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作品集<Ⅱ>經(jīng)濟與歷史支配的類型

前言

　　作為社會學古典理論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韋伯，其名聲為中文讀者所知曉遠比馬克思和涂爾干要晚。馬克思的名字隨著俄國十月革命(1917年)的炮聲即已傳到中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并列以全集的形式由官方的中央編譯局翻譯出版，作為國家的信仰體系，其影響可謂家喻戶曉。涂爾干的著作最早是由當年留學法國的許德珩先生(《社會學方法論》，1929年)和王了一(王力)先生(《社會分工論》，1935年)譯介，首先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兩部著作的引入不僅使涂爾干在社會學界聞名遐邇，而且也使他所大力倡導的功能主義在學術界深深植根，并成為當時社會學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理論和方法論。與此相比，德國人韋伯思想的傳人則要晚了許多。由于中國社會學直接舶來于英美的實證主義傳統(tǒng)，在早期，孔德、斯賓塞的化約論一社會有機體論和涂爾干的整體論一功能論幾乎膾炙人口，相比之下，韋伯側重從主觀意圖、個人行動去探討對社會的理解、詮釋的進路則少為人知。加之，韋伯的思想是輾轉從英文傳播開來的，盡管他與涂爾干同屬一代人，但在國際上成名要比涂爾干晚了許多?？峙逻@就是中文早期社會學著述中鮮有提及韋伯名字的原因。出于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原因，內(nèi)地學界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取消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研究和教學，又長期與國際主流學術界隔絕，直到改革開放后，1987年由于曉、陳維綱等人合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在北京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社出版問世，內(nèi)地學者才真正從學術上接觸韋伯的中文著作。盡管此前臺灣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已出版了該書的張漢裕先生節(jié)譯本以及由錢永祥先生編譯的《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Ⅰ)》(1985年，遠流出版社)，但囿于當時兩岸信息閉塞的情況，這樣的圖書很難直接到達學者手中。此外還應指出，大陸在此之前也曾零星出版過韋伯的一些著作譯本，譬如，姚曾庚譯的《世界經(jīng)濟通史》(1981年)、黃曉京等人節(jié)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86年)，但前者由于是以經(jīng)濟類圖書刊發(fā)的，顯然其社會學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遮蔽，后者是一個刪除了重要內(nèi)容的節(jié)譯本，難以從中窺視韋伯思想全貌，無疑也會減損其學術價值。內(nèi)地學術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引介韋伯思想固然和當時社會學剛剛復出這一契機有關，除此之外還有其重要的現(xiàn)實社會背景和深刻的學術原因。眾所周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大陸社會改革開放方興未艾的年代，經(jīng)濟改革由農(nóng)村向城市逐步深人，社會生產(chǎn)力得到了較快的發(fā)展。但是社會轉型必然會伴隨有陣痛和風險，改革舊有體制涉及眾多方面的既得利益，需要人們按照市場經(jīng)濟模式轉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重新安排和調(diào)整人際關系。加之，由于中國南北方和東西部自然條件和開發(fā)程度存在很大差異，在改革過程中也可能出現(xiàn)新的不平等，還有隨著分配差距的拉大社會分層化開始顯露，以及公務人員貪污腐化不正之風蔓延開來為虐日烈，這些都會導致社會問題叢生，致使社會矛盾漸趨激烈。如果處理不當，最終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失范。蘇聯(lián)和東歐一些民族國家在經(jīng)濟轉軌中的失敗和最終政權解體就是前車之鑒。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遇到了新的瓶頸，面對這些新問題學術界必須做出自己的回答?！?/pre>


內(nèi)容概要
　　“整部經(jīng)濟無非就是經(jīng)濟理性主義的歷史?！币浴皵?shù)理化”為經(jīng)，以社會行動與團體為緯，韋伯在《經(jīng)濟與歷史》編織出他心目中的歷史圖像。 “任何我們可以想象到的制度，都不能沒有權力來發(fā)號施令，因此，就有支配?！边@是韋伯政治社會學研究的起點。韋伯通過《支配的類型》，從人類歷史經(jīng)驗中，歸納出三種“理念型的支配”：卡理斯瑪支配、傳統(tǒng)型支配與法制型支配，分析這三種支配正當性的基礎、其運作及其影響，關注不同類型的支配與管理，對于一個社會的實質與形成理性化的影響。通過這一取徑，韋伯的支配類型研究，便與其宗教、法律及經(jīng)濟史的研究貫穿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作者簡介
　　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學者，與馬克思、涂爾干齊名，并列為現(xiàn)代社會學的奠基者。歷任柏林、弗萊堡及海德堡等大學教授。曾主編Archiv fir Sozid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與Grundriss der Sozialōkonomik。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及《經(jīng)濟與社會》等最為重要?？禈罚好绹敶髮W歷史學博士。


書籍目錄
　　序言經(jīng)濟與歷史導言 韋伯的史學第一篇 概念第一章 經(jīng)濟史的概念第二章 共同體的經(jīng)濟關系第二篇 前資本主義時期第三章 財產(chǎn)制度與社會團體第四章 領主處分權的成立第五章 莊園制度第六章 工業(yè)經(jīng)濟組織的主要形態(tài)第七章 工業(yè)與礦業(yè)的發(fā)展階段第八章 手工業(yè)行會第九章 工場生產(chǎn)——工廠及其先驅第十章 商業(yè)經(jīng)濟的起點第十一章 商業(yè)經(jīng)濟的經(jīng)營形式第十二章 商人行會第十三章 貨幣與貨幣史第三篇 資本主義時期第十四章 近代資本主義的概念與先決條件第十五章 工業(yè)技術之發(fā)展第十六章 合理的國家第十七章 資本主義精神的發(fā)展第四篇 城市第十八章 城市的概念與類型第十九章 古代城市第二十章 市民譯名對照表索引支配的類型譯序第一章 正當性的基礎第二章 具有官僚制管理干部的法制型支配第三章 傳統(tǒng)型支配第四章 卡理斯瑪支配第五章 卡理斯瑪?shù)睦谢诹?封建制度第七章 非支配——卡理斯瑪?shù)脑僭忈尩诎苏?合議制與權力劃分第九章 政黨第十章 非支配性的團體行政與代表制行政第十一章 代表制附錄：“正當性”理論的一個說明譯名對照表索引


章節(jié)摘錄
　　自然，一個個體經(jīng)濟可在變化極大的范圍內(nèi)，采用資本主義的方式?？赡苡胁糠值慕?jīng)濟供應是采取資本主義式的組織，而另一部分則基于手工業(yè)或莊園的形式。因此在極早，熱那亞就有一部分的政治需要，例如進行戰(zhàn)爭，是以資本主義方式通過股份公司來提供的。在羅馬帝國時，首都居民的糧食供應是由官吏負責，為了此一目的，這些官吏除了可以命令屬下官員外，還有權支配運輸公司，因此，賦役或強制徭役的組織即與公用事業(yè)的管理相結合。今天與過去大部分時間不同的是，我們?nèi)粘Ｋ杈再Y本主義方式來滿足，然而政治的需要卻是以徭役的方式來提供，例如服兵役、陪審員等國民義務。只有需求的供應方式已經(jīng)資本主義化到如此程度，以致我們會設想一旦這種形式的組織消失，則整個經(jīng)濟制度就會崩潰，這整個時代才可稱為是個典型的資本主義時代。并非所有的支配皆使用經(jīng)濟手段，更少是以經(jīng)濟利益為其標的?？墒且话愣裕绻唤y(tǒng)治者為數(shù)頗眾，支配的行使便須借助管理干部(Verwaltungsstab，參見《經(jīng)濟與社會》第1部第1章第12節(jié))。這個特別的團體通常受委托執(zhí)行一般性的政策和特殊指令。管理干部的成員對支配者(Herr)的服從，可能是基于習慣，可能是由于感情的連系，可能由于物質利益，也可能由于理想性(wertra-tional)的動機。這些不同的動機決定了不同的支配形式。如果管理干部和支配者之間的結合，是以純粹的物質利益或利害考慮為基礎，這個結合必然不十分穩(wěn)固。通常還會有其他的因素，如感情的、理想的因素，以補充物質利益考慮的不足。在某些特殊非日常性的情況下，光是物質利益本身就可能有決定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這些關系，正如其他人際關系，受習慣和物質利益的考慮所決定?？墒亲鳛橹涞幕A，單靠習慣、個人利害、純感情或理想等動機來結合仍不夠堅實。除了這些之外，通常還需要另一個因素，那就是正當性的信念。在此情況下，接班人的決定過程，在行政干部方面是經(jīng)由“預選”，在現(xiàn)任領導者方面則為“提名”，至于整個團體則借由“選舉”予以承認。原先自行取得正當性的卡理斯瑪領導者，現(xiàn)在變成得依靠其追隨者的善意的領導人：因為現(xiàn)在追隨者在形式上可以自由地選舉他，甚至罷黜他，就像當卡理斯瑪領袖失去其卡理斯瑪稟賦及能力一樣會使他喪失真正的正當性?，F(xiàn)在他是自由選舉出來的領袖?！瓡?領主處分權——特別是西方莊園——內(nèi)部的發(fā)展，首先取決于政治及社會的階級關系。領主權力包括三個部分：第一、土地的占有(領土權)；第二、人身的占有(奴隸關系)；第三、政治權力的占有(篡奪或賜予)，尤其是司法權的占有，這是西方歷史發(fā)展中極其重要的一種力量?！不砻鈾嗯c司法權〕　領主無時無刻都想從國家權力的管轄下爭取“豁免權”(immunitas)。他們禁止君侯的官吏踏入其領地。即便準許入境，但如欲于其領地內(nèi)行使政治權利(如抽稅征兵)，亦必須依賴領主的協(xié)助。此種豁免權除了上述消極的一面外，還有積極的一面。此即，至少有部分權利不能由官吏來直接行使，而須讓給擁有豁免權的領主，成為他的特權。此種形態(tài)的豁免權不僅見之于法蘭克帝國，早在巴比倫、古埃及與羅馬帝國就曾出現(xiàn)過。于此，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司法權的占有。擁有莊園及奴隸的領主處處都在努力爭取此種特權。在回教哈里發(fā)的轄區(qū)內(nèi)，他們沒能成功，最高政府的司法權依然完整無缺。相形之下，西方莊園領主的努力則往往是成功的。在西方，領主對其奴隸本就享有無限的司法權，而自由民則只接受公眾法庭的審判。隸屬民在刑事上的訴訟亦以公眾法庭為最后的判決，不過領主之參與，早已成為慣例。自由民與隸屬民的此種區(qū)別，由于領主對奴隸權力的日漸削弱，與對自由民的權力日漸加強，而逐漸消除了。從十世紀至十三世紀，關于奴隸的案件，公眾法庭經(jīng)常加以干涉。關于刑事案件，奴隸經(jīng)常是在公眾法庭接受審判的。尤其是從八世紀到十二世紀，奴隸的地位，一般而言已不斷改善。隨著(諾曼人)大征服時期的結束，奴隸買賣日趨沒落，奴隸市場亦難以為繼了。然而，由于開辟森林的緣故，卻義使奴隸的需求大為增加。因此，莊園領主必須不斷改善奴隸的生活條件，以便獲得和保有奴隸。再說，領主與古代羅馬的有產(chǎn)者不同，他基本上是個武士，而非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者，故欲監(jiān)督其奴隸亦殊不易，以此，奴隸的地位亦為之改善。另一方面，由于軍事技術的改進，領主對于自由民的權力卻日益加強，以致本來僅限于家族的領主權擴張而及于整個莊園。〔租佃與俸祿〕　與自由民和不自由民之區(qū)別相應者，則為自由與不自由的租貸關系。此處，我們得檢討“租佃”(precaria)與“俸祿”(beneficium)的問題?！白獾琛笔腔跁嫫跫s的一種租貸關系，各階層的自由民皆可締結。契約原本可以隨時解除，但是不久即變?yōu)槊课迥昀m(xù)訂一次，而事實上卻成為終身契約，甚至大部分成為世襲的了。“俸祿”本為一種換取服務的賜予，最初不拘任何形式的服務，或者是在某種條件下?lián)Q取貢納。稍后即分化為二：一種是負有封建義務的自由封臣的“俸祿”；另外一種是負有在領主土地上服勞役的自由民的“俸祿”。除了這些形式的租貸外，還有一種土地移墾的租貸：領主征收一定的租金，將土地交給農(nóng)民開墾，并且為開墾者世襲占有，此即所謂免役租(Erbzins)，其后這種租佃制也行于城鎮(zhèn)中。所有這三種租貸形式均針對村落共同體以外的土地。與此不同的有莊園田產(chǎn)(Fronhof)及其所屬土地，具體清楚的例子可見之于查理曼的《莊園管理條例))(capitulare de villis)：莊園的土地可大別為領主的所有地與農(nóng)民的所有地兩類，其中領主的所有地又可細分為由其管事直接經(jīng)營的田產(chǎn)(terra salica)，與散布在自由農(nóng)村落中的領主田產(chǎn)(terra indominicata)；農(nóng)民的所有地亦可細分為二：即負有無限勞役(一年到頭都需提供人力或牲畜)的奴役份地(mansi serviles)，與有限勞役(僅在耕作與收獲時提供)的自由份地(mansi ingenniles)。貢納的實物與領主自營地——王室的自營地則稱為皇莊(fiscus)——的產(chǎn)物，均儲藏于倉庫內(nèi)，先供給軍用及領主家計所需，若有剩余，再行出售。　　〔一般說法的批判〕　認為人口的增加對西方資本主義之發(fā)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實為一般習見的謬誤。馬克思反對此說，而認為各個經(jīng)濟時期有其個別的人口法則。他的說法，一般而言，并非正確，不過就此而言倒是相當妥切的。西方人口之增加以十八世紀初至十九紀末最為快速。在同一時期，中國的人口至少也有相等程度的增長，大約自六七千萬增至四萬萬(容或有些夸張)，差不多和西方人口增長速度相當。然而中國的資本主義之發(fā)展，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是倒退的。這是因為在中國，人口的增加，是在與西方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國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出現(xiàn)在類似于西方無產(chǎn)階級的那個階層，這只不過是使得外國市場有“苦力”(Kuli，原為印度語，意指鄰人或同氏族者)可用；因此，人口的增加只是使中國變成小農(nóng)密集的國家，至于歐洲人口的增加，一般而言，確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因為人口如果過于稀少，資本主義或許就無法得到足夠必要的勞動力；不過，單只人口增加是不會引起資本主義之發(fā)展的。同樣，我們也不能同意宋巴特的主張，以為貴金屬的流入，為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原因。的確，在特定的情況下，貴金屬供給量的增加會引起價格革命(如1530年后歐洲所發(fā)生的)。如果在這時能有其他有利條件的配合，例如發(fā)展出一種特定形式的勞動組織，則因大量貨幣集中于特定的社會階級手中，未嘗不會促使其進步。不過，印度的情況，即說明了單是貴金屬的流人，是不一定會激發(fā)資本主義的。羅馬帝國時期，每年有2500萬以上的銀幣(Sesterzen)流入印度，以償付貿(mào)易貨款。然而這么大量貴金屬的流人，只是產(chǎn)生了極小規(guī)模的商業(yè)資本主義。大部分的貴金屬皆藏于印度王公的寶庫內(nèi)，而非鑄為貨幣以創(chuàng)立合理的資本主義企業(yè)。由此可知，貴金屬的流入會產(chǎn)生哪一種趨向，全視勞動組織的形式而定。新大陸發(fā)現(xiàn)后，美洲的貴金屬最初是流入西班牙，然而西班牙的資本主義卻隨著貴金屬的流入而退步。結果，一方面是城市自治體的沒落，以及貴族商業(yè)利益的毀滅；另一方面，由于貴金屬使用于戰(zhàn)爭上，因此，貴金屬只是流經(jīng)西班牙而沒有停留，結果是富裕了一些自十五世紀以來已實行勞動組織改革的國家。由此，乃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 ……




編輯推薦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社會改革開放方興未艾，在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也產(chǎn)生了許多社會問題。中國思想界面臨的境遇與韋伯當年面對19世紀末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情境有幾分類似。韋伯自稱在國家利益上是“經(jīng)濟的民族主義者”，依照責任倫理去行動。韋伯這一特立獨行的見解以及他對作為一種理性的勞動組織這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論述，對國人的思考或許有某些啟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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