生活大有影響于社會階級之產生，并因之而大有影響于政治之制度也，遂以為經濟史觀足為研究全部人類社會生活上之線索；吾人可借以了解人類在政治上、宗教上、理智上之一切活動。殊不知人類社會之組織，并不純受經濟生活之駕馭者也。足以限制人類社會之演化者尚有各種環(huán)境焉、生理狀況焉、理智程度焉，固不僅物質享樂之一端已也。古今來宗教上、科學上、哲學上、政治信仰上之信徒與烈士，或殺身成仁，或超凡人圣，其宗旨亦何嘗在于獲得物質生活上之快樂。此即吾國孔孟之徒所謂義利之辨也。人類固不盡皆屬喻義之“君子”，然亦何嘗盡屬喻利之“小人”耶？經濟史觀在史學上所以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僬撜摾韺W上之分類法。世之學者鑒于論理學上之重在分類研究也，遂以為將人類已往事跡分類排比即足盡史家能事。殊不知人類個人或團體之各種思想或行為間，皆含有一種共通性：人類一切活動莫不出發(fā)于大腦之同一中樞。其所表現之思想與行為初無分于政治或經濟與宗教或教育者也。吾人之分別之也，純屬形上之玄理，無非便于作分析之研究而已，與人類內心真相并不符合。吾人如以分類纂輯方法研究人類之歷史，又何異分水為輕養(yǎng)二種原素而強指輕養(yǎng)為水乎？分類方法在史學上所以為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方法者此也。　　是故上述諸義例，雖皆有種史學，足資參考；然試細究其實際，則無一非偏而不全。似而非是。吾國學者正在厭故喜新之時，露有急不暇擇之態(tài)；歧路彷徨，莫知所止。則援引新說，辭而辟之，固末學之責矣。此又本書所以撰述之一大理由也?！　〗瘴釃鴮W者一方鑒于吾國史家如章學誠輩對于通史之推崇，一方又鑒于近人介紹之西洋史學名著皆屬通史之一類，遂誤以為現代理想上之史著當以通史為正宗，其他文獻似均可付之一炬。此或一種對于二體桎梏之反動，原亦未可厚非。特以通史者乃鉤元提要之功，所以備常人之側覽；其他諸史皆屬史料，乃守先待后之業(yè)，所以備后人之要刪。家法雖不相同，功用初無軒輕。此不能獨尊通史者一也。夫通史良才，世稱難得；則謹守繩墨以待后人之論定，不特勢所必至，亦且理有固然。若不務史科之整齊而唯事通史之著述，萬一世無通史之人才，不且遂無史書之可覽？此不能獨尊通史者又一也。且成書必有所本，非可憑虛杜撰者也。故比次之功實急于獨斷之學。吾人若藏有豐盈史料，則縱無通史庸何傷？而通史之作則斷不能不以史料為根據。此不能獨尊通史者又一也?？傊ㄊ窞楸阌[之書，史料為通史之庫。如徒求便覽之書而不惜毀史料之庫，是得魚亡簽而舍本逐末也，又豈通達之論哉！世之君子覽著者此書，或將恍然于斯言之不盡無據焉。此本書所以撰述之又一理由也?！　】偠灾?，著者之作此書唯一宗旨在于介紹西洋最新之通史義例，蓋因其依據各種最新人文科學研究而來，較吾國固有者為切實而適用，足備國內史家之采擇，初不敢因其來自西洋，遂奉之為金科玉律也。此外著者不揣固陋，并欲借此書以與國人商榷三種管見焉：即史料與著作應分兩家而后通史之觀念方明，現代吾國流行之通史義例似而非是，及通史不宜獨尊是也。一得之愚或未盡當，幸覽者有以糾正之?！　”緯鴰追謨删?。上編計分十章，專論社會史料研究法，凡史料考訂與事實編比之理論及應用，均加以系統(tǒng)之討論。下編計分十一章，專論社會史研究法，凡社會通史之著作及其與他種歷史之關系，均加以淺顯之說明。同時對于其他各種似而非是、偏而不全之義例，亦復隨處加以相當之估值。卷首并有詳密之目錄，讀者可開快求之，茲不再事提綱矣?！　≈劣诒緯鲋恚挪勺苑▏芳胰Z波所著《應用于社會科學上之歷史研究法》（Ch．Seigonbos：La Méthode Histor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一書。著者雖略有疏通證明之功，終未敢掩襲他山之美。又本書脫稿之后，承友人王伯祥君校讀一過，多所商訂。愛并志數言，以表感佩。                                                               民國十七年雙十節(jié)                                                               著者謹志于上海閘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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