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形態(tài)史觀·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

出版時間:2010-10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作者:雷海宗、林同濟  頁數(shù):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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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中國傳統(tǒng)之發(fā)展而言,清民之際乃是最重要的轉(zhuǎn)型時代。這里的“民”不僅指狹義上的中華民國(北洋時代與南京時代又不同),也還包括了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帝制崩潰乃是一大轉(zhuǎn)折,由此所開辟者非僅一朝一代之“更名換姓”,更具備我文明中國之步入現(xiàn)代世界的標志性意義。雖然我們能看到的歷史進程極其有限,但自清帝遜位、民國肇創(chuàng)之后,就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新紀元。毛澤東曾有意援用中華民國之名號,充分體現(xiàn)出其作為歷史過程自覺者的偉人意識,可終究抵不過勸進者“開天辟地”的創(chuàng)新而最后重新更定國號。不過“民”之一字卻始終未易,也可見出“清民易代”的長效性。自1990年代以來,隨著學術(shù)史意識的逐漸恢復,大陸學界對民國一代學術(shù)也給予了高度認同,除了編撰學案、結(jié)集成史之外,重印昔賢經(jīng)典、接續(xù)學術(shù)傳統(tǒng),則為不可不做的重要舉措。除了早期的“民國叢書”(上海書店)以影印本大批量推出各類代表性的民國著作之外,還有諸如“民國學術(shù)經(jīng)典叢書”(東方、中國社會科學等出版社)、“民國珍本叢刊”(團結(jié)出版社)、“六點學術(shù)?民國系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等;至于以民國時代為主要內(nèi)容的,諸如“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舊籍新刊叢書”(岳麓書社)、“蓬萊閣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各類出版社的“書庫”系列也多以民國名著為主,如“商務印書館文庫”、“三聯(lián)精選”、“新世紀萬有文庫?近世文化書系”(遼寧教育出版社)等;而清點20世紀或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也多半以民國主打,如“二十世紀學術(shù)要籍重刊”(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經(jīng)典”(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至于以“國學”為題的,亦然,如“國學入門叢書”(中華書局)、“二十世紀國學叢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等;至于還有所謂“近人學術(shù)述林”(浙江人民出版社)、“大家小書”(北京出版社)等可謂不勝枚舉,比比皆是。在這種背景下還要推出一套“民國學術(shù)叢刊”的意義究竟何在?

內(nèi)容概要

本叢書雖然沒有嚴格的學科劃分,但卻并非不具備學科史的基本眼光,邀請的導讀專家就是從這樣一個層面考慮。而在一般意義的學科劃分系列之外,叉特別增辟了“海外博士論文”系列與“學術(shù)研究譯著”系列。前者希望借助民國學人在留學時代的精彩創(chuàng)發(fā),讓我們一窺兼采中西之后的學術(shù)規(guī)訓之作究竟可以達到怎樣的一種層次,雖然其撰作語言并非中文,可這畢竟也是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的重要組成部分;后者則借助學術(shù)父輩們資鑒他山之玉的具體成果,希望不僅能將他們嘔心瀝血而移玉東來的學術(shù)譯著化為今日后輩負重前行的重要資源,更期待藉由此一窗口展現(xiàn)那代學人胸懷天下的“世界學術(shù)”之整體認知。敬請讀者關(guān)注。

作者簡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倫,河北永清人,著名歷史學家。曾任教于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和南開大學。著有《巾國文化與中國的兵》(1940)、《文化形態(tài)史觀》(1946.與林同濟臺著),《西洋文化史綱要》(遺著)等。林同濟,1906~1980福建福州人,先后任教于南開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和復旦大學。著有《丹麥王子哈姆雷的悲劇》(譯著)、《天地之間》(遺著)等。

書籍目錄

文化形態(tài)史觀
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

章節(jié)摘錄

中國整個的民族性,我此刻且按下不談。我要談的是風化中國民族熏陶中國文化的“文人性”。我要分析中國文人的頭腦,解剖中國文人的心腸。何謂文人頭腦、文人心腸呢?這問題卻不簡單。頭腦是指其思維的方法、思想的內(nèi)容。心腸是指其情感的生活與其立身行事、處世待人的性格。雖然在理論上的方便,兩者可分開而談。但實際生活上,兩者之間關(guān)系微妙,他們彼此相交錯互相影響之處,可說是不了之緣,終難隔斷。詳細的討論,另日再寫。目前最好的辦法,是且把“文”之一字分析一番。我們?nèi)绻麜缘梦闹蛔种髁x,便可粗略地理會文人頭腦、文人心腸的一般。我們這種辦法,有個好處在。論起文人,難免意見參差。你可把文人吹得如仙似圣,支持文化生命的主人翁。也可把文人罵得狗血淋頭,直是一錢不值的賤貨。我們且莫動氣。也許雙方都對,也許雙方盡非。那些不免是主觀的批語,未足為憑。我們此地所采取的方法,是讓中國文字的本身、語言的本身,來替我們解說。換言之,我們的方法是客觀的。譽不必喜,毀不必憂。讓文字來說本身話,比較式最是可憑。(二)何謂“文”呢?初看來這字也簡單,細驗其界說殊不易?!墩f文》云:“文,錯畫也。”蓋即西方所謂Design之意?!兑?系辭》云:“物相雜,故日文?!备鞣N形式相配合而成所謂錯斑者,這就叫做文。文的原始的意義,恐怕不過如此。然而時代遞進,文之含義,也便逐漸推引。結(jié)果,文之一字乃成為中國文化的縮小表征,成為中國文化性質(zhì)的寫真。原為錯斑的一個簡單的字,到今日乃已隨著中國文化的演進,而正比例地增加其復雜,增長其特色。我們了解“文”字,不但可以了解中國的文人頭腦、文人心腸,而且可借以看出中國文化大體所偏重的精神。(一)文與質(zhì),在中國古籍上是時時對用的名詞。所謂文者是指一切人為的事物,和質(zhì)為一切自然的本體者對照。所謂人為的事物,不但包括人力創(chuàng)制的生活工具,例如宮室、舟車、衣服、耕耜等等,乃亦包括社會上的各種制度、習慣,例如那些養(yǎng)生送死婚嫁往來的儀節(jié)、那些上下尊卑親疏長幼的禮法。故文者與西方所謂Culture相類,質(zhì)者與西方所謂Nature相類。一為人類的作為,一為天然的本色。所以自心理狀態(tài)的觀點看去,“文”字含有過分的注重禮貌儀節(jié)、過分的注意人事之意。日纏于繽紛酬酢之間,馳驅(qū)于揖讓進退之末。久之又久,一個人的天然本色,不免蕩失無余。分析言之,文與質(zhì)對,其中有幾個含義。甲、文指外表,質(zhì)指內(nèi)心。故日外文內(nèi)質(zhì)。乙、質(zhì)指實體,文指花樣。故我們有“文藻”、“花文”等詞。丙、質(zhì)含有簡單之意,文含有復雜之意。故我們有“繁文”、“縟文”等詞。丁、質(zhì)是樸素,文是浮夸,故文略帶有一些炫耀之意。(二)由此我們便可了解文之一字為什么會與“虛”合而構(gòu)出萬古指摘的“虛文”一名詞。所謂虛文者,即純形式之意。我們做一事,并不是誠心認為該做,或意志上認為愿做。乃是大家一向都如此做,而我亦只好“從俗”做個樣子罷了。換言之,我們做那樁事,本無誠意,本無信念,只做出一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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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43條)

 
 

  •   書剛剛送到雖然還沒讀但已經(jīng)被其中的內(nèi)容所吸引,二位都是戰(zhàn)國策派的領軍人物,其對于文化形態(tài)觀的論述相信定有啟發(fā)意義,何為中國的兵文化期待有所解答。
  •   戰(zhàn)國策學派的領軍羊,先生滿腔熱血寫下了流傳千古的曠古奇聞,功在華夏,鼓舞抗日之人心,在當時士氣為之一振??上壬砟昙炎魃跎?,功力無法展開,真是中國學人的悲哀。為中華痛哭
  •   非常值得閱讀的一本書。書中的觀點雖歷經(jīng)七十年依然具有現(xiàn)實意義。可惜現(xiàn)代人再也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
  •   鼎鼎大名。當真名不虛傳
  •   借著同學的讀了,覺得非常好,值得收藏和擁有
  •   印刷裝幀也很精美
  •   若雷厲,若風行
  •   看見簡介喜歡就買了,不錯。
  •   不錯,很好的書,值得一讀
  •   本書包含兩本書,一本《文化形態(tài)史觀》是雷海宗和林同濟兩人的論文集,而另一本就是雷海宗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書倒是不錯,但買完后覺得還是應該分開來買這兩本書的單行本,否則以后引用起來多多少少有些不倫不類。
  •   大師的作品,值得去讀!但本書的編校水平很差,書中出現(xiàn)了很多不應該出現(xiàn)的錯誤。你想讀的話,還是不要買該版本。
  •   這是雷海宗先生與林同濟先生作品合集。這里單論雷海宗先生。雷先生為民國著名學者,歷史學家,深受德國史學家O.施本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的影響,認為歷史是多元的,是各個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時間和地域獨自產(chǎn)生和自由發(fā)展的歷史。每個文化雖各有特點,但經(jīng)過固定的生命周期必然趨于毀滅。這本書更是其代表作,以重建中國文化為宗旨,提出文化重建構(gòu)想,大談“大政治”學說,抨擊官僚傳統(tǒng),檢討國民性,提倡民族文學運動。非常不錯,是民國史學的一座高峰
  •   內(nèi)容自不必說。封面設計得不錯,就是有些脆弱,紙質(zhì)也還不錯,排版也舒適
  •   很好 物有所值 比較精美
  •   給朋友訂的,內(nèi)容反映還行
  •     中華五千年的輝煌文明,出現(xiàn)漢唐等大帝國,赫赫威名,除了燦爛的文化外,軍事戰(zhàn)斗力自然也是一個要素。按說這種軍力肯定是無比強大的,不然怎么能保證帝國的威名呢,可是仔細分析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會發(fā)現(xiàn)其實中國漢族的軍隊是弱不禁風的,不堪一擊的,多數(shù)情況下是又貧又弱的。從西周說起,周朝的老祖宗古公亶父就因為打不過戎狄跑到岐山之下定居的,到了周幽王,申侯引了犬戎來滅了西周。到了漢朝,劉邦戰(zhàn)勝了不可一世的項羽,卻給冒頓的匈奴兵給圍了,真是一山還比一山高,最后還是靠賄賂的手段才逃掉的。漢武帝的時候確實牛了一把,不過也從這時候起,外族的軍隊在中國的比例越來越大,為什么呢,因為人家能打啊。到了東漢和帝的時候,外族兵已經(jīng)占很重的部分了,那時候竇憲打北匈奴的軍隊竟然有一大半是南匈奴人。到了黃巾起義的時候,朝廷無兵可用,都是用羌胡的軍隊,不過也有后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曹操司馬懿還可以控制一下局面,到了兩晉南北朝,中原都是外族的天下了。唐朝李世民很牛,可是也收拾不了吐蕃,還要搞和親,后來更是給吐蕃和北方的外族藩鎮(zhèn)搞的雞犬不寧。宋朝更不用說了。明朝開始兩帝還好,后來北方總不得安寧,最后給清滅掉了。
      
      當然,每個民族每個政權(quán)都有盛衰的輪回,而且也要考慮北方民族體力和騎兵優(yōu)勢。但是漢族也有經(jīng)濟和人數(shù)的優(yōu)勢啊,堂堂中華幾千萬人出來的軍隊對付外族幾百萬人出來的軍隊,愣是被人家打得滿地找牙,這是不是表明漢族的軍隊是外族的十分一呢,這也太弱不禁風了吧。但是我們也不能這么衡量軍隊的戰(zhàn)斗力,中國一直以來不斷受外族的侵擾,兩晉南北朝時代中原被占了,南宋的中原也沒了,還出現(xiàn)了兩次亡國,原因是多方面的,雷海宗這部小書揭示了別開生面的另一種原因。
      
      雷海宗認為是漢朝以后的募兵制讓中國的兵毫無戰(zhàn)斗力,因為招募的兵的來源都不是什么良民,而且招募的兵會形成職業(yè)化,兵和民隔離很嚴重,最后會形成兵民敵視的情況。老百姓都不愿意當兵,“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那只有那些受厚賞誘惑的人才當兵,還有流民、囚徒等被迫當兵的,這些兵沒有家國觀念,和老百姓完全沒感情,他們是社會素質(zhì)最低下的一群群體,這樣的群體能有什么戰(zhàn)斗力呢。所以自從漢朝募兵制形成以后,中國的軍隊就不堪用了,所以屢屢被外族侵擾。雖然也出現(xiàn)很強的帝國很強的軍隊,雷海宗也沒有忽略的一點是,將領的作用,一個好的將領,可以讓一盤散沙團結(jié)起來,比如漢末三國出現(xiàn)曹操司馬懿等優(yōu)秀將領,唐朝有個李世民(李世民的府兵制還是半征兵制的,也不是完全的募兵制),明朝有朱元璋和朱棣,此外中國的軍事實力真的是一團糟了,不值一提了。
      
      雷海宗理想的招兵制度是征兵制,西周只有貴族才有資格當兵,所以那時候的兵的質(zhì)量是很高的(不過雷海宗沒有分析那時候的犬戎很猖獗)。春秋時代士族全體當兵的,只有少數(shù)優(yōu)秀的農(nóng)民才有資格當兵。戰(zhàn)國時代是軍民主義,國家鼓勵每個男子當兵,也就是軍民不分了,秦國就是明顯的征兵制。這樣選出來的兵的素質(zhì)都是國人的平均素質(zhì),老百姓也沒有看不起當兵的,兵民其實是一家,這樣的軍隊的戰(zhàn)斗力是巨大的。戰(zhàn)國時代,趙國燕國都是以一國的兵力就防住了外族的侵擾就是一證。
      
      其實總結(jié)雷海宗的看法,就是募兵制的兵的素質(zhì)太低了,比老百姓的平均素質(zhì)還低,戰(zhàn)斗力必然大打折扣;征兵制的兵的素質(zhì)是與老百姓看齊的,不管盛衰,都是當時最好的軍隊了。
  •     武德不興是中國兩千年來去不掉的頑疾。武德不興的直接原因是貴族階層對當兵的義務的放棄。本書將中華文化的弊端,歸結(jié)為缺乏尚武精神,似非厚誣。但作者自己也說過,每個時代對過去歷史的總結(jié),都是為現(xiàn)實服務的。30年代的中國屈折于列強的淫威之下,自然是奢談文治而獨唱武功的。縱觀歷史,曾經(jīng)輝煌一時而最終被征服進而消失的偉大文明并不罕見。當時誰能保證中華文明必不在此列?
      
      作者雖然對手無縛雞之力的儒生嗤之以鼻。但當談到中國文化何以度過眼前劫難的時,還是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了中國的語言文字上面。可見作者不但尚武,同時也是尚文的。書中對儒生的批判,只是恨其不武而已
  •     雷書從最常見的資料中看出別人都視而不見的東西,是真本事。我覺得磚頭般的巨著,自然能體現(xiàn)大師功力,比如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謝國楨的《明季黨社運動考》、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等。但這種小冊子卻更加難寫,原因有三:一是要通俗易懂,二是要學術(shù)性不因通俗而打折扣,三是語言要活潑有趣味。一和二能結(jié)合好實在太難了,何況還要娓娓道來,讓讀者如坐春風。我特別喜歡看這種大家的小冊子著作,印象較深的有錢穆的《中國文化史導論》、浦安迪的《中國敘事學》、林庚的《西游記漫話》、汪榮祖的《康章合論》等,還有中華書局的一套國學經(jīng)典小冊子、上古的一套蓬萊閣叢書、好像也是中華的“大家小書”系列。真正的大家,不但能寫磚頭巨著,也能寫小冊子。
      
      
  •     雷先生博聞廣識而關(guān)心國事,寫出來的東西往往高屋建瓴。在抗戰(zhàn)的年代,雷先生不但熱情贊美前方為國捐軀的軍人而激烈批評后方懦弱的知識分子,更清醒的認識到在建國前進行歷史及民族反思的重要性。這本書里的文章就誕生于這種激烈和冷靜的拉扯中,所以其中有粗糙的方法、倉促的結(jié)論,更有真知灼見和昂揚的感情。
      
      就理論上來說,本書中中國的兵制演變和中國歷史的周期論都是很有價值的。
      
      在《中國的兵》中,雷先生就當時能找到的資料談論了中國兵制自“兵出于民”到“兵民兩分”再到“兵民對立”的演變,及其對戰(zhàn)爭結(jié)果的影響。其大意是雇兵制相比于征兵制,軍隊的戰(zhàn)斗力更加低下而難以節(jié)制。于是前者往往導致戰(zhàn)爭的失敗和國家的覆亡。類似的思路我在一位西方歷史學家關(guān)于羅馬衰亡的分析中見到過,大意是羅馬興盛有了錢有了奴隸后,羅馬人就再也不愿意上前線打仗,而是雇傭外籍軍團來幫助作戰(zhàn)。這直接導致羅馬人的軍力下降,最終在外籍軍團的反叛中滅亡??磥頄|西方的歷史在這一點上是相似的。
      
      關(guān)于中國歷史的周期論,雷先生從民族生長、強壯、衰弱、破碎的生命周期角度將抗戰(zhàn)前的中國歷史劃為兩個周期,以淝水之戰(zhàn)作為劃分節(jié)點。這樣分出來的第一個周期與內(nèi)藤湖南的分法是一致的,而內(nèi)藤湖南的分法考慮的是漢族與異族的攻守互換。在雷先生的眼中,如果東晉在淝水之戰(zhàn)中勝利,氐族的符氏政權(quán)一統(tǒng)天下,那么中華文明也就就此滅亡,如同那些早已遠去的古代文明。但東晉在淝水之戰(zhàn)中獲勝,中華文明沒有就此破碎,反而贏來了第二個生命周期。對于這種反常的現(xiàn)象,雷先生給出的解釋是中華文明對南方的開拓,新的發(fā)展空間和精英分子的聚集使第二次生命周期成為可能。根據(jù)這種理論,雷先生認為抗戰(zhàn)期間就是中華文明第二次生命周期的破碎期,如果中國最終獲得勝利,就會擁有第三個生命周期。在這種理論中,雷先生把中日抗戰(zhàn)比作淝水之戰(zhàn),突出了抗戰(zhàn)在歷史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想必會極大的激勵抗戰(zhàn)的軍民。
      
      很有意思的是,雷先生嘗試在中國的思想史上進行相同的劃分。他用淝水之戰(zhàn)作為分界點,把中國的思想史也劃分為五個部分,每部分包括宗教時代、哲學時代、哲學派別化時代、哲學消滅與學術(shù)化時代、文化破裂時代。第一個周期的五個時代分別是殷周宗教、接輿孔子、六家、經(jīng)學訓詁、佛教傳入,第二個周期是佛教大盛、五子陸象山、程朱陸王、漢學考證、西學東漸。這種劃分很有啟發(fā)性,但我覺得可將二三合并為哲學時代、將四五合并為學術(shù)時代,更簡明一些。
      
      另外,感覺可以從這種由盛轉(zhuǎn)衰的兵制和文化中更深的發(fā)掘一點東西。這種由盛轉(zhuǎn)衰很大程度上是必然的。就兵制來說,隨著文明的發(fā)展民眾的富裕,他們必然會放棄艱苦樸素的生活方式,轉(zhuǎn)而用錢解決問題;就思想史來說,頭腦活躍心靈虔誠的宗教時代必然是短暫的,因為隨著理解的深入,很多問題就會進入哲學的討論范疇,最終成為學術(shù)問題。所以實話說,這種循環(huán)實在難以避免。武備衰落的時代,那些頭腦杰出的人一樣能看到問題所在,但大多數(shù)情況還是無濟于事的。
      
      關(guān)于歷史周期論,我還想到了西方的政體循環(huán)理論。在這種理論中,政體因為的發(fā)展處于君主專制、貴族制、平民制、君主專制的循環(huán)中。每種制度出現(xiàn)后,都會逐漸的衰敗進行變?yōu)橄乱环N制度,君主專制帥變?yōu)橘灾髦?、貴族制衰變?yōu)楣杨^制、民主制衰變?yōu)楸┟裰?。這種衰敗如同兵制的衰敗和思想史中問題的演變,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很大程度上,我很愿意把這種周期看作以上兩種周期的重要原因。中國到八年抗戰(zhàn)走完了兩個循環(huán),現(xiàn)在正處于第三個循環(huán)之中,大概在寡頭制、哲學期和兵民分離的時期。
      
      就本書的問題來說,我同意雷先生及內(nèi)藤湖南對中國歷史第一二期的劃分,卻不同意他們從軍事角度進行劃分。從歷史資料來看,五胡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漢化,石勒、苻堅、拓跋珪的思維方式很大程度上漢式的,他們的軍事政治成就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漢族的謀士。如果清朝的統(tǒng)治者,他們很好的接納了漢族的文化,所以即使淝水之戰(zhàn)東晉戰(zhàn)敗,中華文明還是會延續(xù)下去。所以在我看來,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罕見的擁有第二個周期是因為它不但有著先進而的文化,更有一種同化的能力。這種能力很可能是來自于儒家對倫理的強調(diào)和道家的一元論思想。另外,不同的周期并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有一種向客觀向個體前進的趨勢(國家中心、家庭中心、個人中心)。相比較于西方文明來說,中華文明要更集體、更主觀一些,落后挨打在所難免。希望我們能在第三個周期里面奮起直追,更加客觀理性,同時也在倫理與自然觀中取得新的進步。
      
      最后一個問題是這本書里面關(guān)于家族發(fā)展的研究認為家庭大小與生育率有著必然的關(guān)系,并說明了家庭逐漸變小的趨勢。這其實是不準確的,根據(jù)某位我忘記名字先生的研究,中國的家庭規(guī)模在漢朝以后基本是維持穩(wěn)定,平均規(guī)模為4.6。
      
      補記:有的時候當然也覺得理論在實踐中不見得靠譜。拿兵制來說,即使其與王朝的興衰有確切的關(guān)系,那么可能也僅僅是一個指標,而其發(fā)展由很多深層而確定的原因決定的。拿唐朝的兵制變動來說,其府兵制變?yōu)槟急?,是很難以避免的問題。當時的聰明人張說說府兵制已經(jīng)完全失去了效力(強壯的變成將帥的衛(wèi)隊,身體弱的成為奴工,而府兵毫無戰(zhàn)力),后來的聰明人王夫之也認為兵民合一是不靠譜的事情(因為兵是不怕死的,而農(nóng)是不怕勞累而怕死的)。這種變化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不過大概從本族募兵才是王道,又不過在大唐安祿山史思明怕也不能算作他族。確實是一些很微妙的東西,或者人心壞了還真是由盛轉(zhuǎn)衰的原因。像李林甫這種滿肚子壞水,又怕的要死的,真是時代沒落的象征。放棄生活的艱苦樸素、放棄精神的執(zhí)著追求、放棄內(nèi)心的必要同情,或者才是問題所在?意向性還要多多考慮。
  •       我學過的課文里最難忘的一篇,是《唐雎不辱使命》,其中的一句“ 夫?qū)VT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fā),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 ”無論是當時學時,還是事后每憶及此,都有血脈賁張的感覺。很多年后我讀了一些歷史,困惑于這種慨然無懼的勇氣怎么在后世就很難看到了,困惑于像樊於期、高漸離那樣重義輕死的義士怎么就消失了。很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中國人的血性是何時、怎樣消失的。
        我一直沒有答案,但當我看到雷海宗先生寫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我知道他也思考過同樣的問題,而且,他有他的答案。雷先生認為,春秋時期的兵源于“士”,士族全體都當兵,他們?yōu)榉饨ㄙF族的俠義精神所支配,都以當兵為天職,為榮譽,不能當兵反被當作是一種羞辱。春秋時的戰(zhàn)爭,是為維持國際間平衡而戰(zhàn),非以消滅對方而戰(zhàn),因此那時的兵全無畏死的心理,有俠義,有原則。
        到了戰(zhàn)國,國際間進入了不擇手段消滅對方以圖稱霸統(tǒng)一的狀態(tài),國君地位提高,成為一國之獨斷,士族瓦解,所有的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與運氣去謀求政治、社會上的優(yōu)越地位,春秋時代全體貴族文武兼?zhèn)涞闹贫葟拇讼?。此時文武分開,文人是“說客”,靠賣弄三寸不爛之舌求進,而武人是“俠客”,他們沒有文化,誰出高價,就為誰賣命。
        秦統(tǒng)一六國,收天下之兵,以防六國反叛。而兵只用舊秦國的兵,自然不夠,于是就“發(fā)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其實就是流民、無賴、賤民 。自此以后,兵的名聲大壞,地位降低,民多不愿當兵,征兵制就敗壞了,于是改為募兵,募來的自然都是無賴、流氓,和外籍兵,也自然沒有什么衛(wèi)國之心。漢武帝時武力強盛,依靠的主要戰(zhàn)斗力,卻都是蕃兵戎兵。兵民既已分離,兵遂喪失活力之源,既無斗志,也無情操。自后中國二千年來的情形,都是如此。
        雷先生的觀點,今天看來是可商榷的,尤其是他在書后面部分關(guān)于元首制、關(guān)于階級的觀點,經(jīng)過此后的歷史考驗證明是不符合潮流的。但是,這本書在考證之余的說理,卻是讓人贊嘆和感慨的。這本書與其說是史論,不如說是一篇救國書,在它成文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它里面的觀點,有著非常的意義。
        雷先生持此言論,是痛于中國自滿清、至抗戰(zhàn)前的積弱,痛于中華民族遭受欺凌而無力反抗、中華文化中優(yōu)秀的部分不知還能否流傳的愛國心。而在抗戰(zhàn)之初,他面對前方英勇喋血,后方卻積極退卻的現(xiàn)實,更對民族性中猥瑣懦弱的那一部分責之痛切。他從兵的文化談到專制制度下的離心力,談到釋家文化傳入后中國社會的變化,談到以文抑武文化下士大夫的偽君子化,在感慨于中華文化衰敗、民族面臨滅種的同時,他也持信心于中華民族的韌性和再生能力,對她給予了厚望。他寄希望于中華民族在抗戰(zhàn)這次機會中浴血涅槃,寧可戰(zhàn)敗失地,也不要捷徑的勝利,寧可忍受無上的損失與痛苦,也不要僥幸的成功,以此經(jīng)過一番悲壯慘烈的磨練,洗凈過去一切骯臟污濁,創(chuàng)造民族的新生。
        雷先生把中國整段歷史分為兩周,第一周是從三代到淝水之戰(zhàn),這是純中華文化的一周;第二周從五胡亂華之后至其成文之時,是外來文化入侵中華,中華消化吸收而后有過復興而后再次衰落的一周。雷先生認為,人類其他古老文明都在第一周的末期宣告滅亡,能發(fā)展出第二周,已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現(xiàn)在,由于自己的衰落和歐美文明的沖擊,我們的第二周文明也面臨崩潰,正可借著這四千年來所僅見的外患,去撥亂反正、抗敵復國、變舊創(chuàng)新,這是自己一代人的光榮使命。
        讀這本書,一陣陣地感覺激動與悲壯,一字一句中讀得出雷先生對民族的深切感情,讀得出他對未來的期待。遺憾的是,現(xiàn)在回頭看,不僅抗戰(zhàn)并沒有實現(xiàn)民族的涅槃,此后的發(fā)展更看不到開始第三周的跡象。第二周仍在繼續(xù)著,雷先生所痛恨的種種劣根,并沒見減少,而雷先生自己也在與明清無異的文字獄中含冤而死。我相信雷先生期待的第三周終會到來,那個拋棄了陰險與怯懦、光明磊落的第三周文明會到來,只是我不知道那將會在何時,經(jīng)過何種的契機。
  •     按照本書作者的思路,中國的第三周已經(jīng)開始,起點就是49年。這個周期能有所長?暫且不要考慮,需要考慮的是現(xiàn)在還是一個上升期當中,我們要做的還有很多。最重要的構(gòu)建一個新的融合了古今的新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按照前兩周的經(jīng)驗,現(xiàn)在還是宗教時代,還沒有到哲學的時代。因為前30年,我們所信的是馬列的宗教,現(xiàn)在我們我們開始反思,開始想去構(gòu)建一個意識形態(tài)起來,還在摸索當中,沒有一個定論。一個統(tǒng)一的意識形態(tài)是必須的,前兩周是這樣的,外國也是這樣的。現(xiàn)在社會紛雜,但還不是各種學說并起的時代,還有距離。還需要時間讓人們思考各種問題,需要有人最后站出來提出思想而不是就事論事的觀點。只有升為了哲學范疇,有個一個明確的觀點和方法論,才算是我們走向了哲學時代。這個哲學不會是一個唯一的,一定要有不同的流派,然后爭鳴,最后被確認。第二周的程朱理學也是在明代才確認的。不過,就歷史趨勢來說,往往一個學派被確認為一尊,那么這個周期就開始衰弱了。但是走向一尊又是必然。世上的事物總是有興和衰的,規(guī)律和必然,沒有什么要哀傷的。我們現(xiàn)在要做的不是哀傷我們也會走向衰弱,而是要去尋找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
      
  •      雷先生此書很有些針對性,針對抗戰(zhàn)時期中國戰(zhàn)敗的狀況,所以有些觀點未免太現(xiàn)實,帶有較強功利性。然頗有真知灼見之處。特別是行文處尤為大氣果敢,敢于亮出自己觀點,成一家之言,讀之令人暢快!不愧是戰(zhàn)國策派代表作品。
       另,雷先生耿耿愛國之心在字里行間自現(xiàn),聯(lián)想到烽火漫天的抗戰(zhàn)時期,不覺為之動容……
       此書我讀的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本。
  •     雷海宗《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兵》,1940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小三十二開本,列為“文史叢書第二十本”。它是雷海宗先生的代表作,但卻不是一本專著,實際上是有連續(xù)性的論文集。書篇幅不大,但融匯了雷海宗一生的主要學術(shù)觀點,比如關(guān)于中國歷史周期律的問題,史前的斷代問題等。當然本文主要是通過兵這一角度來評論雷先生的著作。雷先生對于中國的兵文化有其自己的看法,其對錯雖然值得商榷,但雷先生研究歷史的態(tài)度卻讓我們肅然起敬,因為雷先生總能把自己對歷史的獨特認識,用最簡單的話說出來,這是真正對歷史有了解的人才能做到的。雷海宗先生的這本書一共只有二百多頁,但看完之后,我對其兵的解讀印象深刻。因此我決定從此處著手,談談我對此書的看法,并試圖構(gòu)建一個框架,更好的理解雷先生的思想。以下就是我對于此書的一些認識。
      兵的文化
      雷海宗此書一個重大的亮點,就是創(chuàng)建一個強兵的文化與解析一個無兵的文化。雷先生試圖通過對整個歷史的回顧,探討中國兵的文化。其觀點之新穎,見解之獨到,值得讀者深思。
      貴族與兵
      貴族與兵其實很難讓我們聯(lián)系起來,雷先生此種見解可謂獨道。
      “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的意識不知何時起在國民中根深蒂固。而雷海宗先生認為,中國的兵秦以前卻是很高貴的。春秋以前只有士族,也就是有地位的貴族,才有資格當兵,從事軍事和戰(zhàn)爭的行動,打仗是貴族的職業(yè)。軍隊是貴族階級的軍隊。貴族男子都以當兵為榮,為樂趣,不能當兵是莫大的恥辱。遇有戰(zhàn)事,國君往往親自出戰(zhàn),整個社會彌漫著一種雄奇壯烈的陽剛之氣。
      當然貴族當兵并沒有延續(xù)下來。原因在于貴族喪失了為之奮斗的理想與土壤。貴族,即所謂諸侯國的貴族,在秦以后沒有了生存條件。春秋時期,各國互相之間并無吞并的野心,對小國也多只求服從,不求占領。然而自吳越之爭(雷先生認為吳越戰(zhàn)爭是春秋末年的長期大戰(zhàn),也可以說是第一次的戰(zhàn)國戰(zhàn)爭)之后局面開始改觀。(戰(zhàn)國)戰(zhàn)爭都是滅國的戰(zhàn)爭,為達到滅國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采擇。自此,諸侯國及其所依附的貴族逐漸消失。其中較強的山東六國遺民貴族雖說最終滅秦復仇,卻也只是回光返照,各諸侯國統(tǒng)一的文化趨勢已是必然。
       為何諸侯國滅,貴族就不愿當兵?雷先生對此解釋很是透徹,他說秦以前所謂“國”是指京都與附近的地方,只占全國的一小部分。“國”中的居民除工商外,都是世襲的“士”,并無農(nóng)民,也就是說“國”,即國都,即貴族階級的“國”。貴族階級愛當兵和愛國,與其說是愛本國,不如說是愛自己的家,恨別國。列國并立時所激蕩而生的愛國主義自秦之后,勢然回轉(zhuǎn),愛國思想本由列國競爭所產(chǎn)生,天下一統(tǒng)之后愛國思想既然源泉枯竭,當然要趨于消滅。也就很容易明白貴族不怎么愿意當兵了以及貴族軍隊的消失。雷先生文中提及“這支(章邯)軍隊又可以說是最后的一支國家軍隊,代表戰(zhàn)國時代所遺留下來征兵制度下有訓練、有組織的正式軍隊。從此以后,這類的軍隊在中國歷史上就完全絕跡。”
      君王與兵
      君王其實是最大的貴族,這里另立標題敘述,當然自有其道理。
      秦之前,貴族階級所組成的大家庭處于最盛行的時期。春秋末期,貴族已經(jīng)顯現(xiàn)弱勢,其所關(guān)系的家庭意識漸漸削弱,反之國家意識提高,即君王個人意識的提高。最終經(jīng)過戰(zhàn)國初(約西元前470-前370年間)的變革之后,貴族家庭愈加顯示成為社會的細胞與經(jīng)濟的集團的趨勢,政治機體的地位已大不如前。貴族階級其家庭意識已經(jīng)很難牽制國君。
      特別是秦以后,隨著貴族階級的愛國主義“消失”,國君個人意識毫無節(jié)制地增長。雷先生認為古代封建制度下的階級到漢代早已消滅?!A級消滅后總是產(chǎn)生個人獨裁的皇帝政治,沒有階級的社會,無論在理論上如何美善,實際上總是一盤散沙。至于這盤散沙,國君既然無法動員貴族(這時的舊貴族喪失了生存土壤,更不需要通過武功來保全名利)當兵了,他就必須尋找盡可能的辦法填補空白,畢竟兵是不可缺少的。漢之后的君王開始主要是利用不問政治,沒有固定見解,只憑義氣用事的“俠士”。而這些俠士缺失了舊貴族所擁有的信仰,他們是群誰出高價就為誰賣命的人。這時的兵依然十分重要,由于戰(zhàn)爭連綿不斷,各國的成年男子幾乎全部有當兵的義務,也使得戰(zhàn)爭分外慘烈。(雷書8-10頁)也就是自此,君王為了自己的大一統(tǒng)事業(yè),尋找盡可能的兵源。貴族軍隊消失了,流氓軍隊出現(xiàn)了,雇傭軍出現(xiàn)了,外族軍隊出現(xiàn)了,囚犯軍隊出現(xiàn)了,兵開始變得不好辨別了,兵到底是什么?最終,帝王憑借其新式軍隊奪取政權(quán),可以乾坤獨斷。而君王的兵名聲卻不怎么好了,不用說貴族,就連一般百姓都漸漸產(chǎn)生了“好男不當兵”的想法。
      士大夫與兵(流氓)
      雷海宗先生書中認為隨著原貴族社會文武兩兼的教育制度破裂,所有的人現(xiàn)在都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和運氣去謀求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優(yōu)越地位,一是上等階級的文武分離開始出現(xiàn),文人宣揚和平主義;另一些人則成為不問政治,沒有固定見解,只憑義氣用事的“俠士”。而文人與“俠士”在政治競爭中的代表很大意義上可以說是士大夫和流氓。雷海宗認為自漢以來兩大較強的社會組織就是士大夫與流氓。漢武帝廢百家,崇儒術(shù)之后,士大夫地位開始上升,開始取代了舊貴族的地位。然而他們卻已經(jīng)沒有了舊貴族的作為。雷先生認為他們都是些文弱的書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絕對不肯當兵。太平盛世時不用兵,他們還可以勉強維持自己的勢力和帝國的秩序。一旦天下大亂,他們就無法應付,亂世士大夫的行為幾乎都是誤國禍國的行為,古今絕少例外。他認為從東漢末的黨禍、宋朝的新舊黨爭直到明末的東林黨,“都是在嚴重的內(nèi)憂或外患之下的結(jié)黨營私行為。”(139頁)之外亂世士大夫就是清談與做漢奸。既然士大夫最多只能守成, 天下大亂時大權(quán)自然就轉(zhuǎn)移到了流氓集團手中。
      雷海宗認為太平時代,流氓并不甚強,雖然可以患難相助,但是流氓集團缺失有知識的人,無法形成一個鞏固勢力,更不用說干大事。實際上他們非常松散,無法與士大夫嚴重對抗,并且往往為士大夫所利用,成為士大夫的卒子,大則為國家的武官或捕快,小則為士大夫個人的保鏢。但是一旦亂世來臨,流氓集團就可臨時得勢,他們既可以為朝廷服務,也可以為其他大流氓頭子服務。流氓雖然愚昧,但有時也有意外的成就。流氓多無知,流氓集團不能成大事;但總是還可以出現(xiàn)象朱元璋和劉邦這樣的流氓皇帝,他們成事至少一部分需靠士大夫的幫助,成事之后更必須靠士大夫的力量保守成業(yè),權(quán)力又回到了士大夫手中。不管是士大夫,還是流氓,都無法在亂世和太平之世獨占鰲頭。而流氓在士大夫眼里既可以是兵,也可以是匪。而兵匪其實本是沒有區(qū)別的,至少在秦之后是如此。
      列國與兵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某種意義上,“兵”是一個國家的脊梁,特別是列國的脊梁。沒有兵,列國很快就會被滅亡,沒有兵,列國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條件。中國秦之前為什么能夠產(chǎn)生強兵強將,源于列國的生存危機。秦之后的大一統(tǒng),
      為什么沒有產(chǎn)生強兵強將,源于很少產(chǎn)生列國的局面。當然我所說的列國并非只是簡單的幾個國家的同時存在,而是指具有相同文化程度的國家并列。自秦以來,中國所面對的局勢,大體上不是幾個漢族政權(quán)的并列,而是邊疆民族的內(nèi)遷與內(nèi)侵。他們跟本上是無法滅亡中國的。雷先生書中就提到中國雖屢次被征服,但始終未曾消滅,因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中國,入主中國后大都漢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漢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驅(qū)逐。
       其實雷先生所要設計的強國強兵很容易得到解釋與例證。除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國的列國形態(tài)很容易闡釋這點外。雷先生時代的歐洲大陸其實是更好的例子。近代社會的歐洲大陸,列國并立,文明昌盛,這里成為了一些文明大國的舞臺,各國一不小心就有被吞噬和瓜分的威脅。因此各國極其重視兵。騎士精神也是由此而產(chǎn)生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普魯士?;艉嗨鱾惣易鍖婈牻ㄔO極端重視,普魯士君王作風簡樸,歷代國王幾乎對每一份不是用于軍隊的錢都感到痛心,并使全國的一切活動圍繞著軍事建設而展開。除了德國,日本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日本中世紀情形雖然沒有歐洲大陸明顯,但是卻類似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天皇和將軍很大程度都未能絕對控制各諸侯國,而各諸侯國在各自地盤上很長時間推行地區(qū)戰(zhàn)爭,即列國戰(zhàn)爭。由此日本極其容易產(chǎn)生其武士道精神,至于近代化后,也就很容易富國強兵。
      
       對于列國與兵,其實雷先生目的非僅僅理論而已。而是想聯(lián)系實際的。雷先生認為近代的中國其實多多少少正在承受著列國的局勢。我們暫不提英法俄等文明大國的入侵。雷先生在書中單獨提到“此次(對日)抗戰(zhàn)不只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奇跡?!崩紫壬J為抗戰(zhàn)正是列國的再生,是建國的開始,是再望的第三周文化,是富國強兵的再生。雷先生認為二千年來,中華民族所種的病根太深,非忍受一次徹底澄清的刀兵水火的洗禮,萬難洗凈過去的一切骯臟污濁,萬難創(chuàng)造民族的新生。
      
      “無兵”的中國與中國的生存
      自秦以來,列國的局面實然回轉(zhuǎn),中國的貴族軍隊消失了,剩下或者代替者只能是貴族解體分離出來的“俠士”。而這群俠士全然沒有了獨立的取向,早已經(jīng)喪失貴族的情操。被百姓看做是流氓。加上士大夫與君王無力也無意識去改變這種局面,他們致力維持現(xiàn)狀,重文輕武,反對改革,反對兵的興起,反對強兵的文化。雷先生書中認為這樣一個完全消極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沒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說沒有國民,也就是說沒有政治生活。這種無兵的文化形成之后,秦以后的中國屢受外族欺負,王朝很難在外族面前保持攻勢和優(yōu)勢。而且自公元1000年后,漢族在軍事上就一直處于弱勢,而原來地處邊緣的少數(shù)民族則往往充當了進攻性軍事行動的主角。
       既然中國“無兵”,何以漫長的中國可以坦然地生存下來?雷先生對此頗有說法。雷先生觀點并不是以其具體全面見長,而是其分析之獨道,足以啟迪后人。
       以夷制夷的策略
      雷先生認為二千年來中國總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統(tǒng)治,或茍且自主而須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極少見的例外。人類歷史上的政治集團,無論大小,不為刀俎,必為魚肉;若要兩種都不作,是辦不到的事。秦以后,中國喜歡采用冊封,和親等手段加強與一方外族的聯(lián)系,從而反對另一方外族。這種以夷制夷的策略雖然治標不治本,但總是被證明十分有用的。雷先生書中提及班超所以制服西域,一方面靠他個人特殊的將才與超人的勇敢,一方面還是靠以夷制夷政策的大規(guī)模利用,西域各國的軍隊互相攻擊。另外書中提及東漢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深的一次外征所用的兵大半是外族人,而實際戰(zhàn)敗北單于的完全是南匈奴的兵。之所以中國可以對外族政權(quán)采取這種策略,并屢試不爽,主要歸結(jié)于外族的野蠻落后。一旦外族逐漸開化,就不容易被控制了。特別是近代英法德俄智力智略上讓國人屢次栽了跟斗,國人以夷制夷策略并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杰出人才的出現(xiàn)
      也許有些人會提到中國秦以后,確實有過兵強的時候。當然我并不否定,但是我想說明的是強兵也許用強將代替更加恰當。春秋戰(zhàn)國之后,人才的需要較列國并立時并不減少。有才就可擢用,尊崇無比的皇帝并不計較臣子的出身。所以產(chǎn)生了中國歷史文明的戚家軍,岳家軍,楊家將等。使戰(zhàn)事頗為傳奇。最可以說明這種情況的就是三國時期了,董卓之亂原本使中原亂為一團,五胡亂華已是迫在眉睫。然而恰巧當時中國出來幾個特殊的人才,把這種厄運又暫緩了一百年的功夫。雷先生認為所謂三國時代,由這個觀點來看,可說是曹操、司馬懿幾個善練兵善將兵又有政治謀略的人重新組織散漫的中國以便抵抗外族的時代??梢娪⑿墼谀撤N情況下是可以創(chuàng)造歷史的。當然杰出人才并非絕對有的,一個時代不可能寄托在毫無預警的某個人或者是某些人身上。雷先生認為一個國家必須建立一定的機制,而他所認為的機制就是重建兵的文化。
       中華文化的魅力
      秦之后,每當大地氣候干燥時,中國的一部或全部被西北或東北的外族征服,但是中國
      始終未曾被消滅,因為游牧民族的文化程度低于中國,入主中國后大都漢化。只有蒙古人不肯漢化,所以不到百年就被驅(qū)逐。當然外族被同化是有條件的。由西元383年開始,北方各種胡族屢次入侵,印度的佛教逐漸滲透中國,無論在血統(tǒng)上或文化上,都改變了傳統(tǒng)上第一周文化的中國。這也就是雷海宗理論框架中第二周的中國。雷先生認為第二周的中國已非純?nèi)A夏族的古典中國,而是胡漢混合、梵華同化的新中國,這個新中國。雖然無論在民族血統(tǒng)上或文化意識上,本性沒有轉(zhuǎn)移,但外來的成分不可小覷。
      所以當雷先生論及他那個時代時,他強力譴責民族自負的觀點,認為這只是一次沖擊,列國對于中國的威脅其實只是中國進入文化第三周的正常形態(tài)。雷先生自信地認為漢文與其他語文的系統(tǒng)都不相合,似乎不是西洋任何的語文所能同化的。民族文化創(chuàng)造語言文字,同時語言文字又為民族文化所寄托,兩者有難以分離的關(guān)系。語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至全亡,文化也不至消滅。
      
  •      近讀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出版的民國學術(shù)叢刊之《文化形態(tài)史觀·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頗多感觸。由這套叢書所選書目可以看出該叢書著眼于民國時期較有光彩但多被后世所忽略與遺忘的學術(shù)典范。如這本《文化形態(tài)史觀·中文化與中國的兵》,作者是曾經(jīng)赫赫有名的史學大家林同濟與雷海宗二位先生。其實對于今天的讀者,如果不是專門的史學專業(yè)出身,基本對這兩個名字會較為陌生。這兩位先生是曾經(jīng)活躍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史學界中著名的戰(zhàn)國策派代表人物。
       所謂戰(zhàn)國策派,主要由西南聯(lián)大的林同濟、雷海宗、陳銓等人組成。1940年到1941年間,他們在昆明創(chuàng)辦《戰(zhàn)國策》半月刊,1941年底又在重慶的《大公報》上辟出《戰(zhàn)國》副刊,他們在這些報刊上系統(tǒng)介紹了“文化形態(tài)史觀”,主張“戰(zhàn)國時代重演”論,時人稱之為“戰(zhàn)國策派”。這一文化流派是基于文化重建構(gòu)想中極富理論個性的學派,屬于史學革命的一種大膽嘗試。當時頗引時人關(guān)注。而兩位先生合作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二書則是戰(zhàn)國策派的史學名著,名噪一時。
       戰(zhàn)國策派的理論資源主要來自德國歷史學家、哲學家斯賓格勒1917年出版《西方的沒落》一書,對近代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觀發(fā)起了猛烈評擊,以一種全新的體系重新評估世界歷史。他從文化的角度來立論,認為在世界歷史上有八種自成一體的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倫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瑪雅文化、伊斯蘭文化及西歐文化。每一種文化都猶如生命的有機體,必然要經(jīng)歷興衰盛亡的生命周期。正是由于斯賓格勒此書,才真正建立起了文化形態(tài)史觀學說。文化形態(tài)史觀又稱為歷史形態(tài)學,它從宏觀的角度來研究人類歷史,比較各個文化體系的異同,從中歸納出共通的形態(tài)和模式。之后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繼承并發(fā)展了斯賓格勒的觀點,他把文化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指出人類歷史表現(xiàn)為若干種不相同的文明,各大文明都要經(jīng)歷發(fā)生、成長、崩解和死亡五個階段。顯然湯因比的研究重心放在文明的衰亡期。
       林同濟、雷海宗二位先生對歷史文化的論述顯然受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影響,林同濟自己也承認,“我和雷先生的這些文字,多少是根據(jù)于形態(tài)歷觀的立場而寫作的”,“應用這種方法而有卓著成績的恐怕是雷海宗先生,他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小書,國人應為注意。因此,林同濟將雷海宗稱為“中國學界中第一位形態(tài)歷史家’。其實,無論《文化形態(tài)史觀》還是《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嚴格說來都不是一本專著,而是雷海宗與林同濟的主要學術(shù)論文的一個匯編集?,F(xiàn)收入《文化形態(tài)史觀》中的《戰(zhàn)國時代的重演》一文,集中表述該派人物的歷史觀和政治觀,可稱為戰(zhàn)國策派的宣言書。他認為當今世界的形態(tài)恰如中國二千年前的戰(zhàn)國時代:“現(xiàn)時代的意義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戰(zhàn)’一個字。如果我們應用比較歷史學的眼光來占斷這個赫赫當頭的時代,我們不禁要拍案舉手而呼道,這乃是又一度‘戰(zhàn)國時代’的來臨”。
       雷海宗對于中國文化的周期論所論甚詳,其暢談中國文化之兩周,其著眼點卻在于如問建設第三周中國文化。他說,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正如父母年邁,使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年邁的雙親依然健在,懼的是脆弱的椿萱不知何時會忽然折斷。我們能有他人所未曾有的第二周(文化)已是‘得天獨厚’。我們是不是能創(chuàng)出尤其未聞的新紀錄,去建設一個第三周文化)的偉局?”為了創(chuàng)造這“第三周文化”,雷海宗還寫了《中國的兵》、《無兵的文化》、《中國的元首》中國的家庭》等文章,雷并不諱言這些史學論文無不帶有現(xiàn)實的針對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兵可說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問題,家族可說是社會的基本問題,元首可說是政治的基本問題。三個問題若都能圓滿地解決,建國運動就必可成功,第三周文化就必可實現(xiàn)?!?
       由此可見,戰(zhàn)國策派的歷史與現(xiàn)實是二位一體的,他們用形態(tài)史觀來研究歷史,于是就有“中國的文化二周論”,他們用歷史來比較現(xiàn)實,于是就有了“戰(zhàn)國時代重演論”。在“戰(zhàn)國”的大前提下,民治政體必須讓路,更“不能有個人之硬挺挺的自由自在,也不能有階級之亂紛紛爭權(quán)奪利”,而要將。國內(nèi)一切的一切置于這大事業(yè)(戰(zhàn)爭)的最高總馭之下?!?
       文化形態(tài)說從宏觀的角度來考察歷史,自有其可取之處,但它往往只抓住歷史的一些表面現(xiàn)象進行類比。戰(zhàn)國策派將文化形態(tài)說視為考古察今的不二法門,對唯物史觀根本不屑一顧,他們崇尚歐洲史學觀,機械套用西方觀點,因此也引來國內(nèi)主流史學界的猛烈抨擊。誠然,客觀歷史是無限的,任何一種理論,縱然有十分的可取之處,也難免有局限,戰(zhàn)國策派卻以唯我獨是的態(tài)度將“文化形態(tài)說”視為解決古今中外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就必然導致非科學的結(jié)論。盡管戰(zhàn)國策派在介紹和應用形態(tài)歷史觀方面有種種負作用,但畢竟是他們首先向國內(nèi)學界介紹了這種學說。可見,當時的中國學者對西方史學界的情況并不隔膜。有容乃大,能及時將一種西方史學理論介紹給中國歷史學界,這便是對中國史學界的挑戰(zhàn),也無疑能促進中國史學的發(fā)展。最重要的乃是戰(zhàn)國策派的史學觀點盡管另類甚至不被主流學派所接納,但其終極愿景仍然是期盼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偉大復興,故此,與其他史學流派的觀點實屬殊途同歸。在當年那場曠日持久的史學論證之后的六十余年的今天,重新整理出版這類史學名著,或許會對當下的文化建設別有另一番意義在其中。
  •     1、在王權(quán)和帝制時代,“以史為鑒”往往是為了維護一家一姓的統(tǒng)治。
      梁啟超先生說的直白,煌煌二十四史,其實就是二十四姓的家譜而已。
      
      2、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萬言書》)中,認為只有叫良民當兵,尤其是所謂一般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當兵,才能使中國自立自主。
      
      3、一般的說來,文武兼?zhèn)涞娜擞斜容^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光明坦白的社會,這是武德的特征。中國二千年來社會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發(fā)展的文德的產(chǎn)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個人與文弱的社會難以有坦白光明的風度。
      
      4、在這種病態(tài)的社會,王安石生前必定失敗,死后必留罵名。
      
      5、人類歷史上的政治集團,不論大小,不為刀俎,必為魚肉;若要兩種都不作,是辦不到的事。
      
      
      還有啥來的。。。
      忘記了
  •     從士兵的文化講到民族的精神,實在很難想像這么薄的一本書居然可以有這么深刻的內(nèi)涵。從這本書我學到了很多,也改變了我有了很多的想法。雖然作者有些觀點有些偏激,但是其實整本書還是好的,基本可以忽視那小偏激。尚武不是只是好斗這么簡單而是一種爭強好勝的沖勁,如果真?zhèn)€民族都有這種沖勁,那么這會是一個足以讓全世界敬佩的民族。
  •     無兵之文化與再建文化之兵  ——讀《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發(fā)覆
      
      
      作者:宛陵生
      
        
        歷來史家關(guān)于兵的記載多偏于制度方面,對于兵的精神反不十分注意。雷海宗先生生于“百年并無事,竟出大清朝”的晚清,長于“不知當幾人稱王、幾人稱帝”的“英雄”輩出之亂世,面對著滿目瘡痍的國土,目睹著流連遷徙的國民,不禁有感于中國舊文化的頑癥,深覺有創(chuàng)造新生文化之必要。先生晚年又值抗戰(zhàn)建國之非常時期,莫名于“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悲哀,于斯時推出一部部頭不大、卻足令國人深為之震恐和反省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作者站在理性的和批判的角度,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從“兵”的側(cè)面作了一個并不全面但卻是深刻的審視,得出中國古代是個無兵的文化這一也許并不令人感到自信和愉快的結(jié)論。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然中國的古代與古代的中國卻并不是一回事兒,中國的古代已成為歷史的回憶,古代的中國卻是現(xiàn)代以及將來中國必不可少的部分。人種有傳代,學術(shù)有濫觴,國家亦有繼承。時值今日國際競爭之激烈、地區(qū)動蕩之囂攘、吾國民族發(fā)展之關(guān)鍵、國人文化之重塑之關(guān)鍵時期,“兵”之于文化已不僅僅是一個柏拉圖式的理論問題,而是整個國際關(guān)注之焦點(雖然某些人對之有“雞肋”之感)。這也許是該書時隔六十多年后由商務印書館再版的原因吧!
        該書分別探討了秦漢以上的中國——動的中國和秦漢以下的中國——靜的中國,以秦漢為界,中國古代的兵也呈兩種截然不同之局,中國的文化也就有了有兵和無兵的區(qū)別。
        三代和春秋時期的兵源于“士”,也曾被稱作士,可以說是兵、士一體。士族全體都當兵,他們?yōu)榉饨ㄙF族的俠義精神所支配,都以當兵為職務,為榮譽,為樂趣,不能當兵反被當作是一種羞辱。一般說來,當時的兵全無畏死的心理;在整部《左傳》里,我們找不到一個因膽怯而臨陣脫逃的人。春秋時的戰(zhàn)爭有征無伐,而不在殺傷和掠奪,故宋有“仁義之師”。那時的兵文武兼具,故《論語》有“六藝”之教。關(guān)于這一點,學人余英時在其大著《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也多有論及。斯時的“兵”,即是士,即是貴族,有俠義,有原則,可謂是德、智、道兼具,因之稱其為文化之兵。
        時至戰(zhàn)國,文武的分離開始出現(xiàn),所有的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與運氣去謀求政治、社會上的優(yōu)越地位,春秋時代全體貴族文武兼?zhèn)涞慕逃贫葻o形分裂。兵,更多的是與俠的結(jié)合。聶政與荊軻最足以表現(xiàn)這種精神,所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但他們雖學了舊貴族的武藝與外表的精神,卻缺少了舊貴族所代表的那種文化。他們已是劍客,而劍客的生命是不屬于自己的,誰出高價,就為誰盡力,甚至賣命。歷史發(fā)展到一個極緊張的階段,兵制也很自然地擴張到極端的限度:有兵之文化開始出現(xiàn)危機。
        秦國于戰(zhàn)國時代即行征兵制,民為兵而生,兵為殺而戰(zhàn)。始皇暴戾,收天下之兵,鑄以為金人十二,欲盡罷六國之兵,則兵為其所懼也;陳氏舉亂,二世遍發(fā)諸逋亡、贅婿為兵以據(jù)之,遂開后代流民當兵、兵匪不分、軍民互相仇視之無兵之文化之濫觴。楚漢之際的劉邦無疑是一個流氓頭子,雖然他后來作了皇帝,為后人所美化和避諱;而霸王別姬,烏江自刎,其勇何及?亮星變流星,中國古代最后一個英雄就如此般地隕落了!
        秦漢以后,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民多不愿當兵,故政府多強行征兵,或謫發(fā)僮客、罪奴為兵,而以募兵為主。此后的中國多雇傭外兵,故有五胡亂華等外族之入侵;宋朝養(yǎng)兵,卻落個積貧積極弱,冗官冗費;清代兵尚分等,卻任人宰割;袁世凱小站練兵,帶來的也只是軍閥割據(jù)、中原混戰(zhàn)。因為那以后的兵,已無任何文化可言。兵民既已分離,兵遂喪失活力之源,兵無斗志,兵無俠義,兵無情操,兵無教育。兵,已不成其為兵,或為刀俎,或為魚肉。
        漢代的問題實際是中國永久的問題,東漢以下的兵的問題總未解決,自后中國二千年來得情形,骨子里都與東漢一樣。
        兵是民族文化基本精神所系,兵的問題牽動整個社會。今天的中國,面積廣袤,邊防漫長,必得有一個常備軍和職業(yè)軍,但這只能作為征兵的附庸,必須由征兵訓練中產(chǎn)生;所有的兵必須直接出自民間,兵與民必須一體,二千年來兵民對立的現(xiàn)象必須徹底的打破;必須堅決杜絕以流民、流氓、土匪為兵的行為;必須提高兵的文化素質(zhì),重建文化之兵;兵,來自于民,必須服務于民。
        于斯,中國有兵之文化之重塑庶幾可待也!
      
      
      
      
      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84864.shtml
  •      從無兵文化,演變到無文化文化,真是諷刺。
       每次讀這本書,真是讓人受不了。如此厲害的學者,竟然----- 真該痛哭。他談到的很多問題,簡直是預言。不會反思正視歷史的民族。唉。
  •     雖然后部分少有偏頗,主觀過強,內(nèi)容略簡單,但仍是一本非常好的書。
      深入分析是兵的精神,武德的歷史發(fā)展和喪失。不是學術(shù)書,而是思想書。
      
  •     凡一朝之建立,國內(nèi)示安,流寇四竄,擾民驚君,故求政治之安定為首要之事;待寇已平,民心安定,四夷來朝,政治穩(wěn)定,此時求人民之溫飽、經(jīng)濟之發(fā)展為迫要之事也;及人民富裕,供給充足,倉廩皆實,則求精神文化上之發(fā)展又為不可不為之事也。此孔子所謂:“安之、富之、教之?!敝x也。此推之於千萬祀而不易之道也。然交叉進行、曲折反復、時時有之,此又另一待析之事也。
  •      又是一個毀于時代洪流的大家!又是如此簡明的大家語言!給我這個“兵”外人很多感觸,有感性的頁有理性的。今天一個助教都會拽各種破概念,但當時如此的一位大家——且學貫中西——卻行文如此淺易,真不是一般的了不起!30年代寫的東西,今天看起來毫無障礙,而且仍大有裨益。內(nèi)含《中國的兵》、《無兵的文化》和《君子與偽君子》三篇文章,俱佳。后面附上了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曉律的一篇文章,和我大學時那篇選修課作業(yè)中的某些觀點不謀而和:“過分強調(diào)熱愛和平往往是可笑的。因為,人們在強調(diào)熱愛和平時,忘了熱愛和平也是要有資格的。獅子和猛虎或許可以平心靜氣地商談不必動武而和平地分享動物世界的資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費;而綿羊奢談熱愛和平則只能使人感到可悲,因為,一只綿羊如果不熱愛和平,它又能熱愛什么呢?……這就是現(xiàn)實世界的殘酷的法則,而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中,這一類的規(guī)律講得太少了?!?br />    最近在看《士兵突擊》,想來雷先生若天上有知,應當會略略放心些,國家和部隊都不似三四十年代那般貧弱和不堪了,今天中國的兵即便文化素養(yǎng)仍與春秋時的士大夫們有云泥之別,但也絕非糜爛。而且我們對軍人的教育,使之不忘愛國愛民。
      附上以前關(guān)于美伊戰(zhàn)爭的嘮叨作業(yè),局外人,發(fā)幾句感慨,估計也沒人當真.
      
       實力決定一切
       
      在美伊戰(zhàn)爭中美國究竟是勝是負,這個結(jié)論不難下,只要表明立場:你站在誰的立場上說話,你究竟為誰“嗆聲”??戳伺砉庵t先生的《戰(zhàn)爭勝負——不只是軍事上論輸贏》,可以比較明顯地發(fā)覺他的觀點:美國沒有贏。我則得出了和他相反的看法:美國沒有輸。彭老師是站在中國的立場上表達了一個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美好愿望,即美國在這場戰(zhàn)爭中輸了。而我認為事實上美國取得了明顯的、可以認可的相對勝利。
      下面我將以美伊戰(zhàn)爭為例,依照彭老師在文章中依次提出的四個觀點,主要從實力和目的兩個方面入手,來闡述我的看法。雙引號內(nèi)的文字一般引自彭老師的原文。
      
     ?。ㄒ唬皢渭冓A得軍事上的勝利還不夠,關(guān)鍵在于能否贏得政治上的勝利”。這句話有道理,但要看實力。
      彭老師舉了薩達姆政權(quán)侵略科威特最終失敗的例子,并且言之鑿鑿:“……薩達姆政權(quán)違反國際法準則吞并一個主權(quán)國家,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國際社會和大部分國家包括絕大多數(shù)阿拉伯國家的反對。這種在政治上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軍事入侵行動,使自己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為日后的慘敗埋下了伏筆?!?br />   同樣的論證,彭老師能夠用到美伊戰(zhàn)爭上嗎?美國發(fā)動了這場戰(zhàn)爭,難道遵守了國際法準則?難道沒有遭到國際社會和大部分國家的反對?為什么美國的結(jié)局和當年伊拉克不同呢?為什么聯(lián)合國不糾集一幫“熱心人”去收拾這個侵略者?連美國自己都承認了,當初它所說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并沒有找到,那么這場戰(zhàn)爭本質(zhì)上不也是“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軍事入侵行動”嗎?請彭老師給我一個美國慘敗的具體時間,我今年21歲了,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了。
      伊拉克的徹底失敗不能推而廣之到美國身上,因為二者實力懸殊,結(jié)局各異。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弱者在不贏得政治上的勝利的情況下敗了,而強者在不贏得政治上的勝利的情況下贏了。相對勝利也是勝利。決定因素只在實力,不在道義。
      
     ?。ǘ皟H僅贏得戰(zhàn)爭本身還算不上勝利,決定因素在于能否贏得和平?!?br />   彭老師所說的建立戰(zhàn)后新秩序、鞏固戰(zhàn)爭成果,是極有道理的。如果用來分析美伊戰(zhàn)爭,似乎也可以論證美國現(xiàn)在是失敗的。不過我認為這個觀點需要明確一個前提,即戰(zhàn)爭的目的:A打B,是為了什么?是為了將B據(jù)為己有、加以管理呢,還是就為了去騷擾人家一下,殺人放火搶夠了寶貝拍屁股走人?如果是前者,那A必然要努力建設一個新世界了;但如果是后者,或者反正沒打算負責任,禍害夠了就走,這個爛攤子我不要了不管了,那就輕松了。
      成敗在這個層面上,要看目的是否達成,而不在于能否贏得和平了。如果贏得了和平卻沒有達成戰(zhàn)爭目的,這叫勝利嗎?為誰辛苦為誰忙呢?至于彭老師所舉的蘇聯(lián)被戰(zhàn)爭所耗的例子,也只能說明其實力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不夠。
      另外,每次聽到戰(zhàn)爭販子高呼“為了世界長久的和平”之類的話時,我就覺得好氣又好笑。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還敲鑼打鼓。戰(zhàn)爭本身就是反和平的,它的目的從來都是追求勝利的,維護利益的,自私且虛榮的。戰(zhàn)爭追求一切,但惟獨不是追求和平的。要是全世界人民成天都想著靠戰(zhàn)爭來實現(xiàn)和平,那什么時候才能和平?。颗砝蠋熕^的“贏得和平”是不現(xiàn)實的,就算有,也只是一時的。根本就沒有永久的絕對的和平。
      
     ?。ㄈ皯{借暴力征服別國談不上勝利,核心在于能否贏得人心?!?br />   我覺得這一觀點又是理想化之極的。首先,不管憑借什么手段,勝利就是勝利,勝了之后以戰(zhàn)勝者的身份出現(xiàn)時,只要實力夠超群,誰敢說個不字?就算說了,又能如何?其次,“核心在于能否贏得人心”這個提法特別模糊,彭老師沒有指明,“人心”是哪一方的人心。這是一個關(guān)鍵。按照彭老師的表述,意思是美打贏了戰(zhàn)爭卻沒有贏得伊拉克人民的心,于是陷入了人民戰(zhàn)爭的汪洋大海,哎呀那個慘啊……可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彭老師講了一個事實,卻不是事實之全部,就算是,也不足以論證他的觀點。
     ?。保畱?zhàn)爭目的來看,美國真的敗了嗎?沒有吧?!八_達姆政權(quán)被推翻至盡已經(jīng)過去將近一年,但伊拉克人民的生活狀況沒有實質(zhì)性的改善,伊拉克安全形勢日益惡化,戰(zhàn)后重建工作舉步維艱,伊民眾對美英占領當局的不滿情緒不斷上升,針對美軍的襲擊不斷升級,美軍的傷亡數(shù)字持續(xù)增加?!睕]能重建一個和平安全的新伊拉克,確實是美的失敗,但它敗在局部沒有輸?shù)羧?。美國還在為建立一個親美的新政權(quán)而努力,事情還在掌握中,一切還沒有結(jié)束。況且,推翻薩達姆政權(quán)的目的已經(jīng)成功實現(xiàn)了,而重建一個繁榮穩(wěn)定的伊拉克從來不是美國發(fā)動戰(zhàn)爭的主要目的。美國只是打著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旗號來實現(xiàn)自己的利益的,怎么會真心為伊人民謀幸福呢?否則,美國不就成了最慷慨的慈善家和最無私的國際共產(chǎn)主義者了嗎?既然事情還沒結(jié)束,既然讓他們過上好日子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也不指望他們真心愛我,那現(xiàn)在我何敗之有呢?
     ?。玻倩氐健叭诵摹钡膯栴}。前面我論證了美國沒有得到伊拉克的人心并不是一種失敗。因為A打B,獲不獲得B的人心其實還是次要的,關(guān)鍵的關(guān)鍵是有沒有獲得A的人心!如果自己的國民都不支持,那才叫真正的失人心呢(而這一角度彭老師似乎忽略了)。每次美國打仗,中國媒體都會積極地大量地報道美國各地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反戰(zhàn)游行啊,美國民眾是如何打著標語喊著口號反對戰(zhàn)爭的啊……這種輿論導向在一定意義上是不負責任的,因為沒有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只是出于我們特殊的一種心理來斷章取義?!胺磻?zhàn)”只是西方文化的一個傳統(tǒng),有時跟信仰有關(guān)卻與政治無關(guān)。我們不能僅僅因為看到美國人民游行就認定他們?nèi)绱藷釔酆推揭欢ㄐ睦锓磳λ麄兊恼ㄎ乙窃诿绹悴缓靡踩ビ我挥?,只是覺得夠酷),啊布什你大失民心啊。要是那樣的話布什早干不成了。美國社會允許不同的聲音存在,但決策只能走一條路。如果政府那么不得民心,那戰(zhàn)爭的決議是怎么通過的?美國人民為什么不推翻布什政權(quán)?為什么美國大選克里緊抓著戰(zhàn)爭不放、一直攻擊布什政府,而雙方的民意卻一直膠著、不相上下,甚至有時布什還高一點點?這說明雖然不是所有人都滿意(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但這場戰(zhàn)爭并沒有大失民心,否則布什早一瀉千里了。
      既然我這場戰(zhàn)爭打的拖泥帶水死傷慘重,人民還沒有把我撕碎,就算是給面子了,怎么能說我失民心呢?怎么能以此來證明我失敗了呢?
     ?。常畯拿儡姷膫龊蛽p失來看,無論是陣亡500多人還是5000多人,無論花了幾百億還是幾千億,有沒有把美軍趕盡殺絕、有沒有把美國拖窮吃垮?有沒有讓美軍慘敗到不得不告敗而退?伊拉克人民成天游擊啊爆炸啊,有沒有取得全局的絕對的勝利讓美軍夾著尾巴灰溜溜地走人?殺了美國的人質(zhì),有沒有嚇退美國人?如果沒有,那么美國敗在哪里呢?打仗死人花錢這叫事兒嗎?只要人家還死得起花得起挺得住,而且覺得值,憑什么說人家敗了呢?
      
     ?。ㄋ模矮@取暫時的局部的單方面的安全利益算不上勝利,重要的在于增進長遠的全局的共同的安全利益。”
      彭老師行文至此終于說了句大實話:“利益的得失是衡量勝負的重要標準。”我深表贊同。當一個國家做出類似于戰(zhàn)爭這樣的重大決策時,永遠是把本國利益放在首位的,胳膊肘子罕有往外拐的。但他后面接著一句話又露出超級理想主義的面目,說“得失的衡量要站在整體、全局、長遠的角度進行全面的考察。”又是一個美好的dream!又是語焉不詳!誰負責斷定何為全局、何為長遠?長遠是多遠?全局是多全?共同是多共?太模糊了。“暫時的局部的單方面的”還比較清晰些。
      彭老師舉了日本侵華的例子,認為“為某些利益集團、某一小部分群體的特殊利益而耗盡全國之力,即使取得戰(zhàn)爭的暫時勝利也是得不償失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釀成的苦果最終卻要讓廣大普通百姓來承受,這種戰(zhàn)爭是不可能有勝利可言的。”
      我認為沒有純粹的“少數(shù)人的利益”,因為這里的少數(shù)人往往與多數(shù)人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可能獲利的程度上有差別,但從國家命運的角度來看都是榮辱與共的。不過也僅限于國家和地區(qū)的范圍內(nèi),沒有辦法再擴大到天下大同了。
      我們總是講,“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一小撮極端右翼分子”、“一小撮反華勢力”如何如何。這樣的一廂情愿自欺欺人,有必要嗎?想討好誰呢?首先,這“一小撮”事實上根本就不??!過去是這樣,現(xiàn)在還是。日本侵華的時候,不是舉國激動不已熱烈之極嗎?那么多人集體狂了熱了作了孽了,最后敗了,就讓“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承擔全部罪責,未免太過分了,剩下的那“一大把”人都干嗎去了?既然趟了混水,就要勇敢的承認。其次,人少力量未必小,人多力量未必大。真正的權(quán)力、實力、勢力,從來不在大多數(shù)人手中,就算在,他們也不會用、用不好,只能跟著少數(shù)人走(當然,這也是高效率決策的需要)。所以才有“20%的人掌握著80%的財富和權(quán)力”的說法。當現(xiàn)實是這樣的時候,“一小撮”就成了“一大把”了,他們“暫時的局部的單方面的安全利益”也就足夠成為“長遠的全局的共同的”了。大多數(shù)人選擇了接受這少數(shù)人的領導,那么釀出了苦果也就沒有理由不一起品嘗了。
      我們回到美伊戰(zhàn)爭,彭老師的論點也很難成立。就算他關(guān)于日本的論述是成立的(我愿意再次讓步),也不能推斷出美國的失敗。除非彭老師先論證“華氏911”是一部完全真實可信的新聞記錄片而不是一部電影。日本的戰(zhàn)敗除了因為戰(zhàn)爭的非正義性,還因為它的自不量力。它遇到了又大又強的美國歐洲蘇聯(lián)和大而不甚強的中國,綜合實力一對比,日本太渺小了,所以失敗是必然的。這終究是實力之戰(zhàn)。
      美國攻打伊拉克也帶有非正義性,也是想獲取單方面的安全利益(至少表面上是這樣說的),為什么結(jié)局和日本不一樣?眾所周知,美國巨強大??!它的實力決定了它的命運和心態(tài)、作風:“我不在乎你們,全世界。你們能把老子怎地?”所以它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打著什么旗號,反正人家想打就打了,它自己單方面的利益安全就是它眼中的全局!例如《京都議定書》,我不簽,怎樣?你們不爽也拿我沒辦法。而我們呢,除了合起伙來同聲譴責幾句又能如何?最后還不是忍了。我想請教彭老師,人家都牛成那樣了,我們都無奈成這樣了,到底是誰輸給誰了?
      沒做過老大的人或國家,永遠不會有那種蔑視一切的氣勢。中國現(xiàn)在的一些不甘,就因為曾經(jīng)做過很久的老大而現(xiàn)在不是了。不大服氣又不得不忍氣吞聲臥薪嘗膽,想趕緊結(jié)束這種大哥中的小弟、小弟中的大哥的尷尬日子。別人還老惦記著咱,怕咱哪天東山再起。都不容易啊。
      不過一時半刻之間,誰也撼動不了美國的地位,這已經(jīng)是個常識了。所以我特別不明白彭老師一些冠冕堂皇的論證是說給誰聽的。各國之間是需要合作、依存、共同建立安全和利益,但這僅限于沒有稱霸實力的小幫派小頭目之間,因為他們實力不夠說了不算。真正的老大偶爾也會做做姿態(tài),但人家一旦豁出去了,才不管旁人死活呢。
      
     ?。ㄎ澹┙Y(jié)語
      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是獲得勝利的最高境界,而不是戰(zhàn)爭的最高境界,因為已經(jīng)“不戰(zhàn)”了。百戰(zhàn)百勝,也就是彭老師所說的“絕對勝利”,也許不是獲得勝利的最高境界,卻是戰(zhàn)爭的。戰(zhàn)爭的代價巨大,所以非到不得以,一般人是不會選這條路的;也正因為代價巨大,一旦我們走上這條路,就絕不能輸。
      我也認為,“絕對勝利”不太現(xiàn)實了,但彭老師的新戰(zhàn)爭觀,說白了就是一種“全面勝利”觀,更加的不現(xiàn)實!我覺得“相對勝利”還是可以接受的一種現(xiàn)實主義戰(zhàn)爭觀。沒有絕對的全面的勝利,能贏得相對勝利也就夠了。我們可以不只軍事上論輸贏,但對于戰(zhàn)爭,這是起碼的。
      以美伊戰(zhàn)爭為例,不難發(fā)現(xiàn)彭老師論述了一個巨大的dream給我們。而如果我們矢志不渝地追隨,輕則害人害己,重則亡黨亡國。個人懷有理想主義情懷是無所謂的,有時甚至是美好的,但一個國家不能在軍國大計上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輝??!一個軍事問題專家、決策層的智囊也不大適合為一個dream振臂高呼吧。這太危險了。還是把這件事交給乏味自私又平淡庸俗的現(xiàn)實主義者吧,他們才是真正會過日子的人。
      我在本文中表達了我對彭老師的觀點的強烈異議,但這并不表示我認為他講的沒有道理。其實他的觀點合情合理,還特別有中國特色,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肯定有不少人樂于接受。但我只是個懦弱狹隘的無知小兒,除了實事求是以外再沒有別的優(yōu)點了。我不得不狠下心來說句公道話:彭老師,這個世界不是很講道理的,真的。您是過來人,肯定明白啊。
      道理太多了,太容易發(fā)現(xiàn)并為之慷慨激昂了,可當我們剛想有所作為的時候,常碰得頭破血流,然后發(fā)現(xiàn)這個荒誕的世界根本不是按照“道理”和“道義”來運行的。它比較認實力和利益。所以彭老師說的再動聽,再有理,也沒用。就美伊戰(zhàn)爭來看,他的觀點是華而不實、高而無用的?;蛘呶业谋硎鎏^苛刻,也不是完全沒用。他這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只適合出口不適合內(nèi)銷,如果他能走出國門走向美利堅,把自己的觀點灌輸給美國人民和政府,那才是民族英雄呢,興許是世界的。
      但如果這套觀點被中國人自己消化吸收了,那就完了。我們教育自己變成綿羊“咩咩咩“,人家都往大灰狼“嗷嗷嗷”發(fā)展,那真動起手來太吃虧了?;蛘哌@套新戰(zhàn)爭觀只是彭老師拋出的一顆煙霧彈,用來迷惑帝國主義的?那敢情好了。
      我愿意再退一步,就算彭老師說的對,那些人終究是要失敗的。但我心里還是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懼,我好怕我們這些“勝利者”會倒在那些“失敗者”的前頭啊。
      
      (2004-10-29)
  •     理想的人格是“文武兼?zhèn)洹?br />   
      ——蠹魚筆記(12)
      
      □/徐強
      
      凡在社會占有地位的人,必須都是文武兼?zhèn)?、名副其實的真君子。非等此點達到,傳統(tǒng)社會的虛偽污濁不能洗清。(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
      
      【蠹魚案】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寫了這么一個故事:“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圣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北砻嫔洗笾v圣賢之道,暗地里卻謀奪寡婦田產(chǎn),紀曉嵐對“假道學”的諷刺入木三分。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卑鄙無恥的人呢?雷海宗先生以“兵文化”為切入點展開研究,提出了相當獨特的見解。雷先生認為,春秋時期的士族階級接受的是文武兼?zhèn)涞慕逃ā傲嚒敝屑从小吧洹?、“御”兩種技能),因此他們的人格比較健全,具有文武兼?zhèn)涞馁F族氣質(zhì)。經(jīng)過戰(zhàn)國之亂,“士”被文武分離了,逐漸分化為“游說之士”和“游俠之士”,最終在社會上形成了兩大勢力集團:士大夫集團與流氓集團。純武之士全憑武力謀生,往往容易淪為暴徒,誰開價高就替誰賣命,談不上什么道義;純文之士則因為缺乏武力自衛(wèi),常常流于文弱、寒酸、虛偽和陰險,只能依靠“心計”來維持生存,一旦生存與道義產(chǎn)生矛盾,勢必蠅營狗茍,同樣談不上什么道義。一個國家的國民,具有文武兼?zhèn)洹側(cè)嵯酀娜烁?,文人光明磊落,武士仁民愛物,人人講道義、負責任、肯擔當,整個國家才會踏上康莊大道,欣欣向榮。
  •   縱觀歷史,曾經(jīng)輝煌一時而最終被征服進而消失的偉大文明并不罕見。當時誰能保證中華文明必不在此列?
    贊一下這句
  •   讀這本書最重要的讀出感情,贊
  •   LS的也是扭曲的產(chǎn)物,樓主,是不是文德生的?
  •   請問這 動靜之分的中國是如何理解??什么叫動什么是靜呢?
  •   你總有時間讀書啊,著實羨慕!
  •   人家魯迅是把喝咖啡的時間用來看書,我是把上班的時間用來看書,嘿嘿嘿——超級不務正業(yè)型。
  •   握手!。。。偶是把上班時間拿來看書亂涂聽音樂吃東西ORZ。。。~~~
  •   你寫這篇文章時,才21歲大,果然是后生可畏.
  •   呵 墨子的任俠精神
  •   從戰(zhàn)國時期開始,軍事上就采用了常備兵制,也就是有了專業(yè)的軍隊,文官對于戰(zhàn)局的布置與把握是勝利的關(guān)鍵 。漢武帝罷黜百家后重文輕武更是日盛一日。
  •   伯倫先生的“兵文化”,與杜亞泉先生的“游民論”如出一轍,可惜聽者甚少,亦喜亦悲,喜則亞泉先生創(chuàng)《東方雜志》,后因貧病在1949年之前而亡。悲則伯倫先生1949年之后歷次運動都被“運動”。
    喜歡伯倫先生等人提出的“戰(zhàn)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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