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方志研究

前言

地方志之修纂，乃中國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追溯其源，學界眾說紛紜，或言導源于《周官》、《尚書》，或謂濫觴于《禹貢》、《山海經》，或稱發(fā)軔于先秦諸侯國史，不一而足。但其源遠流長，則是學界共同嘆譽之見。在方志發(fā)展的數千年歷史中，其數量之巨、種類之多、體例之備、價值之高，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觀；同時，方志又是記錄一地山川、經濟、文化、社會實態(tài)與變遷的重要載體，故而關于方志的研究，歷來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迄今所知，徽州之有志，始于南朝梁新安太守蕭幾所撰的《新安山水記》。自唐宋以降，徽州人文鵲起，學者輩出，號稱“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趙訪《商山書院學田記》），被視為“東南鄒魯”、“文獻之邦”。而在徽州文獻中，方志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千余年來，徽州成為我國歷史上修志發(fā)達地區(qū)之一?；罩莘街炯扔械貐^(qū)性、綜合性、資料性等方志共性，也有連續(xù)性、理論化等個性特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徽州歷史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徽學”興起，學者開始注重對徽州傳統(tǒng)方志的利用與研究，但雖有嘗試，而無深入。迄今為止，尚無一部系統(tǒng)、深入研究徽州方志的作品問世。這既與徽州方志的應有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不相稱，亦成為學界期待填補的徽學研究之空白領域。日前，得悉劉道勝博士新作《徽州方志研究》即將付梓，有幸先睹，甚感快焉。這部作品，于道勝博士而言，實為“舊題”。2000年，作者在安徽師范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因受安徽師大徽學學術團隊的影響，即以徽州方志為選題，出色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的寫作。

內容概要

　　徽州之有志，始于南朝梁新安太守蕭幾所撰的《新安山水記》。自唐宋以降，徽州人文鵲起，學者輩出，號稱“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趙訪《商山書院學田記》），被視為“東南鄒魯”、“文獻之邦”。而在徽州文獻中，方志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千余年來，徽州成為我國歷史上修志發(fā)達地區(qū)之一?；罩莘街炯扔械貐^(qū)性、綜合性、資料性等方志共性，也有連續(xù)性、理論化等個性特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徽州歷史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徽學”興起，學者開始注重對徽州傳統(tǒng)方志的利用與研究，但雖有嘗試，而無深入。迄今為止，尚無一部系統(tǒng)、深入研究徽州方志的作品問世。這既與徽州方志的應有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不相稱，亦成為學界期待填補的徽學研究之空白領域。

作者簡介

劉道勝，l972年生，安徽懷寧人，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后，現(xiàn)為安徽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安徽省徽學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學、徽學的教學和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第二批博士后科學基金特別資助、第43批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與研究項目、安徽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等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項目。研究成果包括《明清徽州宗族文書研究》(獨著)、《(寄園寄所寄)點校》(合著)、《李白成小傳》(獨著)《中外文明史》(合著)、《以德治國：歷代先賢啟示錄》(合著)等著述7種，發(fā)表學術論文20余篇。

書籍目錄

序引言上編　徽州方志述論　一、徽州方志的編纂源流  　(一)從地記到圖經  　(二)宋元徽州方志的修纂  　(三)明代徽州府縣志的編修  　(四)清代徽州府縣志的纂修熱潮  　(五)明清徽州專志的編撰概況  　(六)民國時期徽州方志的編纂　二、徽州方志的編纂特點  　(一)發(fā)凡起例，富有創(chuàng)意  　(二)私撰成風，種類繁多  　(三)取材廣博，考證精洽　三、徽州方志的編纂理論  　(一)關于方志的起源  　(二)關于方志的編纂要求  　(三)關于方志的功能　四、徽州方志的資料價值  　(一)物產資料  　(二)手工業(yè)及科技史資料下編　微州方志考錄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綜觀明代徽州府邑志的編纂可以看出，成化、弘治以后，徽州志書修纂十分活躍。從時間上看，主要集中于弘治、正德、嘉靖、萬歷四朝，尤以嘉靖朝數量為最。從府邑成書看，徽州府修有志書8種；休寧縣7種；祁門縣5種；婺源縣4種，余者均在兩修以上，其中鄉(xiāng)鎮(zhèn)小志有兩種，其府邑各自修志次數在明代屬較多者。究其原因，一是官府的重視。弘治十一年（1498年）與正德十五年（1520年），朝廷兩次下詔征收天下郡邑圖志，促進了當時全國方志的發(fā)展，徽州也不例外。加上府邑地方長官為了洞悉地方原委，達到教化民風，統(tǒng)治地方的目的，大都視修志為政治要務。其次，明成化、弘治以后，徽州地方經濟文化更加發(fā)達，商人成幫，人才隆興。無論是仕宦英賢，商賈儒林，抑或潛修亮節(jié)之士，為了范鄉(xiāng)間而光竹帛，或出貲襄助其成，或直接共厥其事，致使徽州府邑志書修、補、正、續(xù)不斷，官修私撰并驅。涌現(xiàn)出諸如朱同、程敏政、程瞳、程一枝、汪舜民等修志名家，不但促進了徽州方志的發(fā)展，同時也大大提高了其志書的編纂質量和品味。明代徽州方志的興盛為后來清代該地志書編纂熱潮的到來，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四）清代徽州府縣志的纂修熱潮清代是我國傳統(tǒng)方志發(fā)展的全盛時期，這一時期徽州也出現(xiàn)了編修方志的熱潮。其府縣鄉(xiāng)鎮(zhèn)產生了一批體例成熟、內容豐富、影響深遠的志書。根據《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的統(tǒng)計，徽州府縣鄉(xiāng)鎮(zhèn)今存宋至民國的各類方志61種，其中清代占41種之多，約占總數的十分之七。如果加上《聯(lián)合目錄》未著錄的一種鄉(xiāng)鎮(zhèn)志，以及有名可考的六種佚志，其清代府縣志的總數有50種左右，這種修志盛況是清代徽州經濟繁榮在文化層面上的一種反映，也是徽州得清代修志風氣之漸，并對其前代方志編纂進行總結和創(chuàng)新的產物。

后記

“邑之有志，猶家之有乘，國之有史也”。在“家國同構”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國史、方志、家譜構成自上而下，相互聯(lián)系密切的典籍文獻。就地方志發(fā)展而言，尤其于唐宋以降，歷代統(tǒng)治者出于“宣上德而抒下情”，“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的統(tǒng)治需要，大多視修志為“以時修葺，是在有司”之政治要務。甚至認為“志之作否，視守之賢否”，將修志與地方官政績考核聯(lián)系起來。因此，傳統(tǒng)方志這種文獻形式，一方面體現(xiàn)出正統(tǒng)化的特點，主要表現(xiàn)為，盛世修史與盛世修志往往是同步的，其修纂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官修形式，統(tǒng)一的編纂體例，并重視援引傳統(tǒng)國史編纂方法等。且編修方志配合了不同時期國家一統(tǒng)志、實錄、國史等編修而統(tǒng)攝地方原生性知識的需要。另一方面，地方志的發(fā)展亦乃重要的地方人文學術活動，其編修具有建構和積累地方知識系統(tǒng)，展示地方人文活動，宣揚地方教化等典型的地域色彩。正因為如此，中國方志以其種類繁多、遺存數量豐富而構成我國傳統(tǒng)文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長期在學術研究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傳統(tǒng)徽州被譽為“文獻之邦”，就方志文獻而言，歷史上，徽州編修的府縣鄉(xiāng)鎮(zhèn)志以及山水、古跡、金石、文獻、人物、物產、風俗、書院、天文等專志，其數量蔚為大觀，系當前徽學研究之基礎性資料寶庫。拙作是以多年前的碩士學位論文為基礎刪改而成的。本書的寫作要特別感謝業(yè)師周曉光教授。2000年，我在攻讀碩士學位時，在先生的悉心指導下，初步產生了摸索徽州地方文獻的興趣，撰寫了碩士學位論文《徽州方志研究》。

編輯推薦

《徽州方志研究》是由黃山書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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