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徂集

內容概要

　　《中西合徂集》主要介紹：王國維曾說“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裝束之態(tài)。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睂W與思皆應從“身之所容、目之所矚、意之所游”三個角度出發(fā)，追求“境真”、“境實”、“境深”三種“境界”。但“境界”是一種深度創(chuàng)構，是“本”，“天懷意境之合，筆墨氣韻之微”，“放之可彌六合”，而后可以求“道”知“道”，故應將其作為理想的學術追求，“持之以恒古今之作者”。本叢書體現(xiàn)了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全體同仁如是學術旨趣——靜慮澄心，“虛懷若谷，靜一至道”。于學科建設而言，此為根本，當有深意焉。“大學，乃大師之謂也”。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全體同仁恪盡職守，教書育人，同時“皓首窮經”，不斷提升理論素養(yǎng)，拓展學術境界，提高專業(yè)能力。我們高懸起“學術境界”這把標尺作為理想的目標去衡量、讀解與闡釋外語教學生動的現(xiàn)實實踐，試圖以求“道”之旨“月印萬川”，鑒照理論與教學實際，使其呈現(xiàn)“有我之境”。叢書的核心理論追求就是“求道”，并將其懸為映照萬川之“月”，作為價值尺度，以求“學理”。

作者簡介

　　傅勇林，教授，國務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華東師范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第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9年1月生于四川射洪.1989年畢業(yè)子四川大學外文系，獲英語語言文學專業(yè)碩士學位，1997年畢業(yè)于四川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yè)，獲文學博士學位。曾赴英國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倫敦大學、劍橋大學、芬蘭赫爾辛基大學、法國巴黎中央大學、德國慕尼黑技術大學、斯圖加特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校作學術研究并作學術訪問。曾兩次榮獲“戈寶權文學翻譯獎”優(yōu)秀獎、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F(xiàn)任西南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中國教育學會教育行政專業(yè)委員會副理事長、中國翻譯協(xié)會理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四川省翻譯文學學會：會長、四川省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華西語文學刊》主編。主編出版《文化范式：譯學研究與比較文學》《中外別裁集》《強迫著陸》《安提戈涅》《海變》等專（譯）著11部。在《中國翻譯》《現(xiàn)代外語》《長江學術》《中國比較文學》等重要期刊發(fā)表研究論文近百篇，完成境內外科研項目17項。

書籍目錄

總序第一編 譯學研究跨文明對話與翻譯的地位和作用——賀中國譯協(xié)成功申辦2008年第18屆世界翻譯大會譯學研究范式：轉向、開拓與創(chuàng)新西方當代譯學研究：文化整合范式的早期探索西方譯學研究——學術范式的變革文化理念、思想框架與譯學范式——論翻譯在近代中國的文化定位文化范式與翻譯范式的形成20世紀80年代西方譯學研究與文化整合范式的發(fā)展分層系統(tǒng)理論與譯學研究：佐哈的貢獻翻譯規(guī)范與文化限制：圖瑞對傳統(tǒng)語言學與文學藩籬的超越文論模式與詩歌翻譯闡釋王維詩《鹿柴》：語言訓詁、文化解讀及其翻譯的多維闡釋英漢互譯：具象與抽象之間詞源、闡釋與翻譯——兼析王佐良先生譯《西風頌》誤釋及認同：復義、氛圍及詩歌翻譯——兼評《西風頌》的兩個中文譯本第二編 比較詩學與文化研究雙向融攝：跨文化研究與中國比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最新學術動向中國文論話語的構建——經驗論證與價值探索中印歐文化范型的確立及其意義與言說方式的歷史形式西方理論預設與中國詩學文本的重組——論《人間詞話》與申西文論的交融“以少總多”與中西詩學的雙向熔鑄和綜攝以少總多.尚象精神。詩性智慧——關于“比興”說的一個理論評注考據(jù)學的傳承與學術范式的更新兩漢經學之爭與屈騷闡釋Sein：詩歌形式本體論——郭沫若詩學二題醉與狂——一個原型和《西風頌》宏觀概括與微觀實踐視界融合、中西化合與中西譯學的雙向熔鑄和綜攝——讀張旭博士《視界的融合：朱湘譯詩新探》視閾延伸與學科價值的多維凸現(xiàn)——評《比較文學與現(xiàn)代文藝學》第三編 語言學研究重建中國學術話語：經驗論證與價值探索——外語學科建設學理基礎芻議英漢翻譯的影響與香港書面漢語的語義結構變異——以“機會”一詞為例文脈、意脈與語篇闡釋——Hallidzly與劉熙載篇章理論之比較研究非語法性及句法變異非語法性及詩歌句法變異文體學研究的重要里程碑——簡評K。威爾斯的《文體學詞典》建立在語言科學基礎之上的修辭研究——評《英語修辭格詞典》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經學之典，通指《五經》《六經》或《十三經》，成書約當于先秦。因為“古今語殊，四方談異”，后人讀經均須通過經生訓釋，自此形成中華元典之注疏傳統(tǒng)，注疏依附經文，否則空無依傍，經文有賴注疏，否則“行之不遠”，凡治經者均須“依經立義”，借注通經，而鄭玄經學的“小統(tǒng)一時代”就是在這種傳統(tǒng)之中衍生起來的。這種“統(tǒng)一”無異于文化整合，其結果便是“依經立義”意義生成方式的最終確立?！　『翢o疑問，鄭玄集經學注疏傳統(tǒng)之大成，除經學元典的文化整合以外，還在于經學詮釋傳統(tǒng)亦即意義生成方式的確立與“統(tǒng)一”，自此以降，遂漸次形成一套固定而系統(tǒng)的經學闡釋模式，如傳、箋、注疏（正義）、章句、集解等，而在這些操作性極強的闡釋模式之中又始終流瀉著“依經立義”的理論意緒，終成“疏家通例”，為兩漢文化范型的確立打下了深厚的經學根基?？梢哉f，沒有這些操作模式就不會生成質性很強的文化范型，因為以經學為樞紐的文化范型，除經師共同的經學信仰和經學研究傳統(tǒng)以外，尚需以經學詮釋模式和相應的詮釋規(guī)則體系予以支撐，離開了后兩者，兩漢文化范型就會喪失豐滿的肌理，造成經師共享文化價值的嚴重缺失。其實推究起來，這些闡釋模式個個都與經義有關，其終極目的都是要“依經立義”?！　〗泴W的泛化造成經學的神化乃至讖緯化，這種經學效應旨在達至“引古籌今”的所謂高妙境界，其淵源當以孔子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其濫觴，至歷代儒生遞次強化，而其中又以曾為漢代大一統(tǒng)文化鋪設理論基石的董仲舒作用最大。從儒學的歷史流變來看，董仲舒的貢獻主要在援引當時著稱于世的公羊學說推論出某種具有普適性的王政規(guī)范，從而完成了大一統(tǒng)文化的精神構建?！　　?/pre>








圖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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