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傳

內容概要

　　本書是一部個性化非常鮮明的思想學術人生自傳，更是一部結合個人身心創(chuàng)痛和研究心得來總結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和中國經(jīng)驗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所遭遇的大問題大困境，表達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立場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徹，激情飛揚，充滿了敏銳的發(fā)現(xiàn)與深刻的思索。黃鐘大呂之聲，世所少見；滄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讀者不能不讀的當代啟示錄。
　　本書榮獲第四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被《中華讀書報》等多家媒體評為年度十大好書。

作者簡介

錢理群，l939年生，北京大學資深教授，19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精深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對20世紀中國經(jīng)驗的總結和反思，受到了海內外的高度重視。錢先生自北大出身，后來回到北大講壇，傳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關注民族與人民的命運，積極開發(fā)現(xiàn)代中國優(yōu)秀的精神思想資源，以自體生命與學術一體化的追求，回應了大時代對于中國知識界的呼喚。在北京大學學生評出的最受學生歡迎的十佳教師中，名列首位。錢先生的專著和主編作品，長期以來受到了中國讀者的廣泛歡迎。他的主要著作有《心靈的探尋》、《周作人論》、《周作人傳》、《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合著）、《豐富的痛苦》、《大小舞臺之間》、《1948：天地玄黃》、《學魂重鑄》、《話說周氏兄弟》、《走進當代的魯迅》、《與魯迅相遇》、《語文教育門外談》、《錢理群講學錄》、《生命的沉湖》、《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做教師真難真好》、《周作人正傳》、《與周氏兄弟相遇》、《活著的理由》、《幸存者言》、《錢理群讀周作人》，等等。主編大型叢書多部，其中以《新語文讀本》影響最為廣大。

書籍目錄

上篇　我的回顧與反思
　引言　“以不切題為宗旨”
　一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上）
　二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中）
　三　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下）
　四　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
　五　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系問題
　六　關于啟蒙主義的反思
　七　關于理想主義的反思
　八　關于思想與行動的關系問題
　九　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
　十　最后的話題：關于大學教育與北大傳統(tǒng)
下篇　我的精神自傳
　引言
　一　歷史的中間物
　二　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
　三　幸存者
　四　學者、教師、精神界戰(zhàn)士
　五　真的知識階級
　六　思想者與實踐者
　七　漂泊者與困守者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八十年代北大校園風景：兩代人的相遇我可以說是帶著“學術和政治”、“學者和戰(zhàn)士”的矛盾，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我屬于“文革”結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而當時我又有一個很特殊的身份：我成長于五六十年代，1960年大學就畢業(yè)了，但七十年代末又來讀研究生。我的同學比我年齡要小七八歲，十多歲，而我的老師，例如謝冕、孫玉石，比我只高一班，更有意思的是，教文藝理論的，竟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李思孝?？荚嚂r，他來監(jiān)考，我立刻想起了中學讀過的一篇課文：《永不掉隊》，講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期，大學教授當了戰(zhàn)士，戰(zhàn)爭結束后，他當年的團長又來做了他的學生，都是社會的激烈動蕩時期造成人的身份的激烈變化。我出現(xiàn)在學術界是八十年代，所以人們都把我看作是八十年代的學者，而且因為和黃子平、陳平原一起發(fā)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沾了他們的光，很長時期都被稱作“青年學者”，后來突然發(fā)現(xiàn)我老了，又把我叫作“老教授”。因此我常常說自己沒有中年，從“青年學者”一下子就跳為“老教授”。更重要的是，由此決定了我的思考，我的學術研究，就帶有跨代的特點，它的世界觀、人生觀，以至文學觀、學術觀的基礎是五六十年代的大學教育所奠定的，而又受到八十年代的學術訓練，在學術眼光、觀念與方法上都有鮮明的八十年代的時代烙印，這就構成一個比較復雜的學術背景。我也因此受到了兩個方面的批評：從五六十年代的眼光看，我過于激進，是所謂“新潮學者”；從八十年代（更不用說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紀了）眼光看，我歷史包袱過重，不能與時俱進，過于保守了。我自己卻經(jīng)常感到歷史的尷尬，不過也無可奈何，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吧。但我有幸遇到了王瑤先生。我在給研究生同學趙園的《艱難的選擇》這本書寫再版導言時，這樣談到“八十年代的學人”：“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通過痛苦的反思獲得一次真正的覺醒；同時又在歷史提供的特殊機遇中，與直接承續(xù)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輩學者相遇，不僅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而且在精神譜系上，與新文化傳統(tǒng)相聯(lián)結，并進而把自我的新覺醒轉化為新的學術。”更為重要的是，我是在北大度過我的八十年代的學術生涯的，我常說這是歷史對我的特殊照顧，或者說是補償吧。那時的北大，正是聚集了一大批劫后余生的繼承了“五四”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于是，就有了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學的特殊風景——清晨，你起來跑步，會在北大圖書館前碰見堅持晨練的朱光潛先生。傍晚，你漫步未名湖畔，會看見宗白華先生迎面走來，立刻聯(lián)想起他的《美學散步》。還有一位拄著拐杖，凝視著湖面的老人，那是吳組緗先生。你從旁輕輕走過，不敢打攪他的沉思。你來到燕南園。三松堂的白皮松樹下，有美髯飄飛的馮友蘭；竹林掩映中，林庚先生的歌聲竟是那樣清純……當然，還有口銜煙斗，騎著單車，在校園中橫沖直撞的王瑤先生……從“五四”的“學燈”（宗白華先生是“五四”四大副刊之一的《學燈》的編輯，是他最早發(fā)現(xiàn)了郭沫若；還有楊晦先生，是“火燒趙家樓”的英雄），到三十年代的清華大學院（吳組緗、林庚這一代），到西南聯(lián)大的火把（從老師輩的馮友蘭，到學生輩的王瑤）：這是一批“五四”傳統(tǒng)最后的見證人、繼承人和幸存者。這是一次奇遇：先生們長期被視為“資產(chǎn)階級代表人物”，現(xiàn)在第一次恢復了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而給他們的時間已經(jīng)不多，因此急切地希望將自己的學術傳下去；而我們這一批學生，在“批判封資修”的環(huán)境下長大，在一片精神廢墟上成長，現(xiàn)在終于有了學習的機會，內心充滿對知識和精神的渴求，迫切希望登上學術的殿堂。當時我們讀書的勁頭，用“發(fā)瘋”來形容絕不過分，我們真像野牛闖進了菜園，吃不盡，嚼不夠。老師忘我地教，學生瘋狂地學，一方面想培養(yǎng)傳人，一方面渴望接班，兩代人的生命就這樣相遇，相交，相融，這是一個歷史的際遇，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大幸運，而且不會重復，是后代人難以想象的?！皫熤旆敗钡膶W術淵源：而王瑤先生，因為他是研究現(xiàn)代文學的，他身上就有了更為強烈的“五四”傳統(tǒng)意識，以及將這一傳統(tǒng)傳下去的自覺性。記得王瑤先生去世的時候，我們這些弟子們曾經(jīng)送了一副挽聯(lián)，是陳平原起草的：“魏晉風度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傳世豈無好文章”?！拔簳x風度”和“五四精神”正是對先生人格、精神、氣質的一個高度概括。王瑤先生對于“五四”可以說是情有獨鐘的，可以說他有一種永遠擺脫不掉的“五四”情結。當我和陳平原、黃子平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時，先生對我們最尖銳的批評，就是不管你們主觀動機如何，你們把現(xiàn)代文學的起點上移到晚清，客觀上會導致對“五四”意義的貶低和否定。所以他后來寫了一篇文章，專門討論現(xiàn)代文學的起點和終結，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我們來的。這樣的師生之間的爭論，是很有意思的。而王先生對“五四”傳統(tǒng)的繼承，主要通過兩個中介：一是他的研究生導師朱自清，一是魯迅。他的研究生同班同學季鎮(zhèn)淮先生曾說王瑤先生是“師朱法魯”，就思想與學術的傳承來說，這是很有道理的。后來，新加坡有一個學者叫鄭子渝，曾經(jīng)描述過一個他以為的精神譜系，說“從周作人到俞平伯，到朱自清，再到王瑤”，有一條發(fā)展線索。將朱自清、王瑤的思想、學術上溯到周作人，這可能不大準確，這涉及對朱自清、王瑤的理解，有討論的必要。我們先來看王瑤先生對朱自清先生的看法。這里我想向大家介紹孫玉石先生的一個回憶。孫玉石先生是王瑤先生的大弟子，是個有心人，有時把王瑤先生的話記在日記里，所以他的回憶就比較可靠，比較有根據(jù)。這是他記錄的王瑤先生的話：“研究歷史最重要的就是實事求是。聞一多先生受羅隆基的影響走上進步道路。羅隆基是搞政治的，皖南事變后他到昆明，同聞一多來往很多，拉聞一多加入民盟。當時陳果夫到云南，來勸高級知識分子入國民黨。馮友蘭、雷海宗等人都加入了，聞先生也為之心動。他為此找朱自清先生，朱先生不同意，聞一多也就作罷了。聞一多犧牲后，許多文章都說朱自清先生受聞一多影響，朱自清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氣。朱先生一直是支持進步的，‘一二?九’時曾多次冒生命危險掩護進步學生?！蓖跸壬纱顺鲆粋€結論：“聞一多熱情外露，他是詩人、學者、民主斗士，幾個階段很分明。朱自清先生不同，他更內向一些。他一生皆是詩人，一生皆是學者，一生皆是戰(zhàn)士?！睂O玉石先生回憶說：“說這段話時，王瑤先生是很激動的。這番藏在心底的聲音，說明王先生不是為朱自清先生而辯護，而是在為歷史的真實所辯護，在為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辯護?！睂O玉石：《他擁有綠色的永恒》，《王瑤和他的世界》，頁13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我看孫先生這段回憶，更感興趣的是王先生對朱自清的評價，說他“一生皆是詩人，一生皆是學者，一生皆是戰(zhàn)士”。這個看法和通?？捶ú灰粯?。我們說聞一多是“詩人、學者、戰(zhàn)士”，好像朱自清和“戰(zhàn)士”是不沾邊的，因為在一般人心目中朱自清是一個純粹的學者，是學院派學者的一個典型代表。但是王瑤師作為學生，對朱自清自有更深的觀察與了解，他認為朱自清將“詩人、學者、戰(zhàn)士”統(tǒng)一為一身，貫徹于一生，這當然有他的道理與根據(jù)，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獨到的見解，對我們理解朱自清先生，以及王瑤先生對朱自清傳統(tǒng)的繼承，都非常重要。王瑤先生晚年寫過兩篇文章悼念他的老師：《念朱自清先生》和《念聞一多先生》，可以說是姐妹篇，對兩位恩師的為人與學問，都獨有會心，很值得注意。其中有一個判斷，就非常重要：他強調朱自清先生的新詩理論的核心是新詩的“現(xiàn)代化”問題。后來王瑤先生又主持他生前最后一個學術項目“中國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化進程”，并堅持要把朱自清先生加入進去，也就是說，在王瑤先生的心目中，朱自清先生是對中國學術的現(xiàn)代化及中國詩歌的現(xiàn)代化做出了杰出貢獻的這樣一個學者和詩人。從現(xiàn)代化這個角度來肯定朱自清，這顯然跟王先生自己的學術思想與學術追求有密切關系。我們知道，朱自清先生是最早在大學里面開設新文學課程的，他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學的講稿《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對王瑤先生后來寫《新文學史稿》，在體例、結構與方法上都有直接的影響。但是已經(jīng)有研究者注意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王瑤先生在學術問題上經(jīng)常提到朱自清和魯迅，但“他提起魯迅的次數(shù)大大超過朱自清；談到前者時所用的詞匯和語氣的分量，也要明顯重于后者?！热缫辉僦赋鲷斞傅闹黾捌浞椒?，為我們研究工作提供了‘典范’、‘范例’等，談到朱自清時，從未使用過這類詞語”，結論是：在王瑤先生“自身的學術工作中，魯迅也要比朱自清留下更多更深的印記”。樊駿：《論文學史家王瑤》，《王瑤和他的世界》，頁441—442。這也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分析。王瑤先生對魯迅的特別重視，最集中地表現(xiàn)在他的一個基本觀點，他始終堅持魯迅的“方向”意義。也就是說，他理解的“五四”傳統(tǒng)，主要是魯迅的傳統(tǒng)。魯迅對王瑤先生的意義，我在一篇文章里有過這樣的概括——“作為思想家、文學家的魯迅是作為文學史家的王瑤的研究對象。王瑤先生盡管不是魯迅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但卻是1949年以來大陸魯迅研究的一個重要代表。他在極‘左’思潮的嚴重干擾下，為維護魯迅研究的科學性，促進魯迅研究的學術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白鳛閷W者的魯迅對于王瑤先生更具有典范的意義。王瑤先生自己就多次指出，他是‘由于十分欽佩魯迅關于魏晉文學的許多精辟的見解’才‘決定從漢魏六朝一段來開始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工作’；‘在現(xiàn)代文學研究方面’也‘仍然是以魯迅的有關文章和言論作為自己的工作指針’?！白鳛槿说聂斞?，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代表、精神界的戰(zhàn)士的魯迅，對于王瑤先生的影響可能是更為深遠，也更為重要的。王瑤先生正是通過魯迅的中介，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魏晉風骨’，以及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內在的精神聯(lián)系，或者說將魯迅的精神化為自己的血肉，從而成為‘魯迅式的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學術工作中，實現(xiàn)了‘做人與作文（研究）的統(tǒng)一’，形成了一種精神的力量。”

后記

我于2002年8月退休，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五年了。在這五年中，除了從更大范圍從事社會文化教育實踐活動——關注和參與中學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青年志愿者運動外，主要的興趣和精力還在學術研究：先后出版了《魯迅作品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魯迅九講》(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錢理群講學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這三本書或是學術普及著作，或為學術演講，都還是“業(yè)余研究”，我的真正學術主業(yè)，花大力氣寫的主要是兩本書。另一本就是剛收筆的這部《我的精神自傳》，它糾纏我的時間更長：書的上篇《我的回顧與反思》是2002年3月至6月，在北大講“最后一門課”的講稿，因此有“北大演講錄之三”的副題——“之一”是1997年下半年講的《話說周氏兄弟》，“之二”是2001年上半年講的《與魯迅相遇》；書的下篇《我的精神自傳》，是2005年應一位雜志主編之約而寫，最初只準備寫一篇文章就算交卷，不料越寫越長，越寫越認真，竟有了書的規(guī)模；2006年、2007年，又在朋友的催促下，將學生錄音、整理的《我的回顧與反思》的講稿正式成文，作了一些補充與發(fā)揮，還補寫了幾篇文章，最后成書，已經(jīng)耗費了五年時光，更是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    這本書，在我的學術著作中，確實占據(jù)了相當獨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傳，學術自傳與精神自傳，又是一部學術史、思想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它首先是我的自傳。本來，傳記寫作就是我的學術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周作人傳》自然是寫傳記的自覺嘗試，而《與魯迅相遇》、《大小舞臺之間——曹禺戲劇新論》其實也都可以看作是魯迅、曹禺的精神史、生命史的書寫。最近有一位年輕的研究生還發(fā)表過這樣的看法：“對于錢理群一代人而言，最適用也最好操作的，就是傳記學批評方法和心靈史模式?！雹龠@大概有點道理，我自己也說過，我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目標”就是“探討隱藏在大量的文學現(xiàn)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境遇、體驗與困惑，以顯示一個歷史時代人的生命涌動的軌跡”。②在這個意義上，我的學術研究具有廣義的傳記性，是一種“生命史”的研究與寫作。而不同于以往的著作，這回我寫的是自己的傳記，自己的生命史。而寫“自傳”也是新文學的一個傳統(tǒng)，胡適就是自傳寫作的鼓動者、倡導者，他還有過“四十歲寫兒童時代，五十歲寫留學時代到壯年時代，六十歲寫中年時代”的浪漫設想。③那么，我在望七之年寫自傳，也是情理之中的。    不過，我要寫的自傳，卻并不符合胡適的要求。他在《四十自述》自序里，曾表示“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yè)的人”，“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那么，他期待的是寫“瑣碎生活”的實錄體的自傳。④而我所寫的主要不是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日常生活，而偏重于精神歷程、學術生涯，不是用實錄的方法，而偏于自我解剖、自我分析。我的自傳，其實就是對自己的思想、學術的一次清理、反省和反思，在另一個意義上，也是對自己的學術著作的一個自我解讀。    為什么要作自我解讀？這又和我的學術研究的兩個特點有關。    我的研究是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思想創(chuàng)造的欲求的。也就是說，我總是直面“內在于現(xiàn)實、歷史和自我”的“問題”，到我的專業(yè)——現(xiàn)代文學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去作“歷史”的追溯，并努力從中提升出某些“思想”的命題，以達到“現(xiàn)實一歷史一思想”的互動、交融。而作為這些自覺追求的成果和體現(xiàn)的學術著作，它的外在表現(xiàn)形態(tài)主要是一種歷史的敘述，而問題意識是隱含其后的，其所提出的思想命題也大都點到即是，而且是分散的。這就需要通過“回顧”，既說明每一部著作背后的問題意識，及不同階段的著作之間的問題的關聯(lián)，又將其中的思想命題貫穿起來，形成思想的一定程度的系統(tǒng)性?！盎仡櫋钡牧硪幻妫€有“反思”，即清醒地意識到，作為一個受到現(xiàn)實制約的學者、知識分子，在面對問題進行思考與研究，在有自己的時代的“發(fā)現(xiàn)”的同時，又會有所“遮蔽”，從而產(chǎn)生自身和時代的新問題。這就需要經(jīng)過“反思”，弄清自己的在特定時空下的學術研究，“發(fā)現(xiàn)了什么，可能又遮蔽了什么？”并且“將這些發(fā)現(xiàn)與遮蔽，放到整個中國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的歷史實踐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來看，又暴露了怎樣的問題？置于當下現(xiàn)實中，又有怎樣的意義？”這樣的反思本身就具有精神的價值，并且能夠成為新的思考與研究的新的起點?！@就是本書的第一部分《我的回顧與反思》所要做的工作。    我的研究還追求“自我生命和學術的一體性”：學術的探討，同時也是生命的掙扎；對研究對象的發(fā)現(xiàn)，也是對自我的發(fā)現(xiàn)；隨著學術的不斷開拓，自我生命也獲得不斷深化，升華，以至新生。因此，我說過，在我這里，“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xiàn)實的追問，都最后歸結為自我內心的逼問，對于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本書第二部分《我的精神自傳》，所要揭示的，就是在一定的生命歷程中的學術著作的背后，我的自我存在的追尋，我的自我“精神命名”。    這樣，我就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給讀者了。這或許有助于你們讀“懂”我的著作，有助于我們一起來解剖這個叫做“錢理群”的人，他的思想與學術，同時，也反思我們自己，創(chuàng)造我們自己。然而我又擔心，這會形成新的遮蔽，因為任何學術著作的實際內涵都是小于或大于作者自己的主觀追求與預設的，在這個意義上，根據(jù)作者的自述去讀其書，是危險的，不僅有可能被誤導，也會妨礙作為具有自身主體性的讀者的獨立理解與發(fā)揮。而這樣的獨立理解與發(fā)揮，才是閱讀的意義所在。    我的“野心”很大：這本書又是一部關于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    我曾經(jīng)和友人黃子平、陳平原一起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概念，其實我自己最為傾心的卻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我的寫作策略，是“拎起中間，帶動兩頭”：因此，首先選擇了“1948年”，考察在這個歷史轉折的關頭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和心路歷程，寫了《1948：天地玄黃》。接著就著手考察1949年以后半個世紀的知識分子的精神之旅。我沒有按一般的思路，把目光投向上層知識分子，而關注被遺忘的，作為民間思想者存在的青年知識分子，于是，就有了相關的寫作。同時又無法擺脫研究現(xiàn)實生活中的知識分子，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誘惑。但又深知其難：一是缺乏距離，難以把握；二是身處其中，難于應對非學術的干擾。這就想到以自己的研究為個案，兩個難題都好解決。記得我的導師王瑤先生說過，由于“我們現(xiàn)在仍然處在歷史進程之中，因此，要寫出一本高質量的學術思想史或文化史還很有很多困難，甚至像黃宗羲《明儒學案》、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這類縱觀全局的書籍，一時也還難以出現(xiàn)”，“如果只選擇一個適當?shù)慕嵌然驅徱朁c”，來考察時代思想、文化、學術的發(fā)展，“可能是既具體有征而又能體現(xiàn)發(fā)展軌跡的，在現(xiàn)階段也比較容易著手”：這就是所謂“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通過某一審視點來總攬全局”。①而我之所以“毛遂自薦”地選擇自己的研究作“審視點”，是因為我屬于“文革”后第一屆研究生，在這段歷史中正處于承前啟后的地位，而我研究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領域也正是這一時期的“顯學”，它和現(xiàn)實的政治、思想、文化、學術思潮，以及其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研究都有比較密切的聯(lián)系，這樣，我所面對的問題，對問題的思考、處理方式，以及產(chǎn)生的問題(遮蔽、失誤，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而且這都是自己所親歷，并滲透了自身的生命體驗，就容易如一位學者所說，“回到原歷史脈絡和情境中去體會和理解，以重新獲得具體感”，而達到“復雜化”的理解。②——這樣，我就把自己的研究賦予了某種“典型現(xiàn)象”的意義。因此，我的研究的研究，就超越了一般的自傳的寫作方式，而有更多的分析，審思，以及背后的“時代思想、文化、學術問題”的追問與反思。    和我所有的學術著作一樣，本書的寫作，也有研究方法及學術敘述學上的自覺追求和設計。除了以上所說，以自己的學術作個案來審視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思想、學術，是王瑤先生所倡導，我長期堅持的“典型現(xiàn)象”研究方法的新的嘗試以外，我還設想過，請一批比我年輕的朋友，也即另一個時代的學者，對我的這些“回顧與反思”，以及所涉及的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學術問題作評點，包括批評和質疑，以形成多個視點，形成一種包含了思想交鋒(不僅和我，也在評點者之間)的對話關系，這就將大大擴展本書的思考，并使本書的敘述進一步復雜化。應該說，這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設想。我和一些年輕的朋友最初都為之興奮不已。但操作起來卻很困難，主要是這些年輕朋友都太忙了，我也不好意思用自己的著作去太多地打攪他們。最后，只有北大的賀桂梅君對《我的回顧與反思》中的第一講《我的人生之路與治學之路(上)》作了詳盡評點，我的貴州老友籃子君對《我的精神自傳》作了部分點評，但我已經(jīng)獲益匪淺，現(xiàn)一一照錄于相關部分的注釋中，以形成局部對話，務請讀者留意。我也希望以后還有機會再作這樣的嘗試。    不知道有沒有讀者，在讀完本書以后，還有興趣提起筆來，評點一番？    2007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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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錢是一個北大精神象征，中國批判知識分子標志性人物。現(xiàn)在北大第一神話和傳奇，簡直就是北大的圣人。除了老左派的政治批判之外，老錢在長江讀書獎之前幾乎是一個完美的人，幾乎沒有什么“敵人”。可以說，在北大內外，老錢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老錢是全國人民愛戴，北大師生膜拜，新左派簇擁，全國的知識分子敬仰的良師益友慈父兄長，簡直就是一個神?！捪牧郑ㄖ庉嫞┈F(xiàn)在就要企圖全面地臧否一下錢理群，似乎為時過早。因為他不是那種從南坡爬上山頂就從北坡坐纜車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頂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頂搭臺唱戲的人。盡管也不排除這種可能，即他最好的戲已經(jīng)在登頂?shù)倪^程中唱過了，但在山頂上將要演出的戲絕對不會令人失望，則是基本沒人懷疑的。錢理群是一個具體的人，但又具體得很“抽象”?！板X理群”三個字對于認識他的人來說，已經(jīng)成為精神內涵比較豐富的某種意象。我讀過的評論錢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暉、陳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對那種意象有所觸及。我自己寫的關于錢理群的文章，也試圖把握那個意象，但卻總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覺。看來意象是不好強行把握的，還是循規(guī)蹈矩地有啥說啥為好。對于我們這一代成長于80年代的青年學生來說，錢理群首先是一個青年導師。陳平原老師曾戲言錢理群是“好為人師”，我覺得這不但抓住了錢理群的最大特點，而且說到了錢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義上。錢理群可以不當學者、不當教授，但絕不能不當老師。不當老師的錢理群不是錢理群。我認為毛澤東骨子里也是“好為人師”，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當，但一定要當老師。毛澤東說過“四個偉大”的贊頌里他只同意“偉大的導師”一條。錢理群的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批判研究遲遲難以展開，我覺得有一個內在原因：錢理群和毛澤東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們都是啟蒙家。就對于啟蒙的熱情來講，恐怕魯迅也要遜于毛澤東。只是毛澤東的啟蒙越到后來，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進而直接將啟蒙變成了“改造”。而魯迅和錢理群這一類人，由于基本沒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啟蒙的純潔，另一方面則使本人乃至包括啟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不過即便如此，學生們也反對讓錢理群去當官，他們喜歡只有思想的錢理群。學生們寧可自己去當官去賺錢，也要保護錢理群這個純粹的“人師”形象。我第一次見到錢理群，他40歲出頭，貌似一個年富力強的惡僧，風風火火地走來走去。我以為這是一位很勤勉的進修教師——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誤認作進修教師，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聽錢理群的課，發(fā)現(xiàn)原來就是那個惡僧，不禁心中一動。他一張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賞的老師甚多，但能這樣吸引我，使我在課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師，僅此一位。他洶涌的激情，在擠滿了幾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著，回蕩著。他深刻的見解，時而引起一陣急雨般的掌聲，時而把學生牢牢釘在座位上，全場鴉雀無聲。即使在冬天，他也滿頭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卻東找西抓尋不見，經(jīng)常用手在黑板上亂涂著他那奔突又奔突不開，卷曲又卷曲不順的字體。聽他的課，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邊上。這樣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脅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對他的靜觀。我發(fā)現(xiàn)自己越是上喜歡的老師的課，越愛給老師起外號或者挑語病，大概就是出于這種潛意識。錢理群的思想，通過北大和其他學校的課堂，輻射出去，影響了整個80年代的中國青年界。他的專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魯迅觀，他的周作人觀，他的中國知識分子觀，他的現(xiàn)代文學史觀，早已成為一代學子共同的精神財富。如果將來有人以錢理群為研究課題的話，我先提醒一句，他的書是第二位的，他的課才是第一位的?！罢n堂”研究有朝一日應該成為我們的學術話題。無論從投入的熱情與精力，內容的精彩與飽滿，得到的反響和愉悅，錢理群的課都比他的書更重要。聽過他課的人再拿到他的書，不是有一種急于打開的沖動，而是有一種再三推遲打開的眷戀。中國80年代不乏比錢理群聲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啟蒙者，但他們留給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斷，而錢理群給予青年的是一團熊熊燃燒的活的啟蒙精神。他的啟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鳴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體會和言說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遠的。錢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懷疑精神，這很明顯是來自魯迅。魯迅的懷疑精神被埋藏了許多年，錢理群把它從塵封中掘出，高高地揚起，為之再三詠嘆。于是，學生們都習慣了懷疑，不但懷疑“歷史”、“學問”、“道德”，而且一直懷疑到魯迅，懷疑到錢理群本人。當錢理群學生的一大好處就是可以不聽他的話，反駁他的話和說他的壞話。其次，錢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種“大”的力量。他視野開闊，善于捕捉重大的話題，善于從大處著眼，善于小中見大，化微為著。錢理群十分注意一個具體學術問題的”時空坐標”。他筆下經(jīng)常出現(xiàn)“20世紀”、“中國”、“中西”、“大”等詞匯，這些詞匯今天已經(jīng)成了青年學者文章中的常用詞。這種大思維方式既是得益于馬列主義的基本素養(yǎng)，更是決定于對自身生存境況的強烈關注。錢理群經(jīng)常號稱自己善于從別人那里“偷”各種理論和方法，他的論著中也的確什么順手用什么，從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神話理論到接受美學乃至女權主義，但是他用來“偷”這些和駕馭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還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思辨哲學，包括從人的基本生存境況出發(fā)去研究人的精神產(chǎn)品，從上層建筑各部分的互動關聯(lián)中去考察文學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終具有一種高屋建瓴的“大”的氣勢。錢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個特點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體中反復出現(xiàn)的那些最能表現(xiàn)“本質”的典型語匯。這種思想方式是理性與感性的結合，需要有極強的“悟性”。而這所謂”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實際就來自對自己生活的切膚體驗并把這種體驗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錢理群在魯迅身上抓取了“絕望”、“抗爭”，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興趣”，在話劇問題上抓取了“大舞臺”和“小舞臺”，在40年代文學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學中抓取了“生存”和“掙扎”，……這些意象的選取事實上都是一種主客觀的契合。當不能找到合適的意象時，錢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進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適的意象，則如同杠桿找到了支點，“成噸的鋼鐵，它輕輕地一抓就起來”。這種研究方法是錢理群在學術實踐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還沒有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得到系統(tǒng)的總結和推廣。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種方法具有將“現(xiàn)象學”和“歷史主義”結合起來的特點。但它同時又帶有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詩學的某種氣息?；蛟S不必急著去總結它，讓它在流動中發(fā)展下去更好?？偨Y常常意味著凝固。除了是一位優(yōu)秀的學術研究者之外，錢理群還是一位卓越的學術研究組織者，或者說是學術戰(zhàn)略家。錢理群經(jīng)常宣布他的研究計劃，經(jīng)常為別人和整個學科策劃研究步驟。他對自己的專業(yè)有著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個具體研究對象，而且熟悉研究隊伍，他心中裝著一幅詳細的學術導游圖。他對別人的生活也許不大懂，但他知道誰研究什么最合適。他對專業(yè)研究的進展保持著比較宏偉的構想，比如他認為目前應當進行出版研究、校園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學與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經(jīng)把這些研究課題布置或建議給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圍，出現(xiàn)了一種“規(guī)模研究”的集團優(yōu)勢。這對于今后的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示意義。第二個問題是啟蒙的姿態(tài)。錢理群的姿態(tài)是崇尚獨立思考，一切從自我出發(fā)，真誠，不受羈勒。但是，純粹的“獨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們日常所強調的“獨立思考”是指不受權威引導，不隨波逐流，而不是絕對的空無依傍。錢理群有時天真地以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覺地代表一定的社會利益群體的。他以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數(shù)和歷史的正義，但有時情況很復雜，會變化。錢理群強調既不做權勢的幫忙與幫閑，也不做金錢的幫忙與幫閑，也不做大眾的幫忙與幫閑，但你畢竟”非忙即閑”地生活著，你的發(fā)言客觀上一定是對某些人有利、對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一味“真誠”和“自由”著，就有可能引起錯誤的掌聲，甚至發(fā)生親痛仇快的事情。不過我想，錢理群是具有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這些問題，他也許正在思考。錢理群的思想還遠沒有完全定型，今天對他的這些臧否，只能算是邊走邊唱的眉批和回評，離整本連篇的總評還遠著呢?！讘c東（北大教師）一個讀書人而沒有見識過錢理群講課的魅力，不能不說是個遺憾。一位學生的生動描述也許可以多少補償一點這種缺憾。錢理群的課堂上，從十幾歲到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再到六十歲，什么年齡的人都有，從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到訪問學者到外來游學的青年再到退休教師，什么身份的人都有。對于這么駁雜的聽課者，錢理群具有一種非凡的控制力，這種控制力不是靠演講技巧，而是靠他的熱情和真誠。這是掏心掏肺的講課，講著講著，他就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心放在了講臺上。那些無緣跨入北大校園的學子，只要對錢理群的著作和學說有深切的感應，可以以另一種方式參與他的心靈對話和精神探索。他曾經(jīng)不無得意地說：“我跟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保持聯(lián)系，除了臺灣和西藏以外，每個省都有我的青年朋友?！卞X理群總是十分認真地給每一位朋友回信。有一回一連寫了70多封信，另一回一連寫了40多封。越是來自邊遠偏僻地區(qū)的信，他處理得越是認真。對于錢理群來說，他從那些來信中感到了生命的活力和搏動，感到了這個世界對他的精神探索的認可和接納，對于收到回信的人來說，則得到了來自自己所尊敬的學者的肯定、關愛和鼓勵。那些被他的著作所震撼所感動的年輕人中，很大部分是在閉塞、窮困甚至貧病交加的惡劣環(huán)境中苦苦掙扎苦苦奮斗的有志之士。錢理群總是懷著溫柔的感情理解他們、關愛他們并敬重他們，同時盡可能地對他們假以援手。有一回，一位在北大旁聽的文學愛好者給錢理群打電話說，自己是一位文學天才，現(xiàn)在遇到了經(jīng)濟困難，希望錢先生能夠幫助他。錢理群馬上帶著錢打車從燕北園來到北大校園，將錢送到那個人手里后再打車回家。與錢理群保持聯(lián)系的讀書人，其實都是底層知識分子。他們身上蘊含著豐富的精神信息。錢理群對他們的關懷，一方面是他教學事業(yè)的延伸，另一方面，他是以這種方式“自覺地與當代青年，與自己　　的時代，與社會底層保持精神上的聯(lián)系”（錢理群的話）。也就是說，他以這種方式促成自己成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錢理群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好為人師，他總是明確意識到自己作為教授是北大的教授，作為學者是北大校園里的學者。他常常強調，自己在北大的講課，講的是魯迅精神，弘揚的是北大傳統(tǒng)。在他的思想世界，魯迅精神與北大傳統(tǒng)是合一的。他求索、奮斗了大半輩子，所仰仗的就是此一底氣。他將其概括為八個字：“獨立、自由、批判、創(chuàng)造”?！毩⒌娜烁瘛⒆杂傻木?、批判的意識、創(chuàng)造的激情。當然，還必須加上一點，面對這個苦難深重、積弊千年的民族，錢理群一直持守著啟蒙的立場。不注重最后這一點，就不能完整地理解錢理群。——摩羅（大學教師）錢理群的選修課在北大出名地受歡迎。限定中文系的課，外系的學生會來旁聽；限定研究生的課，本科生也會來搶位子；原定小教室的不得不轉移到大教室，因為人多，有時一學期要換幾次教室。39歲考入北大做‘老童生’研究生時的導師王瑤先生說，錢理群的課比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許多老先生講得好?！嵱拢ㄉ?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編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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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普通讀者（1）（作者：雄鷹）對于愛情，人們常常會說“一切隨緣”。但是，不只是美麗的愛情要靠緣分來成就，我與錢老的友誼也是一位普通學生與一位長者因緣的結果。第一次知道錢老是在四年以前，那時我還是一個標標準準的高一學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到當時風靡全國的《火與冰》這本書，書的作者余杰是錢老的學生，而書的序也是錢老所作。剛剛讀完巴金的《家》的我狂熱的崇拜著書中的覺慧，他對丑惡的憎惡、對美的熱愛、對舊制度的反叛，對新理想的執(zhí)著深深地打動了我。而對現(xiàn)實進行不斷反思與批判的余杰則成了我心中的覺慧，我當時在廁所的燈光下聽這位“抽屜文學”的創(chuàng)始人吶喊到凌晨，而他的老師錢理群則更然我肅然起敬。從此以后，我以瘋狂的閱讀余杰的新作的方式表達著我對錢老他們的熱愛，但是，我當時怎么也想不到我會與這位當代青年的精神偶像相識為友。2003年夏天我沒能考入北京大學，在沮喪中放棄了做錢老學生的夢想，但從此我心靈的最深處打下了一個牢牢的結。不知不覺，半學期的時光倏忽即逝，我在大學的日子像高中一樣忙碌，但多了份無助與迷茫。上課、吃飯、自習、睡覺……還有師兄師姐所謂多多關注自己前途的勸告……沒有理想的生活是那么的黑暗與痛苦，像站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徹底迷失了自己。臨近期末的一個中午，我突然發(fā)現(xiàn)中北樓后的海報上寫著一個講座的消息，主講人是“北京大學錢理群”。激動，歇斯底里。講座是六點開始，為了能夠占到座位，我四點半就來到了教室，十分鐘后，整個教室已經(jīng)爆滿，我為自己狠狠的抹了一把汗。六點時分，錢老在幾位學生的陪同下來到了教室。啊，原來他就是錢理群：矮矮的身子，圓圓的大頭，高高的額頭，和藹的微笑，活像一位慈善的老壽星。看到許多人拿著筆記本請錢老簽字，猶豫良久，我也拿著練習本沖了過去。那晚錢老講了他對語文教育的一些“門外之見”，他對傳統(tǒng)語文教育的深刻批判融化在流暢的講詞與詼諧的語言中，讓人能夠在思考中快樂，在快樂中思考。他不僅為新語文改革吶喊，還親自到貴州的中學實驗，這種說與做的結合讓他擺脫了“學院派”的空談而開始了實際行則更令人感動。錢老是研究魯迅的專家，講座中無論是作為工具的語言還是字句后隱含的思想與感情，都讓人想起先生的兩句詩“俯首甘為孺子牛”與“無情未必真豪杰”。對現(xiàn)實的反思因深入到實質而深刻，對教育的思想因歸根到立人而人性，對現(xiàn)實的批判因落實到行動而實在，對人生的豁達樂觀則更顯出這位老人的可愛。錢老笑言：“如果死后我的墓碑上能夠刻著‘這是一個可愛的人’，那么我就知足了?！币粋€歷經(jīng)新中國成立后多次風雨洗禮，被發(fā)配到西南邊陲貴州18年，又與魯迅相伴多年的老人能夠有如此的氣度，既是一種偶然，似乎又是一種必然。不論如何，我第一次以一個膜拜者的身份看到了自己崇敬的錢老，內心的快樂是難以言表的。第二天，我買了一本他的新書《與魯迅相遇》，然后把他的簽名小心翼翼的剪下來貼在書的扉頁，藏了起來。我已知足。6．普通讀者（2）第一印象錢老就是一老頑童，雖然滿頭銀發(fā)，但是圓圓的臉顯得那么調皮。演講中渾身散發(fā)的激情竟比年輕人都有活力。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活著的理由和活法》，活著的理由是我一直尋找的，不僅尋找自己的也尋找別人的，所以這個講座很對鄙人胃口。錢老從魯迅的說法講起，人活著第一個理由為自己，第二個理由為所愛的人。然后生發(fā)開去，講到如果失去了這樣的理由怎么辦，講到文化根基的問題，又講到當前社會的一對矛盾——城鄉(xiāng)差距……洋洋灑灑，原定1個小時的講座，竟然講了2個多小時，再有交流提問，3個小時過去了。我去得晚，人又多，沒有座位，在隔墻的窗外，一直站了3個小時。7．普通讀者（3）（作者：柳哲）錢理群教授，祖籍杭州，與我算是浙江大同鄉(xiāng)，對于我這位鄉(xiāng)土味特濃的人來說，錢教授對我來說，總是感到有親和力。我在北大游學、創(chuàng)業(yè)的6年中，從內心里總是將錢理群教授引為自己的精神導師。我與錢理群教授的交往，始于來北大之前的一年。記得那時，我正在負責籌備家鄉(xiāng)浦江曹聚仁資料館的工作。我于1995年7月份將曹聚仁資料館的征集資料函寄到了北大中文系，那時的中文系辦公室張主任恰好是浦江同鄉(xiāng)，他非常熱情，主動邀請錢理群教授寫了《曹聚仁與周作人》的研究文章寄給我，就因這很偶然的因素，我結識了錢理群教授。96年3月，我一到北大旁聽中文系的課程時，首選了錢理群的“1948年文學”的專題課，整整聽了一學期。后來，錢教授又開了“周氏兄弟研究”的專題課，我也自始至終聽完了這門課。在北大6年，我也似乎成了一名“錢理群謎”，凡是有錢理群的課或學術講座，我都會盡量去聽講，有錢教授的新書出版，我也盡量購買或去圖書館借閱。記得我剛開始聽錢教授的課程時，我買了錢教授的《周作人傳》，在課后請錢教授簽名留念。在北大聽課，我很少提問，有一次錢教授在講周氏兄弟的討論課上，我也向錢教授提了問題，希望他能談談他所知道的曹聚仁。錢教授也很認真談了他的看法，他用非常謙遜的態(tài)度，講了只讀過曹聚仁不多的幾種著作，但他認為曹聚仁是一位很有見解的作家，他寫的《魯迅評傳》，就沒有將魯迅捧為神，而是將魯迅視為活鮮鮮有血有肉的人的。曹聚仁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現(xiàn)代文化名人。我也非常感激錢教授給我這樣一位旁聽生如此認真的回答。我與錢教授平時很少說話，在中文系辦公室或校園里，雖經(jīng)常見到錢教授，他總是提著一個布袋（曹聚仁晚年也喜歡提個布袋），總是那么忙忙碌碌，碰面了我都會鄭重地道一聲“錢教授，你好”，他也是那么一臉如來佛的笑臉向你點點頭，算是給你最善意的回敬了。我在北大籌備曹聚仁研究會，也沒忘了請他做學術顧問，每一期《曹聚仁研究》印出來時，也總是不忘在錢教授的信箱塞一份。錢教授，有一個大大的禿了頂?shù)拇竽X袋，穿著也樸素，對人熱情，平易近人，講課非常有激情，非常投入，聽課的學生往往受到他的情緒感染。錢教授被他的學生奉為北大的精神領袖，因為他是一位有自己見地的學者，善于獨立思考，從來不人云亦云，敢于批評社會的不良現(xiàn)象。同時他還是一位不圖虛名的長者，對于求知者，他都一視同仁，都給予最切實的關心和幫助。在北大，他除了非常愛護有北大學籍的北大學生，同時他對那些來北大求知“精神流浪漢”更是鼓勵有加，因為他知道這一群來北大旁聽、進修的北大邊緣人，對于知識的渴望往往比北大的正式學生更加迫切，他們?yōu)榱饲笾朔睦щy也往往比正式學生多得多。我就不知一次在聽課與學術講座中，聽到錢教授公開對北大旁聽生的鼓勵，也無不博得全場的熱烈掌聲。這對于每一位北大邊緣人來說，好象是久違了父母之愛的孤兒，得到了父母的鼓勵和愛撫一般，給這些堅強的求知者送去了一份母愛般的鼓勵。我的一位同在北大旁聽的朋友陳君，他與我談起他曾得到錢教授無私的幫助。陳君為了能進北大圖書館借閱圖書，便冒昧請錢教授擔保辦理借書證，錢教授知道陳君是為了求知請他幫忙，便欣然與陳君一起到圖書館幫助他，雖然，借書證最后沒有辦成，但錢教授的熱心腸一直溫暖了陳君很久很久。（現(xiàn)在北大圖書館的服務已有了很大的改進，在北大旁聽的學生，只要有身份證和交每天2元的費用，就可辦理一個臨時閱覽證后，便可在圖書館的閱覽室自由閱讀報刊圖書了。）陳君還告訴過我，在他身無分文的困難時期，曾向錢教授求助，錢教授二話沒說，就給了他一百元錢，并說這點錢先拿去用好了，不用還了。陳君還說到他的北大飯卡也是錢教授借給他用的。那時我聽著陳君講述這些往事時，分明看到他的眼里噙著淚水，這是多么令人感動的故事啊。我還聽說過一位在北大旁聽的文學愛好者給錢教授打電話，自稱是一位文學天才，現(xiàn)在遇到了經(jīng)濟困難，希望錢教授能夠幫助他。錢教授馬上帶著錢打車從燕北園來到北大校園，將錢及時送到那位旁聽生手中。我曾聽說過浙江諸暨的一位鄉(xiāng)鎮(zhèn)普通干部辭職來北大中文系旁聽了一年課程后回到原單位時，領導要他交代他在北京一年的表現(xiàn)，否則要辭退他。這位北大旁聽生冒昧寫信請錢教授幫忙，錢教授也二話沒說就寫了這位同學在北大的表現(xiàn)良好的信寄給當?shù)卣?，為那位旁聽生救了急。去?月，我在北大發(fā)起創(chuàng)辦網(wǎng)上《北大邊緣人報》，并著手編著《精神尋夢在北大——北大邊緣人的故事》。最近我已寫信給他，希望錢教授作序，相信錢教授會有十分精彩的文章寄給我們的，我和所有得到過他幫助的北大邊緣人都在真誠期待著。聽錢教授的課，每位學生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這里要補充的是，錢教授的課，非常注重與學生的交流，他提倡學生提問，不論在課前還是課后，他都會非常耐心地回答每一個同學的問題。錢教授的課，還非常注重學生的參與，如他在講“周氏兄弟研究”的專題課時，上學期由他主講，下學期就改由一名學生主講、學生討論與導師點評的新式教學，先由學生主動報名，再與導師選定主題，由學生備課拿出教案，最后由學生上講臺上課，此對于提高學生的治學熱情和促進師生之間的學術交流都大有裨益，真是教學相長啊。前來聽錢教授的課，既有北大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甚至有北大的青年教師和教授，也有來北大進修的訪問學者、進修生和考研者，更有不少純粹為了求知而不為文憑來北大游學的作家、學者、詩人和追求政治的旁聽生，年紀小的有十幾歲輟學的中學生，大的有退休的六、七十歲的老人，當然最多的還是二十至三十歲的青年學子。錢教授的課，有非凡的魔力，各個年齡段的學生都被他那磁鐵般的講課所深深吸引。我在北大的6年，通過聽北大張岱年、季羨林、吳小如、錢理群、陳平原、厲以寧、孫玉石等名教授的課程或學術講座，使我慢慢摸索出治學的一些路徑。其中錢理群教授與陳平原教授對我治學影響尤深。他們兩位不愧為中國當代學術界的巨擘，我也常常為他們的學術成就嘆為觀止，甚至感到有一種可望不可及的困惑。但我在聽他們的課程與閱讀他們的著作中，發(fā)現(xiàn)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我欣賞他們，主要是欣賞他們從事學問的一絲不茍的治學態(tài)度，獨立的人格，敏銳的學術眼光以及對社會高度負責的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情懷。從他們身上，我漸漸讀懂了北大，正如錢教授對北大精神概括為八個字：“獨立、自由、批判、創(chuàng)造”——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意識、創(chuàng)造的激情。我相信在我的精神導師錢理群教授的指引下，定會闖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獨特人生道路來報答北大的恩師們。8．普通讀者（4）(希聲)錢理群是北大著名教授，尤其擅長講演，據(jù)說其在北大講魯迅，盛況空前，獲得了許多莘莘學子的贊美。年初，我在汕頭大學參加一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有幸見到了錢先生，親眼目睹了錢先生的風采。錢的弟子，也是北大教授的孔慶東回憶當年錢先生講魯迅的情景，不僅錢先生老淚縱橫，而且據(jù)說是王富仁先生的女博士，也在一旁抽泣不止，看來錢先生的聲譽確非浪傳。9.普通讀者（5）(高俊林)我以為錢理群的話語方式最大的特點就是真誠，其優(yōu)點與缺點都可以包含在這個詞里面。因為真誠，所以在一切場合幾乎都毫無保留地暴露自己的性情：喜怒哀樂，任情而發(fā)；放言無忌，率性而談。——我覺得錢理群那種不唯風不唯上的話語方式，倒是值得我們今天學術文化界的廣大人士好好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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