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外國名人傳記口袋書系列

內容概要

　　馬克思韋伯，有著"組織理論之父"之稱，在社會學里總是與杜爾克姆、卡爾馬克思一起被奉為社會學家的三位現世神明。在某一角度他的名字能與偉大的無產階級導師卡爾馬克思相提并論，可在一般人心中他卻還比較陌生。本書幫助你認識這位學術上有著崇高地位的馬克思韋伯。

書籍目錄

譯者序言市民階級的一員祖先-外祖父母-父母長子的特權家庭與兄弟姐妹家庭的精神氛圍海德堡的大學生—斯特拉斯堡的士兵過渡時期家庭的兒子—候補文官—博士學位不再像父輩那樣關于講壇社會主義和關于強力國家地獄之行與新的渴望痛苦—科學—美國—資本主義—性解放運動悲劇、喜劇、落幕社會學—戰(zhàn)爭—經濟與社會—世界宗教—君主制的結束—民主注釋年表評論

章節(jié)摘錄

　　馬克斯·韋伯的父親很少在家，除非他正好需要在家應酬客人。母親被夾在這些公開活動和家務勞動之間。1875年第6個孩子出生時，她在一封信中抱怨了生活的過分忙碌、丈夫的很少回家，以及經常的不如意，但盡管有這一切，她還是在為家人操勞。她寫道：“6點鐘就得起床……小馬克斯洗梳完畢之后，將近7點時吃早飯。他去上學后，我又得為別的孩子和我的大馬克斯準備黃油面包，打開燈，取出食物……這就9點鐘了。之后我又給小家伙們洗澡——在6點鐘時我已給他們喂過一頓飯。接著就是馬克斯吃早飯的時間……我陪著喝點東西，飛快地看一眼報紙……跟馬克斯聊點閑話，聽他講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會議上的事情……12點時又該給小家伙們喂食了，大孩子們也陸續(xù)回來吃飯，一直持續(xù)到3點或4點……大馬克斯多數情況下回來得很晚，這時我得盡力為他做點吃的東西。晚上7點孩子們吃晚飯。等到小馬克斯上床睡覺和我們吃完晚飯，已是晚上9點了……一天就這樣過去。我自已問自己：除了操心這些可愛的吃喝和等著小家伙們長大，我還能做些什么?”　　馬克斯·韋伯能輕松地完成學業(yè)，而他的弟弟阿爾弗雷德正好相反。韋伯曾貼切地說：我的智力成熟很早，而別的方面都成熟很晚。確實，他知識的增長遠遠超出了他道德觀念的增長。他用自己的知識來和別人比如海德堡的堂兄奧古斯特·豪斯拉特交換禮物。他說：我想，奧古斯特送給我美麗的蝴蝶……而我可以回贈他一些完整的家譜，比如墨洛溫家族的，或加洛林家族的，或者豪斯特托芬家族的，或者霍恩措倫家族的，或者哈布斯堡家族的家譜。這些材料是韋伯從歷史卡片、古代家譜以及地方志和?？迫珪兴鸭瘉淼摹！　∽鳛閷W生，韋伯讀書很多。他曾在一些書信中，尤其是在寫給比他年長8歲的堂兄弗里茨·鮑姆加通的信中詳細地談到過這一點。但他讀書不加選擇。13歲時他對哲學家叔本華、斯賓諾莎和康德發(fā)生了興趣。上課的時候他把歌德的書放在桌子下面貪婪地閱讀。15歲時他開始受到歷史著作的熏陶，尤其讀了古典作家的作品，如荷馬、希羅多德、維吉爾、李維、西塞羅、塞勒斯特的作品等。他很興奮地在自己的長篇論文中使用上述歷史材料，他的這一論文研究了皇帝和教皇之間的關系，研究了康斯坦丁大帝時代，最后還研究了一般意義上的國民史。國民一旦走上某種軌道就不能脫離，就像天體的運行一樣。當然前提是沒有受到能夠影響星體軌道的外部干擾。在詩歌方面，他涉獵了抒情詩、敘事詩和現代德國詩，但他很少做筆記，把這看作一種負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首先閱讀的是現代作品，也就是與他同時代的、政治上贊成自由主義傳統的小說家的作品。如古斯塔夫·弗里塔克的《祖先》和維克多·馮·席費爾的《艾克哈特》。有時候他只閱讀消遣性的東西。當“無聊”暗中襲擊我們的時候……我知道要做些什么。我就采取一些極端的措施，以及鉆研瓦恩布勒的稅率表。他的閱讀動機與他的弟弟阿爾弗雷德正好相反。他說：我不幻想，也不創(chuàng)作。一開始讀什么，我就把它讀到底。他還說：在讀書的時候，我還特別喜歡順手作一些摘錄。他對讀過的東西作研究性的、有時是老練的評論。此后，他又出人意料地對抒情詩發(fā)生了濃烈的興趣，明顯地變得憂傷起來。我學完了維蘭德的詩歌《事物的本性》……幸運的是，這種必修的讀物并不是我惟一的讀物，我還讀了其他許多東西……包括……奧斯安的許多詩歌，而且還有那些我以前沒有讀過的最美的詩篇……它們在語言和詩意上是屬于最美的詩篇之列的……有一首詩《記??！人總是要死的》，它的詩句令我難忘：　　在你的背影里站著一位死神　　就像月亮那黑暗的一半　　在月華后面等候出場　　韋伯的父母在文化上的需求是樸素的，并不超出市民的標準，而兒子已不滿足于自己家的書柜，開始向外面尋找另外的藏書。12歲的韋伯寫信對母親說：我讀過了朱利安·施米特叔叔的書籍，瀏覽過荷爾德的《塞德》，現在正在研讀馬基雅維利《君主論》，這是布倫邊克博士先生借給我的。后來他還想把反對馬基雅維利的東西也借給我讀。路德的著作我也翻閱過。　　以上說明，馬克斯·韋伯很早就知道與大人們保持一種自然的交往。在兄弟姐妹面前，他擔當了部分母親的角色。在父母與子女們的關系中，他往往處在中介位置上，與其說他是個孩子，還不如說他像個大人。他在給父母的信中談起弟弟妹妹的教育問題，就像他也是父母中的一員一樣。與弟弟妹妹們相對時，他更經常充當大人們的談判代表。比如他14歲時在旅途上寫給母親的信中，已盡力用自己的眼光來看世界，顯示出他與普通少年的不同。任何時候這里都有上好的啤酒和咖啡……然后我們來到了歌德和兩位施萊格爾曾住過的房子……我們穿過圖林根的一處最美麗的地區(qū)……最后，阿爾弗雷德和卡爾都感到無聊了，開始胡鬧起來，他們跳舞……甚至打鬧。在韋伯身上，越是讓這種自然地或者社會地形成的特點無拘束地發(fā)展，那么他在感情上也就會越不拘謹。作為一個15歲的少年，他在一封寫給正在海德堡逗留的母親的信中，坦率地承認了他對4歲的妹妹和2歲的弟弟的思念。我現在非常想念克拉拉和阿爾圖。有時……我覺得我聽到了他們在外面花園里快樂的吵鬧聲，但事實上這只是夏洛滕堡街頭少年的喧嚷聲……顯然，阿爾弗雷德應該用他那公雞般的嗓音壓倒這些喧嚷。　　當涉及到最迫切的時代政治問題時，韋伯很少寫信與父親討論，而是經常給他的父親般的朋友海爾曼·鮑姆加通姨夫寫信。在通信中，韋伯漸漸放棄了父親那種對待現實政治的慢條斯理而自滿自足的態(tài)度。鮑姆加通為他打開了眼界，盡管韋伯并不追隨他的悲觀主義。韋伯也沉重地哀嘆自由主義的分裂和我們黨的每況愈下，但他卻在黨的老年成員中意外地看到了希望：無疑地，在這些人中有許多是自命不凡、腹內空空的同志……有許多理想主義者，他們通過特萊施克而陷入神秘主義的國家狂熱之中，還有一些人……被看作是最新學派的現實主義者……但是，在這些人中還有另一些人，他們擺脫了排猶主義及其近年來的變種，站在了與7年以來的國家自由主義根本不同的基地上，我逐漸地產生了信心，認為他們是惟一能了解自身狀況并積極努力的力量，從而也就是能掌握未來的力量。他們大多數人是國民經濟學家和社會政治家……不可否認的事實是，7年來的自由主義運動被國家的社會任務……擠到后面去了。人們能容忍在社會立法方面對于自由主義者的不信任態(tài)度……這就促使政治家們把國家自由主義活動的時期，僅僅看作是向著更重大的國家任務的過渡……這個“學派”的嚴重的官僚主義還是會……減弱的……這樣我就不能相信，在以后的時期里，在最近的將來，俾斯麥的凱撒式統治的影響不會消除，我們的團體和我們的政治觀念會走下坡路。在7個月以后即1887年9月底，韋伯向他的姨夫匯報說，他偶然遇到了一個年輕的國民經濟學家的團體……他們主要是反對自由貿易的，還有一些歷史學家，以前他曾嚴厲地指責過他們，但現在則與他們取得了一致。換句話　　說，馬克斯·韋伯現在更接近于“講壇社會主義”和“社會政治同盟”了。　　韋伯于1895年在弗賴堡所作的就職演說曾引起巨大反響和爭論，這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從其科學性方面看，影響一直是很微弱的。他的演說在形式上分成三個部分，彼此之間并沒有多少內容和思想上的連貫性。在第一部分，韋伯再次提出了他曾多次提出過的易北河以東農業(yè)工人問題。在第二部分，他所闡述的是海爾曼·鮑姆加通已經闡述過的問題，即關于那個呼喚著民族政治業(yè)績的階級的問題。韋伯的論述也并沒有提供經驗材料作為支持。最后一部分是他使國民經濟學從屬于強力國家的理想。韋伯對這篇講演并不滿意。在刊印時附上的前言中，他以郁悶的心情作過說明：演說只是在個別的地方向同行們以及其他聽眾提供了一點專業(yè)上的新東西，而且只是在某種特殊的意義上才給自己提出“科學性”的要求，當時的情形決定了這一點。他或許有某種個人理由可以為自己辯護，而且他也可能利用了這些理由。還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這一點，即他在講演稿付印時新加上了一小段話，從科學性上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學進行了不留余地的批判。其中說，這是一種價值尺度的混亂，有時是以追求幸福為原則，有時又以道德為原則，常常是把二者混為一談?！　?902年春，韋伯到了佛羅倫薩，這是他返回海德堡之前的最后一站。從這個時候起，韋伯開始思考“我們從事科學工作的一般前提”問題，并寫下了一些關于羅舍爾和克尼斯以及國民經濟學史的邏輯學問題的片段，于1903和1906年公開發(fā)表。這篇文章在科學理論上并不比后來的文章更嚴謹，也沒有引起人們注意。但從傳記的角度來看它是有特殊價值的，因為韋伯的方法論要素幾乎都包含在其中了。這篇文章在理論上的突出特點首先在于復述了他關于最終價值標準的就職講演中的觀點。文章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批判了國民經濟學歷史學派創(chuàng)始人威廉·羅舍爾(1817～1894年)和卡爾·克尼斯(1821～1898年)，批判了他們的生物學的類比方法和概念，也批判了他們“個性—思維’’的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的轉向。他的批判無拘無束，使這篇文章與他的其他作品相比顯出輕松自如的文字風格。他一度對心理學的方法論表示出越來越大的興趣，而在此之前盡管他并非毫無考慮，但畢竟很少談論它。韋伯說，對于心理學的方法論的極大的研究興趣，我自己也無法作出解釋。我也不敢對它在專業(yè)心理學上有無價值作出評判，因為現在的學者們就像民歌中的兩頭獅子那樣相互關照，而局外人對此并不了解。對于明斯特伯格的解釋，我認為，非心理學家只能對某些個別地方表示否定態(tài)度?！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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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序言　　還是在十幾年前，我在人民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的時候。有一天，一位朋友神秘兮兮地問我：“聽說過沒有，德國原來有兩個馬克思，而且觀點相反!”我瞪大了眼睛，搖搖頭。我的研究方向是馬克思思想研究，但我只知道那一個馬克思。我為自已的孤陋寡聞而難過，也為馬克思有一個冤家而不安。從那以后，我就留心這另一個所謂的“馬克思”。漸漸地，在中國的學術界，這個人開始浮出水面了——他就是馬克斯·韋伯?！　“疡R克斯·韋伯(Max Weber)與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放在一起，是有一定理由的。前者的名與后者的姓發(fā)音相同，這自然是第一個原因。同時，他們又都是德國人，都把自己天才的腦力用于人類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得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正如彼得·漢密爾頓所說，不論在哪里講授社會學，馬克斯·韋伯、杜爾克姆和卡爾·馬克思總是被奉為社會學家的三位現世神明，而不論這種三位一體的表面伙伴關系仔細看來是多么月貌合神離。而且，韋伯和馬克思都不甘心做書齋中的學者，而是具有強烈的干預現實、參與政治的意向?！　№f伯與馬克思之間許多方面剛好相反。這種相反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相同，因為只有同一尺度上的兩端才是真正的相反。馬克思是無產階級的代表，而韋伯則自稱“是資產階級(市民階級)的一員”。馬克思站在革命者一邊，論證統治的不合理性和非合法性，而韋伯則把統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憶作為自己的研究內容，并站在俾斯麥一邊。尤其是在一些重要觀點上兩人正好相反。在馬克思看來，基督教新教的出現和在社會中確立自己的地位，是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結果。因此，應該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和發(fā)展中尋找基督教改革的根源。而在韋伯看來，相反地，應該到基督教的新教中去尋找資本主義經濟產生的根源，因為正是新教的倫理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產生的動因。如此等等?！　〉?，韋伯是韋伯，馬克思是馬克思。他們各有自身的目標和價值。談論所謂“兩個馬克思”，不過是在追求一種戲劇性效果。如果說馬克思是太陽，則韋伯并不是月亮。他并不只是反射太陽光線，而是自己也在發(fā)光。馬克斯·韋伯的名聲、價值，可以說與卡爾·馬克思無關。盡管當他于1864年出生的時候，馬克思正好創(chuàng)立第一國際，名聲如日中天。馬克斯·韋伯名聲的增大，既不是由于名字上與“馬克思”發(fā)音相同，也不是由于觀點上與馬克思意見相左，而是由于他對于“社會學”的特殊貢獻。他開創(chuàng)了一種類型的社會學研究，闡述了一些對于社會學的發(fā)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思想。而且他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如“有意義的社會行動”、“理想型”、“統治形式”和“社會的分層過程”等，都已為人們所采用去研究廣泛的問題?！　№f伯的社會學視野是極其開闊的。不僅涉及到社會的經濟和商業(yè)，政治和法律，而且涉及到宗教和音樂。在宗教里面，不僅有西方宗教，而且有東方宗教；不僅有現代宗教，而且有古代宗教。他關于儒家的研究在國際上是很有名的，我國學者也都知道。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也較早地有了中譯本。對于非專業(yè)人土來說，經常被人們提及的是他關于新教倫理和統治的三種類型的觀點?！　№f伯認為合法的政治統治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傳統型統治，是建立在習慣和古老傳統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上的。這種統治者通常是族長、部落首領之類，他們的格言是：“服從我，因為我的人民一直這樣做?！钡诙N類型是個人魅力型的統治，是建立在某個英雄式人物個人魅力上的，先知、圣待和革命領袖是他們的典型。他們的格言是：“服從我，因為我能改變你們的生活。”最后一類是法理型的統治，是建立在對于正式制訂的規(guī)則和法令的信賴基礎上的，他們的代表人物是選舉產生的續(xù)治者。他們的格言是：“服從我，因為我是你們法定的長官?！薄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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