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文選

前言

　　《新唐書·文藝傳序》：“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余風，締句繪章，揣合低印，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新唐書》對唐代文風演變的描述，基本上能夠切合唐代文壇的實際狀況，但對導致這一演變的內在原因，則語焉不詳。本文認為：文壇風氣轉變的內因，在于文學思想的變遷；而文學思想的系統(tǒng)演變，則取決于文學本體觀念的更新。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曾經將科學革命的動因歸結于范式的更新。本文認為，在文學理論范疇系統(tǒng)中，處于范式地位的正是文學本體觀念。范式的更新，必然導致系統(tǒng)的轉換。具體說來，文學思潮的變遷，必然牽動創(chuàng)作原則、創(chuàng)作方法乃至題材、體制、風格以及批評理論的變遷，唐代文風演變的真正動因實在于此?！　》妒降母聻橄到y(tǒng)的轉換提供了動因，但并不意味著系統(tǒng)轉換的最后完成。科恩《科學中的革命》曾經將科學革命的過程區(qū)分為四個階段：私下或單獨進行的思想革命，記錄或記述新的規(guī)律或發(fā)現，在科學共同體的成員中流傳這些思想，將這些思想成就進行公開交流。而最終贏得科學工作者的普遍接受（改宗），才是“從理論革命到科學革命轉化的標志”。持此以觀照唐代文學創(chuàng)作風尚的變遷，可以認為：個人話語轉變?yōu)楣苍捳Z的過程，也就是文學革命的過程；而權威性的文學選本對這一創(chuàng)作風尚的確認，應該是文學革命的標志。

內容概要

　　文學選本的終極目標，是通過入選作品彰顯選家的理論主張?！短拼娢倪x》選錄唐代散文46篇，唐代詩歌600余首。目的是通過唐代文學的變遷，窺測文學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唐代文學本體觀念以及創(chuàng)作風尚的演變可以區(qū)分為三個階段、三種形態(tài)：初盛唐時期崇尚原道的文學觀，注重鋪陳刻畫，流行形式主義批評；盛中唐時期崇尚言志的文學觀，注重即事抒論，流行社會文化批評；中晚唐時期崇尚緣情的文學觀，注重內在情性的發(fā)抒，流行心理審美批評。文學本體觀念的演變決定了創(chuàng)作風尚的變遷，唐代文學的進程，非常經典地演繹了文學革命的結構。

書籍目錄

唐代文學本體觀念的演變與唐代文學風尚的變遷（代前言）唐代散文選十漸疏滕王閣詩序代李敬業(yè)傳檄天下文史通·敘事山中與裴迪秀才書姚文貞公神道碑與韓荊州書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吊古戰(zhàn)場文右溪記奉天改元大赦制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師說進學解雜說四送李愿歸盤谷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窮文藍田縣丞廳壁記石鼎聯句詩序祭十二郎文與李翰林建書種樹郭橐駝傳蝜蝂傳始得西山宴游記鈷鰓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與元九書韓公行狀吉州刺史廳壁記樂府古題序鶯鶯傳文章論阿房宮賦上昭義劉司徒書祭小侄女寄寄文大明宮賦招野龍對野廟碑并詩讀司馬法英雄之言花間集序唐代詩歌選詠物寄興蟬詠螢詠雪應詔立春日侍宴內殿出剪彩花應制明冰篇古劍篇在獄詠蟬春江花月夜感遇詩·蘭若生春夏感遇·蘭葉春葳蕤詠燕詠柳紅牡丹相思房兵曹胡馬詩畫鷹孤雁枯棕麂春夜喜雨牡丹畫蟬新蟬戲題牡丹駑驥賞牡丹賦得古原草送別池鶴八絕句·烏贈鶴池鶴八絕句·鶴答烏禽蟲十二章繚綾病蟬錦瑟流鶯蟬鷺鷥鷓鴣牡丹白鷗詩并序奉和魯望白鷗詩喜鵲官倉鼠鷺鷥蜂鸚鵡詠香牡丹二首山水風光入朝洛堤步月山中泥溪早行羈臥山中度荊門望楚夜宿七盤嶺度大庾嶺江亭晚望湖口望廬山瀑布水山行留客揚子江樓次北固山下登鸛雀樓宿建德江夜歸鹿門歌秋登萬山寄張五題義公禪房皇甫岳云溪雜題鳥鳴硐蓮花塢鸕鶿堰輞川集并序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臨湖亭欹湖……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唐代散文選　　魏征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鉅鹿下曲陽縣（今河北晉縣西）人，遷居相州內黃縣（今屬河南）。年少時出家為道士，隋末天下動亂，魏征進獻十條密計給李密，未能被李密采納。后隨李密歸唐，任秘書丞。又勸說李績歸唐，后來擔任太子李建成的洗馬，曾勸太子除掉秦王李世民，太子未能采納。到秦王殺太子之后，又任命他為詹事主簿。李世民登基，任命他為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歷官尚書右丞、秘書監(jiān)、檢校侍中，進爵郡公。貞觀七年（633），為侍中，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再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拜太子太師，貞觀十七年（643）卒，贈司空、相州都督，謚號“文貞”?！　∥赫饔形募?，今已不傳?！度圃姟反嫫湓娨痪?，《全唐文》存其文三卷。唐高宗時王方慶編《魏鄭公諫錄》五卷，元代翟思忠編《魏鄭公諫續(xù)錄》二卷。明代彭年又補一卷，今有傳本?！　∈疂u疏　　【題解】　　本篇作于貞觀十三年（639），《通鑒》系于五月?！敦懹^政要》卷十：“貞觀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乃上書諫?！睋杜f唐書·太宗紀》，此年發(fā)生了一系列事件：三月，有星孛于畢昴。四月，云陽石燃。同月，突厥阿史那結社爾叛襲御營。又自去冬至夏五月不雨。在這一系列天災人禍的警戒下，魏征上此書，勸諫太宗克終儉約之志，以應天順人。文章分十個部分，對比太宗貞觀初年勵精圖治的政績和今天日漸驕奢的種種表現，直言無忌，驚心動魄。篇末以社稷安危、國家治亂為重，以諫動太宗，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據《貞觀政要》記栽，此疏進上后：“太宗謂征日：‘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復研尋，深覺理強辭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速n征黃金十斤，廄馬二疋。”這樣的結果，固然由于太宗能夠善納諫言，同時也說明這篇諫疏本身撼人心靈的力量。太宗評價本篇“理強詞直”，是十分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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