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學研究

前言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進入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開放時期。改革開放的總方針和基本國策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注入了無限生機與活力，也為外國文學研究事業(y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環(huán)境與條件?！澳拘佬酪韵驑s，泉涓涓而始流”——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日本文學翻譯、教學及研究，同樣發(fā)生了空前的變化與發(fā)展?！　?979年.我代表上海外國語大學參加了在吉林省長春市舉行的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日本文學學術研討會。秋高氣爽的長春迎來了全國各研究機關、高等學校和·出版文化機構的幾十位知名學者，當年二十八歲的我竟是與會者中最為年輕的代表。我首次見到了學生時代僅能通過文字仰望的老前輩王長新、雷石榆、谷學謙、李芒、呂元明、文潔若、金中、李德純、卞立強、李正倫、吳其堯、孫立善、唐月梅等先生，一張保存至今的合影上留下了陳濤、周豐一、俞馥英、呂元明等幾位前輩和藹可親的笑容（1979年9月26日）?！　‘敵酰袊毡疚膶W研究會被國家民政部認定為中國的一級學術團體，會員共二百余人。首任會長是林林先生，名譽會長是夏衍、樓適夷先生。第二任會長由李芒先生擔任，第三任會長由高慧勤先生擔任.呂元明、金中等陸續(xù)擔任副會長。日本文學研究會的前六屆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每隔三年舉行一次。第二屆1982年在山東濟南市的山東大學，第三屆1985年在河南洛陽市的解放軍外國語學院.第四屆1988年在廣東省廣州市的華南師范大學，第五屆1991年在福建廈門大學。

內(nèi)容概要

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成立30周年紀念文集，收有40余篇文章，包括30年來研究會以及國內(nèi)日本文學研究歷程的回顧和日本文學研究方面的學術論文，較全面地反映改革開放以來國內(nèi)日本文學研究發(fā)展的歷程以及日本文學研究的學術水平，具有豐富的學術和史料意義。

作者簡介

主　編：譚晶華
副主編：魏大海　李　征　呂　莉
40多位作者涵蓋了國內(nèi)老中青三代的日本文學研究工作者，能比較全面地體現(xiàn)改革開放以來國內(nèi)日本文學研究隊伍的水平。

書籍目錄

回眸與見證——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代前言)
美的創(chuàng)造——論日本唯美主義文學藝術
川端康成：“感覺即表現(xiàn)”
日本文學研究會建立時日的回想
宮澤賢治隨想
紀念李芒與高慧勤兩先生
我與日本文學
中國幾近出版兩套日本文學大系
從我家的唐三彩馬談起
《日本文學》雜志創(chuàng)刊始末
日本文化史重構——以“文學”、“藝術”概念為中心
《伊豆舞女》論
魯迅與大江健三郎
正岡子規(guī)與中國文學
翻譯理論與詩美的創(chuàng)造——兼論日詩漢譯實踐
芥川龍之介作品的中國譯介
作為東方主義的“支那”趣味——谷崎文學中的另一種世紀末意識
日本近代文學與都市空間表象——橫光利一《上?！分小暗孛ㄏ钡囊馕?br />時代的鼓點，心靈的歌聲——無產(chǎn)階級短歌再評價
中日愛國心的差異——“愛故鄉(xiāng)”與“愛國家”
夏目漱石新論——作為隱喻的植物
“白雪”入歌源流考
1935年秋：北平幻想曲——林語堂與阿部知二的《北京》
《源氏物語》中“妒忌”的文學文化史內(nèi)涵
芥川龍之介作品中的中國女性——從《南京的基督》到《春夜》
日本嵯峨天皇《折楊柳》的訓讀與考辨
日本文學表現(xiàn)中的文化認同——“仡”與“道”
菅原道真與白居易的諷喻詩
初讀中野重治
川端康成文學的隱喻性與《莊子》——以《禽獸》為中心
日本人與《水滸傳》
高慧勤翻譯藝術研究——兼論文學翻譯與形象思維的關系
《懷風藻》詩歌語言的基礎性研究——詩想·詩句·詩語出源考
論中國文學對日本古典詩歌的影響——從夏蟬和秋蟬談起
佐藤春夫《霧社》中的臺灣原住民女性形象論
論狂言綺語觀在日本的引入及其原因
平安朝文學中的“紫藤”意象考——從大江千里的《句題和歌》說起
廚川白村“Essay”的批評指歸與言說風格
論中國旅行前的芥川龍之介漢詩
遠藤周作的長篇小說《深河》中的宗教觀
論“第三新人”筆下的父親(丈夫)形象
“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獨騎士
論大江文學中的“少年”形象
“天皇文化”的反諷表現(xiàn)——論大江健三郎《十七歲》和《政治少年之死》
試析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文體特色
作為斗士的村上春樹——村上文學中被東亞忽視的東亞視角
私小說——以差異性“私”字概念為中心
編后記

章節(jié)摘錄

　　記得在文革剛結束的第一屆研討會上，研討內(nèi)容多圍繞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或左翼作家的創(chuàng)作。建國后，前三十年的政治氛圍使不少老一代日本文學研究者心有余悸，一位研究石川達三創(chuàng)作的前輩教授口袋里藏著有關石川達三的研究論文，宣讀的卻是小林多喜二。筆者帶去了關于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川端康成的研究論文，竟受到前輩學者的好心告誡——研究、評價政治上“反動”的作家須慎之又慎，當心別犯錯誤。長年受極左思潮沖擊和影響的老一代研究者，出現(xiàn)那樣的反應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好在這種局面很快有了轉(zhuǎn)變，隨著國家全民思想的不斷解放，我國的日本文學研究也出現(xiàn)了日益活躍、深入的局面。在第二屆研討會上，即出現(xiàn)了不少研究川端文學的論文。1985年前后，川端文學的研究出現(xiàn)了一個高潮，不同觀點還在會內(nèi)會外發(fā)生了激烈的碰撞?！　∵@里還有一個插曲，反映了當時的文壇狀況——有關純文學與大眾文學的認識發(fā)展頗具意味。1979年下半年發(fā)刊的《譯林》雜志第一期刊登了英國小說《尼羅河上的慘案》，一次印刷了60萬冊卻仍舊脫銷，大受讀者的歡迎。但此舉在當時卻受到外國文學界權威學者的嚴厲抨擊或指責，甚至驚動了當時的中宣部領導和胡耀邦同志。通過爭論，《譯林》的辦刊方針才獲得肯定，研究界對純文學、大眾文學中優(yōu)秀作品的不同價值也才有了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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