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談史學

前言

2012年，是胡適誕辰121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也許是因為這樣一個有點特殊的年份，胡適的名字又一次活躍在人們的視野，成為許多媒體的話題。    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胡適一直是一個標志性的人物。說他是標志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季羨林語)，不僅在哲學、史學、佛學、文學、考據(jù)學、教育學、倫理學等人文學科聲名顯赫，而且在社會活動、政治領域也為人矚目，被世人譽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qū)”。二是他的名字在整個20世紀都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領域最具爭議的焦點，贊者捧入云霓。批者貶若草芥。從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聲名鵲起之后，一個世紀以來，在每次學術界的風云變幻之中，他都成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繞不開的話題。    在20世紀的中國，產(chǎn)生過許多成就輝煌的文化大師，諸如史學界的王國維、陳寅恪、錢穆；文學界的魯迅、郭沫若、林語堂；哲學界的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佛學界的虛云、湯用彤、任繼愈……這些大師術有專攻，各擅所長，以深入的研究和豐富的成果，名揚四海，成為一代宗師。和這些大師相比，胡適的學術研究不免顯得有些駁雜而疏淺：他的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部寫完，即成絕響；《白話文學史》也是寫完上部，再無下文。至于他頗為自許的史學研究、禪學研究，也都隨興而起，無疾而終，不僅缺少系統(tǒng)與條理，而且許多結(jié)論的牽強與粗疏一直為學者所詬病。然而這些明顯的疏失似乎并不妨礙他成為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代表人物。在20世紀50年代批判胡適的運動中，郭沫若曾經(jīng)做過這樣的總結(jié)：胡適是“學術界的孔子”，胡適批判應該把“文化學術界的一切部門都包括進來：在文化學術界的廣大領域中，無論是在歷史學、哲學、經(jīng)濟學、建筑藝術、語言學、教育乃至于自然的各部門，都應當來開展這個思想斗爭”。這樣的結(jié)論，從另一個角度證明胡適在整個中國學術界影響的范圍之廣、程度之深。    這是一個奇怪的悖論．這種悖論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視或者回避，這種忽視或者回避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們對胡適解讀的含糊和混亂：胡適到底是什么樣的人？他的思想和學術研究究竟價值幾何？為什么他會引出這么多截然對立的評價？在胡適去世50周年后的今天，對這些疑問的合理解答應當是今天我們重新認識胡適必不可少的前提。    這里，我們通過對胡適主要學術思想的梳理，試著為這種悖論的詮釋提供一條思路或一些啟發(fā)，為今天的讀者認識胡適提供一些素材。    胡適一生給后人留下了數(shù)以千萬字的著述，內(nèi)容涉及人文科學的很多領域。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shù)他所倡導的白話文理論與新文學運動。陳獨秀在他的《文學革命論》中聲稱：“文學革命之風氣，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0世紀之初，批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是當時普遍的文化訴求，在胡適之前和同時，醞釀并推動這種變革的文人很多，如梁啟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錢玄同等等。與這些同人相比，胡適既是一位卓越的理論家，也是一個勤勉的實踐者。他在《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中充分闡發(fā)了白話文和新文學的意義，并且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為其找出了淵源。他特別明確地指出：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從《詩經(jīng)》、《楚辭》、漢魏六朝的樂府歌辭、五言詩、七言詩，直到小說、戲曲，“中國三千年的文學史上，哪一樣新文學不是從民間來的”。這種鮮明、積極的文學史觀，不僅破除了幾千年來正統(tǒng)文學觀念的束縛，為白話文和新文學的提倡和發(fā)展找到了堅實的基礎，而且極大地開闊了人們的眼界，使他鼓吹的“文學革命”有了廣闊的前景和切實的可行性。在反復宣揚自己的觀點的同時。胡適還通過具體的文學史研究、古典小說的考證以及對傳統(tǒng)文學作品的重新解讀。使自己的理論得到了充分的闡釋和驗證。至于他在詩歌、小說、戲劇等領域的創(chuàng)作，雖然稚嫩粗糙，但作為引領風氣的實踐，更為自己的白話文理論提供了鮮活的范例。正是這種理論和實踐的結(jié)合，使得胡適的白話文理論在當時眾多的喧鬧中顯得實在而詳備、具體而生動，較之一般的號召和鼓動，來得更加真切而有生命力，從而產(chǎn)生的影響也就格外重大且深遠。胡適的白話文理論和實踐奠定了他在新文學運動中的領袖地位，為整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思路乃至命題。    同樣，胡適也曾在20世紀初的中國哲學界掀起過驚濤駭浪。1919年2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稱贊它有四大特長：“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tǒng)的研究”。梁啟超更是稱贊該書有三大特點，即“敏銳的觀察力，致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chuàng)造力”。談到對當時人的影響，任繼愈說：“讀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使人耳目一新……它不同于封建時代哲學史書代圣賢立言，為經(jīng)傳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時代沿襲下來的不準議論古代圣賢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學家擺在同樣的地位，供人們評論，這是一個大變革?！碑敃r的中國。西學漸入，中學凋零，許多有志于弘揚中華文化的學者產(chǎn)生了很多困惑和焦慮：國學前途何在？做學問的路徑何在？胡適的見解和主張恰好解除了縈繞在人們心頭的困惑，而這種“解除”的途徑，就是新的學術眼光和新的研究方法。胡適曾極自信地說：“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件事要算中國的一件大幸。這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后無論國內(nèi)國外研究這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部書的影響?！笨跉庵?、自信之深，國人之中確乎少有。然而，歷史證明：胡適所言不謬。雖然《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完成了上部，但它第一次以明確而清晰的西方實用主義的方法論顛覆了傳統(tǒng)中國因循了幾千年的思維方式和學術方法，它借鑒西方哲學的學術規(guī)范、理論框架和方法進行中西哲學融會貫通，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中國哲學研究范式的轉(zhuǎn)換、中國現(xiàn)代哲學的創(chuàng)立都作出了無法磨滅的貢獻。被譽為“中國哲學史研究之集大成者”的馮友蘭，其學術觀點與胡適始終分庭抗禮，但談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時，也多次強調(diào)：胡適在中國哲學史上是有開創(chuàng)之功的。    與此相對照，胡適的史學思想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和質(zhì)疑。胡適的史學理論的核心是倡導懷疑的精神，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態(tài)度和實驗主義的方法。去整理、發(fā)掘古代學術思想，為現(xiàn)實的目標服務。他認為，中國傳統(tǒng)史學單純以考察和證實歷史為目的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適應時代潮流，必須以歷史進化的眼光和以古為今的標準重新審視。在當時，歷史進化論和厚今薄古的觀點并非胡適的首創(chuàng)。嚴復、康有為、章炳麟等人都是歷史進化論的鼓吹者，梁啟超、陳獨秀、李大釗等也都提出過厚今薄古的主張。而胡適與眾不同之處則在于：他的懷疑和批判，不是簡單的否定或摒棄。而是要從古人的思想中找出對今人有益的東西來．在符合客觀史實的基礎上，對古人思想做出新的評價。換句話說，整理國故的目的在于“再造文明”。按照這種思路，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從當前的立場出發(fā)。對史料進行新的組織和詮釋，批判地吸取精華，從而引發(fā)合乎現(xiàn)實需要的歷史結(jié)論。在這里，歷史已不再是史料的簡單堆砌，而是現(xiàn)實人們有思想、有目的的“重構(gòu)”。胡適的史學研究完全秉承了這樣的宗旨：為了證明中國無為政治和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他刻意強調(diào)了老子、孔子學說的相關命題：為了推廣實證主義的理論，他重新詮釋了清儒考據(jù)的治學精義。這樣的史學理論一改中國歷來“代圣人立言”的傳統(tǒng)觀念，著力強調(diào)現(xiàn)實的目的和實用的態(tài)度。把闡釋學意義上的歷史研究變成了干預現(xiàn)實的工具，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而且開啟了一代“疑古”的學風。當然，這套理論所帶有的強烈主觀特色和實用傾向也招致了許多批評。“把歷史當做一個隨意打扮的婢女”，就是對胡適史學觀點眾多質(zhì)疑中最為人熟悉，也是最形象的惡謚。    胡適的佛教研究，實際上是他史學理論的延伸，而他的禪宗史研究又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胡適的禪宗史研究主要是圍繞神會和尚的生平，整理歷史上從唐朝開始到北宋時期中國禪宗發(fā)展的情況，考察中國禪的建立過程。胡適通過對敦煌材料和日本發(fā)現(xiàn)的材料的考證和辨析。指出正是神會和尚的努力，南宗頓悟之說才成為中國禪宗的“真宗”。胡適把神會和尚的努力視為“佛教內(nèi)部的一種革新或革命”，從神會開始，中國禪宗進入了歷史上的革命時期，是把印度禪轉(zhuǎn)化為中國禪的時期。仔細研讀胡適關于神會的一系列論述，不難發(fā)現(xiàn)：胡適之所以對神會在中國禪宗史上的作用極力推崇，甚至到了夸張的地步，是因為他堅決地認為，神會給禪宗帶來的改變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是帶有轉(zhuǎn)折意味和里程碑意義的。這種價值和作用，和胡適自許對于中國現(xiàn)代思想的改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用思想史的眼光、歷史學的態(tài)度和方法研究禪宗史的學者。他的佛學研究不僅在國內(nèi)是開創(chuàng)性的，而且在國際上也很有影響。他在禪宗史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學術界曾引起強烈的反響，而且直至今日也還受到相當?shù)闹匾暋?   從上面的簡單梳理中不難發(fā)現(xiàn)。五四運動以來，在新文化的思潮中，胡適的確有其不同凡響的地方：從文學革命到整理國故，從哲學研究到中西文化的討論，在傳統(tǒng)文化面向現(xiàn)代變革的很多方面，他都表現(xiàn)出獨特的眼光和卓越的創(chuàng)造力；他學貫中西又不拘一隅，儼然成為整個人文科學領域引領風氣的通才。更為難得的是，在變革傳統(tǒng)的過程中，胡適并不滿足于簡單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激濁揚清的同時，努力尋找一條基于傳統(tǒng)而又變革傳統(tǒng)的可行之道。他的立場可以有人反對，結(jié)論或許受到質(zhì)疑，但他所提出的問題、解決問題所使用的方法，卻把中國文化從原有的封閉傳統(tǒng)帶入了現(xiàn)代世界，把中國傳統(tǒng)的古典學術轉(zhuǎn)變成現(xiàn)代學術。從這個意義上說，胡適帶給現(xiàn)代中國的不是幾部經(jīng)典的理論著作，也不是若干精辟的學術觀點，更不是幾句振聾發(fā)聵的口號。而是一種立場、一種方法、一種面向現(xiàn)代的態(tài)度。李澤厚曾經(jīng)做過這樣的比較：“中國現(xiàn)代曾出現(xiàn)王國維、陳寅恪等史學巨匠以及顧頡剛、湯用彤、錢穆、金岳霖等，在學術上，都非胡適所能比擬。但他們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卻遠不能與胡適相比。這就是思想史與學術史的區(qū)別?！彼未U師法演法師云：“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說的是不要把治學的門徑輕易示人。胡適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希望且努力的，恰恰是將一種新的治學方法和態(tài)度推己及人，“普度眾生”。如果“鴛鴦”算是成果、“金針”算是修成正果的方法和門徑的話，胡適自己繡的“鴛鴦”或許并不那么精美，但是他大力度人的“金針”不僅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中國學術，而且在整個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史上留下了難以抹去的烙印。    這，或許就是胡適雖然學術未為醇厚，但在許多領域依舊備受推崇的原因，或許就是胡適一生毀譽猬集，但歷時百年無法被人忘卻的理由。    隨著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逐步深入，關于胡適的思考還將持續(xù)下去。并會成為中華文化復興的一個重要命題。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認識胡適和他的思想自然成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選編了這套“新編胡適國學文叢”。內(nèi)容包括“胡適談文學”、“胡適談哲學”、“胡適談史學”、“胡適談佛學”，基本涵蓋了胡適學術研究的重點領域，很好地體現(xiàn)了胡適學術思想的基本面貌?！拔膮病痹趦?nèi)容的選擇上首先注重反映胡適學術思想的精華所在，同時也力求表現(xiàn)其學術觀點的完整面貌。因此，本叢書的編排在以下幾個方面做了精心的考量：    首先是要選取最能反映胡適相關理論的代表作，如最早提出“文學革命”理論的《文學改良芻議》，最先闡述“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一著名論斷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其次，除了不得已的減省之外，編者盡量全文選錄，不對原文做割裂和刪改，從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有助于讀者做出客觀的評價。    最后，在文章類型的選擇上，編者也盡可能兼顧文體、論題、文筆各方面。力求全面反映胡適學術研究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以“史學卷”為例，書中既選錄了胡適的中國史通論《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也選入了有關治史理論《研究國故的方法》。在具體的史學問題上，則選錄了《兩漢人臨文不諱考》等一組文章，可以讓人清晰地看到胡適在史學實踐中的方法運用，加上那些短小精悍的讀史隨筆以及胡適晚年最為傾心的《水經(jīng)注》考證的文章，胡適的整個史學風貌就顯得豐富而生動許多。    這樣的選文安排不僅有助于讀者對胡適的研究成果有一個相對完整的印象，而且也是對他學術思想的尊重和致敬。    當年陳寅恪在紀念王國維的碑銘中寫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萬千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庇腥苏J為，這段議論借用到胡適身上也有一定的道理。相信每一個認真讀過胡適作品的讀者，都會有自己的評價。    (作者系人文學者，現(xiàn)供職于中國藝術研究院)

內(nèi)容概要

　　胡適是一位歷史感極強的學者，在他論述中，“歷史的態(tài)度”、“歷史的看法”、“歷史的進化”、“歷史的方法”、“歷史的眼光”等等詞眼俯拾即是，不論是對中國哲學的研究，還是在文學、歷史研究，都可以看到胡適對于考據(jù)和史料研究的熱衷。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所謂“史癖”。胡適對自己的學術定位是最感興趣于史學。他晚年曾說：“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專家?！边@種表述也許只是胡適興之所至的隨口一說，但至少證明，對于一個在傳統(tǒng)文化氛圍中成長出來的知識分子，史學研究可以說是他的本色當行。所以，《胡適談史學》收錄的文章顯得格外從容和熟悉。
　　“史學通論”部分收錄的文章，是胡適對于中國歷史的基本認識?！墩f史》所述是中國人歷史觀的經(jīng)典描述，雖無新意，也算是開宗明義?！吨袊鴼v史的一個看法》和《中國的再生時期》從不同的側(cè)面為中國歷史作了一個說書式的梳理，看似淺薄，但其中已包括了胡適的歷史態(tài)度。胡適早年批判傳統(tǒng)文化時曾嚴詞厲色，然而對于西方世界詆毀中國文化的攻訐，他卻表現(xiàn)出強烈的民族自尊?！吨袊磺晔峭贿M步嗎》《中國的傳統(tǒng)與將來》就很好地體現(xiàn)了胡適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未來的信心和期望。
　　胡適一生不斷地宣傳倡導。他說：“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種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驗證的思想方法。”“治學方法”部分就收錄了胡適關于“科學方法”的一系列重要文字，它們集中反映了胡適所提倡的治學精神和態(tài)度。所以這些方法，不僅運用于胡適的史學研究，也是他整個學術研究所貫徹始終的宗旨。章學誠和崔述是胡適十分推崇的兩位清代史學家。讀過《科學的古史家崔述》，就可以明白胡適的用心所在了。
　　“史學研究”部分收錄的是胡適的專題研究，其中《兩漢人臨文不諱考》《注漢書的薛瓚》都是他熟練運用考據(jù)的最好體現(xiàn)。論王莽和曹操的文章，已顯出胡適做翻案文章的本領，讀來頗有趣味。胡適晚年對于《水經(jīng)注》傾注了大量的關心，說來起因很簡單，就是為戴震洗刷冤屈。而之所以要為戴震鳴冤，就是因為胡適視戴震為清代考據(jù)學的主帥和旗幟?！端?jīng)注考》就是胡適晚年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上ПM管胡適費盡心力，但他為戴震辯白的努力似乎并不太成功，關于《水經(jīng)注》的懸案至今依然撲朔迷離。
　　中國歷代的學者似乎都喜歡用“筆記”這種文體記錄自己的學術成果。胡適作為一位在傳統(tǒng)文化中浸潤很深的知識分子，自然也脫不了這樣的習慣。雖然他沒有刻意收錄一些短文小札，但在他大量的著述中，還是有很多這樣短小精悍的文字，讀來頗有興味。我們把它編入“讀史隨筆”，借此展示一下胡適作為新文化先驅(qū)不被注意的一面：一個書生，一個骨子里面充溢著儒家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

作者簡介

　　胡適(1891.12.17—1962.2.24)，原名嗣穈，學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現(xiàn)代著名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安徽績溪上莊村人，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jù)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還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書籍目錄

第一編　 史學通論
說“史”
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
中國再生時期
中國近一千年是停滯不進步嗎？
中國傳統(tǒng)與將來
第二編　 治學方法
研究國故的方法
再談談整理國故
《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睂W方法論（序陳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補釋例》）
考證學方法之來歷
科學的古史家崔述（1740-1816）
第三編　 史學研究
兩漢人臨文不諱考
讀陳垣《史諱舉例》論漢諱諸條
漢初儒道之爭
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個社會主義者）
再論王莽
曹操創(chuàng)立的“校事”制
補記曹魏的“校事”
孫吳的“校事”制
書院制史略
注《漢書》的薛瓚
《水經(jīng)注》考
第四編　 讀史隨筆
論初唐盛唐還沒有雕板書
八股的起原
考作象棋的年代
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跋崇禎本《遜國逸書》殘本）
讀《北史》雜記
海外讀書筆記
編后贅語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上面許多話，都是本篇的緒論，在說明要研究文學史的，第一要注意材料的收集；第二說明中國國語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第三就是說明做文學史時要曉得的標準。下面我們再來談文學史的本身。 我們要問一問白話文學是怎樣起來的？文學和文字是沒有什么區(qū)別的。語言文字是拿來表情達意的，文學也是用來表達情緒的。這兩種東西仔細比較起來，卻有一個分別，就是文學是語言文字的最好的部分。文學的表情達意要看表得好否，達到妙否；至于普通的語言文字，只要能夠表情能夠達意就好了。用不著再追問表達得美妙與否。 白話的文學，完全是平民情感自然流露的描寫，絕沒有去模仿什么古人。記這種平民文學的古書，第一部當然是《詩經(jīng)》。這部書里面所收集的，都是真能代表匹夫匹婦的情緒的歌謠，如《鄭風》《秦風》等。后來南方又出一部《楚辭》，這一部書里如《九歌》等篇，都能夠代表當時民眾的真正情感。到漢朝的時候，又覺得“楚辭”不能發(fā)表真正情感，而“楚辭”在當時便成了古典文學。而代替“楚辭”的卻是五字一句的民眾文學的詩，同時又將五字一句的詩變成三字，五字，八字不等的歌謠似的詩。這種類似歌謠的詩，當時一般文人都瞧不起來，但在他們瞧不起來的文學中，的確有很多是極好的作品，如《孔雀東南飛》等。這些東西總起來說，就是古樂府的文學。漢末，有曹操父子和他的朋友在北方提倡新文學，這就是賦的出現(xiàn)，他們的作品，都是模仿歌謠和古樂府的。到了此時，忽然有五胡的亂華。南北分裂起來，北方的野蠻民族帶來許多特殊的文學，成為北方的樂府。南方的人好文，性情是文縐縐地。他們描寫的是些戀愛的事，創(chuàng)了許多格式，這種文學都是匹婦匹夫所能懂的，南北朝的文學的精彩，就是五言的作品。直到唐朝的時候。一般人才大著膽子很誠實的模仿起匹夫匹婦的情緒，當時的文學，如《全唐詩》開首便是模仿古樂府的，所以處處都有些平民化了?？偲鹪谔埔郧暗奈膶W。要以樂府為最重要，但當時散文的作品卻很少。這就是因為小百姓們，平時用不著散文，有什么情感隨口便唱成詩歌等的韻文了，此時的散文，在《漢書》里《趙皇后傳》上可以找出很好的一問一答的散文。此外《文選》中也可找出來。

編輯推薦

《胡適談國學系列(文學+哲學+佛學+史學)(套裝共4冊)》通過對胡適主要學術思想的梳理，試著為準確解讀胡適提供一些思路或啟發(fā)；也是為了讓今天的讀者更全面地認識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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