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9-1 出版社:重慶大學出版社 作者:[英]安·格雷 頁數(shù):247 譯者:許夢云
Tag標簽:無
前言
質性研究可以被認為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xiàn)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主要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陳向明,2000)。它具有探索社會現(xiàn)象、對意義進行闡釋,以及發(fā)掘總體和深層社會文化結構的作用。質性研究是一個跨學科、超學科的領域,被運用到與“精神科學”有關的學科,如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歷史學、心理學、護理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它不是來自一種哲學、一個社會理論或一種研究傳統(tǒng),受到很多不同的社會思潮、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影響。近年來,質性研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和深入的梳理和探討,但迄今為止很多問題仍在探索和爭議之中。
內容概要
本書替任何想從事文化經(jīng)驗研究的學子們,提供了方法論上非常實用的指引。它涵蓋了三項主旨: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對文化研究的影響、提供研究技巧及撰寫論文的方法、呈現(xiàn)評價論文價值的關鍵因素及標準。 作者援引人類學、社會學、哲學、文學以及電影研究等多元領域的知識,為讀者提供了對文化、權力與日常生活進行批判性理解不可或缺的一組研究實踐。 本書奠基于伯明翰大學的研究傳統(tǒng),從知識論和方法論的背景知識開展,探討如何利用先前的研究經(jīng)驗,以及如何將“經(jīng)驗”這個工具運用到研究里。為來要闡釋某些特定的方法與研究路徑,本書涵蓋來許多研究,同時也包括作者自己的研究在內,是一本值得深入閱讀的進階書籍。
書籍目錄
緒論第一部分 民族志方法 第1章 捕捉生活文化 社會與文本 社會學、人類學與文化研究: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方法 幅度與廣度 深度與持續(xù)性 議題一:建構“他者”——監(jiān)控與展示 議題二:真理的獲得——經(jīng)驗主義的危險性 反身性、暫時性與適切性 第2章 構連經(jīng)驗 記錄“經(jīng)驗” 構連經(jīng)驗 認同的問題 我們從何處發(fā)聲 透過構連來學習 第3章 想象的共同體:奇觀與平凡 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早期的提問 青少年亞文化與“小子”(the lads):“馬克思主義的英雄” 平凡女性:白人、工人階級、女性 黑人知識分子與帝國反擊 “主動閱聽人” 迷:盜獵者(poachers)與文化游牧者 我們的過去?選擇的理由:構建一個“社群” 不在場者才是有力的或值得“繼續(xù)鉆研”的課題 身為一位學者 “我們”是學術偷窺者嗎 你的社群 第4章 一個關于研究的問題 從何開始與如何開始 決定某一個研究主題/處于疑問中 在團體里從事研究工作 個案研究 評估的標準第二部分 研究的過程 第5章 實例的選擇與素材的產(chǎn)生 “純粹觀看”與參與觀察 空間隱喻/介于熟悉與陌生之間 身處其中 較為實用的事項 珍貴的日記:保持寫日志的習慣 實例 建構對話(訪談) 訪談:反思性與深度 傾聽沉默 有策略地進行抽樣 訪談本身 階級、性別、族裔、年齡:造成差異的各種差異 第6章 我想告訴你一則故事 故事所扮演的社會性角色 言說自我 研究者 說故事的不同模式 文本性 第7章 緊系文本 符號學 決定性文本 制碼/譯碼模式:“符號學”模式與“社會”模式 暗示性文本 羅德威:解讀羅曼史 白金漢:孩童談及電視 吉萊斯皮:電視、族裔與文化變遷 曼凱卡:影視文化、觀看政治 塔夫特:《與垃圾女王共同生活》 特寇、詹金斯與《大哥大》 第8章 分析的策略與謀略 我該從研究題材中提出什么問題 我如何組織我的逐字稿 我的策略 關于分析策略的一些想法 其他策略 康奈爾的生命史分析程序 話語分析 文化的語匯庫 科技的使用與濫用 第9章 書寫 何時該開始“書寫”或為什么我不早點開始 隨手筆記與撰寫成文:如“工匠”般進行書寫 風格與慣例 肖像畫 文本中的作者 批判性與反身性書寫:批評 在呈現(xiàn)研究時使用影像 實驗性文本 我們?yōu)檎l而書寫 第10章 知識的來源與認識的方法 立場論 主體性 穿梭在日常生活之中 散居研究 批判性理解參考文獻專有名稱漢英對照表
章節(jié)摘錄
第1章 捕捉生活文化 如果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我們希望發(fā)明一種可以捕捉社會生活之復雜性的研究方法,那么我們應該會期望發(fā)明出某種類似于社會人類學者所從事的民族志實踐方法吧。(Strathern,1999) “何謂文化研究?”毫無疑問地,對從事文化研究的學生與研究者來說,這是個非常熟悉的問題。正如一些好奇的朋友與家人可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它也可能出現(xiàn)在許多試圖為此問題提出答案的書籍或期刊文章里。這個問題的必要性,以及為此而起的爭辯與反駁,乃至于文化研究的構成要素,都指出了一些構成本書的關鍵性特征:文化研究缺乏明確的定義界線及學科的明確性。這意味著此一“研究領域”并非一個同定且穩(wěn)定的學科。因此,“文化研究”的各種描述將有不同的面貌,而且也因不同的位置而產(chǎn)生特定的主題、議題與問題;換句話說,文化研究也會因為國家的文化語境的不同,而被不同的思想范式所形塑。事實上,造就文化研究不同面貌的辯論與討論,也都產(chǎn)生不同的重點,以及強調不同的文化面向。然而,許多開設文化研究的大學與研究所(透過篩選與簡化的過程),卻僅僅設計出某一種面向文化研究的課程。我所要強調的重點在于,構成此一研究領域的要素常是可以開放討論的,而且是尚未確定的。我認為重要的是:能夠去思考我們可以用來理解文化如何被制造的方法,并透過日常生活,即需蒙德·威廉斯用所謂的“?;钗幕眮砝斫馕幕@將是本書的焦點所在(Williams,1981:11)。我認為米根·莫里斯最近提出的問題(尤其與研究方法相關的宣稱),就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問題。她問及:“究竟文化研究在做什么?(粗體字是我所強調的)”我們可以這樣說:這個問題需要不同的響應,其中之一是需要更為實務的、更為實質的例證,借此顯示此一研究領域所關注的焦點所在。為了要開始回答她自己提出的問題,莫里斯援引了亨利·勒費布爾及其“日常生活的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的觀點。莫里斯強調此觀點即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所在(Lefebvre,1990)。她指出:“一種對于‘文化’的特殊使用方式的研究,以及對于處在特定社會語境底下的人們,將何物視為文化的研究,同時也是對人們制造文化的方式的研究”(Morris,1997:43)。如此的描述提供了一些指標,用以界定文化研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所關注的焦點;如此的描述尤其指出了本書的主要面向:即日常生活的各種文化。除此之外,如此的描述也特別強調文化的物質性。就此而言,文化并非一系列自由流動的觀念或信仰,文化也不是某個偉大藝術或文學作品經(jīng)典的顯現(xiàn)。文化的意義、過程以及工藝品都是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下,被生產(chǎn)、分配與消費的。換句話說,文本與實踐兩者都是社會世界的產(chǎn)物,也是構成社會世界的主要成分。社會世界是由整體組織所構成,例如,由媒體機構以及其他文化生產(chǎn)者、家庭、教育以及各種不同的市民社會代理人,甚至特定社會團體的日常生活實踐所構成。因此,任何試圖了解文化與文化過程的努力,都必須仔細思考這些復雜的物質條件。關于權力與(使用權力的)途徑的問題,也同樣含括于莫里斯的觀點中。所以,當問及誰有途徑達到特定的、合法化的文化形式,而誰又被排除在接近這些文化形式之外時,這些問題引發(fā)了關于決定性以及含括(inclusion)與排除(exclusion)的動態(tài)性問題。構成文化過程與文化產(chǎn)品的力量非常強大,然而,文化研究也意識到,人們在了解他們自己與他人的生活時,不但可以也的確主動地參與了他們對文化工藝品的使用?! ∫虼?,莫里斯的描述已經(jīng)道出文化研究關注的主要領域。文化被理解成是透過復雜的過程而被主動地生產(chǎn)出來的。廣義而言,文化即是發(fā)生在社會的各個層級中,以及發(fā)生在文化過程的各個時刻里的意義生產(chǎn)或“表意實踐”。這導致了關于人類如何生產(chǎn)文化、人類以何種方式生產(chǎn)文化,以及關于人類為何、為了什么目的而生產(chǎn)文化等問題的產(chǎn)生?;蛘吒鼜V義而言,這導致了文化如何形塑社會關系,文化又是如何煽動或阻止社會變遷的產(chǎn)生等問題的產(chǎn)生。為了要開始探查這些出現(xiàn)在文化過程中的復雜關系,我們需要各種不同的方法,例如:文本分析、觀察、從個人與團體中搜集知識與信息的不同方法,像日記、不同種類的訪談和參與觀察。莫里斯在她的觀點中特別強調“生活經(jīng)驗”的重要性,而這也將是本書關注的焦點。然而,“文本”不僅包括書寫的文本,例如:文獻、出版品,更包含視覺文本,例如,電影、攝影、廣告、有聲品(如音樂、廣播),同時更包括其他種類的符號人工產(chǎn)品(例如時尚)。這些文本在我們的研究領域中,將會被清楚地捕繪。因此,重要的是必須界定出某些與文本以及生活經(jīng)驗相關的關鍵性議題,而這顯然就是指這些文本的消費者。 1950年代晚期,威廉斯撰寫了一些關于文學正典(literary canon)具有高度選擇性的本質的著述,指出哪些作品被含括在正典之內,哪些又被排除在正典之外,并質疑學術界處理這些文本的研究路徑(Williams,1958)。以文學正典的文本而言,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那些獨尊文本并致力于界定文本所隱含根本意義的方法。就威廉斯的觀點而言,來自文化研究此一新興研究領域的研究工作,都在于尋找分析文本的方法,而這些方法卻未必源于既存文學研究的研究路徑。這些學者將不同的問題帶入文本之中,他們對于在文本之中尋找其內在意義不感興趣,反而是關注于文本內的不同元素可能建構出的多元意義。除此之外,他們也對評估的過程提出批判,因為評估的過程暗示著哪些文本將被篩選出來。其中最為重要的文本莫過于結構主義者巴特(Barthe,1977)的著作,以及形式主義者的作品。例如,普洛普(Propp,1968)的著作。普洛普提出一種較為“科學”的文本分析模式的必要概念。這是為了要探討文本如何在不同元素下運作,例如,在敘事結構、角色功能、文化編纂等元素中運作的情形,同時也在于探討文本所建構的究竟是何種“真實”。此外,巴特的選集《神話學》(Barthes,1972)更將“文本”的概念擴充到諸如摔跤競賽等活動,以及像是汽車、小孩的玩具等消費商品,還有廣告的影像與語言上,借此彰顯文本的意識形態(tài)本質。巴特的著作造就了許多早期關于文本分析的研究,尤其是廣告、視覺文本與流行小說的分析。它提供一種有別于文本評估的研究方法,并將文本放在它們所處的社會、文化與政治語境中探討。巴特及其后繼學者的著作,都是在可感知的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語境下“解讀”文本,但是對于如何理解文本及其社會語境之間的關系卻未多著墨,尤其并未明確指出讀者該如何詮釋文本。正如麥克羅比(McRobbie,1992)的觀察:在文化研究中,仍存在著“文本與生活經(jīng)驗”之間的區(qū)分?,F(xiàn)在,我想要進一步探討為何如此的區(qū)分仍舊存在于文化研究之中?! ∩鐣c文本 社會(the sccial)與文本(the textual)之間的被認識到的區(qū)分,在學術結構中,是更為普遍被觀察到的現(xiàn)象。廣義而言,這區(qū)分可以界定為是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決裂。它們各自預設了不同的研究對象,并各自發(fā)展出特定的概念與方法。如此的劃分已經(jīng)造成文化研究這個新興研究領域的分歧,也跨越這兩個學科,而且許多學者也堅稱:“真正的”文化研究應該超越文本分析本身。他們認為文本必須放在特定的物質條件下來理解,這些物質條件時常被界定為是構成生產(chǎn)、文本與讀者等不同階段的“回路”(eireuit)。他們認為,無論分析的架構本身多么精密,也無論文本可以被界定的范圍有多廣,文本分析本身對于理解文化的循環(huán)傳播與意義的生產(chǎn)而言,都有使用上的局限。換句話說,文本必須被視為既是特定社會、文化與歷史條件下的產(chǎn)物,更是此一循環(huán)傳播的主要載體。理查德·約翰遜繼斯圖爾特。霍爾之后成為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提出了一個較細致的主張,即厘清“文本”如何被理解是很重要的事情。他援引了一些學者的研究,這些學者為了他們的論述實踐而探討義學文本,并岡此產(chǎn)生了如賽德之帝國主義(Said,1978)的概念,并認為對于這些文本或文類的重新評估,“并未涉及文學文本本身,反而與‘較大之社會文本’比較有關”(Johnson,1997:465),“較大之社會文本”亦即用來建構那些文本的權力論述,而此種權力論述已經(jīng)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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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卷方法,是重慶大學出版社自2004年,7月以來陸續(xù)出版的一套深入、系統(tǒng)地介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問題的書系,至今已出版圖書40個品種?! 叭f卷方法”的理想為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經(jīng)濟學、傳播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學者和研究生提供一個內容規(guī)范、使用便捷的“研究方法工具箱”?! 叭f卷方法”的受眾 圖書館及大學社會科學各院系的資料室?! ∩鐣茖W各領域的研究人員?! ∩鐣茖W各學科研究方法課程的教學人員?! ∩鐣茖W各專業(yè)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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