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觀天下

前言

自序本人忝列“學者”圈，以筆耕為業(yè)，實際上是半百以后才開始。前半生所寫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為“內部”報告，偶然以他人名義公開發(fā)表，也多為應景文章，不值得追認。我筆歸我有，迄今不過三十載。前期主要是專業(yè)研究的學術著作。在“正業(yè)”之外興之所至寫點東西始于上世紀80年代，當然是與當時的開放形勢分不開的。對我這個半生為馴服工具的人來說，發(fā)現原來這支筆還能屬于自己，可以這樣來用，是一大解放。開始只是偶一為之，且多為讀書心得，后來逐漸欲罷不能，大量寫作始于90年代，特別是正式退休之后。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諸筆端，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擺脫了命題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滿了對未來的熱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夢初醒，從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來。盡管仍然感覺到舊的頑固勢力和種種太熟悉的思維習慣的羈絆，總的心態(tài)是樂觀而有信心。以后種種是那時未料及的，所以從文章時序來看，越到后來，所表達的心情越沉重。我本無“倚馬才”，以產量論，留下的文字實在不算多?，F在幾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議，我認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長遠價值，且興之所至，題材太雜。所以最后決定，選一些自以為還值得重印的舊文與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為自選集，按題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現于讀者，取名為：《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每卷中的篇章大體上按倒時序排列，無形中展現了這幾年的心路歷程。一些閑情記趣、述往懷人的文章，多寫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顧得上這種雅興了。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憂患意識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頁上自題：“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比缃窨v觀多年來的作品，不論是談古論今，還是說中道西，其實也包括述往懷人，直接還是間接，總有揮不去的憂思。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當我寫自我批判時，總是說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換一個說法，就是從家庭到學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雖然沒有趕上“五四”，但父母師長輩都是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他們不論是否參加過什么“運動”，不論思想“左傾”還是“右傾”，不論是否出洋留過學，那些家喻戶曉的大名人無論矣，就是默默無聞的中小學教員，其文化底色都是那個時代中西交匯的產物，自然體現在學校教育中。那時的學制是統(tǒng)一的，而辦學是多元化的，私人辦學很發(fā)達，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貫徹到辦學和教學中，小學、中學、大學都是如此，校訓也各具特色。在這百花齊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匯的底色卻是共同的。例如，現在人們提起教會學校都以為很“洋”，其實至少在1928年國民政府實行教育中國化政策后，洋人辦的學校，包括教會學校，大多很重視國文，學生的古文修養(yǎng)都能達到一定程度。同時，從小學起就有“公民”課，現代公民社會的一些基本觀念和行為規(guī)范貫穿其中。我一上小學，就學唱《禮記？禮運》篇中“天下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中學英文課朗誦過美國《獨立宣言》。舉此例說明當時文化背景于一斑。這種傳統(tǒng)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結合在一起的。有許多事屬于“君子不為也”，是當然的底線。作為“五四”標志的“德先生”、“賽先生”以及現在被稱為“普世價值”的那些原則也都化為“底色”，沒有爭論，也沒有感到與傳統(tǒng)的“君子”有什么沖突?！翱茖W”在心目中的地位至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樹起幾尊高山仰止的榜樣，記得當年在中學女生中“粉絲”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觸摸天上的星辰”傳誦一時。因是之故，我對種種全盤否定以“五四”為符號的新文化之論決難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問題，是有針對性的。馮友蘭先生的東床蔡仲德君曾對馮先生做過精辟的概括，說他一生有三個時期：“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這一概括可以適用于幾乎所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只不過不是所有人都像馮先生那樣完成了第三階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終沒有迷途知返。這“三階段”對我本人也大體適用。所不同者，馮先生那一代學人在“失落”之前已經有所“實現”，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學術體系，在著書育人方面已經做出了足以傳世的貢獻，后來回歸是從比較高的起點接著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來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實現”，就已經失落了，或者可以說是“迷失”了。后來回歸，主要是回歸本性，或者說回歸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學基礎上努力惡補，學而思、思而學，形諸文字，不敢自詡有多少價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誠的。回顧自己幾十年來的文字，既有變化也有一以貫之的不變。第一個不變，是對人格獨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發(fā)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tǒng)的承載與失落》一文，其中對中國古今的“頌圣文化”作了比較透徹的分析，發(fā)表后引起不少讀者的共鳴。文中引了韓愈“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讀舊文，忽然發(fā)現1980年發(fā)表的第一篇隨筆《無韻之離騷——太史公筆法小議》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貴處在于沒有“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那種精神狀態(tài)，并欽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榮辱定是非”的寫史筆法。此文發(fā)表后偶然為楚老（圖南）讀到，大為贊賞，專門找我去談了一次，還反復誦讀“不阿世……”這幾句話，為之擊節(jié)。若不是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來，文與事早已淡忘了?，F在回憶起來，我那時正處于對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撫今思昔、思緒萬端的狀態(tài)。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馬遷，于是重讀《史記》，甚至曾起意要為太史公寫一個舞臺劇本，連序幕和主要情節(jié)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臺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罷，以我的才力當然是寫不成的。結果只寫了一篇讀后感。為什么想起“臣罪當誅兮……”這句話呢？大約是為當時各種受迫害的人被“落實政策”后一片“感恩”之聲所觸發(fā)。由此可見反頌圣、惡迎俗是我的本性，開始并沒有那么自覺，自己也沒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許多問題，卻與開初的朦朧狀態(tài)遙相呼應。《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tǒng)的承載與失落》一文所述中國“士”的精神軌跡，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遙望兩千年前，猶有太史公這樣的風骨，再看兩千年后的今天“頌圣”和“迎俗”的態(tài)勢，能不令人唏噓！追求“真、善、美”而厭惡“假、惡、丑”，應該是普遍的人性。不過在閱歷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審美神經就會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開始逐漸蘇醒之后，這條神經卻日益敏銳。似乎對虛偽、惡俗、權勢的暴虐、草民的無告，以及種種非正義的流毒惡習的容忍度比較小。許多當代國人見怪不怪，不以為意，一嘆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覺得難以忍受，有時真想拍案而起，盡管許多事與我個人風馬牛不相及，若不是現代資訊發(fā)達，我完全可能渾然不知。收于《感時憂世》卷中的許多文字都是如鯁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實上，時格勢禁，并不能盡吐。而這種憂憤之思越到近年越強烈，從文章的年序中顯示出來。近年來，有不少差不多同齡的舊雨新交都表示與我有共鳴。盡管經歷不盡相同，而還原底色卻有相似之處。也許因為我們青少年時受過同樣的道德文章的熏陶（與后來各自的專業(yè)和道路無關），有比較強烈的正義感，當時所見到的社會黑暗面已讓我們覺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義的新社會，而且也曾經多次為之升起希望，所以對于方今現實與當初理想的鮮明對比感受特別敏銳。至于當年的“士林”風尚比之今日，只能說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了！我的專業(yè)屬國際政治學科，重點是美國研究。過去我出文集一向把專業(yè)與業(yè)余分開，因為我認為學術論文與專著都是面向業(yè)內讀者的，且體例與隨筆類文章也不大一致。此類文章曾單獨集結出版，名《資中筠集》。這一次自選集把某些專業(yè)學術文章也包括在內，大部分集中在《坐觀天下》卷，也有少數收入其他卷。這樣做的考慮是：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為脈絡，國內、國外，大事、小事，難以截然分開，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觀點在不同類型的文章內都有表述。從多年來得到的反饋來看，我發(fā)現自己的專業(yè)著述影響所及，“圈外”竟比“圈內”更明顯。方今我國讀者對外部世界的興趣日增，國際問題研究不是專業(yè)者的專利。我的文風大多“實話實說”，學術論文也不似高頭講章，少“學術腔”，對普通讀者可能也還有可讀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譏，在重新通讀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時，發(fā)現雖然時過境遷，卻基本上沒有過時。因為我的取向是從大歷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時一事，并且更多著眼于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不論是對美國，或是對其他國家（例如所謂“大國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預測性的看法證諸后來的發(fā)展，既有錯判的，又有證明預見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觀點為我首先提出，現在已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盡管仍有爭議，例如美國對外行霸權，對內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國興衰的趨勢不以GDP占世界份額為依據，而是創(chuàng)新能力、對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優(yōu)秀人才的實際流向；有些史料鮮為人知，如聯合國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爭議、臺灣問題之由來，等等。說到“底色”，我們這代人還有揮之不去的憂患意識，這當然與經歷中的家國多難有關，也與自幼接受的教育有關。民族振興是我們刻骨銘心的向往。我從未“居廟堂之高”，卻也不算“處江湖之遠”，不論在哪個時代，自己處境如何，對民族前途總是本能地有一份責任感和擔當。在這個問題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發(fā)展，近年來無論回顧歷史還是展望未來，視角重點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國”。由于中國近代與列強交往中常受欺壓，國人習慣地把個人的命運依附于“國家”的興衰。這在原則上似乎沒有問題。但是由于從來沒有真正實現“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國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體的百姓（我現在盡量避免用“人民”一詞，因為這個詞也與“國家”一樣，被濫用了），于是統(tǒng)治者太容易以“國家”的名義侵犯百姓的權益。國人至今看歷史，還喜歡歌頌頻于征伐、開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還為古代專制帝王的虛榮而歡呼。而我卻經常想起“一將功成萬骨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以及《吊古戰(zhàn)場文》、《兵車行》，等等。中國自古以來的文人不缺悲天憫人的情懷，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另外，我由于多年來工作和專業(yè)的關系，對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對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興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歷史觀，也畫出自己看待中外歷史的坐標。我心目中的“人”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而不是籠統(tǒng)抽象、集體的“人民”，或“×國人”。因此，近年來日益強烈地感覺到，我國人在“愛國”的口號下所滋長的虛驕之氣和狹隘的國族主義（我現在覺得稱“國族主義”比“民族主義”更恰當）恰好是民族振興之大礙，而某些媒體片面宣傳的誤導和煽動害人匪淺。從1996年《愛國的坐標》發(fā)表開始，有多篇文章論及這個題目，包括《君王殺人知多少？》、《兵馬俑前的沉思》、《人格與國格孰先？》，等等。本文正當結束時，發(fā)生了日本地震→海嘯→核泄漏的嚴重災難，舉世關切。日本的災難更足以證明需要加強“地球村”的意識。天災是如此不可測，而“人”自己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究竟是造福人類還是惹禍，值得深刻反思。這絕不是一國一地的問題。今后超國界、超民族，需要共同應付的天災人禍定會層出不窮。而各國政治家何時能超出狹隘、自私的“國家利益”的慣性思維和強權政治、損人利己（其實也損己）的行為模式？其中，大國、強國顯然比小國、弱國有更大的影響、更重的責任。他們，或者我們大家，負得起這個責任嗎？我自稱“常懷千歲憂”，人類還有一千歲嗎？2011年4月

內容概要

　　本書專門選錄作者關于國際問題、中外關系問題的著述。寫于80年代初到2010年，大體可以看作是作者近30年在上述領域中較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資中筠，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參與創(chuàng)辦《美國研究》雜志與中華美國學會，曾任雜志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chuàng)辦中美關系史研究會并任第一、二屆會長。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仍繼續(xù)著述，并應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除有關國際政治和美國研究的專業(yè)著述外，撰有大量隨筆、雜文，并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主要著作：《戰(zhàn)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20世紀的美國》）、《財富的歸宿》、《資中筠集》等。
　　隨筆集：《斗室中的天下》、《錦瑟無端》、《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學海岸邊》（與陳樂民合集）等。
　　譯著：《公務員》《浪蕩王孫》《農民》《啊，拓荒者》《哲學的慰藉》等。

書籍目錄

自序
從歷史的角度看最近一輪美國金融危機
另一種主流的聲音——評吉米?卡特《美國的道德危機》
說不盡的大國興衰
舊話重提——伊拉克戰(zhàn)爭前的思考
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美國總統(tǒng)的個人作用
從歷屆總統(tǒng)就職演說看美國內政外交的演變
實現輿論監(jiān)督的奮斗史——《美國新聞史》讀后
日本為什么認罪這么難？
百年風云啟示錄——《冷眼向洋》書系總緒論
美國強盛之道
講和也需要英雄——由拉賓之死想起的
大國保證和平的原則與大小國家平等的信念——論聯合國的初始構想
20世紀后半葉世界舞臺上的美國
中美關系解凍過程中一份鮮為人知的建議書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運偏消——重讀《顧維鈞回憶錄》有感
中國人在國際關系中的世界觀——兼論“中國例外說”
緩慢的解凍——尼克松訪華前十幾年間美國對華輿論的轉變過程
洛克菲勒基金會與中國
百年思想的沖擊與撞擊
美國研究之我見
中美關系中臺灣問題之由來——1945—1950年美國對臺政策的起伏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在當前美國社會物欲橫流，對外不可一世的形勢下，卡特似乎有點特立獨行，似乎是偏離主流的異類。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他代表的也是美國的主流思想。事實上在美國社會中這樣的批評和反思是很常見的現象，是一種自我糾錯機制，因為當權者總是很有可能犯各種各樣的錯誤，當錯誤越來越嚴重時，來自各方的反思和聲討聲也就越來越強烈，糾錯機制就會發(fā)揮作用。這是源于美國人一直不相信僅靠政府的權威就可以正確引導他們的國家走向正道，其制度設計也是基于這一前提。每當執(zhí)政者的錯誤積累到一定程度，國家出現重大偏離時，就有一種強有力的反省力量將其拉回正常的軌道。這也是美國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國社會的希望所在。美國的政治體系有其自身的特點和發(fā)展邏輯，因此面對美國社會的反對聲音和浪潮時，不必大驚小怪，當各方面大聲疾呼“危機”時，也許正是“轉機”。對前總統(tǒng)卡特的書，也應作如是觀。不過道德滑坡沒有政策偏差那么容易扭轉，這是一個全球現象。不論原來屬于什么道德體系的民族，都有～種“禮崩樂壞”、“世風日下”的慨嘆。面對商業(yè)化、消費主義、拜物主義大潮，似乎一切傳統(tǒng)美德都在被腐蝕、沖垮，似乎物質文明的突飛猛進與精神文明成反比。這里只談美國.其實從馬克·吐溫稱為“鍍金時代”的時候，已經發(fā)生這種現象。20世紀初期有過一次重大的改革運動。到上個世紀60年代，從反越戰(zhàn)和爭取民權為主題的學生運動開始的社會運動是國人比較熟悉的。

后記

題記大國消長如月之盈虧，是人間正道。從大國的歷史來看，以竭盡本國人力、物力，剝奪本國人民基本權利為代價……只可得逞于一時，最終必一敗涂地；而凡能繼續(xù)立足的，本國人在國內基本上得到善待是必要條件?！Y中筠

媒體關注與評論

我和資中筠是三十多年的至交，有通家之好。她學貫古今中外，胸懷天下黎民，勤奮好學，與時俱進，筆耕不輟，思想常新，很值得我們學習。她對屬于正業(yè)的國際問題研究，造詣很深，特別在美國某些專題的研究和中美關系上，有不少突破。近些年來，她進一步拓寬了視野，擴大了境界，更加憂國憂民，憤世嫉俗，寫了大量針砭時弊、捍衛(wèi)正義的文章，受到廣大讀者歡迎和諸多名人激賞，在社會上和輿論界引起很大反響。借自選集出版首發(fā)之際，衷心祝愿資中筠健康長壽，繼續(xù)言說。這將是讀者之福，中國學術思想之福?！畏劫Y中筠先生是總讓我產生自卑的長輩之一。在她面前，我從來都有一種惶恐如影隨形；有一種做錯了什么和什么做得不夠徹底的感覺始終籠罩著我。她的學識，她的人格，常常像鏡子照出我的一些丑態(tài)來。讀她的文章，我知道自己的文字有多么的華而不實；和她談論文化、文學、歷史和現實與時弊，她又常常讓我啞然失語，覺得自己不僅是沒有讀過幾本書的人，而且是一個連精神上都有腰間盤突出癥的嚴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個。每一次和她的文字與她本人交流之后，我都對自己說：回家多讀幾本書吧，把你的腰挺得再直一些吧！——閻連科一句“學而優(yōu)則仕”，一個科舉制度，把讀書人趕上“做官”的單行道，一趕就是兩千多年。讀書人希望“致君堯舜”，君主們則得意于“入吾彀中”。結果，一旦為臣，從此失去了話語權，想說什么，都得看上頭的顏色。強項者多半掉了腦袋。“臣”，其造字的本原意思，就是繩索牽著的奴才。社會進入“現代”，必須有一批獨立的自由思想者，其責任不在迎合上意，而在批判現實，構想未來。資中筠先生是其中一員。當為政者開始懂得獨立思想者的重要并學會從他們的思想創(chuàng)造中汲取理念時，中國才有可能走出“中世紀”?！愃囊婷炕匚易x資中筠先生的文章，聽她的發(fā)言，總是十分驚訝她如何從一堆亂麻中，一堆似是而非的說法中，迅速找出事情的本質，切中要害。她舉重若輕的文字，引導著我們對幾乎所有重要問題的基本方向?！扌l(wèi)平資中筠先生是我的清華學長，也是我參與編輯《炎黃春秋》雜志的編委和主要作者。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獨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間。她的風骨一直為我景仰。資先生學貫中西，思想深刻，文筆清新典雅。聽先生的演講，讀先生的文章，或醍醐灌頂，或如沐春風。她對世界和國事的洞察，常給我以啟迪。先生的著作集結出版，是對我國文化事業(yè)的一大貢獻?！獥罾^繩祝賀資中筠自選集的出版！資中筠先生是我們當代中國幾代學人中的異數，她的學養(yǎng)深厚而健全。新文化運動以來的開放心態(tài)，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無形中成全了她這樣一個文化意義上真正的“富家子”：雖曾失落仍能高貴，雖然峻急仍能優(yōu)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統(tǒng)而能教訓教化。她晚近的寫作，是一種回歸自我和文明常識的人生示范，是對當代漢語中暴發(fā)心態(tài)、投機心態(tài)、造論心態(tài)的校正。她對“獨立”的珍愛，她的文字和人格尊嚴，傳承了我們中國文化的立法者們稱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余世存

編輯推薦

《資中筠自選集:坐觀天下》大國消長如月之盈虧，是人間正道。從大國的歷史來看，以竭盡本國人力、物力，剝奪本國人民基本權利為代價……只可得逞于一時，最終必一敗涂地；而凡能繼續(xù)立足的，本國人在國內基本上得到善待是必要條件。——資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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