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與中國外交

內容概要

《張聞天與中國外交》作者（蕭揚）以親歷者的角度及感受、平實而又飽含情感的筆調、精要而又生動的史料，闡述了張聞天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十年間（1950年1月到1959年8月）外交生涯的方方面面，以及他對中國外交事業(yè)作出的極為重大的實踐和理論貢獻。為讀者展現(xiàn)了一個曾長期蒙垢卻襟懷坦蕩無私無畏的共產(chǎn)黨人、學養(yǎng)深厚而虛懷若谷的理論家、具有世界眼光和飽含民族復興激情的外交家的生動形象。
《張聞天與中國外交》由學林出版社發(fā)行。

作者簡介

蕭揚，1949年12月任職中國外交部，先在駐蘇聯(lián)大使館和兩個領事館工作共五年，其間曾受張聞天領導，后任張聞天秘書五年。    1981年至1985年期間，主持張聞天選集、傳記編輯工作小組，編輯出版《張聞天選集》、《回憶張聞天》等書。所寫有關張聞天的回憶和研究文章有《憶廬山會議前后的張聞天同志》、《1959年對張聞天外交路線的批判》、《張聞天與知識分子》、《劉英與張聞天的思想遺產(chǎn)》等。任《中國外交辭典》副主編和《世界外交大辭典》常務副主編。

書籍目錄

開頭的話
1 走上外交崗位
  從未到任的常駐聯(lián)合代表
  資望有余，授權有限
  個人志趣服從調令
2 外交不搞世界革命
  中國外交的頭十年
  兩條不同的外交路線
3 在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團
  朝鮮戰(zhàn)爭：如何對待參戰(zhàn)、談判和停戰(zhàn)
  聯(lián)合國：爭取加入還是鬧成僵局？
  早日同西方國家建交，還是“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4 在駐蘇聯(lián)大使館
  服務國內建設——駐蘇聯(lián)大使的工作主軸
  駐外使館的工作重心不是交際應酬
  中蘇經(jīng)濟合作談判的“前敵總指揮”
  “答復請示制度”
  信賴蘇聯(lián)外援，質疑蘇聯(lián)模式
  狹隘民族主義的堅定批評者
  涉及反對個人迷信的兩件事
  參加日內瓦會議
  生氣勃勃的使館調研工作
  那一段令人懷念的日子
  舊豪宅里的風儉之風
5 在外交部：外交政策思想
  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
  “新的世界戰(zhàn)爭有可能避免”
  和平共處vs輸出革命
  溫和，理性，開放和國際合作
  和平共處實踐的成功總結
  新的理論概括——關于民族主義國家之一
  對印尼的觀察——關于民族主義國家之二
  爭取長期和平其處不動搖——關于民族主義國家之三
  在中蘇裂痕初現(xiàn)時——關于社會主義國家之一
  批評大國主義和驕傲情緒——關于社會主義國家之二
  既要團結合作，更要獨立自主——關于社會主義國家之三
  如何認識和對待南斯拉夫——關于社會主義國家之四
  對美國：斗爭中也要謀求緩和——關于西方國家之一
  如何認識英美矛盾的兩次爭論——關于西方國家之二
  對特殊中間地帶的分析——關于西方國家之三
  關于外交中的政治和技術
6 在外交部：內部工作
  “改進”內部工作
  與同志們相處
  外交領域的理論研究
  總的口號：努力提高業(yè)務水平
  主持肅反：糾“左”
  “掛帥”反右：保護右派
  加強對駐外使館的領導和幫助
  艱難的禮賓改革
  節(jié)約和清廉
  最討厭利用特權為親屬謀利
7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開拓者
  以世界眼光研究外部世界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研究工作的內行領導者
  抵御運動“左”的沖擊
結尾的話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張聞天，這個歷史上長期蒙垢的人物，經(jīng)過1979年平反后30多年中許多人的共同努力，其本來面貌逐漸得到恢復。人們知道他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并在一段時期內，對中共中央工作“負總的責任”，任內領導實現(xiàn)了黨從國內戰(zhàn)爭到抗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轉變，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知道他堅持真理，在廬山會議上直言蒙冤，在“文革”流放的艱難條件下撰文批判“左”傾路線。這是一位為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事業(yè)作出了重要貢獻的領導人，他的真實形象在人們心目中重新顯現(xiàn)：他具有開闊的世界眼光和敏銳的政治判斷力，在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正確決策；他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善于團結干部，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他敢于擔當，無論處于順境還是逆境，不驕不餒，始終為人民的利益辦實事，講實話。    但是，并不是張聞天的所有業(yè)績都已經(jīng)為人們了解或認同。例如，對于他在外交崗位上的作為，許多人就不甚了了。其實，他在外交崗位上工作了十年(準確地說，是九年六個月又二十七天①)。這十年占他一生的七分之一強，占他從入黨到逝世的全部革命生涯五十一年的近五分之一，比起他所曾從事的任何其他工作(無論是在中央負總責，還是在中央的宣傳教育部門領導工作，或在東北領導地方工作，甚或后來在經(jīng)濟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時間都要長，只比他“文革”被斗被流放的時間略短一些。在這十年中，張聞天所擔任的是未曾到任的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團團長，駐蘇聯(lián)大使，以及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由于工作的性質以及中央的有限授權，張聞天所能發(fā)揮的作用有限，他在外交崗位上對全局的影響，顯然不如負責黨中央工作的那些年。盡管如此，他在外交崗位上的十年仍是卓有建樹的十年，是可資記述和應該記述的十年。他的外交政策建議和推行正確的外交政策的努力，他對新中國外交機關的組織建設、業(yè)務建設所作的貢獻，他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領域的奠基性業(yè)績，以及他在外交工作中展現(xiàn)的風格，都使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上一個不能也不應避開的人物。    在張聞天從事外交工作的十年中，我有九年在他領導下或直接在他身邊工作。1951年張聞天出任駐蘇聯(lián)大使，我那時任職的駐阿拉木圖總領事館即歸他領導。他的領導不是一般大首長式的原則領導，更不是甩手掌柜式的等于沒有領導的領導。他曾親臨遠離莫斯科數(shù)千公里的阿拉木圖，住在領館現(xiàn)場考察了一個星期。他沒有要我們做正兒八經(jīng)的匯報，但是平日接觸中向我們提了許多關于當?shù)厍闆r的問題，其中不少是我們沒有留意或知之不詳?shù)?。結束考察之前他同領館全體同志談話，要求我們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對當?shù)厍闆r的調查研究上來。在他來領館以前，我曾就蘇聯(lián)對哈薩克19世紀同俄國關系問題進行思想批判的情況整理過一個材料，由領館報送使館。那時沒有電腦，領館也沒有打字員，材料復寫了25頁，用紙很薄，字跡也不清晰。張聞天居然仔細看了，畫了許多杠杠、鉤鉤，還作了批語，號召大家注意和研究蘇聯(lián)的動態(tài)，還給領館發(fā)來電報，表揚這份材料。這次在領館，他又對我說，這類材料有啟發(fā)，類似工作還要繼續(xù)做。    1953年11月，阿拉木圖總領事館因為業(yè)務量太少而撤銷，我奉調莫斯科駐蘇使館，從此在張聞天直接領導的單位里工作和生活，同他有了更多接觸。使館的空氣緊張而熱烈，充實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大家的情緒高昂而舒暢。張聞天在參加日內瓦會議等重大外交活動和處理日常對外工作的同時，對使館的內部工作也抓得很緊。他同我們一起參加學習討論會，一起打球跳舞，一起散步聊天，定期向全館同志布置總結工作。我在研究室工作，研究題目的確定和研究報告的撰寫都由研究室主任何方指導，但是每一篇報告都由張聞天修改審定。大家在使館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處不見他的身影，都感到他是我們中的一員，團結、帶領我們前進的一員。    1955年1月，張聞天回國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從那時起，我當了他的秘書。白天，我坐在他的辦公室里；晚上，住在他的小院里。星期天，他常約外交部一些單位的負責人一同散步閑聊，我常隨行。他主持的各種會議，常由我做記錄。部內外各單位送他審批或傳閱的文電，一般我先過一下手，對一些略欠成熟的文稿盡我所能做些拾遺補闕的工作。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聯(lián)系，也是我的經(jīng)常任務。他到外地視察或開會，我也常隨行。但是，像幫助起草或修改重要文稿一類高一級的秘書工作，則主要是由何方擔負的。何方雖然職務先后是外交部辦公廳的專員和副主任，卻做了許多張聞天秘書性質的工作，堪稱張聞天的得力助手。盡管如此，那些年我確實在張聞天“身邊”工作，接觸到他待人處事的方方面面，了解他的思維習慣和方式，受到他的民主思想和作風的感染，而且對他自然而然地懷有一種崇敬而親近的感情。P1-3

后記

寫這本書，一是因為我自認為有此責任，二是因為我有此沖動。    在張聞天研究中，外交領域是個相對薄弱的環(huán)節(jié)。2000年在紀念張聞天100誕辰的研討會上，我曾講過這層意思。我說，我們在外交戰(zhàn)線工作過的同志，尤其是我，努力不夠，應該檢討。張聞天不僅是一般黨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國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黨史上被掩蓋的業(yè)績真相正在逐步恢復，在外交史上情況卻大不一樣。在外交界，他是個幾乎被遺忘的人物。這不單純是對張聞天個人有失公正的問題，而且是關系到能否正確認識中國外交經(jīng)歷的崎嶇，從而使它走好今后道路的問題。我覺得，我當年在張聞天身邊的親見親聞親歷，以及這些年學習張聞天的所感所悟所得，應該在我有生之年寫出，這是我的責任和義務。    張聞天是我敬重的長者，是我在革命隊伍中接觸過的各類人物中最為敬重的長者。他睿智而有深厚的理論修養(yǎng)，在主持會議時總是能夠很快概括七嘴八舌的討論，將問題深化。他博學而不張揚，沉穩(wěn)、溫文爾雅，嘴邊常帶微笑。待人處世，處處表現(xiàn)出平等精神。對待身邊工作人員總是十分隨和，而且愛護有加，從無疾言厲色。據(jù)說李維漢在延安整風中說過，博古使他敬而畏，洛甫則使他敬而愛。敬而愛，也可以再貼切不過地說明我對張聞天的感情。我在他身邊工作，像是有一股力量召喚我，鼓舞我，促使我將工作做好。做好秘書工作，是我自己的追求，我心情愉快，絕無在某些環(huán)境中的那種被驅趕甚或被脅迫的感覺。1959年的風暴來臨，我強令自己完全顛倒對張聞天(以及我同他的關系)的認識和敘述。然而，語言可以變化，有時甚至自己也認為認識有了變化，感情卻不會真正改變。多年工作生活交融中孕育的感情，已經(jīng)滲透在全部神經(jīng)和血液里。它是深層的、真實的。強令改變只是使它埋藏得更深，反倒使我遭受心靈的煎熬——同樣埋藏得更深的心靈煎熬。張聞天平反，我的心頭枷鎖、感情閘門被打開。扭曲既已撫平，我希望復原張聞天，希望這一工作徹底到位，我愿為此盡我所能。這是我感情上的要求，這種感情比要為我對張聞天所犯錯誤補過的心情更重、更強烈。這就是我的沖動。    具體到這本書的寫作，則應該感謝何方、宋以敏夫婦的鞭策和幫助。何方長期是我的領導，后來作為張聞天文集傳記編輯領導小組的主要成員，對我們工作小組的幫助甚大。他自己的研究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有重大突破，對張聞天研究的事業(yè)作出了貢獻。張聞天在外交領域的功績，許多也是他最早指出，我深受啟發(fā)，深感獲益。這本書的寫作，更是完全由他們夫婦促成。他們審閱書稿，提出重要修改意見。何方更開放他的著作，任我自由使用，笑稱不以剽竊論處。    張聞天文集傳記編輯工作小組的張培森、程中原，當年我們共同切磋，后來他們各自獨立研究，成果累累。這些成果幫助我從總體上理解張聞天，也是寫作這本書不可或缺的條件。小組的張青葉，勤勞辛苦，訪問張聞天的故舊一百四十余人，材料彌足珍貴，這本書里多處采用。這些都是我衷心感謝的。    我的兄長和摯友羅焚、朱烈、倪立羽、周陽、袁世垠、田大畏、榮植、張再、薛謀洪、宋明江看了部分或全部書稿，或者提了意見，或者給予鼓勵。老同事錢萃“友情出演”，為書稿做了專業(yè)水準的文字校訂。我表示深深的謝意。    我還要深切感謝學林出版社總編輯劉文祥，對書稿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見，他的決斷和堅持使本書的問世成為可能。

編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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