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卷-中國文學(xué)編年史

內(nèi)容概要

　　紀(jì)傳體、編年體是中國傳統(tǒng)史書的兩種主要體裁，而編年體的寫作遠(yuǎn)較紀(jì)傳體薄弱。《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七史部編年類小序已明確指出這一事實："司馬遷改編年為紀(jì)傳，茍悅又改紀(jì)傳為編年。劉知畿深通史法，而《史通》分?jǐn)⒘?，統(tǒng)歸二體，則編年、紀(jì)傳均正史也。其不列為正史者，以班、馬舊裁，歷朝繼作。編年一體，則或有或無，不能使時代相續(xù)。故姑置焉，無他義也。"①與古代歷史著作的這種體裁格局相似，在20世紀(jì)的中國文學(xué)史寫作中，也是紀(jì)傳體一枝獨秀，不僅在數(shù)量上已多到難以屈指，各大專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紀(jì)傳體，這類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傳記（包括作家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和創(chuàng)作成就）。編年類的著作，則雖有陸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劉躍進(jìn)等學(xué)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總體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現(xiàn)、當(dāng)代部分，歷時一千余年，文獻(xiàn)浩繁，而相關(guān)成果甚少。這樣一種狀況，自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這套十八卷的《中國文學(xué)編年史》的編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變這種狀況?！　∥膶W(xué)史是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中展開的。紀(jì)傳體的空間意識和時間意識以若干個焦點（作家）為坐標(biāo)，對文學(xué)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體判斷。

書籍目錄

總序凡例緒論第一章 道光二十年至咸豐十一年（1840-1861）共22年l引言公元1840年（道光二十年 庚子）公元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公元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公元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癸卯） 公元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 公元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 公元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 公元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丁未） 公元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 公元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 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 庚戌） 公元1851年（咸豐元年 辛亥） 公元1852年（咸豐二年 壬子）公元1853年（咸豐三年 癸丑）公元1854年（咸豐四年 甲寅） 公元1855年（咸豐五年 乙卯） 公元1856年（咸豐六年 丙辰） 公元1857年（咸豐七年 丁巳） 公元1858年（咸豐八年戊午） 公元1859年（咸豐九年 己未） 公元1860年（咸豐十年庚申） 公元1861年（咸豐十一年辛酉） 第二章 同治元年至光緒十九年（1862-1893）共32年引言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 壬戌） 公元1863年（同治二年 癸亥） 公元1864年（同治三年 甲子） 公元1865年（同治四年 乙丑） 公元1866年（同治五年 丙寅） 公元1867年（同治六年 丁卯） 公元1868年（同治七年 戊辰） 公元1869年（同治八年 己巳） 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 庚午） 公元1871年（同治十年 辛未）公元1872年（同治十一年 壬申） 公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公元1874．年（同治十三年 甲戌） 公元1875年（光緒元年 乙亥） 公元1876年（光緒二年 丙子） 公元1877年（光緒三年 丁丑） 公元1878年（光緒四年 戊寅） 公元1879年（光緒五年 己卯） 公元1880年（光緒六年 庚辰） 公元1881年（光緒七年 辛巳）……第三章 光緒二十五年至宣統(tǒng)三年（1894-1911）共18年

章節(jié)摘錄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四：近來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嚴(yán)，工于修飾字句，以清雅簡凈為主。大旨不外乎神韻之說，亦如王阮翁論詩，專主神韻，宗王孟韋柳之意也。而自相神圣，謂古文正宗，自秦漢以后，唐宋八家繼之，八家以后，明歸太仆有光繼之，太仆以后，則桐城三家方侍郎靈皋、劉廣文海峰、姚郎中姬傳繼之。此外文人，皆不得與文章之統(tǒng)。如國初三家侯朝宗、魏叔子、汪堯峰諸人，概斥為偽體，所見殊謬。夫文章公器，雖有宗派，無所謂統(tǒng)也。其入理純粹，敘事精嚴(yán)，措詞雅潔，運氣深厚，法度完密，而意味高古者，即系文章正宗，初不以人地時代限也。必欲秘為絕詣，據(jù)作一家私傳，不惟誕妄，抑且孤陋矣。此不過拾宋儒唾余，仿道統(tǒng)之說，以自撐持門戶耳。習(xí)氣相沿，未免可笑，殊不足與深辨。予《論詩絕句》中一首云：“乾嘉文筆重桐城，方氏劉姚各有名。我向蓬萊看東海，一盂不愛鑒湖清?！鄙钣谖恼撸?dāng)與吾言契合也?！　″X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史》：讓清中葉，桐城姚鼐稱私淑其鄉(xiāng)先輩方苞之門人劉大魁，又以方氏續(xù)明之歸氏而為《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xù)唐宋八家，劉氏嗣之；推究閫奧，開設(shè)戶牖，天下翕然號為正宗。此所謂桐城派者也。方是之時，吾家魯思先生實親受業(yè)于桐城劉氏之門，時時誦師說于陽湖惲敬、武進(jìn)張惠言。二人者，遂盡棄其考據(jù)駢儷之學(xué)而學(xué)焉。于是陽湖古文之學(xué)特盛，謂之陽湖派。而陽湖之所以不同于桐城者：蓋桐城之文，從唐宋八家人；陽湖之文，從漢魏六朝人。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論，盛倡秦漢之偶儷，實唐宋散行之祖；乃輯《駢體文鈔》以當(dāng)桐城姚氏之《古文辭類纂》；而陽湖之文，乃別出于桐城以自張一軍。顧其流所衍，比之桐城為狹。然桐城之說既盛世，而學(xué)者漸流為庸膚，但習(xí)為控抑縱送之貌而亡其實；又或弱而不能振。于是儀征阮元倡為文言說，欲以儷體嬗斯文之統(tǒng)。江都汪中質(zhì)有其文，熔裁六朝，導(dǎo)源班蔡，祛其縟藻，出以安雅；而儀征一派，又復(fù)異軍突起以樹一幟。道窮斯變，物極則反，理固然也。厥后湘鄉(xiāng)曾國藩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fā)為文章，而又據(jù)高位，自稱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矯其懦緩之失；故其持論以光氣為主，以音響為輔；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于奇，復(fù)字單詞，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異軍突起而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xiāng)派。一時流風(fēng)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顏行者。門弟子著籍甚眾，獨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號稱能傳其學(xué)。吳之才雄，而張則以意度勝。故所為文章，宏中肆外，無有桐城家言寒澀枯窘之病。夫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nèi)所宗；徒以一宗歐、歸，而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愈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至歐陽修變?yōu)槠揭祝欢驷饶嗽谄揭字?；桐城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勢不能復(fù)自振起，此其失也。曾國藩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故能卓然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廣之，以自為開宗之一祖，殆桐城劉氏所謂“有所變而后大”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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