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8年 出版社:上海三聯(lián)書店 作者:袁偉時 頁數(shù):367 字數(shù):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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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部小書從交給出版社算起,整整十年了;上海三聯(lián)書店認為此書仍有可取之處,愿意出個新版。責任編輯彭毅文小姐是責任心很強的新銳,要求筆者為這一版寫個序。我想偷懶,把一篇答記者問《我和我的書》交給她作為新版代序。她意猶未足,先是發(fā)來郵件:“先生,我覺得對話的形式有點老土和矯情,沒勁!”后來不打自招,說:“先生,再版序,你得好好考慮一下! 說實話,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所謂“袁氏風格”的文字;假如有的話,又有哪些特點。人人幾乎都有自己的個性,大部分中國人都識字,總會寫點什么。但寫出來的東西不是模子里印出來的,有給人們深刻印象的獨特風格,談何容易!何況自知從小沒有在文字上下功夫,又長期生活在學舌是免禍不二法門的環(huán)境中,要養(yǎng)成個人風格更是戛乎其難!這位編輯小姐要筆者交出有“袁氏風格的”再版序,豈非刁鉆? 童年在家鄉(xiāng),不時可以看見路邊或山坡上有磚砌的小火爐,嵌著一塊刻上“敬惜字紙”的小石碑;給十幾家人放牛的老漢宮生常常把撿到的有字的紙張放到里面去,用火燧點燃燒成灰燼。
內(nèi)容概要
我認為《我和我的書》是不錯的,但必須換一種寫法--袁氏制造的,袁氏風格的,別什么記者采訪,假情假意的哈!或褒或貶,變著法子逼迫我另寫,而且還要什么風格的!害得筆者豬年春節(jié)不得安寧,老想怎樣完成這個頗為刁鉆的任務。
作者簡介
袁偉時,男,1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一萬米路,干八小時活;冷看歷史波濤,笑評人間是非,說真話,說自己的話;身心兩健,自得其樂。
書籍目錄
我和我的書——《中國現(xiàn)代思想散論》新版代序自序:說真話,說自己的話19世紀中西哲學和文化交流的幾個問題 “道同理一”論及其影響 第一個被介紹到中國的西方近代哲學家 中西文化互補和融合論的影響儒學歷史命運論綱——從19、20世紀看21世紀 走向困厄的幾條途徑 在社會大變動中的建樹 對新世紀的展望魏源與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的開端 國門洞開前的傳統(tǒng)哲學 傳統(tǒng)哲學的發(fā)展趨勢與公羊?qū)W的歷史作用 華夏中心思想與對異文化的寬容歷史大轉折中的遲滯——兩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的嶺南文化 嶺南文化范圍如何界定 《海國圖志》何以不是出自嶺南人 開放與封閉交織的奇怪圖景 嶺南文化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三岔分流的文化意蘊——洋務運動時期的嶺南文化 康梁的求知經(jīng)歷說明什么 孫文的求學道路又說明什么 西學輸入優(yōu)勢地位的喪失 宮紳們可悲的文化取向 社會整合危機的開端附錄一 愛國主義:“革命路線”·學術研究——答李錦全教授 “誤導”之一:近代嶺南文化真相 “誤導”之二:“非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路線” 走上學術討論的正軌附錄二 學術研究與討論的基本準則必須遵守——再答李錦全教授 治學必先立德,學德的核心是不作偽 概念必須明晰 弄清基本事實,是討論歷史問題的基礎林樂知在華活動罪名辨 他究竟干了些什么 催人奮進還是誘人墮落 釋幾個誤解西化·現(xiàn)代化·政治家·知識分子——甲午戰(zhàn)爭百年祭 甲午戰(zhàn)敗的主要教訓 政治家的畸形實踐 知識分子的思維誤區(qū)慈禧、康有為的兩面性及其啟示——戊戌維新百年祭 從誰是罪魁禍首談起 愚昧吞噬了生機 教主與維新領袖的內(nèi)在矛盾 建立現(xiàn)代文化教育制度《萬身公法書籍》與康有為前期思想 疑難的由來 80年代的追求 公車上書前的思想特點 甲午戰(zhàn)后的高峰畢生上下求索的啟示——梁啟超與中西文化 中西結合 向西方學習什么 繼承什么,如何繼承嚴復思想遺產(chǎn)三問 嚴復與自由主義 嚴復與民族主義 為何有兩個嚴復晚清官員貪污的特點與根源 貪污受賄是晚清官場無所不在的風氣 制度缺陷是貪污成風的主要根源 改革中的無序狀態(tài) 專制主義的必然惡果晚清四失機遇的啟示 晚清的四次機遇 推行官辦路線 堅持中世紀政治體制 吞下文化封閉的苦果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與現(xiàn)代化“對抗”論獻疑 誰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代表 “被污蔑的口岸華人” 政權與現(xiàn)代化力量的排拒和結合《刑法》的變遷與20世紀中國文化的若干問題 一個奇特的歷史現(xiàn)象 共同的現(xiàn)代性 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開端 走出宗法關系羅網(wǎng)的曲折歷程 歷史的啟示從《盛世危言》到《人權論集》 大清帝國的病情和救治方案 自由知識分子的正義呼聲 知識分子的歷史承擔五四怨曲試析 歷史的進步與價值觀念的轉變 反傳統(tǒng)與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 現(xiàn)代中國災難重重的思想文化根源胡適與所謂“中國意識的危機” 罕見的指責 “全盤西化”再咀嚼 “全盤性反傳統(tǒng)主義”獻疑 與文化革命“密切聯(lián)系”辨 “危機”來自何方?章太炎與中國的民主主義 政治思想的基本性質(zhì) 為何反對代議制 追求什么樣的中國化?羅素在中國從《新事論》看馮友蘭的文化觀九死一生的中國現(xiàn)代化后記
章節(jié)摘錄
19世紀中西哲學和文化交流的幾個問題 19世紀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時期。關于這個時期的中西文化和哲學交流,海內(nèi)外已有不少質(zhì)量很高的論著論及。但在筆者看來,仍有若干問題尚待澄清。 “道同理一”論及其影響 人們熟知,在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以后,中國上層社會(官僚及士人)回應西方文化挑戰(zhàn)的第一個完整理論是“中體西用”論。即馮桂芬所說:“愚以為在今日,又宜日鑒諸國。諸國同時并域,獨能自致富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從19世紀60年代提出這個理論之日起,就明確地包含著學習西方和實行中西文化結合的思想。那些推行洋務運動的官僚們把這個原則奉為圭臬。史家們也已指出,這個理論的負面影響,在于把學習西方限制在一個比較狹窄的范圍,乃至被一些人用以反對深入系統(tǒng)地進行改革?! 〉駷橹梗芳覀儗?9世紀的中困社會精英回應西方文化挑戰(zhàn)的另一重要理論——“道同理一”論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這個理論是王韜首先明確地提出的。1867年,他在牛津大學 同該校學生討論中西學術時說:“夫天道無私,終歸乎一。由今日而 觀其分,則同而異;由他日而觀其合,則異而同。前圣不云乎:‘東方 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堃谎砸詻Q之日:其道大同?!雹傩耐硗@個古老的命題在新的形 勢下被用作評論中西文化現(xiàn)狀和未來的重要依據(jù)。如果把他的論 斷同當時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聯(lián)系起來考察,其含意的深邃就顯露出來 了?!皣酪南闹蠓馈?,不準“以夷變夏”,乃是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社 會上層中為數(shù)眾多的人物所固守的觀念。他們關注的是中西文化 的差異,并力圖使之固定化。這是冀圖拒西方文化于門外的理論屏 障。在香港生活了多年的王韜,親身到歐洲考察后,對中西文化的差異,自然有深刻的感受。然而他卻在異中看到了同:這是同一人 類文化的分支,而展望未來則又是百川歸海,世界人類文化共同繁榮。 他曾多次重申這一觀點,并以古老的理一分殊說作為另一論據(jù)。他說:“閑賞論之,天下之理一本散為萬殊,萬殊歸于一本。五千年前全地球由合而分,五千年后全地球由分而合?!雹谕鲜稣摂嘁粯?,這里運用的思維方法仍然具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屢見不鮮的弱點——由直觀、體驗中直接得出結論,缺乏嚴密的論證和分析。史家已經(jīng)證明,人類文化的產(chǎn)生是多元的,人類文明史并非他所猜想的一分為多的過程??墒?,透過這些不準確的議論,他所表達的卻是當時中國的最先進思想:平等地對待各國文化,各國互相吸收對方之長,讓各國的優(yōu)秀文化逐步匯合為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 ∩鲜鏊枷氲南冗M性還在于他敏銳地把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看作未來世界文化發(fā)展和實現(xiàn)大同理想的基礎。他說:“今日歐洲諸國日臻強盛,智慧之士造火輪舟車以通同洲異洲諸國,東西兩半球足跡幾無不遍,窮島異民幾無不至,合一之機,將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則道亦將由異而同?!啦患赐ǎ瑒t先假器以通之?;疠喼圮嚱运暂d道而行者也?!庇纱?,他得出一個結論:“故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雹俳袊碚撍季S發(fā)展史由此而增添了一些新內(nèi)容?! ∈紫?,這些論述揭示出“道同理一”論是中國歷代大同理論的新發(fā)展。大同世界的理想也由回到古代黃金世界的戀舊情結轉化為對未來世界充滿信心的憧憬。信心的來源則在于這個理想第一次以科學技術和世界市場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為憑藉?! ∑浯?,這些論述還揭示出,“道同理一”是同“道器統(tǒng)一”互為表里的。在中國哲學發(fā)展的長河中,道器統(tǒng)一說由來已久。程顥就說過:“器亦道,道亦器?!雹诤髞淼难拘㈥惲?、葉適及王夫之等人皆持這一觀點。王韜則在新的形勢下重申:“道以成器,而器以載道,二者無相離也。”③19世紀下半葉,來自西方的器物遠勝中國,已成了多數(shù)人的共識。衛(wèi)道士們抗拒西方文化的一條主要堤防是中華固有的孔子之道是西方望塵莫及的。確認道器無相離,等于宣告西器所載之道也是優(yōu)越的,中體西用說賴以存在的基礎便被掏空。因此,盡管王韜等人也說過一些中體西用或中道西器之類(體用、道器、本末雖有差別,但內(nèi)涵基本相同,常??梢曰ハ嗵娲?,但不無根據(jù)可以視之為門面語。不應忘記王韜曾直截了當?shù)亟衣稛o知者流的大言:“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西人亦只工其下焉者已耳!……不知西儒何嘗不講性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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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西哲學和文化交流的幾個問題 19世紀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時期。關于這個時期的中西文化和哲學交流,海內(nèi)外已有不少質(zhì)量很高的論著論及。但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散論》筆者看來,仍有若干問題尚待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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