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

用戶評論 (總計24條)

•   作者達恩頓是新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非常值得一讀
•   達恩頓的新文化史佳作,值得一讀.
•   很好，珍貴的歷史視角
•   被禁的，往往都是真實的。就像國內(nèi)的封網(wǎng)，刪貼。
•   很深刻的一本書，感悟頗深
•   寫得挺好，翻譯地很好！
•   作為傳媒資料,它反映了當時的價值觀.
•   如果對新文化史不太了解的話感覺還是有點難了
•   需要這本書，就買了。很好。
•   文化史的書越來越多了。
•   新文化史經(jīng)典
•   書籍史的經(jīng)典
•   很好的法國文化史
•   名家名著好書
•   　　by張耐冬
  　　
  　　也許近代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次“革命”能夠與法國大革命相提并論——無論是對近代文明的影響上，還是對此后兩百年間政治運動模式的貢獻上，更不要說大革命時期那一個個令人玩味的細節(jié)，和一個個充滿矛盾的人。惟其如此，學者與文人們以大革命為素材，發(fā)掘其精神，探究其線索，追尋其本質(zhì)，留下的著作可能需要我們比大革命還長的時間才能一一盡讀。
  　　
  　　無論是哪一部著作，只要一涉及大革命發(fā)生的原因，很容易便會陷入非此即彼的立場選擇：王權體制下的“舊制度”是否已經(jīng)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啟蒙思想是否是大革命發(fā)生所必需的思想支柱？1789年的法國，是否只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街頭革命這一條路可走？等等。
  　　
  　　機緣巧合，2012年冬，《舊制度與大革命》風行一時，有關法國大革命發(fā)生的背景一時成為坊間熱議的話題。我無意在此討論托克維爾的這部著作，只想提一個問題：在大革命的風暴到來之前，人們?nèi)绾慰创鯔鄩旱挂磺械摹芭f制度”？
  　　
  　　歷史學家們從各個角度去描述“舊制度”的真實面貌，可當時的人們并未理性地去審視它，也未去全面了解它，更未將其與同時代及以前的各種政體做比較——以往我們從課本里學到的所謂啟蒙思想為大革命做理論準備的說法，已經(jīng)受到了學者們的挑戰(zhàn)與質(zhì)疑，人們并非從啟蒙思想家那里獲得斗志，幾成定論。18世紀中晚期的法國居民，只是從自己的經(jīng)驗與感受出發(fā)，構(gòu)筑一個自己想象中的波旁王朝，就如風車投射到堂·吉訶德眼中成為巨人一樣。
  　　
  　　當然，在對當時社會的認識上，大革命發(fā)生前的法國人之間也存在著某些共識性觀念，而這種共識性并非只是個人想象的重疊，而是基于某些出版物的影響。這些出版物幫助人們想象，且一定意義上塑造出了想象所能達到的結(jié)果。有趣的是，這種成為共識的知識，很多都不是公開出版發(fā)行的書籍，而是“禁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禁書讓當時的人了解了當時的社會，并在他們中間播下了反舊制度的種子。
  　　
  　　美國學者羅伯特·達恩頓的《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以下簡稱《暢銷禁書》）從禁書的內(nèi)容特點及其傳播與影響入手，考察了18世紀中后期法國的社會閱讀與文化傳播。他利用收藏于瑞士納沙泰爾市立圖書館的納沙泰爾印刷公司檔案，并結(jié)合與此相關的其他檔案資料，對大革命前的文化傳播與地下出版情況進行了細致的研究。除了《暢銷禁書》之外，還先后寫就《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與《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等。相比其他幾部著作，《暢銷禁書》主要以禁書的內(nèi)容及其所反映出的社會思想狀況為討論對象，著力于揭示當時人閱讀的文本所包含的各種觀念，以及這些觀念在各個社會階層接受過程中可能產(chǎn)生的各種效應。
  　　
  　　在舊制度時期，書籍只要沒有政府頒給的特許出版權，就屬于非法出版物。事實上，獲得出版特許并非易事，不但要通過嚴格的審查，還要應付行業(yè)公會的打壓與壟斷，因此很多書籍都只能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出現(xiàn)。在這樣的狀況下，負責進行審查的官員們也知道單靠特許出版制不足以維持公眾閱讀的需求，這就是審查官馬爾舍比所說的“只讀政府允許出版的書籍，會比同時代人落后幾乎一個世紀”。因此，報刊審查官與警察們采取了“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做法，在非法出版物中劃分出若干級別，使得這一灰色地帶中的相當一部分書籍可以在適度的許可下流通。只有那些“反教會、反政府、反道德”的書籍才會被禁絕。
  　　
  　　歷史的迷人之處，就在于它總是讓人有出乎意料的驚喜。被舊制度嚴格禁止的“三反”書籍，往往是最受當時讀者喜愛的作品。他們被地下出版物的銷售者稱之為“哲學書”，而其內(nèi)容，基本不外乎色情、反舊制度的烏托邦和對君王貴戚的直接諷刺與詆毀。從表面看來，這些涉及性與政治的書籍與其他時代的地下文學并沒有太多的區(qū)別，而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這些作品因為在性與政治之外包含了一些哲學內(nèi)容，便成為地下圖書市場的寵兒。
  　　
  　　從17世紀起，法國的識字率得到不斷提升，使得文化消費在18世紀成為可能，相關的生產(chǎn)與銷售鏈條也日趨成熟。因而，從本質(zhì)上來說，受歡迎的禁書是供讀者消遣的文學消費品，其問世的原因就在于可以創(chuàng)造市場價值，而不是為世人提供某些新的價值觀或哲學思想。從這個角度而言，對讀者喜好的迎合就成為地下出版物的必備內(nèi)容，性和政治作為此類書籍不變的主題也是意料中事。不過，在地下文學十分發(fā)達的時代，圖書內(nèi)容同質(zhì)化的情況非常嚴重，情節(jié)上的創(chuàng)新并不容易。在故事無法出新的前提下，要在同類書籍中獨領風騷，就必須具有其他作品所不具備的某些特色，讓讀者欲罷不能。這種特色，即如何對性的魅力與政治的奇詭進行解說，如何做到大膽而又不失體面，讓讀者樂于接受而又耳目一新。
  　　
  　　在《暢銷禁書》中，達恩頓分別對色情文學、烏托邦小說與政治諷刺作品中極受歡迎的代表作品——《開放的特麗薩》、《2440年：一個夢想，假如夢想不虛》與《杜巴利伯爵夫人軼事》——的內(nèi)容與相關社會觀念的關系進行了解析，他從文本入手，將這些地下文學之所以深受歡迎的原因——當時的社會觀念與社會心理——予以復原，使我們對法國舊制度時期的閱讀體驗與精神史有所了解。在這三部極具特色的作品里，《開放的特麗薩》與《杜巴利伯爵夫人軼事》都以現(xiàn)實為題材，充滿戲謔之辭與隱喻，伴以大量的性描寫；《2440年》則描述了一個與現(xiàn)實世界完全不同的未來世界，通過線索人物的昏睡與時空穿梭，讓他感受到一個美好世界與所在現(xiàn)實之間的種種差別，并通過兩者之間的對比來諷刺現(xiàn)實世界。雖然存在如此大的差別，但對當時現(xiàn)實的不滿、對舊制度的嘲弄或抨擊是這三本書共有的因素。在這個強烈的時代特色之下，沒有純粹的色情書，也沒有單純的烏托邦，一切情節(jié)都在對王權與教會的諷刺這一背景下展開。
  　　
  　　經(jīng)過達恩頓的梳理，我們看到這幾部書之所以大獲成功，就在于它們在敘事過程中將當時的種種社會現(xiàn)象與讀者所能接受的觀念完美地結(jié)合，并每每對讀者進行點撥，引導他們接受書中的某些解釋，盡管這些解釋不過是將讀者自己曾產(chǎn)生過的模糊認識明確化。在閱讀過程中，讀者獲得的不止是共鳴，還有一種對現(xiàn)實“豁然開朗”的認識，盡管這些認識后來不被歷史學家們承認，或被他們證明多數(shù)是不符合史實的。
  　　
  　　顯然，達恩頓并沒有滿足于這樣的發(fā)現(xiàn)，他注意到,這三部禁書雖然都是通俗讀物，可其與啟蒙思想之間有著若隱若現(xiàn)的聯(lián)系。曾有學者指出，啟蒙思想家的作品在大革命之前閱讀量不大，接受率不高，達恩頓對此觀點并不贊同。在書中，他通過文本的對比，發(fā)現(xiàn)了這幾部暢銷禁書中與啟蒙思想家作品相契合甚至直接搬用啟蒙思想的部分。這就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畫面：作為地下文學，這些禁書并非哲人著書立說的產(chǎn)物，但在對性與政治進行解釋時，它們借用了啟蒙思想或與啟蒙者持同一立場，從而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引人入勝，也使啟蒙思想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出現(xiàn)，被禁書閱讀者所接受。
  　　
  　　啟蒙著作與地下文學這兩種本非同類的事物，為何能夠建立聯(lián)系？我們之前對這兩類書籍的認識是否存在誤區(qū)？正如前文所說，考察法國大革命史時，我們經(jīng)常會有非此即彼的立場選擇，有關啟蒙著作和暢銷禁書的看法也許就是其中之一。在一般的認識里，啟蒙著作基于哲學和政治學層面，進行嚴肅的討論與分析；而地下文學更多只是供活躍于沙龍的人士消遣的“低俗小說”。在《暢銷禁書》中，達恩頓在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檔案中發(fā)現(xiàn)，在地下出版物的交易活動中，看不出二者有什么本質(zhì)區(qū)別，它們都通過特殊的流通渠道送到讀者手中，一個人可以既是伏爾泰與盧梭的讀者，又是色情文學與宮廷秘聞的愛好者。從這個角度來說，并不存在所謂思想上處于較高層次的啟蒙著作向下傳播到地下文學的現(xiàn)象，地下文學只不過按照自己的需要，將啟蒙思想作為解釋權力與性愛的工具而已。
  　　
  　　比如，在《開放的特麗薩》中，為了向讀者解釋性愛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作者通過神父之口，對靈與肉、精神與物質(zhì)進行哲學式的解說，這不但使神父誘騙女子進行性行為的情節(jié)更加圓滿，而且還讓讀者在閱讀到相關句子時自我脫罪，從而對自己的觀淫行為釋然。書中還通過議論的形式發(fā)表對教會秩序觀的看法，也是為相關的情節(jié)考慮，而非跳出故事來做思想宣傳。
  　　
  　　以啟蒙思想做點綴的《開放的特麗薩》讓讀者們在觀淫之余肯定了自己內(nèi)心的欲望，而《杜巴利伯爵夫人軼事》則是一部將路易十五時期宮廷史與政治史低俗化的想象。這種想象來自當時社會中的每個人，在此書出版前，有關路易十五執(zhí)政時期政治的批評及其私生活的種種傳說催生了大量的地下文學作品，《杜巴利伯爵夫人軼事》也沒有回避自己與這些作品之間的關系，甚至大量使用那些地下刊物中的內(nèi)容。其之所以能夠在秘聞小說中獨占鰲頭，就在于它將人們想象中的各個情節(jié)編織進以杜巴利夫人為線索人物的色情故事網(wǎng)絡中。通過杜巴利夫人近乎灰姑娘般傳奇式的發(fā)跡故事，以及她周旋于國王與政要間的活動，全書的情節(jié)得以線性展開，從而擺脫了地下刊物那種剪報式的單獨段落。通過情節(jié)安排，路易十五執(zhí)政后期的所有政治大事和讀者們感興趣的所有話題——宮廷淫亂、上層腐敗、政策出臺背后的黑幕、國王之死的真實原因等被組織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一段“路易十五的秘密生活”。在書中，充斥了對等級制、君主制以及這些基本制度下各種現(xiàn)象的嘲諷，作者風趣而尖銳的筆調(diào)，尖刻地諷刺貴族們的愚蠢與自作聰明的狡詐、政治的虛偽與短視，粗俗地嘲笑貴族的性無能及貴族階層混亂的私生活。這些無處不在的謗辭與啟蒙作家們的相關言論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把舊制度時期最神圣的部分視為作者眼中最大的笑話。我們無法證明此書是否受到啟蒙思想的影響，此點也并不重要，因為面對同樣的社會現(xiàn)實，產(chǎn)生相近的認識與遙相呼應的言論是再正常不過的現(xiàn)象?！堕_放的特麗薩》是對情欲和私生活領域存在的種種現(xiàn)象正式的肯定；《杜巴利伯爵夫人軼事》將性與政治熔于一爐，如水銀瀉地般將對舊制度的想象情緒化地表達出來，對整個舊制度都嗤之以鼻；《2440年》則創(chuàng)造了一個未來世界，并通過注釋將未來世界與現(xiàn)實社會進行對比。從思想上到寫作筆法上，此書也和啟蒙著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兩個世界之間的對比，更是將理想與現(xiàn)實對立，而越是對比，越表達出了作者對現(xiàn)實的絕望。不得不說的是，盡管絕望，作者并沒有徹底拋棄現(xiàn)實世界，他想象中的未來世界，如現(xiàn)實世界在水中的倒影，只是作具體問題的修正，而非另起爐灶式、重新搭建社會組織。歸根到底，《2440》無意于設計一個美妙的新世界，它只對現(xiàn)實負責，其想象中的未來世界不過是祛除了一切病癥的現(xiàn)實社會。這種修修補補的思路，導致未來世界自相矛盾之處極多，王權與貴族在書中時隱時現(xiàn)，有關社會各等級生存狀況的描述也前后抵牾。這種矛盾，正體現(xiàn)了當時人對舊制度的一般看法：這個社會充滿弊端，等級制下的社會不公令人難以忍受，但解決方案不是摧毀它，而是改良。
  　　
  　　達恩頓也發(fā)現(xiàn)了禁書并未鼓動革命這一事實，他同時認為，書籍引發(fā)革命的說法將問題過于簡單化。他試圖在學理上對地下文學的傳播網(wǎng)絡進行研究，并試著將傳播過程的細節(jié)復雜化，使之符合歷史事實。在對書籍與社會輿論之間的聯(lián)系進行考察時，他也發(fā)現(xiàn)，相對于實體化的書籍、明確的販售途徑與傳播網(wǎng)絡，讀者對書籍內(nèi)容的接受是極難把握又極難定性的，我們唯一可以確知的，只是禁書及其背后的社會觀念已經(jīng)在無形中消解了波旁王朝的統(tǒng)治合法性，從觀念層面而言，它在幾乎所有人的心中已經(jīng)死了，只剩下國家機器的軀殼——只不過沒人發(fā)覺這一點而已。
  　　
  　　在大革命到來之前，舊制度下的閱讀史中，暢銷禁書的閱讀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禁書沒有號召革命，可大革命不招而至；禁書沒有呼喚推翻王權，而國王終于被處死在斷頭臺上；禁書沒有呼喚恐怖政治，后來的革命暴政卻人人盡知。也許，禁書的寫作者、出版者與閱讀者可能都不會想到，舊制度將在不久的將來結(jié)束。禁書，是否就是神話時代潘多拉手中的那個盒子？
  　　
  　　我們不能下這樣的結(jié)論，我們甚至連禁書究竟給18世紀后半期的法國人何種程度的影響都不知道。不獨我們，相信當時的人自己也無從得知。歷史上，這樣的謎題很多，越是轉(zhuǎn)折的大關頭，越容易出現(xiàn)這樣的不解之謎。從學理層面，我們可以通過禁書對舊制度時期的閱讀史有所了解，發(fā)現(xiàn)歷史中的細節(jié)與特殊性，不但是現(xiàn)代學術的追求，也是避免對歷史問題想當然或人云亦云的保證；在感性角度，因謎題難解，才令人著迷。
  　　
  　　在對《2440》中的未來世界理想進行評論時，達恩頓不無揶揄地說，“摩西厄（《2440》的作者，引注為筆者所加）想象25世紀時不會預見到20世紀的恐怖，他也不能知曉烏托邦的想象會從2440年行至1984年?！钡拇_，書籍預言不了什么，即使做出預言，在一兩百年之后，又會被新的預言所擊破——但是，歷史當事者卻認為書中的預言已經(jīng)足夠美好。這種預言當事者的尷尬，會隨著時光的逐漸逝去而與日俱增，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個預言的實現(xiàn)，反倒恰是它們的破產(chǎn)。歷史的后來者回望當時人面對預言時的憧憬，就會發(fā)出狄更斯一樣的感慨：
  　　
  　　“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日；我們面前無所不有，我們眼前一無所有。”
  　　
  　?。ū疚淖髡呦抵袊嗣翊髮W國學院講師）
•   　　
  　　
  　　
  　　1959年夏天，20歲的大學生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紐瓦克《星象報》當見習記者。他來自一個記者家庭，父親本是《紐約時報》的通信記者，在二戰(zhàn)時被殺害，母親此后也加入《紐約時報》，從記者一路升至婦女版責任編輯。對于達恩頓來說，子承父業(yè)是家人對他的殷切期待。達恩頓在《星象報》的具體工作是去警察局蹲點，為老記者跑腿，收集警務報告，有機會的話就撰寫幾篇犯罪新聞。在這個行當里，他上手很快。即便是1960年在哈佛畢業(yè)、并獲得一筆獎學金去牛津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他也是《紐約時報》在牛津的特約記者，夏天則是《紐約時報》駐倫敦的替補通訊員。1964年博士畢業(yè)后，他回到紐約，馬上成為《紐約時報》的正式記者，專事犯罪報道。每天，他要在警察局泡上很久，“為了打發(fā)謀殺案和持械搶劫案之間的時間”，他閱讀了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深諳“新聞文化”的他知道，不能在其他記者前堂而皇之地閱讀這本“大書”，因此他把書藏在《花花公子》里面。一年以后，哈佛向他提供了一個為期三年的研究職位，出于對布克哈特式史學的仰慕，他接受了。但是在家人看來，放棄記者職位去當大學教授，實在是“有損門楣”。好在，比他小兩歲的弟弟約翰·達恩頓后來成為《紐約時報》知名記者，算是了卻了母親的心愿。
  　　
  　　羅伯特·達恩頓沒能成為一個好新聞記者，但是他成了一個好歷史學家。從1968年至2007年，他是普林斯頓大學歐洲史教授。1999年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從普林斯頓大學榮休后又被聘為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達恩頓是英語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國史專家之一，也是文化史、閱讀史、心態(tài)史領軍人物，寫有十余部著作，被譯為十余種文字，獲得多項學術獎和圖書獎。
  　　
  　　在接受同行瑪利亞·帕拉蕾絲-伯克采訪時，達恩頓說：“我認為，所有歷史學家都應該有一段時間來為報紙報道強奸、謀殺和持械搶劫?！?理由大致如下：首先，新聞報道與歷史敘述一樣，強調(diào)準確性，“必須把事實搞對”。其次，新聞報道尊重讀者，比如《紐約時報》要求不使用術語而以生動直接的方式寫作，“按照一個12歲女孩的閱讀水平來寫”，這符合新史學對史學“文學性”的重新肯定。第三，新聞寫作受長期形成的文化規(guī)范制約，編輯部后臺的新聞生產(chǎn)有著大量標準化和定型化的東西，這啟發(fā)研究者關注“文化場域”的重要性，并直接通往“新文化史”。第四，新聞報道特別是犯罪報道關注社會的“中低層面”，達恩頓說：“我對于哲學體系從一個哲學家手中傳到另一個哲學家那里的方式并沒有強烈的興趣。讓我覺得有意思的，是普通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并找到某些辦法來克服苦難和他們周遭的環(huán)境。” 這種“平凡視角”，與新史學對日常生活和經(jīng)驗的關注殊途同歸。
  　　
  　　在史學領域里，達恩頓崇拜的“英雄”是布克哈特、赫伊津哈、馬克·布洛赫，可能還有半個克利?！ぜ獱柶潯谄樟炙诡D大學的同事，從吉爾茲那里他借鑒了文化人類學方法，研究人們集體想象的方式。除了“理論裝備”，達恩頓的“史料裝備”更為令人艷羨，他“發(fā)現(xiàn)”了18世紀瑞士最大的法文出版公司——納莎泰爾印刷公司檔案庫中沒有人碰過的5萬份信件和成架的賬簿，這些資料包含了閱讀史各個方面的信息：如何對待作者、如何生產(chǎn)紙張、如何處理文稿、如何排版、如何印刷、如何裝箱運輸、如何討好當局、如何給銷售商供貨、以及如何滿足1769-1789年間遍及歐洲各地的讀者。最關鍵的是，這批史料通向一個宏大問題：為什么1789年發(fā)生了法國大革命？啟蒙運動與革命之間是什么關系？書籍真能引發(fā)大革命嗎？達恩頓用二十幾年時間鉆故紙堆，仔細研究了全部納莎泰爾資料，輔以其他文獻，撰寫了一系列新文化史著作，集中關注啟蒙時代的知識分子、書籍和公共輿論。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本：《啟蒙運動的生意》（1979）、《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1982）和《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1996）。
  　　
  　　《啟蒙運動的生意》副標題是《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故事始于大出版商勒布雷頓邀請自由撰稿人狄德羅主編《百科全書》，狄德羅又邀請了200余名學者，最后編出的《百科全書》達28卷，包括71818個條目和2885幅圖版，“成了裝飾頭腦和客廳的絕妙尤物”。盡管早期有政府的禁令和迫害，但是經(jīng)過默許階段和保護階段，印行《百科全書》成了一樁特大生意。在1789年以前，所有的出版商大約印刷了24000部《百科全書》，在那個時代這是個驚人的數(shù)字，其中至少11500部到了法國讀者手中，成了法國最暢銷的著作。從經(jīng)濟角度來看，出版商最初的投資大約7萬里佛，收益高達250萬里佛，是投資的35倍。戲劇化的是，《百科全書》一直被認為是啟蒙運動的物質(zhì)客體、法國大革命的思想發(fā)動機，但是達恩頓則揭示了此中的商業(yè)驅(qū)動性質(zhì)，以及政府“保護”啟蒙運動的“悖論”。
  　　
  　　《百科全書》因其售價高昂、體積巨大，基本屬于貴族和大資產(chǎn)者的讀物。換言之，那些擁有《百科全書》的“高尚的讀者”，更有可能是未來大革命推翻的對象。這一推演恰與另一位史學家喬治·勒費弗爾在《法國大革命的降臨》中表達的觀點趨于一致：法國大革命可以被重構(gòu)為四個相互關聯(lián)的革命——貴族革命、資產(chǎn)階級革命、民眾的革命和農(nóng)民革命，貴族發(fā)動了大革命，平民則完成了它。如果說，《百科全書》并沒有導致雅各賓主義，那么又是什么書籍使平民走上街頭呢？達恩頓通過《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給出了答案：格拉布街（Grub Street）上衣衫襤褸的末等文人所創(chuàng)作的“地下文學”。文壇總是劃分等級，在當時，文壇的一端可以稱為精英云集的上流社會，包括皇室的御用文人、政府的雇傭文人、領年金的學院文人、托庇于貴族特別是貴族女性的沙龍文人，而另一端則伸向格拉布街，這里充斥著外省涌來的野心勃勃的寫手、在審查制度下周旋牟利見縫就鉆的盜版書商、斗篷下掖著禁書的流動小販。格拉布街上“文學的烏合之眾”滿懷對上流社會和上流文人的義憤，夢想著一個取消特權的、平等主義的“文人共和國”，正是因此，他們所創(chuàng)作的地下文學（underground literature）積聚了叛逆的力量。
  　　
  　　在《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里，達恩頓還是通過納莎泰爾印刷公司的資料，復原了大革命前人們“確實在閱讀”的書。18世紀法國人所喜歡閱讀的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18世紀法國經(jīng)典著作，它們既是暢銷的又是危險的，或者公開抨擊王權、或者鼓吹貨真價實的無神論、或者非常色情、或者同時兼有以上三者。對君主制、宗教和道德的攻擊，混合著色情段子和政治笑話，為革命準備了一種顛覆性社會心態(tài)。法國大革命“不是盧梭的錯”、也“不是伏爾泰的錯”，《社會契約論》和《哲學書簡》這類嚴肅著作不是射向巴士底獄的炮彈，真正具有威力的是《開放的特麗薩》，寫修士和修女尋歡作樂，細致的淫穢描寫，顛覆了宗教的神圣；還有《杜巴利伯爵夫人軼事》，寫一個出身貧寒的女主人公如何從妓院一路睡到王宮，成為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婦，這種丑聞紀事直指凡爾賽的腐朽和國王的無能；還有《 2440年，一個夢想，假如夢想不虛》，寫一個1768年的紳士穿越到了2440年，以烏托邦的美好反襯現(xiàn)實的丑惡。頗有有趣的是，無論是色情文學、丑聞紀事，還是政治宣傳、誹謗作品，在地下文學這個世界里，都歸在一個標簽之下：“哲學書”。這個復雜的代號不僅是出版商和銷售商在用，警方和作者在用，甚至書中的人物也在用——《開放的特麗薩》中，男女主人公在兩次歡愉的間隙，一本正經(jīng)地討論哲學，有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對話，有些段落根本就是從真正的哲學論著中照搬過來的。達恩頓指出，在“哲學書”這個標簽之下，各種主題匯合起來，從各方面挑戰(zhàn)舊政權的正統(tǒng)性，“它既借助于感情又訴諸理性，利用可以自由支配的各種修辭手段影響一系列反應——義憤、惱怒、蔑視、嘲笑、憎惡?！痹谀撤N意義上，發(fā)生在人們頭腦和心靈中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大革命。
  　　
  　　在大革命的前兩年里，大約350種報紙在巴黎驟然出現(xiàn)，把上流社會的報刊擠出了市場，而為了印制這些報刊還有大量的小冊子，冒出來約200家印刷工場。在某種意義上，法國大革命是一場“印刷業(yè)的暴動”，格拉布街推翻了上流社會，達恩頓指出，“這是一場文化革命，它創(chuàng)造了新的精英，給他們提供了新的就業(yè)機會”。在格拉布街的“文學賤民”中，誕生了未來最有影響的政治家們——米拉波、布里索、馬拉、羅伯斯庇爾、德穆蘭、埃貝爾。前新聞記者羅伯特·達恩頓一直希望寫一部大革命前新聞和媒體的歷史，可能要聯(lián)系他的個人經(jīng)歷，才會知道這也是他曲折的、對新聞記者這個行當?shù)囊笠笾乱狻?br /> 　　
  　　
  　　
  　　
  　　
•   　　法國大革命是怎么爆發(fā)的？讀過中學歷史課本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個思想自由的時代，人人熟讀伏爾泰、盧梭，為了尊嚴與正義，他們勇敢地站起來反抗暴政。
  　　
  　　作為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名著，本書卻推翻了這個想象的歷史。羅伯特?達恩頓致力于從更多元的角度去看過去，為此，他沉浸在故紙堆中達25年之久，他為我們提交的大革命前法國的暢銷禁書單令人跌破眼鏡——盧梭等并不是桂冠作家，啟蒙類書籍的銷量遠遠比不上黃色小說！
  　　
  　　這些黃色小說想盡辦法走向民間，甚至不惜插在《圣經(jīng)》等典籍中暗度陳倉。法皇確實建立了嚴格的出版審查制度，但他的檢察官們要么受賄，要么自己也經(jīng)營這種業(yè)務。零售商根本不管這些書的社會影響如何，只知道它一頁價格相當于普通書的兩頁（也有3:2和4:3等情況）。
  　　
  　　為了遮掩銷售禁書的事實，他們稱這些書為“哲學”，出版商在制作書目時，也將其稱為“哲學”，于是，盧梭、孟德斯鳩和黃色小說作家們成了盟友，后者未必看得起前者，因為在暢銷榜上，盧梭才排在第9位，還有一本黃色小說居然叫《哲學通信》（與伏爾泰的名著同名）！
  　　
  　　本書引用了一個很有趣的材料，即在警方查獲的2萬本暢銷書中，盧梭的著作只有一本！當然，這個材料有缺陷，不能看成是當時閱讀情況的真實反映，但足以管中窺豹。這是很滑稽的一幕：我們以為當年法國人民懷揣著《論法的精神》、《社會契約論》去反抗，但事實上，指導他們思想的，卻以下流故事為主。這，或者可以理解為法國大革命波瀾曲折的一個原因？
  　　
  　　羅伯特?達恩頓寫這本書的意思是，從閱讀到行動，其實有漫長的距離。從人性的角度看，大家其實都差不多，寄望或恐懼于一本書來改變歷史，不過是過度想象。
  　　
  　　古人說“坑灰未冷山東亂，原來劉項不讀書”，古往今來，顛倒蒼生的有幾個是真正的讀書人呢？歷史是多元、多線索的，以為它沿著一個單獨的脈絡演進，用簡單邏輯就可以把握它的趨勢，結(jié)果必然走向狹隘與愚昧。與其這樣，就不如更開明地看待一切，用懷疑論的眼光替代決定論，或者更接近事實。
  　　
  　　超越想象的歷史，回歸本然的歷史，本書有助于打破我們頭腦中的“規(guī)律崇拜”，總之，正是一群更愛看黃色小說的人們推翻了皇帝，攻占了巴士底獄，他們一邊意淫，一邊順手就創(chuàng)造了新時代。
  　　
•   　　羅伯特·達恩頓在《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中提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書籍引起了革命嗎？達恩頓提及這個話問題的時候意指了一種實實在在的流血暴力革命。在我們的習常觀念中，法國大革命與啟蒙思想運動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后者為前者提供了思想積淀，尤其是通過閱讀我們現(xiàn)在早已熟知的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等一大批啟蒙運動思想家的著作。
  　　
  　　盡管達恩頓已經(jīng)在他的眾多細致入微的文化史和閱讀史研究中對這種簡單的因果論觀點提出了異議，但書籍引發(fā)革命的觀點讓我意識到了另外一個層面上的意義：關于書籍本身的革命?，F(xiàn)在越來越多的話題集中在電子書代替紙質(zhì)書上，人們對書籍的未來愈加悲觀，它的生命要走到了盡頭，被革命即將發(fā)生。但在遙遠的閱讀史上，是否也有過了類似的閱讀革命的發(fā)生？
  　　
  　　有圖書史學者提出一種說法，歷史上第一次影響深遠的閱讀革命發(fā)生在十八世紀末。按照這位學者的說法，從中世紀到十八世紀，人們的讀書方式一直是以精讀為主，因為手頭只有那么零散的幾本書，比如說《圣經(jīng)》之類的。而且他們讀書往往是以“說書”的方式進行，識字的人有限，只有通過當眾朗讀和解讀才能深入人心。但從十八世紀開始，隨著印刷業(yè)的發(fā)展，街頭小報的誕生，人們開始接受少數(shù)經(jīng)典以外的新聞、八卦、小說。閱讀的方式從精讀到泛讀，閱讀的目的也變得多種多樣，閱讀的口味也是眾口難調(diào)。達恩頓在《拉莫萊特之吻》中提到這種變化時說：“到了十九世紀，隨著機器造紙、蒸汽印刷機、林諾排字工藝和全民教育的出現(xiàn)，大眾性的閱讀開始蔚然成風。但這股風氣其實在十八世紀末就已初露端倪。這事情最根本的變化體現(xiàn)在可讀的東西越來越多樣化，而不是泛讀取代了精讀?！?br /> 　　
  　　閱讀的多樣化意味著思想的大一統(tǒng)局面難以控制，人們通過閱讀察覺到生活的另類和多樣的可能性。當統(tǒng)治者再想靠一本《圣經(jīng)》和灌輸?shù)淖诮趟枷爰s束人們的頭腦時，他們發(fā)現(xiàn)了失控的危險。沒有人在輕易相信那一套謊言，思想深處的革命蠢蠢欲動，階級之間的對立沖突時有發(fā)生。也正是此時，統(tǒng)治者開始意識到了書籍的危險力量，查禁圖書、審查制度、意識形態(tài)的鉗制成為了廟堂對民間文化審視的常態(tài)。
  　　
  　　羅伯特·達恩頓不但是研究法國史的著名學者，也是文化史和閱讀史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他的《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和《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就是綜合研究法國大革命與文化閱讀史方面的絕佳成果。上文提到他對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之間這種簡單的因果論調(diào)提出了異議，這是因為他發(fā)現(xiàn)，我們現(xiàn)在視為法國啟蒙思想經(jīng)典行列的盧梭和伏爾泰等人的哲學著作在當時并不流行。無論是從書商的角度，還是從普通讀者的角度看，大革命前夕，人們的閱讀視野中接觸到的地下文學以色情文學、丑聞紀事、政治宣傳、誹謗作品為主——當然，這也是當局查禁的主要方向。我印象深刻的是這樣一種說法：當時有位書商因為在店里出售各種禁書和有害文獻而被捕。警察審問這位犯人，讓他解釋在查禁的書信中常用的令人困惑的術語：“哲學物品”。這位書商的回答是：“圖書交易中表示所有違禁物品的習慣說法?！闭軐W書，即專指那些給地下書商帶來麻煩而必須謹慎處理的書籍，而不是我們現(xiàn)代意義上盧梭們與伏爾泰們留下的經(jīng)典之作。
  　　
  　　達恩頓在《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中提到我們對過往書籍的一種誤讀：“那些書并非如他所想的僅僅是‘哲學’著作，也不單純是疏于認識政治現(xiàn)實的抽象論文。如同我們所了解的那樣，擴散的最廣泛的非法文學作品包括揭露丑聞的新聞、社會評論、政治辯論、下流的反教權言論、烏托邦幻想、理論推斷、低級色情——這一切雜亂地共居于‘哲學書’這同一標簽之下。其主題如此這般匯合起來，相互重疊，以便從各方面挑戰(zhàn)舊政權的正統(tǒng)性。這種挑戰(zhàn)由于發(fā)生在法律允許范圍以外，所以毫無節(jié)制。另外，它既借助于感情又訴諸理性，利用可以自由支配的各種修辭手段影響一系列反應——義憤、惱怒、蔑視、嘲笑、憎惡。”在這個十八世紀的語境中，哲學與色情的功能是一樣的，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也許色情文學帶來的革命性比哲學書籍更為重要，因為他的普及意義如此普遍，如此大眾——回想一下電影《鵝毛筆》中的薩德，就知道大眾對一個色情作家的追捧程度絕不是盧梭和伏爾泰所能比擬的。自由與放蕩如此融洽地聯(lián)系到了一起，乃至隨著時間的流逝，革命發(fā)生后，一切歸于沉寂，那些危險的書籍大多數(shù)的命運沒有任何改變，依然被查禁、封存、銷毀，僅留的愈加晦澀的登堂入室成為我們今天的哲學經(jīng)典。
  　　
  　　閱讀的革命往往是從隱喻的意義發(fā)生，然后過度到粗暴的現(xiàn)實革命。被遮蔽的書籍，被湮沒的命運，被迫害的文學，被滅絕的民族，他們的生存，被政治這只看不見的手硬生生攥到手中，風雨飄搖，無力依存。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如果說書籍多舛的命運沒有改變，更深刻的表現(xiàn)就是消弭在納粹與戰(zhàn)爭的硝煙之中。
  　　
  　　在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納粹分子上臺不久，就成立了德國圖書館管理員聯(lián)合委員會，其目的是：與“文化布爾什維克”作斗爭，在德國圖書館里禁止借出布爾什維克書籍、馬克思主義書籍以及猶太人書籍。委員會的首腦人物是沃爾夫?qū)ず諣柭┦?，他開始鼓吹所謂的“捍衛(wèi)德國文學的民族性”，先是在報刊上刊登最有威脅性和非德意志精神的作家姓名，隨后，這份名單繼續(xù)擴充和分類，成為了納粹焚書的主導依據(jù)和思想。從1933年5月10日的柏林開始，焚書運動蔓延到每一個德國的大學城。此舉沒有得到任何一所大學的反對，相反，這項“偉大的創(chuàng)舉”其實正是由那些在校的大學生發(fā)起的。那些真正懂得知識和書籍命運的人反而懂得如何毀滅它，這也是一種歷史的反諷。
  　　
  　　在《焚書之書》中，德國作家福爾克爾· 試圖挽救這些被焚燒的書籍及其作者被歷史遺忘的命運。但是我們透過這本書看到的只是一個個作者語焉不詳?shù)慕榻B以及他們失落的作品的書名和故事的大概。我們見到這些書，只看到一個簡陋的書目。焚燒的書注定不會被尋覓到，只有在想象的空間中，他們的流風遺韻才會被某些人記得。
  　　
  　　本雅明說，書籍自有命運。大多數(shù)情況下，書籍的命運都是撲朔迷離，失落多舛。我們的文學史注定只能書寫保留的部分，殘缺的部分留給想象的虛空。寫到這里突發(fā)奇想，如果書籍沒有承載人類的思想，沒有蘊藏革命的危險，它的命運是不是會改變很多？但是，如果書籍沒有思想的言辭，沒有自由的生命，沒有想象的瑰奇，沒有虛構(gòu)的未來，沒有參差多變的可能性，我們要閱讀還有何用？
  　　
  　　思郁
  　　2012-5-17書
  　　
  　　
•   這些禁書和前蘇聯(lián)的政治笑話異曲同工。
•   焚書坑儒的原因？
•   “他們一邊意淫，一邊順手就創(chuàng)造了新時代?！边@句真是妙～
•   屌絲的逆襲。。。。。。。
•   思郁兄何不把標題改為《寫作真的可以刪恫顛蝠國家正權嗎？》
•   含蓄點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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