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特馬斯社會政策十講

前言

　　前　言　　理查德·蒂特馬斯（Richard Titmuss）于1973年4月6日逝世。本書是他多年來在倫敦經濟學院講授的一門導論課程的編輯版本。他最后一次講授這門課是在去世前的三個月。　　這門課雖然時常開講，但是每年都會修訂，除舊布新。有的時候，整講內容會被重新編寫。本書是根據他的講義編輯而成的：實際講課并無記錄可考。他的講話，大部分都有一份精心準備、語句完整的底稿；然而，講稿里也有些段落只有摘要，但這通常只是用來提醒舉出一段精彩的示例。要肯定這些段落的一般意義并不困難，而插入的文字也可以說明其要旨。通常在相同的卷宗內，可以找到適合用于講義，充作正文或批注的有關剪報?！　∥覀儽M量不去改動原文。沒有人會放肆到以為自己可以改良蒂特馬斯音樂般的文章。我們主要刪去了第一人稱單數，那不適合于書本的表達形式。事實上，當他編訂自己的講義出版時，也習慣這么做。我們也刪去了許多的“我認為”，使一些段落讀起來比課堂講授更具教學意義。此外，也刪去了一些適用范圍狹窄的段落和參考出處，尤其是第1講。例如，他解說這門課跟倫敦經濟學院其他科目的關系；又如，他提及自己的同事和學院的制度等；這對一般讀者，均無意義?！　≈v次的編排并非完全依照講課的情形。這里根據主題作了較清楚的劃分。蒂特馬斯曾經時常抱怨在規(guī)定的50分鐘課時內講完一個主題的難處。實際上，他很少完全依照自己的教材單元授課；他會超時講解例證或回答問題。本書第7講和第10講曾在1973年他所教授或計劃教授的八堂課中刪去?！　〉偬伛R斯的著作風行美國等地區(qū)；所以，我們采取了特別照顧的措施，使北美等地的社會政策研究者能充分明了英國的制度?！　∫苍S應當強調本書的導論性質。因為這個緣故，蒂特馬斯不厭其煩地解釋了一些對于熟悉本科的人來說耳熟能詳的內容。雖然本書因此比蒂特馬斯的其他著作多了一些直接的原文引錄、撮要、闡釋，但是，它仍有不少地方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樣，充滿深刻透徹和發(fā)人深省的觀點?！　‰m然我們作出修訂、刪除，并重行編排，卻不能增添原文沒有的內容。嘗試這么做實際是個錯誤。假如蒂特馬斯親自出版這本書，并征詢我們對講稿的意見，那么，我們便會要求他多講一點關于第2講結尾所述的社會政策模型，以加強本書的內在統(tǒng)一性?，F在的處理不夠平均。A模型—剩余福利模型—講得比較多；而另外的兩個模型則只有很少的直接論述。就此而言，本書尚未完全寫好?！　∈杖氡緯鳛楹笥浀钠?，原是蒂特馬斯于1973年用作第1講的引言，它解釋了為什么原定上學期的課要延至下學期才講。如果將它放在卷首，可能會令人對本書產生錯誤的印象。這篇文章是蒂特馬斯全部著述的最后遺作。坦白地說，將它收入本書，部分是出于情感的緣故，部分是因為它所記述的有關蒂氏的個人狀況，比他任何已經出版的著作都要多。還有，是它的結尾部分令人鼓舞。它表明：在最后的幾個月里，蒂特馬斯感覺到自己和其他同道者（他一定會堅持加上去）的著述并沒有白費氣力。正如他所體驗到的那樣，英國的國民保健服務正在實行那些他堅信不疑的道德原則?！　∥覀円兄x哈麗特·布雷瑟頓夫人（Mrs Harriet Bretherton），她找尋并核對了參考書目。我們要歸功于安和霍華德·格倫厄斯特（Ann and Howard Glennerster）、艾達·梅里亞姆（Ida Merriam）、安和羅賓·奧克利（Ann and Robin Oakley）、戴維·皮亞查特（David Piachaud），以及加思·普洛曼（Garth Plowman），他們在付梓之前細心通讀了本書，并貢獻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定稿的時候，我們一一據之作出修訂。剩下來的任何編輯錯誤，都要由我們負責。我們努力像理查德生前一樣，在作品付印之前，嚴格處理了稿件?！　〔假嚩?middot;艾貝爾-史密斯（Brian Abel-Smith）　　凱·Ｃ．蒂特馬斯（Kay C.  Titmuss）

內容概要

　　本書源自現代社會政策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蒂特馬斯教授在倫敦經濟學院的一門導論課程，其中的十章即十堂課的教學講稿。作為社會政策領域的開山之作，本書涵蓋了蒂特馬斯的學術精華，既像一般導論圖書一樣深入淺出，又具出色學術著作的深刻透徹。在書中，蒂特馬斯論述了社會福利的主要話題，如權力與決策、福利的支付、社會控制、職業(yè)的定位，并解答了理解社會政策理論的關鍵問題：什么是社會政策？為什么一定要有社會政策？社會政策是如何設定和落實的？

作者簡介

　　理查德·蒂特馬斯（Richard
Titmuss，1907—1973），英國社會政策的鼻祖，現代社會政策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主要作品包括《社會政策的問題》（Problems
of Social Policy，1950）、《福利國家評析》（Essays on the 'Welfare
State'，1958）、《收入分配與社會變遷》（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1962）、《福利承諾》（Commitment to Welfare，1968）和《禮物關系》（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1970）等。

書籍目錄

前言
第1講　國際透視
第2講　社會政策是什么?　
第3講　自由放任與恥辱烙印
第4講　社會行政與社會福利
第5講　社會成本與社會變遷
第6講　法院的再分配
第7講　保險的再分配
第8講　英國年金方案——個案研究
第9講　公共服務與公共責任
第10講　價值與選擇　
后記
參考書目

章節(jié)摘錄

　　第１講　國際透視　　“在各種信仰之中，有一種信仰最應為個體在偉大的歷史理想祭壇上慘遭屠殺而負上責任；所謂偉大的歷史理想包括：未來世代的正義、進步或幸福，或為國家、種族或階級的神圣使命或解放，甚至只為自由本身；這種信仰要求犧牲個人，以換取社會的自由。無論在過去還是將來，在神的啟示或個別思想者的心靈里，在歷史的或科學的聲明之中，抑或在善良人單純的心底某處，這種信仰都有它最終的化解之道。這個歷代相傳的信念其實基于一種確認，即：凡是受人信奉的正面價值，最終必定并行不悖，甚至互相承繼。”？　　不是所有好事情都可以并行不悖的，而關切人類的各種理想更是難以調和。無論在社會政策的范疇，還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這都是真確的。什么是社會政策？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有何分別？　　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簡化器”時代，而部分為它催生的卻是一個大眾消費的社會。簡化器由報章等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電視）所支配。它們以非黑即白的觀點看待所有事物，以娛樂的手法呈現兩極化的沖突—普及主義者對精選主義者、思想灌輸對獨立思考、個人選擇對國家配給?！　⒄魏偷赖聠栴}簡單化、庸俗化和卑賤化的理由有不少；但是，有多少是因為編輯捧紅了名記者而又無法駕馭他呢？有多少是因為記者的升遷和報酬愈來愈依靠揭發(fā)丑聞和表現暴力（例如學生暴力）呢？有多少是因為實行“受眾評分”而催迫傳媒把嚴肅的問題表現成庸俗的消遣呢？有多少是因為恐怕失掉廣告收益而節(jié)制對私營市場的批評呢？難道這就是何以政府的丑聞比私營部門的丑聞更具新聞價值的原因嗎？　　認為一切權力和權威，以至所有政治家都是邪惡的觀念十分盛行。恰似學術自由可以為任何事情辯護（托尼［Tawney］曾斥之為“假研究之名制造黑暗”）和行醫(yī)自由可以為私人開業(yè)和美國的牟利醫(yī)院辯護那樣，新聞自由亦可以用來為取悅大眾、性欲商品化和私隱商品化辯護。隨著這些漫無止境的自由擴散四周，社會—尤其是當前的美國社會—將愈來愈難管治。相信下述的情況尚未廣為人知：1971年頭六個月內，單是紐約一地謀殺事件的遇害人數就比相同六個月內美國軍隊在越南戰(zhàn)死的士兵還多。暴力和盜竊的情況已到達這樣一種地步—公共援助辦事處的人員要攜械上班；即使在紐約大學社會工作學院，所有打字機、計算器、錄音機和其他設備都要用鏈子串起來鎖在地板上?！　∽≡谑挆l的少數民族居住區(qū)的貧民，現在不能再就火災、夜盜、偷竊和惡意毀壞等風險為自己的家園和財物投購保險。擁有總值2，080億美元的保險業(yè)宣布：各城市內的蕭條地區(qū)已被列為不可承保的危險區(qū)域。職是之故，不論黑人白人，全體居民都變成“不良的保險對象”，不受保任何涉及暴力、惡意毀壞、騷動、火災和死亡等風險。最近，一份呈交總統(tǒng)的報告書？建議，政府必須伸出援手（至今尚未被采納推行）；政府要接管這個在世上以富裕聞名的社會里的“不良保險對象”。實際上，這就是一項社會政策指示，同時亦是一個例證，說明要在理論和實務上界定社會政策范圍的困難之處?！　∵@里充滿著教訓—從歷史中汲取的教訓，尤其在我們試圖了解自由與執(zhí)照、法律與自由裁量權、正義與懲罰、貧窮與恥辱、公平與平等諸問題時。社會政策究竟從哪里開始，又到哪里結束的呢？想要描述它的范圍、意義、內容、制訂、執(zhí)行、原則和理論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可以清楚地肯定：社會政策的研究決不能獨立于對社會的整體研究之外，我們要研究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各方面。研究社會政策的基礎知識包括：人口變遷—它的過去與現在，以及對未來的預測；家庭制度與婦女地位；社會分層與階級、世襲階級、地位和流動等概念，社會變遷和工業(yè)化的后果，城市化和社會狀況；政治結構；工作倫理與工業(yè)關系的社會學；少數民族與種族偏見；社會控制、附和、越軌行為和維持政治現狀的應用社會學等?！　≌?mdash;任何政策，要奏效就要選定目標，并要面對抉擇時所遇到的困局。然而，要了解政策，要區(qū)分目的（我們所需要或認為需要的東西）和手段（怎樣達到目的），我們就應把它放在特定的環(huán)境—即給定的社會與文化，以及多少具體的歷史時間之內—中進行考察。換言之，社會政策不能像魯賓孫·克魯索（Robinson Crusoe）的“經濟人”概念那樣，在社會真空狀態(tài)下進行討論或構想。　　本書內容大部分是關于英國的社會政策，絕大部分的材料和佐證皆源自英國的經驗；但是，間中也有利用別國的材料，以資比較。在設計“福利”制度方面，英國并不孤單，也非遺世獨立?，F在，國際間論述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福利制度之文獻已十分廣泛了。　　過去十年，單是美國就出版了超過100種關于“貧窮”、“剝奪”和“福利權益”等問題的書籍—雖然大部分均屬高度簡單化一類。撰寫貧窮題材的作者已賺得厚利；對比當公務員辦理改善安貧服務的工作，著書立說更能博得較大的金錢報酬。所以，我們對于芝加哥和紐約貧民（特別是黑人貧民）為了爭取終止有關貧窮、環(huán)境污染、“良好開端”計劃、社區(qū)參與的評價等研究項目而采取的行動，不應感到驚訝。貧民一針見血地問道：“你們從我們那兒博得了大堆的博士頭銜和著作；但是，我們又得到些什么呢？”這是針對博士超級市場的一個提得相當有意思的消費者問題。　　一個人愈是多讀論述不同國度社會政策制度的國際文獻，愈能明白個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愈是明了個中的復雜性，愈難概括（實用地簡化）各國社會服務想要扮演或實際扮演的各種角色?！　±纾疤K聯實行的社會福利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以工作表現、成績和篩選精英分子等原則為基礎。俄國公務人員上下層的工資與薪俸差距，要比英國公務員的工資與薪俸差距大得多。前蘇聯的社會保障制度有意使這些差別合法化，甚至得到強化。對于勞動階級的婦女，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們肩負前蘇聯國內大量非技術和骯臟的工作，例如打掃街道和廁所侍應等。列寧的信念—靠共產主義解放婦女—仍未得到充分的實現。俄國的公共援助制度，跟德國和法國的相似，孫兒和祖父母均要負責照料親族。他們的財源受到審查，以確定他們須否負責援助申請人。在英國，只有“同住一戶的丈夫和妻子，及同住的受養(yǎng)子女”的財產，才會“被計算作為丈夫的財富”?！　∑渌K維埃的社會服務其實是社會控制機器的組成部分，所發(fā)揮的是警察的功能。此外，它們還有維持工作倫理的作用，情況和俄國寄宿學校相似，強調品格培育及從事艱辛體力勞動的價值?！　∪欢?，當計算了前蘇聯和聯合王國全部社會服務開支總額，并以個人貨幣所得百分率來表示時，懷爾斯（Wiles）教授與馬考斯基（Markowski）先生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俄國的支出比聯合王國的更富于再分配的意義。不過，究竟再分配是有利于較高所得組別還是較低所得組別則尚不清楚（而這是懷爾斯教授所作統(tǒng)計的麻煩之處）。若單是看社會保障，效果顯然是較高所得組別獲得較大比例的報酬。簡單地說，工作表現與收益都是目標與結果的基礎?！　≡谏鐣Ｕ项I域內，前西德的年金方案與前蘇聯的無大差別?；旧?，它的基礎仍是工作報酬、生產力、成就和優(yōu)點。這個制度實際并無再分配的成分。它的模型偏向力本主義（Dynamism），基礎是私有保險市場。　　鞏固和支持著這個“工作—報酬”制度的人是250萬“客居工人”（Gastarbeiter）；這批工人從土耳其、希臘、北非、意大利南部、前南斯拉夫、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招募而來，在當地曾接受德國醫(yī)生的衛(wèi)生檢查。這批二百多萬的工人大多沒有攜眷同行；其中約有75%是男工，幾乎全部都從事現代經濟中的非技術、污穢、卑下和家庭雜務工作。他們統(tǒng)統(tǒng)只有一年的許可證，要為一位雇主工作；若操守良好而又得該雇主允許的話（那要看雇傭條件的變動情況），工人便可續(xù)期?！　∮鲇兄夭?、殘障、受傷、精神崩潰、無家可歸、吸毒或違犯民法或刑法的情況，工人就會被送上火車或飛機，遣返原地。同樣，懷了孕或有了非婚生子女的單身女工也會被送回家。他們沒有權利投票、享受福利待遇或領取公共援助金；而這些權利卻是德國、所有共同市場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地方政府的責任；雖然各地區(qū)當局之間所能實施的程度互有差別—恰似20世紀30年代以前英國的情況。即使他們符合資格，地方當局所提供的社會援助（或社會幫助）的水平亦十分低落（情況與愛爾蘭共和國相類）；這個制度只起著阻嚇的作用?！　≡谟陌儆嗳f愛爾蘭移民（包括其妻子和大家庭）的處境則迥然不同。這些家庭所領受的補助支付和津貼水平，再加上家庭津貼，遠遠超出愛爾蘭共和國一般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收入；它像磁石般吸引著依靠教會救濟或施舍過活的貧苦愛爾蘭家庭（尤其是一類被稱為“倒下的女人”的人）。愛爾蘭移民—臨時的、假裝臨時的與永久的—是構成近年申請和領取補助津貼人數上升的一個主要因素；而這更令任何對英國“處于貧窮”或“瀕臨貧窮”之成人與兒童人數的估計變得復雜?！　∮纱吮惝a生了這樣一種情況：一部分由于缺乏國立的公共援助設施，愛爾蘭共和國向英國輸出了一定比例的公援（或潛在的公援）個案。為了截然不同的理由，生活水平遠比愛爾蘭為高的前西德，竟也輸出一大部分公援問題，但是，輸往的地區(qū)卻是更為貧困的國家。而問題不是簡單地提供經入息審查的公共援助予社會弱能者、新近傷殘者、慢性病患者、釋囚及其家人、酗酒者、遭遺棄的妻子、未婚母親及相類人士。這些人（某些美國社會學家稱他們?yōu)?ldquo;底層”）當中的大多數同時需要兒童照料與福利服務、游民之家、社會工作支持，以及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的教育服務?！　∫粋€能夠經常維持數約200萬流動的非技術工人，并提供相對少的公共援助和福利計劃的國家，雖然經濟處于較佳地位，又能支持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但卻備受議論。它亦不必承受工會行動的壓力，因為非技術的臨時工人難以爭取縮短工資差距。隨之而來的結果是經濟體系內較少通貨膨脹的危險?！　￡P于國際之間（特別是共同市場國家之間）在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的差別，近年有許多辯論，而經濟學家卻普遍地忽略了上述的問題。部分原因是經濟學家把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的構成元素，畫上了楚河漢界—至少在理論上如此。當然，可以同樣批評：許多評論社會政策或社會服務的作者也犯了類似的毛病—把自己的題目拘于一隅。很少社會服務教科書會談及失業(yè)等問題的社會代價、區(qū)域性的經濟政策（雖然這些政策可能對縮小不同區(qū)域的社會及教育的不平等狀況至為關鍵）或如上述例證所講有關非技術勞工市場與公共援助計劃的角色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蕓蕓經濟學家與社會政策寫作者之中，肯尼思·博爾?。↘enneth Boulding）教授要算是個例外。在《經濟政策原理》和論文《社會政策的界域》之內，他嘗試搜集并綜合分析了政策的社會及經濟的組成部分，及其實際應用?！　∨e出前蘇聯、愛爾蘭和前西德等例子，無非希望說明概括出普遍意義的社會政策，以及那些政策（或程序）在不同社會內所扮演的各種矛盾和分歧角色的難處。關于社會程序更廣泛的影響，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例子和提出更多問題。以色列最近修訂家庭津貼制度，歧視阿拉伯人和未服過兵役的猶太人，其目的何在？在法國，有3名以上子女的老人可獲較佳的老齡年金待遇，其目的何在？美國和一些國家的公共援助計劃規(guī)定：凡子女滿3歲的未婚母親和遭遺棄的妻子，必須登記找尋工作，并接受勞工部門安排的任何工作，這能算是社會政策的一環(huán)嗎？換一個角度看，這不應歸入勞工控制機器一類嗎？不應歸入類似英國1834年《濟貧法（修訂）》的工作倫理價值體系里嗎？最后，作為對照的例子，1967年的《坦桑尼亞阿魯沙宣言》（Tanzanian Arusha Declaration of 1967）強調自力更生、工作及集體的農村發(fā)展價值，這該算作坦桑尼亞的社會政策還是經濟政策呢？　　聯合國把許多世界性的文獻歸入下列分類項目之中：“社會福利計劃”、“世界社會狀況”、“社會服務行政”、“社會規(guī)劃與發(fā)展”等。這些名稱全都有一個共同的詞素—“社會”。由此可見，無論貧富，所有國家的政府均不能完全根據經濟來考慮有關目的與手段的核心政治問題?！　∫虼耍?ldquo;社會政策”必須被放進廣闊的政治及地理架構之內分析。從比較研究中所學到的透視方法，有助于了解自己國家內的社會政策。有關各國社會政策與福利計劃的知識正與日俱增，這點是不能忽略的。在研究別國的福利制度時，我們見到它所反映該社會的主導文化和政治的特征。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要承認：基本上它們全都關切某種共同的人類需要和問題?！　?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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