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用戶評論 (總計28條)

•   今天剛從郵局拿到書,將包裝打開后,看到嶄新的書面和里面清晰的字體,我的第一感覺就是該書的質量真的很不錯,價格又便宜,可以說是質優(yōu)價廉且方便,以后還是會繼續(xù)從貴網站買我所喜歡的書籍的.
•   很好，很不錯
•   不錯，心靈得到洗禮。
•   要研究盧梭這本書必看啊，這是盧梭年輕時參加征文大賽的獲獎文章
•   這本書對了解盧梭，了解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有很大幫助。
•   不錯的好書，送貨也比較及時，推薦一下。
•   生活于16世紀的“盧先生”顯然有我不熟悉的敘述方式、文字審美觀和具有時代特征的知識結構、觀點。面對史冊中的偉人們，特別是西方的，心情很矛盾。還是怪罪自己的閱讀力和翻譯者的解讀力吧！
•   簡介里有譯者，以為是中文版，購買后打開一看是全英文版。
•   為什么是英文？封面是中文阿，是不是給錯了？我看不懂啊，白買了。
•   書很舊很舊很舊很舊╮(￣▽￣")╭ ，我可沒聽說是N手貨啊，糊弄誰呢
•   可以，翻譯的一般，參考而已，對比下
•   喜歡哲學/經濟學的人必讀.
•   如果沒有交流，才智有何用處
•   買的中文版，怎么全是英文啊。
•   書的內容自是沒得說的，包裝得還好，物流也還蠻快的
•   有輕微磨損，質量一般，導論還可以！
•   盧梭的雄辯能力，值得學習。
•   不錯的書籍，正是我需要的，比別的版本的翻譯的易于明白
•   全書的中心是突出的，敘事也圍繞其展開，偶有精辟的思想閃現，同時作者可能帶有很多情緒進行了這次寫作
•   由于是教育學專業(yè)的，以前看《愛彌兒》覺得寫得并不怎么樣（個人水平問題），可小盧同志的這篇論文雖然有些地方有點過激，但仍不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推薦和《社會契約論》一起閱讀，收益真的很多，讓我們可以更清楚明白地看待我們身邊的政治問題。
•   　　Guilty and suffer. 喜歡西方史詩的人或者熱愛相關史詩游戲的人會常?？吹竭@樣的字眼。正如War craft里面一個個悲劇英雄一樣，盧梭也是一個“守望者”。
  　　
  　　7歲的時候遍覽家中藏書（當然，我們肯定必然不是過于深奧的書籍），但盧梭養(yǎng)成了讀書的氣質。我們中國講求士大夫、儒者的氣節(jié)，講的并不是一種老學究似的書呆子氣息，而是一種清新、淡雅的氣息，一種君子“淡如水”的情懷。在年少的讀書習慣養(yǎng)成過程中，盧梭獲得了此種情操的培養(yǎng)。
  　　
  　　13歲的時候養(yǎng)成了偷竊的惡習，奠定了盧梭性格多面性的基礎。書本便是社會化的產物，人類道德的一種傳承（除禁書之外）。偷竊的行為顯然在任何時代都是與社會主流道德觀背道而馳的。
  　　
  　　之后便就像一個被奴役已久的人，亦或者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剛從禁錮中解放出來的人一樣，過著“多姿多彩”的人生：
  　　在朋友最需要的時候離開；
  　　和管家共同占有著一個貴婦人；
  　　與好朋友共同玩弄一個妓女；
  　　幾次拒絕不同國家所供給的年金。
  　　
  　　就盧梭本人來看，我認為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著自由。想必這樣一個追求“自然狀態(tài)”的人，這一生又如此的豐富多彩，難免讓人覺得自相矛盾。盧梭的人生哲學還是出世的，如果說按照傳統(tǒng)人格分析的四分法的話，將人的類型分為：消極、積極、出世、隱居四個維度來分，盧梭屬于消極出世型。這樣的人，不可能像斯多葛學派的人，像教徒般約束自己。這樣的人，必定是生來彷徨者，生活在塵世之中，迷戀塵世之中的美好，卻又厭倦這個塵世，想摒棄，卻棄不掉。
  　　
  　　盧梭用人類自然狀態(tài)這個概念來推導人類社會的構成以及發(fā)展，得出了人類隨著私有制的產生和確立，一步步走向墮落的結論。
  　　相對應的，不平等在其中滋生，發(fā)芽，結果。首先，社會聯合是基于習俗而形成相應的法律。進一步，發(fā)展形成某些官員，并且官員權威化，貴族世襲化。最后，美好的自然狀態(tài)轉變?yōu)榱硪环N“自然狀態(tài)”，這一種新的自然狀態(tài)使得每一個人都成為自己的暴君，完全被暴力所奴役，而一旦能夠反擊，則會將對方送上斷頭臺。在這一系列的進程當中，自由被不斷的出賣，人性變得扭曲，出賣掉自由而換來的短暫安寧使人變得茍且、犬儒（此處犬儒并非犬儒學派），使得自己陷入希望奴役他人的惡性循環(huán)當中去。
  　　
  　　毫無疑問，這為盧梭的下一步著作《社會契約論》做出了很好的鋪墊。在300年后的今天，中國如此需要自由的今天，我們過著什么樣的生活？我們身邊的男男女女，有多少個像盧梭這樣的人？而我們這些所謂認可自己的衛(wèi)道士，是否正在一邊抨擊著他們，一邊做著那些無恥的勾當？
  　　
  　　20140314
  　　
•   　　本書被認為是《社會契約論》的基礎和緒論，但不能被簡單地認為只是《社會契約論》的最初表述，因為本書的核心是描述人類不平等的起源，社會契約只是其中（在人類進入社會狀態(tài)后）的一部分論述。關于社會契約，作者反對霍布斯的理論，因為自然狀態(tài)下的人只有本性，沒有社會狀態(tài)下人的種種欲望，因此也不存在天然的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zhàn)爭狀態(tài)。在本書中，社會契約是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貧富分化以及后續(xù)的爭斗而產生的，甚至是富人欺騙窮人而編造出來的對其有利的理論，而在《社會契約論》中，社會契約的產生則是基于曾經存在的某種惡劣環(huán)境，其惡劣已經超過了自然狀態(tài)下每個個人的力量，如果人類不能集合起來，就會被消滅?？梢钥梢钥闯觯捅緯煌?，《社會契約論》認為社會契約是由自然環(huán)境逼迫人們聯合而產生的，而本書則認為是由私有制下人與人之間的爭斗產生的（這點和霍布斯又有類似之處），兩者認識并不相同。由于《社會契約論》撰寫在后，表明作者觀點甚至有了一些倒退。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二部分是全書的精髓。
  　　
  　　第一部分主要描述人類的自然狀態(tài)。盧梭推想的自然狀態(tài)下的人成天在森林中游蕩，彼此隔離，從不聯系。這是和人類的進化史不符的，因為和其他靈長類動物一樣，人類從來就是群居的，人類和社會的產生也是同時的。盧梭認為，人有自由主動的資質，人雖然也受大自然的支配，但他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自然的支配，人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p57-58）。與霍布斯不同，盧梭認為自然狀態(tài)下的人“既不能被看作是好人，也不能被看作是惡人；他們既無邪惡之心，也無為善的美德（p70）”，美德等同于保護自己生存的天性，社會狀態(tài)下的善惡觀點并不適用于野蠻人。欲望乃是社會造成的，野蠻人具有欲念的平靜和對惡事的無知，同時還天生具有憐憫心，因此野蠻人心地不壞，無害人之心。自然狀態(tài)下的人與人之間的差別，比社會狀態(tài)下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小得多（p80）。盧梭認為：奴役的鏈條是由于人們的互相依賴和使他們聯合在一起的互相需要形成的。不先使一個人處于不能不依賴另一個人的狀態(tài)，就不可能奴役他：這種情況在自然狀態(tài)中是不存在的；在自然狀態(tài)中，每個人的身上都沒有枷鎖，最強者的法律是沒有用的（p81-82）。這樣，盧梭將不平等歸因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同時認為存在可以無需相互依賴的人類自然狀態(tài)，這是不科學的。
  　　
  　　第二部分主要描述人類不平等的三個發(fā)展階段：“法律和個人財產權的建立，是第一個階段；行政官的設置，是第二個階段；把合法的權力變?yōu)閷Ｖ茩嗔?，則是第三個階段（p113）?！?br /> 　　
  　　從一個人需要別人的幫助之時起，從他感到一個人擁有兩個人的食物是大有好處之時起，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就不存在了，私有財產的觀念就開始形成，勞動變成了必要的事情，隨著莊稼地里的收成的到來，奴隸制和貧困也開始產生（p93）。對土地的耕耘，必然導致土地的被分割；私有財產一旦被承認，初期的公正規(guī)則便隨之產生。不可能設想除了自己雙手的勞動以外，私有財產還有別的根源。只有勞動才能使土地的耕作者對自己耕種的土地上的產品有收歸己有的權利，因而也使他至少在收獲以前對土地本身也擁有權利。這樣年復一年地繼續(xù)占有，便很容易使該土地轉化成私有（p95-96）。和洛克（《政府論》下篇）一樣，盧梭也認為所有權來自勞動，但和洛克不同，洛克的理論基礎是上帝將世界賜予全人類共有，因而有必要解釋這種共有是如何轉化為私有的，而盧梭則懶得解釋，認為所有權基于勞動是基于自然，不可設想還有其他來源。隨著私有制的產生，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也隨著情況的差別而變得日益明顯。競爭和敵對…利害沖突…損人利己之心，都是私有財產的第一個后果，是與新出現的不平等現象分不開的必然產物（p98）。
  　　
  　　貧富分化出現后，富人想要統(tǒng)治和奴役窮人，而最強悍的人和最貧窮的人則用自己的力量去暴力掠奪富人。平等的狀態(tài)被打破之后，隨之而來的是可怕的混亂。在強者的權力與先占有者的權利之間發(fā)生了無止無休的沖突，最后以戰(zhàn)斗和屠殺告終（p99）。由于富人是少數，無法抵御為數眾多的窮人（自然法對他們是不利的），富人挖空心思編造了一些動聽的理由：“讓我們團結起來，把每個人的力量集合成一個最高的權威，按照賢明的法律治理我們，保護團體中的每一個成員，抗擊共同的敵人，是我們永遠和睦相處”——這就是社會契約。這套規(guī)則對富人是有利的，使那些頭腦簡單的容易上當的人落入圈套（p100）。社會和法律就是這樣或應當是這樣起源的。它給弱者戴上了新的鐐銬，使富人獲得了新的權力，并一勞永逸地摧毀了天然的自由，制定了保障私有財產和承認不平等現象的法律，把巧取豪奪的行徑變成一種不可改變的權利（p101）。社會制度是由那些可以從制度中獲益的人發(fā)明的，而不是那些受制度之害的人發(fā)明的（p103）。
  　　
  　　最初的管理機構沒有固定的形式，但此后慢慢產生了行政官和聯盟的首領（p104）。政府并不是一開始就是專制政權；專制制度是政府腐敗造成的，是走向極端的結果。它使政府最終又回到只有依靠最強者的權力才能存在的地步，雖然當初政府正是為了糾正最強者的權力的弊端才建立的（p109）。政治體的建立是人民與他們所選舉的首領之間的一項契約行為，締約雙方都必須遵守契約中規(guī)定的法律，如果根本大法（社會契約）被摧毀，人民就不再非服從不可，每個人又恢復了他天然的自由（p110）。當政府的首領變?yōu)槭酪u，人民已經習慣于處于依附的地位，習慣于生活的安穩(wěn)和平靜，已經不愿意打破他們身上的枷鎖了；甚至為了生活的寧靜，就是再加重對他們的奴役，他們也甘愿忍受（p112）。主人和奴隸的地位得到認可，不平等現象已經達到了頂點，直到新的革命性巨變使政府完全瓦解，或者使它接近于成為合法的制度（p113）。行政官每竊取一項不合法的權力，就必然會遇到一些他不能不讓與一部分權力去加以籠絡的小人，而公民們是只有在被某種盲目的奢望誤導之下才愿意接受壓迫的；他們的目光往下看而不往上看，認為統(tǒng)治別人比獨立自主更可貴，因此同意戴上枷鎖，以便轉過身去把枷鎖戴在別人身上（p113）。
  　　
  　　盧梭認為，人的差異主要有財富、身份或地位、權勢和個人的才能四種。人的地位不平等是其他幾種不平等的根源，而財富盡管是最后一個不平等，但其他各種不平等最后都將歸納到財富的不平等之中（p114）。廣大的群眾為防御來自外部的威脅而采取的一系列預防措施（軍隊等暴力機器），正好在內部用來壓迫他們自己。壓迫的程度在繼續(xù)不斷地增加，而受壓迫的人們永遠不知道何時才能到達盡頭，更不知道應該采取哪些合法的手段加以制止（p115）。國家的首領利用人們權利和利益的矛盾，挑撥他們對各階層的人都不信任和互相仇視，從而使首領可以強化他們控制人民的權力（p116）。不平等到了極限，臣民除了服從主人的意志以外，便沒有其他的法律可以遵循。在這里，由于一切又都以最強者的法律為依據（社會契約被違反），從而又回到了新的自然狀態(tài)。暴君可以通過暴力被推翻，這是合法的，是按照自然的秩序進行的（p117）。
  　　
  　　盧梭最后總結道：不平等現象在自然狀態(tài)中幾乎是不存在的；它之得以產生和繼續(xù)發(fā)展，是得助于我們的能力的發(fā)展和人類知識的進步，并最終是由私有制的出現和法律的實施而變得十分牢固和合法的。不平等是違法自然法的（p120）。
  　　
  　　盧梭并未提出解決不平等的辦法，但通過社會契約的論述，他提出了人民可以推翻暴君，并在此后的《社會契約論》中明確指出立法權屬于人民，政府是主權者的執(zhí)行人，從而提出了對專制權力以及最極端的不平等的限制方法。
•   　　While both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Algernon Sidney looked upon dependency on another’s arbitrary will as antithetical to liberty, Rousseau alone inquired into the origins of dependency and found men’s mutual dependenc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at its root. Whereas Sidney’s approach to restrain arbitrary power was to make laws to limit the sovereign power, Rousseau’s approach consisted in making laws to alleviate social inequality. While both Sidney and Rousseau’s approach were flawed, the two in combination might shed light on a practical way to redress dependency and preserve liberty.
  　　
  　　I. Both Rousseau and Sidney Embraced Independency from Arbitrary Will as Liberty but Rousseau Alone Considere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Dependency
  　　
  　　Rousseau and Sidney shared their spirited opposition to oppression. They both viewed men’s dependency upon the will of a tyrant as slavery and antithetical to liberty. For Sidney, “l(fā)iberty solely consists in an independency upon the will of another, and by the name of slave we understand a man, who can neither dispose of his person nor goods, but enjoys all at the will of his master.” Similarly for Rousseau, “to see [oneself] at the discretion of another” is the worst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it is “incontestable and the fundamental maxim of all political right that the people gave themselves leaders to defend their liberty and not to enslave them.” Nevertheless whereas Sidney took dependency as a given and perennial evil of human society, Rousseau took it upon himself to inquire into the origins of dependency. In the primitive state where men are not so unequal in natural qualities as to enslave one another easily, and where men are self-sufficient and “have no more need of another man than a monkey or a wolf would need of a creature like itself” , anyone can see that “the chains of dependence” do not exist, and no man can “succeed in making others obey him.” If man is born free, why is he everywhere in chains? To this Rousseau answered: mutual dependence of men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of society, both of which non-existent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only the inventions of human society, were the causes of dependency.
  　　For Rousseau the first step men took in the long succession of time and events that led men from independenc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o dependency on a tyrant’s will was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loss of men’s self-sufficiency thereafter. “[I]t is impossible to enslave a man without previously having put him in the position of being unable to do without someone else.” “[T]he bonds of servitude were not formed except from the mutual dependence of men and the reciprocal needs which unite them.”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 man’s needs are simple and can be easily sustained. His desires “do not go beyond . . . food, a female, and rest,” and he can satisfy them by “eating his fill” and “discovering his bed” under an oak tree. A primitive man is therefore perfectly independent and free of any yoke, until the invention of metallurgy brought about division of labor. “As soon as men were needed to melt and forge iron, other men had to feed them. The more the number of workers increased, the less the number of hands used to provide their common sustenance.” For Rousseau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all vices of human society. “[F]rom the moment a man had need of someone else’s help, from the time they noticed that it was useful for one alone to have provisions for two, equality disappeared, property was introduced, work became necessary, and . . . slavery and misery were soon seen to germinate and grow along with the crops.”
  　　However, not being completely independen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being completely dependent. Even after men began to have reciprocal needs from one another, they were still a long way from being subject to the will of one man. The next subject Rousseau took up was the origins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human society, which bega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Private property first amplified the natural inequalities among men and then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classes. With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differences among men . . . became more perceptible,” “[t]he strongest man did more of the work” and “[t]he most skillful was better at turning his work to his own advantage.” Nevertheless only after they were able to appropriate their labor to their own, the stronger and the more skillful were able to make their own lots substantially better than the weaker and the less skillful. Moreover, private property made possible inheritance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and the effects of human differences became much more permanent, “when inheritances had increased in number and extent to the point of covering all the land and of creating boundaries for everyone.” At that point those “whose weakness or idleness had prevented [them] from acquiring an inheritance in their turn became poor without having lost anything.” From thence first emerged the economic inequality of society, the rich and poor, and the first instances of dependency when the poor “were obliged to receive or steal their sustenance from the hands of the rich.” Thus cynically proclaimed Rousseau: “The first man who, having enclosed off a piece of land, got the idea of saying ‘This is mine’ . . . was the true founder of civil society.”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Rousseau, the rich men perpetuated the economical inequality by forming laws to protect their properties and governments to enforce them. With the founding of political society, the condition of human inequality progressed from the stage of the rich and poor to the stage of the powerful and the weak. From “the usurpations of the rich” and “the thievery of the poor” arose “a perpetual conflict” and “the most horrible state of war.” Finding himself “alone against everyone”, the rich man persuaded his neighbors to unite into “one supreme power” that would keep all “in an eternal harmony” by “assuring to each man the possession of what belongs to him.”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perty and laws thus stabilized and legitimized the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institution of magistracy, moreover, opened the door to abuses and usurpation, and worst of all led to despots and tyrants.
  　　With the coming of despotism, men came under the yoke of government’s arbitrary taking of their goods, liberty and lives, the very things the government was constituted to defend. By this time, men’s mutual dependence and society’s economic inequality had given rise to the final stage of human inequality, that of the master and slave. But in order for men to resign to this extreme inequality, in order for men to accept as the only virtue the blindest obedience, men had to forsake the two principles of human soul prior to reason: their “passionate interest in preserv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natural repugnance to seeing others perish or suffer.” According to Rousseau, man’s nature was changed by a multitude of new needs: man’s natural passion for self-preservation were substituted by his new passion for vanity and desire of dominion, and man’s natural pity was overcome by his self-interest and need of commodities. Ever since man began looking at others and wanting to be looked at, public esteem had a value. Out of “vanity and scorn” on the one hand and “shame and envy” on the other, dominion became dearer to some men than independence, and they would let themselves be oppressed so long as they could do the same to others—“they consent to carry chain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give them out in their turn.” Meanwhile men’s natural compassion was extinguished by calculating self-interest. The first several types of commodities were the first yokes men imposed on themselves; they through habit degenerated into real needs that men could not do without. The pursuit of private business turned man back within himself: “[t]hrough philosophy he says in secret at the sight of a man suffering: Perish if you wish; I am safe.”
  　　
  　　II. Sidney Redressed Dependency by Limiting the Supreme Power Whereas Rousseau Did So by Alleviating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purpose of Rousseau’s intellectual quest for the origins of dependency was more than academic but had practical effects. While both Sidney and Rousseau were concerned with making laws to redress dependency, their solutions sharply differed. For Sidney hard-and-fast limitations on what the prince could do was the surest guarantee of men’s independence from him. Nations that “[thought] fit to have kings, yet desire[d] to preserve their liberty” were obliged to “set limits to the glory, power and riches of their kings” so that their kings would be “kept within the rules of the law.” The safety of a nation ought not to depend upon “the uncertain will or understanding of a princ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s “cannot be preserved by one who is transported by his own passions of follies, a slave to his lusts and vices.”
  　　By sharp contrast, Rousseau explicitly rejected any hard-and-fast limitation on the power of general will because it was only the state’s force that could make its members free from one another. “[The] clauses [of the social contract] all come down to just one, namely the total alienation of each associate with all of his rights to the whole community.” “[S]ince each gives himself entirely, the condition is equal for all, and since the condition is equal for all, no one has any interest in making it burdensome to the rest.” Instead of limiting the general will, Rousseau argued only by using the power of general will to alleviat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equalities could arbitrary will be restrained and liberty preserved. “[T]he end of every system of legislation . . . comes down to these two principal objects, freedom and equality.” “[F]reedom cannot subsist without [equality].” Having at-length traced the origins of arbitrary will and found economic inequality at its root, Rousseau concluded that laws should be made not only to effect equality of power, so that power “stops short of all violence and never be exercised except by virtue of rank and the laws”, but also equality of wealth, so that “no citizen be so very rich that he can buy another, and none so poor that he is compelled to sell himself.”
  　　The opposing approaches Sidney and Rousseau took to preserve liberty from depending on arbitrary will illuminate the shortcomings of each other. The weakness of Sidney’s approach consists in its potential impotence in a vastly unequal society. Law is never self-executing, and to impose legal restraints on the executive power of law requires especially strenuous efforts. In a society of significant inequality, and in the unhappy situation where the rich and powerful are carried by men’s perpetual passion for dominion and the poor and weak are too busy minding their private businesses to pay attention to public affairs, the law would be loosened and the chains on the prince broken. On the other hand, the boundless power Rousseau vested in the sovereign provides the most fertile ground for tyranny. By making citizens excessively dependent on the state Rousseau left them barehanded in the event of usurpation of the state. Men’s fever for equality is the best disguise for demagogues. Men, under the cover for equality, transported by such passions as envy and jealousy, would not hesitate to get rid of those that are superior to them, only to find in the end the demagogue sitting at the pinnacle of power. Unbounded sovereign power and untempered social inequality therefore both present danger to liberty. Although neither Sidney nor Rousseau had the ultimate answer to how to redress dependency, the combination of their approaches—making laws to both limit sovereign power and alleviate social inequality—looms as a potentially practical way to curb arbitrary will and preserve liberty.
  　　
•   　?。ㄎ覈鴸|部某高校政治學名著選讀讀書報告，學號尾號：0013）
  　　1. 盧梭與《論不平等》
  　　 《論不平等》完成于1753年，是盧梭對第戎科學院征文的一個回應。在征文風行的時代，本文并不是盧梭的論文處女作，3年前《論科學與藝術》引起的廣泛爭論已讓盧梭在文壇初露鋒芒。但是，在寫作之初，盧梭依舊表現出了極高的興趣[ “我掃盡人們所說的種種謊言，放膽把他們的自然本性赤裸裸地揭露出來，把時代的推移和歪曲人的本性的諸事物的進展都原原本本地敘述出來；然后，我拿人為的人和自然的人對比，向他們指出，人的苦難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謂進化。”盧梭在《懺悔錄》中如此敘述《論不平等》的創(chuàng)作目的。[《懺悔錄》，人民文學出版社，第366頁。
  　　]，稱之為“深感震驚”的大題目，決心冷靜下來，從容思考創(chuàng)作?；蛟S，正因為這種如臨大敵般的神圣感，造就了一篇冷峻、嚴謹、成熟的理論杰作。
  　　《論不平等》分為六部分：獻詞、序言、小引、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注釋。獻詞表達了盧梭對日內瓦共和國的贊美，并通過自己選擇出生之地的標準，勾勒出一個理想的政體——公民之愛、溫和民主、合法自由、沒有野心、歷史悠久、平等尊重等，亦暗示作者不會在主體部分，對這些細節(jié)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序言是為全書寫作所預備的技術性鋪墊，提出了全書論證的方法——用嶄新的自然觀來否定自然法傳統(tǒng)。小引預示著論證的開始，對第戎科學院的題目就行了破題，就如當今的論文寫作一樣，完成了名詞解釋、研究綜述這些結構性工作，點出頌揚往昔背后潛藏的時代焦慮。
  　　《論不平等》的主體開始于第一部分，這一部分是對人類童年的追溯和描繪。以對自然人（野蠻人）的自身素質出發(fā)討論人在自然狀態(tài)下身體與精神狀態(tài)，以及轉變契機。語言的起源標識著人類自然狀態(tài)的一種轉向，但是這種轉向程度是那樣輕微，并沒有實質性地擴大人類的裂痕。盧梭認為，自然狀態(tài)或許是不開化的，但絕不糟糕，在最大程度上保有人天然美德的基礎上，野蠻人面臨的危險非常小。作者尤其提到了異性沖動帶來的危險，這是野蠻人少數欲望沖動中較為熾熱和狂暴的一種。但是，由于人類在擇偶方面不存在選擇，所以男女比例的傾斜很好回避了這種來自生理沖動的傷害。由此可見，人類在原始狀態(tài)中雖然存在著自然差別——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種自然差別是那樣小，也不會因為一些后期因素——如教育等——進一步擴大。大自然為人類準備的社會性太少了，此時的人類正享受著與生俱來的憐憫心的好處。
  　　 私有產權的出現清晰地呈現出人類的墮落。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圈起來的人成為“文明社會的真正的締造者”[ 原書第85頁]！盧梭以一種壓抑的憤怒心情開始了第二部分的敘述。如果說，第一部分的景象洋溢著野性的田園氣息，那么，第二部分便是“桃花源”的解體與崩潰。人類的下墜趨勢如此明顯，勢不可擋，而且愈演愈烈。盧梭采用片段式的推進，將漫長的人類社會發(fā)展史濃縮于歷史的幾個標志性變革中——家庭產生、冶金農耕出現、政治社會起源。作者起初還勉力將家庭階段稱之為“人類最幸福的時代”，夾在原始狀態(tài)與自愛活動的中間，然而，實質上的平等已經不復存在，因為人與人之間已經產生了依賴關系。冶金和農耕意味著人類生產力的突飛猛進，技術的躍升把人與人的差別明顯化，突如其來的落差使萌發(fā)的人類社會陷入混亂，同情心已經消逝，而社會與法律取代了她的位置，成為維穩(wěn)的核心力量。政治到來了，契約、國家、法律、專制，一個個熟悉的名詞撲面而來，人類逐漸成長成我們今天這個樣子。社會的一切都難以平衡，地位與財富將人類清晰地兩分再兩分。不平等終究會撕裂刻意為之的秩序，以暴制暴的結局，會把人們帶回自由的原點。然而，變質后的心靈和欲望，已經宣告人類告別了童年。
  　　 在結構上，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盧梭精心安排的大段注釋。盧梭在第一部分之前對注釋做了解釋，但是語焉不詳，既有一些引誘讀者的口氣（“尋找我文中未談到的地方”），又帶著一種消遣的無謂（“離題甚遠”、“不妨當做消遣”[ 以上均出自原書第41頁]）。對于一部偉大的作品來說，任何一個部分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論不平等》也不例外。盧梭在這里，正是利用溫和的手法，對不同知識層次的讀者進行了一次分流。讓真正的有識之士能夠獲得更大的知識獲取范圍，這個范圍之內的知識或許是高奧的，也也可能是激進的，不過，對于這群有著相當理性的人來說，是適宜的。而對于大多數庸碌的讀者，正文部分已經能夠很好地滿足他們的閱讀需求，不會對他們的倫理價值觀造成嚴重的摧毀。[ 本段以上論述參考《盧梭的自然狀態(tài)》第二章作者相關觀點，普拉特納稱此手法為“隱藏”]盧梭是睿智的寫作者，也是一個和善的政治家，類似的筆法，讀者亦能夠在《懺悔錄》中感受到。
  　　　　
  　　2.交錯的歷程
  　　 能否將盧梭行文的走勢進行量化？如何進行量化？本文對這兩個問題只能進行簡單的處理。如果嘗試用折線的方式來表示這部作品的走勢，并以盧梭的另一部作品《懺悔錄》為對照，我們可以發(fā)現兩部作品的走勢近似處于逆向相交的狀態(tài)。
  　　 這種逆向的肇因無疑在于兩部作品起始點的偏差。《論不平等》的故事開始于“從未遭到過刀斧砍伐的茂密的森林”[ 原書第50頁]中，野蠻人還處于一種絕對的自然狀態(tài)中；然而，《懺悔錄》的開場背景卻是一個糟糕凄慘的社會化國家——母親早逝、父親逃亡?？梢哉f，《懺悔錄》的序幕就是《論不平等》的尾聲，是《論不平等》故事在某一時段內微觀中的延續(xù)。
  　　 顯然，兩書的制高點都指向了同一個意象——自然狀態(tài)。《論不平等》中的自然狀態(tài)是絕對的，激進的?；蛟S，很多人都對盧梭的所謂自然狀態(tài)將信將疑，甚至會嗤之以鼻，尤其是在近代自然科學繼續(xù)發(fā)展之后，盧梭理性的邏輯論證在“科學”面前顯得漏洞百出，幾乎完全是作者的主觀臆斷。就《論不平等》而言，盧梭雖在正文中并沒有堅持它的必存性，而是將之看做自己理論緣起的模型。但是，在注釋中，盧梭顯然對自己的觀察和見聞頗為自信。無論后人如何看待“自然狀態(tài)”，盧梭本人應該是真心相信其在人類進化史中的初始地位的。不過，我們也要看到，《懺悔錄》中與社會狀態(tài)相對立的自然狀態(tài)并不等于《論不平等》中的自然狀態(tài)，而是社會化的自然狀態(tài)。盧梭清醒地知道，經歷了一系列偶然的進化后，人類的完善性被激發(fā)，理智成長起來，自尊心取代了自愛心，人的內在生存已經被外在的依賴關系所取代。因此，后者的自然狀態(tài)更像是社會中的一種中庸措施——就宏觀政治而言，強調絕對的“社會化”，以實現人的新自由；就微觀個體而言，嘗試一種新的理想人生，在實現心智成熟后，再進行社會化的熏染。
  　　 無疑，盧梭在《論不平等》中表達的態(tài)度是悲觀的，人類經歷了一場不可逆的變質，告別自然狀態(tài)，不得不面對異化的未來。在第二部分最后的若干段中，盧梭的情緒顯得難以抑制，通過野蠻人與文明人的對比，表達出對社會中文明人生存的憂慮。但是，如果我們重審盧梭演繹的悲劇，可以發(fā)現，盧梭依然給社會狀態(tài)留有后路。與其說盧梭反對的是社會，不如說盧梭反對的是社會中的市民成分。在這一社會階段中，人類喪失了自我存在的價值，被束縛住自由，永遠生活在不平等與偏見中。盧梭在《論不平等》中反復強調這種社會化不平等的癥結所在，就是人的依賴關系。斯塔羅賓斯基如此描述這種依賴關系的工具化過程——“他的所有關系變得間接，甚至成為一種手段……他失去了封閉的完整性，失去了原始狀態(tài)下不分內外的協(xié)調性”[ 《盧梭的蘇格拉底主義》，華夏出版社，第16頁]。這種依賴關系出現于技術工作的產生，強化于私有產權的形成、政治社會的出現。政治社會的起源是不完善的，但是這種不完善卻是可完善的，雖然這并不能讓人類回到伊始。盧梭認為，在政治社會中，當出現一個有效的公共教育系統(tǒng)和完備權威的法律權力[ 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如此闡述這一法律體系：“全體人民的最大幸福是一切法律體系的最終目標”]時，個體意志將會服從于總體意志，社會關系將會重新統(tǒng)一起來。獨立意識的個人主體將會被淡化，人與人將會被相對拉到再一次的平等狀態(tài)下，人不用生活在別人的意見中——他人對于主體而言將被工具化。但是，在《論不平等》中，這一景象沒有清晰地被呈現，作者反而以悲劇性的以暴制暴結束了全書論述。于此，人類的走勢終于來到了它的最低點。
  　　 《論不平等》并沒有完成接下來的那些預言，盧梭后期的作品將在《論不平等》的基礎上，嘗試提出一系列更具有建設性的意見。不僅僅在表格中展示的《懺悔錄》中可以看出這種向上的努力，《社會契約論》《愛彌爾》等書中都可以體味到盧梭不同于早年作品中的逆轉。 以《懺悔錄》為例，盧梭以自傳的形式，探索了一個墮落（或是近乎墮落）的人如何在一個墮落的社會中完成自我的教育，實現“榜樣式”的人生。書中的盧梭驕傲、虛榮、好想象，生活的環(huán)境與《論不平等》第二部分中的社會有極大的相似處。然而，這樣一個文明人并沒有順著慣性向下滑落，而是在自然、書本中去實現自身的價值。盧梭豐沛的想象力，良好的閱讀教養(yǎng)，導師的盡力扶持，讓其人生道路雖然坎坷，卻在不斷上揚。當盧梭在第二卷中，遇到少年好友汪杜爾后感覺他風韻不再時，讀者便可以清晰地體悟到盧梭在社會狀態(tài)中實現的超脫。雖然，直到最后，盧梭也擺脫不了政治斗爭的束縛，連一個圣皮埃爾島都無法成為政治生活之外的凈土，但是體會盧梭的心態(tài)與舉止，傳主的勝利依然不言而喻了。
  　　　　
  　　3.無法抑制的“文明”偏愛
  　　 如果說，上文都是以盧梭為中心的討論，而在這一部分中，主語則是筆者本人?！拔拿鳌钡钠珢鄄粚儆诒R梭，而是筆者的看法，亦可能是大多數現代人的看法。
  　　 要言之，盧梭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在于個人與社會之間存在的張力，是源自古希臘時代哲學與城邦之爭的再現?？偟膩砜?，盧梭對近代社會發(fā)展的成果是極度厭棄的。在盧梭更早的一篇論文《論科學與藝術是否有助于風俗日趨淳樸》中，盧梭對科學與藝術窮盡貶低之能事，列舉了人類狂妄的科學活動所帶來的五大危險后果：無法彌補的時間的損失；奢侈之風敗壞風尚，風尚敗壞敗壞審美力；藝術家喜愛追捧，從而降低到時代的水平；消磨人的勇氣；不利于道德的提高，敗壞判斷能力。政治領域，盧梭也在《懺悔錄》中不止一次地表現出回避的傾向，甚至在最后流落孤島——一種盧梭認為極其接近自然的狀態(tài)。然而，在《給菲洛波利斯先生的信》中，盧梭又表達了對社會的不舍——“就個人的經驗而言，我感覺我實在難以離開那些和我一樣墮落的人群來生活”[ 《脆弱的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第25頁]?？梢?，悲觀來看，對于社會而言，盧梭是離群的，越軌的，矛盾的，就如一個火藥庫，隨時會被引爆，傷及他人，以至于有學者認為盧梭有一種精神疾病。[ 關于盧梭的疾病問題，國內外學者都有豐富的研究成果。18世紀的醫(yī)生對盧梭的診斷結果有：膽結石、生病、疑病癥、文人病等等，《盧梭研究詞典》認為盧梭患有被害妄想癥。東北師范大學徐前進在最新的文章中指出，盧梭所患為紫質癥，而精神異常是該病的病理表現之一。]不過，拋開人們感性的困惑，盧梭更像是近代政治哲學尚未完全成型時突兀而起的一塊礁石，一個啟蒙政治家中的怪胎。哪怕是200多年后的今天，盧梭的思想仍一定程度上構成了相關學科研究的深水區(qū)。
  　　 思想終究不是現實，人們必須承認，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現代文明給予我們的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想，我們無法逃離文明的圈籠，就像我們無法逃離政治一樣?？梢栽O想一位盧梭的自然人，孤獨地游蕩在森林中，沒有想象力，永遠只有眼前的變數，卻無法擁有下一秒的可能?！白匀蝗吮豢醋骺鞓返?，主要在于他們所遭受的痛苦較少，并且接受痛苦的必然性。”[ 《盧梭的榜樣人生》，華夏出版社，第264頁]凱利的這段評述可謂是點出了盧梭筆下自然人的實質。從一定程度上看，盧梭所謂的自然，事實上是以人類對自身的不自覺約束為前提的。因為無知，所以無懼，所以無憂。但在減少了憂懼的同時，人類并沒有增加自身的幸福。盧梭給我們展示了一種減法，而不是加法。
  　　 文明，或者現代性，之所以并沒有盧梭所想象的那樣可怕，便在于，文明在給人類造成負擔的同時，提供了一個更寬闊的視界。盧梭不僅承認社會狀態(tài)的既成事實，而且并不贊成人類回到之前的自然狀態(tài)。如今的人們可以擁有過去、現在，還可以依靠蓬勃的想象力，創(chuàng)造未來。無論對于群體性的人類還是個體性的人而言，社會和生命的厚度和廣度都被文明所深化和延長。這是一種加法，雖然加數中夾雜了一些不怎么明媚的雜質。加法的運算方式或許不一定意味著社會的上升與進步，卻一定是人類面對自身的積極態(tài)度和價值取向，這些都可以抵消掉文明所帶來的不良反應。
  　　 盧梭對文明的“敵意”注定了其命運的悲劇性，作為盧梭的讀者，難以不慨嘆社會的殘酷。其實，18世紀的社會應該給予盧梭一個位置，就像政治學、哲學、教育學為盧梭學說留出的位置一樣。拋開混亂的黨爭時代，社會需要允許盧梭這種性格的存在，而不是把盧梭的問題和矛盾留給歷史去定位。不過，盧梭是如此執(zhí)意，在功成名就時，毅然決然地選擇遠離社會，到鄉(xiāng)村生活，告別貴族社會的縟節(jié)——這就是盧梭在文字生涯之初重叩出的誓言。
  　　 “自由的奠基人”，這是1791年法國國民公會給盧梭的評價。只可惜，盧梭若是在世，可能又會像拒領國王年金一樣，拒絕這一頭銜?！跋蛲鶎庫o和自由，只想悠悠閑閑的生活”[ 原書第118頁]，盧梭選擇成為文明中的“野蠻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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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盧梭 著, 黎星 范希衡 譯.懺悔錄[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01.
  　　[3][法]盧梭 著, 李平漚 譯.科學與藝術是否有助于使風俗日趨純樸[M]商務印書館,2011-03.
  　　[4][法]盧梭 著,何兆武 譯.社會契約論[M].商務印書館.2003-02.
  　　[5][美]普拉特納 等著,尚新建 余靈靈 譯.盧梭的自然狀態(tài)[M].華夏出版社.2008-06.
  　　[6][美]克里斯托弗·凱利 著,黃群 等譯.盧梭的榜樣人生[M].華夏出版社.2009-04.
  　　[7][法]茨維坦·托多羅夫 著,孫偉紅 譯.脆弱的幸福[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2012-9.
  　　[8]徐前進. 盧梭的病：醫(yī)學與史學的綜合解讀[J]. 歷史研究, 2013(5).
•   　　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現在的人類和原始人的是非觀，價值觀，道德觀是否一致，哪個更“好”？語言是怎么產生的？我們現在認為合理的國家，統(tǒng)治，政府，軍隊是否真的合理，是否符合人類最基礎的需求？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和道德又是什么？
•   　　首先要吐槽一下本書作者的論證方式，很多地方基本上是通過舉例子和個人推理的方式去證明自己的觀點，漏洞很多。舉個例子，作者推崇野蠻人的美好生活，認為他們沒有過多私欲帶來的痛苦，除了自我保存的需要和自然的憐憫之情之外沒有多余的感情。首先我們沒有辦法知道作者所謂野蠻人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但是從很多類人靈長類動物的群居生活狀態(tài)來說，野蠻人如果是單獨在野外生活的話，應該是風險很高的，而且受自然情況的影響，挨餓受凍生病被其他野獸攻擊也是很有可能的。人類作為自然中的一個物種，力量不是最強的，速度不是最快的，唯一的優(yōu)勢應該在于智力和各種能力的均衡。選擇群居是很正常的一種策略，所以獨立的野蠻人很難說會不會存在。其次，說野蠻人不挑剔（吃的，或者異性）所以不會因為失去或占有而爭執(zhí)也是沒有道理的。老虎還會爭地盤呢，哪邊食物多氣候好，野蠻人沒道理不去爭奪。所以可能不平等在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了，自然給予每個個體的不平等在一開始就發(fā)揮了作用，自然淘汰就是最大的一種不平等。
  　　
  　　但是，作者對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反思還是很有啟發(fā)意義的。人類在文明發(fā)展的同時，我們其實沒有道理天然的認為我們是在進步，我們只能說自己是在自然的驅動下進化，但是這種進化是不是一定是一種進步其實很難說。因為現代社會是不是一定是比古代社會的人們相對幸福，也是不確定的?；畹镁孟硎艿亩嗖灰欢ㄊ切腋＃纯喔镔|的豐富沒有必然的關系；現代社會底層掙扎的人真的不一定比古時候清苦辛勞的農民幸福。物質的極大豐富并不能消除私有制和不平等帶來的痛苦，我們離受凍挨餓這些自然的痛苦越來越遠，但是新的來自于其他的痛苦卻更加兇猛。這種其他的痛苦很欲望有關，和政治有關，和文明有關，但是我并不完全贊同是由這些東西引起的。我認為這是文明的副作用，如果說野蠻人因為沒有美的概念，所以不會出現嫉妒，那么我也不會羨慕他們，因為野蠻人失去的幸福遠比他所避免的痛苦要多得多。而且，這種野蠻人是不是人也是一個問題。
  　　
  　　文明的發(fā)展給了人極大的選擇權，雖然大部分人沒有可能真的去做。今天一個人想去當一個清貧的農民是可能的，但是曾經的農民是沒得選的。文明給了人思考的能力，思考讓我覺得幸福，雖然這些思考的能力可能帶來痛苦，但是我還是不愿意放棄。這是我作為人存在的證據。
•   　　微雨，綿薄而不厚重的涼意，這樣的天氣，正得我心，雨傘在包中，不愿撐開
  　　耳機中是張學友，依舊深沉，我開始懂得他的好，沉寂而不張揚
  　　友人問我最近可有聽些什么，我答，許美靜
  　　她問，誰？
  　　我重復，許美靜
  　　呵，難以溝通，簡直不似一個時代
  　　初聽‘等等等等’，不敢相信這是黃磊的聲音
  　　如同初聽‘怎樣’，也不覺得這像戴佩妮
  　　像？怎樣才像一個人？你腦海中的他究竟是否是他？
  　　可能連他自己都不曾懂得，你又怎么妄下定論？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薄薄一本，不平等終將存在，我也活不到實現天下大同的那一天，平等，好像外太空或是奧特曼
  　　滿心不屑，人們都喜歡人云亦云，多數人昧心拍手稱贊的未必就有那么好
  　　有些好，要自己體會
  　　有些壞，更要自己品嘗
  　　方知個中滋味
  　　所以捧來，一口氣讀完，并不晦澀
  　　所謂進化史也是人類的墮落史
  　　進化至今的人類沒人高尚，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種平等，不然，地球可能亂套，外星人必定入侵
  　　現在的時代很好，并不落后，更不先進，尚有些科技維持生活，也不至于被科技綁架，失了初心
  　　多么感喟，多么好的時代
  　　可憐窗外依舊雨絲飄落，沾落心頭，不知涼了誰的心……
  　　誰會嫌星星太多，每顆星星都在太空中轉動；
  　　誰會嫌鮮花太多，每一朵鮮花都洋溢著春意
  　　時代這樣美好，你又怎么不妄自珍重，撥開眼前的雨霧，請注視遠方的破曉
•   　　 盧梭認為：私有制和社會的起源是人類墮落的開始，由此人類開始走向了不平等并且持續(xù)的墮落下去。然而，文中很多的前提假設尤其是對于原始社會的一些前提假設個人認為僅僅是作者的想象，實際情況是否如此仍然有待探討，因此結論是否正確值得商榷。
  　　 然而，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此，更多地在于對于人類生活的一種反思。例如，人到底如何才是幸福的，對于財富等等的占有是不是必須，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本質是什么等。不得不說，作者是非常智慧的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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