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黃仁宇講中國大歷史

前言

2000年1月8日，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因心臟病突發(fā)病逝于紐約的一所醫(yī)院，享年八十二歲。就在黃先生去世前，他還跟太太格爾看了場電影，頗具某種宿命的是，在去電影院的路上，他和夫人談論的正是身后事。他說：“老年人身上有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拋棄軀殼，離開塵世。”    人世間的許多事情，從事后的眼光來看，似乎都充滿了冥冥的注定，從黃仁宇先生一生的行跡來說，同樣如此。如果以他開創(chuàng)的“大歷史觀”的視角而言，從1938年7月他考入中央軍校的那刻起，他與歷史本身就結下不解之緣。按照黃仁宇先生自己的說法，只有放長眼光，才能透徹個人在時間洪流中的翻騰的姿勢與態(tài)度。因為經歷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黃仁宇先生本人也已指出：“要解釋明白的則是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游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   不可否認，在史學界黃仁宇先生是個“異數”。這倒并非因為《萬歷十五年》的緣故，實際上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與費正清教授的合作中，因費注重分析，黃注重綜合，前者為歷史研究的主流，后者則多少有些極端。使得黃先生所謂“不務正業(yè)”、  “歪門邪道”的評語就已彌漫學界，費先生宅心仁厚，不會傳如此閑話，而是好事者多言。自1982年《萬歷十五年》中文版出版以后，對黃仁宇先生的各種無端指責更是甚囂塵上。    寬厚者說其為“歷史界的瓊瑤”，只敘個人情感，而不重歷史考據；惡毒者則直接謂其“下里巴人的精神游戲”。毋庸諱言，在進入有系統(tǒng)的學院式的歷史訓練之前，黃仁宇先生是有名的歷史學家中“唯一一個進大學以前有過漫長的，非學院生涯、底層生涯的人士”。黃仁宇先生接觸歷史，無疑是半路出家。然而正是由學生、兵士、軍官、留學、打工的經歷，才使黃仁宇先生比起一般的學者，對歷史背后的事件真相有更深入的理解，正因如此，在他對歷史事件的闡述中，才能發(fā)別人所不能或無視的觀點，才能寫出《赫遜河畔談歷史》、《中國大歷史》、《放寬歷史的視野》和名聲遠播的《萬歷十五年》。    黃仁宇先生所謂的“大歷史觀”，雖以“大”稱，但如《萬歷十五年》開頭所敘“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一樣，黃仁宇先生以“私人學者”的身份鳥瞰歷史，不作通史，只用顯微鏡式的描寫手法分析歷史的剖面，有機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使讀者在漫漫而繁雜的歷史事件中看透一般規(guī)律。    研究者盡可以從“開創(chuàng)了一種新型的歷史隨筆”、  “文字清新俊朗”、  “學識嚴謹史觀博通”等方面來探討黃仁宇先生成功的原因，但是就剛才所言，實際上黃仁宇先生最大的成功，是為史學界提供了一種新的窺視歷史的方式。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應該感謝黃仁宇先生在1979年3月27目的“失業(yè)”，因為此后先生便以著述為業(yè)，有更多的精力與時間在“大歷史”觀下為他的讀者尋找出細節(jié)之下的微言大義。事實上作為一個史學家，黃仁宇先生有著自己的幸運，時代與經歷讓黃先生同時擁有東方和西方的視角。一如著名學者方舟子博士在他的《悼念黃仁宇先生》一文中指出的：“黃先生是當代中國學者中，罕見的具有見微知著、融會貫通的駕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所做的獨到思考，已經影響了并將繼續(xù)影響許多中國學人。”    “大歷史”的本質是以小見大，這也與黃仁宇先生的追求有密切關聯。在黃先生看來，做一個像錢穆那樣的平民學者遠要比高高在上的所謂權威更值得去努力。因此，爭論黃先生的作品是通俗還是學術其實沒有多大意義，他的出現，實際上讓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看似枯燥的歷史。這樣的意義或許黃先生不曾感受，但借用先生的觀點，如同他所說的“個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義，要在歷史上獲得，而歷史的規(guī)律性，有時在短時間尚不能看清，而須要在長時間內大開眼界，才看得出來”。    時值黃仁宇先生逝世十周年，以拙文為念。

內容概要

　　黃仁宇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其出版的《萬歷十五年》等著作暢銷海內外，在國內擁有極大的追隨者，其獨特的“大歷史觀”思想為許多歷史愛好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啟發(fā)了無數讀者。
　　黃仁宇先生的書并非生澀難懂的學術著作，也并不是胡編亂造的野史集成，而是而是寫給大多數中國人看的，其觀點角度獨特，時代感強，非常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但因為他的著作大多是外文寫作，而后翻譯成中文，難免有些段落和句子略顯生澀。
　　《聽黃仁宇講中國大歷史》作者以黃仁宇先生的著作為基礎，深度解析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講黃仁宇先生的著作進行整合分析，并對其中生澀難懂的思想進行加工修訂，對歷史事件進行展開分析，由小事件看大道理，偶然中見到必然，平凡中洞見非常，聯系中發(fā)現規(guī)律。以大歷史觀，窺探中國歷史數千年的全貌。
　　本書內容更細致，語言更通俗，書中還附有黃仁宇先生的詳細傳記及其著作概述，可以讓讀者更全面了解黃仁宇先生的歷史思想與精髓。

作者簡介

　　王憶城，浙江人，1982年出生。酷愛中國歷史，自詡有英雄氣，卻往往上氣不接下氣；對鄰國日本也有較廣泛的研究，有時也自成一家之言，憑方家哂笑。
　　已出版《一本書讀懂日本史》《不時髦的村上春樹》《大秦帝國》、《牟宗三說儒》。

書籍目錄

聽黃仁宇講中國大歷史
前言 與大歷史對話
序章：黃仁宇小傳
長沙白茉莉：少年黃仁宇與他的家庭
戎裝馬革：軍校及抗戰(zhàn)時光
赫遜河畔談歷史：求學在美國
波折的榮譽：《萬歷十五年》現象
第一章 從嬴秦到西漢：歷史進三步，退兩步
秦始皇：左手藝術膽魄，右手魔君鐵腕
“文景”：在危機中尋找轉機
漢武帝：如此精明，卻又這般愚暗
個性司馬遷與反個性班固
“影子帝王”——霍光
一個書呆子的經濟改革
第二章 裝在舊瓶里的東漢王朝
公元25年的一場“救市”
宮廷里兩個陰暗的“物種”：外戚與宦官
公元169年：壞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踩著儒學做大官，世間已無讀書人
第三章 尋求破局之法的魏晉南北朝
統(tǒng)一在權力資源重組下完成
欲望出軌，八王之亂
五胡亂華：一段癲狂的黑暗史
北伐：一場毫無收益的短線投資
淝水之戰(zhàn)：兩種命運在血色岔口中展開
拓跋氏：刀鋒上尋找核心競爭力
第四章 隋唐何以如此多嬌
陽謀圣手隋文帝
隋煬帝：死在“資本擴張”路上的富二代
貞觀之治：高山仰止的幸福標簽
寂寞于她，只是個笑話
第五章 是誰制造了大唐的拐點
李楊之戀：好夢由來最易醒
安史之亂：權力炒家超限戰(zhàn)
藩鎮(zhèn)之亂：權力博弈制造“后安祿山時代”
黃巢：原來不過是插曲
第六章 盛裝下的蒼涼：兩宋風云
趙匡胤：一個不老實的厚道人
檀淵之盟：金元政治換來百年安靜
王安石與他的財政商業(yè)化運動
靖康恥腰斬了大宋繁華
買公田：賈似道破解金融難題
第七章 元帝國：狼性征服卻黃昏已現
成吉思汗：13世紀領袖的全球化
“以退為進”，忽必烈成為最大贏家
“征伐日本”的非正常死亡
元順帝：生存之后才能生活
第八章 大明朝的死彎兒
一個農民改變國家性格
朱棣創(chuàng)造多元化利益鏈
鄭和下西洋：國力的透支消費
朱瞻基在逆境中轉型
一場失去控制的貨幣戰(zhàn)爭
第九章 大敗局：萬歷帝與頹唐的晚明
“溫水”中的萬歷十五年
張居正和一個國家的財政突圍
海瑞：模范人生從清官開始
戚繼光：“特立獨行”的孤獨將領
李贄：在沉悶時代尋求終極快樂
第十章 讀不懂的清朝
吳三桂：一半是孤寂，一半是悲涼
清初盛世：牛市在青春期到來
乾隆和他失去推動力的朝代
1800年：大衰退的前夜
悲劇，從自以為是開始
國運在甲午戰(zhàn)爭中崩盤
第十一章 跌宕一百年：彷徨中尋求破局之道
自強運動：留著“辮子”干現代化
百日維新：書生圍坐對枯棋
義和團：時代鑄成的壞脾氣
民國：俎上肉與自由歌
蔣介石：新勢力的成長困惑
第十二章 人性的六張面孔
孔子：國民性的啟蒙領袖
孟子是充滿感情的“革命黨”
曹操：爽直可愛真小人
竹林七賢：放蕩不羈不是他們的宗旨
司馬衷：悲劇中的喜劇人物
劉子業(yè)與蕭寶卷：垃圾時代的垃圾股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秦始皇：左手藝術膽魄，右手魔君鐵腕 秦始皇鐵腕統(tǒng)治全國十二年的時間里，從未發(fā)生重大的事變?！?——黃仁宇 公元前221年，對嬴政來說，是值得存照留念的日子。隨著齊國國君建走出國都臨淄城，向秦將王賁投納版籍，齊國滅亡，歷時9年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宣告結束。 坐在咸陽宮里的嬴政總算可以舒一口氣了。在這9年當中，無數的人流干了眼淚，流盡了鮮血，流亡在天涯，國家傾覆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白骨填壑也成了殺人之外的娛樂游戲。這在秦國，也不能例外。然而經過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后，人們忽然發(fā)現，公元前221年的景象，與往常已有了根本的不同。 從這一年開始，天下的百姓要陸續(xù)拋卻以往所有的生活經驗，去迎接一輪執(zhí)政者所說的“新的曙光”。無論是對種地的、讀書的、還有做買賣的，除了以最快速度適應新時代，沒有他徑。以往的趙人、燕人、或是楚人，此時已統(tǒng)稱為他們原本恨之入骨的秦人。他們需習練相同的文字，出門打車，坐的也是被重新校訂了寬度的新坐騎。固然所謂“書同文，車同軌”不是一日而成，但百姓們已經看到了嬴政的決心，他要在這個自己一手創(chuàng)造的新國家里，演繹一段全新的傳奇。 嬴政對此是有絕對的信心的，更為重要的是，他明白，在處理國家大事上，他比任何一個人都要有耐心。呂不韋門客三千，故吏遍地，權傾朝野；嫪毐太后，私生兩子，陰謀叛亂，最后皆為嬴政所滅，這其中固有諸多因素，但若無耐心，怕大事也難一蹴而成。 自公元前247年，13歲的嬴政繼王位，至“奮六世之余威”，“振長策而御宇內”，不會不會明白，戰(zhàn)爭動亂，六國“苦秦久矣”，秦人自己實際上也受累于此。所以天下既安，重要的不是武力征服，而是制度建設。這是王朝鞏固的基礎。統(tǒng)一度量衡，統(tǒng)一文字，統(tǒng)一風俗，統(tǒng)一錢幣形制，無疑是這一系列制度建設的開端。嬴政明白循序漸進的道理。治大國如烹小鮮，當然需要慢工。 史載，嬴政每天需要批閱的各地奏報，以竹簡的重量來算，足有120斤。即便放到現在，這也不是一個小數，何況這一數字對于嬴政是最為基礎的規(guī)定。每天如果沒有批完既定的工作量，嬴政便不能享受理應情趣十足的私人生活。事實上，在史籍中，人們幾乎看不到后世君王常有的那些宮闈之事，就連他的皇后的名字，人們也無從知曉。 史無前例的大帝國，需要他耐心細致的指點，也脫離不了他個人性格的點綴。耐心細致，所以帝國廣大，卻皆遵循著同一種原則；個人性格，所以在細節(jié)之處，也顯露出其藝術性的想象力和膽魄。后者，如同黃仁宇先生論及的一樣，我們應該對“臨潼縣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表示感謝”，正由于他們在1974年的意外發(fā)現，讓人們從赫赫兵馬俑的身上，尋找到了窺探真實嬴政的另一個線索。 黃仁宇先生由此說道：“秦始皇既為一個‘焚書坑儒’的專制魔王，為何有這樣的耐性？他為什么不以軍事形式的雷同劃一為原則，將幾千個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制，而偏偏像希臘雅典一樣，保存了集體作品之個別的美感？” 究嬴政在兵馬俑上的所作所為，其實不難解釋他在成為天下的主人后，在國家層面上做出的一系列舉措，這些舉措，如前文所提的“同文同軌”，或是將錢幣形制定為圓形方空，以致后世雖有名稱上的不同，但皆遵秦制，以及“廢分封，立郡縣”，修建長城，北擊匈奴，將全國的豪族世家120000戶遷到首都附近，以便壓制監(jiān)督，同時承認自耕農對所開墾荒地荒山的所有權。 這些被后世稱為“萬代所宗”的小手筆、大手筆，以黃仁宇先生的觀點來看，無非是為了“使境內人民保持一種集體性格”，使得全境之民，能在一個整齊劃一體系下，感受到如黃先生所稱的“平等的觀感”。 由著這樣的創(chuàng)造，我們便常能于史書之中翻閱到“黔首大安”這樣的篇章字眼，從今日的眼光來看，嬴政式的模范或稱原則，對中國日后兩千年的社會發(fā)展，不可謂不大，而就其當日所鑄就的成果，也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批判其為“殘酷無道”、“喪失人性”。這就好像青蛙吃蒼蠅，就論其為嗜殺成性。這也正是為什么漢初勤于總結秦朝倏忽而亡的教訓，制度上卻依舊“漢承秦制”。嬴政最大的功績并不在此，而是如黃先生所說，“此后以統(tǒng)一為常情，分裂為變態(tài)”。 在全無可借鑒的情況下，于空曠一片的白紙上，描繪一幅全新的藍圖，進而以進取之姿態(tài)，一世、二世，以至無窮，不能不說是一種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冒險活動。這樣的君王，稱其為“千古一帝”絲毫不為過?；蛟S正因為這樣的緣由，才有以后在這個嬴姓子孫身上所發(fā)生的令人“切齒痛恨”之事，讓人無法痛快地作全面的褒獎或是徹底的貶損。這也正是黃先生所論“秦始皇是一個令人尋思的人物”的意思。 就像前面說的，這與嬴政個人性格中所具有的藝術想象力和膽魄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公元前212年，嬴政主持修建秦直道，也就是當時的高速公路。這條“天下第一道”穿越14個縣，700多公里。路面最寬處約60米，最窄處也有20米。 同年，嬴政認為咸陽人太多而城過小，下令修建阿房宮，由于工程浩大，嬴政在位時只修了一座前殿，而僅僅就是這么一座前殿，其規(guī)模就令人嘆為觀止——東西寬690米，南北深115米，占地面積80000平方米，足可容納萬人。因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而新建的國家體育場，擁有永久性坐席80000個，在使用現代化機械、有7000名工人同時間作業(yè)的情況下，用時5年方告竣工，工程總造價22.67億，可想而知，建造阿房宮，在秦代，又需要耗費多少財力、物力和人力？ 倘若說修直道是為了國防建設，那么阿房宮則顯然是為了一己之私“酷使民力”、“殘酷無道”，況有“焚書坑儒”這等滅絕文化的“魔君手段”，一切的善良修為和創(chuàng)造是決然不能掩蓋其血腥的本質。嬴政千年的罵名由此注定。然而國家草創(chuàng)，一切從零開始。誰曾為他提供最為確切的參考？誰有能發(fā)誓說如果自己站到那時的場景，不會有嬴政的手段？作為一個全新世界的統(tǒng)治者，倘若拋卻應有的想象力和膽魄，不5次巡游四方，是否又會讓后來人發(fā)出”過于保守，而不思創(chuàng)新，毫無帝王之象”的責難？ 事實上的情況，黃仁宇先生早已為我們指出：“他除了重視域內長久的和平之外，也極端注重性道德，認為與全民的休戚有關?！?，從而又指出實際上被我們忽略的一個重點：“秦始皇鐵腕統(tǒng)治全國十二年的時間里，從未發(fā)生重大的事變。” 嬴政無人能代替，“朕就是國”，他一閉眼，這個國家不久重又陷入兵革之中，而此時已是秦二世，就此論嬴政，未免過于成王敗寇?！扒叭嗽詷?，后人乘涼”，嬴政更多地扮演了種樹人的角色，玩笑點說，他猶如《英雄兒女》里的王成，高喊“為了勝利，向我開炮”，而后歷朝歷代，不過損益相承罷了。 “文景”：在危機中尋找轉機 輕刑法，減賦稅，親儒臣，求賢良，年歲收成不好就下詔責己，又不大更張，一意與民休息 ——黃仁宇 漢文帝劉恒于公元前180年以外藩身份繼承大統(tǒng)，與其說是撞了大運的千年等一回的喜事，不如說他接手了一份苦命的差事，因為此時的漢帝國，與身心疲倦，重病纏身之人毫無區(qū)別。 自高祖登位，到太尉周勃、丞相陳平等人翦滅呂氏，近23年的時光，如黃仁宇先生所言，“他（劉邦）與呂后總以鞏固新朝代為前提，甚至屠殺功臣，不擇手段?！薄皡魏笠耘鲗Ｕ詤萎a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呂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內大臣和朝外諸王嫉妒，釀成‘諸呂之亂’” 帝國動蕩飄搖，物價飛漲。劉邦時期，1石米的價格是萬錢，120斤大米需要2000元人民幣，購買1匹馬則需要100兩黃金，其價值比現在的旗艦級斯巴魯轎車還要貴上幾倍，同時，商人投機倒把行為也十分嚴重。工商秩序混亂是漢初的頑疾。 同樣在劉邦時期，“人相食，死者過半”，多數百姓居者無其屋，耕者無其田，失業(yè)又失家，領不到政府救濟金，只得成群結伙地四處流浪，造成了最令帝國政府頭疼的社會問題——流民。流民眾多，納稅戶少，國庫空虛，國家疲敝，這一狀況到呂雉時代并沒有發(fā)展根本轉變，當然，造成這個問題的還有另層原因。 黃仁宇先生告訴我們：“分封異姓功臣為王者七國，同姓子弟為王者九國，又有侯國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國則儼然獨立?！边@些大大小小的諸侯國，皆被封王視作私有財產，故而盡心經營，千方百計地壯大國力，而對中央政府，只是每年象征性的交點“保護費”。 當日王侯間富者，以吳王劉濞為最。他左有銅山之便，可以肆意鑄錢，右有東海之利，可以煮水為鹽，依靠著如此雄厚的國力，劉濞的內心勢必每天都在發(fā)生著微妙的變化。 侯國經濟發(fā)達，中央財政見肘，也就是說部門經理比董事長拿得年薪還要多。劉邦、惠帝、呂后及中央高官厲行節(jié)儉，粗衣淡飯，實則是國家沒錢，不得已而為之。身體羸弱，肌肉不顯，無怪乎強人要來欺凌。以下這封匈奴冒頓單于送來的“情書”，呂雉怕是終生難忘吧—— “孤僨之君，生于沮澤之中，長于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愿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無?！比绱藨蚺呷?，呂雉縱有百般怒火，也只能一笑了之，繼續(xù)奉行自高祖以來的和親政策。 內不穩(wěn)，外不安，漢帝國猶如走在鋼絲上，一旦掌握不好平衡，就有性命之虞。對此時的帝國來說，穩(wěn)定才是一切，發(fā)展更是硬道理。時艱出明主，這往往是不破的真理。劉恒是否能不負眾人所望，將帝國帶上一個正常的軌道，事實上，在其登位之處，即便是擁立他的大臣，心中也沒底。 以外藩身份而入大內，劉恒的內心最初肯定是有一絲惶恐。以“仁孝寬厚”著稱古今的他，由于兒時不受劉邦待見，一段時間內對自己的執(zhí)政能力并不抱有多大的信心。作為金字塔頂端的人物，他只能在承認現有局面的前提下，舒緩矛盾雙方的情緒，力求一個相對平緩的態(tài)勢。 黃仁宇先生指出的“輕刑法，減賦稅，親儒臣，求賢良，年歲收成不好就下詔責己，又不大更張，一意與民休息”正是他這種指導方針的體現。任重而道遠，內憂而外患，若想撐起這個龐大帝國的架勢，需要的是“見急用忍”。在“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現實下，大刀闊斧恐怕只能適得其反。百姓有飯吃，不至成乞丐，有房住，不至成房奴，有地種，不至成草寇，才是最緊要的民生工程，而對那些日益坐大，越來越不懂規(guī)矩的諸侯王，暫且姑息時日。 前178年，劉恒下詔，“除田租稅之半”，也就是將耕地的租金從15稅1改為30稅1，這個政策在前168年又實施了一次，也許覺得這樣的力度還遠遠不能給百姓帶來實惠，第二年，劉恒干脆下詔，將田租全部免去。雖然不久又恢復30稅1的租金，但顯然，劉恒和他的帝國已經向天下昭示了一種決心，這種決心在他登基3個月后成為一種不可動搖的治國理念。黃仁宇先生對此的評價是：“漢朝的政局，開始正規(guī)化。” 帝王時代，正規(guī)化不僅是民生安定，更是神圣君權的凸顯。鴿子的羽翼豐滿了，也要向禿鷹展示自己的強硬。前164年，齊王劉則死，無子繼位，劉恒以齊國開刀，將其分為六國。同年，封淮南王劉長的三子劉安、劉勃、劉賜為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實際上將淮南國一分為三，削弱了侯國的實力。雖然諸侯坐大的局面未有根本的改變，但至少在一定層面上創(chuàng)出了安定與發(fā)展的模樣。據《漢書·食貨志》記載——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庫里的錢多得數以萬計，用來串起銅錢的繩子已經斷了；國家糧倉里的糧食多得連糧庫都存不住了，新糧下面壓著舊糧，有些糧食已經腐敗得無法食用。 若將帝國形容為企業(yè)，那么在劉恒之前，劉氏企業(yè)無疑即將破產，很多大企業(yè)正摩拳擦掌地準備清算。他們的眼睛早已盯上了電腦桌，文件柜，空調，沙發(fā)，還有那些無形的資產。還好，在經過一番董事會的震蕩后，劉董上臺，在“破產保護”后鳳凰涅槃。劉恒抓住了所能利用了全部機會，隨著帝國的蒸蒸日上，他也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政治領袖。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作為帝國的接班人，這句話劉啟可能不止一次地從父親劉恒的口中聽到過。實際上，自他繼位，始終兢兢業(yè)業(yè)，如履薄冰。因為帝國的好夢才剛剛開始，遠未到彈冠相慶的地步。令他最擔憂的，不在內廷而在外藩。他要承先帝之業(yè)，讓帝國更上一層樓，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老大”，就必須對各地藩王做徹底的清除。 御史大夫（相當于現在的第一副總理）晁錯的一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备寗⒁庾R到，對諸侯王開刀是必然而遲早的事。只是，令他沒有想到的是，自己只是割了對方幾塊肉，他們就哇哇亂叫地反抗起來。這就是發(fā)生于前154年的“七王之亂”。 黃仁宇先生認為，這起事件是“文景之治階段里，最重要的一個變動”。劉啟雖然在前期犯了一些低級錯誤，但很快就“圣明”起來。事件的結果，如黃先生指出的：“先朝宿將周亞夫的指揮得當，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宮為奴?！薄斑@時漢朝同姓子弟的王國，或國除改為郡縣，或被分裂為小王國，其官僚亦由朝廷派遣，一到漢武帝初年，殘存的王國更有名無實，漢朝實際已恢復秦朝全面郡縣的體制?！?漢景帝劉啟不僅為自己掃除了執(zhí)政的障礙，也為自己兒子掃清了御宇的麻煩，武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祖父與父親給他接手的帝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比起劉恒當初的境遇，劉徹無疑是個幸運兒。 文帝與景帝，父子兩代，即要面對老一輩留下來的頑疾，又要處理刻下的難題，然而終究以39年的努力，將劉氏企業(yè)帶出困境，迎來希望。這不免讓人想起一句話，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

編輯推薦

《聽黃仁宇講中國大歷史》內容更細致，語言更通俗，書中還附有黃仁宇先生的詳細傳記及其著作概述，可以讓讀者更全面了解黃仁宇先生的歷史思想與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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