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學思想發(fā)展的歷史

用戶評論 (總計3條)

•   　　 我們生物科學工作者，包括科研人員、教師、醫(yī)師和相關的行政管理人員，在大量具體工作的糾纏中，很少有把我們的工作提升到哲學的高度去思考的習慣；也就是說，我們習慣于拿著放大鏡去審視我們的那些課題。其中，我們會自覺不自覺地夸大我們課題的微觀意義；而不是像蒼鷹那樣翱翔在藍天，在宏觀的高度，鳥瞰它們在哲學上的意義。其實任何門類的學科，當探索到一定深度時，必然會抽象化上升為哲學的概念，甚至導致哲學新概念的產生。
  　　 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就是這樣一位宏觀思維的大師，他在1982年出版《生物學思想發(fā)展的歷史》(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原版共992頁)就他對生物學進行宏觀思維的代表作。這是一本里程碑樣的巨著，中譯本由遼寧大學凃長晟教授主譯,于1990年8月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又于2010年12月中譯二版出版(中譯二版共622頁）。這本書為我們在哲學的高度去思考生物學的一些基本問題提供了樣板。
  　　 Mayr的宏觀思維的一個表現就是他提出新概念的建立往往比新事實的發(fā)現還要重要，尤其是在生物科學中更是這樣。他說：“在生物科學中，絕大多數的重要進展是由引入新概念或改善現在的概念而取得的；這一點可能對進化生物學較之對功能生物學來說更為真切。”（中譯本2版第16頁）他說：“像進化、共同起源、地理性物種形成、隔離機制、和自然選擇等概念已經使生物學中以前亂成一團的領域發(fā)生了激劇的轉向，促進了新學說的形成和數不盡的研究工作的出現?！?br /> 　　 “自然選擇”這個概念的形成說明了進化的機制。Mayr指出“自然選擇”這個概念的威力在于若把神創(chuàng)“換成自然選擇，則自然神學家繪聲繪色描述的生物適應現象就為進化提供了一些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保?46頁）進化生物學出現在功能生物學之后，曾普遍認為功能生物學是定量的，而進化生物學是定性的，當時定性還是一個貶義詞。Mayr認為新概念的建立比新事實的發(fā)現重要，“自然選擇”這一概念奠定了進化生物學的地位。Mayr在書中對這兩類生物學作了充分的論述。
  　　 傳統(tǒng)的觀點認為，唯物主義的哲學要求人們對生命現象只問“如何”（how?）進行，而不問“為什么”（why?）要如此進行，以避免“目的論”。 Mayr則不然，他認為問“為什么”要比問“如何”重要得多，而且常會導致新概念的產生（中譯本二版48-49頁）。例如，在人們“發(fā)現血管中有瓣膜后，問了為什么會有瓣膜。這個問題促使哈維發(fā)現了血液循環(huán)”?！盀槭裁础钡膯栴}如果指的意思是“為何”（what for?），在非生物界，則往往毫無意義。人們可以問“為什么太陽很熱？”，這只是指“太陽的熱是怎樣來的（how come）？”如果要問太陽的熱是what for? 那物理學家就給不出答案了。牛頓問了蘋果“為什么”會落地，發(fā)現了萬有引力。這個“為什么”實際上是問的“how come？” 而不是“what for？”。
  　　 當近代科學發(fā)展到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時，人們習慣于認為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物理的思維、數學的手段去描述和研判之后，Mayr反復提出生物學要區(qū)別于物理學，強調了它們的不同。他說：“過去的25年也是生物學最終從物理科學解放出來的年代?，F在已經普遍承認不僅生物系統(tǒng)的復雜程度和非生物界的屬于不同的數量級，而且由歷史性進化形成的遺傳程序也是非生物界所沒有的。程序目的性過程和業(yè)已適應的系統(tǒng)，由于這種遺傳程序才成為可能，而這在物理系統(tǒng)中并不存在?！保ㄖ凶g本二版86頁）邁爾把生物學和物理學的不同作了如此的描述，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此書發(fā)表后將近30年了，新近烏拉特科?韋德洛（Vlatko Vedral）在《Scientific American》（304,38-43，2011）上撰文挑戰(zhàn)性地宣稱：“過去幾年中，量子效應不僅在微觀體系中、在宏觀體系（包括生物體）中也能觀察到”。讓我們繼續(xù)關注生物學和物理學之間關系的發(fā)展，因為它給我們描述的新世界是如此的陌生和新穎，并會深刻地影響我們的一些基本的哲學范疇。
  　　 達爾文的進化論為我們的宏觀思維添加了劃時代的視角，不容忽視。20世紀中葉以后分子生物學進展迅猛，使進化論發(fā)展到“現代綜合進化論”（Modern 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 又叫綜合進化論，或新達爾文主義）。綜合進化論是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與現代遺傳學、古生物學、生物化學以及其他相關學科的有關成就綜合起來，用以說明生物進化和發(fā)展的理論。綜合進化論徹底否定獲得性狀的遺傳，強調進化的漸進性，認為進化是群體而不是個體的現象，并重新肯定了自然選擇的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繼承和發(fā)展了達爾文的進化學說。
  　　 參與創(chuàng)建綜合進化論的學者很多，Mayr是其中有重要貢獻的一人。作為21世紀的生物學工作者，很有必要對自己的進化論知識來一番更新。閱讀此書，就可以獲得很大的教益。以保守稱著的天主教皇保羅二世也公開宣稱他也接受進化論了（見梵蒂岡官方網站，Pope John Paul II, Message to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 October 22, 1996.），認為進化論不再是假說。很多人指出，只要是一個誠實的人，在看到進化論的證據后，接受進化論，那都是很正常的。保羅二世在接受進化論之后，仍然是一個有神論者。正如同歷史上，當基督教承認地球圍著太陽轉以后，它并未消亡。
  　　 多個學科都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物種（包括人類）的兩個個體是完全相同的”。當生物學的這個理念和社會上的普世價值相沖突時，生物學家們就會受到來自社會的壓力，并可被冠以普世價值“破壞者”的稱號。例如普世價值認為人人生來平等，而生物學認為人生來就不一樣，因人作為個體，他是有個性的，所以很難做到真正的平等。為了要從“人人平等”退而求其次，達到“人人機會均等”，社會要提供良好的義務教育。這可看作是對生物學“破壞”作用的補償。（中譯本第54頁）
  　　
  　　 本書在論述宏觀思維時，都是以大量的微觀描述為基礎的。沒有這個基礎，宏觀思維就成了“無源之水”而空洞無物。Mayr對達爾文、拉馬克等著名生物學家的描述涉及到他們的喜、怒、哀、樂和起伏跌宕，猶如讀偵探小說而饒有興味。
  　　
  　　 本書有三大篇，共二十章。目錄上列出了各節(jié)的題目。正文里各個節(jié)下也有黑體字的標題。更為可貴的是，它在正文后還有關鍵詞的索引。書上的任何內容都可從目錄或索引上找到。
  　　
  　　 這本書出版后，好評如潮。筆者只選擇 Nature和 Science兩個刊物的編輯部評語以饗讀者。A. J. Cain 在Nature上說：“這是一本堅實的書，每一個對進化論、對生物學、或者對生物學史、或者對一般科學有興趣的讀者都是必讀的。”D. J. Futuyma 在Science上說：“這是一本罕見的、史詩般的巨著，作者Mayr再次顯示了他是掌握細節(jié)、解釋及綜合的大師?！?
  　　
  　　 本書的讀者，不論年齡大小，大都是以生物科學為職業(yè)的人。你要是不說你“賣的瓜”很甜，你就不會選“賣瓜”這個“行業(yè)”吧。生物科學為何如此重要，你要想說出個道理來，你就好好閱讀Mayr的這本書吧。大家不是都說，21世紀將是生命科學的時代嗎。我們知道最高的學位是哲學博士（Philosophical Doctor，PhD），這就意味著獲得博士學位的人，要有從哲學上進行宏觀思維的能力，而不是只對他的畢業(yè)論文有深入的了解。在美國，邁爾的書是很多博士生的必讀書目中的一本。
  　　
  　　 本書對于任何有生命科學專業(yè)的院校里的政工干部也是應該研讀的，尤其是教授哲學的教師。當初學的都是達爾文的進化論，當今進化論進入了綜合進化論的階段，也就是新達爾文主義階段，連上一屆天主教皇都與時俱進了，我們的政工干部要是還停留在上個世紀中葉以前的水平，那未免太過時了吧。保羅二世的變化讓神學院的教師、學生和擔當牧師的神職人員，也有必要研讀此書。筆者認為這本書有兩種讀法。一是當成參考書去讀，從目錄或索引上找到你感興趣的內容去讀；一是精讀，邊讀邊思考才能悟出其精華。
  　　
  　　 Mayr 1904年出生于德國，1925年于Greifswald大學完成了他的基礎醫(yī)學學業(yè)。此時一位鳥類學專家Erwin Stresemann發(fā)現了Mayr在觀察和描述一對稀有鴨子上的特殊才能，用了兩個承諾改變了Mayr事業(yè)的軌跡：這兩個許諾一是將在柏林大學博物館里給Mayr一個工作位置，二是送他到他夢寐以求的熱帶去采集鳥類的標本；但是Stresemann有一個條件，那就是Mayr必須在16個月里完成他的博士學位學習。Mayr 接受了這個艱巨的挑戰(zhàn)。他以每天工作16-18小時的辛勞，16個月以后，于
  　　 1926年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畢業(yè)后，他拿到了柏林大學博物館的工作位置（1926-1932）。后來他轉到美國，曾任美國博物院院長（1932-1953）和哈佛大學教授（1953-1975）。在哈佛，他兼任了哈佛博物館館長達九年。他被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于1975年退休。他一生出版了25本專著和發(fā)表了700多篇論文。在專著中有14本是他退休后出版的。這反映了他的勤奮與多產和他特有的創(chuàng)造力。Mayr于2005年2月3日去世，同年２月17日出版的Nature雜志上載文紀念Mayr的去世，稱贊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進化生物學家”，他還是當之無愧的鳥類學家和哲學家。
  　　
  　　 主譯者涂長晟教授（1921-2000）的英文和中文功底十分雄厚，而且知識面很廣，這是主譯此巨匠的巨著的先決條件。涂教授于1943年畢業(yè)于陜西西北農學院農業(yè)化學系，隨即先后任教于西北農學院和北京大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投奔革命，來到老解放區(qū)大連醫(yī)學院生物化學系任教。因工作需要，不久調任教務處長，1956年又調任大連醫(yī)學院院長助理。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而下放到新成立的鞍山醫(yī)學院，參與生化的教學工作。1962年鞍山醫(yī)學院停辦，涂教授被遼寧大學聘任，講授生物化學，以后又任生物系主任。在此期間，涂教授在國內首創(chuàng)了環(huán)境生物學專業(yè)，為我國培養(yǎng)了首批環(huán)保專業(yè)工作者。環(huán)保生物學專業(yè)的創(chuàng)建，是涂教授進行宏觀思考的碩果。退休前，涂教授又先后擔任了遼寧省科協(xié)和科委的領導職務，為遼寧省的科技發(fā)展作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參與翻譯此書的其他譯者，也都是生物科學的專家。他們在翻譯中字斟句酌，一絲不茍。對不懂的地方，或進圖書館查資料，或走訪專家，甚至多次寫信請教Mayr教授。Mayr教授除了耐心地回答他們的問題、給他們排憂解難外，還熱情地給他們寫了中文版的《序言》，為這個中譯本增色不少。Mayr還期待著他的書在中國出版中譯本，其中的一些哲學概念和古老的中國的智慧碰撞出耀眼的火花。筆者在此對涂長晟教授為將此書巨著介紹給華人讀者所經歷的艱辛和所特有的熱情和執(zhí)著表示由衷的敬佩。
  　　 崔肇春 沈士弼 黃詒森
  　　
•   　　從進化論的爭議感受生物學認識論的獨特性
  　　——讀邁爾《生物學思想發(fā)展的歷史》有感
  　　很少有一種科學理論像進化論那樣，自誕生之日起，就開始經歷質疑、反對和激烈的論辯。也很少有理論能像進化論那樣如此廣泛的被應用到很多領域，包括自然和社會科學。這一切的一切，是進化論的特點所決定的，也是人類在認識自然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的深化和選擇。
  　　邁爾的生物學思想發(fā)展簡史就是這樣一本十分出色的書。它不僅介紹了進化論的起源和發(fā)展過程，更著重介紹了在生物學發(fā)展的歷史中，各種形而上的思想所發(fā)揮的作用，哲學與認識論對進化論的豐富和進化論對前二者所作的推動。#此前在首頁部分顯示#
  　　一、進化論：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演繹假設
  　　進化論自誕生之日起到今天，一直面臨一個疑問：它是符合邏輯的嗎？它到底是假說還是客觀事實？據說，一位生物學家在面見英國女王時，女王問到這個問題，那個生物學家說：“進化論不是假設，而是事實。”那么，這個事實到底是怎么來的？我們又怎么去分析它？
  　　這里，我們僅僅從邁爾的書的摘錄中對進化論產生的思維過程進行一個簡要的分析。
  　　邁爾在“自然選擇學說的邏輯性”一章節(jié)中中詳述了進化論推導的過程：
  　　“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由三條推理組成，這三條推理是根據部分來自種群生態(tài)學和部分來自遺傳現象的五項事實作出的?！?br /> 　　“事實一：一切物種都具有如此強大的潛在繁殖能力，如果所有出生的個體又能成功地進行繁殖，則其種群的（個體）數量將按指數（馬爾薩斯稱之為按幾何級數）增長?！?
  　　 “事實二：除較小的年度波動和偶爾發(fā)生的較大波動而外，種群一般是穩(wěn)定的。”
  　　“事實三：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在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中，自然資源保持相對恒定?！?br /> 　　“推理一：由于所產生的個體數目超過了可供利用的資源的承載能力，而種群數量卻保持穩(wěn)定不變，這就表明在種群的個體之間必然有激烈的生存競爭，結果是在每一世代的后裔中只有一部分，而且往往是很少的一部分生存下來。”
  　　“上述來自種群生態(tài)學的事實一旦與某些遺傳事實結合起來就導出了重要結論?！?br /> 　　“事實四：沒有兩個個體是完全相同的：實際情況是，每個種群都顯示了極大的變異性。”“事實五：這種變異的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遺傳的?！?br /> 　　“推理二：在生存競爭中生存下來并不是隨意或偶然的，部分原因取決于生存下來的個體的遺傳組成。這種并非一律相同的生存狀態(tài)構成了自然選擇過程。”
  　　“推理三：這種自然選擇過程經過許多世代將使種群不斷逐漸變化，也就是說，導致進化，導致新種產生?！?br /> 　　邁爾堅信進化論的正確性，從他的精確的概括和總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進化論清晰的推理過程。但是，這種推理產生的基礎是和數學和物理學不同的。對于數學，它雖然是一種純粹演繹的科學，但是它的理論基礎是確定無疑的。對于物理，對對象的簡化和理想化，提供了抽象出規(guī)律的基本途徑。而對于生物，我們雖然能夠進行一定意義上的抽象和簡化，卻很快發(fā)現，這些抽象和簡化使用的范圍十分有限。每一個個體都有其自身的獨特，這種獨特，使生物學中不存在象數學和物理那樣的公理、定理，而只有一些相對清楚的規(guī)則和法則。
  　　二、對進化論的批駁錯誤何在
  　　當代的許多所謂的進化論研究者和質疑這其實大多犯了同樣的錯誤：（1）許多人以達爾文的進化論來偷換概念，以批駁達爾文的理論來造成否定進化論的表象；（2）許多人并不是真正的懂得生物學科的獨特性。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比喻：生物學中描述物種進化從無到有的過程就像是一場大風把數以十萬計的零件吹到一起，結果組裝成了一架飛機。
  　　對于第一點，我們應該明白，進化論從它誕生那天起一直在發(fā)展進步。特別是20世Kimura的分子進化中性理論和古爾德的間斷平衡都提供給進化論以新的豐富，然而很多外行者對進化論提出質疑的很重要的證據偏偏正是這兩個理論。達爾文的理論已經不再是現代進化論的主要內容，一些概念的內涵正在發(fā)生變化。分子生物學誕生以后，隨著發(fā)育生物學和分子遺傳學的進步，個體發(fā)育和物種進化的輪廓也漸漸清晰。而正是進化論作為理論基礎催生了這一切的產生。
  　　邁爾說過：“世界上有一些最著名的物理學家（包括玻爾和鮑利）曾經向我表示，隨機變異和選擇的偶然性過程竟然可以在不到40億年的時間里形成生物界的各式各樣的多樣性以及生物之間神妙無比的彼此互相適應現象。當把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的理由交給一組進化論者仔細推敲分析后，發(fā)現物理科學家對進化中所包含的生物學過程了解得過于簡單。作為模式論者，他們對重組產生獨特性這一點并沒有予以充分考慮。此外，他們按“循序進化（tandem evolution），即從一種純合遺傳型（homozygous genotype）進化到另一種純合遺傳型來考慮而忘卻在進化中物種的遺傳變化可以同時在幾千個（且不說成百萬個）基因座上進行”。（《生物學發(fā)展的歷史》，邁爾）
  　　科技認識論如果不從具體科學的情況出發(fā)來歸納和分析是沒有意義的。遠離具體情況只是從純粹哲學、數學或物理學的角度來對進化論進行指摘是不合理的，這也是一種唯心主義。生物學的理論應該最終放到生物學中由生物學家來檢測。（我實在是看夠了那些不懂進化論和生物學的人的荒謬批駁）
  　　生物學的認識方式和傳統(tǒng)科學之不同
  　　歷史上，物理學家Rutherford譏笑生物學是“集郵”。這種情況現在也仍然存在，很多人對生物學的研究方法和認識方式嗤之以鼻。對于這點，邁爾指出：“大多數的普通｀科學＇史是由物理學史家寫的，他們沒有完全克服那種不合物理學就不是科學的狹隘觀點。物理科學家容易用這樣的價值尺度來衡量生物學家，那就是看每個生物學家運用｀定律＇、測量、實驗以及科學研究的其它形式的程度。這些形式在物理科學中得到很高評價。其結果是某些物理學史家在有關文獻中對生物學界的評價是如此滑稽，只能令人一笑置之……這些批評全都是根據現在已被徹底否定的這樣一種假定，即含有由時間變化而產生信息的現象和過程必須按研究純粹功能性過程的方法來研究。更露骨地說就是物理科學（其現象領域非常有限）中有用的方法對全部科學都是充分夠用的?！?br /> 　　生物學的研究方法和其他科學有所不同，它重視具體情況，區(qū)別對待，不著力于歸納絕對可以用于一切個體的理論，而是著力于尋找“大多數”現象的原因和結果反映的內在本質規(guī)律。生物學中的規(guī)律多為統(tǒng)計性的規(guī)律；因果關系多為網絡型而非數學和物理學中的線性關系；系統(tǒng)各部分的反饋既有正反饋也有負反饋，各個反饋過程間又可能有復雜的作用和聯系（胡文耕《生物學哲學》）。
  　　在信息論和系統(tǒng)論興起之后，可以明確的對一些試圖用清晰框架來套用于生物學的人說不了。生物界本質上是一個復雜系統(tǒng)，復雜系統(tǒng)可以分成三種：有組織簡單性即小數系統(tǒng)，所含變量少，相互作用形式簡單，適用于經典的數學方法來研究；有組織復雜性即中數系統(tǒng)，包括生態(tài)學和環(huán)境科學等科學中的很多問題；無組織復雜性即大數系統(tǒng)，組成成分數量龐大，但各組份行為高度自由，表現出隨機性，產生所謂的無組織復雜性，可用統(tǒng)計方法來有效處理（如統(tǒng)計物理學）。但是，傳統(tǒng)統(tǒng)計方法也不宜用來研究系統(tǒng)組份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目前只是用系統(tǒng)科學分層次來解決具體問題（《復雜性科學及其生態(tài)學應用》，鄔建國，申衛(wèi)軍）。想用傳統(tǒng)的數學分析方法和推理對生物學中的現象作出總結，是用錯了對象。
  　　生物學中的規(guī)律有著自身的特點：（1）歷史性，生物學上很多事件，尤其是進化中，具有獨一無二性。一個事件只在一定時間出現一次，作為歷史性事件它只能用歷史性描述來分析，卻難以抽象出普遍有效的命題。其實，這種現象在化學物理中并非不存在，但是在進化論中，它幾乎適用于絕大部分現象。邁爾說：“歷史陳述能用實驗來檢驗的非常之少。然而就像達爾文所說的那樣可以“推測”，也就是說可以根據觀察構成假說，然后再用進一步觀察來檢驗這一假說，這就是達爾文所不斷進行的。達爾文的推測是一種按部就班的程序，他運用這種程序（現代的每一位科學家都是如此）為進一步觀察所進行的檢驗發(fā)出指示，如果可能，還設計實驗“。這種基于觀察的驗證并非在其他科學中不存在。(2)相互聯系性，生物學中的規(guī)律總是在各種規(guī)律的相互作用中實現。邁爾將生物學分為兩大類：功能生物學和進化生物學。而生物的功能規(guī)律和進化規(guī)律也并非彼此孤立，生物的各種結構的基本功能由進化而來，雖然它們建立在化學物理學規(guī)律的基礎上，卻又不能簡單的還原為這些規(guī)律（《生物學哲學》，胡文耕）?！吧飳W規(guī)律無非是依靠、借助、協(xié)調體內各種在無機界也起作用的規(guī)律，使之按自身的需要，受自身指令的支配，以保障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生物學哲學》，胡文耕）。這些，也決定了認識生物學規(guī)律必須采取不同的方式，既要采百家之長，又要重視生物界本身的獨特性。
  　　
  　　生物學和傳統(tǒng)認識論的沖突是由來已久的。邁爾說：“生物學史上的一切著名論戰(zhàn)都涉及基本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例如數量與質量，還原論與突現論、本質論與種群思想、一元論與二元論、不連續(xù)與連續(xù)、機械論與活力論、機械論與目的論、靜止論與進化論、以及在第二章　中所討論的一些其它問題?！痹谏飳W中，曾長期受到機械論、活力論和本質論的束縛，使很多科學家在進化問題上多年毫無建樹，即使是他們早已掌握了可以推導出事實的所有資料。我們看到什么樣的事實也許取決于我們先有什么樣的理論。即使是讓很多物理科學家津津樂道的促使DNA雙螺旋結構提出的薛定諤的《生命是什么？》其本質也是還原論。雖然它推動了生物科學的發(fā)展，但其認識論本質卻不足以達到讓我們敬仰的高度。
  　　但是，這并不是意味著我們不屑于或者不需要其他學科的認識論。邁爾說：“不僅是物理學家，而是每一位專門家都認為他自己的研究領域是最有興趣，研究方法是最有效的。這樣一來就常常有種令人反感的沙文主義在研究領域之間存在，甚至存在于某一研究領域（如生物學）內部。……Laudan指出“有時當兩個或更多的研究傳統(tǒng)，彼此不是互相拆臺，可以融合起來，產生綜合，這綜合比前此的兩個或更多的研究傳統(tǒng)都更進步”?！拖馣uhn的科學革命學說那樣，而是前此彼此競爭的兩種研究傳統(tǒng)“交換”彼此最有生命力的組份”。
  　　目前，在復雜性科學、系統(tǒng)科學和信息科學飛速發(fā)展的今天，作為學習也許將來也要研究生物科學的我們只有立足于生物本身的特點，結合其他學科的認識論，合理的辯證的實施“拿來主義”，才能從科學理論發(fā)展上和認識論發(fā)展上豐富生物學科的發(fā)展。
  　　 （轉）方解石 著
  　　
•   　　1859年初版的《物種起源》對彼時社會大眾的思想震動，或許真的可用“平地一聲雷”來形容。此后匆匆百年間，“達爾文的進化論”或“達爾文主義”不僅成為生物學中最基本的范式，而且深刻影響了鄰近學科如社會學和歷史學，甚而現實政治中也可覓其蹤影（如《天演論》對于辛亥革命的微妙作用）。然而有趣的是，如此影響深巨的理論，不僅在一般公眾，甚至在許多科學家看來，都似乎是極為簡單明了，一點即悟。據說進化論早期最雄辯的代言人赫胥黎（T.H. Huxley）曾致信達爾文說，他真是笨透了，居然沒能發(fā)明這個理論。進化論雖涉及廣闊的知識范圍，而用以敘述這理論的大部分還是人人都懂的日常語言，從這一點上看，的確在眾多現代科學的革命性理論中，它算是明白易懂。于是即使在知識高度專門化的今天，雖然不諳物理者若侈談相對論或量子力學必會引起懷疑和嘲笑，未經深入研究便動輒發(fā)表對進化論的意見卻似乎相當合理。與此相應的，讀物中的進化論一人千面，可謂“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達爾文”。
  　　達爾文的進化論，或者更嚴謹一點，隨著《物種起源》誕生的達爾文主義，真的那么簡單么？如果是的話，為何對這個簡單的理論，卻有如此紛繁眾多的理解？而在如此眾多的理解中，自身并非專家的普通讀者應當相信哪一種？實際上，一旦突破了“異端”或“常識”的臉譜化認識，我們立刻就陷入一片觀念的叢林，其中不僅堆疊了進化論中不同學派的觀點，更有隨著時間推移和知識進步而產生的微妙的概念演變。在此叢林之中，的確需要一位領路人。此人不僅要具有專業(yè)的權威，而且當有淵博的學識；既能報道最新的進展，也須熟悉學科歷史的脈絡承繼。最重要的，此人應當愿意向感興趣的普通讀者耐心解釋其專業(yè)中重要的概念和理論。亦即，他應當不滿足于過度簡化的宣傳，而有能力促成公眾對達爾文主義真正的理解。依這樣苛刻的標準，此種領路人料想不會多，然而美國生物學家恩斯特?邁爾卻毫無疑問是其中一位，而且可能是最有價值的一位。
  　　作為生物學家的邁爾是一個傳奇般的人物。他1904年生于德國，22歲就在柏林大學獲得動物學博士學位。1928年從未離開過歐洲的邁爾領導了對新幾內亞山區(qū)鳥類的考察。在交通極為艱難，當地部族紛爭錯綜復雜的情況下，這次考察大獲成功，取得大量標本，鑒定了許多新種。其間，邁爾“患過瘧疾、登革熱、痢疾以及其他熱帶疾病，曾被瀑布沖下，曾因小木船被掀翻而險些淹死”，甚至曾有報道他已經被殺。此后他又參與對當時環(huán)境更危險的所羅門群島的考察。1930年邁爾應邀西渡，任職于紐約美國自然博物館，此后學術生涯便在美國展開。他是世界一流的鳥類學家、動物分類學家和進化論學者，關于分類和進化的專著均蜚聲士林。是他首次精確定義了“物種”概念，此定義至今仍然沿用。在1930-40年代，他與遺傳學家杜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古生物學家辛普森（George Gaylord Simpson）并稱進化論“現代綜合”（The Modern Synthesis）的三大推動者，此次綜合解決了達爾文理論中的一些遺留問題，并拓展進化論研究的視野，使之貫穿于生物學所有的主要分支，整合廣泛的材料和對象，形成新的“進化生物學”學科和“現代綜合進化論”。1953年邁爾轉赴哈佛大學任教，直至1975年退休。
  　　此后三十年，邁爾轉治生物學史與生物學哲學，著述宏富，并以巨作《生物學思想的發(fā)展》（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獲頒科學史領域的最高榮譽薩頓獎章。他的巨大理智活力令人驚奇：年近百歲之際還幾乎每年都有新著出版，尤重視厘清概念，消除誤解，并寫下大量針對普通讀者的闡釋性作品。2005年2月邁爾以百歲高齡在哈佛逝世。他被譽為“達爾文的后裔”、“二十世紀的達爾文”，此兩項稱號，邁爾可謂當之無愧。
  　　邁爾之有似于達爾文，不僅在于他們都以博物學家出身，都精研鳥類，都以撰述深刻清晰見稱，更在于前者幾乎完全服膺于后者的理論，并能有所增益。邁爾實際上“重新發(fā)現”了作為革命性思想家的達爾文，并且仔細清理出達爾文所持的理論邏輯架構。他坦承“自從19世紀60年代以來，沒有哪兩個學者以完全一樣的方式使用‘達爾文主義’這個詞”，并進而敏銳地點出，此種現象發(fā)生的原因在于達爾文長期以來被誤讀和簡化，而“達爾文的理論”其實并非一個整體，而是由可以分別對待的若干個子理論組成。邁爾將達爾文的進化論解剖為五個聯系然而可以分割的部分：第一，物種可變的理論；第二，共同由來理論，即所有生物都來自于共同的祖先；第三，漸變理論，即進化變化是在種群中逐漸產生的，“大自然不產生飛躍”；第四，物種增殖理論，即生物多樣性來自某單一物種分化為多個物種，其機制為種群中的“成種事件”；第五，自然選擇理論。這五個理論中的前兩個甫一發(fā)表即被科學界迅速接受，而持有這兩個共同觀點的科學家即組成了最早的“達爾文主義”群體，他們觀念上的敵人是堅持圣經字面含義的特創(chuàng)論者。然而即使在這個陣營內部，對于后三個理論卻也言人人殊。當時與特創(chuàng)論者的激烈論戰(zhàn)掩蓋了達爾文陣營內部的差異性。而當科學界日益關注進化發(fā)生的機制時，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針鋒相對的就成了堅持獲得性遺傳導致進化的“新拉馬克主義者”。在此時，雙方都已同意生物可以進化并且來自共同的祖先，“達爾文主義者”的標簽轉而進一步限定到“自然選擇論者”的頭上。邁爾在其著作中考察了若干早期進化論代表性人物或學派對達爾文五個理論的不同態(tài)度，得出一個頗有啟示意義的表格：
  　　 生物進化 共同由來 漸變論 物種增殖（成種事件） 自然選擇
  　　拉馬克 是 不 是 不 不
  　　達爾文 是 是 是 是 是
  　　?？藸?是 是 是 態(tài)度不明 部分
  　　新拉馬克主義者 是 是 是 是 不
  　　T.H.赫胥黎 是 是 不 不 不
  　　德弗里斯 是 是 不 不 不
  　　T.H.摩爾根 是 是 不 不 不重要
  　　由這一精辟分析可以看出，在進化論發(fā)展的不同階段，“達爾文主義”這一籠統(tǒng)稱謂的實際含義，其實經歷了一個重心轉移的過程。倘若限定到具體的時代和科學語境，許多概念紛爭便可在很大程度上解決。而即使科學界對達爾文的某一具體理論（尤其是漸變論和自然選擇）存有爭議，對其最基本的前提，即生物可以進化并且來自共同祖先，則自18世紀60年代以來即已獲廣泛贊同。于是，若根據科學界對達爾文理論某些細節(jié)的懷疑而宣稱“達爾文主義”已經失敗，其輕率盲目自不待言。
  　　在以上五個理論中，邁爾視自然選擇為最重要的一個，實際上，自然選擇理論在達爾文生前從未被廣泛接受，直到邁爾親身參與的“現代綜合”時期，才真正確定了它在解釋進化機制時的正統(tǒng)地位。而在科學界以外，自然選擇也是達爾文的所有理論中被誤解得最多的一個。例如，許多人認為自然選擇主導的進化過程是隨機的，于是便會困惑“像眼睛這樣精密復雜的器官如何能從一系列偶然事件中產生”。然而達爾文的理論實際上指出，自然選擇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生物產生后代（合子），而在這些后代中存在廣泛的隨機變異，這些變異的產生的確是偶然的，無方向的，它們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當然也可能是中性的。也就是說，可供選擇的變異產生于真正的“選擇”開始之前。隨后自然選擇的第二階段中，攜帶不同個體的生存機會、繁殖機會可能不同，于是發(fā)生了“自然選擇”，即有利于個體在特定環(huán)境下生存、繁殖的變異有更多的機會被保留下來。這一階段中，偶然因素仍然非常重要（例如攜帶有利變異的個體可能在生殖之前就偶然死亡），但一個變異保留與否絕不是“隨機”的。邁爾將達爾文描述的自然選擇稱為一個“創(chuàng)造性過程”，其中特定的環(huán)境或生存壓力通過保留適應者，淘汰不適者，在經過許多代的累積之后，“創(chuàng)造”了與之適應的性狀或物種。自然，這種“創(chuàng)造性”不是“預先設計”的結果，而只是一種“機會主義反應”。于是也就很容易推斷，雖然自然選擇能得到具有驚人適應性的物種，但它也不是萬能的。例如，一個“完美適應”的物種在環(huán)境忽然改變之后，可能沒有產生出新的適應性變異而滅絕，自然選擇無法阻止這種滅絕的發(fā)生。
  　　征諸科學史，自然選擇理論之所以遲遲未能被接受，還在于在當是之時，遺傳變異的本質是不清楚的。究竟隨機的變異是否能產生出巨大的多樣性來作為自然選擇的“原材料”，人們心存疑惑。達爾文窮盡心力想要探求變異的起源，然而未能成功，他的遺傳學觀點是一種非常模糊不清的“融合遺傳”，而當孟德爾定律被發(fā)現之后，這種觀點便被證明為錯誤。孟德爾所揭示的遺傳物質的相對穩(wěn)定性曾使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受到更猛烈的懷疑，然而當遺傳學充分了解了重組與突變的廣泛存在，遺傳學家乃從達爾文進化論的反對者轉而成為支持者。達爾文錯誤的遺傳學觀點并未妨礙其得到正確的選擇理論，而且，進化論的“現代綜合”堪稱向達爾文的一次全面回歸。在經歷了近一個世紀（從《物種起源》發(fā)表到“現代綜合”，中經80年歲月）的修正反復之后，人們赫然發(fā)現，現代進化論最基本的觀點，幾乎達爾文都有清晰的表述，許多爭論若以現代綜合論的觀點來評判，達爾文幾乎總是對的。
  　　何以如此？難道不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知識將積累而更加完備，于是后人自當勝過前人？為什么達爾文之后的許多進化論者，掌握了比達爾文更加豐富的材料，卻得出了錯誤的結論？邁爾指出，“達爾文革命”之重要，不僅在于觀察結果的匯集，而更在于將這些結果整合到一個邏輯自洽的范式之內。因而能邁出這樣雄壯的一步者，必須同時具備博物學家的淵博和哲學家的透辟。邁爾以為，達爾文在他的時代幾乎可說是唯一具備這樣條件的人。雖然達爾文在晚年所寫的自傳中自稱他的治學方法完全是培根的歸納法，但事實并不是這樣。達爾文并非思想貧乏之輩，他一直注意當時流行的各種哲學，并主動從中獲取啟示。邁爾通過對所謂“馬爾薩斯公案”的考察說明了這一點。達爾文在創(chuàng)立他的自然選擇學說的過程中，受到了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影響，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這種影響到底有多重要？有人認為無馬爾薩斯就無達爾文，也有人認為沒有馬爾薩斯的啟發(fā)達爾文遲早也會發(fā)明自然選擇理論。這一爭論背后乃是所謂科學革命的內在論與外在論之爭，科學史領域內一個長盛不衰的話題，即科學中重要概念之興替到底是自身發(fā)展的內在邏輯促成的，還是科學外部的重大變化催生的。像所有審慎的學者一樣，邁爾持某種中間的觀點，他認為馬爾薩斯的理論像是某種催化劑，如萬事俱備之后的東風，作用深遠而微妙，然而達爾文只是受惠于馬爾薩斯的個別論述而非其整個哲學，同時自然選擇理論也有其他的重要來源。邁爾對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也進行了一番邏輯解剖，得到一個自然選擇理論的推理模型（見下頁圖）。在此模型中，馬爾薩斯幫助達爾文得出了一個重要的推論：個體間存在生存斗爭。這雖然是關鍵的一步，但仍需另外兩個事實，才能得出最后的推論。而這兩個事實的相關知識，達爾文都是從動物馴化者和分類學家那里獲得的。達爾文本人在這方面用力甚勤，撰寫了許多關于分類學和育種學的大部頭專著，便是一大輔證。在個體生存斗爭之外，達爾文尚需意識到一個物種或種群中的個體雖然相似，在很多方面卻也是各各不同的，而且這種不同可以遺傳。如此，從五個來源廣泛的事實中，達爾文天才地得出了3個推論，終于建立起自然選擇這一最終經受住考驗的卓越理論。
  　　
  　　依邁爾之見，個體間存在生存斗爭固然是一個重要的觀點，不過達爾文對群體中個體的相對獨特性的重視，則更可稱得上一項重大成就。這成就還不止于自然選擇理論本身，更在于它是“生物學哲學的基本構成之一”。這一“群體思想”或“種群思想”（Population Thinking）打破了由來已久的“類型論”或“本質論”，它起而反對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tài)，實際上也是一場偉大的哲學革命。邁爾論述道，達爾文之前的學者其實已經掌握了不少關于進化的資料，但從未能提出正確的進化理論，其原因在于他們的思想仍然不脫類型論之范圍。依照類型論，每個物種都具有自己明確的特征，這種特征是它的“本質”，是恒定不變的，不同物種間的差異是非連續(xù)性的，非我族類則截然有別。在這種觀念之下，物種要么不變，要么整體突變成另一個物種（轉型），要么跳躍式地突然產生新種（嬗變），而獨獨不可能從一個物種中逐漸分化產生。達爾文通過強調種內的個體獨特性和不同物種間差異的連續(xù)性，終于提出了變異進化（Variation Evolution）的新模式，從此生物學中個體間的差異再不能被抹煞，“個體”在進化生物學中獲得了重要地位。
  　　邁爾既致力于清理生物學中的哲學思想，那么他不遺余力地在哲學中為生物學爭取權利也就非常自然了。他對科學哲學中倚重數理學科而忽視生物學的主流路數非常不滿，對邏輯實證主義更多有微詞。邁爾早年在德國受博士教育，其時哲學乃是一切學位的必考科目，故他受過哲學訓練，在其學術生涯中一直關心哲學進展，后期更力圖倡導“生物學哲學”的研究。他所著《邁向生物學哲學》（Toward a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中譯本名為《生物學哲學》）即是這一學術企圖的宣言。他以為，現代科學哲學太過注重形式化和普遍定律，這固然是符合數理科學的特點，但對于以“群體思想”為核心，獨特個體和抽象范疇同等重要的生物學來說，卻未免不確。正統(tǒng)科學哲學“用邏輯學的最銳利的刀具來剖析綠與翠綠、黑與烏黑之間的差異”在生物學家邁爾看來近乎冥頑。他說，“生物學新哲學的特色在于概念（理念）處于關鍵地位或具有關鍵性意義”，這種哲學的重點在于辨析概念，“在哲學中仔細分析作為基礎的概念比在邏輯學中進行心智訓練重要得多”。他的著作形式也表明了這一點。《邁向生物學哲學》由相對獨立的八章組成，每章詳論一個核心概念或話題，條分縷析，旁征博引。他的論述確乎為生物學的哲學討論開辟了基礎，后來者的辯難亦多仰賴他建立的分析框架。
  　　正如他的書名所言，邁爾認為他的哲學論述只是為未來的新哲學鋪路，作笛卡爾式的清掃地面的工作。他也的確不急于標新，而更像為生物學哲學正名與辯護。例如他仔細分析了生物學中常用的“目的論”概念，從中分出四種含義，其中只有一種指的是自然神學式的終極目的性，而其余三種都是對科學研究中若干現象的描述?？梢哉f邁爾通過此舉拯救了“目的”概念，使其在科學中的使用不致再有自然神學目的論的暗示意味。他也詳細分析了還原論的觀點，并堅持生物學現象雖然完全來自物理、化學過程，但其復雜性卻絕非簡單的物理化學過程可比，生物學的學說和定律并非物理科學學說和定律的特例，生物學是一門有獨立地位的科學，不可還原成物理學。但“生物學的獨特地位”并不意味著“活力論”的復蘇，生命的基本過程無關神秘力量，只是對它的研究需要一個不同于物理學的范式。邁爾為此曾與激進的還原論者，哲學家E?內格爾（Ernst Nagel）和物理學家斯蒂芬?溫伯格（Steven Weinburg）論戰(zhàn)。文章得失姑置不論，這至少說明了邁爾的哲學意見受到重視的程度。
  　　不過，作為廣受尊敬的權威，邁爾的觀點和論述也并非沒有受到挑戰(zhàn)，此乃科學中的常態(tài)，普通讀者也不能不稍加注意。邁爾的學術生涯始于20年代，他活躍的思維和開放的理性固然令人欽佩，然而卻也不免偏愛一些可能過時的觀念。他作為“現代綜合論”的奠基者，對于這個理論的辯護是不遺余力的。但當代進化生物學的研究中對這個理論亦曾舉疑，如著名的斯蒂芬?杰?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與同事埃爾德里奇（N. Eldredge）提出的“間斷平衡”理論，就旨在質疑邁爾自達爾文處繼承下來的“漸變論”觀念。而邁爾為“生物學的獨立性”所作的論證，也有太過倚重宏觀生物學之嫌。從生物學的當代發(fā)展來看，它的確有“硬化”，即向物理學范式靠攏的趨勢，而且自1953年DNA結構的發(fā)現之后，分子生物學迅速成為顯學，其潮流勢不可當。這一潮流的領軍人物之一就是DNA結構的發(fā)現者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
  　　將沃森和邁爾作個對比會是非常有趣的。沃森幼時參觀邁爾所在的美國自然博物館時，被美麗紛繁的鳥類標本（這些標本很可能就是邁爾歷盡艱險從南太平洋取得的）所吸引，當時立志作一名鳥類學家。不過像他的許多同輩科學家一樣，物理學家薛定諤的《生命是什么》將他引向了生物學的還原之路。讀罷這本書后，15歲上大學的天才少年沃森已經覺得“鳥類突然之間似乎變成了戶外玩物，而不是嚴肅的科學對象”。沃森成名后供職于哈佛大學，成為邁爾的同事，甚至還追求過邁爾的女兒。他極力擴大分子生物學在系里的教席數目，乃至認為“分子生物學是唯一的生物學”。邁爾對沃森倒是持寬容甚至支持的態(tài)度，但著名的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O Wilson）卻徹底被沃森惹怒，并描述其為“最令人討厭的人”。的確，沃森代表了生物學的一個新方向，而他本人也成為這個新方向中的偶像。沃森為人尖銳、無所顧忌、孩子氣、厭惡哲學，經?？诔隹裱陨踔链蠓咆试~。他的確與邁爾和威爾遜所代表的，那種彬彬有禮、優(yōu)雅博學、講求思辨、有些紳士意味的博物學傳統(tǒng)大相徑庭。沃森更像物理學家，而生物學也的確變得比任何時候都更像物理學。邁爾的哲學論述在此種大勢下，的確應當被審慎對待。
  　　邁爾曾經如此形容達爾文：“思維上睿智，智力上果敢，能夠將博物學觀察者、哲學理論家和實驗家的能力結合起來”。這評價用在他自己身上也絕非溢美。引他為向導，作為非專家的普通讀者自可放心飽覽達爾文進化論的精細微妙，而把握學術界的爭論動向，自然還需另下功夫。邁爾是“領進門”的好老師，至于是否能有進一步“修行”，則千真萬確在乎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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