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lián)的心靈

用戶評論 (總計126條)

•   1945年9月，以賽亞·伯林開始訪問蘇聯(lián)。當時這位年輕的哲學家還在英國外交部任職，當他拿到去莫斯科簽證的那一刻，心情既興奮又有些惶恐不安。自從1920年他們全家輾轉流亡到倫敦，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他還從沒有踏上過這片廣袤的土地，心中自然對這段旅程有所期待。但他的擔憂也顯而易見，他對這個國家所有的印象還停留在童年時期革命的***、殺戮，以及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上面。而且這個時期的蘇聯(lián)風傳到國外的斯大林統(tǒng)治的殘暴屠殺無疑更加劇了他童年時期對恐怖事件的印象，乃至于他終生對恐怖主義無比討厭。在去往莫斯科的途中，伯林一直做著被捕的噩夢，他無法預知到這段旅程會發(fā)生什么。　當時身為外交部官員的柏林還身負重任，根據上面的指示，他要在這次訪問之后上交一份關于蘇聯(lián)整體局勢的觀察報告，主要用于分析二戰(zhàn)后美英蘇之間的利害關系。但是等他到了莫斯科之后才發(fā)現幾乎沒有什么真正的機會能夠深入探究這個國家的內幕，所有他見到的人都抱有一種無法言說的恐怖心情，不敢談論時事政治。他除了在大使館辦事處分到了一張桌子，每日準備一份報紙的新聞摘要之外，基本無事可做。而且這個時期看到的報紙基本都是大同小異的口號，千篇一律的內容，令人壓抑單調的圖片，只有極少數情況下，才能揣測到一則不起眼的消息后面是血淋淋的現實境況。經歷過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運動，俄國的知識階層已經變得噤若寒蟬，不再有人敢于嘗試新的思想上的騷動，入眼處皆是死水一潭的順從。1939年斯大林雖然停止了各種迫害活動，但是俄國文學和藝術所表現出的境況“就像剛剛遭受過轟炸的地區(qū)，只有幾座像樣的建筑還相對完好，孤零零地站立在已經荒無人煙、滿目瘡痍的街道上”。像我們熟悉的天才詩人曼德爾施塔姆、瑪琳娜·茨維塔耶娃等不是被（自）殺就是莫名其妙地消失。除了那些政府礙于擁有世界聲譽的作家和詩人能夠存活下來，剩下的那些人只能依靠對權威的卑躬屈膝茍活于世。伯林記錄下來這些印象的時候，已經到了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但是在他的回憶中，蘇聯(lián)的那種印象一如既往的深刻而清晰，他看到的每個城市都像一個個孤零零的墓地，沒有一絲生機。也正是在這種陰郁、羞恥和恐怖的氛圍當中，他在偶然的機緣中得到了拜訪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和安娜·阿赫瑪托娃的機會?！〗洑v過大清洗之后的俄國文學界，大師級的人物基本已經消失殆盡，剩下的一些都是跳梁小丑一樣的歌功頌德的二流作家。但是當伯林得知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還活著的時候，他心中的驚喜無法言喻，對他而言，這兩位詩人是俄羅斯白銀時代最后的化身，體現了過往歲月里的藝術繁榮。他去拜訪這兩位“大人物”的經歷被我們這些后來人無數次傳誦，甚至已經有了幾分朝圣和聆聽神諭的意味。很難準確估計出這兩位詩人對伯林以后的思想歷程有多大的影響，但是毋容置疑，伯林的一生始終都在尋求著天才人物對自己的肯定，他以后身上的那種獨特的俄國氣質、英國風格和猶太習性巧妙地融合于一身，改變了他一生研究和思考的方向。在英國的牛津歲月中，弗吉尼亞·伍爾夫、弗洛伊德、維特根斯坦和凱恩斯這些人都曾經稱贊過他的價值，但是在俄國的這段與這兩位天才詩人交往的經歷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為重要。在寫于1958年的一篇評論中，他提到帕斯捷爾納克時說：“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俄羅斯作家。無人敢否認他是一位天才的抒情詩人，即便是他那些在政治上或個人方面最激烈的批評者也不例外”，“他的作品只要存在就仍然對有文化的俄國人以及其他許多人產生深刻的道德影響。許多人只是通過傳聞知道他的成就，但把他視為世俗的圣徒和殉道者。他始終不顧可怕的壓力而忠于自己的信念和藝術，而其他許多作家則在這些壓力面前屈服了?！薄?945年伯林去拜訪帕斯捷爾納克的時候，這位詩人生活在苦悶之中，他不得不與政府進行合作，這種妥協(xié)的羞恥感以及對許多朋友無能為力的負罪感糾纏一起長期折磨著他的思想。他們之間的交流因為靈魂的契合，對俄國命運共同的擔憂以及對身為猶太人身份的異化的關注而愈加深入。隨后的幾次拜訪中，伯林也獲知這位作家正在創(chuàng)作一本關于“這一代人以及他們的革命和戰(zhàn)爭中的命運的小說”。十一年后的1956年，伯林攜新婚燕爾的妻子到莫斯科度蜜月，再一次拜訪了帕斯捷爾納克。盡管詩人與國家之間的對立已經結束，俄國貌似已經進入了新時代，但是對一個獨裁政府而言，無論處于什么樣的時代對作家和藝術家的迫害并無多大區(qū)別。也正是在這次拜訪中，帕斯捷爾納克談起他已經完成的小說《日瓦戈醫(yī)生》，他早已對在他的祖國出版小說不報希望，因此他委托伯林希望能在國外出版，“他希望他的小說能夠傳遍全世界，用火去焚燒，去摧毀人們的心靈”。伯林勸阻他為家人和自我安全的考慮，最好放棄這個念頭。作家變得勃然大怒，他說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已經和他的兒子們談過，“他們已經做好了受罪的準備”。伯林在他的堅持之下，最終答應將他的小說做成縮微膠片帶出國境。1958年，《日瓦戈醫(yī)生》在英國出版，隨后作家榮獲了諾貝爾文學獎。但這個結果我們現在已經熟知，迫于政府的壓力帕斯捷爾納克拒絕領獎，被開除了作家協(xié)會，1960年郁郁而終?！≌務撈鸩峙c阿赫瑪托娃的幾次交往，他們之間的關系顯露出更為微妙的成分。在他們第一次見面中，阿赫瑪托娃留給伯林的印象是一個“悲劇中的女王”，舉止從容高貴，具有天才般的自負，女王般的傲慢，偶爾還會流露出深深的憂郁。他們徹夜長談，背誦詩歌，回憶往事，指點俄國文學，甚至還談到文藝復興。伯林完全被阿赫瑪托娃的人格魅力所折服：“阿赫瑪托娃生活在一個可怕的時代，但如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所說，她表現得非常英勇。她從未公開地，或對我私下地說過一句反對蘇聯(lián)政府的話。但她的一生，如赫爾岑描述俄國文學狀況時曾經說過的，在不斷地對俄國的現實進行控訴?！边@位女王對伯林的影響終生可見。1945年12月年回國后，按照原本的要求伯林要寫一份對蘇聯(lián)的觀察報告，但是他卻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用來寫俄羅斯文化的整體狀況，這就是收錄到《蘇聯(lián)的心靈》中首篇文字《斯大林統(tǒng)治下的俄羅斯藝術》。很顯然這是受到了阿赫瑪托娃的影響，用《伯林傳》的作者伊格納季耶夫的原話說就是：“它相當于一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俄國文化史，為注定不幸的阿赫瑪托娃那一代人而作的編年史?！?949年伯林已經決定放棄哲學研究轉向思想史研究，他開始對俄國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階層感興趣，他整理出的別林斯基、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思想脈絡，把他們作為俄國知識分子的道德見證的代表，提出了作家應該捍衛(wèi)俄羅斯民族語言的思想——這樣的一項研究就是我們后來熟知的《俄國思想家》一書，這本書同樣受到了阿赫瑪托娃的道德和人格魅力的感召。在伯林著名的“自由的兩種概念”即他提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區(qū)分的時候，同樣能發(fā)現阿赫瑪托娃的影子，因為正是通過對那個極其惡劣時期下女王一樣的詩人的拜訪中，伯林意識到了個人的天賦即使處于最不自由的逆境之下也仍然可以開花結果：“自由與其說是人類興盛的必要條件，倒不如說是偶然條件，就像知識對于人類的興盛也只是可有可無的。真理從來就沒有賦予過人們自由，而自由也并不總是讓人變得更好?！睂ο麡O自由的概念，還有比這種解釋更為恰切的么？　也許我們會以為簡短的幾次拜訪不可能對伯林的思想發(fā)展歷程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但是千萬不要錯誤估
•   　　作為曾經的俄羅斯人，后來的英國駐俄外交官和熱愛自由的學者，無論從哪方面看，伯林對俄羅斯的持續(xù)興趣都順理成章。這冊文集，除了最后一篇發(fā)表于蘇聯(lián)解體之后（1990年）的《不死的俄羅斯知識階層》是較寬泛的時評類文章，其余部分都集中關注俄羅斯歷史的黑暗時期。這段時期里，俄羅斯遭受了納粹德國的入侵和斯大林的恐怖統(tǒng)治。俄羅斯有過無數偉大的心靈，最壞的年月愈發(fā)能襯托出這些心靈的可貴。第五縱隊式的內部絞殺，不僅直接損害這些心靈，更破壞了他們棲居的土壤。
  　　
  　　伯林寫這些文章的動機不盡相同，亨利*哈代在《編者序言》里介紹得很清楚，有向政府提交的備忘錄（《斯大林統(tǒng)治下的俄羅斯藝術》），有受編輯所托而寫的評論文章（關于曼德爾施塔姆的《一位偉大的俄羅斯作家》和另一篇鑒賞文章《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還有為專業(yè)雜志（或機構）撰寫的文字（《人為的辯證法》等）和自己的私人回憶（《訪問列寧格勒》等）。不同的動機、題材、文體，保證了行文視角的多元，加之伯林又是整個蘇聯(lián)時代的見證者，所以這本書有特殊的價值。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時代有順理成章的期望，卻往往滑向不切實際的狂熱，影響了到對周圍世界的清醒認識。伯林既是堅持自由主義的冷靜思想者，又與蘇俄社會保持了恰到好處的距離，所以他的證言有擺脫"當事者迷"的可能。
  　　
•   這本書的中譯本已經晚來了許多年——畢竟，蘇聯(lián)時代早已化為塵土，連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許多偉大心靈（對今天的中國讀者來說，他們更像是難以觸及的歷史人物），不過它自有其跨越時空限度的價值，因為那種在黑暗中默默堅守的形象，已越來越成為現代知識分子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標志，戰(zhàn)后蘇聯(lián)時期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較為極端的截面。
•   “他們渴望去西方訪問，但如果這意味著他們再也不能回國，他們也不會去。他們深深地愛國之情不帶意思民族主義的色彩。阿赫瑪托娃不打算離開。無論將遭受怎樣的苦難，她也絕不拋棄她的祖國?！薄獝圻@個國家就是，不因為不滿意她的現狀而怨恨或者逃避現實，不因為面臨幾百萬無辜者的死亡而懷疑自己的愛國之情。蘇聯(lián)時代有很多偉大的知識分子，更重要的在于他們廣為人知，他們的作品在民間流傳開來——這令我羨慕這個民族，盡管它有那么多明顯的缺點，可是卻有著世界上最純粹的愛。
•   “共產主義教育工作者的任務……主要是斯大林所謂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任務，亦即，對人進行調試，使得人們只會提出很容易獲得答案的問題，讓人們在成長過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順其自然地適應所處的社會……好奇心本身、個人獨立探索精神、創(chuàng)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尋求真理本身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這些目的本身確是人類的目的，能夠滿足我們天性中某些深層欲望），都是有害的，因為他們會擴大人們之間的差異，而不利于一個整體性社會的和諧發(fā)展?！?br /> ——以賽亞·柏林《民主，共產主義和個人》在曼荷蓮女子學院的講演，1949年
•   好書，對于了解蘇聯(lián)有益。
•   伯林作為一個時代的文學的見證人，讓偉大的心靈得以呈現。
•   蘇聯(lián)的心靈
•   柏林的作品，都值得一讀，蘇聯(lián)時期，文人們還是有些建樹
•   書評很好，正準備看，蘇聯(lián)是近世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國家
•   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
•   所以，還是看看蘇聯(lián)的，過過干癮吧。
•   喜愛以賽亞柏林!
•   這些不屈的知識分子，在一個黑暗的時代里保留下了火種。
•   了解那個時代文化和詩人們。
•   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一個民族的悲劇。
•   對得起年度好書的標簽，需要多讀n遍，分明是中國的心靈
•   冰凍的年代，也有偉大的心靈，俄羅斯民族的靈魂不死！
•   自由主義的書，好 自由主義的書，好
•   了解一下外國的歷史也不是一件壞事
•   也許第三者的角度更客觀，至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看問題的角度
•   見證歷史，見證良知。我們的心靈在哪里？
•   對分析這一時代很深入??！見解深刻！
•   翻譯人老喜歡加一些自己的東西進去，不過這本相對于其他還不錯
•   這本書作為神日禮物送給母親，母親很喜歡，運輸速度快，包裝好，謝了，只是前幾天出去了，拖到現在才寫評價，抱歉啊
•   內容不錯，送給別人的，對方很喜歡！
•   度過電子版，再讀時有些不寒而栗，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利導致絕對的腐敗
•   柏林，不錯，翻譯的不行
•   很有啟發(fā)的講解
•   推薦大家購買啊
•   看當下，很有啟發(fā)。
•   不錯地版本
•   書小
•   言語犀利
•   深入歷史的深處，歷史秘密在人心。
•   好好讀讀。
•   書不錯，沒有寫的很血腥，但是還是能感受到那段歷史的凝重，不錯的書。
•   很好很好?。⊙酃庀?，思想深邃，行文優(yōu)美！
•   發(fā)貨速度還行 第一天的晚上八點買的 第三天中午到的
•   柏林的書比較容易讀，一口氣讀完的。
•   挺好的書 一直都在當當買
•   前言很多，正文內容很少，翻譯比較刻板，不容易理解。
•   好好 書面容易起皺 唉唉啊啊
•   本書收集的文章記述了伯林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前后，兩次出訪蘇聯(lián)的經歷和感受，以及對于蘇聯(lián)政治體制、政府目標及實現手段的分析。
  個人感覺《人為的辯證法》和《蘇俄文化》兩篇文章是其中的精華。當歷史唯物主義與自然辯證法理論和現實不符合時，人們究竟應該尊重事實而反省理論，還是人為的“創(chuàng)造”歷史去適應理論的前提？是公民自己選擇，還是由獨裁者代表國家替公民作出選擇？伯林為我們分析展現了斯大林及其后繼者是如何為了維護政權統(tǒng)治下政治、經濟的穩(wěn)定，而制造和操控著理論并剝奪著人民最低生活保障之外的一切創(chuàng)造物，在國家的權力高壓下，人們疲于應付政策改變對自身安全的影響，以求自保而無力思考。
  文章的內容現在也許不算新鮮，但伯林的分析仍然發(fā)人深省。美好遠景的實現是否真的需要付出眼前巨大痛苦的代價？以史為鑒我們才可能避免苦難的輪回。
•   這書比較專業(yè)。算是一家之言（這一主題有不少一家之言）。
  有些資料性內容。
  但一定要與相關俄國（蘇聯(lián)）文化的其它書籍對照看，才能互為補充，不至于形成偏頗的觀點。
•   蘇聯(lián)存在了七十多年后解體了，這是世界歷史的重要事件，特別對于中國來說，蘇聯(lián)的存在具有特殊的意義，他的文化深深影響了中國。因此讀一讀這本西方人寫的關于蘇聯(lián)文化的論述、見聞，對認識這一社會體制下產生的文化影響具有特別的意義。
•   其中的重頭戲以前在期刊上都已讀過，買下此書只是收藏。較之前伯林的譯作，此書更為輕松，為散文而非學術之作。對阿赫瑪托娃等有興趣的文人們，從中可獲得不少談資。要想對伯林的自由主義有進一步的理解，看來還得等他的新譯問世。
•   書得封面和印刷都還不錯，只是內容比較晦澀枯燥，或許是因為對蘇聯(lián)文化比較陌生吧
•   本書寫得比較公允，對了解真實的蘇聯(lián)，提供了又一個認識角度。
•   這本書的中譯本已經晚來了許多年——畢竟，蘇聯(lián)時代早已化為塵土，
•   蘇聯(lián)的過去是我們深思的財富
•   內容冷僻，但對想了解蘇俄時期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tài)倒是很難得。這類書的受眾群體不是很大，喜歡看通俗小說、言情小說、口水小說和看圖說話讀物的讀者請謹慎購買，免得浪費金錢。
•   伯林寫的一本通俗小冊子，術后有大量附錄，有些不值。內容還是不錯的。
•   因為此前已經看過《伯林傳》和《伯林談話錄》，所以對書中內容相對比較熟悉。
  總體而言，伯林的東西還是很值得讀一讀，況且講的也不艱澀，還是挺有啟發(fā)性的
•   剛買還沒來得及看，最開始是帕斯捷爾納克的原因才購買這本書，但是現在看來似乎有點不一樣了，值得各位獨立思想者欣賞~
•   前面幾篇文章敘述的比較多，只有人為辯證法和蘇俄文化這兩篇的理論趣味較強
•   書蠻好的，看俄國的歷史實際上就是看我們自己。
  就是語言有些拗口，不知道是原作者本來的問題還是翻譯的問題。
•   這本書，其實寫的很真切，但是人民有些復雜，要很認真去看書，通?？吹揭粋€陌生的人民去翻后面的資料，有時伴隨著幾個人陌生人名，了解完他們的介紹之后，回過頭來又容易忘記剛剛最初看的什么。。。。
•   無疑，中國人現在最缺乏的就是信仰與獨立思考。我們總是從屬于某種固有的社會價值體系或評判標準，比如馬克思主義。而不去思考它存在的合理性，只是盲目的跟隨與服從，喪失了自我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只是作為某種工具存在而存在，但是一個完整的社會需要特立獨行、獨立思考。因此，我們需要做點什么
•   從文學的角度揭露專制的荒謬
•   還沒看內容，主要是因為是人文社會譯叢就買了，很喜歡這一系列的書，又不是很貴，先收藏著。
•   翻譯確實很到位，但書的紙質、包裝太寒磣。話說回來，這樣冷門的書有人慧眼識珠已經很難得了。
•   買來研究世界歷史的，很有用
•   還沒有認真看完
•   總體不錯吧
  還沒開看
•   名著啊，有思想。
•   給爸爸買的書 他很喜歡
•   書還沒看，感覺是正版的。不錯。
•   從我們的視角選擇的書籍，還是能看的。
•   可以讓我們了解過去的文化
•   沒來得及看，無法評論
•   書名很吸引人，但總體令人失望，只有《蘇俄文化》等極少數幾篇文章還值得一讀。其實，柏林本人在生前就不太看重這些文章。無奈其顯赫的名聲，這個集子還是在他死后出版了。
•   對“蘇聯(lián)心靈”有如此深刻獨到的見解，在西方學者里實屬鳳毛麟角。特別是他與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的會談更為世界知識界留下了及其珍貴的精神遺產。偉大心靈之間的交流，碰撞，結出了巨大思想的碩果。感謝伯林。
•   與紀德訪蘇歸來中游記式的表象批判不同，柏林對俄國政治文化的深入剖析與批判可謂相當客觀與透徹，對照本朝亦頗多可鑒之處。
•   本書收集的文章記述了伯林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前后，兩次出訪蘇聯(lián)的經歷和感受，以及對于蘇聯(lián)政治體制、政府目標及實現手段的分析。個人感覺《人為的辯證法》和《蘇俄文化》兩篇文章是其中的精華。當歷史唯物主義與自然辯證法理論和現實不符合時，人們究竟應該尊重事實而反省理論，還是人為的“創(chuàng)造”歷史去適應理論的前提？是公民自己選擇，還是由獨裁者代表國家替公民作出選擇？伯林為我們分析展現了斯大林及其后繼者是如何為了維護政權統(tǒng)治下政治、經濟的穩(wěn)定，而制造和操控著理論并剝奪著人民最低生活保障之外的一切創(chuàng)造物，在國家的權力高壓下，人們疲于應付政策改變對自身安全的影響，以求自保而無力思考。文章的內容現在也許不算新鮮，但伯林的分析仍然發(fā)人深省。美好遠景的實現是否真的需要付出眼前巨大痛苦的代價？以史為鑒我們才可能避免苦難的輪回。
•   這段歷史我覺得稱之為20世紀俄羅斯的黑暗時代是不為過的，人們猶如黑暗中的狙蟲在腐爛的土壤中尋求一絲生存的縫隙，不知該是為他們能幸存下來感到慶幸還是為他們的悲痛命運感到哀傷……
•   如題。但長句略顯艱澀。
•   以賽亞柏林的書，讀來真的沒錯??！挺喜歡的??！版本也不錯！
•   一氣看下來的，很過癮，無論思想內容或譯文，都令人耳目為之一洗塵埃。
•   這作者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典型走狗文人，這書是一本標準的黑書，是完全的污蔑和中傷！此書別有用心地把帕斯捷爾納克捧到“俄羅斯文學史上所謂‘白銀時代’的最后一位也是其中最偉大的一位代表”、“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俄羅斯作家”這樣一個不適當的高度。同時把斯大林時期的蘇聯(lián)文化事業(yè)抹得一團漆黑，竟說什么“從1932年到1945年，實際上到1955年，毫不過分地說，在俄國幾乎沒... 閱讀更多
•   很喜歡伯林的書，很有思想。。
•   如題，這部書是伯林一些文章的合輯，如讀者不了解蘇聯(lián)當時的文藝發(fā)展狀況，怕是讀完會一頭霧水罷。
•   看到一半送人了，好多俄國的作家和詩人的名字，都沒記住
•   非常好的一本書，讓人學到很多歷史方面的知識
•   蘇聯(lián)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
•   俄國文化
•   這套書質量沒得說
•   了解蘇聯(lián)的一個窗口
•   　　《蘇聯(lián)的心靈》 這本書還有一個副標題——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然而，這絕不僅僅是一本文化評論。作為對俄羅斯這個國家的許多方面富有獨到見地的觀察家，柏林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共產主義時代俄羅斯文化的報告，一部蘇聯(lián)知識分子的肖像集，而且入木三分地分析了斯大林體制為何能夠控制擁有獨立自由精神的知識分子和純真善良的民眾。他對自由民主的歷史進程能否在蘇聯(lián)很快將極權專制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持一種悲觀態(tài)度，他不相信歷史必然性，認為極權專制“未必注定要失敗”，他預言殘酷無情的體制能在蘇聯(lián)繼續(xù)維持很長時間。然而，與蘇聯(lián)知識分子精英的交往和在蘇聯(lián)訪問期間對蘇聯(lián)普通民眾的觀察，又讓他看到了最深黑暗中的光亮：即使是在如此摧殘文化和藝術的體制下，仍然存在那些沒有淪為文學官僚的真正的知識精英，他們竭力保持尚未泯滅的文藝良心；而被經典喂養(yǎng)大的蘇聯(lián)民眾也沒有被體制改造，仍然保持了俄羅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對道德、知識和藝術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渴望。這讓柏林在悲觀中依然保持對蘇聯(lián)未來的信心，對它的潛能，對它未來可能出現的偉大復興充滿真誠的期待。
  　　
  　　一、柏林的悲觀：極權專制未必注定滅亡
  　　
  　　柏林反對歷史必然性，堅持有多種可能，他是一位多元主義者，歷史必然往一個方向發(fā)展，在他看來是一種“一元論”。因此，在預測蘇聯(lián)體制的未來時，他從不認為其必然終結，而認為“未必注定要失敗”，即使是在蘇聯(lián)解體的1989年，他仍然提醒人們“出現一種新的野蠻狀態(tài)并非沒有可能”。
  　　柏林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預言，是因為他觀察到蘇聯(lián)社會實際上不是靠馬克思主義理想，而是是靠一套統(tǒng)治術在駕馭，只要最高統(tǒng)治者嫻熟操作這套統(tǒng)治術，蘇聯(lián)社會這部機器就能保持它的運轉。
  　　這套統(tǒng)治術就是斯大林發(fā)明的“人為的辯證法”。柏林這樣闡釋它：任何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政權都會面臨兩種威脅，一是狂熱，一是冷漠。所謂狂熱，是指革命勝利后，勝利者很快發(fā)現革命并沒有解決所有問題，最神圣的目標尚未實現。因此，他們開始尋找原因，認為有些人必須受到指責，有的人對革命缺乏熱情，還有人暗中破壞甚至背叛革命。結果，許多人因為沒有做到事實上任何人在現實中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遭到懲罰。這個過程一旦開始，就不會自動停止，日益形成人人互相猜疑互相指責，以牙還牙的可怕局面，最終整個體制在幾乎波及所有人的瘋狂獵殺異端所引起的動蕩中開始瓦解。所謂冷漠，即革命后的厭倦與懈怠。革命最初的心氣一過，熱情減弱，動力不那么強烈和純粹，對英雄主義、犧牲精神、獻出生命和財產產生厭惡，正常的習慣又重新恢復，一開始那種大膽而又驕傲的試驗氣魄將慢慢減退，并最終在卑鄙的腐敗和墮落中消失殆盡。它經常標志著革命階段的終結?！叭藶榈霓q證法”就是斯大林為了克服這兩大威脅而發(fā)明的?！八皇亲寶v史按照辯證的螺旋曲線上下波動，而是要將這一過程置于人的掌控之下”，在冷漠與狂熱這一對辯證兩極之間找到平衡的方法。因此，蘇聯(lián)忽左忽右的政策的實質是：最高統(tǒng)治者（當時是斯大林）準確把握時機，使出恰到好處的作用力，把政治和社會的鐘擺擺向任何他想要的結果。
  　　根據“人為的辯證法”，斯大林時而調動社會的狂熱——清洗、迫害，獵殺異端，當整部國家機器快要因此陷于癱瘓時，又迅速制止狂熱的人們，開始批評那些始作俑者是些喪心病狂的極端分子?？駸岱肿颖恢缚匦袨檫^頭，壓迫人民，“反清洗”開始。人民開始經歷一段相對輕松自由的時期。隨后，當出現一些跡象，讓斯大林感到約束放得太松了的時候，又將開始重新主張純潔和正統(tǒng)，嚴禁任何懷疑，新的循環(huán)又將開始。在斯大林的操作下，蘇聯(lián)社會就像一部機器，時而放松，時而收緊，來保持它的運轉。
  　　那么，蘇聯(lián)人民為什么能夠忍受人為的辯證法對他們的擺弄，過著這樣沒有安全感的生活。柏林指出，當社會機器由緊向松釋放的時候，當革命的狂熱被制止而自由相對被給予的時候，人民就會對政府充滿感激。那些逃過一劫的人長舒了一口氣；迸發(fā)出一片由衷的贊譽之聲。一度在大屠殺中有過動搖的，對善良、智慧、洞悉一切的領袖的信仰又會得以重新確立。 整個社會“到處充滿了樂觀、感激，到處都在談論著統(tǒng)治者的英明，因為他們已經看到那些不可靠的官員的‘過分行為’，到處期盼著更多的自由，一派融冰的氣象；生產一躍而上，政府因回歸到從前那更寬容的理念而受到贊譽，一段相對幸福的時光開始了?！保ǖ?39-140頁）可見，只要統(tǒng)治者“實行的是一種迂回的路線”，讓人民“在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之外還能有些短暫的喘息”，“他們就能夠在生活中找到還能——僅僅是還能——忍受并繼續(xù)生活、工作甚至享受快樂的理由。”（第112頁）蘇聯(lián)人民盡管經歷了種種苦難，但是，如果集體的苦難產生了博愛和平等呢？而且一個人只要能擁有一些快樂和激情的時刻，真正幸福的時刻，那么就可以忍受最嚴酷和最沒有尊嚴的環(huán)境。在柏林與編輯的通信中，他進一步解釋：蘇聯(lián)公民過的是一種類似軍隊一樣的生活，“一旦軍隊生活的條件和軍隊的紀律被強制實行，人們忍耐這種體制的時間比起待在表面上看起來更舒適更愜意的國家還要長得驚人；如果他們沒有真切地體驗過被殺戮或被傷害，農業(yè)人口對于對他們人身的統(tǒng)治或專橫很少會表現出反抗的傾向?！保ā毒幷咝蜓浴返?5頁）柏林認為，緊張的生活能夠避免因過分悠閑而引發(fā)的問題，而“因緊張而發(fā)生斷裂的可能性，在一個一切服從于一條僵化路線的體制里，比起一個將根本責任置于一幫神經緊張、手忙腳亂的警察手中的體制要小”。
  　　基于以上分析，柏林預言“盡管斯大林統(tǒng)治時期壓抑、專橫而又殘忍，但在此期間發(fā)生顛覆和叛亂的可能性比后斯大林時期要小。”（《編者序言》第26頁）那么，在斯大林之后呢？蘇聯(lián)體制會不會崩潰？柏林認為，“只要蘇聯(lián)的統(tǒng)治者將這種操控統(tǒng)治機器的技巧傳承下來……內部的崩潰看起來就不可能發(fā)生……當蘇聯(lián)政府很明顯還保持著充分的政治敏感性，這場對一個永久軍事化國家進行的實驗，從一個長期的歷史階段來看，就遠還沒有到達它的終點……絕不要低估了它的成就和活力。它的未來可能還不明確，甚至不穩(wěn)定；它還可能犯錯、翻船或發(fā)生漸變或劇變；但不見得一定會滅亡……”（第113頁）
  　　柏林寫這篇文章 時，“人為的辯證法”正為發(fā)明創(chuàng)造它的本人，即斯大林所運用，在柏林看來這是蘇聯(lián)最穩(wěn)定最不會被顛覆的時代，因為斯大林對這套統(tǒng)治術的運用，對火候的掌握是如此老練。但是，他尚不能預言斯大林去世后，極權體制是否會崩潰。他只是確定，“最高統(tǒng)帥斯大林的去世遲早將會在蘇聯(lián)各項事務中造成危機——一場比列寧的逝世還要更嚴重的危機?！保ǖ?11頁）后來，在他寫作《蘇俄文化》 時，斯大林已經去世五年，柏林得以觀察“人為的辯證法”是否被斯大林的繼承者嫻熟操作?！斑^去的五年間，蘇聯(lián)統(tǒng)治者按照嚴格的順序依次發(fā)起了一系列‘自由的’或鎮(zhèn)壓的運動，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雖然操作得不再像斯大林那樣精妙嫻熟，但其操作模式之規(guī)范，絕非無意為之。作者提出的這套假設原本只是用來解釋斯大林本人的統(tǒng)治方法，現在看來也適用于他的繼承者?！保ǖ?40頁）
  　　柏林因此進一步肯定了他一貫的看法：極權專制未必注定滅亡。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柏林仍然堅持這種觀點，“要想在莫斯科發(fā)生我們今天所謂的‘政權更替’這樣的事情，除非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導言》第6頁）甚至，在蘇聯(lián)解體時，他仍然不忘了提醒“出現一種新的專制主義并非沒有可能”，“但愿我們能夠肯定不會再有反復，特別是在蘇聯(lián)”。（第157頁）
  　　
  　　二、極權社會中的知識階層
  　　
  　　在靠“人為的辯證法”來運轉的極權社會中，知識階層的命運受到兩個方面的操控。
  　　第一，是“人為的辯證法”本身，它費盡心機的左搖右擺路線，不斷的“清洗”與“反清洗”，耗盡了知識分子的心智，令他們無法專心創(chuàng)作。
  　　“人為的辯證法”是如何達到控制知識分子的效果的？柏林這樣分析，知識分子的職業(yè)要求他們公開表達自己的立場，因此他們的前途乃至命運取決于他們能夠迅速而又準確地使自己適應路線的搖擺，適應這個變化多端的政權千變萬化的政策。那么，當知識分子單純維生的機會都已經要靠不斷地積極支持荒謬的政策，與道德相悖的原則時；當他們的整個心智不停地在操心如何從一個位置轉到另一個位置時；當他們的道德品質經受著必須向無數個反復無常變化莫測的神低頭的考驗時；當他們稍有疏忽、懈怠或者錯誤都會付出高昂代價時，那么他們就越來越不可能考慮自己的想法，不可能遁入使自己秘密地保持異見和精神獨立、探求自己真正信仰的內心世界。（第141頁）正是因此，“人為的辯證法”成功地使俄國知識階層對政府絕對地俯首帖耳，毫無怨言地忍受降臨到他們身上的苦難。他們流血犧牲，為整個革命運動播下了種子，為勝利起了如此突出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而當革命應該帶來的更自由的社會遭到摧毀時，他們也沒有大聲疾呼，一片沉默和完全的屈從。
  　　第二，是“人為的辯證法”所塑造的一批阿諛奉承趨炎附勢的統(tǒng)治者，他們天生仇視教養(yǎng)與文雅，成為對知識分子實行迫害的直接執(zhí)行者。
  　　“人為的辯證法”要求官僚們是一批善于揣測高層路線的人，因而使一批趨炎附勢的市儈成為了統(tǒng)治者。他們粗俗，虛偽，最大的能力是瞟一眼就能明白上司實際需要的能力，每次黨的表述發(fā)生重大變化時，他們臉上都出現特有的表情?？上攵?，這樣的統(tǒng)治者天性討厭文雅，討厭文明的舉止，因而討厭知識階層，內心懷著對中產階級教養(yǎng)的積怨。他們對知識分子既從經濟上進行剝削，又在人格上進行侮辱，同時還要求他們進步、創(chuàng)作，與西方的同行競爭并超越他們。（第121頁）他們面對知識分子很不自在，因為知識分子在社會地位、知識涵養(yǎng)方面令其自卑。他們是一幫左右著蘇聯(lián)命運的大老粗，對知識分子懷有深深的猜疑。同時他們又覺得，偉大的民族必須擁有重量級的教授，杰出的藝術家和充分的文學作為裝飾。因此他們給予那些行業(yè)的最高從業(yè)者很高的薪水，但出于自身深深妒忌的自卑感，又難以抑制威嚇他們的沖動，難以擺脫羞辱他們的誘惑，當他們稍微表現出獨立精神或希望保護尊嚴的跡象時，就會迫使他們記住身上拴著的鎖鏈。
  　　正是因為蘇聯(lián)社會被“人為的辯證法”和它所塑造的這批統(tǒng)治者所操縱，所以許多忠心愛國的知識分子遭到不幸。最終的結果是，蘇聯(lián)知識階層成了一群真正有教養(yǎng)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滅且通常天賦超群，但被嚇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對政治不聞不問的“專家”。
  　　如果柏林僅分析到這里，那么他還不至于成為最杰出的觀察家，難得的是，柏林還看到了極權社會中知識分子仍然能獲得的某種快樂，看到了他們?yōu)槭裁茨軌蛉淌苋绱丝嚯y的生活。他觀察到，無論如何，被認為具有價值的知識分子在物質生活上是無憂的，他們受到大眾的崇拜和信任，社會地位很高?！耙晃怀晒Φ脑娙丝梢缘玫絿业馁Y助，而且待遇相對來說還要比一般的蘇聯(lián)國家公務員好?！保ǖ?4頁）他深入地分析道：“雖然那些有創(chuàng)造力的藝術家遭到了俄國歷史上空前的禁錮，但……這確實給了藝術家一種感覺……無論如何，黨和國家總的來說對他們的工作還是高度關注的……藝術家還是被看作可以發(fā)揮很大影響的重要人物……如果拋開所有的恐怖、奴役和羞辱不說，這種體制對他的刺激遠比那些生活在資產階級國家，相對來說遭到忽視的藝術家同行所能受到的刺激要大得多。”（第24頁）而苦難或許也真的煉就了一批偉大的人，催生了地獄之花一般的優(yōu)秀作品。比如曼德爾斯塔姆，他的一些最具諷刺力量和最文雅的詩歌是在他被流放和迫害的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創(chuàng)作的。柏林就此評論道：盡管專制政府制造出所謂的國內流亡者，但他們卻能像苦中作樂的生人一樣，使自己超然于那個人間地獄，以流放生活本身為素材，建構自己安謐的內心世界。（第45頁）
  　　
  　　三、發(fā)現蘇聯(lián)的心靈
  　　
  　　1945年，柏林訪問列寧格勒，由于列寧格勒的政治環(huán)境相對寬松，與外國人接觸不需要那么謹慎，柏林得以與當地作家交談。其中包括著名的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
  　　柏林最想見到的人是帕斯捷爾納克，他清晰地記述了他和帕斯捷爾納克見面的情形，生動描述了帕斯捷爾納克的外表、聲音、儀態(tài)，向讀者展現了帕斯捷爾納克的談吐和個性特征。柏林感受到帕斯捷爾納克是一位深愛俄羅斯的作家，他擁有“扎根于俄國土地上的真正的俄國作家的情懷”，他甚至反感自己的猶太血統(tǒng)，“他希望猶太人不要再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第60頁）他“心甘情愿包容祖國的所有缺點，除了斯大林的野蠻統(tǒng)治”，“他把1945年看作是黎明前的黑暗，睜大雙眼來發(fā)現那黑暗中的晨曦……他相信自己將于俄羅斯民族的精神生活交融在一起，共同分擔她的恐懼，分享她的希望和夢想……表達出她的心聲?！彼麑Χ砹_斯的偉大復興抱有希望，而把背叛、清洗、大屠殺、戰(zhàn)爭，看成是“實現某種不可避免的、前所未聞的精神勝利的必要前奏。”（第64-65頁）
  　　同樣，阿赫瑪托娃也深深眷戀著蘇聯(lián)，“無論將遭受怎樣的苦難，她也絕不拋棄她的祖國?！保ǖ?6頁）“無論什么在俄國等著她，她都會回去。蘇聯(lián)政體不過是她的祖國的現行體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長眠于此。作為一個俄國人就應如此。”（第78頁）“她從未公開地，或對我私下地說過一句反蘇聯(lián)政府的話。”（第82頁）這使柏林認識到，蘇聯(lián)的知識分子“渴望去西方訪問，但如果這意味著他們再也不能回國，他們也不會去。”
  　　柏林說，“我與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和安娜.阿赫瑪托娃的會面和談話，對他們簡直無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處境以及他們所遭受的對待的認識，還有我得以和他們兩人建立起來的私人關系甚至是友誼，都深深地影響了我并根本改變了我的觀念?！彼麤]有說明他的什么觀念，如何發(fā)生了改變，但我們有理由相信，正是與這批真正的俄羅斯知識精英的接觸，讓柏林發(fā)現了蘇聯(lián)偉大的心靈尚未泯滅，“如此殘忍的意識形態(tài)論爭，惴惴不安地不知道會因支持哪一方面而被定罪遭到清洗，也給知識界帶來了一種嚴酷的生命力”（第6頁）那些在大清洗中幸存下來的，以及那些不向國家卑躬屈膝、竭力保持自身自由的著名作家，比那些正統(tǒng)的蘇聯(lián)作家更深沉地愛著祖國。
  　　
  　　另一個打動柏林的是蘇聯(lián)人民。柏林觀察發(fā)現，他們沒有被“人為的辯證法”改造成“新的人類”，而是繼承了蘇聯(lián)民族的傳統(tǒng)基因，煥發(fā)著普通人的魅力。“在他們身上體現著某些俄羅斯傳統(tǒng)的性格特征，他們是偉大的小說家和短篇小說家描寫的那類俄國人形象最純真的原型”（第122頁）。
  　　他們是一群對文學和藝術充滿了熱情和渴望的蘇聯(lián)人民。當時的俄國，年輕一代的作家輕率幼稚，從粗糙呆板的正統(tǒng)作品到充滿大量文學技巧的文章無所不寫，不可能誕生真正的藝術作品，但是，小說和詩歌，不論好壞，一出版就立即被銷售一空并四處傳播。人滿為患的書店貨架上總是供不應求，甚至像《真理報》和《消息報》這樣的報紙在報亭待不了多久很快被銷售一空。（第21頁）這些事實讓柏林感嘆：“今天或許還沒有哪個國家，她的詩歌，不管是新的還是老的，優(yōu)秀的還是微不足道的，銷量會有蘇聯(lián)那么好，閱讀的熱情會有蘇聯(lián)那么高。”至于戲劇、歌劇等藝術表演，也同文學一樣令公眾如饑似渴，各家小劇場致力于搜尋不涉及政治的娛樂節(jié)目，盡管表演算不上精致，但卻大受歡迎，因為它與蘇聯(lián)日常單調乏味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疤K聯(lián)的讀者和蘇聯(lián)的戲劇觀眾那孩子般的饑渴和熱情，或許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無法比擬的。整個蘇聯(lián)擁有遍及各處的國立劇場和歌劇院以及地方出版社……為了滿足大眾極其真切而又無法得到滿足的需求?！保ǖ?0頁）
  　　作為觀眾，他們身上還保存著一種與生俱來的可貴特質，即仍然用聰明伶俐的小孩那種機敏的想象和無邪的眼睛來看待這個世界。當一出莎士比亞或格里鮑耶陀夫的戲劇上演時，他們很容易為舞臺上的表演所觸動，就好像演的是當代生活一樣；演員所說的臺詞馬上會引來贊成或不贊成的低聲議論，而且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變得激動；前線的士兵經常地將他們的上司與蘇聯(lián)愛國主義小說中常見的英雄進行比較。這種可貴的品質，使他們成為小說家、劇作家和詩人心中理想的公眾。這使柏林不得不相信，蘇聯(lián)社會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即便是最低產的種子似乎也能在上面迅速而又繁茂地生根發(fā)芽，不可能不產生藝術家。”（第21頁）
  　　那么，柏林發(fā)現的“蘇聯(lián)的心靈”，就不僅僅是指像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那樣一批偉大的作家，也包括了這些對藝術如饑似渴的，對藝術的品味具有幾乎是與生俱來的辨別力的蘇聯(lián)人民，他們是藝術家心中理想的公眾，他們是催生藝術家的土壤。
  　　
  　　四、柏林的期待：蘇聯(lián)民族與文化的復興
  　　
  　　發(fā)現了“蘇聯(lián)的心靈”，令柏林對蘇聯(lián)民族與文化的復興充滿信心與期待。在給倫敦的外交部寫的一篇報道中，他表達了這種情感：期待偉大而又充滿活力的俄羅斯文化將經受住甚至最終戰(zhàn)勝那些由“極為可恨的專制制度”所帶來的一切“錯誤、荒謬、罪惡乃至災難”。（《導言》第5頁）在《斯大林統(tǒng)治下的俄羅斯藝術》一文中，他充滿信心地說：“如果高高在上的政府操控有所改變，如果允許藝術家有更大的表達自由的話，那么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在這樣一個對藝術創(chuàng)作如此饑渴的社會，在這樣一個仍然如此渴望體驗，仍然如此年輕，對一切看起來新鮮乃至真實的事物如此著迷的國家，總之一個擁有無窮的生命力，能夠掃除各種戕害文化的荒誕事物、獲得輝煌的藝術的國家，不會在將來的哪一天重新復活?！保ǖ?1頁）
  　　柏林懷著這種期待繼續(xù)關注和觀察蘇聯(lián)。1958年，《日瓦戈醫(yī)生》在英國出版，10月，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柏林隨后寫了《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再次飽含深情地回憶并描繪了這位偉大的蘇聯(lián)作家的肖像。
  　　1965年，一本討論曼德爾斯塔姆作品的書面世，柏林就此寫下了《一位偉大的俄羅斯作家》。向我們展現了一個羞怯而又容易受到驚訝卻具備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敢于寫詩諷刺斯大林的純粹詩人。曾經，官方的封殺使他湮沒無聞，成為一個無名之輩。對其身心的迫害直到他在集中營死去才停止。這本書的出版顯然讓柏林看到了一種樂觀的前景，也許“曼德爾斯塔姆與一度被忽視的葉賽寧一樣，也將完全恢復其真實的面目”，“或許他也會像其他‘被埋沒的大師’一樣被允許重見天日?！保ǖ?6頁）
  　　1989年，蘇聯(lián)解體，柏林表現出的興奮與驚喜卻并非出于對蘇聯(lián)正向民主自由邁進的絕對肯定，而是出于這樣一個發(fā)現：蘇聯(lián)的知識分子階層，在經歷了那段恐怖的歷史后，在瓦礫和灰燼中幸存了下來，在共產主義體制時期，知識階層不同程度地被系統(tǒng)瓦解了，但并沒有完全消滅。柏林見到了許多蘇聯(lián)年輕的公民，“他們看起來繼承了老一代知識分子的道德品質、正直的思想、敏銳的想象力和極強的個人魅力?！保ǖ?59頁）他驚喜地發(fā)現，“俄國的知識階層運動遠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它延續(xù)到現在，并正在恢復昔日的活力和自由?！彼臒崆槠诖憾砹_斯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們擁有“無窮的創(chuàng)造力，一旦他們獲得自由，說不準他們會給世界帶來什么驚喜呢?！保ǖ?60頁）
  　　正是不死的“蘇聯(lián)的心靈”，讓柏林在預言未來時盡管仍然保持慣有的帶著悲觀色彩的“多元主義”——“出現一種新的專制主義并非沒有可能”，“但愿我們能夠肯定不會再有反復，特別是在蘇聯(lián)”，卻還是表現了更多的樂觀——“目前還看不到有任何跡象出現新的專制主義”，“邪惡終將被戰(zhàn)勝，奴役正走向滅亡，人類有理由為這一切感到自豪。”（第160頁）
  　　
  　　
•   　　蔣介石為何在大陸沒搞土改？ 戴笠被誰在飛機暗殺的 透過土地改革，毛澤東和共產黨賦予中國一個全新的下層結構。從此稅可以征收，國家資源比較容易管理，國家行政的中間階層比較容易和被管理者溝通，不像以前從滿清宮廷派來的大官。在這方面，革命讓中國產生某種新力量和新個性，這是蔣介石政府無法做到的。下層結構還在原型階段，顯然未來需要修正。在此同時，這個驚天動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熱——人類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財產重分配和集體化——似乎一直持續(xù)，直到文化大革命為止 斯為何要以基洛夫之死為借口，開始清洗 赫魯曉夫 偉大的改革家？ 為何失敗了？ 怎么評價他是非
  　　　　
  　　　　
  　　　　廚房辯論說社會xx好
  　　　　
  　　　　古巴危機后又主動親西方妥協(xié)
  　　　　
  　　　　矛盾的人
•   　　想要了解蘇聯(lián)，必然繞不開以賽亞.伯林。在伯林那里，有研究蘇聯(lián)的要素和天賦，他是英國人，但出生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國，他能夠熟練用俄語進行閱讀和書寫，他是少數幾個能夠在斯大林時代進入蘇聯(lián)生活一段時間的外交官員，他與當時蘇聯(lián)的幾位作家建立了私人友誼，包括阿赫瑪托娃以及帕斯捷爾納克，另外他也與蘇聯(lián)官員、市民進行了交流，他的文章非常有洞穿力，能夠拆穿形式直指本質，一針見血，他的文章概括力很強，能抽取出簡練的縝密的邏輯，在博學深思的基礎上，他能夠避免大多數的迷惑性的說辭，他在描述與阿赫瑪托娃在列寧格勒的會面時，卻非常細膩地試圖寫下他和阿赫瑪托娃的所有對話，阿赫瑪托娃的所有舉止，以及她的高貴，這時的阿赫瑪托娃已經是一頭白發(fā)，我依然記得當伯林問到曼德爾施塔姆時阿赫瑪托娃的沉默，曼德爾施塔姆可能是這群人最悲痛的記憶，而帕斯捷爾納克最在意的，則是認為外界以為他能夠挺過最恐怖的時期是因為向政府妥協(xié)而耿耿于懷，而在伯林看來，帕斯捷爾納克不可能向任何他不認同的一方妥協(xié)，相反他在將《日瓦戈醫(yī)生》交給意大利編輯出版時所擁有的勇氣幾乎是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中的無法企及的。
  　　
  　　伯林的文章實在厲害！在我暫時窄小的閱讀范圍看來，只有昆德拉能讓我有同樣的嘆服。不過慚愧的是，我第一次翻開這本書，是在去成都的飛機上，起飛之后不久，如今也向另一本《倒轉紅輪》一樣延續(xù)的這么長的時間。伯林和昆德拉，我想是要再次閱讀的。突然想到那天參加的一個講座，說到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時，我心里澎湃的不行，我立誓一定在退休后好好加強古文功底。伯林說到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之間巨大的不同，以及統(tǒng)治者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及其原因的描述，我都領受很深，就再大的范圍來說，伯林的文章在大陸人讀來，一定都會有普遍的感同。伯林說到馬克思主義在蘇聯(lián)后期的尷尬地位，其實大約是在斯大林時期開始，即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簡化的哲學術語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東西，但是人們普遍對它抱著的是一種無所謂的態(tài)度，作為被統(tǒng)治者，沒有人認真看待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而統(tǒng)治者是否真的信仰這些，也是存疑的，但有一點卻是同樣的，那就是官員總要想方設法引用那些意識形態(tài)詞匯，想方設法得到升遷。于是，馬克思主義在蘇聯(lián)，到底是什么作用，似乎僅剩的作用就是一種沒有實際意義的官方前綴、后綴。這在中國，何其相似。
  　　
  　　現在中國有不少認真出版，正直良善的出版社，譯林出版社是其中的重要成員。劉東主編的這套譯著叢書，非常精致精彩，劉東在序言中的最后一句話表明叢書出版的志，我印象很深：“在作者、編者和讀者間初步形成的這種‘良性循環(huán)’景象，作為整個社會多元分化進程的縮影，偏巧正跟我們的國運連在一起，如果我們至少眼下尚無理由否認，今后中國歷史的主要變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陸知識階層的一念之中，那么我們就總還有權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鄉(xiāng)，中華民族其實就靠這么寫著讀著，而默默修持著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戰(zhàn)著自身的極限！”惟愿認同此道者日眾，則華夏一族雖歷經劫難，終不致因我輩而淪為文化小國。
•   　　手段對目的的長久背叛——《蘇聯(lián)的心靈》
  　　　　 （馬新課程讀書報告）
  　　
  　　在《蘇聯(lián)的心靈》中，伯林將宏大敘事的歷史與典型個人的經歷、親眼所見的社會現象與嚴謹深刻的政治哲學思想結合起來，論述了蘇聯(lián)知識階層的廣闊面貌及造成其境況的原因。
  　　　　
  　　本書最重要的兩個章節(jié)無疑是“人為的辯證法”和“蘇俄文化”，其他的章節(jié)或對蘇聯(lián)歷史政治文化進行精準描述與概括（斯大林統(tǒng)治下的俄羅斯藝術、蘇聯(lián)為什么選擇隔離自己、不死的俄國知識階層），或記述出訪蘇聯(lián)的所見所聞（訪問列寧格勒、在蘇聯(lián)的四個星期），或回憶作為精英知識分子的蘇聯(lián)友人（一位偉大的俄羅斯作家、與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的交談、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但它們所反映的重要思想已基本涵蓋在這兩篇之中。在此，筆者將主要著眼于這兩篇文章對本書所表達的內容進行粗淺的探討。
  　　　　
  　　如果說《第三帝國的興亡》闡明納粹德國的狂熱導致自我毀滅，《舊制度與大革命》揭示法國大革命冷卻后舊弊復萌，那么《蘇聯(lián)的心靈》則向我們展示了斯大林所走的第三條路——“人為的辯證法”。伯林總結了蘇聯(lián)政策的一種特點：她的宣傳、外交政策總是搖擺不定，在兩個極端之間有規(guī)律地來回波動。既而他揭示了蘇聯(lián)政策的秘密，這種政策與它那種平靜與危機相互交替的歷史模式是分不開的。雖然辯證法在他們看來是永恒的真理，但自然本身有時候也會失靈，因此必須稍加調整以使她的發(fā)展更加接近正軌，人類的技巧將被用來幫助宇宙更嚴格地按照自身的“內在規(guī)律”來運行。于是革命政權穩(wěn)定下來。
  　　　　
  　　“蘇俄文化”則論述了知識階層在文化被馬克思主義（毋寧說是列寧——斯大林主義）全面滲透的蘇聯(lián)是如何生存的。伯林指出，在這一時期，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蘇聯(lián)知識分子在強大而無孔不入的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欲望之下，不論是否接受了“先進思想”，都被非道德化，淪為宣傳工具或攻擊目標。教育、學術特別是哲學經濟學領域一片蕭條，整個蘇聯(lián)文化呈現出死氣沉沉的景象。雖然如此，伯林仍然暗示讀者，這其中隱藏著某種潛在的希望。
  　　　　
  　　仔細發(fā)掘這兩篇文章，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一種縱貫全書的政治哲學思想，這也是伯林努力試圖為讀者揭示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在思想與歷史的影響之下是如何地逐漸脫離現實，從一個一開始宣揚平等、自由、愛與正義的革命政權淪為一個精通奴役、欺騙、恐怖與罪惡的暴力機器。這本書的大部分章節(jié)都作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那時蘇聯(lián)社會主義與德國納粹的起源與未來仍是百般迷障，也是當時政治哲學界爭論不休的議題：伯林與漢娜·阿倫特，薩特與加繆，海德格爾、馬丁·瓦爾澤與君特·格拉斯……兩大歷史事件持續(xù)展開強勁的道德緯度，緊張而飽滿。蘇聯(lián)社會主義是人的高升還是墮落？很多學者，諸如正統(tǒng)存在主義的代表薩特，結構主義巨擘羅蘭·巴特等人都對蘇聯(lián)心向往之；然而如今這一問題已經基本不再有異議——無疑，是伯林、加繆等人獲得了最終的勝利。這本書將讓讀者明白他是怎樣勝利的。它的內容粗看起來紛亂不堪，然而細細看來，書中處處映射著伯林解剖刀上的閃光。筆者認為，這兩篇文章基本可以歸納為三個論點。
  　　　　
  　　第一點是論述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一元論思想。伯林發(fā)現，在當時的蘇聯(lián)，嚴肅作家的職責首先就是要把他所考慮的問題與某個特定社會在它發(fā)展的特定歷史階段所必然選擇的道路聯(lián)系起來。他們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是相互關聯(lián)的，而且存在著某種在原則上能夠解決這所有問題的理論體系，它是一切道德、生活的根本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歷史唯物主義于是作為一種“理性”與“科學”的信仰稱霸思想界。而伯林恰恰是一位“多元論”者，他認為最能充分體現這種人類終極總體意志的無論是什么，只要認為它存在，由它產生的核心團體都有權干預一切。真理只可能有一條，邪惡和錯誤才會多種多樣，故正確的生活道路也只可能有一條，個人主義的一切都是錯誤、缺陷和罪惡。這種唯一真理論無論表現得多么理想主義或超凡脫俗，本質上它仍然是極權主義的。
  　　
  　　伯林在論述的過程中一直不忘關心知識階層。他告訴人們，當時的蘇聯(lián)，由于馬克思主義宣稱能根據一套具有“科學”證據的歷史模型來揭示人類的正確目標，知識分子就不被允許去解釋、討論和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各項原理，更不能在新的領域發(fā)展和運用這些原理，而只能將其簡化，對它們的含義采取一種統(tǒng)一的解釋，然后通過一切可以利用的媒體，在一切可能的場合不斷地重復、反復、灌輸這一套完全相同的被核準過的真理。知識分子的使命變成了闡明正確的社會目標，然后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的同胞協(xié)調思想，按照真理的要求行動。統(tǒng)治者宣揚的口號是效率、簡潔、安全，只能做那種正確的事，它能帶來真正永久的普遍的幸福。這是一種傳統(tǒng)的雅各賓派理論，其核心要義甚至可以上溯到柏拉圖——理想國是一個依靠哲學家而建立的最合理、最幸福的烏托邦，現實世界要向理念世界靠攏。只不過，在柏拉圖那里純粹是思辨的問題，在蘇聯(lián)這里被付諸行動。這便是悲劇發(fā)生的最終源頭。
  　　　　
  　　第二點是闡明蘇聯(lián)共產主義思想與現實的脫離。伯林認為，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了一門形而上學，表面上基于歷史的分析，實則拒絕接受一切與之齟齬的事實，而試圖通過強制或說服來確保人們對一整套教條的遵從。事實上，歷史唯物主義從未真正在細節(jié)上與歷史上某個社會或某個歷史時期完全吻合過。蘇聯(lián)統(tǒng)治者顯然也認識到這一點，于是為了符合這種虛構的模式，為了證明一個根本不像自己的社會取得的進步，俄國的現實必須被大刀闊斧地加以改變。為了符合旨在解釋某個社會演進的理論，必須將這個社會活活肢解。馬克思的預言一開始只是描述性的，后來卻變成了規(guī)范。
  　　　　
  　　這一論斷還有很多的論述空間，而此書中伯林并未展開論述。同樣的問題在加繆的著作中也有所表現。加繆在其《反抗者》中的“歷史上的反抗·國家恐怖主義與合理的恐怖”一節(jié)中對此有專門的論述。加繆認為，馬克思的預言遙遙無期，于是人們耐心的希望變成憤怒，不得不尋求其他手段來達到目的。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類似，最初的基督教對純粹的神學理論漠不關心，而當基督降臨的日子遲遲未至，他們便開始著書立說，這不過是代替火熱的希望維持他們的信仰。同樣，馬克思主義為了保持其信念，必須否認現實。馬克思關于經濟危機、資本集中、農民階級、民族問題、無產階級生存狀況、無產階級與中產階級的消長、技術發(fā)展的程度、工人的祖國感的很多看法都被后來復雜的現實證明錯誤了。勞動的合理分工造成了工人們的精神衰竭與無言的絕望，工人社會主義從未做出任何根本的改變，因為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要依賴技術文明的原則，資本主義為積累資本而壓迫無產者的邪惡循環(huán)，在社會主義的集團里也同樣會出現。
  　　
  　　第三點是蘇聯(lián)革命的結果與目的走向悖反。這正是前兩個論點的必然的邏輯展開。伯林的觀點可謂一針見血、振聾發(fā)聵：馬克思主義者眾口一詞地歸咎于資本主義的大多數典型的罪惡，只有在蘇聯(lián)自己身上才能找到它們最純粹的表現。沒有哪一個社會像蘇聯(lián)的工人階級一樣受到他們的統(tǒng)治者如此長期、系統(tǒng)而又公開的“剝削”。統(tǒng)治者們或許還像傳統(tǒng)的俄國官僚和世界各地的某些政治操縱者和掌權者一樣，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官方學說，乃至對他們自己關于外部世界的教條通常抱有一種懷疑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誠然他們確實堅持某種極為簡化的馬克思主義主張，但他們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范疇來思考的，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初目的和價值，更不是最終的理想：個人的自由、創(chuàng)造力的解放和普遍的滿足等等。
  　　　　
  　　伯林認為斯大林開創(chuàng)的人為辯證法是一種能夠“彌補”自然和歷史的不確定性并長期維持內在驅動力的有效工具。它迫使蘇聯(lián)政府采取一種左右搖擺的路線，給全體人民制造了一種持續(xù)緊張的局面。他認為蘇聯(lián)的體制盡管還達不到能夠自我驅動的程度，但確實看不出有任何自我毀滅的跡象。圍繞總路線的搖擺避免了反抗與消極兩種極端的產生，只要蘇聯(lián)的統(tǒng)治者將這種操縱術繼承下來，并能夠繼續(xù)從秘密警察那里獲得足夠的情報，內部的崩潰看起來就不可能發(fā)生。這是一種既能自動運行而又無所不能的操縱人的工具，既能摧垮人的意志，又能發(fā)掘人們進行有組織生產的最大潛能，這正是那些資本主義剝削者夢寐以求的東西。
  　　　　
  　　于是，蘇聯(lián)社會主義不僅具備了資本主義的眾多弊病，在事實上更舍棄了最初的目的。人們看到新的斯大林主義的手段與墨索里尼所宣揚的那套非常相似：都強調忠誠、干勁、服從和紀律。歷史所經歷的最大革命的最大矛盾在于，它所追求的正義要通過無休止的非正義與暴力手段來實現。為了歷史的利益，必須否定歷史所有的偉大之處，否定現存的一切，強制性地帶領所有人走向虛無縹緲的“光明”。
  　　　　
  　　綜合伯林等人的觀點，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悲劇首先起源于其一元論的觀點。它將一切價值歸結為唯一的歷史，這種歷史確定了唯一的未來。他的預言從根本上說與傅里葉和圣西門所言沒有區(qū)別。他們用教皇通喻式的語言宣布人類永恒的春天將會來臨，烏托邦代替了上帝，未來才是真正的道德，因此唯一有價值的就是為這個未來效力的東西。他以革命的名義對一切形式的反抗進行血腥斗爭。然而對道德的要求正是馬克思主義夢想的實質，也是馬克思主義真正偉大之處。馬克思把勞動、勞動者所受的不公正、喪失的地位及勞動的尊嚴放在思索的中心。他要求提高人生活的質量，絕不愿貶低人的價值，但他的“正統(tǒng)繼承者”們卻以他的名義這樣做。于是，手段對目的的長久背叛開始了。為了達成善的目的，不惜使用惡的手段，這種似乎是忍辱負重的惡最終認識不到自己已經走得太遠。
  　　　　
  　　伯林用看似平靜的文筆痛陳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集中營本質，但并未因此否定蘇聯(lián)的希望。在“斯大林統(tǒng)治下的俄羅斯藝術”等篇章中，他敏銳地指出，當時蘇聯(lián)文化雖然總體看來是死氣沉沉的，但無論官方做了怎樣的宣傳，蘇聯(lián)知識階層對藝術的強烈感受和辨別力尚未完全泯滅，那里仍然存在一批真正的知識分子精英。蘇聯(lián)由于其尚存的好奇心、生命力、想象力和對道德與知識的渴望，雖然背負重重鎖鏈，卻仍具有很大的潛能。
  　　　　
  　　他在1957年就觀察到，蘇聯(lián)的民眾更像未受法西斯蒙騙的意大利人，而不像徹底被納粹思想浸透的德國人。在那里，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公認的不可抗拒又極其乏味的官方說教形式。到1990年伯林寫作“不死的俄國知識階層”之時，蘇聯(lián)已處在解體的前夕?？吹皆诮洑v恐怖的歷史之后，整個俄羅斯文化還能在瓦礫和灰燼中幸存下來，伯林很欣慰。在文章的最后，他用樂觀的筆調寫道：邪惡終將被戰(zhàn)勝，奴役正在走向滅亡，人類有理由為這一切而感到自豪。
  　　　　
  　　伯林于蘇聯(lián)解體后不久便在世界的歡呼中逝去了。《一九八四》的陰影似乎也已經消失。而該書正映襯了伯林在《蘇聯(lián)的心靈》中所闡述的種種觀點：偶像崇拜、思想的荒蕪、時刻保持緊張的辯證法政策、統(tǒng)治者對民眾的剝削、穩(wěn)定的專制政權、對現實的離奇曲解和公然欺騙、恐怖與暴政……然而我們要看到，在當代世界，邪惡與奴役遠遠沒有結束，背叛目的的手段仍然沒有回頭。宏大敘事似乎已經化為日常生活：我們?yōu)橹杂膳c幸福，選擇了學習、工作、交友、玩樂，最終卻每天面臨浩瀚而乏味的試題和參考書，不惜傷害身體拼命工作而忽略了家庭，忙于應酬卻冷落了舊友，沉迷于簡單舒適、輕松愉快的感官刺激的同時，曾經向往的真正目的也已經被遺忘：我們正在“娛樂至死”。
  　　　　
  　　時至今日，我們幸免于奧威爾可怕的警告，卻墜入了赫胥黎的甜蜜預言：那些隨時準備反抗獨裁的自由意志論者和唯理論者，如波茲曼所說，“完全忽視了人們對于享樂的無盡欲望”。世人并未像《一九八四》受制于痛苦，卻在《美麗新世界》中由于享樂而失去了自由。人們應該警醒：背叛目的的手段無論表現為何種形式，最終將走向罪惡、奴役與毀滅。
•   　　揀選重要章節(jié)進行了思路的梳理。
  　　
  　　
  　　斯大林統(tǒng)治下的俄羅斯藝術
  　　
  　　俄羅斯在歷史上一直與其他國家保持一定距離，從未成為真正西方傳統(tǒng)的一部分。她時而希望融入并成為歐洲生活的主流，時而又對西方價值帶有怨恨的輕蔑。這種交織幾乎沉頭了每一位著名的俄羅斯作家的作品中。
  　　　　
  　　1900——1928
  　　20世紀前二十五年，俄羅斯文學全神貫注不厭其煩地沉浸于對社會和道德問題的思考。十月革命勝利后引發(fā)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激烈論戰(zhàn)，一方是最激進的主張“反資產階級”的叛逆者，一方是務實的政治家。嚴格的書包檢查制度使文學藝術領域成為各種觀念進行角逐的唯一真正戰(zhàn)場。1920年代中前期的交鋒，是在自由、無政府主義的文學實驗者與布爾什維克狂熱分子之間展開的。后來，在斯大林等人策劃的“和平化”穩(wěn)定化時期，出現了一個新的傳統(tǒng)，導致了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絕對標準。
  　　　　
  　　1928——1937
  　　新的正統(tǒng)隨著1928年托洛茨基的垮臺而最終建立起來。早些年的確是由反叛西方藝術的精神所激發(fā)，以為是對資本主義最后斗爭的思想，被強大務實的無產階級文化戰(zhàn)勝。充滿道德說教的共產主義理論并不那么反自由，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和文學家。國家控制雖然貫穿始終，但并非那樣嚴厲，存在一些可能性。這種情況在斯大林掌權以及新的真夠土那個開始實行以后又延續(xù)了一段時間。官方理論的確占有統(tǒng)治地位，但其內部爭論還是允許的。
  　　　　
  　　1937年至今
  　　1937年和1938年的大清洗和大審判對蘇聯(lián)文學界和藝術界產生了超乎想象的改變，1939年呈現在世人面前文學、思想界像一個被戰(zhàn)爭摧毀的地區(qū)。大批的文學家藝術家都被扼殺。高爾基的逝世使知識分子失去了他們唯一強有力的保護者，也失去了與早先相對自由的革命藝術傳統(tǒng)的最后聯(lián)系。對權威的卑躬屈膝達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這段時期對創(chuàng)造性和批判性的藝術產生毀滅性的影響。
  　　　　
  　　衛(wèi)國戰(zhàn)爭
  　　戰(zhàn)爭爆發(fā)后，所有一切都被動員起來為戰(zhàn)爭服務。幸存的著名作家都表達自己最深摯的情感，但不具備足夠的主導宣傳價值，因而遭到共產黨文學官僚的鄙夷。但這些真正的文學家、詩人的作品在前線的士兵中廣為流傳，以致當局的態(tài)度也有所緩和。當然這是暫時的。
  　　　　
  　　現在
  　　作家被看做是需要嚴密監(jiān)視的人群，因為他們打交道的是觀念。蘇聯(lián)作家除了要完全確保自己不被懷疑有任何心存異志的企圖，還必須在任何特定的場合堅定正確的文學目標。似乎只有古典作家才能超然與政治批判之外。
  　　　　
  　　如今俄語評論寫作的主要任務是復興一切俄語的東西。共產黨依然是蘇聯(lián)最強大的凝聚力量，極有必要重申以平等主義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并與任何滑向簡單的民族主義的動向作斗爭。德國學說被尖銳攻擊，英法則仍被謹慎地給予敬意。最杰出的老一代作家一方面受到讀者們的吹捧， 另一方面又得到當局半信半疑的寬大。他們一直受到政治立場問題的困擾，他們基本保持沉默，很多最杰出的天才都投身翻譯事業(yè)。
  　　　　
  　　至于小說，多是一些二流作品。大清洗已經把1917年革命剛剛出現的現代藝術扼殺了。整個俄羅斯文壇籠罩在一種萬馬齊喑的奇怪氛圍之中。老一代作家不會給政府帶來任何威脅，而年輕一代則幾乎不思考。它們輕率、幼稚而多產，從粗糙、呆板的正統(tǒng)作品到充滿大量文學技巧的文章無所不寫。當然，這其中也是有真正嚴肅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的。
  　　　　
  　　在戲劇、音樂和芭蕾舞等藝術領域也類似。只要沒有與輝煌的過去徹底決裂，新的發(fā)展都試圖將它的標準保持到今天。雖然普遍認為莫斯科藝術劇院已經大不如前，但在個人表演和整體演出方面仍保持了一種足以讓世界繼續(xù)羨慕不已的高水準。現代劇則不那么好，主要是因為內容乏善可陳。仍被傳統(tǒng)影響的一些歌劇與芭蕾舞劇盡管略顯單調但還比較體面。但很多地方的藝術表演已經庸俗起來。在這方面我們看不到一絲新生活的跡象，它們把自己的演出僅僅局限在一些高度模式化的保留劇目上。
  　　　　
  　　蘇聯(lián)的讀者和戲劇觀眾擁有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孩子般的饑渴和熱情。雖然存在政府操控，但這是個對新鮮乃至真實事物著迷、擁有無窮的生命力、能夠掃除各種戕害文化的荒誕事物、獲得輝煌的原創(chuàng)藝術的國家。就目前而言，蘇聯(lián)對新鮮事物的極端渴求和不加判斷地接受現有的低劣精神產品之間的巨大反差， 是當前蘇聯(lián)文化最顯著的一個現象。
  　　　　
  　　應當認識到如下兩個事實，第一是無論官方做了怎樣的宣傳，對藝術的強烈感受和辨別力尚未完全泯滅，而文學趣味也沒有變得“標準化”；第二是盡管處境艱難，蘇聯(lián)仍然存在一批年事已高但思路依然清晰的真正的知識分子精英。
  　　　　
  　　在繪畫方面，還未得到充分的解說或討論，但似乎是退步了。音樂則要么是對“斯拉夫式的”傳統(tǒng)音樂復制，要么是走向簡單易懂的民歌。建筑也沒有創(chuàng)造性和欣賞性。電影還透出些活力，但也已經逐漸被更粗俗的東西取代。
  　　　　
  　　總體而言，多數知識分子中彌漫著一種暗語現狀、沉湎于失敗的情緒。也有人會說國家的管制讓藝術家覺得黨和國家對他們的工作還是高度關注的，承認他們可以發(fā)揮很大影響。但就事實而言，當代蘇聯(lián)文化有的只是一種空虛感，死氣沉沉。
  　　　　
  　　列寧主義中存在著一條線索，就是希望將這些烏合之眾改造成健全的人，贏得西方鄰居的尊敬。為此不惜任何代價。物質資料被視為基礎，而思想乃至自由都因為會減緩進程而被扔掉。
  　　　
  　　蘇聯(lián)由于其尚未泯滅的好奇心、生命力、想象力和對道德與知識的渴望，盡管還有重重鎖鏈，它仍然具有比當代其他社會更大的潛能。
  　　
  　　　　
  　　蘇聯(lián)為什么選擇隔離自己
  　　　　
  　　蘇聯(lián)樂于參與國際交往，但希望別的國家不要干涉她的內部事務。俄國對西方的不信任主要是由于歷史上她從未長期融入過歐洲、地理上的尷尬地位、經濟的落后、對西方國家的誤解等原因。
  　　　　
  　　蘇聯(lián)更像是一個教育機構，主要目標就是把公民培養(yǎng)得像西方人一樣。而大多數普通人所堅持的簡化的馬克思主義就像公立學校的校訓，只有極少數人真正信奉，而其他人都是被動接受的。蘇聯(lián)當局設想當時他們正處在一圈滿懷嫉恨的敵人的包圍之中，在一場假想的與時間的競賽中努力建設一個嶄新的社會。在這里，公民自由是一個可以被任意決定的事情，就像給學生以特權。英俄兩國都在利用依據不足的公式來解釋對方的態(tài)度。
  　　　　
  　　　　
  　　人為的辯證法：最高統(tǒng)帥斯大林與統(tǒng)治術
  　　　　
  　　不能預判變化無常的路線對共產黨員來說是最大的失敗。輕則打亂他所有個人計劃，重則把他整個人徹底毀滅。大多數政策路線的不確定性必然都能被歸結為俄國的國家利益高于世界共產主義的整體利益或個別地方共產黨的利益。此外就算是蘇聯(lián)領導人也難免會犯錯。
  　　　　
  　　蘇聯(lián)在宣傳、外交政策上的搖擺不定，與它那種平靜與危機相互交替的歷史模式是分不開的。忠心效命黨和國家的知識和知識分子會遭遇到如此古怪的命運，是因為最高統(tǒng)帥本人以一種權威的語調宣布了關于語言、方言和社會結構相互關系的至高真理。
  　　　　
  　　革命的政權面臨兩種威脅：第一種是革命進行過頭，造成過度破壞，連開國元勛們也難逃厄運。這是因為成功的革命者往往過分簡化歷史。勝利的興奮一過，就會失望、不滿、憤怒，隨之而來的是恐怖和死刑。整個體制在幾乎波及所有人的瘋狂的獵殺異端所引起的動蕩中開始瓦解。第二種是革命的熱情減弱，從前的習慣又重新恢復，最終在卑鄙的腐敗和墮落中消失殆盡。因此既要防止自我毀滅式的狂熱，又要避免革命后的厭倦與悲觀。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的辯證法既不可阻止也無法回避，所以革命后的政權路線就必須遵循它的規(guī)律。斯大林下定決心不讓以往的悲劇降臨到自己的政權。根據辯證法，雖然自然本身有時候也會失靈，但稍加調整或許就能使她的發(fā)展更加接正軌，因此人類的技巧將被用來幫助宇宙更嚴格地按照自身的“內在規(guī)律”來運行。斯大林發(fā)明出一種人為的辯證法，讓他本人能在很大程度上操控和預測它的結果。他不是讓歷史自發(fā)地按照辯證的螺旋曲線上下波動，而是要將這一過程置于人的掌控之下。要在冷漠與狂熱之間找到一種平衡。
  　　　　
  　　政策路線在學科中反復無常主要是出于國內政治的需要，而非出于形而上學的考慮，或是對這樣或那樣的哲學或科學“唯物主義”不可救藥的癖好。
  　　　　
  　　人為的辯證法是一種能夠“彌補”自然和歷史的不確定性并長期維持內在驅動力的有效工具——持續(xù)的緊張，長期的戰(zhàn)爭動員狀態(tài)——也唯有如此才能維持這種反常的生活。它迫使蘇聯(lián)政府采取一種左右搖擺的路線，給全體人民制造了一種持續(xù)緊張的局面，以免每當政策失誤而急轉彎時人民不知所措。蘇聯(lián)的體制盡管還打不到能夠自我驅動的程度，但確實看不出有任何自我毀滅的跡象。集體的苦難可以產生博愛和平等，只要能擁有一些快樂和激情的時刻，最嚴酷和最沒有尊嚴的環(huán)境也可以忍受。圍繞總路線的搖擺避免了反抗與消極兩種極端的產生。只要蘇聯(lián)的統(tǒng)治者將這種操縱術繼承下來，并能夠繼續(xù)從秘密警察那里獲得足夠的情報，內部的崩潰看起來就不可能發(fā)生。這是一種既能自動運行而又無所不能的操縱人的工具，既能摧垮人的意志，有能發(fā)掘人們進行有組織生產的最大潛能，這正是那些資本主義剝削者夢寐以求的東西。
  　　　　
  　　　　
  　　蘇俄文化
  　　　　
  　　現代俄國文化一個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它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自我意識。
  　　　　
  　　在俄國，嚴肅的作家的職責首先就是要把他所考慮的問題與某個特定社會在它發(fā)展的特定歷史階段所必然選擇的道路聯(lián)系起來。19世紀和20世紀初幾乎所有的俄國知識分子內心都秉承這樣一種信念：認為所有的問題都是相互關聯(lián)的，而且存在著某種在原則上能夠解決這所有問題的理論體系，它是一切道德、生活的根本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如果是為關注個人的目的，則被看成是主觀任性、失去理智、自私自利，是逃避人的責任的不道德行為。于是，無論最能充分體現這種人類終極總體意志的無論是什么，作為核心團體都有權干預一切。個人主義的一切都是錯誤、缺陷和罪惡。
  　　　　
  　　唯一真理論無論表現得多么理想主義或超凡脫俗，本質上它仍然是極權主義的。只可能有一條真理，就只可能有一條正確的生活道路，只有邪惡和錯誤才是多種多樣的。
  　　　　
  　　馬克思主義宣稱能根據一套具有“科學”證據的歷史模型來揭示人類的正確目標。它所宣揚的道德和政治價值能被“客觀地”決定，是絕對的，并可以在理性的范圍內獨立地去拯救和解放全人類。它宣揚人與制度的統(tǒng)一性。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在對歷史和社會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闡明正確的社會目標，然后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的同胞協(xié)調思想，按照真理的要求行動。宣揚的口號是效率、簡潔、安全，只能做那種正確的事，它能帶來真正永久的普遍的幸福。這是一種傳統(tǒng)的雅各賓派理論，其核心要義甚至可以上溯到柏拉圖。
  　　　　
  　　黨的領導人們無論有怎樣的缺陷，他們對原則和信念的真誠和堅定卻是不容置疑的。當然也出現了許許多多重大分歧，但他們關注的不是目標而是手段，一旦偏離得太遠就會被指責為路線錯誤。
  　　　　
  　　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了一門形而上學，表面上基于歷史的分析，實則拒絕接受一切與之齟齬的事實，而試圖通過強制或說服來確保人們對一整套教條的遵從。
  　　　　
  　　斯大林是一個真誠的甚至是十分粗鄙的馬克思的信徒，如果他在思想上有什么值得稱道之處的話，那就是他根本不怎么在意列寧的那些帶有烏托邦色彩的觀點。
  　　　　
  　　對于陷入權力斗爭的專制政權來說，思想爭論要比信仰各種獨裁主義更危險。新的指導思想規(guī)定了知識階層的主要任務：不是去解釋、討論和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各項原理，更不是在新的領域發(fā)展和運用這些原理，而是將其簡化，對它們的含義采取一種統(tǒng)一的解釋，然后通過一切可以利用的媒體，在一切可能的場合不斷地重復、反復、灌輸這一套完全相同的被核準過的真理。新的斯大林主義的價值體系與墨索里尼所宣揚的那套非常相似：都強調忠誠、干勁、服從和紀律。爭論已經浪費了太多的時間，本應該把這些時間用來進一步加強工業(yè)化建設或培養(yǎng)蘇維埃新人。斯大林對思想、知識分子和思想自由的態(tài)度混雜著恐懼、憤世嫉俗和施虐的傾向，而且毫不掩飾。
  　　　　
  　　從理論上說，歷史和自然遵循自身的辯證過程，應該在關鍵時刻引起這些對立面的沖突，推動現實上升到一個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螺旋而不是陷入單方面的破產。但是顯然歷史和自然往往不那么準確，人們必須時不時來協(xié)助一下這些客觀的主角。
  　　　　
  　　斯大林的人為辯證法還把知識階層完全地非道德化。他們越來越不可能考慮他自己的想法，根本不容許對理論問題有任何的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眾口一詞地歸咎于資本主義的大多數典型的罪惡，只有在蘇聯(lián)自己身上才能找到它們最純粹的表現。沒有哪一個社會想蘇聯(lián)的工人階級一樣受到他們的統(tǒng)治者如此長期、系統(tǒng)而又公開的“剝削”。真正的剝削者是國家本身，說得更確切些是那些實際操縱權力機構的人。
  　　　　
  　　歷史唯物主義從未真正在細節(jié)上與歷史上某個社會或某個歷史時期完全吻合過。為了符合一種不太有效的虛構模式，為了證明一個根本不像自己的社會取得的進步，俄國的現實必須加以改變。為了符合旨在解釋某個社會演進的理論，結果卻將這個社會活活地肢解了。某些文字一開始只是描述性的，后來卻變成了規(guī)范。
  　　　　
  　　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核心是與現實決裂。受革命起源的局限，它組織起來是為了實現各種目標，是為了應對各種挑戰(zhàn)，是為了不斷地贏得勝利。蘇聯(lián)的生活就是由追求各種目標構成的。蘇聯(lián)社會必須依靠明確宣布的目標來繼續(xù)生存下去。
  　　　　
  　　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裂痕是蘇聯(lián)社會所能見到的最深刻的隔閡。被統(tǒng)治者沒有野心把自己變成統(tǒng)治者，而且基本接受了自己在蘇聯(lián)的等級秩序中處于較低等級這樣一個位置，他們似乎也沒有對公共問題感到深深的憂慮。他們知道他們根本無法影響那些問題，而且討論那些問題還容易引火上身。他們通常和藹可親，自然率性，樂于探究，孩童般天真，喜歡享樂，對新鮮的感受極為敏感，一點也不厭世，他們的品位仍然是傳統(tǒng)類型，趣味仍然單純、清新、未受任何污染。各項規(guī)章制度異常嚴厲，但非常明確，讓你明白只要你觸犯了你就會收到懲罰。這些顯然是被統(tǒng)治者不能改變的，只好把它們當做自然規(guī)律接受。學生被鼓勵鉆研科學技術而不是人文研究，而學習的領域與政治扯得越近，講授的東西就越不怎么樣。研究生的論文大部分都是照抄其他已經獲得博士學位的論文，特別是引用得到公認的經典著作的語錄?？己苏吆捅豢己苏叨紝@類必須的引用心知肚明。哲學的狀況令人悲觀，辯證唯物主義的講師只是宣講他們的陳年舊稿，內容已經近二十年沒有改動過，無論是官方形而上學的專家還是聽眾都同樣意識到它的無用。學哲學的人都知道這些是僵化的謬論。經濟學的教授絕大多數都明白他們被迫使用的術語都已經過時了。被統(tǒng)治者認為政府在散布很多謠言，不必相信。盡管消息匱乏，但過分杜撰出來的內容也少有人信。他們更像未受法西斯蒙騙的意大利人， 而不像徹底被納粹思想浸透的德國人。在那里，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公認的不可抗拒又極其乏味的官方說教形式。作家和知識分子想要的僅僅是希望能夠如實地描寫生活，而不必一直參照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
  　　　　
  　　至于統(tǒng)治者，他們或許還像傳統(tǒng)的俄國官僚和世界各地的某些政治操縱者和掌權者一樣，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官方學說，乃至對他們自己關于外部世界的教條通常抱有一種懷疑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誠然他們確實堅持某種極為簡化的馬克思主義主張。他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范疇來思考，而不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最初目的和價值，更不是按照最終的理想：個人的自由、創(chuàng)造力的解放和普遍的滿足等等來思考的。
  　　　　
  　　一部分前斯大林時代的文人幸存下來，名聲顯赫，但已是鳳毛麟角；他們是出自神奇但衰亡的時代的傳奇人物，既值得敬仰，又讓人驚詫。張牙舞爪而又趨炎附勢的。半吊子馬克思主義的市儈居于其上；一群真正有教養(yǎng)的、有洞察力的、道德尚未泯滅且通常天賦超群，但被嚇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對政治不聞不問的“專家”居其中；誠實、易受影響、天真得要命、純粹、渴望知識、非馬克思主義又有半吊子文化、充滿難以滿足的好奇之人居其下。大體而言，這就便是今日蘇聯(lián)的文化。
  　　　　
  　　　　
  　　不死的俄國知識階層
  　　　　
  　　出乎所有人意外，經過劫難之后，俄國知識階層居然幸存下來。俄國知識階層誕生于1815——1830年間，是一群有教養(yǎng)的、道德敏感的俄國人，他們不滿蒙昧的教會，不滿對大多數生活在卑賤貧困和無知中的老百姓無動于衷的殘忍暴虐的政府，不滿在他們看來簡直是踐踏人權、阻礙思想與道德進步的統(tǒng)治階級。他們堅信個人與政治的自由，堅信非理性的社會不平等注定會被消滅，堅信真理的存在，在他們看來這與科學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是統(tǒng)一的。他們持一種啟蒙的觀點，推崇西方的自由和民主。
  　　　　
  　　在經歷了恐怖的歷史之后，整個文化還能在瓦礫和灰燼中幸存下來，這簡直是一個奇跡。這也為我們的樂觀提供了充足的理由。這一切對俄國來說要比對其他正在掙脫枷鎖的民族真切得多——因為在那些地方獨裁者掌權的時間還沒有那么長；在那些地方文明的價值和對過去自由的記憶，在前一階段尚未崩潰的幸存者中還有很深的影響。
  　　　　
  　　邪惡終將被戰(zhàn)勝，奴役正在走向滅亡，人類有理由為這一切而感到自豪。
•   　　【作業(yè)向讀書報告渣文】
  　　謙遜和自負
  　　 “伯林式的謙遜標題”是書中經常出現的字眼。這位儒雅的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不想讓自己的文章標題宏大得張牙舞爪，而文章內容也是娓娓道來，平和而又睿智。但這些文章輯成一書后，卻冠上了一個足夠宏大且自負的標題：“蘇聯(lián)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這是有理由的自負。西歐久負盛名的知識分子屢次穿越鐵幕進入蘇聯(lián)，接觸了從官員到知識分子到普通民眾的各階層人士，無疑極具象征意義，阿赫瑪托娃甚至確信她和伯林的接觸最終促使了冷戰(zhàn)的爆發(fā)。伯林深情回憶了他和俄羅斯“白銀時代”遺民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的交往，同時在曼德爾施塔姆身上傾瀉自己的同情——在伯林看來，他們才是“蘇聯(lián)的心靈”。這些最桀驁不馴的頭腦，在“人為辯證法”的風暴中奄奄一息，卻依然頑強地閃現在“一元論恐怖試驗的試驗場”里。
  　　 副標題同樣意味深長?！癛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把蘇聯(lián)強大的共產主義官方意識形態(tài)置于時代背景性的、外來者的位置上，以一種咄咄逼人的壓迫姿態(tài)包圍、囚禁著俄國文化。在伯林看來，這種包圍和囚禁是簡化和僵化了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強行讓自己成為核心的做法，只是它的空洞難以掩蓋，連蘇聯(lián)公民也早已看透許多謊言，盡管筋疲力盡的他們選擇了默然。而伯林就要抽絲剝繭，他要揭開蘇聯(lián)統(tǒng)治手法包裹起來的面紗，直奔心靈，直奔俄國文化。書名里滲透的“自負”，是一顆對俄國、對自由最熱烈真誠的的追尋之心。
  　　
  　　人造自然法則
  　　 共產主義散發(fā)的強烈理想主義氣息讓蘇聯(lián)從誕生之日起就染上理念的、人為操控的色彩，領袖斯大林的鐵腕固定出一套官方思想，而后用它來裁剪和控制現實。蘇聯(lián)一方面致力于消除國內革命后各種隨機和不穩(wěn)定因素（包括“革命進行過頭”或“革命動力減弱”，以及獨立的思想），一方面又對“沖突螺旋式上升”的歷史觀情有獨鐘。沒有沖突，創(chuàng)造沖突也要上，但這一切都是斯大林精心設計發(fā)明的“沖突工具”，龐大的統(tǒng)治機器在維持自身、掐滅各種的不穩(wěn)定火花的同時，制造出沖突為自己做循環(huán)論證，產生了多方面影響，最終塑造了蘇聯(lián)。
  　　 “能夠小心翼翼地讓自己的行為與黨的辯證運動合拍搭調——對從左向右轉這個精確瞬間的把握多半靠的是直覺——那是蘇聯(lián)公民所能學到的最重要的訣竅?！辈衷凇度藶榈霓q證法：最高統(tǒng)帥斯大林的統(tǒng)治術》一文開篇如是寫道?！稗q證運動”一詞分外顯眼，伯林在此顯然借用了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的標準詞匯，蘇聯(lián)官方宣稱這些運動是歷史客觀規(guī)律的體現，是國家進步、建設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而在嘈雜呆板的大喇叭下，斗爭“持續(xù)緊張”，蘇聯(lián)公民只是疲憊奔命于政治運動的轉向。身處這些運動中的人或許絕望但不徹底，卑微的平等和巨大的恐怖讓他們只能安于順從。人民的行動由此被精確調節(jié)到一個“安全”的區(qū)間，在這個區(qū)間，他們能有組織地大規(guī)模生產，被挖空所有勞動的潛能，而不會喪失行動能力或揭竿而起。
  　　 伯林稱“人為的辯證法”為“驚人的發(fā)明”。這一僵化的蘇聯(lián)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斯大林手上孕育的畸形產兒密切配合著國家機器，而這個國家一邊竭力鼓動世界工人反對資本主義的剝削，一邊樂此不疲地使用著這個“那些最無情狂妄的資本主義剝削者夢寐以求的東西”，這難道也是“辯證法”的體現嗎？伯林沒有點破，卻已足夠讓讀者不寒而栗。
  　　
  　　蘇聯(lián)的心靈
  　　 政治和文化的關系常常是此消彼長的，政治權力總是在高位揮舞著指揮棒，憑借自己的需要決定文化的處境，甚至把文化完全納入為自己服務的軌道。所謂“自由的文化生態(tài)”不少是自欺欺人的說辭，多少文化的繁榮在政治變幻的風云間轉眼就斷壁殘垣，這在蘇聯(lián)這樣強勢的集權國家尤其明顯。時進時退的文化盡管弱勢，但從未真正消亡和屈服，曲折發(fā)展的文化大概才是“唯物辯證史觀”最準確的注腳。
  　　 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伯林在書中提到的這三位俄國知識分子，就是蘇聯(lián)政治最高壓時期留存的文化的火種，他們是“白銀時代”的遺民，也是明日俄羅斯文化涌動的暗流。
  　　 曼德爾施塔姆自始至終保持著詩人的特質，這讓他無法在嚴酷的政治生態(tài)中生存。在《一位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一文中，伯林毫不吝惜對他的贊美和同情。曼德爾施塔姆沒能躲過“大清洗”的恐怖，1938年死于蘇聯(lián)集中營，而伯林在1965年寫道：
  　　 “東方欲曉，光明不會遙遠，到那時，新一代的俄羅斯人將會知道，在蘇維埃共和國早期那段饑渴而又荒蕪的年代里，還曾經存在過一個怎樣豐富而不可思議的世界；而且它沒有自生自滅，而是仍然在渴望著充實和完成，從而不讓自己湮沒在某一段不可挽回的歷史之中?！?br /> 　　 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則幸運得多，他們在“大清洗”中得以保命，雖然長期被蘇聯(lián)官方監(jiān)視和限制，但得到了官方一定的承認，且能夠經由伯林幫助千辛萬苦在國外出版自己的著作并獲得諾貝爾獎，或者用各種手段發(fā)表自己的詩作，在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期熱烈地謳歌俄羅斯母親。
  　　 在伯林看來，從最初的俄國到后來的蘇聯(lián)，其和西方長期的隔離（不是孤立）有著自己獨特的心理原因。俄國長期在西歐面前感到自卑，而自己跨越東西方的地理位置也讓它無法完全融入任何一邊。這樣的自卑和尷尬是蘇聯(lián)自我隔離的民族心理背景，而現實政治原因更是不言自明。與隔離相伴生的是俄國文化強烈的自我意識，一種民族的自戀，這讓俄國人看問題總是考慮“某個特定社會（即俄國；其次才是人性）在它發(fā)展的特定歷史（或道德的或形而上學的）階段所必然選擇的道路”，總是向往“對各種宏觀問題進行全面解釋的哲學體系”。
  　　 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他們都是流淌著俄羅斯血液的人。詩人和作家們堅持在政治高壓下留在蘇聯(lián)，因為他們擁有極為清醒的自我意識和作為俄羅斯人的認同感，他們無法割舍祖國的土地。他們能超越一切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風向，一如既往地歌頌俄羅斯母親，也因為有這樣的性格，他們才成為伯林眼中“蘇聯(lián)的心靈”，成為荒野里不滅的文化火光。
  　　 伯林描寫了他們對外部世界新思想、新變化，對交流的極端渴求，這也是那個時代俄國人精神資源匱乏的反映。伯林多次描寫道統(tǒng)治下的蘇聯(lián)民眾，他們雖然疲憊，但仍保持著純樸普通人的魅力，仍然是充滿浪漫和幻想的俄羅斯人，對文化保持著長久的渴求。我們能讀出伯林筆下的欣慰，他從知識分子（或者伯林認為的“知識階層”）和普通民眾中，看到了俄國文化的明天。
  　　
  　　自新世界
  　　 在歷史長河面前，人生何其短暫；能夠想象，一個人的一生如果都處于歷史的荒誕中，將是何等的悲哀。伯林認為蘇聯(lián)集權出現的偶然性遠大于必然性，而偶然性在俄國召喚出的人為辯證法集權幽靈將會籠罩多少人的一生！人或許能意識到自己的荒誕處境，但當歷史的荒誕看不到邊際時，這只會徒增無助和恐慌。包括伯林在內的許多人都曾懷著這樣的心情注視著蘇聯(lián)這方烏云，但90年代初的發(fā)生的事給了他們一個驚喜。伯林預感到沒有斯大林鐵腕的“人為辯證法”將會愈加困難，但他顯然沒有料到一切來得如此迅速。1990年，伯林寫下《不死的俄國知識階層》，這篇文章放在書最后，篇幅短小，如同一聲驚喜的吶喊。
  　　 “除了這些普遍反響之外，還有一件特別的事情強烈地觸動了我——出乎所有人的以外，經過這場劫難之后，俄國知識階層居然幸存了下來?！辈蛛y掩激動，他在過去幾年看到了繼承了老一代知識階層優(yōu)秀品質的年輕蘇聯(lián)公民，這大概是對帕斯捷爾納克們堅守到底最好的回饋吧，真正的心靈是不會被掩蓋的。
  　　 伯林對于未來持冷靜的樂觀態(tài)度，他相信俄羅斯民族會帶給所有人驚喜，但經歷了如此多的歷史坎坷，我們不得不對未來始終保持清醒的謹慎——“決不要太熱情”。蘇聯(lián)有形的、強力的精神壓制或許不復存在了，但西方自由外表下的泛娛樂化何嘗不是另一種精神的自殘？伯林顯然明白這一點，所以他的歡呼也是冷靜的。而蘇聯(lián)解體至今20多年，俄羅斯前往“新世界”轉型沖擊的劇痛無不在警示著我們，一切還遠未終結。
  　　 無論如何，集權的烏云已經散去。新問題和新挑戰(zhàn)會接踵而至，但伯林相信，能掙脫集權的力量也能面對未來的一切。雖然事情在今天看來依然并不明朗，但這是每個人必須懷有的長久的信念，只要他熱愛人類，熱愛自由，只要他相信“蘇聯(lián)的心靈”也是全人類共通的心靈。決不要太熱情，也決不能就此悲觀。
  　　 全書最后一句話正好作結：
  　　 邪惡終將被戰(zhàn)勝，奴役正在走向滅亡，人類有理由為這一切而感到自豪。
  　　
•   　　 在紅色的俄羅斯時代，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亦或是后來的紅色繼任者，對于蘇聯(lián)本身的文化的影響首先在于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上專制，究其根源在以賽亞·伯林的嚴重認為是簡單化的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一種出于政治面目的目的并和個人領導者性格有關的一種解釋。書中的觀點和以往的觀點有很大不同，作者認為蘇聯(lián)的文化是一種死板的，而且為是為政治化服務的一種工具，深究其根源，很簡單的理解為是一種簡化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整個文化范圍的控制。這僅僅是一個原因。但是個人認為這不是根本原因。作者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取的，比如，蘇聯(lián)文化中的馬克思主義化，領導人本身的文化素養(yǎng)，甚至于俄羅斯民族本身在歐洲的地位等等。
  　　 誠然，共產主義時代下的蘇聯(lián)確實在文化上過于單調，從二三十年額大清洗到二戰(zhàn)前夕的整個蘇聯(lián)文化確實是一片荒漠。但是從深層角度看，這是有一定根源的，從當時所有的環(huán)境看，共產主義本身就是一種恐懼，尤其對西方的而言，更是一種潛在危及自身的潛在恐懼因素。為了自身的安全，無論是西方還是共產主義的蘇聯(lián)都要為自身的發(fā)展謀求一個安全的或者看上去很安全的環(huán)境，不管是政治的，國防軍事的，亦或是文化上的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但是是人都知道，人的思想史最難控制的，但是也是最好控制的。在更深層次上，對文化的控制和引導是一種具有相對積極意義的政治目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文化是上層建筑，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而作為社會主義的蘇聯(lián)，必然是要在這個經濟基礎之上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文化觀念，以區(qū)別西方的資產階級文化。從某種意義上，這種做法相當于自己重新另立標準的一種開山式作為。因為從歷史上或是文化上，俄羅斯本身在西方眼里不算上乘，而這點俄羅斯自身是知道的，但是在自卑的心理中又有著希望又有朝一日能出人頭地的強烈目的性愿望，如果單單跟從西方的文化，那么蘇聯(lián)永遠也不哪呢過占據老大哥的位置，這就其共產主義的蘇維埃來說是很不自在的（他也知道他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作為第一，那么在文化上也應當有所建樹），于是只能另立標準，根據馬克思主義化文化論的方針重新確立自己的文化標準。這是其中政治因素。當然從領導者的眼光來看，這也是必然的。
  　　 作者書中對斯大林的權術的概括很有創(chuàng)意：人為的辯證法。這點從歷史上是可以考證的。無論是大清洗時期，還是二戰(zhàn)時期，斯大林本身的政策，是很搖擺不定的，為什么？因為路線在改變，不停的改變路線，不停的變換著人民的思維定式，使人們摸不清這個體制內到底在想什么。人人盡量自求自保，這樣一來，對于所謂的異端思想而言，便喪失了一部分其文化的根源因素。這種政策的實施首先還是出于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不安全感和控制力，當然不排除斯大林的個人素養(yǎng)有別于蘇聯(lián)本身的知識階層的水準。作者認為這是一種自卑心理造成人為政策的誘發(fā)因素，但是在我看來，這僅僅是一種私人化表面現象，就根源而言更多得還是在意識形態(tài)上。事實上，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對共產主義抱有很大的偏見和錯誤的意識，這點在正常不過了。但是作為國家而言，這種抱怨很有了可能直接上升為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內的一種沖突，進而蔓延到國家的對外政策，這樣一來，其影響是的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在書中，作者對蘇聯(lián)的馬克思主義做了一些概括，認為是簡化的馬克思主義。對于這點我個人覺得不是很妥當，因為，對于馬克思主義而言，不存在簡化與否，關鍵在于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時間很較早，作為國家精神學說而言有著很多與時代不同的內容，如何更新這些內容？又如何判定執(zhí)行這些內容的路線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的?很多人認為只要我得到利益了，或者社會更加公平正義了，那么這就是馬克思注意的重大體現了，究其原因呢，還是因為利益不能均沾，資源分配不公，導致一系列問題叢生，這在蘇聯(lián)是很嚴重的，只不過蘇聯(lián)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和KGB在某些時候對于思想犯之流處理的很及時罷了，對于文化階層，或是知識階層則不這么好處理了。因為這些人知識階層在一定意義有著國家象征。所以要不停的引導他們，并把他們限定在所謂的簡化的馬克思主義范圍內。蘇聯(lián)的當局者自以為這樣是一種很好的措施，其實不然，文化的開放不代表著意識形態(tài)的更迭。多種文化的并行發(fā)展對于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學說是有很大幫助的，這點上，蘇聯(lián)并沒有很好的領會他們前輩的意圖，只是單純的機械套用，條文解釋，條例執(zhí)行，諸如此類，這樣一來整個國家就如同一套機器一樣，帶著極強的目的性：共產主義，前進！那么作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上層建筑：文化，也不可避免的被納入了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領域。書中關于兩位著名作家的訪談實質上可以納入微觀文化層面的范疇，本書中關于斯大林時代下的藝術，蘇聯(lián)為什么隔離自己，蘇俄文化，和不死的俄國知識階層，可以說在宏觀上較好的分析了蘇俄的共產主義文化，總體來講，本書可以作為在文化體制方面研究共產主義的一份較好資料
•   　　“共產主義教育工作者的任務……主要是斯大林所謂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任務，亦即，對人進行調試，使得人們只會提出很容易獲得答案的問題，讓人們在成長過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順其自然地適應所處的社會……好奇心本身、個人獨立探索精神、創(chuàng)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愿望、尋求真理本身的愿望、追求某些目的的愿望（這些目的本身確是人類的目的，能夠滿足我們天性中某些深層欲望），都是有害的，因為它們會擴大人們之間的差異，而不利于一個整體性社會的和諧發(fā)展?！?/li>
•   　　 這本書，我讀了三天，讀完后醍醐灌頂，耳清目明，思路開闊。由于這周時間太緊，我只能簡單談幾點。
  　　首先，《蘇聯(lián)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是以賽亞?柏林關于蘇聯(lián)的一本文集，最早的文章在1945年二戰(zhàn)結束時，最晚的是寫在1990年蘇聯(lián)解體，內容時有互現。書很短不算導言和后面的人名表只有160頁左右，作者寫的清楚，翻譯的也好，因此讀起來很順暢。
  　　前幾篇文章主要寫蘇聯(lián)的文學藝術以及柏林與記述蘇聯(lián)藝術家的交往經歷。讀到《與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的交談》還有《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時，才知道北島的《時間的玫瑰》里關于帕斯捷爾納克生動的記述是從哪兒來的，原始資料寫得就這么生動，怪不得北島能復述好。
  　　然而哲學家和詩人寫同一件事給人感覺就是不同。柏林有一段描寫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柏林曾在1945年與女詩人阿赫瑪托娃在她列寧格勒的家中徹夜長談。而后斯大林因這次未經批準的拜訪暴跳如雷。一般知識分子要是知道元首這么發(fā)怒，要么害怕要么緘默?？砂⒑宅斖型薏贿@么想，人家是詩人啊，她想的是，“我們惹得斯大林斯大林暴跳如雷最終促使了冷戰(zhàn)的爆發(fā)——我和她不經意間改變了歷史?！倍宜钚挪灰?。
  　　若這段話出現在北島的書里——他可能沒寫過，但類似的故事肯定記述了不少——我只會想這是又一個瘋子天才詩人，如此而已。不過再柏林的書中，這段略顯奇異的記述是映襯在平實而詳細的關于蘇聯(lián)知識分子的窘境的描寫中的。只有了解斯大林和蘇聯(lián)統(tǒng)治者對思想的禁錮，才能體會到詩人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和純粹，才能明白蘇聯(lián)的知識分子是多么希望親身融入歷史之中，才能知道什么是她的獨特性什么是俄羅斯詩人的普遍性。然而這究竟是不可能的。
  　　精華部分在后面三篇——《人為地辯證法——最高統(tǒng)帥斯大林與統(tǒng)治術》、《在蘇聯(lián)的四個星期》、《蘇俄文化》。我讀這三篇的感覺，就是溫斯頓?史密斯讀古爾德斯坦因時的感覺：醍醐灌頂，耳清目明，有個人用清晰的語言把你模模糊糊明白的東西講明白了?？偠灾?，人為的辯證法解釋了為什么蘇聯(lián)乃至所有共產黨要在“總路線”問題上幾乎毫無規(guī)律地搖擺不定。它是指，統(tǒng)治者為了應對革命的內在矛盾——理想帶來的殘酷過激行為與現實帶來的的頹廢消沉——人為地在兩者之間改變政策，從而使左搖右晃的國家機器向合題的方向發(fā)展。柏林還指出蘇聯(lián)的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之間的裂痕；指出普通蘇聯(lián)人只是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像不像1984里溫斯頓的鄰居？）；指出蘇共竟試圖用現實適應理論——“某些文字一開始只是描述性的，后來卻變成了規(guī)范：一種意在解釋19世紀西歐發(fā)展和行為的理論卻變成了20世紀東歐發(fā)展的藍圖?！钡鹊鹊鹊?，總之有許多犀利言論。
  　　這畢竟是幾篇文章，不是長篇專著，自然不能把解釋蘇聯(lián)的所有事情，甚至這些理論沒有也不可能的到充分的論證，然而，它們啟發(fā)性是非常大的?，F在我開始對蘇俄文化、共產黨的理論流變、蘇共和中共的異同等等方面感興趣。
  　　不敢多言，只好讀書。
  　　
•   　　也許只有出生于這個制度之中，帶有這個制度的血液，才能對這樣的制度認識得最深刻，才會對生活于這個制度中的知識分子有著最深切的體諒。以賽亞·伯林是個英國的研究者，但出生于俄羅斯，直到蘇維埃體制建立三年之后，在他十一歲時，才與父母一起離開那個他終身關注著的國家。在伯林的筆下，蘇聯(lián)展現出它最真實而殘酷的一面，而蘇聯(lián)體制下的知識分子則也綻放出異樣的光彩。
  　　
  　　以賽亞·伯林的這本《蘇聯(lián)的心靈》，是他以前未發(fā)表過的文章輯錄，他此次觀察的是蘇聯(lián)鐵幕后面，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以及在那樣一個令人窒息的制度之下，思想與文化的傳承，這兩者共同構成了蘇聯(lián)這個國度（其實更應該說是制度）的心靈。在書中，伯林既寫到了當時整個蘇聯(lián)文化的現狀，也具體地寫到了阿爾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經歷。伯林對于當時氣氛的把握，相當的傳神，有一種親臨其境的感覺，雖然他在文中對此并無過細的描寫。我們能在閱讀之時感覺那種壓抑那種恐懼那種擔憂那種戰(zhàn)戰(zhàn)兢兢中又暗含著希望的情緒，在黑夜里等待著客人的來訪，幽暗、冰冷，又有一些溫暖，只要從那樣的時代走過來的人，就會在記憶之中對這種氣氛留下深刻的烙印。
  　　
  　　那一代的蘇聯(lián)知識分子，似乎生來就浸泡在苦難之中。他們與舊時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不同，他們沒有了那時知識分子的果敢、勇氣、智慧與力量，雖然同樣具有對于俄羅斯的憂慮之心，同樣有著憂郁的情感，同樣有著對于廣大身處下層的人民的同情，但他們卻已不能直起腰身，只能囁囁嚅嚅膽戰(zhàn)心驚地活著，在黑暗冰冷之中，偶爾發(fā)出點幽微之光，顯示著他們的存在。而這種偶爾的聲音，卻又與著舊時的俄羅斯作品不一樣，沉重的高壓之下的藝術，似乎有著別樣的味道，真實而苦澀。如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在龐大的俄羅斯文學庫里難以找到類似的作品?？上?，這樣的作品在整個蘇聯(lián)時期顯得太少所以彌足珍貴，更大量的作品卻是我們曾經熟讀的充滿革命激情的社會主義文藝。
  　　
  　　俄羅斯知識分子一直具有一種勇氣，他們能夠站在民眾的立場上批評政府，他們不畏坐牢流放，甚至不畏死，那些民粹主義分子，那些青年的學生，曾經制造過多少暗殺暴力事件，曾經多少人以生命去追求著自己的理想。這種激情與勇氣，也許也包括魯莽與沖動，曾是俄羅斯知識分子身上一種顯著的品質。然而，在蘇聯(lián)時期，這樣的品質消失了，整體上來說，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都失去了陽剛之氣，好像精神上被整體閹割似的。他們在也有人在不斷地反抗，不過反抗的聲音是如此的微弱，反抗的方式是如此的憂郁而無奈，相反，更多的知識分子進入到了權力階層，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為著這種極權與荒謬的體制唱著贊歌，這種贊歌不僅在俄羅斯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少見的。讓人懷疑，蘇聯(lián)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已經不存在。
  　　
  　　是什么讓不畏死的俄羅斯的知識分子蛻化為精神陽萎的蘇聯(lián)知識分子？為何在俄羅斯舊體制時期，死亡、坐牢與流放壓不垮這個桀驁不馴的群體，然而制度的變化卻讓他們變得如此服服帖帖？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在蘇聯(lián)存在著，在世界許多國家也同樣存在，在中國也許更加的嚴重。
  　　
  　　這本書看到最后，就是編者輯錄了伯林在書中所提及的俄羅斯及蘇聯(lián)時期的文化人物，他們都是俄羅斯或者蘇聯(lián)的心靈。這個名單很長，每一個人都有簡歷。在對簡歷的細讀之中，也能讓你的心靈受到震撼。名單上很多生活于蘇聯(lián)時期的知識分子，都死于非命。要么被處決，要么死于流放及監(jiān)獄之中。未死者，除了與這個體制密切的合作，成為這種思想的鼓吹者之外，余者大多亦是飽受摧殘。光是看這份名單，即有一股恐懼之感自心底而生，想想現實生活于那個時代那個國度的人們，會是怎樣的一份心情？這與舊俄羅斯時代知識分子為理想的求死之心不同，那是主動的求死，有著一份激情有著一份壯烈，而這是被動地等死，死亡的陰影籠罩著你，但死神卻不知何時來臨，周圍的人一個個地消失，總有一日死神會敲你的門。在這種恐懼的等待之中，你的意志你的一切都會被摧毀，你只能乖乖地放棄抵抗，老老實實地匍匐于恐怖之下。
  　　
  　　這就是這個政權的統(tǒng)治之術，非常的恐怖而又極其的有效，他們對知識分子（其實是全民）營造的恐怖氣氛，讓所有的人生活于戰(zhàn)栗之中，生活于憂懼之中。他們所屠殺知識分子的人數，恐怕在歷史上也沒有誰可比擬，即使中國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明清兩代的文字獄也只能甘拜下風。這些統(tǒng)治者們壓垮了知識階層的良知與勇氣，實際上也摧毀了整個民族的心靈。隨著大量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的入獄、流放、處決，曾經敏感而靈性、自由而奔放的俄羅斯心靈，被蒙上了厚厚的灰塵，一整套違反人性、狂熱而整齊劃一的教條，統(tǒng)治了俄羅斯七十年時間。
  　　
  　　恐怖氣氛只是這種統(tǒng)治術之一，這一步是恐嚇著最大多數的知識分子，讓他們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活著，推動他們的思考能力，并從肉體上消滅那些具有危險思想并有著反叛精神的人。他們讓恐怖的情緒在知識分子之間蔓延著，讓他們人人自危，讓他們互相提防互相檢舉，激發(fā)出人內心的惡來。另一方面，他們則以利益誘之，以高官厚祿來吸引知識分子。天堂與地獄，你自己來選擇。這樣，從總體上分化著知識階層，一方面為他們的政權找到了吹鼓手，另一方面則完成了讓知識分子自我管理的任務。在書附錄的名單中，我們也見到了許多這樣的人。他們以出賣心靈作為晉升之階，他們?yōu)槲臑檫@樣的極權辯護，他們成為了黨在文化領域里最忠實的打手，他們成為現有文化秩序的最堅決的維護者。他們的靈魂也構成了蘇聯(lián)心靈一個極為重要的部分，散發(fā)出一種不同于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等完全不同的異樣色彩。他們名字后面沒有處決流放的字樣，他們都得到了善終。他們是活著的靈魂，實際上他們的心靈早已死亡。
  　　
  　　在普遍的恐怖氣氛與個別的利誘兩種力量的牽引之下，蘇聯(lián)完成了對于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改造，鍛造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蘇聯(lián)的心靈。在蘇維埃體制之下，知識階層的獨立性消失了，而奴性得到了極大的加強；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判斷，而將一切思維交托給了黨。他們一方面在這種恐怖之下茍且偷生，另一方面又在祈求著黨的賞賜能降臨于自己的身上。七十年中，整個的知識階層集體陽萎，既無創(chuàng)造力，也無活力。連阿赫瑪托娃這樣的憂傷異端者也從這個群體中徹底失蹤，連索爾仁尼琴這樣與極權理念有著某種相似性的異議者，也只能流亡國外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在蘇聯(lián)的后期，支撐著蘇聯(lián)知識界臉面的，也只有薩哈羅夫，他是一個物理學家。
  　　
  　　蘇聯(lián)的體制是失敗了，最后轟然倒塌，但它在對于知識分子的控制方面，卻是異常的成功，并且有著不少的傳人。當下的中國，自然是青出于藍，整個知識階層的被閹割狀況，亦更勝于前蘇聯(lián)。整個知識分子不僅是失卻了陽剛之性，更是失去了血性。斤斤于利益，混跡于官場，近日甚至有所謂的精英人物，不吝自己書法的拙劣，挽袖為當權者書寫著文化教條，而這些教條，正是曾經將他們閹割的刀具。也許他們還倍覺榮幸，終于進入了當權者的法眼！蘇聯(lián)的心靈里，雖然也是泥污蒙昧，畢竟還有著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這樣的光彩，然而中國呢？我們僅有薩哈羅夫已經走了。
  　　
•   　　　
  　　　　作為一個中國人，讀伯林這本書，就象照鏡子，不同的是鏡子里多了一個“蘇聯(lián)”的標簽而已。
  　　　　伯林對帕斯捷爾納克評價很高，他說：“帕斯捷爾納克是這幾十年來俄國涌現出的最偉大的作家，因而他也會像許多人一樣遭到政府的迫害。這是獨裁政治的內在要求。傳統(tǒng)俄國和新俄國之間無論有什么樣的差別，對作家和藝術家的懷疑和迫害是共同的?！蔽矣X得，迫害這些人并不是因為這些人一定站在人民一邊，而是因為這些人在思想上很難占到政府一邊。
  　　　　伯林和阿赫瑪托娃的一夜長談，很為人所知，伊格納季耶夫《伯林傳》里寫得簡略，伯林這本書有更詳細的記述。一般評價偉人，有個傾向，就是不把偉人當人看。阿赫瑪托娃就不同，她評價托爾斯泰，就是把他當人，尤其是一個男人的。她說：“當托爾斯泰還沉浸在結婚的幸福中的時候，他寫下了《戰(zhàn)爭與和平》，頌揚家庭的意義。當他開始對索菲亞?安德烈耶夫娜懷恨在心，但又迫于社會的譴責，可能還會招致鄉(xiāng)下人的恥笑，不能和他離婚的時候，他創(chuàng)作了《安娜?卡列尼娜》，并因安娜離開她的丈夫而懲罰她。當他上了年紀，為自己還對鄉(xiāng)村姑娘懷有強烈的性欲沖動而感到內疚的時候，他完成了《克萊采奏鳴曲》，主張完全的禁欲。”
  　　　　偉大作家中，曼德爾施塔姆恐怕是最不妥協(xié)地堅持做人尊嚴的人之一，結果很自然就是生命的代價。他是歡迎革命的，但在1930年代，又是對革命的必然產生的后果最不妥協(xié)的一個，伯林說：“我真的再想不出還有其他詩人比他更堅決地抵抗這個敵人?！币驗橐皇字S刺詩，他惹怒了斯大林，最后在海參葳附近的集中營被打死。他的這首詩是《我們活著，感覺不到腳下的國家》：
  　　　　我們活著，感覺不到腳下的國家，
  　　　　十步之外就聽不到我們的話語，
  　　　　而只要哪里有壓低嗓音的談話，
  　　　　就讓人聯(lián)想到克里姆林宮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就像蛆蟲一般油膩，
  　　　　他的言辭就像秤砣一般準確，
  　　　　彷佛蟑螂觸須的胡須含著笑意，
  　　　　他的長靴筒閃閃發(fā)亮。
  　　　　
  　　　　而在他周圍站著一群細脖的領導，
  　　　　他玩弄這幫半人半獸的仆人，
  　　　　有人啼囀，有人喵喵叫，有人啜泣，
  　　　　只有他一人粗聲大氣地嘮叨，
  　　　　發(fā)布一個個命令彷佛安裝馬蹄鐵：
  　　　　這個釘鼠蹊，那個釘前額，這個釘眉頭，那個釘眼睛。
  　　　　不論怎樣給出死刑——都像吞食馬林果般甜蜜，
  　　　　這個奧賽梯人寬廣的胸膛啊。
  　　　　伯林對斯大林統(tǒng)治術的剖析精彩、準確，他稱之為“人為的辯證法”，這是斯大林的原創(chuàng)。任何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政權都會受到兩種主要威脅，其一是革命進行的過頭了，過分狂熱的革命者造成了過度的破壞；第二種是第一種的自然結果，就是熱情減弱了，大膽驕傲的試驗氣魄在卑鄙的腐敗和墮落中消失殆盡。斯大林的獨創(chuàng)是在這狂熱和冷漠的“辯證兩極”之間找到了一種平衡的方法——“人為的辯證法”。“它是一種確保能夠‘彌補’自然和歷史的不確定而長期維持內驅力的有效工具——持續(xù)的緊張，長期的戰(zhàn)爭動員狀態(tài)——也唯有如此才能維持這般反常的生活。采用的方法是既不讓政府變得過于軟弱無能，也絕不允許它行動過激從而造成過多的內耗?！边@實際就是我們的“階級斗爭，一抓就靈”。
  　　　　伯林指出，那些認為這樣一種體制因為太過無情太過壓抑而無法維持下去的人們完全是在欺騙自己。因為集體的苦難即便不能產生自由，也能產生博愛和平等，而且一個人只要能擁有一些快樂和激情的時刻，真正幸福的時刻，那么就可以忍受最嚴酷和最沒有尊嚴的環(huán)境。當然了，統(tǒng)治者要記?。航^不要讓人民整體痛苦到徹底的絕望，感到生不如死，無論自殺或者被殺都比活著好，操控“總路線”的藝術恰在于此。他寫下這些是在1952年，很不幸，伯林是正確的。
  　　　　1956年，伯林重到莫斯科，他的總體印象是，蘇聯(lián)社會最深刻的裂痕是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差異。被統(tǒng)治者中流行的是一種可愛的憤世嫉俗的態(tài)度，它認定政府在干蒙蔽公眾的騙人勾當，而且對政治問題根本沒有興趣。他們主要期望是能夠活下去，過上更愜意的個人生活。統(tǒng)治者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各級當權者的一言一行都在效仿最高級的主要領導人，他們?yōu)槿w人民所敬畏、所憎恨但又不得不接受。伯林說：“在我看來他們之間的鴻溝是不可逾越的?！?br /> 　　　　很不幸，伯林又是正確的。
  　　　　
  　　
•   　　作者區(qū)別了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階層，好像在作者看來，后者才是更重要的，在提到曼德爾施塔姆的那一篇文章里，印象比較深的是，知識分子階層沒有被蘇聯(lián)所消滅，他們的子孫后代都保留了下來，延續(xù)著。知識分子的品質是正直、勇氣。
  　　
  　　在極端的意識形態(tài)下，這些好的品質都挺了過來。
  　　
  　　對比中國的文化革命，老的一代，要么沉湖，要么去研究古代服飾，采取的是一種消音的消極態(tài)度。曾經敢于頂撞天威的，如馬、梁等，下場均不妙。這些情形，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傳承方面，就遜色得多。國民黨延續(xù)統(tǒng)治下的孤島，倒似乎多少繼承了這種抗爭直言的傳統(tǒng)，殷海光，雷震，甚至鄭南榕的自焚等，多少見一些血性。反觀大陸今日的所謂公知，有美化文革的，有罵人的，有被揭露抄襲的，不知道柏林所說的這種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到底存在不存在，這讓人想到明末，大量文官降清的故事。 “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也許，我們缺乏的，其實是追求真理、正義的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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