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與文化（第10輯）

內(nèi)容概要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為復興中國哲學研究，主辦了雙語學術刊物《中國哲學與文化》。本輯是該集刊的第十輯，名為“儒學：學術、信仰和修養(yǎng)”。《中國哲學與文化·第10輯·儒學：學術、信仰和修養(yǎng)》編選了海內(nèi)外最有影響的中國哲學研究專家（如劉笑敢、黃進興、王汎森等）的一系列重要文章，以儒學為中心話題，但關心的重點卻不限于儒學自身，而在于如何面對及處理儒學在現(xiàn)代社會、特別是華人社會中的多重身份的問題，有利于理清儒學作為真生活和純學術的兩面，從而使之既能真的回應社會生活中的真問題，也能提高中國哲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學術水準。

作者簡介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成立，由劉笑敢教授及鄭宗義教授分別擔任主任及副主任之職。中心透過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學者訪問計劃及出版期刊，致力于組織與推動新課題、新方法、新領域、新資料的探索與研究，提升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的學術水平和促進學術交流。

章節(jié)摘錄

劉笑敢本輯以儒學為中心話題，但關心的重點卻不限于儒學自身，而且在于如何面對及處理儒學在現(xiàn)代社會、特別是華人社會中的多重身份的問題。對于現(xiàn)代學者、學術研究、學術刊物來說，儒學首先是不言而喻的學術研究的對象，無論是探究儒學的思想真相還是試圖重新建構當代新儒學，所涉及的主要是純學術研究活動；但是，作為在文化傳統(tǒng)中本應奔流不息的活水，儒學同時又應該是華夏族群集體的價值方向的體現(xiàn)，也可以是許多人自覺或不自覺的精神生活的指南，這里涉及的是價值信仰和意識修養(yǎng)，屬于真實生活世界。純學術事業(yè)和真實的生活世界在西方以及在許多學科中的分別是無需明言的事實和規(guī)范，但在儒學（以及佛、道）思想的研究中卻存在著難以明辨的糾纏。這是由中國哲學這一學科的特殊性造成的，主要是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來源、不同屬性所造成。中國哲學的研究對象是儒釋道思想傳統(tǒng)，其形式及內(nèi)容與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歷史及民眾生活有密切聯(lián)系，它雖屬于廣義的學術領域，但與來自近代歐洲傳統(tǒng)的哲學學科的歷史、方法、目標有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不同。在歐洲近代傳統(tǒng)中自然科學的影響不斷向人文學滲透，哲學與宗教也有明顯的分化、分工和各自不同的演化歷史，這種潮流進入中國就造成了儒學定位的尷尬。儒學不同于西方的一神教，但在歷史上一直扮演著某種主流的宗教性角色。所以，當現(xiàn)代西方學者在做文化和宗教比較時，往往要拿儒學與基督教相比較。但是，儒家或儒學畢竟不是有組織的宗教團體，所以將儒學納入哲學學科仍是各國學術界的主流趨向，這樣，“中國哲學”這個學科的研究作品不僅會受到是否符合既有歷史和思想之“真實”的質(zhì)疑，也會面臨夠不夠“哲學”的拷問，于是不斷有人提出中國有無哲學或“中國哲學”是否“合法”的問題。如果強調(diào)儒學作為純學術研究領域的一面，顯然有利于中國哲學向符合現(xiàn)代或西方哲學標準以及學術規(guī)范的方向發(fā)展，但也可能成為博物館中的“死學問”或西方哲學的附庸，背離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歷史脈絡；反之，如果一味強調(diào)儒學與真生活的聯(lián)系以及對歷史傳統(tǒng)的繼承，儒學作為現(xiàn)代學科研究的學術性和哲學性就無法挺立起來。這個兩難的局面是不能通過涇渭不分的“結合”二字來解決的。不辨古今、東西的所謂“結合”只能是盲目混淆，結果是在真生活和純學術二者之間搖擺而兩頭不夠：既不能真的回應社會生活中的真問題，也難以提高中國哲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學術水準。“真生活”的問題要貼近并面對真生活來討論，純學術的問題要以純學術的方式來處理。當然，二者在最終和最根本的層次上可以互為奧援，畢竟純學術活動歸根結底也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但在職業(yè)和專業(yè)的層面，在直接操作的層面二者畢竟不容混淆。至于如何處理儒學作為純學術研究之內(nèi)容與真生活中儒學如何發(fā)揮傳統(tǒng)的價值導向和生命導師的功能是一個大課題，不可能通過幾次會議、若干文章而大功告成，本刊只是希望通過本輯的專題提醒同行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引發(f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本輯第一篇文章是梅約翰（John Makeham）教授的宏文。梅教授引用社會學家Immanuel Wallerstein的觀點，指出19世紀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標志性事件是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yè)化，新的制度化的結構不僅創(chuàng)造新的知識，而且要創(chuàng)造知識的創(chuàng)造者。類似的情況也發(fā)生在20世紀的中國，西方的學科模式逐漸代替了傳統(tǒng)的知識分類模式。作為新學科的中國哲學應運而生，西方哲學為中國哲學提供了概念模式、詞匯和術語、書目分類，甚至歷史及分期的方案，這些決定了中國哲學的學科邊界、內(nèi)容定義和敘事方法。文章的主體部分討論了中國思想史從經(jīng)學到子學，再到哲學的過程，以及眾多中外學者對這種變化以及中國哲學自身處境、方法與困難的觀察，最后依據(jù)20年前臺灣官方儒學失敗的教訓提出應該對某些學者建立國教儒學的設想進行反思。梅教授的文章是從中國本位的角度進行回顧和分析的，下面伍安祖教授的文章則完全以西方的儒學研究為考察對象，與上文適成對照和補充。梅教授比較重視歷史的本來過程，而伍教授更強調(diào)將儒學引入西方社會文化之話語中的必然性。通過分析兩個早期西方詮釋儒學的個案和四個當代學者詮釋儒學的實例，伍教授最后的結論是：在西方的有感知能力的儒學閱讀會在不同程度上涉入本土化（domestication）、再生成和再創(chuàng)造。在跨文化詮釋中的比較工作可以為不同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交流提供指導，揭示這種交流的不變的多樣性。以西方哲學之理論框架為范式研究中國哲學之局限、困難與弊端，對很多人來說已經(jīng)昭然若揭，前面梅約翰的文章也多有舉例。然而，如何克服這種弊端、開辟新天地呢？倪培民的文章從功夫論的角度提出一個創(chuàng)造性設想。倪文首先分析了中西哲學思想的異同，回顧了西方哲學演化過程中自身反思、自我修正、逐步克服不足的過程，然后提出中國思想中的功夫論或許可以有效幫助西方哲學傳統(tǒng)，擺脫片面強調(diào)客觀化認知和自由意志、忽略主體實踐能力和主體修煉過程的局限。針對西方哲學的不足，倪教授建議將功夫的概念引入（西方）主流哲學。這樣做，第一可以發(fā)展出一個新的哲學視角或取向，第二可能形成哲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第三有可能引發(fā)出功夫本體論、功夫認識論，以及功夫倫理學的一系列新理論。文章新意鮮明，視野宏闊，論說清晰。倪教授曾以此題撰短文發(fā)表于《紐約時報》，引起美國公眾關注，成為中國哲學研究中的一枝奇葩。筆者的文章是古今經(jīng)緯兩條線索的交織。古代經(jīng)線是對330條宋元以后直接使用的“天人合一”一語的初步分析。今人討論“天人合一”一語的文章甚多，但很少有人注意張載之后到明清時期此語大量使用、變成熟語的事實和意義。本文的意義在于第一次討論這些文獻的思想史含義。據(jù)本文初步分析，古人論及“天人合一”一語時大致有四種主要意涵：（1）天道人事相貫通，（2）以人事為重心，（3）以天道為重心，（4）天人感通。此外還有一些有趣的獨特的用法。當代緯線是對近幾十年來關于天人合一之討論的方法論分類和思考，包括學術研究和現(xiàn)實生活需要的關系，從中引出研究者自身的兩種取向以及在研究中對儒釋道思想文獻的兩種定位，作為方法論之自覺意識的一種思考框架。最后，筆者嘗試提出繼承和創(chuàng)建現(xiàn)代的應然性、隱秘性之天人合一理論的思考。勞悅強的文章專門討論了儒學、儒家思想、儒學研究三個概念的內(nèi)涵，又特別以孔門儒學為例，揭示古代即有學術儒學、修養(yǎng)儒學、信仰儒學的內(nèi)容，但主要精神在貫通統(tǒng)合，最終目的在于致用。但是這一傳統(tǒng)到乾隆時期發(fā)生變化，學術研究和道德修養(yǎng)開始分道揚鑣。近代梁啟超、顧頡剛則提出“為學問而治學問”的原則。作者認為“現(xiàn)代學術重專門，主分析，因此原則上要求學術儒學、修養(yǎng)儒學、信仰儒學各自為政，各從其是，離則三美，合則可能俱傷”。自五四提倡“德先生”以來，儒學與民主的關系就是一個不斷討論的話題。近年來，一些學者對此話題有些比較具體的磋商和爭論。李晨陽的文章在總結回應這些討論的基礎上提出一個新主張：民主的形式與儒家內(nèi)容相結合，即在施行民主選舉機制的社會政治形式下推行儒家的社會理念，這樣可以在跟上世界潮流的同時保持儒家的主體性。對此，當然會有質(zhì)疑，作者對這些可能的質(zhì)疑也做了有理據(jù)的回答。楊祖漢討論的是“儒學是否宜于知識化……成為一現(xiàn)代學術的學科”，以及“加入理論思辨，是否有損于儒學實踐的、教化的功能”。對第一個問題，楊教授認為現(xiàn)代學術所要求的客觀研究的態(tài)度和方法對儒道釋的生命之智慧的特點是有不適切之處的。對第二個問題，楊教授借康德的理論說明天真之善不易自我保持，因此需要哲學的思辨來彌補感性之性好的不足。要解決這種道德實踐上的困難，必須進入實踐哲學的領域，因此，程朱持敬窮理之說應該是內(nèi)圣學一不可少之功夫理論。本輯主題涉及儒學是不是宗教的問題，黃進興的文章對此作了比較全面的梳理。黃教授認為傳統(tǒng)中國的孔廟祭祀活動只限于統(tǒng)治者和士大夫，追求的是“國泰民安”，體現(xiàn)了集體訴求的政教功能，是儒教的公共性格。但這與西方宗教改革后宗教活動私人化的潮流不合，因此一般讀書人看不到這種公共宗教的特點。黃文重點回顧了康有為建孔教為國教的失敗過程及知識界的不同反響，最后，黃教授提出“過度知識化、學院化的儒學，是否會重蹈傳統(tǒng)儒教的覆轍，變得曲高和寡，與實際社會兩不相涉？”本輯主題又涉及儒學之研究中思想之事實真相與價值追求的問題。王汎森的文章則專門梳理了近代中國關于價值與事實相分離的歷史。王文以“新史學”的實際作品為依據(jù)揭示上世紀出現(xiàn)的新史學的一個顯著特色，即走向“價值”與“事實”的分離。實際上，這代表了近代學術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轉(zhuǎn)向和特征，也大有助于我們今天理解儒學如何變成學術研究對象而與傳統(tǒng)的信仰和修養(yǎng)分途而行。文章以文獻史實說話，篇幅很長。雖然作者應本刊邀約作了刪節(jié)，但仍不得不分兩輯刊登。繼以上兩篇之后，我們有第三位“中央研究院”的史學家張壽安的文章。張文鉤沉乾嘉學術以來學術專門化的趨勢，也有利于我們理解儒學變成現(xiàn)代專門之學的本土軌跡。張文指出：“從實事求是、復興古學、闡揚漢學，再到縝密的說經(jīng)方法，清儒治學揭示了非常豐富的知識內(nèi)容。又因為學主專家，更造就出多樣的專門之學。”作者并提醒我們注意一個吊詭現(xiàn)象：晚清說經(jīng)之學有自我定位的強烈意識，但其說經(jīng)之方法之學，如文字、音韻、?？钡?，逐漸從附庸工具變?yōu)楠毩⒅畬W，最終連說經(jīng)本身也成了專門之學。這種專門之學各自展揚的學術場面，不僅遠離了阮元、龔自珍所提倡的經(jīng)、藝不二的通儒之學，也刊落了儒者治經(jīng)以求修身治平的恢弘目的。顯然，這“更近乎近代科學知識分科的學術雛形”。最后，我們選刊了同樣來自“中研院”的理學專家鐘彩鈞的文章。此文利用勞思光的一個歷史描述對陸九淵的思想做出了更全面、更深入的剖析。勞先生提出，宋明儒學的發(fā)展經(jīng)過了天道觀、本性觀、心性論三個階段，分別以濂溪橫渠、程朱，以及象山陽明為代表。鐘教授將此三個階段作為象山學術的三個側面來觀察，一方面看到象山思想中天道觀、本性觀、心性論三種要素兼?zhèn)洌硪环矫嬉部吹较笊剿枷氤鲇谛男宰鳛閷嵺`的前提和造境，并出于對朱熹超越之理的批判而終將心性提高到終極實體的地位。本輯的“學思錄”邀得牟鐘鑒教授的學術自述，文章雖以自述回憶為主，卻相當于一個時代的縮影，又有治學方法的體會，對讀者來說，可在輕松、親切之中得到深刻的教益。梁濤教授是大陸思想史特別是思孟研究的后起之秀，其《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獲得學界好評，本刊有幸約得孔德立評介此大作。本輯“新葉林”發(fā)表了仲輝關于《齊物論》的文章。文章認為莊子《齊物論》從語言問題開始，終于對道境的領悟。其說獲得陳鼓應和匿名評審人的首肯。本輯“回音谷”金聲玉振，余音繚繞，都是對本刊前一兩輯文章的回應。徐英瑾的短文對本刊上輯森舸瀾的文章提出商榷意見，李偉則對柏嘯虎的文章發(fā)表了感想，陳孝龍對鄭澤綿的文章提出細致辨析，李曉英則發(fā)表了對孟旦治學道路的感想和體會。我們希望更多同好利用這一專欄進行切磋交流，以促進中國哲學研究水平的提升。本刊已經(jīng)出滿十輯，我們編輯了總目，以便查找相關文章。在此我們編輯部全體同人向所有作者、審稿者，以及以各種形式支持我們工作的同好表示誠摯感謝，歡迎大家的各種形式的建言或批評，希望我們今后有更愉快、更富有成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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