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世界.國家

前言

中華民族在古代形成的天下觀和天下大同理想支配下生存了數(shù)千年。傳統(tǒng)天下觀中，天下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四夷為外服構成理想圖式。中央王朝依據(jù)此天下觀統(tǒng)馭諸夏，把農業(yè)文明發(fā)展到了極至。直至封建社會后期，西學東漸，尤其是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才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面對逐漸展開于眼前的一個全新世界圖式，中國官民長期感到不可理解。但這個新世界又不可避免地不斷逼近，迫使國人不得不逐步擴大對新世界的認識，同時不得不逐步擴大與這個新世界內存在的完全不同于傳統(tǒng)天下觀中的“夷人”交往。這是一個不斷開放的過程，也一個經歷前所未有的痛苦的過程。

內容概要

　　《天下世界國家：近代中國對外觀念演變史論》不是對1840年代至1940年代中國人對外部世界認識的全面研究，僅選取百年間各個時期的重要事件的掌控者或參與者，以其行為和言論所呈現(xiàn)出的對外視界加以闡論，探視各個時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各自所處時代允許的條件下對外部世界產生了何種程度的認知?！　≡诠糯煜轮畠?，中央王朝處于至高無上的中心地位，接受各服“夷人”的朝貢。當王朝興盛，國力強大之際，“圣王”對恭順朝貢者給予賞賜；對敢于犯順者“大張撻伐之威”，以維“圣朝”君臨天下的地位。

書籍目錄

前言一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前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觀念建構再論朝貢體制防夷章程與律勞卑事件防禁西方煙毒的認知與行動二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中國對事變的認知與反應變化意識中的“船堅炮利”安內以攘外與師夷長技停戰(zhàn)談判，格之以誠三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時期清廷觀念中的天下與世界“夷情叵測”，務須拒而遠之“剿撫兼施”以撫為本“夷人惟利是圖”，可資“離間”四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清廷世界觀的變化恭親王奕訴的對外觀念與現(xiàn)代外交機構的設立洋務官員的世界圖式五 國家意識的猛醒與救國理念的轉型國家危機意識的猛醒與天下觀的暫時消隱救國理念的急劇演變六 天下大同現(xiàn)的回歸及其與國權意識的混同國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認知與反應歐戰(zhàn)結束后國人的反思與爭國權運動的趨向孫中山對西方經濟體系的認知及其“平等”與“效率”完美統(tǒng)一社會理想的形成七 大同理想、意識形態(tài)與國家權利國人對中蘇關系的認識演變強國手段與大同目標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恭親王奕訴的對外觀念與現(xiàn)代外交機構的設立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外交涉日益繁復，清朝政府事實上已被拖入空前頻繁的國際交往關系之中，恭親王奕訴成為處理對外關系的領袖人物?！办飨檎儭睂⑵渫粕献h政王和首席軍機大臣位置時，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曾為之頗感欣慰，他在給英國外交大臣的密信中說過一段盡人皆知的話：“恭親王及其同僚之操權，乃是對外國人維持友好關系使然。這個令人感到滿意的結果，全是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促成的，這充分證明我們堅持下列政策之正確，就是我們應以溫和協(xié)調的態(tài)度獲致恭親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清除他們的驚恐”，并促成“發(fā)生變動，使最高權力落到他們手里去”。他說，“相信現(xiàn)任首揆恭親王不致使我們失望”，因為他正是能“充分理解我們性格的動機而對我們信任”的“少數(shù)人中的一員”。由于有洋人的這一段評論以及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議“借師助剿”等言行的存在，中國近代史學的著述大都對奕訴的外交活動作了否定性評說。這一類觀點以權威之作《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的論斷最具代表性。該書說：“洋務派是在封建地主階級日益成為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中國的一個支柱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奕訴等人……提出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總管洋務的機構開始設立時就是為了‘軍務’，也就是聯(lián)合外國力量來共同鎮(zhèn)壓太平天國及其他農民起義力量”。這一論斷產生的影響是廣泛的，曾被眾多中國近代史論著，尤其是眾多中國近代史教材所采用。中華書局1994年出版，2001年第24次印刷的統(tǒng)編教材《中國近代史》也大體保留了這一觀點。該書未直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置的根本目的在聯(lián)合外國力量鎮(zhèn)壓農民起義，但仍然認為“奕訴等人”奏請設立總理衙門所陳述的設置理由表明他們的目的“實際上是要求與外國侵略者聯(lián)合鎮(zhèn)壓中國人民的起義”。1980年代以來，以較中性或正面的觀點評說奕訴的著述亦相繼面世，其中有代表性的著述之一是寶成關著《奕訴與慈禧政爭記》。該書論域主要在奕訴與慈禧權力關系之間，但仍屬闡論奕訴最集中的著述。書中對奕訴外交活動的評價較為持平：“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奕訴在英國侵略者的影響下，盡管對外態(tài)度發(fā)生了變化，有向侵略者妥協(xié)的一面，但同時也仍然存在著抵制和反抗外國侵略的一面”。同一時期出版的李時岳、胡濱著《從閉關到開放》一書則對既存的一些關于奕沂等洋務派對外妥協(xié)賣國的評論加以駁論。指出既往學者批判“借師助剿”，要求奕訴等洋務派與“農民起義軍妥協(xié)，一致對抗外國侵略者”“太脫離歷史的實際”；他主張“守定和議”，并非完全安于半殖民地秩序，也具有“維護不平等條約中沒有明文規(guī)定從而尚未喪失的利權”的正面意義；洋務派力主以“和”為最高外交原則，“有一定合理性，但總的來說，是有害的”。且這不僅是洋務派的主張，也是改良派的主張，二者“并沒有顯著的差別”，不能在褒改良派的同時貶洋務派。

后記

本書為陳廷湘主持的教育部課題“中國近現(xiàn)代對外開放思想研究”的最終成果。第一、二章由周鼎撰寫，第三、四、五、六、七章由陳廷湘撰寫。書中部分內容曾公開發(fā)表，吸收了羅志田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業(yè)英研究員、黃春生研究員、《抗日戰(zhàn)爭研究》編輯部榮維木研究員、《社會科學研究》編輯部張小路研究員、許麗梅編輯的許多寶貴意見。在本書寫作和出版過程中，得到了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陳力研究員、四川大學圖書館館長姚樂野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劉耀春副教授、四川省地方志辦公室吉正芬碩士、上海三聯(lián)書店邱紅編輯的大力幫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謝！

編輯推薦

《天下世界國家:近代中國對外觀念演變史論》由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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