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人生紀實

前言

陳云同志偉大光輝的一生陳云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之一，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他的一生，是光輝戰(zhàn)斗的一生。他在七十余年的革命活動中，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建立了永不磨滅的功勛。1905年6月13日，陳云同志出生于江蘇省青浦縣章練塘鎮(zhèn)（今上海市青浦縣練塘鎮(zhèn)）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兩歲喪父，四歲喪母，由裁縫出身的舅父撫養(yǎng)。1919年五四運動的影響傳播到他的家鄉(xiāng)，他參加了罷課和宣傳活動。這一年的冬天，他高等小學畢業(yè)，因家貧無力再上學，離家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后來當店員，獨立謀生。此后，他開始接觸并接受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1925年他參加五卅運動，同年8月任商務印書館發(fā)行所職工會委員長，參加領導全館職工的大罷工，并取得勝利，隨后即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參加上海工人為配合國民革命軍北伐而舉行的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任中共青浦縣委委員、淞浦特委組織部部長等職，參加領導當地農民武裝暴動，受到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通緝。1929年春至1931年春，他先后任中共江蘇省委滬寧巡視員、省委軍委委員、省委常委兼農委書記，中共上海閘北區(qū)委書記、法南區(qū)委書記，中共江南省委組織部部長兼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省委書記等職，參加領導江蘇和上海的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5月任中央特科（擔負保衛(wèi)黨中央機關安全任務的組織）書記，9月被指定為中共臨時中央成員。1932年3月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1月，陳云同志離開上海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繼續(xù)參加黨中央及全國總工會的領導工作。在領導蘇區(qū)工人的經濟斗爭中，他深入實際，依靠群眾，糾正了當時發(fā)生的若干“左”的錯誤傾向。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任白區(qū)工作部部長，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同年夏，負責領導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軍需生產。在1934年10月中旬開始的舉世聞名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中，他擔任五軍團（后衛(wèi)軍團）中央代表，后改任軍委縱隊政委。10月20日他率五軍團十三師最后渡過于都河向湘西進軍。1935年1月，紅軍占領貴州省遵義縣城時，陳云同志任遵義警備司令部政委。在遵義會議上，他積極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會后，他撰寫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并到部隊傳達。這個提綱是在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關頭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獻。紅軍四渡赤水進入云南后，他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同司令員劉伯承同志一道指揮部隊順利北渡金沙江。1935年6月，他遵照中央的決定，作為中央代表，從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經雅安、重慶到達上海，恢復和開展黨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又受命由上海抵達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向西北戰(zhàn)略轉移及遵義會議的情況，并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他化名“廉臣”，撰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1936年3月起，先后在法國、蘇聯和中國出版發(fā)行，第一次向世界宣傳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隨后，他進列寧學校學習，并在東方大學任教。1937年4月他回國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5月，他和滕代遠同志到新疆、甘肅交界的星星峽地區(qū)接應李先念同志等率領的西路軍余部四百多人進入迪化，組織干部、戰(zhàn)士學習文化知識和軍事技術，并組建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航空隊。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陳云同志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在這段時間里，他用很大精力從事黨的建設，包括組織建設、培養(yǎng)使用干部、黨員教育、群眾工作以及秘密工作等。他先后發(fā)表了《論干部政策》、《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鞏固黨和加強群眾工作》、《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關于干部工作的若干問題》、《學會領導方法》、《關于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等重要著作，對黨的建設從理論到實踐都有重大建樹。1938年5月，他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在延安整風期間，他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任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成員之一。他從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中，提出領導者指導工作應該采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科學態(tài)度。1944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陜甘寧邊區(qū)的財政經濟工作，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卓有成效地執(zhí)行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發(fā)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繼續(xù)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8月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谷諔?zhàn)爭勝利后，1945年9月陳云同志到達沈陽，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參加領導建立東北根據地的斗爭。11月初，任中共中央北滿分局書記，后又兼任北滿軍區(qū)政委。11月底，他在起草給東北局并轉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提出，當前在滿洲工作的基本方針，應該是把武裝力量及干部分散到廣大鄉(xiāng)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戰(zhàn)略地區(qū)，放手發(fā)動群眾，擴大部隊，改造政權，建立沈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外圍及長春鐵路干線兩旁廣大的鞏固的根據地。這個正確主張，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充分肯定。同年12月，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方針以后，他用大量時間在賓縣、通河、方正、木蘭等地進行調查研究，領導創(chuàng)建北滿根據地。1946年6月，他任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7月，他為東北局起草的《東北的形勢和任務》，經東北局擴大會議一致通過并得到中共中央批準。這一決議按照中央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思想，進一步明確提出深入農村、發(fā)動農民是東北斗爭成敗關鍵的工作方針；對敵作戰(zhàn)則應遵守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時的得失，而是力求消滅敵人，改變敵我力量對比的原則，從而進一步統一了東北黨政軍的思想，使建設根據地的工作大步前進。10月，在國民黨對東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戰(zhàn)略，調集重兵進攻南滿解放區(qū)的危難時刻，他出任中共中央南滿分局（亦稱遼東分局）書記兼遼東軍區(qū)政委，提出堅持南滿斗爭的正確的戰(zhàn)略主張。在東北民主聯軍北滿部隊“三下江南”的配合下，他同遼東軍區(qū)司令員蕭勁光同志等指揮南滿部隊“四保臨江”，這一勝利為東北民主聯軍轉入攻勢作戰(zhàn)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接著又指揮南滿部隊參加對國民黨軍的夏季攻勢，同時領導遼東地區(qū)的土地改革，使南滿解放區(qū)得到恢復和擴大。1948年1月，陳云同志回到哈爾濱，繼續(xù)參加東北局的領導工作，同時兼任東北軍區(qū)副政委，后又兼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東北解放區(qū)的經濟工作，并參加組織指揮遼沈戰(zhàn)役。11月沈陽解放后，他兼任沈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有條不紊地完成了接收沈陽這個大城市的任務。中央認為接收沈陽的做法，是成功的經驗，并加以推廣。陳云同志在參加領導東北三年解放戰(zhàn)爭中，堅定地貫徹執(zhí)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的戰(zhàn)略思想、工作方針和作戰(zhàn)方針，并提出了若干關系全局的正確意見，為東北根據地的鞏固和全境的解放，為東北經濟的復蘇和大部隊順利進關作戰(zhàn)，作出了突出貢獻。1948年8月，在哈爾濱舉行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他作了《關于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報告》，10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1949年5月，他奉命到北平（今北京）參加籌組并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陳云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重工業(yè)部部長。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他長期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創(chuàng)造性地貫徹執(zhí)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fā)，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指導思想、工作方針和重大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毛澤東同志對陳云同志領導財政經濟工作的才能曾經給予很高的評價。在建國初期，穩(wěn)定市場物價，結束國民黨政權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是當時解決財政經濟困難和安定人民生活的最緊迫的任務之一。他通過調查研究，首先領導了反擊投機資本家哄抬市場物價的嚴重斗爭，很快就平抑了市場物價。毛澤東同志對此作了高度評價。隨后，根據陳云同志的建議，黨中央、政務院于1950年3月作出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由于這個決定的貫徹執(zhí)行，到4~~5月間，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統一，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價趨于穩(wěn)定，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初步好轉。這是新中國在經濟戰(zhàn)線上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接著，他針對抗美援朝戰(zhàn)爭開始后的困難局勢，提出財經工作方針，應該是國防第一、穩(wěn)定市場第二、最后才是其他各種經濟和文化支出，從而保證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勝利進行和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1953年10月，根據他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fā)提出的建議，黨和國家先后決定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實行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即統購統銷。這一重大決策的實施，保證了城市人民生活和工業(yè)生產對糧食、棉花、油料等的需要及其價格的穩(wěn)定，促進了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和個體農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保證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順利進行。1954年2月，他兼任中央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工作小組組長。他在編制和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及以后的經濟領導工作中，一貫堅持立足實際、實事求是的原則，反對不顧現實條件的急躁冒進、急于求成的錯誤傾向。他主張，建設規(guī)模必須同國力相適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定經濟計劃必須做好財政收支、銀行信貸、物資供需和外匯收支的綜合平衡，以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健康發(fā)展。他認為，只有按比例發(fā)展，才能取得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效益。1956年9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問題》的發(fā)言，對改革經濟體制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yè)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它們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yè)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其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它的補充。這是陳云同志在五十年代中期探索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一個比較完整的、富有創(chuàng)見的構想。中共八大前夕，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對陳云同志評價很高。毛澤東同志說，陳云同志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wěn)當，看問題有眼光、尖銳，能抓到要點。這個評價為全會所接受。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云同志被選為中央副主席。1956年11月，他兼任商業(yè)部部長。1957年1月，他兼任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1958年6月改設財經小組）組長。11月，他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建議，為國務院起草了關于改進工業(yè)、商業(yè)、財政管理體制的三個決定。他指出，現在集權太多，分權太少。我國人多、地大，各地情況不一樣，集權不能過分，但職權下放以后，也要注意地方可能發(fā)生的不顧全局的傾向。這是黨和政府在改革過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方面所進行的最早的嘗試。1956年9月，他兼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從1958年開始，黨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上發(fā)生“左”的錯誤，隨后我國國民經濟的發(fā)展遇到嚴重挫折，城鄉(xiāng)人民的生活發(fā)生很大困難。陳云同志較早地發(fā)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問題。1958年12月他提議，不要公布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確定的1959年鋼、煤、糧、棉四大指標，之后他又指出，四大指標是難以完成的。這些正確意見，當時沒有受到重視。1959年4月，他提出要增產節(jié)約糧食、組織城市副食品的供應、專門安排日用必需品生產、精簡城市多余職工、優(yōu)先安排供應市場物資所需要的運輸等措施，以緩和市場供應異常緊張的狀態(tài)。5月，他受毛澤東同志的委托，對當時關系經濟全局的過高的鋼鐵生產指標進行調整。此后他在因病休養(yǎng)期間，到廣西、吉林、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蘇以及上海等地，考察農業(yè)、鋼鐵、礦山、化肥等生產問題和人民群眾生活問題。他在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調查后指出，要迅速恢復和發(fā)展養(yǎng)豬事業(yè)，必須把大部分母豬下放給農民私養(yǎng)，同時要留足農民自留地。1961年春，他提出進口糧食，對幾種商品實行高價以回籠貨幣和動員城市人口下鄉(xiāng)等幾個關系全局的重大決策。在1962年1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在小組會上作了《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的發(fā)言，針對當時片面強調主觀意志的傾向，提出看問題一定要互相“交換”意見，要作多方面的“比較”，還要根據實踐經驗“反復”考慮，才能使自己的認識比較全面，比較切合實際，指導工作才能大體正確。2月，他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上作了《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講話。這個講話對當時統一全黨思想、調整國民經濟和爭取財政經濟狀況好轉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為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解決當時農業(yè)發(fā)展中所遇到的嚴重困難，他支持并提出實行包產到戶的正確建議。1962年4月，陳云同志重新出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一道，為克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消極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國民經濟有效地得到恢復并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陳云同志在這個歷史階段的突出貢獻，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公認的?！拔幕蟾锩逼陂g，陳云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當時他受到錯誤的批判，在黨內只保留了中央委員的名義。1969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一個工廠“蹲點”，長達三年之久。他在這段時間里，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特別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后寫的有關新經濟政策方面的著作，并聯系中國實際，研究了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干問題。1973年至1974年，他受周恩來同志的委托，在就外貿工作中的一些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后指出：同資本主義打交道大勢已定，要很好地研究當代資本主義。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上占有我們應占的地位。他還指出，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銀行要理直氣壯地擔當利用外資的任務。這些觀點，在當時和以后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1975年1月他被選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76年他積極參與了粉碎“四人幫”的斗爭。他曾對葉劍英同志講，這場斗爭不可避免。粉碎“四人幫”以后，在1977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同志鄭重提出和堅決支持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領導工作，主張正確認識和重新評價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他積極支持對“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批評，積極支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非常贊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提法。1978年3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陳云同志繼續(xù)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同年11月至12月間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率先提出平反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的所謂叛徒集團案件，徹底改正對陶鑄、王鶴壽等同志的錯誤政治結論，承認彭德懷同志是對黨的事業(yè)作出了很大貢獻的共產黨員，同時指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建議中央進行審查。在這次會議上，他還提出，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大進軍中，必須既積極又穩(wěn)重。他主張采取積極措施，先把農民這一“大頭”穩(wěn)下來，使之休養(yǎng)生息；工業(yè)的引進項目，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擁而上；應給各省市一定的機動財力。所有這些，對糾正當時黨內存在的“左”的錯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12月，在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同志重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并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作為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黨和國家的主要決策人之一，同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同志一道，為帶領全黨同志進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為制定和執(zhí)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為正確解決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成功地開創(chuàng)我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的新時期，作出了重大貢獻。這期間，他在若干重大的關鍵問題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觀點和主張。陳云同志大力支持鄧小平同志提出的關于科學地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的主張。他反復強調，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同志有一個無可比擬的功績，就是培養(yǎng)了一代人，包括我們在內。1979年1月，他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黨的紀律檢查機關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維護黨規(guī)黨法，整頓黨風。會議討論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草稿，提請中央審議。同年2月，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會同中央組織部開始對劉少奇一案進行復查。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決議。之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還按照陳云同志的提議并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贊同，復查了潘漢年案件，決定予以平反昭雪。陳云同志從1979年3月至1980年3月兼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1979年7月任國務院副總理。他在1979年3月寫的提綱《計劃與市場問題》中指出，六十年來，無論蘇聯還是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是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jié)”這一條。此后，他還指出，計劃是宏觀控制的主要依據，計劃包括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兩種計劃方法不同，但都要運用各種經濟調節(jié)手段。他的這些觀點，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對推動全黨同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突破我國過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曾經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針對當時我國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他和李先念同志聯名寫信給中央，提出用兩三年時間依照按比例發(fā)展原則調整國民經濟。中央根據這一建議，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使國民經濟的困難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并促進了農村經濟的改革。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所作的《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的講話中指出：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1957年以前一般情況比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錯誤就嚴重起來了。這是主體方面的錯誤，代價是重大的。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他充分肯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成績和產生的前所未有的好作用，經濟發(fā)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場搞活了。他特別指出，按照經濟規(guī)律辦事是一種好現象，同時指出國家干預也是必要的。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沒有集中是不行的，只有搞好宏觀控制，才有利于微觀搞活，做到活而不亂。否則，就會亂套，也不利于改革。他還指出，系統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首要問題。但由于改革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廣大干部還很不熟悉，在進行中還會出現一些難以預見的問題。因此，必須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他一貫主張，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要適當，不贊成積累比重過大，即建設擠生活，也不贊成消費增長超過生產增長。他在1981年底明確指出，一要吃飯，二要建設，吃光用光，國家沒有希望，這是經濟工作的大方針。他還一貫主張，從全局的利益出發(fā)，中央應該集中必要的財力。他非常重視農業(yè)問題，尤其是糧食生產，提醒大家要牢記“無農不穩(wěn)”、“無糧則亂”這個歷史經驗。陳云同志十分關心新時期黨的建設，參與制定了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的方針，提出要立即著手大力培養(yǎng)和選拔成千上萬的德才兼?zhèn)涞闹星嗄旮刹?。?980年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他提出要做好黨的領導干部交接班的工作。他說，在各級選擇合格的年輕干部，是中央書記處和全黨的一個重要任務。1981年春，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隊，使黨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能夠適應現代化建設的干部隊伍，這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的一項戰(zhàn)略任務。他多次強調，提拔使用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他反復倡導領導干部要學好馬克思主義哲學。他認為，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他再次強調，要使自己的認識比較全面、比較正確，少犯或者不犯大的錯誤，應該采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這樣的一種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他大力提倡領導干部要親自搞調查研究，廣交敢講真話的知心朋友。他高度重視黨風建設，嚴肅提出執(zhí)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他指出，黨的領導機關端正黨風，首要的問題是堅持和執(zhí)行黨章規(guī)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黨內要有民主空氣，應該允許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見。在改革開放中，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不存在“松綁”的問題。他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既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這是我們永遠要堅持的奮斗方向。他多次提醒各級領導部門，要十分重視和認真對待社會上存在的各種消極現象，兩個文明一定要一起抓。他高度重視保持社會政治穩(wěn)定，認為經濟搞不好會翻船，宣傳搞不好也會翻船。他為加強全國各黨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大團結，鞏固和發(fā)展愛國統一戰(zhàn)線；為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實現對香港、澳門主權的恢復行使，實現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傾注了大量心血。陳云同志熱切關心和要求革命后代特別是高級干部子弟保持黨的光榮傳統。早在1949年6月，陳云同志寫信給一位戰(zhàn)友的兒子，要求他千萬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并切記真正的革命功臣是全國老百姓。1983年春節(jié)，陳云同志在家里同一批建黨初期參加革命、后來陸續(xù)犧牲的烈士的子女團聚，對他們說，你們是革命的后代，是黨的子女。你們應該像自己的父輩那樣，處處從黨的利益出發(fā)，為了維護黨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這也是陳云同志對我國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陳云同志非常關心知識分子問題和教育問題。1982年7月，他寫信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要改善中年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認為不這樣做，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可能上去，生產力也不可能上去。1984年9月，他提出要提高中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逐步使教師工作真正成為社會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羨慕的職業(yè)之一。他很關心古籍整理工作，認為這是繼承祖國文化遺產的一件大事。他還關心評彈藝術的發(fā)展，鼓勵大家要“出人、出書、走正路”。黨的十三大以后，陳云同志退出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在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持黨和國家穩(wěn)定的重大決策中，陳云同志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989年反對動亂中，陳云同志旗幟鮮明地為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大量工作。黨的十四大以后，他過著離休的生活，但仍時刻關心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他特別強調，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guī)模比過去大得多、復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1994年春節(jié)前夕，陳云同志在上海發(fā)表重要談話，指出：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經濟發(fā)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然，目前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要解決這些困難和問題，首先要維護和加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就辦不成大事，社會也無法穩(wěn)定。他強調，現在的中央領導班子是堅強的、有能力的，工作是做得不錯的。全國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團結一致，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措施，把中國經濟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會主義中國是大有前途的！陳云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yè)堅貞不渝，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堪稱楷模。他始終堅持并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chuàng)造性地領導革命斗爭、經濟建設和黨的建設，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杰出的領導才能。陳云同志的思想和觀點，集中表現在他的三卷文選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給黨和人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陳云同志具有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一貫顧全大局，堅持原則，維護團結，遵守紀律，光明磊落，謙虛謹慎。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嚴謹的科學態(tài)度，善于傾聽不同意見，具有注重實踐、親自動手、踏實細致、多謀善斷的工作作風。他聯系群眾，關心群眾，尊重群眾的創(chuàng)造。他愛護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識。他艱苦樸素，克己奉公。他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內容概要

本書內容是從眾多有關陳云的圖書及相關報刊雜志上選錄的，主要收錄的是陳云同志的秘書、戰(zhàn)友、同事及親屬的回憶文章及專著，還有一些是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陳云人生紀實(上下)》在編輯體例上主要以歷史時期劃分，將陳云的革命生涯劃分為八個時期，每個時期又分為歷程、交往和珍聞三個部分，試圖立體式地展現陳云不平凡的一生。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陳云的一生是極其不平凡的：從少年失父母、練塘求學，到赴商務印書館謀生；從投身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參加特科秘密工作，到長征中擔負特殊使命，迎接西路軍；從出掌中央組織部、領導西北財經工作，到轉戰(zhàn)東北、接管沈陽；從建國初統一財政經濟、恢復經濟建設，到“大躍進”后降低鋼鐵指標、調整國民經濟；從“文革”中受到錯誤批判、到江西“蹲點”，到參與撥亂反正、全面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陳云以其非凡的經歷、務實的精神以及在經濟工作中的特殊才干，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為了進一步宣傳陳云同志的光輝業(yè)績和不朽風范，作者編輯出版了《陳云人生紀實》。

作者簡介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是黨中央直屬事業(yè)單位，是編輯黨和國家重要文獻、研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門。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改名而成。主要職能是：編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及現任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著作，編輯黨和國家及軍隊重要的當代文獻和歷史文獻；撰寫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年譜、傳記及傳記性作品，研究他們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收集國內外有關的研究動態(tài)，與國內外學術界進行必要的交流；審核或協助審核、審查準備公開發(fā)表或出版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和現任中央常委未發(fā)表過的歷史文稿、有關音像制品，有關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工作和生活情況的重要圖書、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電影和電視作品；負責聯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獻研究室聯系的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和歷任中央主要領導人著作的編輯和年譜、傳記的撰寫工作；承擔黨中央交辦的其他任務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具體事務。

書籍目錄

第一編早年歲月
（1905—1927）歷程
少年時代3
在商務印書館的日子19
投身工人運動30
交往
師生情誼——與他的三位老師47
當學徒的介紹人——與張子宏50
入黨介紹人——與董亦湘54
珍聞
少年陳云56
奮發(fā)有為的青年60
“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沒飯吃”63
小“聽客”64
第二編紅軍時期
（1927—1937）歷程
有勇有謀的農運領袖71
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95
在中央蘇區(qū)125
長征中的特殊使命146
交往
“一個深晚”——與魯迅164
在朝夕相處的日子里——與段子俊169
“這頓飯非吃不可”——與謝良177
“應當肯定席懋昭同志為革命烈士”——與席懋昭180
珍聞
調查細致獎懲分明185
“這份東西是我的筆跡”191
珍貴的歷史文獻197
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203
《隨軍西行見聞錄》207
組建“新兵營”212
號召“向文化進軍”216
創(chuàng)建我軍第一支航空隊220
第三編延安年代
（1937—1945）歷程
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227
注重選拔人才242
講授黨的建設課274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297
領導西北財經工作301
交往
“寫得可以，就照這樣去講”——與徐明清311
“延安時期的六個印象”——與袁寶華314
喜結良緣——與于若木317
幾次難忘的教誨——與劉家棟325
選拔干部的四條標準和四條原則——與劉洪生343
肝膽相照以誠相待——與何穆、陳學昭350珍聞
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情懷356
黨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紀律364
一貫不搞特殊376
“吃飯要照鏡子”382
熱情關心他人384
“浪費了可惜”388
儉樸的生活390
第四編轉戰(zhàn)東北
（1945—1949）歷程
挺進東北399
出任北滿分局書記410
建立北滿根據地423
起草《關于東北形勢和任務的決議》442
在南滿堅持斗爭452
主持東北財政經濟工作461
在全國勞動大會上作報告480
“要把沈陽接管好”485
西柏坡之行504
交往
“張聞天的追悼會，我一定要參加”——與張聞天、劉英
513
患難之交——與蕭勁光518
“百戰(zhàn)沙場碎鐵衣”——與洪學智524
要放手開展工作——與韓光529
珍聞
“四保臨江”與“三下江南”534
在南滿進行土改538
“我感謝你們這些‘榔頭兵’”541
健全黨內生活的三條意見544
汽車是左側通行，還是右側通行？546
“馬火車”548
沈陽工人代表大會551
第五編建國初期
（1949—1956）歷程
第一任中財委主任557
統一全國財政經濟583
制定抗美援朝開始后的財經方針596
主持編制和實施“一五”計劃602
與高崗分裂黨的陰謀的斗爭609
作出糧食統購統銷的決策612
主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改造的工作616
在黨的八大上622
交往
中財委的兩位領導人——與薄一波633
半個世紀的真誠友誼——與章乃器645
“馬寅初的問題，應該平反”——與馬寅初657
珍聞
“我也是上海的工會干部嘛”666
要吸收資本家參加工作672
解決上海工人失業(yè)問題674
不要只想到做官，忘記了革命680
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子孫萬代683
三次視察鞍鋼685
關注新中國的汽車工業(yè)690
有計劃地治水696
善于抓大事706
不收禮，不吃請708
50年代三次到青浦搞調查711
八大期間與外國代表團的談話714
第六編十年探索
（1956—1966）歷程
“三個主體，三個補充”725
在“大躍進”運動的狂飆中733
降低鋼鐵生產指標764
一切為了度過困難時期792
第四次回鄉(xiāng)825
謀劃調整良策838
向毛澤東提出分田到戶864
交往
“陳云看問題很尖銳”——與毛澤東875
“陳云真會過日子”——與周恩來891
“你是賣布的出身啊”——與沈鴻896
“希望你們定期來看看我”——與吳宗錫903
“我們合個影”——與趙開生910珍聞
“我看陳云同志行”913
要把群眾的衣食住行作為戰(zhàn)略問題來考慮914
“這個先生不可少”918
“為中國工人階級爭光”920
“雖是親朋故舊，也要一視同仁”923
視察武鋼926
“不能把科學當成迷信去破”937
視察撫順943
要自力更生發(fā)展化肥工業(yè)947
兩次調查會952
“公私并舉、私養(yǎng)為主”958
“對領導和群眾都一視同仁”961
超人的毅力964
第七編“文革”經歷
（1966—1976）歷程
“文革”初期的遭遇969
在江西“蹲點”的日子974
考察南昌縣農村995
鋼城之行1001
萍鄉(xiāng)、安源之行1008
關于對外貿易的幾點思考1015
交往
將軍管理經濟——與李先念1026
父親的兩封信——與陳偉華1029
諄諄教誨，永生難忘——與曾文威1038
我認識了陳云——與胡少春1046
“我們是老相識了”——與李赤1052
兩只折疊凳子——與陳天賦1057
“慈父”般的教誨——與傅可新1060
珍聞
“黑幫這個詞可不能隨便用啊”1064
“錢由我出，就這樣定了”1066
年夜飯1068
一頂軍帽1071
深入基層，求實創(chuàng)新1072
工人的貼心人1078
難忘的一課1080
陳方的婚禮1083
給女兒發(fā)工資1085
“做事不能脫離群眾”1086
第八編改革開放
（1976—1995）歷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1091
再次出掌經濟工作1121
探索計劃與市場的關系1140
歷史決議要寫“黨的60年”1147
借外債一定要“用得好”1163
倡導從嚴治黨1174
“必須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1187
兩個文明要一起抓1196
在老一代交接班中發(fā)揮重要作用1204
交往
手術前唯一的牽掛——與潘漢年1212
“你是全國有名的教授了”——與侯寶林1222
“你是小彩舞”——與駱玉笙1224
“‘三將軍’怎么沒有來”——與汪雄飛1226
“以后可要常來看我呀”——與趙天元1228
“你是我們的老朋友了”——與阿爾希波夫1234
珍聞
打算盤1236
“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1237
關于整理古籍的指示1240
與烈士子女一起過春節(jié)1245
“出人、出書、走正路”1250
長大后做一個合格的接班人1271
關注水資源和工業(yè)污染問題1274
怎樣做到實事求是1277
心中有群眾1280
云棲竹徑杭州情1282
“剪刀博物館”1286
“睡覺第一，吃飯第二”1288
在上海華東醫(yī)院的日子里1294
最后歲月1297
遺產1307
編后記1312
說明1314

章節(jié)摘錄

為促進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而奮斗七大的路線是團結勝利的路線，這是全黨經過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成功實踐，進一步認清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而實現的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空前團結。劉少奇為這一團結做出了重要貢獻。早在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會議決議案中就提出要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委托新的政治局開始準備工作。然而，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黨在蘇區(qū)和白區(qū)的斗爭中陸續(xù)遭受嚴重挫折，根本沒有條件召開七大。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共在當年召開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又提出召開黨的七大的任務，并成立了由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張聞天等為委員，共25人組成的籌備委員會，劉少奇也是其中之一。以后六中全會又正式作出《關于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對七大的中心任務、代表產生和議事日程等問題作了具體規(guī)定?；I備召開七大成為黨的重要任務之一。但是，在籌備召開七大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使全黨的思想實現統一。沒有黨的思想統一，七大就不可能順利地召開。也就是要使全黨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在思想認識上要達到統一，其實質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然而，在準備召開七大，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中，黨內的思想認識并不一致，教條主義傾向在一些高級干部中仍有一定市場。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他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仍然堅持他過去的教條主義傾向的錯誤。1941年，王明在進中央醫(yī)院前的書記處會議上，還堅持說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新民主主義論》要修改。他還曾向張聞天、劉少奇宣傳，中央路線是錯誤的，要他們主持公道。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決定推遲召開七大，而在全黨自上而下地開展整風學習運動，從思想上真正解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同時，中共中央電令在華中的劉少奇返回延安，參加七大。劉少奇回到延安，對促進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發(fā)揮了重要作用。1943年3月，在中央機構調整中，劉少奇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在年初的這段期間，他系統地總結自己在華北、華中工作的經驗，寫成《六年敵后工作經驗的報告》（以后這個報告收入《劉少奇選集》時，題為《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并分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對這部分工作作了匯報。在匯報中，他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深刻闡明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共產黨的總任務、總路線和總政策。劉少奇從中總結出這樣一個道理，他說: 華北、華中以及皖南實踐的經驗，這樣明確地證明了一個真理: 抗戰(zhàn)以來，應該說是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路線和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誰違背了它，誰就不能勝利。通過這次總結，劉少奇對必須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原則，理解得更深刻了。7月，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時，劉少奇寫出了《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在7月6日的《解放日報》全文刊登。在這篇文章中，劉少奇從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22年歷史經驗的高度，批判了那些“總是拿書本子做根據”，把馬克思主義變成公式的教條主義者。他強調，在整風的基礎上徹底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殘余，是今天黨的建設上的中心任務。他說: 22年來我們黨的斗爭經驗是極豐富的，是多方面的?，F在我不能一一加以說明。但是在各種經驗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是什么呢？我認為，在各種經驗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關于什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什么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這個問題。大家知道，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在中國也有許多人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然而何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何者又是假的馬克思主義與假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問題是在中國革命群眾中，并在中國共產黨內多年沒有完全解決的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者是有真假之分的。這種真假之分，并不以各人的主觀自命為標準，而是有其客觀標準的。如果我們的黨員不了解這種區(qū)別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客觀標準，而不自覺地盲從在一些假馬克思主義者之后去進行革命，那是再危險也沒有了的事。這種經驗應該是我們黨的各種痛苦經驗中最痛苦的一個經驗。劉少奇肯定地指出: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存在著這樣兩條路線和兩種傳統的: 一個是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和傳統，另一個是孟什維克的路線和傳統。前一個是以毛澤東為代表，后一個是以黨內各派機會主義者為代表。這兩條路線、兩個傳統，是經過了長期的激烈的斗爭，內容是極端豐富的。在這種斗爭中，黨內的錯誤路線，孟什維克的路線，雖然也曾經在幾個短的時期內占了上風，得到過暫時的勝利，但大多數的情形總還是把錯誤路線克服下去。我們的黨雖然常常克服工作中的錯誤路線，但是對思想上的孟什維主義的體系，總是沒有徹底加以克服，沒有徹底加以清算，沒有給它以致命的粉碎性的打擊。因此，這種思想，這種傳統，總還是在黨內殘存著，到了某個時期某種條件之下，它又發(fā)展猖獗起來，危害我們的黨?，F在應該是時候了，應該從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徹底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的殘余，應該很好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并用這些經驗來教育我們的干部和黨員。只有這樣，才能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才能維護我們黨的隊伍的統一和紀律，才能保證我們黨經常的正確的領導，才能在今后領導中國革命到達勝利。劉少奇這樣深刻地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把是否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原則，提到真假馬克思主義的高度，這對黨內確實有一種警示作用。他還號召:“一切干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的思想來武裝自己，并以毛澤東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只要我們把這項工作做好了，我們就在思想上組織上準備了自己，我們就能以完全鞏固、完全準備好了的姿態(tài)，迎接偉大光明的時期的到來。”劉少奇的這篇文章鮮明有力，對清算黨內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起了重要作用。這時，各地選出的七大代表，陸續(xù)匯集到延安，進行兩條路線的學習，為七大的召開做思想準備。1943年8月3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抗戰(zhàn)時期黨的路線問題。他指出: 國民黨的政策是兩面政策，抗日與反共。我們對國民黨的斗爭是以斗爭求團結，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王明只要團結不要斗爭是錯誤的。因此，毛澤東提議繼續(xù)舉行政治局會議，展開對抗戰(zhàn)時期黨的路線問題的討論。會議并決定由劉少奇向干部會議作報告（分四單位），“報告主要內容集中于抗戰(zhàn)時期的投降主義，即主要反對新獨秀主義，聯系大革命時期的陳獨秀主義”。按照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劉少奇進行了認真準備。他回顧中共歷史上走過的歷程，重新閱讀王明《為黨的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的書頁上，他寫下了自己的讀后感：“王明等人與李立三的爭論，在路線上說來，是沒有嚴格的原則區(qū)別的。王明在許多地方的談話，比李立三還更‘左’些?！薄巴趺鞯热嗽谒闹腥珪八M行的反對立三路線的斗爭，完全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紀律所不能容許的小組織的派別斗爭，它起了極大瓦解黨、破壞黨的作用?！薄皬拇碎_始了黨的危機以至使黨使革命受到空前的損失?！蓖瑫r，劉少奇參加了政治局在9月7日至10月6日召開的第二個“九月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用猛烈的火力批判了王明抗戰(zhàn)以來的右傾錯誤；許多犯過錯誤的干部，也作了深刻的檢查。會議空氣有些緊張。10月6日，劉少奇在會上發(fā)言，講了黨內斗爭的傳統問題。他說: 在黨內干部中間自由討論黨的路線，是一種很重要的事，是一種黨內斗爭。過去黨內斗爭傳統有許多不好的，如八七會議反陳獨秀鬧成宗派斗爭，不讓陳獨秀參加，只許反陳的人說話，不許陳獨秀方面的人發(fā)言；六大以后的順直省委變成清談俱樂部，不做任何工作；四中全會上王明領導的黨內斗爭搞了許多非法活動，學了莫斯科米夫與支部局斗爭的最壞的東西；四中全會后中央蘇區(qū)反羅明路線的斗爭也是不好的。只有遵義會議的斗爭與延安反張國燾的斗爭是很好的，缺點是未從思想上解決問題。這一次應該有意識地造成健全的布爾什維克傳統，除了思想上解決問題外，還要在組織上打散宗派。這要注意有正確的方法，才能達到目的。首先要有自由批評空氣，特別是中央負責同志應有這種精神準備，隨時接受干部和群眾的監(jiān)督與批評；其次批評只準明槍，不許暗箭，彼此挑撥也是不對的；第三，發(fā)言一律稱同志，不稱首長，以利爭論的展開。劉少奇的這番話，有利于緩和當時緊張的空氣和黨內思想斗爭的正確展開。10月24日，劉少奇按照政治局的有關安排，在西北局高干會上，做了《關于黨的歷史問題》的講演，系統回顧抗戰(zhàn)以來的黨內路線問題。劉少奇首先從洛川會議開始講起，指出，中央在以下三個問題上發(fā)生過爭論: 第一是對于抗戰(zhàn)形勢的估計問題，大多數認為是持久戰(zhàn)，抗戰(zhàn)要經過退卻、相持和反攻階段；另外有人認為抗戰(zhàn)可以速勝，不經過退卻、相持階段。第二是統一戰(zhàn)線問題，一部分認為國共合作是事實，但國民黨對我們不懷好意，要提高警惕性，擴大自己力量，保持獨立性；少數人對國民黨進步有過分估計，忽視保持獨立性和建立根據地。第三是關于戰(zhàn)略問題，也就是八路軍到華北如何打仗。毛澤東提出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zhàn)，建立根據地，發(fā)展黨與群眾；另一些人主張應以運動戰(zhàn)為主，集中打仗。劉少奇指出，王明在1937年12月回國后，助長發(fā)展了這種意見，使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受到孤立。六中全會基本從政治路線上解決了問題，但思想問題沒有解決，而路線問題、組織問題都沒有公開提。前年九月政治局會議提出了黨的路線問題，但未做結論，以后經過整風、審查干部，現在要在思想上解決問題。劉少奇從自己在華中工作的實踐經驗出發(fā)，認為王明的“中心錯誤是沒有利用當時最好的時機，在長江流域搞游擊戰(zhàn)爭”。他說:“長江局的路線不論什么都是所謂統一戰(zhàn)線的，軍隊、政權、民運、黨報等都是所謂統一戰(zhàn)線的，不是黨的。這是和蔣介石共產，王明向蔣介石說: ‘我的是你的，你的也給我一點?！Y介石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結果就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薄斑@條路線如果在全中國貫徹實行起來，那在全國各地都要發(fā)生‘皖南事變’，我們要亡黨亡國亡頭?！薄包h內還有另一部分人，是經驗宗派贊助他們。”“也只有在教條宗派與經驗宗派結合起來后，才能把毛主席孤立起來。”“這兩個宗派結合起來對黨危害是非常大的，但主要危險是教條宗派，所以我們主要的是要打擊教條宗派，但經驗宗派也要打散，目的是在于破壞教條宗派及經驗宗派，建立馬列主義的統一的黨。”劉少奇強調說：“在政治上反對投降路線，在組織上要打散這兩個宗派；在思想上要反對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毛主席的正確路線與方針，我們應當扶起來貫徹全黨?！彼詈罂偨Y說：“從這樣一個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舉的創(chuàng)造與執(zhí)行錯誤路線的中央，把路線弄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之，直到今天才提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只是在今天才能提出，才可以解決?！眲⑸倨娴倪@一講話，對幫助廣大干部正確理解毛澤東在抗戰(zhàn)時期的正確路線，起了一定的重要作用。當然，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和劉少奇自己講話的習慣，其中難免有一些過激的用語。但這在當時都是真誠地從黨的事業(yè)出發(fā)來考慮問題的。經過半年時斷時續(xù)的整風學習和歷史經驗的總結，中央領導層和七大代表，對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認識基本統一。1943年12月1日，王明寫信給中共中央，承認“1941年9月底10月初時，同毛主席講的關于國共關系和中央抗戰(zhàn)路線問題的那些意見都是錯誤的”。他向中央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一切問題以黨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數同志的意見為決定”。黨的高級領導層和七大代表，對六屆四中全會后的路線問題達成共識，就為七大的召開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政治基礎。六屆七中全會的召開為了給七大的召開做好各項準備工作，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決定: 在七大召開前先召開六屆七中全會，在5月20日左右召開首次會議，通過關于大會的準備問題。5月21日，中共歷史上持續(xù)時間最長的一次中央會議——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楊家?guī)X開幕了。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等17人，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彭真、賀龍、陳毅等12人，計29人參加。按照毛澤東的提議，這次全會有“兩個任務，即準備七大與在七中全會期間處理日常工作”，“全會期間書記處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在第一天的會上，會議推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組成了七中全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及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以后在將近一年的時間內，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就由這五人主席團主持。在此之后由七大選出的中央書記處成員，就由這五人組成，這實際上形成了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雛形。主席團推舉劉少奇為當天的會場主席。毛澤東在會上代表政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講了抗戰(zhàn)準備時期和抗戰(zhàn)時期的主要問題。劉少奇主持通過了對黨內歷史問題的六點決議，對前一時期整風學習中討論的問題作了總結。這天的會上，還討論通過了七大的議程，四個主要報告的負責人和各報告（政治報告除外）準備委員會的名單。會議決定毛澤東作政治報告，報告不設委員會，由主席團及全會討論。劉少奇作組織及黨章修改報告，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高崗、譚政、王若飛等六人組成組織問題起草組，由劉少奇負責召集。朱德作軍事報告。周恩來作統一戰(zhàn)線報告及公開演講。任弼時作黨的歷史問題報告，由任弼時、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博古、張聞天、彭真、高崗等人，組成決議起草委員會，由任弼時負責召集。會議批準了中央政治局過去關于召集七大及七大的準備工作。會議一直開到晚上8點才休會。這次全會原計劃開兩個月。但急劇變化的國內形勢使許多問題急需處理，結果會議一直持續(xù)了11個月。在此期間，劉少奇除了參加主席團會議，同毛澤東、周恩來等共同商量加強城市工作，提出成立“聯合政府”口號，派遣王震部南下，處理當時急劇變化的國內形勢外，主要的工作集中在準備七大組織問題的報告。9月下旬，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曾經確定爭取在12月間召開七大。以后由于美國特使赫爾利來延安，周恩來隨之去重慶談判組織聯合政府等問題，七大再次延期。1945年3月初，國民黨明確拒絕組織聯合政府，國共為此進行的談判陷入僵局后，六屆七中全會重新回到準備召開七大的主題。同時，大大加快了對七大文件的起草工作。還在1944年10月上旬，為了工作方便，劉少奇從楊家?guī)X遷到棗園，住在毛澤東所住窯洞下面不遠的一排三間的窯洞中。在這里，他一直住到1947年春離開延安時。師哲在他的回憶錄中曾說道：“1943-1945年，他（劉少奇）曾集中精力為召開黨的‘七大’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為了制定一個完備的黨章，正確規(guī)定處理黨內關系的基本原則，劉少奇進一步研究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學說。他讓胡耀邦統計：“我們黨里有多少人受過處罰，由于受處罰搞好的人多不多？有幾個？”10月下旬，他還在有關干部會議上作了《關于建黨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1945年2月18日，劉少奇親自為中央組織部起草致各中央分局的電報，指示：“七大即將舉行，各地黨員總數（部隊黨、地方黨及淪陷區(qū)黨），望于3月5日以前電告。如無確實統計，即由各局各區(qū)黨委作謹慎的估計電告，請注意時間性。軍隊和民兵數目，請一并查告。”3月上旬，七大黨章草稿脫稿。7日，劉少奇主持召開黨章座談會，廣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見。之后，又進行了一定的修改。3月31日，六屆七中全會召開全體會議。會議首先討論通過了毛澤東準備在七大所作的政治報告。接著討論劉少奇負責起草的黨章草案。劉少奇在會上對制訂新黨章的原則作了說明。他說: “黨章照顧了現在和將來，一方肯定了嚴肅性，一方允許了靈活性?！薄翱偩V是黨的基本綱領，作為黨章的前提與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進黨內的一致。以毛澤東思想貫串黨章，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特點；保證黨與廣大群眾聯系的群眾路線；加強和擴大黨內民主，也就是黨內的群眾路線，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黨員有在一定的會議上可以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的權利，這一條我動搖了幾回，“任何”兩字寫了又圈掉，圈了又寫上。六中全會時我寫的黨規(guī)黨法是強調紀律的。當時新黨員居絕大多數，現在這些黨員都有五六年以上的黨齡了，故我雖動搖了幾次，但仍傾向于給黨員這個權利，這樣雖會出一些亂子，但否則亂子會更多?！睍h對這一條文進行了熱烈爭論。許多人對這個問題抱有懷疑，擔心會產生流弊。周恩來發(fā)言說：“這是整黨經驗的總結，我過去就是吃了沒有下級批評的虧?！弊詈?，劉少奇總括大家意見：“這一條還是保留。”會議一致通過了劉少奇準備提交七大討論的黨章草案。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召開最后一次會議。通過了朱德所作的軍事報告、七大議事日程、主席團名單、代表審查與會場規(guī)則。特別是通過了中國共產黨24年歷史經驗的結晶——《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本來通過黨的歷史決議，是七大的重要議事日程。為了使七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集中解決當前全國的政治問題，毛澤東在上年9月22日的主席團會議上，提出：“歷史問題不在七大討論，七中全會討論寫一決議，再由大會通過，七大則只搞政策、綱領，七大變成團結的會，一致對外。”1945年3月31日，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通過毛澤東的這一提議。原則通過了由毛澤東和歷史決議起草委員會“三番四復”修改過的歷史決議草案，并決定將其提交七大后的新中央采納修改。這一決議的通過，標志著全黨的思想達到了空前的一致。這個決議，對黨的歷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作了評述。其中，對劉少奇在白區(qū)的多年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糾正了1931年“左”傾臨時中央對劉少奇的錯誤批判，認為他是十年內戰(zhàn)時期“正確路線在白區(qū)工作中的代表”。決議鄭重指出: 這個時期的城市群眾工作，則應如正確路線在白區(qū)工作中的代表劉少奇所主張的，采取以防御為主，盡量利用合法的機會去工作，以便使黨的組織深入群眾，長期隱蔽，積蓄力量，并隨時輸送自己的力量到鄉(xiāng)村去發(fā)展鄉(xiāng)村武裝斗爭力量，借此以配合鄉(xiāng)村斗爭，推進革命形勢。劉少奇同志在白區(qū)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范。劉少奇正確地估計到1927年革命失敗后白區(qū)特別是城市敵我力量的懸殊，所以主張有系統地組織退卻和防御，“在形勢與條件不利于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斗”，以“準備將來革命的進攻和決斗”；主張有計劃地把1924年至1927年革命時期的黨的公開組織嚴格地轉變?yōu)槊孛芙M織，而在群眾工作中則“盡可能利用公開合法手段”，以便黨的秘密組織能夠在這種群眾工作中長期地隱蔽力量，深入群眾，“聚積與加強群眾的力量，提高群眾的覺悟?！睂τ谌罕姸窢幍念I導，劉少奇認為應當“根據當時當地的環(huán)境和條件，根據群眾覺悟的程度，提出群眾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號、要求和斗爭的方式，去發(fā)動群眾的斗爭，并根據斗爭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把群眾的斗爭逐漸提高到更高的階段，或者‘適可而止’地暫時結束戰(zhàn)斗，以準備下一次更高階段和更大范圍的戰(zhàn)斗”。在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和爭取暫時的同盟者的問題上，他認為應該“推動這些矛盾的爆發(fā)，與敵人營壘中可能和我們合作的成分，或者與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應該“向那些愿意同我們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吸引他們同我們聯合，參加共同的行動。再去影響他們，爭取他們下層的群眾”。一二·九運動的成功，證明了白區(qū)工作中這些策略原則的正確性。應該說，這是對劉少奇近二十年為黨奮斗的高度肯定和贊揚，這也是黨選定劉少奇在七大會議上作《修改黨章的報告》的根本原因。至此為止，召開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

后記

陳云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chuàng)者和奠基人之一，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他的一生，是光輝戰(zhàn)斗的一生。他在70年的革命活動中，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陳云的一生是極其不平凡的：從少年失父母、練塘求學，到赴商務印書館謀生；從投身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參加特科秘密工作，到長征中擔負特殊使命，迎接西路軍；從出掌中央組織部、領導西北財經工作，到轉戰(zhàn)東北、接管沈陽；從建國初統一財政經濟、恢復經濟建設，到“大躍進”后降低鋼鐵指標、調整國民經濟；從“文革”中受到錯誤批判、到江西“蹲點”，到參與撥亂反正、全面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陳云以其非凡的經歷、務實的精神以及在經濟工作中的特殊才干，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寫下了濃重的一筆。為了進一步宣傳陳云同志的光輝業(yè)績和不朽風范，我們編輯出版了《陳云人生紀實》。    本書內容是從眾多有關陳云的圖書及相關報刊雜志上選錄的，主要收錄的是陳云同志的秘書、戰(zhàn)友、同事及親屬的回憶文章及專著，還有一些是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劉家棟同志的《陳云在延安》、余建亭同志的《陳云與東北的解放》、朱佳木同志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有遲愛萍同志的《偉人之初：陳云》、孫業(yè)禮、熊亮華同志的《陳云的非常之路》和《共和國經濟風云中的陳云》，以及《陳云在上?！?、《陳云在江西》等圖書。這些親歷紀實及研究專著，為讀者提供了生動可信的有關陳云的生平紀實。    本書在編輯體例上主要以歷史時期劃分，將陳云的革命生涯劃分為八個時期，每個時期又分為歷程、交往和珍聞三個部分，試圖立體式地展現陳云不平凡的一生。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書對選編的一些文章進行了簡單的刪節(jié)和編輯處理，主要是為了適應主題要求和編輯體例的需要，請諒解。    鳳凰出版?zhèn)髅郊瘓F鳳凰出版社為本書的策劃、編輯及出版花費了很大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由于水平及學識的局限，本書的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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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陳云同志行?！薄　　珴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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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云人生紀實(套裝上下冊)》編輯推薦：國有難事念陳云，他，是中國兩代領導集團核心成員，他的經濟思想影響了黨經濟戰(zhàn)線上的幾代人，他默默無聞建立的一世功勛將造福幾世人。他如何從練塘鎮(zhèn)下塘街的一個貧苦農家走出來而參加革命成為新中國兩代領導核心？他在開國之初如何披荊斬棘于一片廢墟中果敢決策使經濟從復蘇走向繁榮？他如何于無聲處搭建和推動的經濟戰(zhàn)略，一步步地使中國經濟平地起驚雷？在中國政壇上他如何起起落落卻不倒并影響領導層運用將其經濟才能付諸實施？他不揚名不靠權，憑什么位列近代中國六大領袖之列并被后人頌揚銘記？講述締造新中國六大領袖之陳云——鮮為人知的生活細節(jié)，廣為人知的人生功業(yè)，全面回顧黨畵以來的發(fā)展軌跡，思路把脈經濟未來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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