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精神

內(nèi)容概要

本書選了徐先生的六十一篇文章，其中，半數(shù)以上是懷人、憶舊和悼念之文；所憶所念的對象多數(shù)是徐先生的師友，個別未曾親與過從的，徐先生也都從個人角度刻畫印象和抒寫感受，所以這些文章，讀來篇篇都使人感到親切有味，仿佛能觸摸到具體。或者可以說，這里有一冊一個個知識分子的肖像合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就從這冊合集里透露出來了。    六十一篇文章編為七組，每組的標題是編者加的。第一組“歷史的觀察”，其中有兩篇是為宋儒朱善畫像。第二組“新潮涌起中的舊學”，前三篇分別憶念徐先生早歲在武漢求學時的三位老師，劉鳳章、王季多和黃季剛。當時正值五四前后，新學思潮涌來之際，三位舊學先生力學敦行的風貌，在徐先生的筆下栩栩如生。另有一篇《五四運動的一個角落》，徐先生回憶了在武漢時受到五四運動影響的情況，寫出了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guān)系；北京與上海是新文化運動在先，五四運動在后，而武漢則是“因有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才成為社會上的一股洪流”。這樣的回憶，能把讀者從只知“德先生”、“賽先生”的抽象認識中，一下子拉回到歷史的現(xiàn)場。第三組“共擔文化生命”各文，是徐先生對熊十力、馬一浮、唐君毅等同道師友的憶念；最后一篇《（民主評論）結(jié)束的話》記敘了創(chuàng)辦《民主評論》雜志的始末和甘苦。第四組“典型種種”五篇文章，分別談吳稚暉、魯迅、章士到、余嘉錫、殷海光五位學人，可以分別看作五種知識分子的典型。余嘉錫之外的四位，不僅有學名，有文名，更都是社會上的大名人，但徐先生最欽重的還是“埋頭閉戶，不務(wù)聲華，認真治學”的余嘉錫先生，稱其為“一個偉大知識分子”。第五組“懷人感逝”十一篇文章，所憶念的人，大陸的讀者多不熟悉，借此可以了解徐先生播遷以后的交游。第六組“東海西?！?，有的記日本的山人人物，有的談對日本知識分子的看法，有的談西方的知識分子，如愛因斯坦、湯恩比、畢加索。第七組“青年與教育”，徐先生的儒者襟袍中，始終裝著青年一代，大至“青年往何處去”的方向問題，小至初中入學的國文試題，他都以一顆拳拳之心，坦陳已見。

書籍目錄

一、歷史的觀察   在非常變局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古人在危難中的智慧   朱熹與南宋偏安   朱元晦的最后   方望溪論清議 二、新潮涌起中的舊學   憶念劉鳳章先生   王季薌先生事略   關(guān)于黃季剛先生   五四運動的一個角落 三、共擔文化生命   悼念熊十力先生   遠奠熊師十力   如何讀馬浮先生的書   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之回向——壽張君助先生   我與梁漱俱先生的片面關(guān)連   憂患之文化——壽錢賓四先生   悼唐君毅先生   張教授丕介墓志   《民主評論》結(jié)束的話 四、典型咱種   紀念吳稚暉先生的真實意義  漫談魯迅——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文學會的講演稿  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性——悼念章士釗先生  一個偉大知識分子的發(fā)現(xiàn)  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五、懷人感逝   在中國最成功的一個美國人——蕭查禮博士  沉痛的追念   知人不易——我現(xiàn)在才認識成舍我先生  一個偉大的中國的臺灣人之死——悼念莊垂勝先生  懷念溥心畬先生  溥心畬先生畫冊序  痛悼道鄰兄  感逝  悼魯實先教授  悼念葉榮鐘先生  悼念戴君仁教授六、東海西海   日本真正的漢學家安岡正篤先生  京都的山川人物——東京旅行通訊之七  從“外來語”看日本知識分子的性格——東京旅行通訊之四  一位法國人士心目中的中日文化異同  歐洲人的人文教養(yǎng)  科學與道德  知識良心的歸結(jié)——以湯恩比為例  畢加索的時代  再論畢加索  一個新的探索七、青年與教育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憶念劉鳳章先生                             一    我是一個任天而動的人，許多親身經(jīng)歷過的人與事，當時并不能領(lǐng)會他(它)存在的意義，直到境過情遷，才在追憶中涌起萬千惆悵。近五十多年來常常想到我住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時的校長劉鳳章先生，總感到真正以宋明儒講學精神辦學校的，民國以來僅有他一人。這在教育史上、在儒林傳中，都應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他生時，被一時浮薄的風氣所淹，死后又因“樹人不善為名”而聲名漸漸湮滅，使我心里有說不出的歉疚。    宋明儒講學的精神，或者可以三端來加以概括：第一，他們講學的動機是來自繼往開來的真實責任感。第二，他們所追求的是要能證驗之于身心，證驗之于社會的“真知灼見”。第三，他們要培養(yǎng)出的是在人格上能擔負得起人類運命的考驗。劉先生所處時代不同，但用心未嘗不是一致的。    劉先生從一九一五年擔任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校長一直到一九二一年。這中間因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而一度辭職，因不愿卷入新舊之爭而又一度辭職；兩次辭職不久，皆被學生熱烈歡迎返校；但終因厭惡新舊之爭，實際是厭惡飯碗之爭，而于一九二一年一去不復返。我是一九一八年秋季考入一師，于一九二三年上季畢業(yè)的。他當我的校長只有三年，也只有這三年讀點書；以后兩年，便在我完全不能了解的學潮中斷送了。    劉先生篤信王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之教，生活清嚴，言笑不茍；但對人周到懇篤，來往總是步行，極少坐人力車；冬天只穿綿袍，我曾看到背上脫了縫，絕不穿皮襖。大家稱他為劉陽明；排擠他的人，說他是“作偽”。他在上修身課時曾向我們說：讀書人要能站得起來，不走上升官發(fā)財?shù)睦下?，首先必從生活儉約上立根基。生活一任意，便易流于放侈；生活放侈，行為不能不隨之邪僻。我們只要相信是對的便去做，不怕人罵為作偽；守之終生不改，不就是真的嗎？    我們一進學校，便由學校發(fā)給兩套灰布制服，經(jīng)常要穿得整整齊齊。衣服都是自己洗。他校的學生，稱我們?yōu)椤案茏雨牎?。因武漢當時駐扎的都是北洋軍隊；軍隊中有專搬運東西的“長夫”，出街時常成隊的背著一條粗長的竹竿，我們的制服，和他們非常相像，較之正式士兵穿的要差一等。因此，當時的女學生有兩句流行的話：“文華文而雅，一師窮而鄙?！蔽娜A書院是教會辦給有錢人子弟住的，穿的是青白兩色的嘩嘰呢制服，和我們比起來自然文而雅了。但我們當時并不覺得自己是窮是鄙。                              二    在食堂里，六人一桌，四菜一湯，要坐得整整齊齊的吃。早上老是吃稀飯，所以有人開玩笑，把“師范生”稱為“稀飯生”。學生只有星期三的晚飯后，才可出街，九時以前一定要返校。只有星期天下午一時才放假，八時以前一定要返校。上自習，下自習，都有一定時間，不僅由校監(jiān)常來巡視，校長也常來巡視。以后因為有的學生太用功，自習下得太遲，早上起得太早，以致健康發(fā)生問題，所以巡視的目的，不僅在警告不用功的學生，同時也勸告太用功的學生。一連兩年，死了兩三位考第一的同學，在開追悼會上，劉先生都是聲淚俱下。    我們那一次共收了三個班，三個班中特以一班為英文班，給有志、有力升學的以升學的便利。其余的特別重視國文、歷史、地理、修身等課；修身由劉先生自己擔任，編有講義；他上課時常是把書上的道理和時下的情形，兩相對照，痛下針砭。他卑躬折節(jié)的去請好老師；我們班上是安陸一位對古文甚有研究的陳先生（忘其名）講授國文；講到重要的地方，把書一掩，手在案上輕輕一拍，以贊嘆的口氣，拉長了腔調(diào)說：“你們看??！看古人的文章怎樣的寫法??！”由一位對周秦諸子很有研究，但一說話臉便紅的李希如先生改作文，他常出富有啟發(fā)性的大題目；我們班上的周德本同學，大家稱他為“周大頭”，一篇文章總是兩三千字，老是第一；但我們當時并看不懂；可惜他畢業(yè)后早死了。沔陽的一位傅先生講歷史，大家稱他為傅聾子，他非常佩服章太炎，講堂上常向我們提起。這都是一時之選。后來也聘請了黃季剛及劉伯平兩位先生教文字、聲韻的課，他兩位似乎不太瞧得起講文字學的魯潤九先生，但魯先生實在講得有聲有色，能引起學生興趣，我們私下稱他為魯瞎子。也重視習字，有一定的要求?？偟恼f起來，我們的功課都很扎實。    星期天上午由十時起，在大禮堂由劉先生自己講程伊川《易傳》；還常請在英文班教課的李立夫先生講演；李先生是一位異人，到過很多地方，家庭一切事情都夫妻兩人自己做。他把在各地收集的小物品，例如他在桐柏縣一株古柏上拿到的幾片樹皮，和他自己做的布鞋給我們看。以后又請些新人物來講演，有如李漢俊向我們講要建設(shè)必先破壞等。這都是自由聽講。    但是劉先生還非常重視“體操”。除一般的體操外，一定要練“兵操”；學校有百幾十枝舊步槍，還有用木做的步槍。所以“馱槍”、“槍放下”、“瞄準”，是每個星期都有的。他又提倡拳術(shù)，由一位早期畢業(yè)的湖南趙先生教；每天教拳的時間，總是天曚曚亮開始，到早晨時收功。練拳的同學固然起得很早，不練拳的也一大早起來跑步或用功。    劉先生深感于“儒者必先治生”，及提倡工業(yè)應由個人做起的主張，所以鼓勵同學們由課室的手工業(yè)，擴充到帶有市場性的手工業(yè)；有部分同學做得很熱心，成立了什么社、什么會，小規(guī)模做牙粉、粉筆、油墨等類的東西，由學校率先采用，再推之社會。他希望以師范學校兼具備職業(yè)學校的功能。                                   三    當時學校圖書館的線裝書有二十多萬冊，到圖書館借書看書的風氣很盛。我們班上的國文程度，現(xiàn)時沒有哪一個大學的中文系能趕得上。我在前兩年，作文成績總是倒數(shù)第幾名；到了第三年才爬到前三名。學校的氣氛，諧和而充實。    但新的風氣，吹到了武漢，新人物要破舊立新，把劉先生當作舊的大目標，由校外的攻擊，滲人到校內(nèi)。首先說劉先生排斥新知之士，其次是說對學生管得太緊，妨礙了自由發(fā)展，劉先生在這種壓力之下，也一次聘請了幾位北大武高畢業(yè)的當教員，但被學生瞧不起。攘擾漸次代替了和諧，劉先生憤而辭職，被大多數(shù)學生熱烈歡迎回來。但不到半年，攻擊之聲更盛，學生中一向佩服劉先生的也漸冷淡下來，劉先生便從此離開了學校。    劉先生字文卿，晚更號耘心、岱樵，湖北黃陂縣人。生于咸豐九年（一八五九）二月十五日，卒于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他在當一師校長以前，曾以舉人任教兩湖經(jīng)心書院、文普通學堂及方言學堂，并曾任中華大學“學長”，陳啟天、余家菊兩先生皆其弟子，亦皆有所記述，尤以陳先生《寄廬回憶錄》中記述得有意義。黎元洪聘他為總統(tǒng)府咨議，月致薪三百元，他沒有接受，把郵匯來的錢存在黃陂實業(yè)銀行。辭一師校長后，因同人之勸，以此存款在南樓辦私立蒙正小學。他常住在這里，不問世務(wù)。后因疾返鄉(xiāng)，平日以孝友為鄉(xiāng)人所敬重。他在省立國學館講授《周易》時，將數(shù)十年研究積累所得，寫成《周易集注》一書，于民國甲戌歲由一師的幾位同學印行，我曾有一部，在喪亂中遺失；年來輾轉(zhuǎn)尋覓，最近知周謙沖先生之夫人劉敦勤女士，為劉先生侄女，有一影印本，寄陳修平（啟天）先生設(shè)法印行，我非常希望此書能早日問世，以作先生學重的紀念。                                載《華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                        紀念吳稚暉先生的真實意義                               一    以政府的力量，動員全國的意志去紀念一個已經(jīng)死掉了的人，不僅是因為被紀念者，在歷史上留有確切可資斷定的貢獻；而且這種貢獻，一直到紀念他的時代，對于紀念者所應努力的方向，還有其啟發(fā)的意義。把這種意義，根據(jù)被紀念者可靠的資料，很明白地說了出來，讓所有參加這一紀念的人，都能領(lǐng)受一份益處，這是文化界所應盡的責任。我們（此處有刪節(jié)）于今日（三月二十五日）懸旗紀念吳稚暉先生的百年冥壽，這是文化活動上的一件大事。但到現(xiàn)在為止，我所看到的紀念性的文字，幾乎不是謊言，便是廢話。這可以說是以紀念稚暉先生的方式，抹煞稚暉先生的真實地存在。例如前幾天的報紙聲說稚暉先生平生很愛彈詞，所以為了紀念他，便應特別彈詞給他“在海之靈”聽；可是昨天（三月二十四日）的《中央日報》上刊有一位會彈詞而又與稚暉先生有密切交往的某位先生的文章，證明稚暉先生生前并不愛聽彈詞，所以他根本不敢在稚暉先生面前提到自己會彈詞的事；這即是最明顯地說謊之一例。又如我讀到稚暉先生是位“新儒學大師”這類的妙文時，讀完后，不知寫這類文章的人到底是在說些什么？與吳先生的平生志業(yè)，又有何關(guān)系？這即是很顯明地說廢話之一例。當然其中也有較好的文章，有如張文伯先生的一篇，即要算是好的，但這只是少數(shù)。我常想，作文的起碼訓練是，敘述一個人的生活、思想，不僅僅不可以隨意胡謅，并且也不可以泛泛地陳述為滿足，而應當把某一人之所以為某一人的特點，表達出來，這才算“著了題”，才算及了格。例如國語運動，稚暉先生是出了一番氣力的；但這是他和許多人所共同努力的事業(yè)；對于稚暉先生的生平固然有意義，但仍不足以代表他的特性。我為了使政府的這一偉大文化活動，有一明確地意義，所以便把我所了解的吳稚暉先生之所以為吳稚暉先生的特點，寫在后面。    ……

媒體關(guān)注與評論

編者前言一    徐復觀先生的學術(shù)論著和大量時論雜著中，談到知識分子的地方很多；中國長期專制政治與知識分子的關(guān)系和糾葛，尤其是徐先生注目的重點；甚至可以說，徐先生是把這一點當作中國政治的歷史問題和現(xiàn)實問題的關(guān)鍵來理解的。收在本書里的第一篇文章《在非常變局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寫于1963年，題目雖是針對當代，論述則是從歷史上一路講下來，竊以為此文可以作為徐復觀對知識分子問題看法的一個總綱。    徐復觀的看法，要義在于：一、在精神義理的層面上，儒家的正統(tǒng)是從理想主義的高度干預政治，改良政治，而決非依附于政治，做政治的仆廝。借用杜維明先生的話來說：“叔孫通之儒、公孫弘之儒與董仲舒之儒有絕大的不同。前者是曲學阿世，是反對儒家傳統(tǒng)的；后者則是想以道德理想、文化價值來轉(zhuǎn)化政治。這不能混為一談?！边@一點，與西方基督教傳統(tǒng)作為精神權(quán)威，與世俗政治權(quán)威相并立，彼此互不干涉的情況，亦自不同。二、在現(xiàn)實的層面上，由于專制壓迫和科舉誘迫，雖然多數(shù)的儒生士子沒有理想，只知追求功名利祿、人欲之私，但仍然有許多“自覺的知識分子”，懷抱“繼往開來的真實責任感”，“不以朝廷賞罰的自身，無條件地當作評判是非的標準，而努力樹立、追求在政治地位以外的人生價值”，“有自覺的知識分子，縱然生活上依賴于政治，有如黃山谷所說‘食貧自以官為業(yè)’，但決無人承認‘官’的本身，能代表人生的價值，更不會有人想把自己的權(quán)勢變成自己的學問?！?   徐復觀曾經(jīng)身處時代劇變的中心，感時傷世，痛心疾首，當其追根溯源，批評到知識分子的“墮落”時，辭氣間常常帶著相當強烈的道德義憤，但他對事情的因果關(guān)系始終有著清醒的意識。舉例說，法國作家、擔任過文化部長的馬爾羅氏1974年訪問日本，在記者會上被問及中日文化異同和中國文化的缺失時，答稱“中國沒有武士道；西歐有騎士道，伊斯蘭、印度也有，只中國沒有?！毙煜壬S即寫了一篇文章回應，他指出，《史記》的《刺客列傳》和《游俠列傳》中，那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視死如歸而又“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的人物，表現(xiàn)的是“超武士道精神”。徐先生還征引《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齊晏子前往吊唁，答問為臣者應不應為君而死的一段話：“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yǎng)!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以此表明“中國有品德的知識分子，只能當國家人民的工具，不當權(quán)勢者的‘私昵’”，其精神之高邁，又豈是“以私昵自居之道”的武士道所能企及?致于封建解體以后，“中國知識分子，在長期專制的威迫利誘下，骨日軟，氣日消，變成為偷合茍容，頑鈍無恥，以迄于今日，這是遠沉淪于武士道以下的軟體動物層，于是馬氏可切取這一部分以論定中國歷史事實的全部；而他不能了解，這是專制下的產(chǎn)物，與民族性沒有關(guān)系的?！?   人類的歷史，畢竟不同于天體的演化，也不同于物種的進化，在因果銜接的鏈條中，人的自由精神畢竟能夠采取創(chuàng)造的行動。在自然規(guī)律下，人不可以拔著自己的頭發(fā)上天；但在歷史的起伏中，精神的努力?？梢蕴崴鹤∽约?，甚至可以推動社會向上升進。徐復觀深信這一點，所以他在論定“順著科舉向八股文演進的歷史，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現(xiàn)實中作無底的墮落的歷史”的同時，又看到“宋明理學是由反科舉而反知識分子墮落的運動。他們希望從講學而能另開出一條與政治保持一種距離的知識分子的活路?！蔽覀円部梢哉f，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的志事，是宋明儒反墮落運動在現(xiàn)代條件下的復活和接續(xù)?，F(xiàn)代化的專制政治及其形形色色的派生制度，其籠罩范圍之深廣，驅(qū)迫力量之巨大，又遠勝于往古；新儒家的艱苦竭蹶，也就可想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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