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風漢韻：日本書道之美

前言

硯邊雜記道杉雨（節(jié)選）朱鍔一書法之所以如此特別，正因為它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它僅僅是靠極簡的腕臂運動和力量，在白紙黑墨間表達一個文人的情感。每個運動都是屬于它自己的，不摻雜任何使其復(fù)雜化的人工修飾。越接近真法真道，越少消耗在外在的表達上。為了真法，為了真道，多少代人來來往往，求索其間。二根據(jù)《日本書紀》的記載，西晉太康六年（285），朝鮮半島的百濟國的一位博士王仁前往日本，隨行帶去中國儒家經(jīng)典《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并成為日本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之后，中國成為日本文化的輸出國，歷代相繼傳入大量經(jīng)書、佛典、詩文，為日本吸收漢文化的精華，創(chuàng)新本民族文化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所以，日本在漫長的歷史之路上沒有孕育出自己獨特的文字，而是直接借用了漢字。至奈良時代之前（8世紀前），日本的文書（包括史書《日本書紀》和《古事記》）全部用漢字書寫。進入9世紀后，才逐漸由漢字演變出標音字母—假名。顯然，書法是隨著漢字的傳入而扎根的。書法（包括漢字、假名、漢字摻假名）已經(jīng)作為日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而受到推崇。早期的日本書法也沒有經(jīng)歷中國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的演變軌跡，而是直接運用了魏晉、六朝以降的楷、行書。日本比較古老的文字實物有《江田古墓太刀銘》、《法隆寺藥師如來造像銘》、《船首王后墓志》、《宇治橋斷碑》、《多胡碑》等，都是楷、行書的佳例。三日本的奈良時代（710—794）正值我國盛唐時期，大批遣唐使入唐，把書圣王羲之的楷書、草書經(jīng)典帶回日本作為進奉貢品，從而使書法很快在朝廷和上流社會盛行起來。篤信佛教的圣武天皇在位二十五年，建造了東大寺和大佛像，并成就了奈良時代的繁榮。他的《宸翰雜集》體現(xiàn)出儒雅秀拔的風貌，《賢愚經(jīng)》則透露出北朝或唐代寫經(jīng)的筆法。光明皇后被稱作日本書法史上的“千古靈腕”，她最著名的作品有《樂毅論》和《杜家立成雜書要略》，筆法嫻熟婉麗，很有“二王”一脈的風韻。這類書法的風格因其作書者仍遵循晉唐書家“法度”，當時稱之為“唐樣”書法。平安時期涌現(xiàn)出了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三位大書法家，歷史上稱“三筆”?？蘸Ｓ谔频伦谪懺辏?04）作為學問僧，與最澄、橘逸勢等人跟隨第十七次遣唐使團來到中國?？蘸Ｏ虍敃r撰寫《授筆要說》的著名書法理論家韓方明求教書法。他歸國的時候帶回了唐德宗、歐陽詢、張渲、李邕、徐浩及王羲之拓本等多種墨寶，如《太王諸舍帖》、《不空三藏碑》、《古今篆隸文體》、梁武帝《草書評》、王羲之《蘭亭序》、李邕《屏風表》，以及各種飛白書和行草書。這些晉唐以來的大家書跡對日本書法史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蘸Ｓ纱吮还J為振興日本書法第一人，地位猶如王羲之?？蘸５摹豆囗敋v名》是隨手記錄的受戒僧人名錄，反映了唐代顏真卿風格的渾厚雄強。而在寫給最澄的書札《風信帖》中展現(xiàn)的卻是王羲之的風范。嵯峨天皇極其仰慕唐朝文化，尤其喜愛歐陽詢的書法。他與空海過從甚密，不難想象他從空海那里了解到全面的書法藝術(shù)知識，《光定戒牒》是他的得意之作。橘逸勢的《伊都內(nèi)親王愿文》運筆舒暢自如，用筆頓挫跌宕，才華橫溢，奔放不羈?？蘸５热说摹叭P”之后，又涌現(xiàn)出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的“三跡”。小野道風是“和樣”書法的開端。他的《恩命帖》表現(xiàn)了與“唐樣”書法有所不同的特點，似乎采用了假名書寫的審美取向。而其作《繼色紙》則是古代假名書法的最高峰。假名乃是相對以漢字作為真名而言，漢字漢詩被稱作“男手”，日本假名則是“女手”。因為在平安前期就已經(jīng)風靡的萬葉假名使用不便，又對其作了進一步的改造，即從漢字草書中演化出平假名，從楷書偏旁中演化出片假名。藤原家族所代表的貴族書法是新興的假名書壇上的主角。他們用書法來書寫和歌，使書法以更為廣泛的文化復(fù)合體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這種貴族身份標志與鐮倉、室町時期的僧侶書法以及江戶時代的文人書法構(gòu)成了一種饒有趣味的并列。四鐮倉時期雖然對和歌的研究依然興盛，但和歌的創(chuàng)作卻頗顯蕭條。因為無論由宋元赴日的中國僧人還是赴宋元的日本僧人，都帶去了新穎的中國文化。這個時代，中國的禪宗發(fā)展已經(jīng)蔚為壯觀，這些僧人將禪宗傳到了日本，如榮西傳臨濟、道元傳曹洞。同時中國文人如蘇軾、黃庭堅、張即之等人的書法也被他們帶回日本。日本的禪僧將有助于參禪悟道的偈語、座右銘、印可狀以大字的方式書寫并懸諸壁上，產(chǎn)生言簡意賅、警醒耳目的作用，被稱作“墨跡”書法。所以宋人書風的漢字和禪宗受到武士們的尊重，漢字書法得以重振旗鼓，而假名書法卻隨著和歌的式微而日益衰落。五江戶初期中國正值明清鼎革的動蕩時期，當時便有一些中國文人避亂東渡，其中最著名的是福建黃檗山的禪僧隱元、木庵師徒以及其他僧人等。他們帶去了大量張瑞圖的書畫作品，為張氏書風在日本的流行起到直接的推動作用。江戶時期的書法大多被認為是市民趣味與文人格調(diào)的復(fù)合體，代表人物是“寬永三筆”近衛(wèi)信尹、本阿彌光悅和松花堂昭乘。其中本阿彌光悅被視為才華橫溢的典型代表。他試圖糅合漢字與假名來書寫作品，利用漢字的繁密與假名的疏簡，以及筆墨輕重濃淡干濕的變化來達到作品的美感，從而呈現(xiàn)出一種甜美精致的風格。江戶書風的豐富性還可以從良寬的書風中表現(xiàn)出來，他崇尚簡潔樸實的風格。至中后期，以市河米庵、貫名菘翁、卷菱湖為代表人物的“幕末三筆”又開始回歸到漢字書法，他們推崇與學習的都是文人書法的格調(diào)，如市河米庵學習米芾，貫名菘翁學習王羲之、顏真卿，卷菱湖學習歐陽詢。而詩人兼儒者荻生徂徠擅長明代風格的草書，賴山陽書奉宋代的蘇、米，北島雪山趕赴長崎向明人俞立德學習文徵明書法，無一例外都是對文人書法的推崇。在中國明末清初的書法界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就是隸書的復(fù)興，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緊隨其后也漸漸興起書寫隸書的愛好。不過當時日本書家主要臨習的隸書是唐玄宗的《石臺孝經(jīng)》、文徵明等人的《四體千字文》，漢碑僅見《夏承碑》、《曹全碑》等少數(shù)幾種，所以并沒有形成很大的氣候。直至明治時期（1868—1911），當時，碑學已對中國書法產(chǎn)生了普遍影響，而日本書法卻仍然一直主要延續(xù)帖學的軌跡發(fā)展。六在中國，魏晉以降，帖學以外還有篆隸碑版的傳統(tǒng)。這些雄渾樸拙的豐碑巨碣是日本體量較小的碑刻所無法比擬的。因此必然造成日本書界人士在書法觀念和審美趣味上的單一，在創(chuàng)意性的造型方面也有一種力不從心之感。由于缺乏篆、隸書的熏染，所以便少了一些空間造型上的認識；由于缺乏碑版的感召力，于書作中便少了些許陽剛之氣與雄強奇崛的風骨。日本書法的風格正靜靜等待一個合適的轉(zhuǎn)折契機。清代后期，外國勢力大量侵入中國，清政府被迫打開國門，與外界的文化、經(jīng)濟交流日益頻繁。日本進入明治時期以后，也改變了江戶時代中后期長達二百余年的閉關(guān)鎖國政策，中日兩國交往更加普遍。光緒三年（1877），清政府在日本設(shè)立公使館，兩國書法家交流逐漸廣泛，而其中產(chǎn)生決定性作用的是楊守敬的日本之行。楊守敬，字惺吾，晚年自號鄰蘇老人，湖北省宜都人，是晚清民國一位重要的書法家和書論家，于楷、行、隸、篆、草諸書俱長，撰有《楷法溯源》、《評碑記》、《評帖記》、《學書邇言》等多部書論專著。他精通輿地學、金石學、目錄學，著有《水經(jīng)注疏》、《歷代輿地沿革圖》、《寰宇貞石圖》、《三續(xù)寰宇訪碑錄》、《日本訪書志》、《古逸叢書》等。其學問堪稱是乾嘉學派的正傳，曾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延為兩湖書院教習，當時名流如封疆大吏端方、書畫家吳昌碩、學者羅振玉，無不對他的成就交口稱贊，譽其為“著述滿家，卓然可傳于后世”。1880年，即明治13年，楊守敬以外交官身份赴日，并在日本掀起碑學新高潮。毫無疑問，楊守敬刮起的的意義是巨大的，它不僅作為日本書法史上的最后一個閉幕時期起到了總結(jié)過去的作用，而且還作為日本近現(xiàn)代書法碑學風的開端受到了普遍的尊重。然而，從中國“吹”來的碑學風固然在很大程度上震撼了日本書壇，引起了許多日本書家的心慕手追，但頑強的民族自尊心也使一些日本書家堅持本民族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而不動搖。加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從各方面引進了西方的科學技術(shù)文化，西方藝術(shù)也必然對日本書法帶來沖擊。新穎的美學觀，使一些日本藝術(shù)家瞠目結(jié)舌，他們開始懷疑日本書法的傳統(tǒng)美學觀念是否適應(yīng)突飛猛進的社會發(fā)展。這種種因素，造成了現(xiàn)代日本書壇各派共存、各放異彩的特殊局面。七明治44年（1911）起，日本出現(xiàn)了一些專業(yè)性的書法理論書籍和刊物，如日下部鳴鶴的《談書會志》、木崎愛吉的《大日本金石史》、比田井天來的《學書荃蹄》等，同時替補出現(xiàn)了書道團體和書法展覽，這是書法活動現(xiàn)代化的一個明顯標志。在形形色色的展覽中，以“每日書道展”（每日展）和文部省舉辦的“日展”最具權(quán)威性，它們相對集中了全日本書法界的精粹?！懊咳諘勒埂睂ㄖT流派的分野法是頗具深意的，從中可以較詳細地了解日本人對書法有代表性的看法?！懊咳照埂卑讶毡緯▌澐譃榱鶄€部分，這里試列舉如下：漢字派：這部分作品以楷、行、隸、草、篆等書體為基礎(chǔ)，遵循中國書法對線條結(jié)構(gòu)的各種規(guī)范和法則，書法內(nèi)容也以漢詩漢文為主，努力追求中國式書法審美的尚趣。假名派：這部分作品以日本的和歌、俳句為主要書寫內(nèi)容，以假名書寫。它的特色表現(xiàn)在通過書法的意境，抒發(fā)一種古典式的日本風格的情懷。近代詩文派：它是以日本的現(xiàn)代文學家的詩文作為素材，努力體現(xiàn)文字內(nèi)容的通俗化和書法藝術(shù)的大眾化，在書體上則是漢字與假名并舉參雜，與現(xiàn)在應(yīng)用日文最為接近。少字數(shù)派：少字數(shù)是相對于多字數(shù)的漢字而言的。以一個或幾個漢字的間架為起點，著力表現(xiàn)其空間框架的造型美感，并輔之以個性強烈的用筆和線條，由于字少，多采用大字。前衛(wèi)派：它不拘于文字的限制，也不很重視傳統(tǒng)的筆墨程式的處理。這一派的藝術(shù)家視書法為一種黑白藝術(shù)，對漢字結(jié)構(gòu)、用筆的規(guī)定不以為然，因此，它與我們心目中的書法有很大的距離。刻字：嚴格地說，刻字的出現(xiàn)并不標志著書法中藝術(shù)流派的出現(xiàn)，只能說是形成了新的表現(xiàn)途徑—不限于毛筆與宣紙的傳統(tǒng)工具，而是木、鐵，甚或石刀刻、彩塑、鑲嵌等各種神通各施所長，是書法與工藝美術(shù)的結(jié)合物?！?/pre>


內(nèi)容概要
日本書道中的美學與哲學，從書之美到物之美，從設(shè)計之美到生活之美，從藝術(shù)之美到文化之美。素紙黛墨間，和風柔淡，漢韻悠長。
青山杉雨是近現(xiàn)代日本書壇巨擘，其書法從篆、隸、行、楷，直到假名、篆刻，都有其獨特的風格，已入爐火純青之境，有“一作一面貌”之美譽。2013年4月20日至5月26日，上海博物館舉辦“漢韻和風：青山杉雨的收藏與書法作品展”，本書為此次展覽的延伸讀物。在這里，來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富田淳、島谷弘幸等專家，以及我國著名學者、藝術(shù)家陳振濂、朱鍔等，用書法般流暢舒展的文字，配合以豐富的書法作品插圖，為我們勾勒出青山杉雨的書道與人生，進而論及日本書道的歷史、與中國書法的因緣，直至書之美、藝術(shù)之美、文化之美。書中還附有“日本博物館巡禮”特別篇，收錄有100家日本博物館的基本信息和介紹，既可作赴日旅游之實用導(dǎo)覽手冊，亦可通過閱讀，享受一場紙上的日本博物館之旅。


作者簡介
上海博物館，世界聞名的中國古代藝術(shù)博物館之一，始建于1952年，擁有館藏文物近百萬件，是向全球參觀者介紹中國及世界文化的重要窗口。由上海博物館主編的文博類圖書長期保持較高的文化品質(zhì)，以及良好的市場口碑。


書籍目錄
01青山杉雨的生涯 作者：東京國立博物館列品管理課長富田淳 02青山杉雨的“素顏” 作者：日本東京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主任研究員鍋島稻子 03日本書法與審美 作者：東京國立博物館副館長島谷弘幸 04日本平安時代的“三筆”與“三跡” 編譯：上海博物館教育部主任郭青生 05日本近現(xiàn)代書法與展會 作者：東京國立博物館副館長島谷弘幸 06當代中國對日本書法之引進、融會與揚棄 作者：學者陳振濂 07硯邊雜記道杉雨 作者：設(shè)計師朱鍔 08承載記憶，推動創(chuàng)新——日本博物館巡禮 作者：上海博物館副館長胡江


章節(jié)摘錄
版權(quán)頁：   插圖：   硯邊雜記道杉雨 朱鍔 一 書法之所以如此特別，正因為它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它僅僅是靠極簡的腕臂運動和力量，在白紙黑墨間表達一個文人的情感。每個運動都是屬于它自己的，不摻雜任何使其復(fù)雜化的人工修飾。越接近真法真道，越少消耗在外在的表達上。 為了真法，為了真道，多少代人來來往往，求索其間。 二 根據(jù)《日本書紀》的記載，西晉太康六年（285），朝鮮半島的百濟國的一位博士王仁前往日本，隨行帶去中國儒家經(jīng)典《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并成為日本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 之后，中國成為日本文化的輸出國，歷代相繼傳入大量經(jīng)書、佛典、詩文，為日本吸收漢文化的精華，創(chuàng)新本民族文化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所以，日本在漫長的歷史之路上沒有孕育出自己獨特的文字，而是直接借用了漢字。 至奈良時代之前（8世紀前），日本的文書（包括史書《日本書紀》和《古事記》）全部用漢字書寫。進入9世紀后，才逐漸由漢字演變出標音字母—假名。顯然，書法是隨著漢字的 傳入而扎根的。書法（包括漢字、假名、漢字摻假名）已經(jīng)作為日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而受到推崇。 早期的日本書法也沒有經(jīng)歷中國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的演變軌跡，而是直接運用了魏晉、六朝以降的楷、行書。日本比較古老的文字實物有《江田古墓太刀銘》、《法隆寺藥師如來造像銘》、《船首王后墓志》、《宇治橋斷碑》、《多胡碑》等，都是楷、行書的佳例。 三 日本的奈良時代（710—794）正值我國盛唐時期，大批遣唐使入唐，把書圣王羲之的楷書、草書經(jīng)典帶回日本作為進奉貢品，從而使書法很快在朝廷和上流社會盛行起來。 篤信佛教的圣武天皇在位二十五年，建造了東大寺和大佛像，并成就了奈良時代的繁榮。他的《宸翰雜集》體現(xiàn)出儒雅秀拔的風貌，《賢愚經(jīng)》則透露出北朝或唐代寫經(jīng)的筆法。光明皇后被稱作日本書法史上的“千古靈腕”，她最著名的作品有《樂毅論》和《杜家立成雜書要略》，筆法嫻熟婉麗，很有“二王”一脈的風韻。這類書法的風格因其作書者仍遵循晉唐書家“法度”，當時稱之為“唐樣”書法。 平安時期涌現(xiàn)出了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勢三位大書法家，歷史上稱“三筆”?？蘸Ｓ谔频伦谪懺辏?04）作為學問僧，與最澄、橘逸勢等人跟隨第十七次遣唐使團來到中國。 空海向當時撰寫《授筆要說》的著名書法理論家韓方明求教書法。他歸國的時候帶回了唐德宗、歐陽詢、張渲、李邕、徐浩及王羲之拓本等多種墨寶，如《太王諸舍帖》、《不空三藏碑》、《古今篆隸文體》、梁武帝《草書評》、王羲之《蘭亭序》、李邕《屏風表》，以及各種飛白書和行草書。這些晉唐以來的大家書跡對日本書法史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蘸Ｓ纱吮还J為振興日本書法第一人，地位猶如王羲之。 空海的《灌頂歷名》是隨手記錄的受戒僧人名錄，反映了唐代顏真卿風格的渾厚雄強。而在寫給最澄的書札《風信帖》中展現(xiàn)的卻是王羲之的風范。嵯峨天皇極其仰慕唐朝文化，尤其喜愛歐陽詢的書法。他與空海過從甚密，不難想象他從空海那里了解到全面的書法藝術(shù)知識，《光定戒牒》是他的得意之作。橘逸勢的《伊都內(nèi)親王愿文》運筆舒暢自如，用筆頓挫跌宕，才華橫溢，奔放不羈。 空海等人的“三筆”之后，又涌現(xiàn)出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的“三跡”。小野道風是“和樣”書法的開端。他的《恩命帖》表現(xiàn)了與“唐樣”書法有所不同的特點，似乎采用了假名書寫的審美取向。而其作《繼色紙》則是古代假名書法的最高峰。假名乃是相對以漢字作為真名而言，漢字漢詩被稱作“男手”，日本假名則是“女手”。因為在平安前期就已經(jīng)風靡的萬葉假名使用不便，又對其作了進一步的改造，即從漢字草書中演化出平假名，從楷書偏旁中演化出片假名。藤原家族所代表的貴族書法是新興的假名書壇上的主角。他們用書法來書寫和歌，使書法以更為廣泛的文化復(fù)合體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這種貴族身份標志與鐮倉、室町時期的僧侶書法以及江戶時代的文人書法構(gòu)成了一種饒有趣味的并列。 四 鐮倉時期雖然對和歌的研究依然興盛，但和歌的創(chuàng)作卻頗顯蕭條。因為無論由宋元赴日的中國僧人還是赴宋元的日本僧人，都帶去了新穎的中國文化。這個時代，中國的禪宗發(fā)展已經(jīng)蔚為壯觀，這些僧人將禪宗傳到了日本，如榮西傳臨濟、道元傳曹洞。同時中國文人如蘇軾、黃庭堅、張即之等人的書法也被他們帶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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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風漢韻:日本書道之美》編輯推薦：日本書道中的美學與哲學，從書之美到物之美，從設(shè)計之美到生活之美，從藝術(shù)之美到文化之美。素紙黛墨間，和風柔淡，漢韻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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