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通論

用戶評論 (總計8條)

•   　　 王家范爺爺一再說，六十以前寫不出好書。（當年章門高弟黃侃就說五十之前不著書，結果：黃季剛，1886-1935?？梢娺@類話，是要窺得幾許天命之人才敢說的。）到六十二歲上，王爺爺拿出了這本《中國歷史通論》，果然是出手不凡。
  　　
  　　 揭示中國歷史特性，大抵不離兩大板塊，一是文化，一是制度。而政治又是居高臨下，包容并支配這經濟和文化，造成了所謂“政治一體化”的特殊結構類型。做制度史、經濟史的學者常常有一種印象，覺得搞文化史的大包大攬，什么都是它們排第一。其實這正體現(xiàn)出理念和制度運作之間微妙的關系。理念要變?yōu)楝F(xiàn)實，必須不斷地化為實踐上的操作。“中國歷史上不缺思想與文化的高度，但實踐起來卻不是那么簡單?！敝贫仁纷杂衅浒l(fā)展的內在理路，制度改革常常作為事后補救的手段出現(xiàn)，而理念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這一進程，是難以估量的。道德政治化的結果，到頭來往往損傷自身的純潔性。王爺爺很少提及文化史，這種觀點是滲透在他對經濟史的論述中的?？赡芤驗槲冶容^關注文化史方面，讀王爺爺?shù)臅吹辜訌娏诉@樣一種印象：即“理念的高度”與傳統(tǒng)“社會”的關系并非混融一爐，二者間的緊張之處或許更值得注意。
  　　
  　　 農業(yè)產權的界定模糊而富有彈性。產權的形態(tài)包括三個層次，一是使用權，或稱經營權；二是占有權，即“收益權”；三是所有權，即“處置權”。就中國傳統(tǒng)社會總體狀況而言，產權“國有”性質表現(xiàn)地根深蒂固，不論是自耕農還是地主私有土地，始終受到政治權力系統(tǒng)“主權就是最高產權”觀念的控制，處于“國有”的籠罩下。自然，不能憑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訓，就認定中國自來便奉行土地公有制；但也不能忽視這句話深深植根于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策略之中。在王家范爺爺看來，中國農村在面對社會主義改造時所出現(xiàn)的反抗遠不如蘇聯(lián)激烈，正是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也正因為私有制發(fā)展的太少、太不充分，缺乏健全發(fā)育的法律保障，中國商人和市民未能形成一股獨立的、可以與官方相抗衡的力量，中國進入現(xiàn)代才如此之艱難。
  　　
  　　 “如果沒有外國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能不能緩慢地發(fā)展到資本主義去？”王爺爺對此給出了篇幅不短的論述?，F(xiàn)代經濟變革產生需要的那一部分鄉(xiāng)村土壤——個體小農經濟在中國早就好端端地存在著，問題的根本就出在“農工商虞”四業(yè)哪一個都不能獲得相對獨立發(fā)展的環(huán)境。農業(yè)負擔過重是致命的問題。每王朝履變賦稅之法，不是減法，而是連加法，政府不吃虧這一條鐵律是不變的。自耕農占有的耕地，越來越畸零分散，小農經濟被滯留在維持人口自然在生產的經濟水準線上，無力發(fā)展出外延性的擴大再生產。大一統(tǒng)帝國征收賦稅，以“劫富”、“分肥”為倒向，江南富庶，蘇松常嘉湖的賦稅又畸重，略有積累，便被不合理的高賦稅所吞食。北宋以來，富戶地主最苦于各種職役，一充糧頭、解頭，即賠累衰落——小民謀生之艱，在書中處處皆是。在“地主經濟”中，政治身份性的官僚仕宦居絕對優(yōu)勢，而“地主”轉化為“異己”的社會力量，要到近代以后才稀稀落落地在東南沿海出現(xiàn)。明清以降，江南棉布產銷盛極一時，“資本主義萌芽”話題由此衍生，王爺爺卻指出，王朝政府充當了一個特殊的、長期被忽略的棉花、棉布消費的“大主顧”（宮廷、軍隊所需、實物征調、“折邊”迫使農民出售棉花），在棉業(yè)市場繁榮的背后，其實是國家財政賦稅的特殊怪胎——這正是斌斌課上提到過的，程念祺所說的“財政市場”。傳統(tǒng)社會手工業(yè)技術，多服務于皇宮官僚系統(tǒng)的大一統(tǒng)需求（“大一統(tǒng)性”），許多中大工藝系個人即興創(chuàng)造，既無理論總結，也無重復試驗，經驗高度保密，甚至為朝廷獨占（“工藝封閉性”），勞動密集型的手工部門始終產生不出技術改造的刺激機制，甚至有些節(jié)省勞力的技術也寧愿棄之不用（“勞動密集性”）。政府以行政手段介入商業(yè)，在“抑商”的口號下，與商人爭利，防止任何有可能構成對帝國集權統(tǒng)治具有威脅的集團性社會勢力形成，商業(yè)行會異化為政府代理人
  　　
  　　 王家范爺爺治明清江南史有年，一些觀點在我們今天看來或許并不新鮮——比如“封建”的定義與中歐“封建社會”對比，比如何為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萌芽”爭論，比如中國“馮建經濟長期停滯論”爭論，比如君主作為國家主權即土地最高所有權的代表，比如高賦稅阻礙農業(yè)生產的變革——但王爺爺是是這些學術熱點的親歷者，而且常常不是領頭者便是終結者。到了退休返聘的年紀，把自己學術盛年研究成果和思考軌跡發(fā)表出來，又是另一番味道。
  　　
  　　 除了社會經濟史，王爺爺?shù)臅羞€涉及一些關于社會結構和通史寫作的論述。王爺爺講社會史實在是不帶勁兒，我就不說了。通史方面，王爺爺寫了三個人。第一位是張蔭麟。王爺爺把張蔭麟是做梁任公“新史學”的繼承者和實踐者。張的學術以考據(jù)起家，很見功力，更難能可貴的是，“傳承而不因循，勇開風氣敢為先”。不以考據(jù)為底止，注重推出義理，這才是張蔭麟治學的個性特色，也引出了一個時代大話題：考據(jù)與義理的關系。張蔭麟的獨樹一幟，還在于他兼治哲學。史學的改造創(chuàng)新，應該借助哲學革新理論觀念和思維方法，借助社會學認識歷史上的社會構造和社會變遷，以滋補舊史學的“營養(yǎng)不足”。第二位是呂思勉先生。王爺爺同樣把他視為梁啟超的繼承者，認為《呂著中國通史》是“梁啟超構建新式中國通史理想的實現(xiàn)”。梁啟超要改造原為統(tǒng)治者“資治通鑒”用的舊國史，用新文化、新方法編寫國史，所擬《中國通史》目錄，可看出他擺脫舊史敘述獨重政治史和道德評判的努力，與呂著目錄相較，自可看出傳承脈絡。王爺爺說呂先生極具平民意識，且對社會進化向持樂觀向前的心態(tài)。呂先生深受常州今文經學的影響，而今文經學“經世”轉軌為“新史學”，是學理內在的自然脈絡。另一方面，呂先生也是較早意識到“新史學”“不重根本、急于作用的隱患”的學者。梁是國家主義者，用“國家”取代“朝廷”，也就極容易滑向新的“資治通鑒”，政權意識蓋過社會意識，將當下政見、方略的不同硬與歷史認識糾纏在一起，不重疏通知遠——可謂切中弊病。第三位便是王爺爺自己。基于史學通感，王爺爺提出了頗多獨創(chuàng)之論。如《總起》中所說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八點特質（早熟；農業(yè)產權模糊和富有彈性；血緣關系、地緣關系和業(yè)緣關系；個人崇拜根深蒂固；“政治一體化”；知識精英是社會主流力量；“大一統(tǒng)”的成功；變易觀）。
  　　
  　　 王爺爺用了四五十頁的篇幅，來討論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在王爺爺看來，這本原本為反駁“歐洲中心論”而作的書，反而落入了“中國中心論”的圈套。弗蘭克的結論是，明中后期以來，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一個白銀貿易圈，而這個貿易圈的中心在中國，每年有320萬兩白銀流入內地。王爺爺則算了一筆賬，這320萬的白銀，流入帝國財政的大窟窿，瞬間化為烏有，明中期以來，“內庫空虛，無以為繼”的呼聲不斷，絕沒有弗蘭克想像的白銀多得滿地流淌不盡之感。他提醒研究者，切不可因為弗蘭克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史無前例地高評價，便欣欣然自得。想起斌斌以前說的，對傳統(tǒng)社會傾向否定才是大多數(shù)中國史研究者的一般態(tài)度，像錢賓四那樣的樂觀實屬鳳毛麟角。對研究對象“親媽感”或“后媽感”筆觸，除了影響讀者的心態(tài)，勢必也會影響作者的結論。不管“親媽”也好，“后媽”也罷，王爺爺說了，歷史是要教人冷峻的。
  　　
•   　　篇幅太大
  　　給個鏈接
  　　http://tieba.baidu.com/f?kz=121466482
•   　　王家范教師常年在教學的第一線積累了無數(shù)的勞動成果當然更多的是他對中國歷史的不斷思考大概都集結在了這一本子了其中不乏精辟之見解我其實更喜歡他流暢的文筆比其他的前半部分的論證來說更喜歡他對于中國歷史如何走入現(xiàn)代的看法另外王家范教授的著作《百年顛沛與千年往復》是我大學的啟蒙讀物
•   呵呵,你寫的真多
•   你提那個是要黑黃侃么？哈哈哈哈哈～～
•   @巴撒 啊哈哈，我愛章瘋子他全家~~~~~包括弟子、基友
•   哈哈哈，那你追隨他門搞基去吧
•   當當11周年店慶降價啦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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