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

前言

前  言中國共產(chǎn)黨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從此，“和諧社會”成了我國戰(zhàn)略機遇時期的社會主調，也成了各類媒體上出現(xiàn)最多的詞匯。然而，社會是否和諧，最關鍵的是社會各階層之間是否和諧。自從原始社會解體以后，人類就分化為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階級、階層。社會分化是社會發(fā)展的條件和必然結果，但社會分化也帶來階級、階層之間的不和諧，甚至尖銳對立。經(jīng)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階層結構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工人、農(nóng)民、知識分子等原來的各個社會群體都進行了激烈的分化和組合，產(chǎn)生了一系列新的社會階層。社會分化為階層，是因為社會上各個不同的利益群體對社會資源的占有不同，社會地位不同，利益訴求的目標不同，他們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也不同。這種種不同，就可能成為社會不和諧的原因。新的利益群體的出現(xiàn)，也必然會使各階層在維護自身既得利益和預期利益的過程中產(chǎn)生各種矛盾，如果對這些矛盾處理不好，會使社會不和諧。所以，只要社會分化為不同的階層，就存在著不和諧的因素。要建立和諧社會，就必須認真研究當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狀況，研究他們的訴求，研究他們的既得利益和預期利益，研究社會階層的流動狀況，更要研究各階層之間的互動和沖突。這本書是從社會階層這一個一個的社會橫斷面，深入分析中國國情，分析各個階層面臨的問題和階層間的相互關系，從而尋求社會和諧的辦法。階層分析不是激化階層矛盾和挑起階級斗爭，而是尋求各階層和諧相處、保證社會穩(wěn)定的途徑。改革以前，中國農(nóng)村的勞動者都被稱為農(nóng)民階級，城市里的職工都被稱為工人階級。當時認為知識分子只是一個階層?！皟蓚€階級，一個階層”的說法沿用了幾十年，改革開放初期又把知識分子稱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樣，中國就只有工人階級和農(nóng)民階級了。這種概括既不能反映改革以前的現(xiàn)實情況，更不能反映改革以后的現(xiàn)實情況。所以，從新中國成立到今天的幾十年，對中國社會階層的分析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最近幾年，有的學者以職業(yè)的不同，將中國社會分為十大階層。職業(yè)和階層是密切相關的，但職業(yè)畢竟不等于階層。所以，此論的出現(xiàn)，并沒有使人們對階層的關注釋懷。經(jīng)過30多年的改革，中國不僅僅是由行政力量配置資源轉向主要由市場力量配置資源，社會整合方式也由行政整合逐漸向契約整合轉變。中國不僅經(jīng)濟體制轉型，社會結構也在轉型。誰都不會否認，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和30多年前相比，已經(jīng)有很大的不同。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產(chǎn)業(yè)結構也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城市化水平也大大提高。眾所周知，制度變革、產(chǎn)業(yè)結構升級和城市化，一定會引起社會階層的分化和重組。這本書就是在制度變革、產(chǎn)業(yè)升級和城市化的宏大背景下，一一分析和介紹中國社會各階層在改革前后的變化。承認社會分層就是承認社會不平等。社會不可能真正平等。但是，社會分層要研究哪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哪些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人們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們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不平等，人們總是要千方百計地改變造成不平等的制度。追求社會公正是人類千百年不渝的理想。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生說：“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穩(wěn)定的基礎。我認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1] 需要指出的是，經(jīng)過30年的改革，中國經(jīng)濟已經(jīng)有了突破性的發(fā)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社會問題卻更加令人憂慮，這是在80年代初沒有預料到的。進入新世紀，人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經(jīng)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這并不是說中國的經(jīng)濟問題已經(jīng)解決了，而是社會問題比經(jīng)濟問題更加突出。社會問題不解決，就會阻礙經(jīng)濟問題的解決。這里說的社會問題主要是社會各階層間的和諧問題。這正是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深層背景。社會是否公正是決定社會是否和諧的重要因素。社會公正是社會和諧的基石，不公正的社會不可能和諧。所謂社會公正，就是在一定道德體系下社會成員間合理地分配權利和義務。社會公正是權利和義務的對稱。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社會公正要求社會成員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的權利和義務均衡，社會各階層各占多少利益，各應承擔多少負擔，應當是均衡的。經(jīng)過改革開放，改革前的社會不公正問題有些解決了（以政治身份來確定其社會地位），有些沒有解決（如城鄉(xiāng)身份問題）。改革以后又出現(xiàn)了新的社會不公正。進入80年代后期，社會公正問題就開始顯露，到90年代中期，這個問題更顯突出。改革期間的社會不公正的主要表現(xiàn)是，對改革的代價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對稱。從邏輯上講，對改革成本和風險承擔小的社會階層，應獲得較少的改革收益；對改革成本和風險承擔最大的階層，應獲得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國的現(xiàn)實情況是扭曲的：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改革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nóng)民。而對改革的成本和風險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會不公的第一個原因，是市場化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結果，這是不可避免的。如，私有企業(yè)主的興起，新興產(chǎn)業(yè)和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的收入差距。對這一點人們是能夠容忍的。社會不公的第二個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體制，是改革路徑的選擇，正是這方面引起了人們的爭論和憂慮。中國的改革的路徑是先經(jīng)濟市場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經(jīng)濟市場化來說是先農(nóng)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體制外，后體制內(nèi)。這種先易后難的路徑選擇，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huán)：改革造就初步的經(jīng)濟繁榮，初步繁榮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進一步繁榮，進一步繁榮促進改革深化。當時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實決定著中國的改革路徑，這種路徑是阻力最小、風險最小的。但是，這種改革路徑，使得長時期內(nèi)保持著新舊體制并存的狀態(tài)，使政治改革滯后于經(jīng)濟改革。中國選擇了市場經(jīng)濟體制，從而融入了當今世界的主流經(jīng)濟體制。這是令人慶幸的。但是，中國的市場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準和退讓中形成的。從計劃經(jīng)濟到市場經(jīng)濟的轉變過程，是財富重新分配和流動的過程。行政權力左右著財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動，而這里的行政權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原來體制下的權力持有者及其關系密切的人，在制度變革中繼續(xù)處于優(yōu)勢地位。他們中的有些人利用原有的權力資源，在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過程中大發(fā)其財。也就是說，原來體制下“大鍋飯”的掌勺者，在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過程中，有可能給自己和親近的人的碗里多撈。中國改革的特有路徑，把市場經(jīng)濟的缺陷和計劃經(jīng)濟的殘余結合起來了。帶有計劃經(jīng)濟色彩的政府行為和扭曲的、殘缺的市場相結合造就了病態(tài)社會。市場經(jīng)濟的唯利是圖和 “審批權力” 沒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錢和權力的交換。行政權力為一批人創(chuàng)造了不正當?shù)陌l(fā)財機會，利用這種不正當機會的暴發(fā)戶，用部分收益向政府官員作回報。依靠貪官才能夠暴發(fā)，每一個貪官后面都有一批暴發(fā)戶。貪官和暴發(fā)戶是權力和金錢交媾生下的孿生兄弟。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權力資源，扼守新生階層向上流動的通道，收取種種形式的“買路錢”。他們以改革的名義撈到足夠的利益以后，或用其強勢地位，或阻撓改革繼續(xù)深入，或者使改革向有利于他們的方向發(fā)展，企圖使制度始終保持他們有利的狀態(tài)。這樣，就造成了制度性社會不公正。制度性社會不公正還表現(xiàn)在不公平交易方面。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是實現(xiàn)社會公正的條件之一。參與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的各方必須地位平等。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市場準入的平等。既然市場參與者都是平等的市場主體，只要他們具備條件，都應當有自主決策進入行業(yè)市場的平等機會，如果人為限制某些企業(yè)可以進入，或某些所有制經(jīng)濟成分可以進入，而另一些則不能進入，就不可能有公平競爭。市場準入不平等有國家政策造成的，有地區(qū)封鎖造成的。在國家政策上，如果政府人為地制造行業(yè)壟斷、市場壟斷，就會造成嚴重的不公平。第二是取得社會資源的機會平等。企業(yè)經(jīng)營必須有各種社會資源，如土地、資金、技術、經(jīng)營權力、上市資格等等，企業(yè)應當以平等的身份，以同等的機會，通過公平交易和平等競爭得到這些資源。如果政府壟斷這些資源，然后用行政權力進行分配，在分配中向某一些市場主體傾斜，這就造成企業(yè)間的機會不均等。要落實這兩個方面的平等，在項目上，必須有公開的、透明的招、投標；在銀行貸款上，必須一視同仁；在土地方面必須公開招標。而今天的項目招、投標和土地招標，很多是有名無實。名為招標，實際是暗箱操作、幕后交易。有很多地方土地還是行政劃撥，連招標的形式也沒有。第三是要有公平的稅賦。政府的稅收對各種經(jīng)濟成分、各類市場參與者應當一視同仁，稅賦平等。前幾年這個問題較為嚴重，今年有所改善。但還有不少不公正之處。如，各種非稅費用太多、太雜，并且彈性很大，人為因素相當嚴重；減免稅項目多，而且能否減免、減免多少有很大的隨意性，很容易為執(zhí)法者所用。第四是要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環(huán)境。這包括公平的法律和公正的執(zhí)法兩個方面。當前，政策多于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的情況較為普遍。還有一些法律帶有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痕跡，和市場經(jīng)濟不相適應。當前執(zhí)法不公是公平的法律環(huán)境的主要障礙之一，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的情況比較嚴重。在改革30多年后的今天，還沒有完全實現(xiàn)上述四個方面的要求，出現(xiàn)了很多不公平交易和不公平競爭的現(xiàn)象。制度性社會不公正暴露出中國社會當前的一個最基本矛盾：計劃經(jīng)濟時代構建的上層建筑和市場化了的經(jīng)濟基礎嚴重不適應。這是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的必然結果。政治體制改革講得最多的是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大（1987年）以前，鄧小平講了76次。最集中的還是1980年和1986年。鄧小平說，“只搞經(jīng)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jīng)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現(xiàn)在經(jīng)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 他強調，中國改革深入的標志是政治體制改革而不是經(jīng)濟體制改革。社會公正問題突顯以后，就可以看到鄧小平這些話的現(xiàn)實意義。但是，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以后，政治體制改革一度被擱置起來了。1997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重新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強調“繼續(xù)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在政治報告中論述政治體制改革時不僅重申“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而且直接將這一部分的標題定為“堅定不移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并且將人民民主視為“社會主義的生命”。但是，在實際推進上和上述承諾差距很大。人們期望，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找到通向社會公正之路。當然，政治體制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要因勢利導，要積極地、穩(wěn)步地前進。社會階層的研究應當屬于社會學領域。我國當代的社會學家如袁方、陸學藝、李培林、李路路、李強、孫立平、朱光磊、戴建中，以及其他一些學者在中國社會分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寫這本書時吸取了他們的智慧。但是，我并不想把這本書寫成一本社會學方面的學術著作。我所期待的讀者也不僅僅是對社會學有興趣的人。我希望寫得更自由一些，讀者讀起來也更輕松一些，當然也不是通俗小冊子。我的著眼點不是論證某一社會學的假設，我想用現(xiàn)實材料來分析改革前后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闡明當前中國社會階層的現(xiàn)狀。我沒有力量像社會學機構那樣為這個課題進行專門的社會學調查，但我可以綜合利用各方面學者和機構的調研成果，盡可能集中各方面調研成果的精華。1998年年底，我出版了《鄧小平時代》，那本書是從時間的縱軸上來分析改革20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F(xiàn)在獻給讀者的《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試圖從各個階層的橫斷面上來剖析30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這本書共18章，大體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紹了社會分層的一般理論和分層標準，介紹了改革以前中國社會分層的狀況，介紹和分析了改革以來影響社會分層的各種因素的變動，接著介紹了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財富、權力和聲望在改革以來的變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介紹了農(nóng)民、農(nóng)民工、工人、私有企業(yè)主、知識分子、官員、新買辦、社會有害階層八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并且綜合成一個社會階層整體結構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進階層流動，減少階層沖突，保證社會和諧與社會安全。由于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之中，各個階層的狀況還不能說已經(jīng)最后確定，這本書對各個社會群體的描述也是動態(tài)的。作為新聞記者，我盡可能用在采訪中的經(jīng)歷和采訪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當然，我還盡可能廣泛采用了有關部門和學者的社會調查數(shù)據(jù)。                                                                            楊繼繩                                                                                                                                                                                   2010年5月于北京

內(nèi)容概要

·在中國官場，為什么會出現(xiàn)“一個高官身后有十幾個、幾十個女人”，也有“一個女人身后有十幾個、幾十個高官”這種奇特腐敗現(xiàn)象？
·公車改革喊了10多年，試驗了近10多年，沒有絲毫進展。為什么公車改革推動不了？
·我們成天講義務教育，但“義務教育”怎么變成了農(nóng)民的“義務”？
·當一個總人數(shù)約1.5億、掌握著10萬億元左右的資本、貢獻了全國近1/3的稅收、使用著半數(shù)以上的技術專利、每年吸納半數(shù)以上新增就業(yè)人員的新社會階層崛起時，是與社會階層分化相伴而來的矛盾激化的前兆，還是中國社會由傳統(tǒng)邁向現(xiàn)代的表征？
·為什么官二代、富二代能比窮二代農(nóng)二代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究竟是什么樣的社會根源造就了當前“二代現(xiàn)象”？
·我們社會在不斷進步，經(jīng)濟在迅速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可為什么中國人的怨氣越來越大？
·在當前社會急劇變革的時代，“紅領”階層何以成為眾多人趨之若鶩的行列？
·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痹趺磦€共同法？
社會是否和諧，最關鍵的是社會各階層之間是否和諧。這本書是從社會階層這一個一個的社會橫斷面，深入分析中國國情，分析各個階層面臨的問題和階層間的相互關系，從而尋求社會和諧的辦法。
這本書共18章，大體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紹了社會分層的一般理論和分層標準，介紹了改革以前中國社會分層的狀況，介紹和分析了改革以來影響社會分層的各種因素的變動，接著介紹了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財富、權力和聲望在改革以來的變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介紹了農(nóng)民、農(nóng)民工、工人、私有企業(yè)主、知識分子、官員、新買辦、社會有害階層八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并且綜合成一個社會階層整體結構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進階層流動，減少階層沖突，保證社會和諧與社會安全。

作者簡介

楊繼繩 湖北浠水人。１９６４年４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１９６６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在新華社工作３５年，１９８４年被評為首屆全國優(yōu)秀新聞工作者。１９９２年評為高級記者。從１９９２年被評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多年兼任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境外大學多次作過訪問學者。在工作期間發(fā)表了數(shù)以千計的新聞、通訊、特寫、調查報告、報告文學等作品，發(fā)表了數(shù)百篇政治經(jīng)濟評論和學術論文。他寫的調查報告有多篇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辦公廳文件、國務院文件轉發(fā)全國，三十多篇被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對實際工作起了重要推動作用。他１９８６年出版的著作《技術商品與技術市場》（１９９０年修訂版改名為《技術貿(mào)易學》）是國內(nèi)這一領域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他出版的學術專著《鄧小平時代》、《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爭》、《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三十年河東》在國內(nèi)外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２００１年從新華社退休后，先后擔任《中國改革》等多家雜志的編委、顧問。２００３年加入《炎黃春秋》雜志社任副社長至今。

書籍目錄

目  錄第一章　社會分層的理論和分層標準002 ∥ 社會平等和社會分層005 ∥ 社會分層的標準010 ∥ 中國改革前后分層標準的變化第二章　身份社會——中國改革前的社會分層016 ∥“以階級斗爭為綱”造就的各種政治身份020 ∥ 城鄉(xiāng)分割造就的戶籍身份021 ∥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群身份和單位身份023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第三章　決定分層因素的變動026 ∥ 社會分層和制度密切相關028 ∥ 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政治身份廢除029 ∥ 所有制變化：社會分層的基礎重構032 ∥ 市場配置資源：促進原有階層分化和重組035 ∥ 人民公社解體和戶籍制度松動038 ∥ 城市化和產(chǎn)業(yè)結構升級第四章　財富地位分層044 ∥ 改革以前的收入分配045 ∥ 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分配的變化052 ∥ 居民主要收入項目分配狀況059 ∥ 對收入差距的分析065 ∥ 中國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之大為世界之最067 ∥ 東西部地區(qū)居民收入的差距擴大070 ∥ 城鎮(zhèn)居民內(nèi)部的收入差距072 ∥ 中國的兩極：新富和新貧080 ∥ 當今中國最窮的人第五章　權力地位分層088 ∥ 什么是權力091 ∥ 改革以來權力分層的變動094 ∥ 權力商品化098 ∥ 權力網(wǎng)和權力場第六章　聲望地位分層104 ∥ 什么是聲望105 ∥ 職業(yè)聲望評價標準的變化109 ∥ 當前中國職業(yè)聲望狀況第七章　隊伍最龐大的階層——農(nóng)民118 ∥ 改革以前的農(nóng)民121 ∥ 農(nóng)民分化的制度基礎122 ∥ 農(nóng)民的分化125 ∥ 農(nóng)民的收入狀況129 ∥ 決定農(nóng)民收入的宏觀經(jīng)濟分析131 ∥ 農(nóng)民負擔134 ∥ 農(nóng)民與土地137 ∥ 農(nóng)民的文化生活138 ∥ 農(nóng)民生活在什么樣的組織之中141 ∥ 農(nóng)村干部144 ∥ 農(nóng)民的民主意識在增強147 ∥ 農(nóng)民問題的癥結第八章　城鄉(xiāng)過渡階層——農(nóng)民工 152 ∥ 農(nóng)民工群體的產(chǎn)生155 ∥ 農(nóng)民工的基本狀況157 ∥ 新生代農(nóng)民工159 ∥ 農(nóng)民工的收入和生活165 ∥ 割不斷的鄉(xiāng)情168 ∥ 農(nóng)民工的貢獻和回報不對稱170 ∥ 農(nóng)民工的子女教育173 ∥ 對農(nóng)民工的管理176 ∥ 農(nóng)民工的發(fā)展趨勢第九章　改革陣痛的承受者——工人184 ∥ 工人階層經(jīng)歷的制度變化192 ∥ 工人階層的收入狀況的新變化196 ∥ “主人翁”地位的失落199 ∥ 國有企業(yè)工人承受了改革的陣痛204 ∥ 私有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里的工人206 ∥ 工人階層與社會和諧210 ∥ 誰來代表工人的利益？第十章　歷史的回歸者——私有企業(yè)主216 ∥ 在鑼鼓聲中消滅   在爭論聲中回歸221 ∥ 一個迅速崛起的階層225 ∥ 他們是一些什么樣的人？229 ∥ 他們是怎樣發(fā)財?shù)模? 236 ∥ 私有企業(yè)主的經(jīng)營240 ∥ 私有企業(yè)主的社會地位243 ∥ 私有企業(yè)主的社會關系248 ∥ 中國私有企業(yè)主的發(fā)展趨勢第十一章　憂憤深廣的階層——知識分子254 ∥ 什么是知識分子257 ∥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數(shù)量和職業(yè)分布258 ∥ 當代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261 ∥ 人文知識分子的苦悶267 ∥ 傳媒知識分子的尷尬274 ∥ 科技知識分子的艱辛277 ∥ 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第十二章　挨罵最多的階層——官員286 ∥ 中國官員數(shù)量：世界之最289 ∥ 廉價政府何處覓？291 ∥ 官員收入的明與暗294 ∥ 官員選拔的正道與邪道297 ∥ 尋租與犯罪303 ∥ 遲到的分化305 ∥ 公務員，職業(yè)的官員308 ∥ 官員階層的發(fā)展趨勢第十三章　他們還背著歷史“黑鍋”——當代新買辦312 ∥ 這個群體的狀況314 ∥ 他們能掙多少錢？315 ∥ 他們是怎樣進入這個群體的？316 ∥ 怎樣看待他們的工作？318 ∥ 他們有什么特別之處？第十四章　社會有害群體322 ∥ 中國有多少罪犯？326 ∥ 吸毒者331 ∥ 賣淫者337 ∥ 有組織犯罪第十五章　中國當代階層結構：一個綜合體346 ∥ 中國當代社會階層結構模型352 ∥ 中國當前階層結構的特點356 ∥ 中國階層結構的發(fā)展趨勢第十六章“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 360 ∥ 社會地位的繼承和流動362 ∥ 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狀況371 ∥ 社會階層流動的障礙376 ∥ 社會階層出現(xiàn)固化現(xiàn)象第十七章　階級意識和階級沖突382 ∥ 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385 ∥ 中國當代階層的階級意識 387 ∥ 階層沖突與社會安全第十八章　愿各階層和諧相處398 ∥ 要確立新的穩(wěn)定機制400 ∥ 救助底層，制約上層403 ∥ 搞好社會再分配，減弱不平等程度405 ∥ 制衡權力駕馭資本

章節(jié)摘錄

第十二章  挨罵最多的階層——官員官員，也被稱為干部。改革前干部由五部分人組成：黨政干部；軍隊干部；社會團體和群眾團體干部；事業(yè)單位干部；企業(yè)單位干部。改革以后，這支隊伍逐漸發(fā)生變化。但變化速度和其他階層相比，顯得緩慢得多，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社會矛盾的交織，群眾中常有怨言?！岸似鹜雭沓匀猓畔驴曜恿R娘”，罵誰的娘？罵官員的娘。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官場腐敗，群眾罵官的就更多了。因為官員是國家的管理者，承擔著重大的社會責任。一個人一旦走上了領導崗位，他就成了公眾人物，他就要受到廣泛的批評和指摘。在社會轉軌時期，社會矛盾較多，人們的意見也不一致，官員受批評指摘就會更多一些。所以說，官員階層是當今挨罵最多的階層。 中國官員數(shù)量：世界之最      如果有人愿意排“世界之最”的話，中國官員的數(shù)量恐怕會列入“世界之最”的。有人說，在北京西單十字路口，每一瞬間就有三四個地、師級干部、十幾個縣、團級干部通過。這并不言過其實。實行改革開放以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中國進行了五次機構改革。每一次都有精簡機構、壓縮冗員的目的，但是，事與愿違，機構越改越臃腫，冗員越壓越膨脹。形成了膨脹——壓縮——再膨脹的螺旋式擴張。在這螺旋式擴張的鏈條中，后一次擴張比前一次擴張數(shù)量更大，勢頭更猛；后一次壓縮比前一次壓縮更為困難，更為無力。 表12-1　近30年來黨政機關人數(shù)的變化情況：（單位：萬人）[1] 年代 1966 1979 1981 1982 1983 1984 1987 1988 1989 1996 2000人數(shù) 199.5 292.12 330.19 321.95 327.27 371.4 508.97 525.58 543.5 1037.6 1061.6從表12-1列出的黨政系統(tǒng)干部人數(shù)變化的趨勢來看，其膨脹呈加速之勢：1966年到1979年13年間增長46.4%，平均每年增長2.98% ；1979年到1989，10年間增長86.1%，平均每年增長6.41%； 1989年到2000年11年間增長了95.3%，平均每年增長7.60%。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字，2008年年底，黨政機關工作人員1249.7萬人（其中，中國共產(chǎn)黨機關56.4萬人，國家機構1193.3萬人）。另外還有人民政協(xié)和民主黨派9.3萬人，群眾團體23萬人。每次改革后，政府機構和人員能夠很快回彈，主要是行政機關內(nèi)部人控制的問題，機構設置與職能變更，行政人員有很大的權力，行政機關自己就可以確定，而不需要立法機關的約束，沒有外部的約束力量。 1998年那次國家機構改革是力度最大的一次，當時宣稱，中央各部委辦直屬局的公務員從1997年的3.4萬人減少到1.7萬人，國務院編制人員減少了47.5%。2003年年底，中國公務員總數(shù)為653.6萬人。實際上，1998年那次改革，把中央部門的一些工作機構由行政編制改為事業(yè)編制，如各部委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等，本來是為領導決策服務的機構，多年來一直是行政編制，從1993年以后逐漸劃為事業(yè)編制。所以，在國家黨政機關里，除了653.6萬公務員以外，還有400多萬從事黨政工作的事業(yè)編制的工作人員，他們照樣吃“皇糧”，是“準公務員”。1998年那次說是精簡了多少人，但從財政上看，行政開支并沒有隨人員的減少而減少，反而比原來有較大幅度的增加。除了與黨政機關的工作相關的事業(yè)單位以外，中國還有大量的事業(yè)單位，職工人數(shù)2871萬人[2] 。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事業(yè)單位人員共4000萬人，這些人需要財政供養(yǎng)。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按美國聯(lián)邦和地方政府的標準計算，我國“吃皇糧”的人數(shù)達7000萬人，18個老百姓供養(yǎng)一個官員。上述數(shù)字還不是中國干部人數(shù)的全部。財政分灶吃飯以后，地方有了經(jīng)濟自主權，他們就用自有資金開支干部， 稱為“自定編制”或“自費干部”，這些干部不在上述統(tǒng)計數(shù)字之內(nèi)。在統(tǒng)計數(shù)字之外還有“借調干部”。他們是從企業(yè)借到機關工作的，由企業(yè)開工資、在機關從事干部的工作。2005年9月，我到甘肅通渭縣采訪得知，這個縣的義崗鎮(zhèn)，總共有人口2100人，除了有鎮(zhèn)干部82人，另有臨時工勤人員7人和治安聯(lián)防隊員3名，這10人不在編制之內(nèi)，但還需要鎮(zhèn)財政掏錢開工資?，F(xiàn)在這個鎮(zhèn)的工作人員相當于人民公社時期的3.5倍。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隊伍的擴張中，領導干部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一般干部的增長速度。1996年我到湖南省采訪得知，94萬人的安化縣有地市級干部3人，縣、團級干部100多人，科、局級干部1500多人，一般干部500多人。當?shù)匾晃徽f(xié)委員在我主持的座談會上說：“干部隊伍像一盤軍棋，除了挖地雷的幾個工兵外，全是當官的?！? 有些單位領導人過多，常為排位子、分物資、坐車子、住房子鬧矛盾。一把手為排列副職的先后順序大傷腦筋，只好列名單時把老張排在前，開會時讓老李坐在前，作報告時讓老王講在前。上述領導干部的數(shù)字還不包括“相當于×級干部”和“享受×級干部待遇”的人數(shù)。如果包括這些人，則兩倍于現(xiàn)職領導干部的人數(shù)。官員太多的直接原因是機構的裂變。機構多了，官員自然就多了。而機構裂變的原因之一又是官員太多，“因神設廟”的情況是比較普遍的。官員太多和機構裂變互為因果。多年來，中央和地方各級機關中，要求提高機構的級別成了不可阻擋的潮流。股級升為科級，科級升為副處級，處級升為副廳級……機構一升格，該機構的領導干部的工資、級別以及各種待遇也隨之水漲船高。 由于要求機構升格的勢頭很猛、編制管理部門處于“眾人推門一人頂”的被動地位。1998年那次機構改革中，一批原來是副部級的機構升格為正部級。各省也將這類機構由副廳級升為正廳級。 機構重疊，職能相似，同類的工作分幾個部門管，有名有利的工作都說是屬自己的管轄范圍，費力不討好的工作都推給別的部門。有些縣里，管農(nóng)業(yè)的有農(nóng)經(jīng)委、農(nóng)業(yè)局、農(nóng)業(yè)區(qū)劃辦、農(nóng)村能源辦、多種經(jīng)營辦、棉花辦、煙葉辦多家職能交叉的機構?？h農(nóng)業(yè)局內(nèi)設機構又和其他部門內(nèi)設機構重疊。例如，農(nóng)業(yè)局有多種經(jīng)營股，縣政府又設有多種經(jīng)營辦公室，這些職能相同的部門經(jīng)常扯皮，因部門間的矛盾常在工作中“使絆子”“設卡子”，我干不了，也不讓你干好。基層單位面對多家意見不一致的“婆婆”左右為難，叫苦不迭。為了解決職能相似、級別相同的部門之間的扯皮問題，又不得不在這些部門之上再設一個協(xié)調機構，進一步使官員增多。機構多、官員多，為基層增加了很多麻煩。辦一件事跑幾十個部門、蓋幾十個圖章成了常規(guī)。再加上機構之間的扯皮、推諉，很多事情難以辦成。高一級的首長為了辦成一件事，不得不擺脫常規(guī)工作程序，親自“拍板定案”。既然有首長“親自拍板”這條路子，基層單位就千方百計地找關系、走后門，直接請首長“批示”。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huán)：事情越難辦就越找關系；越找關系工作程序就越混亂，事情就越難辦。既然直接找首長成了辦成事情的有效途徑，那么，和首長有特殊關系的人就可以派上特殊的用場了。 于是，一些跟班、司機、秘書、子弟、情人被推上了領導位置。官員多了，是否比過去清閑了？不見得。官員一多，他們相互之間“制造”了很多工作。在一件事由一個部門干的時候，就不必下文件、開會。現(xiàn)在一件事情由若干個單位干，相互之間的文件就多了起來，會議也就多了。據(jù)某市不完全統(tǒng)計，僅1997年1月至6月，召開的有市級領導參加的會議達400多次，出席會議的領導干部達1000多人次。20個部委和臨時機構印發(fā)的內(nèi)刊、簡報、信息資料總計超過100種，最多的部門達6種。某省抽樣調查表明，省地縣領導干部，每年有三分之一時間“泡”在會海里，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每天收到的文件資料不下10萬字。一個單位的副職越多，這個單位的職能就越分散，每一個副職都不能做主。于是，上級開會要決定事情就得指名第一把手參加。但是，第一把手沒有“分身法”，他只好多設副職，代他去開會。參加會議的人做不了主，回來后還要開會傳達、研究，再向上級打報告。每一種機構都應當是為了完成一種社會職能而設立的，它的人員應當為這一社會職能而工作。但是，人員太多，就需要一批人為機構本身自我服務，這批人并不是為社會職能而工作的。據(jù)估計，各機關自我服務的人員占三分之一以上。90年代以來，有些事業(yè)單位還要自己賺錢養(yǎng)自己，一些單位有三部分人：一是執(zhí)行這個單位所承擔的社會職能的人；二是后勤保障人員；三是經(jīng)營人員，靠他們賺錢養(yǎng)活前兩部分人。由于賺錢最重要，經(jīng)營人員的隊伍很龐大，真正承擔社會職能的人不到三分之一。機構重疊、文牘如山，基層情況經(jīng)過層層篩選、加工以后，傳到上層后大部分失真或過時。于是一些有事業(yè)心的領導人就深入基層、直接調查研究，檢查工作。但是，省里干部下去，地市干部陪同，到了縣里，縣級干部也跟著陪同，到了鄉(xiāng)鎮(zhèn)，上頭來的人已經(jīng)陣容很龐大了。一個干部下去，像滾雪球一樣，陪同的人越來越多，他被陪同的人包圍起來了，哪里能接觸群眾？上面的部門多，今天來這個，明天來那個，都得陪同，都得匯報，都得盛情接待，鬧得基層叫苦不迭。 廉價政府何處覓？      100多年以前，馬克思在熱情地謳歌巴黎公社時，興奮地稱贊公社真正地建立了“廉價政府”，減輕了人民的負擔?，F(xiàn)在，由于機構的裂變和冗員過多，政府越來越“昂貴”了。 財政供養(yǎng)人員過多，公務消費支出過大，購買和維修汽車、買手機等等的支出越來越龐大，國家行政管理費連年大幅度增加，維持行政運轉的成本越來越高。表12-2　國家行政管理費支出情況 （單位：億元）[3] 年代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5 2000 2003 2004 2005 20081. 行政管理費用支出 280.06 587.41 1520.66 3355.09 1787.58 3437.7 4064.1 4811.8 14096.42. 國家財政總支出 5282.44 7483.18  2865.67 24387.46 15886.50 24649.9 28360.8 33708.1 62592.661/2（％） 5.30 7.85 11.82 13.75 11.25 13.95 14.33 14.27 22.523. 國家財政總收入  5089.61 7402.75 12280.60 22442.10 13395.23 21715.3 26355.9 31628.0 61330.35注：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包括：行政管理支出，黨派團體補助支出，外交支出、公安安全支出，法院支出和公檢辦案費用補助。不包括國防支出。2008年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一般公共服務支出”9795.92億元，外交支出240.72億元，公共安全支出4059.76億元，以上幾項共計14096.4億元。沒有公布法院支出和公檢辦案費用。1993年以前，財政收入中包括債務收入。從2000年起，財政支出中包括國內(nèi)外債務利息支出，如果在15886.50億中扣除累計內(nèi)外債的利息，則行政管理費的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在12.5%左右。從表12-2可以看出，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逐年增加，行政管理費用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增加。有專家指出，中國各類管理機關自身開支占年度財政支出至少要在30%以上[4] 。上述數(shù)字不是行政管理費的全部，僅靠這部分行政管理費是遠遠不夠的。各級政權還得搞各種名目的“創(chuàng)收”。什么叫“創(chuàng)收”？就是利用行政權力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這“三亂”已經(jīng)成為一大社會公害。國家曾三令五申，采取種種措施治理“三亂”，但越治越嚴重。2003年以后，國家實行了“費改稅”，提高稅收，取消收費。其實，“三亂”是官員太多的必然結果，治標不治本自然收不到效果。人員增多以后，不僅僅是行政經(jīng)費的增加。辦公用房、汽車增加的速度也是驚人的。辦公樓建設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費，汽車也有一部分不是出自行政管理費。北方某大城市文革前黨政機關只有一棟樓房，現(xiàn)在市委、市政府、人大常委、政協(xié)都分別蓋起了很有氣派的大樓?，F(xiàn)在辦公用房的面積比20年前增加了十多倍，但還嫌不夠用，不少處室花高價在外邊租房辦公。 前財政部長劉仲藜曾說過，令他頭疼的事情有三件：人、車、會。 官太多，會太多。車，主要是轎車。中央國家機關主管公務小汽車的部門明文規(guī)定：正部級和常務副部級配專車，其余副部級干部一律實行保證用車。所謂保證用車就是不設專車，只要用車，機關公共車隊必須派車。實際上，北京的局級干部、地方的科級干部都有專車。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就有一個統(tǒng)計數(shù)字：當時有350萬輛公務用車，每年耗費3000億人民幣，這些公車消耗遠遠高于國家財政對國防、科研、農(nóng)業(yè)、公共衛(wèi)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個三峽工程。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車改革的問題。1998年國家就正式推動公車改革。但是，公車改革喊了10多年，試驗了近10多年，沒有絲毫進展，到新世紀，公車繼續(xù)大量增加，2005年我國公車轎車保有量超過了500萬輛，每年為此消耗超5000億元。這些錢足以解決醫(yī)療、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問題。為什么公車改革推動不了？主要是觸動了乘車官員的利益。公車改不動是因為“公權”沒有改革。據(jù)公路運輸企業(yè)財務分析顯示，轎車每萬公里的運輸成本為8215.40元，而黨政機關和事業(yè)單位轎車的運輸成本為50361元，相當于運輸企業(yè)的6.13倍。而運輸效率，5 輛公車才相當于一輛出租轎車[5]。為什么公車成本這么高？這是因為，公車私用已成為普遍現(xiàn)象。公務轎車只有1/3用于公務，1/3被官員家庭私用，1/3被司機私用。釣魚打獵，假日郊游，接夫人送孩子、購物訪友、應酬私情，都是用公車。公車變成了個人財產(chǎn)，司機變成了官員的家庭服務員。司機是最了解某些官員不法活動的人，雖然是家庭服務員，但不能得罪他，給官員開車得到的好處是不少的。只要不影響自己用車，司機以車謀私，官員是不管的。特別是那些有劣跡的官員，有把柄抓在司機手里，給他開了幾年車以后，不得不給司機安排一個滿意的肥缺。最新調查表明，官員的司機是中國當代重要的犯罪群體之一，貪官的非法活動常常有他的司機參與[6]  。 官員收入的明與暗      官員的工資是有明文規(guī)定的。不同的級別有不同的工資。每個級別有一個最低工資，隨著任職年限增長而逐步提高，但有一個最高限。  官員的工資有多高？我手邊正好有一張跨世紀時期中央直屬事業(yè)單位不同等級官員工資表，現(xiàn)提供讀者參考。見表12-3：表12-3　職員職務等級工資標準表[7]單位：元/月職員等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一級職員 968 1043 1118 1193 1285 1377 1469 1561 1653 1745     二級職員 711 767 823 879 950 1021 1092 1163 1234 1305 1376    三級職員 496 538 580 622 673 724 775 826 877 928 979 1030 1081  四級職員 392 419 446 473 500 535 570 605 640 675 710 745 780 815 850五級職員 351 370 389 408 427 452 477 502 527 552 577 602 627 652 六級職員 322 337 352 367 382 401 420 439 458 477 496 515 534 553 表中這個工資標準已經(jīng)過時。進入21世紀以后，干部的工資大幅度提高。2004年北京市的月薪標準是“三五八一”，即科級3000元，處級5000元，局級8000元，省部級10000元。其他不少省也仿照北京的標準。除了工資高而且十分穩(wěn)定以外，領導干部在很多方面有一般人得不到的好處，如住房、用車、醫(yī)療、公務消費等。這些好處一般人用錢也是很難買到的。不同級別的官員住房標準不同。領導干部比一般干部住得寬敞、舒適得多。表12-4是2000年內(nèi)部掌握的標準：表12-4　不同級別官員的住房標準：（單位：平方米）級別 一般干部 科級 副處級 正處級 副局級 正局級 副部級 正部級住房標準 60~70 70~80 80~90 90~100 105~120 120~140 190~220 220~250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北京很多單位沒有達到這個表中的標準。1998年以后，因要停止福利性分房，各部門加緊“最后的晚餐”，中央及中央直屬單位的干部一般都達到了這個標準的上限。省、地、市遠遠超過了這個標準。有些地級市、縣級市為市長們建起了一幢幢的小樓，被群眾稱為“官街”。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級別配給，級別越高，面積越大。輪到工人，只有破舊的小平房。那時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連維修費也遠遠不夠。房租低，是因為國家財政給了補貼。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這一份補貼。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應付1000元房租，實際只付50元，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級別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補貼收入越多。普通工人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種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稱為“福利性分房”。1998年國務院發(fā)布的《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zhèn)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國發(fā)[1998]23號文件）規(guī)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實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將公有住宅一次性地賣給住戶。賣給住戶的價格遠遠低于市場價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區(qū)大約6000多元1平米，賣給住戶的價格是1450元，每平米差價4550元。如果住120平米，差價就是54.6萬元，比他一輩子的工資收入還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鎮(zhèn)，賣房的價格更低，差價更大。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確是商品化了，父母把終生的積蓄給子女買房；父母沒有能力的，年輕人身負銀行巨債，成了“房奴”。買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負擔。而官員呢？“計劃經(jīng)濟的最后晚餐”永遠吃不完！2008年到2009年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北京西客站南、廣安門外一帶，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區(qū)拔地而起。有中直機關的，有國務院機關的，這些高檔新住宅市場價每平米兩萬元，而按“經(jīng)濟適用房”的價格（4000多元）賣給公務員。一名局級干部買一套180平米的房子（本來局級干部的住房標準是120~140平米，現(xiàn)在也放寬了），可以得到近100萬元的差價！“經(jīng)濟適用房”是賣給低收入家庭的，要經(jīng)過嚴格的審核。沒想到，黨政官員都取得了買經(jīng)濟適用房的資格。這一情況我寫了文章發(fā)表后[8]，引起了很強烈的反映。其實，我所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個局部。在交通方面，北京有些單位的局級干部還有專車。到地方，用專車的干部就更多了。醫(yī)療方面，局以上的官員享受保健，不僅醫(yī)藥費全報銷， 還有水平較高的醫(yī)生和好的醫(yī)療條件，看病不用像老百姓那樣一次又一次地排隊。醫(yī)療改革后，老百姓中有49%的人有病不去醫(yī)院；29%的人應該住院卻不住院，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幾乎得不到任何醫(yī)療保障。而高級干部的醫(yī)療條件卻在不斷提高。衛(wèi)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指出：國家投入的衛(wèi)生費用只為20%的人提供衛(wèi)生服務，政府投入的醫(yī)療費的80%僅為850萬黨政干部享受，其中，50萬人又享受了這些80%中的50%。也就是說，50萬人享受了國家整個醫(yī)療費的40%。此外，中國官員的“職務消費”很高。所謂“職務消費”除了公務用車等以外，主要是指他因公出差、出國或到下面檢查工作時的各種待遇。如乘公務艙、住五星級賓館、吃豪華宴席、公費旅游等。中國官員的工資也不是他們收入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們抽的煙一般是“中華”“紅塔山”“三五”，他們的工資連抽煙也不夠。為公司開業(yè)剪彩，為商店題寫匾牌，都有數(shù)量不小的酬金。逢年過節(jié)、婚喪嫁娶，生病住院，都會有人送禮。下面求他辦事還會給“活動費”。中國官員的灰色收入是誰也說不清的。 發(fā)生在哈爾濱的一宗案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灰色收入”。1995年12 月，原哈爾濱市常務副市長朱勝文被揭露，從他家中搜出錢物共計人民幣200多萬元。在審查他的時候，他寫了一篇《關于我的灰色收入》，聲稱所有的貴重物品和錢財都是開業(yè)典禮、過年過節(jié)、各種慶典給的禮金和活動費，他認為這些雖然不是工資之類的正常收入，但也不是違法的，應算灰色收入。朱勝文住過幾次醫(yī)院，其間，很多人看他，有送花籃的，有送水果的，絕大多數(shù)是送錢，計有30多萬元，朱勝文在被揭發(fā)出來以前被認為是一名好干部，被判刑后跳樓自殺還有不少人同情。2001年，安徽省一位新到任的縣委書記，因腳扭傷住院幾天就收到下面送給他的幾十萬元現(xiàn)金。他不敢收，也不能退，只好交給縣財政。在有些地方，逢年過節(jié)，下級要給上級送紅包（現(xiàn)在都用卡）。科長給局長送，局長拿出一部分給縣委書記送，金字塔的底下層層向上送，在金字塔上面的人，就收到一筆不小的數(shù)目。除了下級官員送以外，私營企業(yè)主還得送。在群眾心目中，官員是高收入階層。官員的利益是明顯的，在利益差別的推動下，工農(nóng)群眾想擠進干部隊伍，一般干部想擠進官員隊伍，低級官員又千方百計地向高層次進軍。2005年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在被調查的7000多名應屆大學畢業(yè)生中，選擇政府機關的占37.6%，排名第一。2005年11月26日，2006年國家公務員考試開考。據(jù)人事部統(tǒng)計，全國有36.5萬人參加這次考試，人數(shù)比上一年增加了47%。這次共有10282個崗位，平均每個崗位有35個人競爭，個別崗位競爭者超過2000人。2009年，公務員招考確認參加筆試的人數(shù)為104萬人，每一崗位平均報考人數(shù)為85人，比例最高的崗位是4080比1[9]。由于官員收入不透明，使得一些貪官在“灰色”中得到保護，一些清廉的官員也蒙受輿論的壓力。所以，實行《財產(chǎn)申報法》已成為各方面的呼聲。所有的公職人員必須對其擁有的財產(chǎn)的狀況，包括財產(chǎn)的數(shù)量、來源、增減等情況向國家監(jiān)督機關定期作出書面報告。人們稱這個法律為“陽光法”，這個法律已在醞釀之中。在這個法律出臺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在1988年做出懲治貪污賄賂的補充規(guī)定，設立了一個新罪名，“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罪”。1995年4 月30日，國家頒布實施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guī)定》。但是，在登記時，由干部們自己任意填報，所報的收入數(shù)僅是他們真正收入的一部分，這種收入申報徒有形式。 改革開放以后廢除了干部終身制。但是，級別高的領導干部，職務不終身，待遇卻是終身的。國家副部級以上的干部退休了，還繼續(xù)擁有退休前的汽車、司機，直到逝世。上行下效，到地縣級，退下來的主要領導人，繼續(xù)享受原來的待遇。本書作者2009年到北方某大省一個地級市開會，得知市委“四大班子”（黨委、政府、人大、政協(xié)）的一把手退休后還有辦公室、汽車。他們年紀大了很少出去，司機閑得無聊，老領導過馬路理發(fā)也急忙出車。

媒體關注與評論

楊老師的書當然比我寫得好，因為這是學者書，要有很多的數(shù)據(jù)論證?！簳月?.........................................................................   讀楊繼繩《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一書，收獲匪淺，大受裨益。這是我近年來讀的少有的一本好書。這本書不僅是一本社會學，還是政治學、經(jīng)濟學、歷史學、新聞學的綜合運用；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紀事，剖析了30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還是各行各業(yè)、各個階層動態(tài)分析的百科全書?！袊嗣翊髮W資深教授 何偉 破解社會穩(wěn)定難題——共識網(wǎng)訪談楊繼繩　　嘉  賓：楊繼繩，新華社原高級記者。曾任經(jīng)濟參考報理論部主任、新聞采訪中心主任、新聞調查部主任、新華社香港分社主辦的《中國市場》雜志總編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理事等職，現(xiàn)為《炎黃春秋》雜志社副社長。出版有《鄧小平時代》、《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爭》（2004年初版、2010年修訂版）、《三十年河東：權力市場經(jīng)濟的困境》，近期出版了《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最新修訂版。　　訪談人：楊傳銀（左小刀）　　　　胡錦濤講話看到了問題，提到了改革，但要看落實　　【楊傳銀】：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建黨9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您關注了嗎？您覺得有什么新的變化？　　【楊繼繩】：粗粗地看了一遍，沒有深入學習。他指出了中國共產(chǎn)黨“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新挑戰(zhàn)”，說明他看到了當前尖銳的社會矛盾。他強調“積極穩(wěn)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fā)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還提到了“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監(jiān)督”，這當然是好的。但要看落實?！　　緱顐縻y】：講話中提到了“四大危險”，再次強調了“發(fā)展是硬道理”，又加了一句“穩(wěn)定是硬任務”。　　【楊繼繩】：誰都希望穩(wěn)定，誰都不希望動蕩，關鍵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穩(wěn)定。改革以前，各種權力高度集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保證社會穩(wěn)定的唯一的支撐力量。這時，保持社會穩(wěn)定主要靠兩手：一手是權力強制和武裝鎮(zhèn)壓；另一手是輿論控制，壓制不同思想。這就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安邦定國的“文武之道”。那時能否保持穩(wěn)定關鍵在于政府對種種社會力量的控制能力、對社會輿論的控制能力。政府的控制力弱了，社會不穩(wěn)定的危險就大了。　　通過改革，原來集中于中央政府的許多權力，正在向各種利益集團、自治團體以及獨立承擔風險的個體身上轉移。因此，社會穩(wěn)定的支撐力量也開始分散，中央政府不再是支撐社會穩(wěn)定的唯一力量。這樣，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協(xié)調和規(guī)范。政府要把不同階層的利益協(xié)調起來，要創(chuàng)造各種條件使各階層溝通、協(xié)商和妥協(xié)，政府規(guī)范市場，創(chuàng)造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并在市場失效的環(huán)節(jié)和場合顯示政府的作用。其中，保證社會公正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利益多元化以后，要允許各種利益主體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樣才能相互溝通，通過溝通達到理解、協(xié)商和妥協(xié)。大眾傳播媒介是重要的溝通渠道，保持這個渠道暢通無阻，就是保持社會穩(wěn)定的必要條件?！　∶鎸θ后w事件頻頻發(fā)生，政府就致力于“維穩(wěn)”。國家財政投入的維穩(wěn)費用超過國防開支。有些地方政府花這么多錢，不是解決影響穩(wěn)定的社會問題，而是用來阻止和打擊老百姓到北京上訪。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精力“截訪”，私人辦的“保安公司”就應運而生。這些保安公司和一些地方政府簽訂合同，通過暴力強制，限制上訪者自由并押送返鄉(xiāng)，向地方政府收取傭金。這種作法不僅不能保證穩(wěn)定，反而加劇了社會不穩(wěn)定。要知道，群眾上訪，說明他們還相信政府，群眾告狀，說明他們還相信法律。一旦他們覺得政府不能解決問題，覺得法律失效，他們就不上訪、不告狀了。這時，真正的麻煩就來了?！　‖F(xiàn)在的情況是，高壓鍋里壓力正在增加，你是適當放氣呢，還是不斷地再擰螺絲呢？老的辦法還是擰螺絲，新的辦法是放氣減壓。擰螺絲加壓可能暫時穩(wěn)定，到一定時候可能就要爆炸了，所以還是要減壓。　　【楊傳銀】：從接訪到“截訪”，這也是政府在對待民間訴求的一個很大的變化。　　【楊繼繩】：這種“截訪”是制造不穩(wěn)定最可恨的因素?！敖卦L”是各省的重要任務，在各省“截訪”抓不盡的話，國家有關部門還要抓著送回去。送回去就得統(tǒng)計并上報上訪人數(shù)。地方政府最怕上訪人數(shù)多了，因為這是上級考核地方政府的指標，上訪人數(shù)多了，就要影響政績。于是新的交易來了：我可以不上報不統(tǒng)計人數(shù)，但得拿錢來。拿多少錢？一個名額3萬！　　階層間和諧的關鍵是社會公正　　【楊傳銀】：中共中央很早就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在社會矛盾如此尖銳的情況下，怎樣保證社會和諧？　　【楊繼繩】：社會和諧，最根本的就是階層間的和諧，而階層間和諧的關鍵是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和諧的基礎，一個不公正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　≡趺床拍芄窟@不是說喊兩句就行了，不是說報紙上宣傳一下就行的，是需要一整套制度體系來保證的。這種制度體系的目的就是制衡權力、駕馭資本。行政權力和資本都是一種社會能量。一個社會沒有權力不行，權力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會、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權力對所有的社會力量來說是絕對強勢，如果不受控制可能會成為肆虐的暴君。權力必須放在籠子里，放在憲法的籠子里，放在法律的籠子里，讓權力在法律的范圍里活動?！　≠Y本也是一種社會能量，資本投向哪里，哪里就會改變面貌。一個垃圾場投入資本以后就會變成高樓大廈，變成花園，這就是資本的力量。但資本是貪婪的（經(jīng)濟學的語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沒受駕馭的資本也可能成為統(tǒng)治世界的暴君。馬克思要拋棄資本，資本是拋棄不了的，孫中山說節(jié)制資本，節(jié)制也可能過度。我提出駕馭資本?！　‖F(xiàn)在中國面臨的現(xiàn)實是：權力沒有制衡的上層建筑、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jīng)濟基礎。權力沒有被制衡的結果就是官民矛盾尖銳，就造成“仇官”的社會心理。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結果就是勞資矛盾尖銳，就造成“仇富”的社會心理。我不支持“仇官”、“仇富”，但它卻是客觀存在的，它的產(chǎn)生是有制度背景的。頻頻發(fā)生的群體事件與上面說的兩對矛盾、兩種社會心理有關?！　∮绊懮鐣€(wěn)定的主要因素是權力和資本　　【楊傳銀】：您覺得當前影響穩(wěn)定因素主要是這兩股力量，一個是權力，一個是資本。　　【楊繼繩】：對，權力和資本，特別是在權力不受任何的控制，市場經(jīng)濟不完善的條件下，擴張欲望十分強烈的行政權力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資本惡性結合，是當今一切罪惡的淵藪，是當前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沒有被制衡的權力和沒有被駕馭的資本結盟，肯定不會有社會公正。　　【楊傳銀】：您在這本《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里面是重點從中國社會的橫向的截面來分析了當前社會的分層狀態(tài)。如果從中共執(zhí)政62年來看，社會階層變化呈現(xiàn)一個什么樣的趨勢？　　【楊繼繩】：我這本書不僅僅展現(xiàn)了2008年這一年社會階層狀況，也展現(xiàn)了1978年改革以前的社會階層的狀況。還分析了怎樣從改革前的階層狀況演變?yōu)?008年的階層狀況。分析了工人、農(nóng)民、私有企業(yè)主、知識分子、官員等社會群體改革前后的狀況和演化過程。所以我這本書與其說是一本社會學的著作，不如說是一本歷史著作，因為講了一些歷史的演變過程?！　「母镩_放以前中國就是一個身份社會，有政治身份，有城鄉(xiāng)身份，所有制身份等等。身份一經(jīng)確定以后這個人終身不能改變的，比如地主是一種身份，地主的孩子要參軍、入黨、上學都會遇到困難。地、富、反、壞、右，是政治賤民身份，有這種身份的家庭一代兩代人都是翻不了身。改革以后政治身份廢除了，城鄉(xiāng)身份慢慢地有所改善，有所松動，農(nóng)民可以進城打工，但城鄉(xiāng)身份還有籬笆、還有鴻溝，進城農(nóng)民不可以跟城市人同樣的享受城市的現(xiàn)代文明，城市里社會地位高的工作崗位需要城市的戶口，同在一個屋檐下兩個社會群體待遇差別懸殊，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就影響社會和諧?！　　豆伯a(chǎn)黨宣言》說：“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的理論：消滅私有制?！?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完成這個任務了，中國的私有經(jīng)濟絕跡了。　　改革開放的過程，是私有經(jīng)濟回歸的過程，是當年社會主義改造的逆過程。現(xiàn)在中國私有經(jīng)濟相當發(fā)達了，在國民經(jīng)濟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私有企業(yè)主也有不同的情況，一種是靠權力發(fā)財?shù)模环N是靠自己的努力發(fā)財?shù)?。對靠權力發(fā)財?shù)拇蠹沂欠浅７锤械模孔约旱目萍及l(fā)明、靠自己的把握機遇，靠自己的拼搏這樣的發(fā)財大家是佩服的。近幾年來，由于行政權力過度擴張，那些靠自己努力發(fā)財?shù)乃接衅髽I(yè)主，也必須投靠權力，不投靠權力，經(jīng)營就很困難。權力如果不受制衡，進入了市場、控制了市場的運行，左右了市場的發(fā)展，甚至參與市場經(jīng)營，這 必然造成社會不公正。　　【楊傳銀】：實際上這60多年來權力對社會階層的影響一直是存在的，資本的力量只是改革開放之后才涉入的?！　　緱罾^繩】：改革以前資本不起作用，只有權力起作用。沒有資本的條件下，權力也沒有什么可撈的?，F(xiàn)在是有了資本以后，權力和資本結盟，共同壓榨百姓，社會出現(xiàn)了令人難以容忍的不公正。改革以前的身份社會也是不公正的。百分之十的人被當作政治賤民，幾代人不能翻身，能說是公正嗎？種地的農(nóng)民吃不飽飯，甚至餓死，能說是公正嗎？但那時在政治高壓下沒有人敢說話。社會是處于高壓下的穩(wěn)定?！　　緱顐縻y】：那個時代大家普遍處于有一個均貧的狀態(tài)，也有一個均貧的心態(tài)?！　　緱罾^繩】：都窮，我到一家拖拉機廠里勞動，幾千人，90%都是二級工，每月拿41.5元。物價也凍結了，文革十年，物價指數(shù)反而下降了，是隱性通貨膨脹，不表現(xiàn)在價格上，而表現(xiàn)在物資短缺上。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布票不夠，衣服打補丁。我當記者外出采訪的時候膝蓋還打補丁，我不自卑，別人也沒笑話。大家都是一樣的?，F(xiàn)在差別太大了，不一樣了。　　【楊傳銀】：改革以前是怎樣劃分階層的？　　【楊繼繩】：那時的說法是兩個階級（工人階級、農(nóng)民階級）一個階層（知識分子階層）。這種說法是很不科學的?，F(xiàn)在社會群體比較多了，我將各種社會群體按權力、財富、聲望加權綜合的結果分了五等：上、中上、中、中下、下，五個階層。我寫了八個群體，社科院寫了十個群體，他們稱之為十大階層。　　【楊傳銀】：他們是按照職業(yè)分的?！　　緱罾^繩】：職業(yè)和社會地位有關系，但和階層畢竟不是一回事?！　　白罡唠A層”被世襲是很危險的　　【楊傳銀】：你的書里講到階層流動和階層固化問題，你認為當前這個問題很嚴重?！　　緱罾^繩】：階層流動和階層固化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階層缺乏流動性就是階層固化。階層固化也可以說是社會地位繼承。階層流動是緩和社會沖突的一個重要方面。我今天社會地位比較低，只要我努力，多少年以后我可以到比較高的階層，這就是流動。如果階層固化，不能流動，看不到希望，我怎么努力也不行，就會增加社會張力，社會張力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社會動蕩，所以社會流動是緩和社會沖突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封閉社會，社會階層是固化的，比較高的階層被繼承了，世襲了，這個社會是很危險的?！　∽罱鼛啄晟鐣匚皇酪u問題比較嚴重。我寫了一篇文章就是《集體世襲與“權力場”》，皇帝是一個人世襲，而集體世襲是整個階層，最高階層都被世襲了，現(xiàn)在形成了官二代，富二代。窮人的孩子好不容易上完了大學，找不到好的工作，做蟻族，成了“窮二代”。　　“官二代”的形成，不僅僅中官家的主觀愿望，還有一種利益機制。這種機制迫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輩的公權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這種利益機制形成的制度條件是，經(jīng)濟市場化了，公共權力的運作方式還基本保持計劃經(jīng)濟時的狀態(tài)。權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經(jīng)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與高官有關系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一種極為寶貴重要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訂單，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權力，他們成了市場上最稀缺的資源。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干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呆在家里，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高干子弟依靠權力升官發(fā)財利益機制是這樣運行的：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升官發(fā)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干子弟，讓高干子弟升官發(fā)財→讓高于子弟升官發(fā)財?shù)娜?，升更大的官發(fā)更大的財。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經(jīng)有過“讓我們自己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說法，這一說法對世襲當然會起作用。但是，如果僅有這句話，沒有利益機制作為動力，世襲現(xiàn)象不會普遍、持久。有了這種動力機制，不僅是高干子弟，連高干的跟班、司機、情人，也有了升官發(fā)財?shù)臋C會?！　　緱顐縻y】：您在書中提到現(xiàn)在新的兩極分化：一個新富，一個新貧，現(xiàn)在這個問題已經(jīng)特別明顯了，如何化解這個問題？　　【楊繼繩】：如果讓市場規(guī)則無限進行，就可能出現(xiàn)兩極分化。所以，資本需要駕馭。防止兩極分化，首先要保證公平交易。在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是實現(xiàn)社會公正的條件之一。參與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的各方必須地位平等。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市場準入的平等，只要是市場主體，就應當自由進入市場的各個領域。第二是取得社會資源的機會平等。要落實這兩個方面的平等，在項目上，必須有公開的、透明的招、投標；在銀行貸款上，必須一視同仁；在土地使用方面必須公開招標。第三是要有公平的稅賦。政府的稅收對各種經(jīng)濟成分、各類市場參與者應當一視同仁，稅賦平等。第四是要有公正平等的法律環(huán)境?，F(xiàn)在這幾個方面條件都得不到滿足。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交易，有權力的和沒有權力的交易，肯定是強者占弱者的便宜，肯定是不公平的。　　【楊傳銀】：要解決還得在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這一塊。　　【楊繼繩】：制衡權力、駕馭資本需要一整套制度體系，建立這樣的制度體系就需要政治體制改革?！　〖鹊美嫒后w和對社會震動的憂慮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阻礙　　【楊傳銀】：從毛時代結束，鄧小平時代之初開始，30多年來，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喊。也有一些變化，但現(xiàn)在又出現(xiàn)了更多新問題，而且也很嚴重。您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在哪？　　【楊繼繩】：情況很復雜。一是既得利益群體的阻力，二是對社會震動的憂慮。既得利益群體為什么阻止政治體制改革？權力市場經(jīng)濟制度對他們最有利，他們的金錢、地位就是在權力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得到的。保住了權力市場經(jīng)濟體制，他們不僅能夠保持自己的社會地位，還可以進一步得到利益，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地保持現(xiàn)狀。有利益問題，也不全是利益，也有憂慮。有些發(fā)展中國家引進了民主制度效果不怎么好。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如果搞不好的話，就可能引起難以承受的社會震動，甚至造成民族和國土分裂。利益和憂慮并存，就形不成改革的共識，有的是反對普世價值，有的是支持普世價值，有的想搞新民主主義，有的想搞民主社會主義，也有的想恢復毛時代?，F(xiàn)代儒學、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等都在發(fā)出聲音，都說自己的藥方最靈，都想按自己的意見改造中國?！　　緱顐縻y】：有沒有可能在一個地方試點先展開這樣的改革呢？　　【楊繼繩】：政治體制改革是全局的，一個地方試點很難。局部地區(qū)要受全局制度和政策的控制。經(jīng)濟改革也有局部受全局控制的情況，那是通過給局部地區(qū)以特殊政策的辦法搞試點。特殊政策在試點起得了明顯經(jīng)濟效果，就可能抵住反對的聲音，就可以推廣試點的經(jīng)驗。政治問題很敏感，給試點地區(qū)特殊政策很難，即使給了，也很難得到經(jīng)濟改革試點那樣明顯的效果。也有人提出把福建和臺灣搞在一起，建立民主制度的試驗特區(qū)。我看這個設想很難實現(xiàn)?！　⊙哉撟杂珊忘h內(nèi)民主可以大膽地走　　【楊傳銀】：以您多年的研究和觀察來看，這個改革的突破口有可能在哪些方面？　　【楊繼繩】：首先是放開媒體言論，言論放開以后對腐敗是一個制約。腐敗東西都怕陽光。憲法第35條就給了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只要按憲法做就是了。第二個是黨內(nèi)民主可以大膽地走，可以大步地走，黨內(nèi)民主有很大的空間。黨政分開，是鄧小平說的，不存在沒有共識的問題?，F(xiàn)在黨代會的代表基本黨委是指定的。所謂黨代會都是官員和依順官員者的大會。不僅黨代表應由黨員選舉產(chǎn)生，從黨支部書記直到中央書記也可以選舉產(chǎn)生。黨內(nèi)也可以搞權力三分、相互制衡。黨內(nèi)要有批評黨的政策的自由、批評官員的自由，應當可以發(fā)表反對意見。毛主席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nèi)無派，千奇百怪?！秉h內(nèi)歷來是有派別的，但不合法，不能搞“非組織活動”。即然黨內(nèi)派別是客觀存在的，何不公開化、合法化？黨內(nèi)派別公開化、合法化，并且在黨章和國法中建立不同派別競爭的規(guī)則，就可以擺脫政治壟斷，實現(xiàn)權力制衡。當然，黨內(nèi)民主要和全社會民主良性互動，如果只搞黨內(nèi)民主，不讓黨外人士參與，那就可能重復晚清“皇族內(nèi)閣”的笑話?！　　緱顐縻y】：黨內(nèi)民主要和全社會民主良性互動，很好。全社會民主可以在現(xiàn)行體制框架內(nèi)探索“新路子”，比如說在人大代表制度上下功夫，最近很多地方出現(xiàn)“獨立參選人”?！　　緱罾^繩】：有人害怕“獨立參選人”，采取種種藉口阻止。其實沒有什么好害怕的。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近期講到姚立法的參選問題時說，他在湖北省當書記時支持姚立法，后來姚立法到美國去考察民主制度，性質就變了。（參見《聽俞正聲上黨課——“執(zhí)政者的聲音”》，《南方周末》，2011-06-23）到美國去考察怎么性質就變了？很多官員不是到美國去實習，考察嗎？官員到美國考察性質沒有變，怎么老百姓到美國去考察性質就變了呢？俞正聲種說法令人費解?！吨袊敶鐣麟A層分析》的出版一波三折　　【楊傳銀】：《中國當代社會各階層分析》是99年出的第一版？出版過程順利嗎？　　【楊繼繩】：99年寫完的，當時國內(nèi)無法出版，2000年在香港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后來國內(nèi)三聯(lián)書店幾次要出國內(nèi)版，但是兩次都沒有出成。2006年廣東花城出版社出了，印了八千本，到新疆參加書展，貼了一個很大的廣告，中宣部的張曉影局長看到了，她連書都沒看，就說這個書不能賣。為此我到中宣部找了劉云山，劉云山不在辦公室，我把申訴信留在他的桌子上，再找了張曉影，她說沒有查封我的書，我就讓她打電話，她不打。張曉影說沒有封，廣東那邊也只好說，中宣部沒有封，是我們自己封的。中宣部封的書不讓說是中宣部讓封的，是出版社“自律”。那八千本書到現(xiàn)在還壓在廣東的倉庫呢?！　　緱顐縻y】：中宣部封書也不下文件?！　　緱罾^繩】：不下文件，電話也不讓記，但必須執(zhí)行。執(zhí)行中不能說是中宣部的意見，是自己封的。06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次，綠皮書，印了18000本。我告訴他們先別在北京賣，在外地賣，最后進北京，結果快賣完了，進北京后被發(fā)現(xiàn)了，把膠片銷毀了，不讓再印，甘肅人民出版社還被處分了。大家都知道07年9月份八本被禁書的事，其實是九本書，即我這本書，沒點我這本書名，只點出版社。現(xiàn)在出這本書的修訂版也不容易。　　【楊傳銀】：這次出版有沒有遇到阻力？　　【楊繼繩】：到目前還沒有?！　　緱顐縻y】：從第一版到這次出版經(jīng)過了有11年?！　　緱罾^繩】：第一次在香港出版，包括一次盜版一共五次，每次出版都有更新?！　　緱顐縻y】：您感覺這十多年，社會階層有什么新的變化嗎？　　【楊繼繩】：階層固化的問題比十年前嚴重了，貧富差距擴大了，階層沖突多了、階層矛盾激烈了，這些變化在我的書里都有反映，也提出了解決的意見。　　改革開放后政治上有八方面的進步　　【楊傳銀】：杜導正先生去年六月份在《炎黃春秋》雜志上發(fā)表了談溫家寶幾次公開講話的文章《扭秧歌也是在前進》，他說，“‘六四’后一直前進三步退兩步，左一下右一下，扭秧歌似的，但是，總的說，還是前進了。”您對此怎么看？　　【楊繼繩】：我在《我看“中國模式”》中講中國改革開放經(jīng)濟上有很大成就，雖然沒有搞政治改革，但政治上也有八個方面的進步：第一，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替代了階層斗爭為綱；第二，廢除了身份社會，政治上都是平等的；第三，廢除了領導干部終身制；第四，由家長式的全能政治轉變?yōu)楣仓问降耐嗾?，由一個人“說了算數(shù)”到集體負責制；第五，中央和地方分權，地方有相對獨立的利益，有相對獨立的事權和財權；第六，拋棄了、擱置了烏托邦式的理想，追求現(xiàn)實利益；第七，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有所松動，輿論一律的情況有所改變；第八，對世界局勢的評估發(fā)生了變化，用“和平發(fā)展的時代”取代“革命和戰(zhàn)爭的時代”的形勢估量，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貿(mào)易組織?！　〗?jīng)濟改革帶動了政治方面的進步，有這八個進步，比過去自由多了。改革以前，中國農(nóng)民終生的活動半徑不超過100公里。南方山區(qū)農(nóng)民的終生活動半徑不超過50公里?，F(xiàn)在中國農(nóng)民的活動半徑擴大了，國內(nèi)可以到處打工，也可以到國外打工。知識分子也比較自由，可以到全國去講課，到世界各地去講課，這是進步?！　〉牵袊默F(xiàn)狀離民主政治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民眾對國事的參與程度很低；民意表達渠道很不通暢；對政治權力的制衡力量微弱；政府權力過度擴張；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司法不能獨立；新聞沒有自由。中國目前還是威權政治體制，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而是權力市場經(jīng)濟?！　『鷾卣诿裆舷铝舜蠊し颍裆荒艽婷裰鳌　　緱顐縻y】：對比胡溫政府與前面的幾屆政府來看，您對胡溫這屆政府有什么評價？　　【楊繼繩】：胡溫這屆政府最大的動作就是民生問題下了很大工夫，免除農(nóng)業(yè)稅，提高了義務教育的經(jīng)費，低保費用的標準提高了，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也提高了，現(xiàn)在是3500元，他們上屆是1200元，這些措施對底層都是有好處的。　　民生很重要，但是民生不能代替民主。民生不能靠政府的恩賜，這幾年改善民生是靠政府給的。民生根本問題是給老百姓以權利，讓老百姓擁有創(chuàng)造財富、持有財富、享受財富的權利。過去沒有這個權利，毛澤東時代連農(nóng)民挖塊地種點菜、種點糧食，可以吃飽點，也不允許。1965年我在延慶大柏老公社搞“四清”時，工作隊整一個姓吳的老木匠，整他的原因是他外出做木匠活掙錢。打工掙點錢也不行的，沒有創(chuàng)造財富的權利，更不能持有財富，持有財富的是資本家和地主，是階級敵人，不能創(chuàng)造財富、持有財富，更不要說享受財富了，那時只是享受貧困：工人是真正的“無產(chǎn)階級”，農(nóng)民家徒四壁?！　∶裆膯栴}根本還是民主?，F(xiàn)在胡溫對民生問題很注意，但是民生的根本問題還沒有解決，即民主的問題不有解決。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不要讓民生代替民主》，在網(wǎng)上流傳很廣?！　　爸袊Ｊ健睘槭裁催@么受關注　　【楊傳銀】：現(xiàn)在國內(nèi)外學者關于“中國模式”的爭論非常多，朱厚澤老在去世前也特別關注這個問題?！　　緱罾^繩】：對，他去世前多次跟我談及這個話題，但是他手上當時沒有資料，希望我作點研究。我寫這篇《我看“中國模式”》也算是完成他的一個遺愿吧?！　　緱顐縻y】：這篇文章把國內(nèi)外關于“中國模式”的爭論觀點梳理的比較清楚了?！　　緱罾^繩】：我是盡量把這個問題搞清楚，日本的一個經(jīng)濟學雜志也把它翻譯過去發(fā)表了。一家法國雜志也在翻譯?！　　緱顐縻y】：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種國內(nèi)外都在討論的氛圍呢？　　【楊繼繩】：國際上，一個是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三十年平均每年9.8%的GDP增長，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jīng)濟體，人均也提高很多；第二個就是因為兩次金融危機對我們沒有多大影響。這次全世界的金融海嘯，一些西方國家也加強了政府調控，表面上看好像是“中國模式”的，其實這是凱恩斯的政策，就是政府干預市場，政府投資，美國多少億，咱們中國四萬億?！　】缡兰o那兩年我寫過幾篇章文章批評朱镕基的積極財政政策，題目是《凱恩斯水土不服》，《凱恩斯依賴癥》。朱镕基可能不滿意，在他召集的一次經(jīng)濟學家座談會上，朱問：“楊經(jīng)繩是誰？”吳敬璉作了介紹，說了兩句好話，朱就沒說什么了。清華大學的一位老師，跟朱镕基年齡差不多，去看朱镕基。回來后說，朱镕基桌子上正放著楊繼繩的文章，《凱恩斯依賴癥》，上面批批點點，畫得亂七八糟。我通過一位朋友問這位老師，他罵了沒有，他說，沒有罵。（笑）看來朱老板比較寬容。我發(fā)表了《何時歡判斷凱恩斯》一文，提出積極財政政策要逐漸淡出。在另一次會上朱镕基問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項懷成說過積極財政政策要談出嗎？”賈康回答：“項部長沒有說，是楊繼繩說的！”朱老板也沒有追究?！　∶鎸?jīng)濟危機，凱恩斯政策是需要的，但只能一個短期政策，不能變成長期的。時間長了，副作用很大。這次調控跟朱镕基那次是一樣的，也是凱恩斯模式，社會需求不足，政府投資創(chuàng)造需求，這是一種應急措施，不可能是長期政策。有人認為政府干預經(jīng)濟就是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煥發(fā)青春了。西方學者不太了解中國情況，他們可以這么說，但是中國學者這么說的話，起碼是沒有面對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　∽笥覂膳傻墓沧R與分歧　　【楊傳銀】：在“中國模式”的問題上左右派都在自說自話，似乎很難達成共識了。您覺得，目前知識界在哪些問題是有共識的？分歧主要是在哪里？　　【楊繼繩】：左派、右派都認為改革出現(xiàn)了偏差，出現(xiàn)了問題，中國的社會問題比較嚴重，這一點是共識，需要改變現(xiàn)狀也是共識?！　〉菍ι鐣栴}產(chǎn)生的原因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說是搞市場經(jīng)濟才出現(xiàn)的這些問題；有的說是只搞經(jīng)濟改革，沒搞政治改革造成的。對解決問題的措施也不一樣。一種措施就回到毛澤東時代；一種措施是進行政治改革，使權力得到制衡，建立民主政治，建立憲政民主制度?！　⊥瑯拥氖遣粷M現(xiàn)實，有的想回到過去，有的向往未來。我記得魯迅說過這句話。　　【楊傳銀】：現(xiàn)在對未來的去向的選擇，似乎都很迷茫，當然也有特立獨行的，尤其重慶，“唱紅打黑”……　　【楊繼繩】：黑社會當然應該打，但是怎么確定“黑”，怎么打法，要嚴格按照法律程序。不按照法律程序那就變成“黑打”了，沒有法律的陽光的照耀“打黑”，不就是“黑打”嗎?！　槭裁磿纬梢还蓱涯蠲珴蓶|的思潮　　【楊傳銀】：那您怎么看待當前愈演愈烈的“唱紅”?！　　緱罾^繩】：“唱紅”對老年人來說，沒有什么政治的含義，老年人唱不了現(xiàn)在的新歌，他們唱二十多歲時的歌，唱著有青春煥發(fā)的感覺，那種旋律和節(jié)奏唱著很舒服，他們并沒有政治意圖。但是作為政治來推廣的人就有政治意圖了，唱者和推動者不一樣。像我們家附近的紅蓮小區(qū)每天晚上都唱，組織者都非常積極，戴著紅標。有天我看到了這位組織者，一個老頭，我以為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他說，我們家是資本家，倒霉倒了幾十年。我說，那你唱紅歌還那么起勁？他說，唱著好玩唄。已經(jīng)娛樂化了，唱唱歌，精神煥發(fā)，身體也好。　　【楊傳銀】：網(wǎng)上有傳言說重慶這兩年“唱紅”已經(jīng)超過10萬場次了。　　【楊繼繩】：那不過是他進十八大常委的敲門磚而已。他也不愿意回到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時代，他老爸坐牢，他自己也坐過牢，他肯定不會回去，他就是一個敲門磚，實際上他迎合了當前一種思潮，什么思潮，懷念毛澤東思潮。　　為什么懷念毛澤東呢？我在1998年出版的《鄧小平時代》中是這么寫的：“人們忘卻了毛澤東時代的恩恩怨怨，把毛澤東抽象成為一個社會公正的符號，并用這個符號來批評現(xiàn)在?！?“抽象的社會公正的符號”和本來面目根本不一樣，帶有很多理想化的成份?，F(xiàn)在社會上不公正的事很多，農(nóng)民的土地被占，工人下崗，出租車司機每個月交五千多塊錢的租金，感冒一天也要掏250塊錢，大學生畢業(yè)找不到工作，他們對現(xiàn)實不滿，說是懷念毛澤東時代，實際是懷念那個“抽象的社會公正的符號”?！　∷恢烂珴蓶|時代有另外一種問題，比如我講的身份社會是另外一種不公正，挨餓、吃不飽，餓死幾千萬人，他不知道這個情況，也不相信。有懷念著毛澤東時代的思潮，就有人的一迎合這個思潮，拿到“選票”，當然實際上沒有選票，無形的力量這也會抬升他的地位。真正到位以后，他得面對社會現(xiàn)實，采取解決社會問題的措施。這個敲門磚也就扔掉了，他本來是不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的?！　v史給下一屆的任務已經(jīng)擺在公眾面前　　【楊傳銀】：那您對“十八大”有什么期待呢？　　【楊繼繩】：“十八大”前的現(xiàn)在，有兩個熱門，一個熱門是人選，十八大班子的誰上誰下的問題。這是大家比較關注的。另外就是十八大以后采取什么樣的執(zhí)政理念、執(zhí)政方針，關鍵是要不要搞政治改革?！　∪耸聠栴}的保密歷來是做得比較好的。知道情況的人不敢說，不知道的人大膽地瞎說。人事問題沒有必要猜測。執(zhí)政理念和執(zhí)政方針需要關注?，F(xiàn)在各種思想、各種理論都會浮出水面，都在極力地表現(xiàn)自己，都想用自己的理論來改變中國?！　∈舜笠院?，不管誰上去都要面對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都要采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再拖十年根本就不行了。歷史給下一屆的任務已經(jīng)明顯地擺在公眾面前。這是不用猜測的。不管誰上去都一樣，只是行事風格不同、方式不同而已?！　　緱顐縻y】：目前各地的發(fā)展模式，比如外界廣泛討論的“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您覺得哪些地方的治理模式更值得推廣？　　【楊繼繩】：我沒有對這方面進行實質研究。就是重慶“唱紅打黑”，我沒有注意其他地方搞什么特殊的東西。汪洋前幾年在廣東搞過一個“解放思想”，當時我很關注：解放思想針對什么？會落實到什么地方？最后的結果是，落實到“科學發(fā)展觀”上了，搞一圈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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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說：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jiān)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だ羁藦娬f：用制度管權管錢管人，給權力涂上防腐劑、戴上緊箍咒！·新華社原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志社副社長、中國當代最敢說真話的學者楊繼繩先生重磅力作·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以“階層分析”為題的個人專著，后鄧小平時代關于社會階層分析最接地氣兒的作品· 作者楊繼繩為學者+記者型暢銷書作家，他的專著影響力相當大，全球鐵桿讀者數(shù)以千萬計·他的調查報告多篇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國務院文件轉發(fā)全國·他的調查報告也曾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批示·他的《鄧小平時代》、《三十年河東》、《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爭》、《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在國內(nèi)外影響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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