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與名校

前言

　　序　　一百多年的中國高等教育歷史充分顯示：名校和名人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為高等教育做出卓越貢獻的著名教育家們，其教育思想和創(chuàng)造性思維體現(xiàn)于他們曾經(jīng)耕耘過的高等學園中。由此我便想到，如果有人寫出百年來我國的名人與名校，仔細剖析二者間的血肉聯(lián)系，從一個新的角度（一個側面）去寫我國高等教育史（不受“史”體例的局限），一定會引起教育界同人的極大興趣。　　當人們正在這樣熱切盼望的時候，王國祥主編了這組關于名人與名校的專題文章。這些文章的題目使人有親切感，如《蔡元培與北京大學》、《梅貽琦與清華大學》、《張伯苓與南開大學》、《盛宣懷與上海交通大學》、《郭沫若與中國科技大學》，等等。這些名人大都是學者兼教育家，有些則是社會活動家兼教育家，然而文章的主題要求寫出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其他可以略而不論，或者一筆帶過。在提煉他們的教育思想時，不能只是進行理論性闡述，而必須與他們所在高校的學科建設、學術成就和人才培養(yǎng)諸方面結合起來，使讀者能獲得具體形象的感知。要做到以上兩點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我讀收在《名人與名?！芬粫械?3篇文章，獲得的印象是：“人”與“?！毕嗳跒橐粋€整體，既見人又見校；體現(xiàn)了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的統(tǒng)一，是高等教育個性與共性的結合。我覺得這些就是該書的價值所在。在文字表述上，沒有任何泛論和口號，將人與校的關系娓娓道來，如敘家常，這肯定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我還想特別強調(diào)一下，《名人與名?！芬粫?，不僅“名?！庇袀€性，有自身的學術風格，而且“名人”也都是有獨特個性的人。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滿個性化。我讀了這部書稿，獲益最多的一點就是名人與名校的個性化。所謂“個性化”，　　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特點、特色——這些才是創(chuàng)新的結晶。如果高校“千校一面”，那有什么創(chuàng)新性可言呢？當然，“名校”的特色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而是在歲月滄桑的歷程中由教育家們、教職工們和莘莘學子共同創(chuàng)造的。教育家中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物就是該書所說的“名人”?！　≡摃?3篇文章中記述的“名人”都已離我們而去，但是他們給高校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并不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光彩；后人會在他們創(chuàng)造的基礎上繼續(xù)前進和創(chuàng)新。舉例來看，本書中收有《陳嘉庚與廈門大學》一文，作者滿懷深情地來寫這篇文章，我們跟著他的筆走進優(yōu)美的廈門大學校園，我們感受到這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廈大的學科特色等都凝聚著陳嘉庚先生的心血，現(xiàn)有的成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的拓展。《竺可楨與浙江大學》一文，讀了以后，我們仿佛看到竺可楨先生今天仍然在浙大校園漫步，他為今天浙大的發(fā)展而感到無比欣慰……是的，精神財富從某種意義上說都帶有一定的永恒性，它給人以巨大的精神動力，激發(fā)人們?nèi)?chuàng)新去開拓。如果一所著名的高校沒有類似于此的永恒性，沒有一種精神力量，那么，她的“名”是從哪里來的呢？　　我國高等學校應當注意自身特色的形成和再創(chuàng)造，注意培養(yǎng)自己的個性并使個性得到發(fā)展。眾所周知，共性存在于個性中。如果沒有個性，也就失去了共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名人與名?！芬粫囊幻x者，我覺得該書有助于喚醒并加強人們的個性教育意識，這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21世紀，這種意識將成為教育界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在這個時候，該書的出版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情。　　張豈之　　于清華大學

內(nèi)容概要

　　名人辦名校，名校育名人，中國近現(xiàn)代高等教育，以名人名校為基建起，校因人顯，人因校存，一所所名校即是一座座矗立千年的豐碑，銘記著中華文明轉型時期教育家們的種種開創(chuàng)性探索。 書中，不僅“名?！庇袀€性，有自身的學術風格，而且“名人”也都是有獨特個性的人。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滿個性化。“人”與“?！毕嗳跒橐粋€整體，既見人又見校；體現(xiàn)了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的統(tǒng)一，是高等教育個性與共性的結合。這些就是該書的價值所在。

書籍目錄

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網(wǎng)羅百家     → 教授治校     →教育平民     →招收女生     →倡導“四育”   →革新史學     →貫通文理      →融合中西     →支持研究     →扶植社團   →建學生軍     →創(chuàng)道德會    梅貽琦與清華大學   →完善工程教育     →引導留學觀念     →延攬中外大師    →注重發(fā)展“五育”陳垣與北京師范大學   →融入輔仁，長任校長     →慧眼覓才，扶植啟功     →寬容礪志，愛國拒日   →普及文史，為師垂范吳玉章與中國人民大學   →革命育人，與時俱進    →籌建人大，不負重托    →以嚴治校，以嚴執(zhí)教   →發(fā)展函授，普及教育張伯苓與南開大學       →借鑒歐美，服務中國    →強調(diào)應用，開發(fā)能力    →折毀煙槍，以身作則   →大興體育，礪煉品質(zhì)張學良與東北大學   →巨資辦學，禮聘名士    →完善教育，體育為先    →嚴明學制，塑造人格       →保家救亡，時代先驅成仿吾與東北師范大學   →興起聽課之風    →自我培養(yǎng)師資    →實踐革命教育    →完善師范教育盛宣懷與上海交通大學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大辦工廠，學以致用    →嚴肅學風，嚴明校紀   →配套辦學，擇優(yōu)留洋馬相伯與復旦大學   →傾盡家產(chǎn)，創(chuàng)辦震旦    →訣離教會，再起復旦    →首開軍訓，自授博士   →大興演講，喚民救國竺可楨與浙江大學   →呼喚自由求是    →創(chuàng)建導師制度    →健全學術機構    →流轉不廢教學李達與武漢大學   →辦千人夜校    →同主席爭論    →引各方名師    →建哲學名系郭沫若與中國科技大學   →鼓勵全面發(fā)展    →院校所系結合    →面向尖端科技    →探索超常教育陳嘉庚與廈門大學   →苦心經(jīng)營，南方之強    →面向海洋，注重實用    →變賣大廈，維持廈大   →傾力以赴，終生奉獻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辛亥革命后，清末建立的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并曾進行過一些初步的改革。但由于官僚積習很深，改革極不徹底，校政仍相當腐敗。不少人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對研究學問沒有興趣。教員中也有不少是不學無術的，課堂講授陳陳相因，敷衍塞責。這時的北大缺乏學術研究的空氣，封建復古主義的陳腐思想泛濫。    1916年9月，蔡元培在國外接到當時民國政府教育總長范源廉的電報，促其歸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回到上海后，不少友人勸他不要進北大這個是非之地，認為弄不好反會壞了自己的名聲。但他也得到另外一些友人的贊同，特別是得到孫中山的支持。孫中山對蔡元培十分了解和信任，認為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有利于向北方傳播革命思想。蔡元培同意出任北大校長，也出于他的教育救國思想。他抱定了整頓和改革的決心，于1917年1月4日就任北大校長。就職后，他多次到歐美各國留學、考察，著重研究西方資產(chǎn)階級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受西方資產(chǎn)階級哲學思想影響，在政治制度上，他贊成議會制和內(nèi)閣制，反對專制獨裁；在學校體制上，他反對校長權力過分集中，成為國內(nèi)最早提倡教授治校的人。他到校后銳意改革，首先就按照教授治校和歐美各國資產(chǎn)階級民主制的原則，革新了學校的領導體制。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主持設立了評議會，作為學校的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校長和各科學長為當然評議員，并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預科分別推舉兩名教授為評議員。1919年后，改為每五名教授選一人的辦法，一年改選一次。評議會制定和審核學校的各種章程、條令，擁有很大的權力，凡大學立法均須經(jīng)評議會通過。評議會有權決定學科的廢立，有權審核教師的學銜和學生的成績，負責提出學校的預決算費用。評議會主要由教授組成，實際上是一個教授會，是教授治校的重要體現(xiàn)。評議會民主討論的氣氛十分熱烈。李書華教授后來回憶這一時期評議會工作情景時說：“我曾被選作評議員，目睹開會時對于各種議案的爭辯，有時極為激烈。”由于受蔡元培革命民主主義立場的影響，新派人物在評議會中占有相當數(shù)量，因此這一時期北大評議會在政治上曾起過進步作用。它曾多次發(fā)表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宣言，支持過學生的愛國運動，并曾幾次宣布和北京政府教育部脫離關系。    1917年12月，蔡元培還根據(jù)評議會通過的教授會組織法，分別按學科門類主持成立了教授會。教授會負責規(guī)劃本系的教學工作，如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選定、教授法的改進、學生選科的指導和學生成績的考核等。    蔡元培對校政改革的設想，是按學校的行政、教務和事務分別設立各種相關的委員會，由有關教授分別領導，統(tǒng)一管理。他要求做到“學校的內(nèi)部組織完備，無論何人來任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開始他采取加強各科學長職責的辦法，由學長分別負責領導各科的行政和教務。五四運動后，除原有評議會司立法外，還建立行政會議及各行政委員會司行政；設教務處、各學系教授會、預科委員會和研究所等司教務；設總務處司事務。這就基本上確立和健全了教授治校的領導體制。蔡元培在工作中作風民主，凡事都讓大家充分發(fā)表意見，對各方面的人員一經(jīng)任定，就信任他們，把全部工作交給他們負責，不多去干涉，所以能人盡其才，使學人們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領。這種教授治校的原則，在當時封建軍閥統(tǒng)治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是尤其具有進步意義的，對學校的建設也起了積極的作用。顧孟余對這種領導方法曾稱贊道：“先生長北大數(shù)年，以政治環(huán)境關系，在校之時少，而離校之時多。離校之時，校務不但不陷停頓，且能依計劃以進行者，則以先生已樹立評議會及各種委員會等之制度，決定政策，以分工方法，處理各種興革事宜。然而非校長之清公雅量，則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師生絕對依賴校長，此制度不易進行也?！?   在健全學校領導體制的同時，蔡元培還對北大學科的設置進行了改革。他從大學研究高深學問的宗旨出發(fā)，十分推崇理論科學的獨特作用，因而致力于把北大辦成文理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成為研究學理的中心。北大原先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沒有重點。蔡元培大力擴充文、理兩科，文科原來僅有國文、哲學、英國文學三門，他陸續(xù)增設了中國史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和俄國文學；理科則除原有的數(shù)學、物理、化學三門外，1917年增設了地質(zhì)學科。廢止商、工兩科。法科原計劃與法專合并組成法科大學，后因法科方面反對沒有實現(xiàn)。蔡元培還主張要融通文、理兩科，使一科學生能兼習另一科中的某些門；認為劃清學科門類的辦法，易造成文理兩科之間的界限，也往往出現(xiàn)習文者輕理、學理者輕文的傾向。1919年起，北大采取了分系制，廢去文、理、法科的名稱，改門為系。全校共設14個系。經(jīng)過改革，北大成了一所以文、理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    蔡元培投身教育事業(yè)后，就積極倡言平民教育，主張讓更多的人有受教育的機會。他反對那種把大學看做“只有大學生同教員可以進去，旁人都不能進去”的觀念和做法。他對北大原來的招生制度進行了改革，堅持以考生學業(yè)成績的優(yōu)劣作為錄取學生的標準，而不看資格和出身，這使那些出身貧寒、學業(yè)優(yōu)秀的有為青年有機會進人北大學習。同時，他還主張學校的學術活動和課堂的教學活動都可以向社會公開，學校要招收一定數(shù)量的旁聽生、選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由于這一制度的實行，京津以至遠近省份的知識青年來北大聽講學習的很多，他們利用北大的課堂、圖書館，刻苦攻讀，并且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除了正式辦了手續(xù)的旁聽生外，還有一些是沒有辦手續(xù)的。他們當中有中小學教師、政府公務員、報社編輯和失業(yè)失學青年。他們或是慕名而來聽某教授的課，或是長期和本科生一起聽講。這些旁聽生中后來有不少人成為革命者或在學術上有造詣的人。此外，在蔡元培的積極倡導和贊助下，北大還在1918年4月開辦了校役夜班，全校230多名工友也得到業(yè)余讀書的機會。一些學生也創(chuàng)辦了平民夜校，開展平民教育。    1920年春，蔡元培在北大開始招收女生入學，開創(chuàng)了我國國立大學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河。大學實行男女同校是對舊禮教的一次大沖擊，它勢必引起封建衛(wèi)道者的恐懼和仇恨。教育部曾發(fā)公函對北大指責，大總統(tǒng)徐世昌也為此對北大進行所謂“告誡”。這時控制北京政府的直奉兩系軍閥，對蔡元培極為不滿，男女同校問題也竟然成為他們對他進行迫害的一個口實。但是，男女同校一經(jīng)北大首倡，迅速形成潮流，全國各地學校紛起仿效。這是任何反動勢力都阻擋不了的。從這里可以看出，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北大實行男女同校的革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義。    陳垣字援庵，曾用星藩、援國、園庵等名，在家族中屬“宗”字輩，大名道宗，因父親號勵耘，遂稱自己的書齋為勵耘書屋。他于1880年生于廣東新會石頭鄉(xiāng)，祖父海學、父親維啟都是遠近聞名的大藥材商人，家財饒富，但他自幼無意經(jīng)商，立志為學。    陳垣6歲時隨父親來到廣州，跟著塾師誦讀四書五經(jīng)，開始了他的科舉之路。13歲那年，偶然得到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眼界大開，才知道除四書五經(jīng)之外，中國典籍竟然如此豐富！從此以后，按照《書目答問》的提示買書、讀書，進而閱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初步奠定了治學的基礎。    光緒二十三年（1897），陳垣滿懷信心地到北京參加順天鄉(xiāng)試，雖然文章寫得很精彩，但因為不合八股程式，落榜而歸。此事對他刺激很大?；氐綇V州后，陳垣買回十科《直省闈墨》，仔細研讀，不久就將八股文練得非常純熟，加之博覽群書，注意學習新知識、新思想，在當時頗引人注目，21歲那年獲得縣試第一。不久，清政府下詔廢除科舉制度，不再以八股取士，這對本來就不喜歡八股文的陳垣是一個解放。    這一時期，在內(nèi)憂外患的巨大沖擊之下，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已經(jīng)開始，腐朽的滿清統(tǒng)治岌岌可危，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迅速傳播，而廣東正得風氣之先。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的陳垣，很快接受了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以滿腔熱情投身到推翻滿清統(tǒng)治、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運動之中。要推翻滿清的腐朽統(tǒng)治，就要喚起民眾，于是，陳垣開始了他的革命報人生涯。    光緒三十年（1904),24歲的陳垣在廣州參與《時事畫報》的籌辦，次年正式創(chuàng)刊。陳垣作為《時事畫報》的創(chuàng)辦人和主要撰稿人，以其堅決的反清態(tài)度和犀利的文筆，贏得了廣州革命者的尊敬。    同許多早期革命者一樣，陳垣也曾經(jīng)有過醫(yī)學救國的思想。光緒三十三年（1907），他考入美國教會辦的博濟醫(yī)學院，準備學習西醫(yī)。由于無法忍受美國教師對中國師生的歧視，他和朋友集資創(chuàng)辦了光華醫(yī)學院，自己成為光華醫(yī)學院的第一批學生，畢業(yè)后留在學院任教。醫(yī)學院取名“光華”，是“光我華夏”之意，這也是他民族主義思想的體現(xiàn)。    陳垣在從事醫(yī)學教學和研究的同時，并沒有中止反清斗爭。1911年2月，他與康仲犖等利用天主教教會經(jīng)費創(chuàng)辦《震旦日報》，并擔任主編?！墩鹪缛請蟆酚幸粋€重要副刊《雞鳴錄》，取《詩經(jīng)·國風》“風雨如晦，雞鳴未已”之意，也由他主筆。他以“大我”等筆名撰寫了大量文章，揭露滿清統(tǒng)治之腐朽，支持民主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1913年國會召開。陳垣由于在長期的反清斗爭中作出重要貢獻，在廣東報界享有很高聲望，因此被新聞界以“革命報人”的身份推選為眾議院議員，于是他開始了短暫的從政生涯。    陳垣于1913年初赴北京參加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從此在北京定居，直到1971年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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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百多年的中國高等教育歷史充分顯示：名校和名人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為高等教育做出卓越貢獻的著名教育家們，其教育思想和創(chuàng)造性思維體現(xiàn)于他們曾經(jīng)耕耘過的高等學園中。由此我便想到，如果有人寫出百年來我國的名人與名校，仔細剖析二者間的血肉聯(lián)系，從一個新的角度(一個側面)去寫我國高等教育史(不受“史”體例的局限)，一定會引起教育界同人的極大興趣。    當人們正在這樣熱切盼望的時候，王國祥主編了這組關于名人與名校的專題文章。這些文章的題目使人有親切感，如《蔡元培與北京大學》、《梅貽琦與清華大學》、《張伯苓與南開大學》、《盛宣懷與上海交通大學》、《郭沫若與中國科技大學》，等等。這些名人大都是學者兼教育家，有些則是社會活動家兼教育家，然而文章的主題要求寫出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其他可以略而不論，或者一筆帶過。在提煉他們的教育思想時，不能只是進行理論性闡述，而必須與他們所在高校的學科建設、學術成就和人才培養(yǎng)諸方面結合起來，使讀者能獲得具體形象的感知。要做到以上兩點是很不容易的。然而，我讀收在《名人與名?！芬粫械?3篇文章，獲得的印象是：“人”與“?！毕嗳跒橐粋€整體，既見人又見校；體現(xiàn)了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的統(tǒng)一，是高等教育個性與共性的結合。我覺得這些就是該書的價值所在。在文字表述上，沒有任何泛論和口號，將人與校的關系娓娓道來，如敘家常，這肯定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我還想特別強調(diào)一下，《名人與名校》一書中，不僅“名校”有個性，有自身的學術風格，而且“名人”也都是有獨特個性的人。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充滿個性化。我讀了這部書稿，獲益最多的一點就是名人與名校的個性化。所謂“個性化”，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特點、特色——這些才是創(chuàng)新的結晶。如果高校“千校一面”，那有什么創(chuàng)新性可言呢?當然，“名?！钡奶厣⒎且怀幌λ苄纬?，而是在歲月滄桑的歷程中由教育家們、教職工們和莘莘學子共同創(chuàng)造的。教育家中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物就是該書所說的“名人”。    該書所收13篇文章中記述的“名人”都已離我們而去，但是他們給高校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并不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光彩；后人會在他們創(chuàng)造的基礎上繼續(xù)前進和創(chuàng)新。舉例來看，本書中收有《陳嘉庚與廈門大學》一文，作者滿懷深情地來寫這篇文章，我們跟著他的筆走進優(yōu)美的廈門大學校園，我們感受到這里的一草一木以及廈大的學科特色等都凝聚著陳嘉庚先生的心血，現(xiàn)有的成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的拓展?！扼每蓸E與浙江大學》一文，讀了以后，我們仿佛看到竺可楨先生今天仍然在浙大校園漫步，他為今天浙大的發(fā)展而感到無比欣慰……是的，精神財富從某種意義上說都帶有一定的永恒性，它給人以巨大的精神動力，激發(fā)人們?nèi)?chuàng)新去開拓。如果一所著名的高校沒有類似于此的永恒性，沒有一種精神力量，那么，她的“名”是從哪里來的呢?    我國高等學校應當注意自身特色的形成和再創(chuàng)造，注意培養(yǎng)自己的個性并使個性得到發(fā)展。眾所周知，共性存在于個性中。如果沒有個性，也就失去了共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名人與名校》一書的一名讀者，我覺得該書有助于喚醒并加強人們的個性教育意識，這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21世紀，這種意識將成為教育界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在這個時候，該書的出版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情。                                                  張豈之                                                 于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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