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靈雨

出版時間:1995.10.2.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許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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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4條)

 
 

  •      在滾滾商潮及俗流中打滾的國人,不知道還有多少記得許地山教授,還有多少人記得他那著名的《落花生》一文。該文不長,特錄于茲: 我們家的后園有半畝空地。母親說:“讓它荒著怪可惜的,你們那么愛吃花生,就開辟出來種花生吧。”我們姐弟幾個都很高興,買種、翻地、播種、澆水,沒過幾個月,居然收獲了。 母親說:“今晚我們過一個收獲節(jié),請你們的父親也來嘗嘗我們的新花生,好不好?”我們都說好。母親把花生做成了好幾樣食品,還咐附就在后園的茅亭里過這個節(jié)。
      
       那晚上天色不太好。可父親也來了,實在很難得。
      
       父親說:“你們愛吃花生嗎?”
      
       我們爭著答應:“愛!”
      
       “誰能把花生的好處說出來?”
      
       姐姐說:“花生的味美。”
      
       哥哥說:“花生可以榨油。”
      
       我說:“花生的價錢便宜,誰都可以買來吃,都喜歡吃。這就是它的好處?!?br />   
       父親說:“花生的好處很多,有一樣最可貴:它的果實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蘋果那樣,把鮮紅嫩綠的果實高高地掛在枝頭上,使人一見就生愛慕之心。你們看它矮矮地長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來它有沒有果實,必須挖出來才知道?!?br />   
       我們都說是,母親也點點頭。
      
       父親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它雖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是外表好看而沒有實用的東西?!?br />   
       我說:“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人沒有好處的人了。”
      
       父親說:“對。這是我對你們的希望?!?br />   
       我們談到深夜才散?;ㄉ龅氖称范汲酝炅?,父親的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唯愿在這當下的中國,我們都牢記許教授的“落花生”風格及精神,力爭“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講體面,而對人沒有好處的人了”。地山先生顯然非常欣賞“落花生”精神,一生以“落華生”筆名自詡。
      
       今年是蛇年,地山先生有一短篇《蛇》也非常值得國人深思及熟讀。其文如下:
      
       在高可觸天的桄榔樹下。我坐在一條石凳上,動也不動一下。穿彩衣的蛇也蟠在樹根上,動也不動一下。多會讓我看見他,我就害怕得很,飛也似地離開那里。蛇也和飛箭一樣,射入蔓草中了。
      
       我回來,告訴妻子說:“今兒險些不能再見你的面!”
      
       “什么原故?”
      
       “我在樹林里見了一條毒蛇:一看見他,我就速速跑回來;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他,還是他怕我?”
      
       妻子說:“若你不走,誰也不怕誰。在你眼中,他是毒蛇;在他眼中,你比他還毒呢?!?br />   
       但我心理想著,要兩方互相懼怕,才有和平。若有一方大膽一點,不是他傷了我,就是我傷了他。
      
       地山先生在此文中主張的“要兩方互相懼怕,才有和平”,何嘗不能為建立和諧社會及實現(xiàn)“中國夢”借鑒?和諧社會的一個起點是“互不傷害”?!盎ゲ粋Α迸c英文里常說的“Do no harm”可謂一脈相承。
      
       此處提到的兩篇短文大致也概括了地山先生貫穿一生的人性思考及社會關懷。地山先生于1893年出生在臺灣臺南一書香門第,自幼受到良好的傳統(tǒng)教育,在少年時又接觸西學并學習英語。他在燕京大學本科畢業(yè)后,即于1923年負笈西渡,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宗教史及宗教哲學課程,并于1924年獲碩士學位。地山先生旋即來到英倫三島,到牛津大學繼續(xù)研習宗教史、印度哲學及民俗學、梵文、希臘文等課程,于1926年在牛津結業(yè)經(jīng)印度短期進修后才回國。回到國內后,他先后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范大學諸學府任教,并兼任《燕京學報》編委(1—17期)。雖然在20世紀20年代地山先生即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風云人物,但從上述的學術背景可以看到,他實際上是受到嚴格學術訓練的宗教學學者。其《道教思想與道教》、《摩尼之二宗三際論》、《道教源流考》、《佛藏子目引得》等都是我國學者研究宗教學的開創(chuàng)性學術成果。陳寅恪曾撰《論許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學》一文﹐對許先生的學術作了極高的評價,對其宗教史研究尤為推崇:“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學,然于道教僅取以供史事之補證,于佛教亦止比較原文與諸譯本字句之異同,至其微言大義之所在,則未能言之也。后讀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論文,關于教義本體俱有精深之評述,心服之余,彌用自愧,遂捐棄故技,不敢復談此事矣?!背诮萄芯糠矫娴闹魍?,地山先生還致力于歷史(編著有《達衷集(鴉片戰(zhàn)爭前中英交涉史料)》)、印度文學等方面的研究。其去世前完成的最后一篇文章題目為《國粹與國學》,于1941年7月在香港的《大公報》發(fā)表。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尚能找到的地山先生著作至少有33種,涉及宗教、歷史、翻譯、小說、散文、戲劇、兒童文學等方面??赡苡捎趪栏竦淖诮虒W訓練的緣故,地山先生即使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也經(jīng)常富于宗教哲理,時時刻刻顯示出一名真正學者的風范。為了滿足其無窮無盡的求知欲,地山先生在牛津時即有“書蟲”之稱。其后來在香港的書房及藏書印皆以“面壁齋”為名?!皶x”也好,“面壁”也好,都反映了地山先生發(fā)奮讀書、致力學術人文研究的美德及才華。
      
       當然,世人熟知的許地山是文學家,他的文學影響的確極其深遠。除上面提到的《落花生》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外,其小說《春桃》早在20世紀30年代即發(fā)表,在1988年被拍成電影并由姜文、劉曉慶主演后,在翌年即榮獲中國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及最佳男女演員獎。其文學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許多人不知道的是,地山先生還是一流的教育家。1935年經(jīng)胡適先生推薦,許地山就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地山先生可能是香港大學不是第一個就是第二個有教授頭銜的中國人。香港大學為港英政府于1911年在香港建立的第一所大學,主要培養(yǎng)高級管理人才,強調西學西化,除中文系的教學外,其他所有課程都是用英文的。這一傳統(tǒng)一直沿用至今。在1935年遴選中文系主任一職時,港大校方要求參選人必須符合下列條件:精通國學,通曉英文,富管理才華,廣東籍或至少能說流利廣東話。地山先生可謂樣樣具備,為合適人選。在任職港大期間,他致力于香港大學中文系教學的改革及學科發(fā)展。在他的努力下,著名學者馬鑒(1883—1959)及陳寅?。?890—1969)先后在港大中文系任教。早在20世紀20年代,在北平的兄弟學人中即有“一錢(玄同)”“二周(魯迅、周作人)”“三沈(沈士遠、沈君默、沈兼士)”“五馬(馬裕藻、馬衡、馬鑒、馬準、馬廉)”之說,馬鑒赫然在列,可見影響之大。馬鑒自1936年加盟港大后,一直在中文系任教。香港于1941年底淪陷日本鐵蹄之后,港大只好一時關閉。馬鑒在1942至1945年到國內教書,1946年回到港大中文系繼續(xù)任教,直到1951年退休。民國泰斗蔡元培在1940年病逝香港前曾為馬鑒的書房“老學齋”題寫對聯(lián)如下:“萬卷藏書宜子弟,十年種木長風煙”。此聯(lián)可謂對馬鑒作為成功家長及教育家的最好寫照。馬鑒對許地山非常尊重,對其學術研究尤其佩服。他曾經(jīng)告訴港大另一位同事陳君葆說,“稍假他以這時日,地山的成就是會超越過胡適之很多的?!?br />   
       許地山對港大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延聘杰出學者陳寅恪。1940年,陳寅恪為了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離開昆明赴香港,準備由此轉赴英國,但是由于戰(zhàn)爭之故,他一時無法離開,被迫羈留香港。許地山為了港大,為了一代學人陳寅恪,竭力安排港大聘任陳為港大中文系客座教授。為陳寅恪到港大任客座教授事,地山先生在1940年8月給港大校長的英文信中寫道,陳寅恪乃著名學者,其中外文著作不時出現(xiàn)于美國和日本等國的重要學術刊物上,地山先生還向校長提到,在陳抵港大后,他可以為本科生講授唐史專題以及主辦公開演講,題目包括魏晉歷史及《秦婦吟》等。地山先生的努力取得了成功。陳寅恪先生確實來到港大并授課于該校中文系。許地山先生特地以香港大學中文學會的名義于1940年11月22日在薄扶林運動場舉行了歡迎陳寅恪的聚會。港大馮平山中文圖書館館長陳君葆最早到達歡迎會場,并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好些時沒有走進那里去了,今日天氣陡變吹的很勁的東北風,向晚的云似乎表示做下雨的模樣,我站在球場沿邊的鐵絲網(wǎng)里邊望望,海面卻異樣的平靜,默示著戰(zhàn)時可怕的寂靜。香港過去的繁榮,好些年前做學生時期的光景一時都呈現(xiàn)在回憶的腦際。運動場里今天沒有人來玩球,覺得格外的孤寂,左顧右望不禁有點悲從中來,但這悲感也許是因為看見屠場里的牛群而引起的。世界豈不一樣地是個屠場么?究竟誰是刀俎,誰為魚肉!散會后許先生陪陳寅恪先走,我和吳正廷等冒雨步行回圖書館?!北M管陳在香港時間不長,且此時的香港隨時籠罩在陳君葆所提的“屠場”或淪陷在戰(zhàn)火之下的陰影中,但香港在陳寅恪的學術生命史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是在香港大學完成的。在1941年許地山過世后,陳寅恪一度還擔任港大中文系主任的職位,港大校方甚至準備任命陳一個永久的中國史教授職位。可惜由于日本占領香港,港大一度關閉,任命陳為永久教授的計劃可惜地化為泡影。陳寅恪在饑餓困頓的情況下,最終于翌年(1942)5月逃回內地,失去了在港大長期任教的機會。盡管如此,陳寅恪顯然對港大很有感情。1942年5月1日,他寫了一封給陳君葆及中文系同事馬鑒的信,告訴他們他準備很快離港,打算離開前到港大馮平山中文圖書館和中文學院作最后一眺望。他在信中稱港大為“數(shù)年來托命之所”,并悲嘆可能在離開后,“今生死無重見之緣,李義山詩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凄哽”。幾天后的5月5日,陳寅恪離開香港,回到內地。他與港大的姻緣就此打住了。
      
       除了延聘如陳寅恪等大家并致力發(fā)展港大中文學科外,地山先生在任教及執(zhí)掌港大中文系期間,還大力弘揚及推廣中國文化及文學,主張用拼音教授漢語,并研究香港史及文化,可謂現(xiàn)代香港史研究的先驅。由于地山先生會英文、國語及廣東話,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語言優(yōu)勢及港大教授的地位,為中國國學及文化在香港發(fā)揚光大到處播種,為正淪陷在日本鐵蹄之下的中華民族的存亡振臂疾呼。1935年10月10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地山先生用英文向港大學生演講,呼吁學子要團結一致,要學好真正的知識和培養(yǎng)堅強的性格。1939年他用英文演講《中國古玉研究》,1941年4月在歡迎港督訪問港大時用英文致辭。在港大期間,地山先生也用英文撰寫著作。如他曾用英文撰寫118頁打字稿的一篇佛教論文, 題目為《佛教泛神論思想在印度與中國的演進》(“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Pantheistic Thought in India and China”)。1938年他用英文撰寫《武訓》一文并發(fā)表。在弘揚中國學術方面,地山先生更是不遺余力。他在香港發(fā)表的下述公開演講即是明顯例證:《中國文藝之精神》(1935年9月19日),《佛學與現(xiàn)代文化》(1935年11月10日),《魯迅對中國新文學之貢獻》(1936年11月),《漢代的社會生活》(1938年3月),《中國文字底命運》(1940年1月),《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較》(1940年6月)等。在指導一般香港人學習中文及文化方面,地山先生也身體力行,不辭辛勞。1935年12月他用國語演講“如何讀書”,1936年撰寫劇本《西施》并由陳君葆導演在港大大禮堂公演,并多次出任香港中文演說及寫作比賽的評委,甚至數(shù)次到中小學講課。在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方面,地山先生利用自己的學術地位及社會影響更是不斷搖旗吶喊和獻策獻力。1936年3月他發(fā)表公開演講《中國之命運與青年》,1936年7月演講《中華民族之衰落原因及其補救辦法》,1937年12月與林語堂、鄭振鐸、湯用彤、簡又文等發(fā)起并組織“中國非常時期高等教育維持會”并發(fā)表《保衛(wèi)文化,完成救亡使命》的宣言。1939年1月他發(fā)表《中國思想中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1939年7月相繼發(fā)表《憶盧溝橋》及《七七感言》,1941年5月發(fā)表《青年節(jié)對青年講話》等。
      
       當然,除大量的社會活動及學術演講外,地山先生的主要精力還是在港大中文系的管理及教學方面。在港大最后幾年,地山先生每周授課20小時以上,講授的科目有十幾門之多。地山先生甚至親自教授梵文。應該指出的是,盡管地山先生志存高遠,學術淵博,對學問精益求精,但他并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書呆子。他實際上很會享受人生。例如,他喜愛攝影,1935年12月曾以其得意的攝影作品《風入松》參加香港《工商日報》的攝影比賽。地山先生也酷愛旅游,尤其難得的是他還彈奏一手琵琶。須知攝影和彈琵琶在今天都是十分時尚的愛好。地山先生還交游廣泛,并待人以誠,深得同事朋友及學生愛戴。陳君葆先生在其日記里記道,他在地山去世33年后的1974年11月14日仍夢見與地山先生聊天,可見友誼之深厚。可惜天妒英才,1941年8月4日地山先生在其香港寓所因心臟病突發(fā)而溘然去世,享年僅48歲。天不假年,奈何!
      
       鑒于許地山先生在香港的巨大影響,他去世后全港學校下半旗并各鐘樓鳴鐘致哀。甚至香港一位小學五年級學生都撰文悼念。這位名叫譚蓀的小學生在悼文中寫道,“南中國隕了一顆文星,但世人永存著不朽的‘螢燈’(此為地山先生為兒童所寫作品——引者注),我痛哭這位文化的偉人,紀念愛護我們的導師,落華生!……呵,呵,我們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文化勇士喲!我們中國熱心不倦的教育大家喲!你竟死了!但你的道德文章永遠光明!”地山先生的靈樞安葬在香港島薄扶林道中華基督教墳場甲段11段A三穴之2615號。許地山的追悼會在1941年9月21日舉行,400多人參加。著名作家端木蕻良的挽聯(lián)寫道,“未許落花生大地,徒教靈雨灑空山”。陳寅恪在許地山的追悼會上也致送了下述挽聯(lián):“人事極煩勞,高齋延客,蕭寺屬文,心力暗殫渾未覺;亂離相倚托,嬌女寄廡,病妻求藥,年時回憶倍傷神”。陳君葆評價說,“挽聯(lián)中以陳寅恪的乙對為最親切有味,可謂情文兼至?!钡拇_,陳氏此聯(lián)融入了深厚的公誼私情。上聯(lián)主要寫許地山作為學者及學科領導的辛勞?!笆捤聦傥摹?,緣于許地山喜歡于寺院避靜,看書為文。常去的地方包括香港的青山和大嶼山的寺院。下聯(lián)則側重陳寅恪與許地山的私誼。1939年,陳寅恪和妻女到了香港,得到許地山招待。因為陳妻當時正患心臟病,陳只好把“嬌女”和“病妻”托許地山照料,寄寓許家,自己只身到昆明西南聯(lián)大任教。而今地山駕鶴西歸,令陳氏有“年時回憶倍傷神”之悲。1950年鄧爾雅先生在為許地山墓碑重寫碑文后,題詩如下:“無雙許叔重,漢學此儒先。祭酒如南閣,說文兼梵天。道山歸忽久,化雨潤常宣。下馬陵依舊,書碑近十年?!钡厣较壬攀篮?,其上萬卷藏書中的西文藏書大都收藏在香港大學圖書館,但遺憾的是其有關中國宗教方面特別是道教方面的珍貴藏書,在20世紀50年代由剛成立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圖書館以重金購走。
      
       2011年為港大建校百年紀念年。地山先生當年精心呵護的中文系現(xiàn)今也已發(fā)展成為港大的中文學院,有中國歷史、古典文學、現(xiàn)代文學及翻譯等專業(yè)。2013年為許地山教授誕辰120周年及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中文系)成立85周年志慶。為紀念地山先生對該校及中文學院的貢獻,港大檔案館與中文學院于2013年4月及5月特聯(lián)合主辦《空山靈雨落華生:許地山教授手稿珍藏特展》。該展覽內容大多為第一次公開,其中包括許教授的珍貴手稿,更是難得一見。本人盤桓展覽,睹物思人,撫今追昔,深感有必要根據(jù)此展覽的珍跡及陳君葆日記相關內容向內地同仁介紹我心目中的許地山先生。許地山先生在多年前把其隨筆編為一書,題名為《空山靈雨》。地山先生在此書的弁言中寫到,其隨筆“雜沓紛紜,毫無線索,故名《空山靈雨》”。竊以為空山靈雨或空谷靈雨或許更能夠反映地山先生的偉大人格及學術人生,同時與其研究佛教及道教之學相近。故此文以《空谷靈雨許地山》為名,作為心香一束,遙祭地山先生在天之靈。并祝地山先生全力扶持的香港大學在成立后的第二個一百年里放出更大的光彩。
      
      來源:《中華讀書報》2013-09-30 。作者:徐國琦。
  •     看不見,抓不住。
      總是突兀地開始,無聲地消逝。
      
      許地山的散文中,愛極了這一句:
      
      但我愿做調味的精鹽,滲入等等食品之中,把自己的形骸溶散,且回復當時在海里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嘗成味,而不見鹽體。
      
      想來空靈成毒的許地山,應該是做到了的。
  •     這本書其實是很難評論的,因為其涉及的內容實在太廣,我未得那么廣博的學識,也未能對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有著非常深入透徹的了解,只是看過之后有些想法,也就以此試著說說。
      文集中有著許多抒情言志,描繪平凡生活情趣的小品文,常借一事一物寄托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對世人所有的期盼,其文筆樸實清新,恰如文集的名字一般,因帶著些許哲學與宗教的沉靜氣質,故其敘如溪流不疾不徐,一事一理,娓娓道來,頗有許多精美的妙文。
      但其余的許多有關于各種現(xiàn)象的品論我便不敢輕易茍同,他對世人的期許或許太過了些,人世間的一切本來就該是兩相平衡才可得以長足發(fā)展,人只所以為人而不是神則因其本身的“劣性”存在。當然,那種才德兼?zhèn)?,一生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人絕對值得稱道,但我也并不認為作為一個凡俗愚人,甚至所謂賊人壞人就毫無存在的必要。玫瑰芬芳,那就可以此否定了其余花草的價值么?綠葉怡人,是不是非得把所有枯枝敗葉得干干凈凈?善與惡,美與丑,用與無用均是相對而生,且可互相生發(fā)轉化,何至于要得一致平等,甚而多過平均的錢財都要充公,生理有缺陷的人都不許生育。
      不過,這也許也是那個時代的需求而定,據(jù)文中透露的時代印跡估算,其大部分作品應成于抗戰(zhàn)初期。在那個動蕩混亂的時期,對于“實用”的人和物的需求是很能理解的,于是盼著能多得治世強國之能人甚至超人,最好人人皆是。但我覺得里面的很多觀念只能是他的理想吧,在現(xiàn)實中全民推廣是不太現(xiàn)實的。人的某些“丑惡”品行是人的本能,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的夸大和極端。譬如“自私”,在我看來,一切都是在“愛”這條根上長出的不同的花朵,對“己”之“愛”過甚就是對他人之“害”的初始,相對應的東西,如何能消滅得了呢?
      再說看到他極力提倡改中國字為拼音字母文字的那段,他的理由無非就是想簡化學習文字的過程,從而達到他所說的節(jié)省更多時間的目的。對這個改革的提議,我是很不能理解的,我認為這樣的改革是對于文化的割裂,中國幾千年前的思想文明之所以可存留至今,統(tǒng)一不變的文字可以說是功不可沒,若說嫌字的繁難,現(xiàn)在的簡體字已經(jīng)省了很多功夫了吧!而我未嘗發(fā)現(xiàn)用簡體字的大陸內地比用繁體字的港臺地區(qū)多出了許多的科學家、哲學家,也未見得比他們發(fā)展得好了許多。可見這根本不是個最主要的問題,雖然我很明白作者益世的苦心。
      書法或許是“無用”的,但我覺得作為怡情之物存在也并無不可,卻有人借之以附庸風雅,但也并不能就因為這樣的人存在而否定了書法存在其本身的美學價值吧!
  •   本來看事物也不能太絕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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