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莫言

前言

序：如何“看莫言”？張清華2012年10月9日，也就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兩天，關于他可能獲獎的消息已經(jīng)炒得很熱，我在接受一家報紙采訪的時候，曾回答他們說，“假如不考慮意識形態(tài)的因素，而真正考慮文學的因素”，假如評委們“在堅持人文主義普世價值標準的同時，也對我們的民族文化有一定理解的話，那么我認為此獎最應該授予的就是莫言”。果然，兩天后消息公布，莫言終于如愿折桂，一時間國人欣喜若狂。中國人自然有理由高興，因為按照某些邏輯，甚至按照某些常理，中國作家要得這個獎是不會順利的，然而在莫言這里卻是出乎意外地順，在他57歲的時候，讓他拿到了這個讓全世界的作家夢寐以求、讓全世界的讀者翹首矚目的獎，確實不易。而為了這個獎等到耄耋之年、甚至終生錯過的作家在全世界絕非個例，更何況，在中國作家頭上，還罩著另外的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這些年，我們所聽到的對中國文學與中國作家的批評聲音實在是太多了。這些批評有的當然是對的，但有的則是想當然的求全責備。因為在某些人那里，他們對于作家和文本的批評從來都不是出于悉心和認真的閱讀，而是出于想當然的厭惡——在他們看來，中國什么都壞，文化是粗鄙的，道德是低下的，文學是浮躁的，作家是缺少教養(yǎng)的……自然創(chuàng)作就好不到哪里。不止國內(nèi)的某些批評家，國外的學者也來湊熱鬧，如德國的漢學教授顧彬，即在很多場合說到“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莫言余華的小說在德國是通俗文學”云云?？芍^里應外合，鳴奏出一個互相呼應、很有陣勢的合聲。這些批評當然也是有道理的，沒有哪個國家和哪個時代的文學是沒有問題的，特別是在近代以來，文學變成了同商業(yè)和政治密切合謀的東西之后，文學的泡沫化與市場化變成了常態(tài)，這自然是人們詬病它的一個基本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看到，低劣的東西從來也沒有真正妨礙和淹沒一個時代最珍貴的東西，人們?nèi)匀荒軌驈拇罅康呐菽姓业近S金，從形象與故事中找到人文主義的精神和靈魂。莫言的小說就是這樣的作品——盡管從風格上他并非適合所有人。曾和許多文學圈內(nèi)的朋友討論，為什么是莫言得獎而不是別人？確乎他有幸運之處，因為中國作家中還有不少優(yōu)秀者，有較大國際影響的也不止是莫言一人，但最終獲此殊榮的卻是他。自然大家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是公認的，那就是——他的東西是“原始”的，比一切講究人工和智慧的創(chuàng)作更有“原始的靈性”和“原始的情境”，更有民間的、粗蠻的、生機勃勃和莽莽蒼蒼的的氣質，而這些最終超越了人工，也超越了思想層面的東西。形象永遠大于思想，這是文學中的定律，形象的東西、原始的形象的東西所生發(fā)出的詩意、可闡釋出的思想，永遠大于概念和思考本身。莫言正是沾了這個光，占了這個便宜。所謂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民間故事”“歷史”“當代經(jīng)驗”等，這些授獎詞中的關鍵詞，都是從這種原始性中生發(fā)和解釋出來的。當然，莫言的優(yōu)點和好處決不僅僅是這一點，他是有思想的，而且還一直在以自己的創(chuàng)作追趕中國現(xiàn)代最優(yōu)秀的作家們的思想，比如魯迅的思想。事實上，中國當代所有最優(yōu)秀的作家，或多或少地在追比魯迅的思想，如他對國民性的針砭，對人性弱點的洞悉，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批判，而且在尖銳和深入的程度上他們還有所前進，在這方面，莫言可謂是范例。他的《檀香刑》不就是對魯迅小說中“圍觀主題”“嗜血主題”的深化么？甚至，在對中國文化的內(nèi)部結構的分析方面，他比魯迅的看法有了更精細和傳神的表達——比如關于孫丙的描寫，在封閉自足的文化狀態(tài)下，他原本是一個正面的符號，一個美男子，一個貓戲名角，長著一副美髯，唱得一口好戲，他分明就是古老的東方式“田園牧歌”的標志性符號。但是，當外來的文明以鋼鐵的、強勢的、侵犯性的方式出現(xiàn)，且在中國人的生存和中國文化內(nèi)部引發(fā)了巨大危機的時候，他就變“丑”了，變成了謊稱“岳大將軍神靈附體”的裝神弄鬼者。他注定會反抗，但結局自然也就只有兩個——要么變成洋槍洋炮之下的犧牲品，要么變成失敗的內(nèi)部統(tǒng)治者的替罪羊和替死鬼。這就是中國文化內(nèi)部的裂變，孫丙的死和阿Q的死是如出一轍的，但與魯迅相比，莫言卻將這一出戲演到了極致。莫言的好處當然不止這一點，他的優(yōu)點還有很多，比如他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看法就不止是采取了魯迅的視角，而且還獲得了一個“反進化論”的視野，比如他對于更早先的中國文化的理解就不止是“吃人”，而是有充沛的生命力、有“結構性活力”的一種文化。在《紅高粱家族》中，他所展現(xiàn)的“爺爺奶奶”的生活就是如此。他們出入于紅高粱大地，“既殺人放火，又精忠報國”的性格，便是在被主流與正統(tǒng)文化規(guī)訓之前的狀態(tài)，而這種對歷史的想象，其實就是對于“將來好過現(xiàn)在，現(xiàn)在好于過去”的簡單進化論的歷史觀的一種反動。這是他更“現(xiàn)代”的地方。從“爺爺奶奶”，到“父親母親”，再到“我”，歷史不是呈現(xiàn)了我們習以為常的“進步”，而是一種可怕的倒退，一種生命的衰變和文化的頹圮。這一點，雖然不能說是莫言的獨創(chuàng)，卻是他比中國當代的革命作家們所描寫的“進步論神話”的一個反撥與補正，同時也是對于那些優(yōu)秀作家所表現(xiàn)出的反思精神的一個深化與承續(xù)。有人說，莫言和很多當代中國的作家有對“暴力”的嗜好，乍看起來確乎存在這類問題，但與此相連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是莫言憑空捏造了這些暴力的敘事嗎？如果不是，那么一個作家面對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屢見不鮮的暴力，是如同魯迅所說，“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還是無視暴力的存在，并努力做裝飾與美化的美容師？答案當然不言自明。還有人說，暴力可以寫，但作家一定要“有態(tài)度”，這也對，但是作家的“態(tài)度”既可以站出來表達，自然也可以以隱含的方式讓讀者自己去感受。我相信讀者在讀了《檀香刑》之后，不會對暴力產(chǎn)生迷戀和喜好，而會有深深的惡心和恐懼。還有，莫言的小說中還呈現(xiàn)了強烈的倫理傾向——對于民間倫理的托舉，和對于政治概念的壓抑。我之所以堅持認為他的《豐乳肥臀》是“一部偉大的漢語小說”，就是因為他在這部作品中張揚了傳統(tǒng)民間社會的美好與詩意。如果用最簡單的話語來概括，這部小說所表現(xiàn)的題旨，就是“中國傳統(tǒng)民間社會在20世紀被侵犯和被毀滅的過程”，母親所代表的人民與民間世界，在一切外來的政治與權力因素的合謀下，在一切外來力量的侵犯下，最終遭到了從肉體到精神的毀滅。僅就他所刻畫的人物看，我也認為，說他寫出了偉大的小說絕不是夸張。寫到這里似乎該打住了。關于莫言和他作品的認知，這本書里的專家們要遠比我所討論的高明。我要說的是，關于莫言的研究，在當代中國文學和作家的研究中將會成為一個久遠的“顯學”，過去就很重要，今后將會更加顯要。這當然不是就“趕熱鬧”的意義上而言，而是就莫言的重要性而言的。某種意義上，如果說中國的漢語新文學誕生以來迄今有“兩個最重要的作家”的話，那么無疑就是魯迅和莫言了，不管你承認與否，這一點將會逐漸成為不可動搖的事實。莫言的作品將會被作為經(jīng)典反復討論，其經(jīng)典化的程度將會越來越高，其意義也會越來越被放大，其研究也將會越來越多——那么這本書的價值也就會越來越明顯，雖然它只是一部應急的書，一部還沒有來得及認真和全面甄選的書?！叭绾慰茨浴?，我在最后還是得回答這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看莫言”的方式有一千種，就像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讀者有一千部《紅樓夢》，但歸根結底看莫言的方式又只有一種，那就是“看作品”。不看作品只看熱鬧是沒有意思的，莫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文學世界，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豐富而龐大的人物譜系，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種不同的敘事風格，也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獨屬于他自己的想象方式。這些，只有通過認真的閱讀，才會有真切的體會。我們要向以往所有莫言小說的研究者、批評者和闡釋者們表示敬意，他們對于文學的敏感和對于作品的解釋能力，對莫言如此迅速地產(chǎn)生出巨大的國際影響力，也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某種意義上，是莫言和批評家以及讀者們共同創(chuàng)造了他的那些作品，也共同創(chuàng)造了“莫言”這個符號。因此，“看莫言”對于批評家們來說也是看自己，對于讀者來說則是從閱讀中尋找自己的文學理解。這本書不可能提供完全和最終的答案，但卻可以是一個小小的契機，一條通往莫言和我們自己的文學世界的花間小徑。它很有風景。2012年11月，于北京清河居

內(nèi)容概要

　　本書講述
張藝謀、大江健三郎、余華、劉再復、從維熙、何鎮(zhèn)邦、葉開、李敬澤、王堯、帕慕克、基蘭?德雷達、李潔非、季紅真、朱向前、孟悅、陳曉明、孫郁、張檸、謝有順、邱華棟、張新穎眼中的莫言，由權威解讀莫言的代表作。

作者簡介

張清華，1963年10月生，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主要從事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在《中國社會科學》、《文藝研究》、《文學評論》等學術期刊發(fā)表理論與評論文章300余篇，出版《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境外談文-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歷史敘事》、《天堂的哀歌》、《文學的減法》、《存在之鏡與智慧之燈》、《猜測上帝的詩學》等著作10部。另有散文隨筆集《海德堡筆記》《隱秘的狂歡》等。曾獲省部級社會科學一等獎、南京大學優(yōu)秀博士論文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10年度批評家獎等。曾先后應邀講學德國海德堡大學（2000-2001）、瑞士蘇黎世大學（2006）/新加坡新躍大學（2007）。

書籍目錄

自述 莫言
饑餓和孤獨是我創(chuàng)作的財富——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莫言
《豐乳肥臀》解莫言
作為老百姓的寫作——在蘇州大學“小說家論壇”上的演講莫言
話說莫言從維熙
我與莫言何鎮(zhèn)邦
莫言，一杯熱醪心痛劉毅然
感覺莫言張志忠
開篇：莫言傳葉開
我拍《紅高粱》張藝謀
有追求才有特色——關于《透明的紅蘿卜》的對話
徐懷中 莫言 金輝 李本深 施放
向中國古典小說致敬莫言李敬澤
從《紅高粱》到《檀香刑》莫言王堯
選擇的藝術莫言大江健三郎張藝謀
作家之間可以互相理解莫言帕慕克基蘭?德賽
小說的倫理與要素——訪問莫言莫言張清華
游魂的復活——評《紅高粱》雷達
褻瀆的神話——《紅蝗》的意義丁帆
莫言小說里的“惡心”李潔非
被記憶纏繞的世界——莫言創(chuàng)作中的童年視角程德培
憂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論之一季紅真
莫言小說“寫意”散論朱向前
誰是我們共同的母親余華
莫言近年小說民間敘事陳思和
千言萬語，何若莫言王德威
莫言：戀乳的癡狂鄧曉芒
荒野棄兒的歸屬——重讀《紅高粱家族》孟悅
莫言文體多重結構中傳統(tǒng)美學因素的再審視張清華
莫言與中國精神李敬澤
人畜混雜、陰陽并存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陳思和
莫言長篇小說《生死疲勞》——鄉(xiāng)土中國的寓言化敘事陳曉明
敘述的極限——論莫言張清華
莫言：與魯迅相逢的歌者孫郁
文學與民間性——莫言小說里的中國經(jīng)驗張檸
顛倒的鄉(xiāng)村——再讀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程光煒
刑場背后的歷史——論《檀香刑》洪治綱
當死亡比活著更困難——《檀香刑》中的人性分析謝有順
不馴的疆土——論莫言李靜
故鄉(xiāng)、世界與大地的說書人——莫言論邱華棟
人人都在什么力量的支配下——讀《生死疲勞》札記張新穎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人們究竟在這一場面中看到了什么呢？我認為是20世紀70年代中國鄉(xiāng)村秩序的無常與混亂。這顯然是作者莫言的視角，因為這就是他心目中“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鄉(xiāng)村。他安排劉副主任、小石匠、黑孩在這里出場，是要用人物關系來暗示那即將崩潰的年代。廣大“公社社員”的精神狀態(tài)已經(jīng)松散，“悠悠逛逛地走到滯洪閘上”，村民只能通過強制手段，才肯離開村落去“出官差”，而且權力掌握者的形象也接近虛擬，“他的胳膊忽而揚起來，忽而垂下去”……我們就不得不問了，莫言這樣寫到底要做什么？ 杜贊奇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組織的精彩分析仍然能給我們的研究某種啟發(fā)，他說：“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必然需要一定的組織或權威，這便是習慣法產(chǎn)生的基礎。習慣法即村民們在勞動和生活中達成的一種默契或共識，是一種公認的行為規(guī)范或慣例。為了使契約有效，簽約時要有中人，而這一中人往往由村中的保護人充任。在土地買賣和借貸關系中，因保護人聯(lián)系廣泛，他可以將普通村民與外界人士聯(lián)系一起。在‘當面’關系為主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中，保護人所擁有的關系網(wǎng)對促進非個人的商業(yè)活動便極為重要。同時，保護人也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擁護網(wǎng)，可在文化網(wǎng)絡中為政治或名望目的而加以應用。”①該書本節(jié)是作者專門用來論述“保護人和中間人”在幾千年來中國鄉(xiāng)村社會逐漸形成的“習慣法中的權威結構”的，這些“保護人和中間人”有的產(chǎn)生于當?shù)?，是村民的“熟人”，有的可能來自外地不遠的地方，與這些村民有這樣那樣的地緣、親緣關系。在長期的勞動和生活中村民達成了一種默契和共識，產(chǎn)生了被行為規(guī)范認可的契約。這種契約支持著某種雇傭和聘用關系，如長工、短工等。然而，這一切“自然關系”在1949年的“土地改革”中走向了終結。之后緊鑼密鼓般出現(xiàn)的“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嶄新的村社關系，則把中國農(nóng)村徹底捆綁在國家機器上。事實證明，將村民社會“國家化”的設計是充滿理想色彩的，幾十年來激進的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經(jīng)驗中最為失敗的一種社會實踐，人民公社的勞動形式也是效率最為低下、人民的勞動熱情最為低落的一種文化形式。它最直接的結果，是導致了當代中國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的嚴重滯后和農(nóng)民的普遍貧困。正因為貧困，莫言對20世紀70年代最深刻的“歷史記憶”就是“饑餓”：“1976年，我應征入伍當兵，從此，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便結束了。將來會不會再次淪落到吃糠咽菜的地步呢？我不知道?！睆倪@篇小說，包括他后來的《生死疲勞》等許多小說看，他對這種“過于國家化”的鄉(xiāng)村是失望的，尤其討厭那些作為“新的鄉(xiāng)村保護人”的鄉(xiāng)村基層干部。這一歷史觀，直接帶動了我們對“傳統(tǒng)”的“保護人和中間人”與“現(xiàn)代”的“保護人和中間人”歷史關系的比較性分析。 可以明確認為，小說中的劉副主任不是那種“傳統(tǒng)意義”上的鄉(xiāng)村社會關系的“保護人和中間人”。他不是借助“傳統(tǒng)契約”這種中介因素與村民發(fā)生聯(lián)系的，而借助的是現(xiàn)代國家的“行政權力”。他是“干部”，是以高于村民社會地位之上的“保護人”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作品里的。他并不是杜贊奇所說的在“習慣法”基礎上產(chǎn)生、經(jīng)由在勞動和生活中形成的默契和共識以及通過傳統(tǒng)契約關系而出現(xiàn)的那種被廣大村民自然而然接受的“保護人和中間人”，而是一個通過強勢歷史變動而強加給前者的文化符號。正是在他身上，“人民公社”經(jīng)歷了由盛到衰的歷史巨變，“饑餓”成為他工作的某種副產(chǎn)品。如果說，傳統(tǒng)意義上的“保護人和中間人”由于與“當?shù)厝恕蹦欠N近乎天然的地緣和親緣關系，所以他們與當?shù)厝说纳a(chǎn)關系主要還是借助“契約”建立起來的話，那么劉副主任這種“保護人，，則是與當?shù)厝撕翢o地緣親緣關系（如外地派來的工作隊等），因此，他們對當?shù)厝说纳a(chǎn)關系則主要體現(xiàn)為一種“行政性的強迫”。作為小說中黑孩沒有出場的“原型”，莫言對劉副主任之類的歷史人物可以說是厭惡至極的，他通過目睹傳統(tǒng)村社關系的被破壞，親身體驗了“饑餓”和沒有尊嚴的生活，因此，他才作為黑孩、小石匠等人的“代言人”對之表不了徹底的否定。在他看來，正是這些現(xiàn)代意義上的所謂“保護人和中間人”的出現(xiàn)，才導致了他和鄉(xiāng)親們幾十年來物質與精神上的“饑餓”，經(jīng)歷了“吃不飽穿不暖”的人間恥辱。

編輯推薦

《看莫言:朋友、專家、同行眼中的諾獎得主》將魔幻現(xiàn)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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