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魯迅學通史上卷

內(nèi)容概要

《中國魯迅學通史——20世紀中國一種精神文化現(xiàn)象的宏觀描述、微觀透視與理性反思》包括以下三卷：
    上卷 主要界定魯迅學和魯迅學史的概念和內(nèi)涵，闡明研究魯迅學史的意義以及本書的框架與要義；從宏觀上描述作為20世紀中國一種精神文化現(xiàn)象的魯迅學的發(fā)展史。
    下卷 從微觀上透視魯迅學研究的一些專題，對《野草》學史、阿Q學史、狂人學史、《故事新編》學史、雜文學史等主要專題學史進行學術(shù)梳理；對魯迅學中魯迅本體與魯迅映象的關(guān)系、學術(shù)哲學問題以及魯迅學與20世紀中國精神解放、思維變革的雙向互動進行理性反思。 
    索引卷 20世紀中國魯迅學論著資料的要目索引，分為編年索引、專題索引，分別按時間順序和學術(shù)專題編排，便于檢索。
    本書僅止于中國內(nèi)地部分，港澳臺部分除個別特例外暫不涉及。

作者簡介

張夢陽 男 1945年3月生于甘肅天水，祖籍山東臨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文學系教授。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魯迅研究會副秘書長。在北京二中讀六年中學，從韓少華、潘遜皋、陸庭棟等老師處受益頗深。1964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文革”中畢業(yè)分配到農(nóng)村教書，在艱苦環(huán)境中仍堅持讀書、寫作。1979年在林非等老師幫助下調(diào)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專攻魯迅學，20余年來從未敢有絲毫松懈。主要著作有：《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shù)論著資料匯編》(主要編者)、《阿Q新論---阿Q與世界文學中的精神典型問題》、《悟性與奴性---魯迅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國民性”》、《靜齋夢錄》；新撰論文有《阿Q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典型問題》、《魯迅傳記寫作的歷史回顧》等；譯著有《中國人氣質(zhì)》(與人合譯)?，F(xiàn)正撰寫《中國魯迅學通史》，并準備創(chuàng)作反映20世紀中國學者精神歷程的長篇小說《濁世清夢》。

書籍目錄

緒論     一、魯迅本體與魯迅映象——20世紀中國一種重要的精神文化現(xiàn)象    二、魯迅研究的科學形態(tài)——魯迅本體的趨近性還原    三、魯迅學——科學形態(tài)魯迅研究的學科化形態(tài)    四、魯迅學史——魯迅學緣起、發(fā)展及其精神文化背景轉(zhuǎn)換、變遷的歷史    五、本書的框架結(jié)構(gòu)及其要義宏觀描述第一章  魯迅出世：中國精神文化界的驚雷 (1919—1925)    一、魯迅出世前的精神文化背景    二、《狂人日記》——魯迅第一聲吶喊的精神震撼    三、魯迅雜文最初的精神反彈    四、《阿Q正傳》問世時的精神效應(yīng)    五、各精神文化流派對《吶喊》的評論    六、魯迅映象的初步形成    七、小結(jié)第二章  魯迅權(quán)威地位確立后在精神文化界的反響   (1925—1927)    一、魯迅權(quán)威地位與世界聲譽的確立    二、《彷徨》等著作引起的精神共鳴    三、魯迅雜文不同的精神回應(yīng)    四、狂飆社尼采精神與魯迅精神的碰撞    五、對魯迅文體的初步總結(jié)    六、兩本魯迅研究論集的出版    七、茅盾的《魯迅論》—一魯迅映象的第二次總結(jié)    八、小結(jié)第三章  從“革命文學”的論爭到瞿秋白的總結(jié)    (1928—1933)    一、刨造社對魯迅的討伐及其精神教訓    二、錢杏郵的魯迅論及其精神癥結(jié)    三、馮雪峰的魯迅觀及其精神依據(jù)    四、林語堂魯迅觀的精神視角      五、魯迅平民精神與梁實秋貴族化精神的沖撞    六、李何林編的兩本集子與奇人邢桐華    七、對魯迅作品的學術(shù)分析    八、文學史論著和國外漢學著作的魯迅論    九、瞿秋白《序言》的精神總結(jié)    十、小結(jié)……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魯迅既是一個人，而且是一個最為深刻、復雜的人，還是一個對人有最深刻研究的人，那么魯迅學又是一門研究一位最深刻的人并對他對人的研究進行再研究的特殊的人學。    而人最突出的特征、與動物的最主要的區(qū)別就是精神，因此人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就是人的精神，作為一門特殊人學的魯迅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也必然是人的精神，而且是一種最為深刻、復雜的人的精神——由魯迅的精神和魯迅對人的精神的研究所構(gòu)成的魯迅精神文化實體。所以，魯迅學又是一門精神學。    推而廣之，由于魯迅本體極為強烈、深邃的精神性以及魯迅與古今中外特別是20世紀的中國精神文化現(xiàn)象極為緊密的聯(lián)系，所以研究魯迅學，必然也要研究古今中外，特別是20世紀的中國精神文化現(xiàn)象史，所以魯迅學從一個側(cè)面來說，又是一門以魯迅為視角研究精神文化現(xiàn)象史的學問。    因此，概括地說，魯迅學就是一門以魯迅這個人和他的精神、著作、思想、藝術(shù)及其所處時代環(huán)境、相關(guān)的精神文化現(xiàn)象史及由此構(gòu)成的魯迅精神文化實體為研究對象，對魯迅的歷史價值及其局限性作歷史反思，正負面意義作現(xiàn)實觀照的獨立的人文學科。    （二）魯迅學形成的學科條件及其本質(zhì)特征    那么，為什么魯迅研究能夠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其他許多的作家研究都無此幸運呢？    這主要是作家自身的條件所決定的。    世界上已經(jīng)有相當一批人物研究甚至作品研究形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足以稱為國際性的“顯學”。如英國的莎士比亞學，德國的歌德學、黑格爾學，法國的司湯達學、巴爾扎克學，希臘的荷馬學，意大利的但丁學，甚至中國《紅樓夢》一部書的研究也成了“紅學”。這并不是由外部的人為條件所決定的，而是由于這些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具備以下條件：    廣博性所有形成獨立學科的人物或作品，無不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zhì)，幾乎囊括當時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全部文化精華，涉及哲學、文學、美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等各個人文科學領(lǐng)域，有的還深入到自然科學范圍，反映了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各個側(cè)面。莎士比亞的戲劇，幾乎反映了當時英國社會的所有方面，涉及了政治、經(jīng)濟、哲學、歷史、文學、心理學各個人文科學領(lǐng)域；歌德，不僅在文學、哲學、倫理學、歷史學諸方面達到了時代的高峰，而且在博物學等自然科學領(lǐng)域具有很深的造詣；但丁的《神曲》，實質(zhì)是人類從封建的中世紀向現(xiàn)代資本主義紀元轉(zhuǎn)折時期的百科全書；而曹雪芹的《紅樓夢》則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大全?？傊挥芯哂谐浞值膹V博性，才可能為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的學科形成打下堅實、深廣的基礎(chǔ)。    深刻性形成獨立學科的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其研究對象還必須具有深刻性，深入到當時社會的最深處，人們靈魂的最深處。但丁《神曲》的深刻性，幾乎達到令人顫悚的程度；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揭示了人類靈魂最深處的東西；曹雪芹的《紅樓夢》使人們心靈深處感到震撼。這些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底蘊幾乎是深不可測的，不知要多少代人一層層地深掘下去，不僅沒有窮盡，而且會時時出現(xiàn)更深刻的認識。正如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所說的：“人的思想由現(xiàn)象到本質(zhì)，由所謂初級的本質(zhì)到二級的本質(zhì)，這樣不斷地加深下去，以至無窮。”只有經(jīng)得起人的思想鉆探機一代一代無窮深鉆下去的人物研究與作品研究才可能逐步形成一門獨立學科。    獨特性無限廣博的學識與巨大的思想深度相結(jié)合，往往會形成一種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與人格形象，在世界文化中往往是獨一無二、獨樹一幟的，如珠穆朗瑪峰突兀獨立于群山之中，超越了平庸，超越了凡塵，引起世代學人的注目，激發(fā)起學者們濃厚的研究興趣，經(jīng)久不衰。只有這樣，才可能形成一門獨立學科所需要的規(guī)模與深度，也才可能具有獨特的研究意義。    當代性任何一門興盛的學科研究，都無不具有當代性。誠如錢鐘書所說：“近代一位意大利哲學家有句名言：‘在真正意義上，一切歷史都是現(xiàn)代史?！诺湔\然是過去的東西，但是我們的興趣和研究是現(xiàn)代的，不但承認過去東西的存在并且認識到過去東西里的現(xiàn)實意義?！雹偈堑?，與當代現(xiàn)實毫無關(guān)系的學問，無論多么高深，都不可能形成熱點。無論是宣布人世還是標榜出世，從實質(zhì)上說，所有學者的學術(shù)活動，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現(xiàn)實有關(guān)，是明確或隱晦地從當代現(xiàn)實需要出發(fā)的，只是角度不同，層次不同，有遠近、深淺、顯隱之別罷了?！俺姓J過去東西的存在”與“認識到過去東西里的現(xiàn)實意義”，正是文化遺產(chǎn)研究的兩大任務(wù)，而又以后者為重。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資料挖掘、整理、辨析，到一定階段，可能有窮盡或飽和之感，但是從不同時代理論思維的高峰與人文科學的新境上去觀照與分析，卻又會出現(xiàn)新的認識，新的觀念，達到更深的層次，拓展更多的側(cè)面，永遠不會窮盡。當然，這種與當代現(xiàn)實聯(lián)系的緊密程度，首先取決于作家、作品本身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內(nèi)涵與時代距離的遠近。因此，能夠形成一門獨立學科的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必須具備當代性，符合時代的深層次需要。不過，時代是不斷變化的，此時不十分需要的，彼時可能需要，所以一門獨立學科的興衰冷熱也可能起伏變化。有些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某一時代十分興盛，后來卻逐步衰退了，將來又可能重振，都是時代使然。    除了以上四點自身條件之外，一項人物研究或作品研究能夠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還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研究歷史、研究規(guī)模與研究隊伍，并且建立某種形式的專門研究機構(gòu)。例如莎士比亞學、歌德學、黑格爾學等等，都已經(jīng)有上百年的歷史，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整理、出版了系統(tǒng)的研究資料，早已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gòu)，形成了國際性的規(guī)模，在各個國度都出現(xiàn)了相當數(shù)量的研究專家，并具有廣泛的群眾影響。    現(xiàn)在回過頭來審視魯迅研究，就會感到魯迅研究正好符合形成獨立學科的全部條件。我們在論述魯迅本體的精神性時談過一些魯迅自身所具備的優(yōu)越條件，這里還有必要按照學科的形成條件作進一步的闡發(fā)：    廣博性魯迅著作的廣博性，不僅在中國20世紀精神文化史上少有比肩者，而且在五千年精神文化史上也是罕見的，在世界精神文化史上同樣是屈指可數(shù)的。其著述涉及了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社會心理學、精神現(xiàn)象學等人文科學領(lǐng)域，并深入到了自然科學范疇，不愧是中國近代社會、人情世俗的百科全書。要了解中國，就不能不懂得魯迅。    深刻性這是魯迅思想最突出的特點之一。他對中國國民性與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以及思維方法的科學性、思辨性，迄今為止，無人企及，其深刻內(nèi)涵遠未挖掘窮盡。    ……

媒體關(guān)注與評論

序言林   非    像魯迅這樣蘊涵著異常深刻的思想，并且還時刻關(guān)懷著整個民族的命運，從而對于后代的許多讀者都充滿了強烈震撼力量的作家，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甚或在幾千年以來的整部世界文學史中也無疑是相當罕見的。正因為是閃爍著如此奪目的光芒和含蘊著如此熾熱的感情，所以當他剛開始披露自己的作品時，就觸動了同時代的一些敏銳的思想者，使他們迫不及待地發(fā)表出自己具有真知灼見的評論來。從這樣篳路藍縷的起點，逐漸地擴大開去，于是就將對于魯迅的研究迅速地推向了廣闊與深邃。在這前后的幾十年中間，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數(shù)不清的論文與著作，用“汗牛充棟”這樣的詞來加以形容的話，也是絲毫都不算夸大的，這樣就形成了一部魯迅研究的歷史。    不過長期以來，這部歷史基本上還是處于零星、分散和自足存在的狀況，很少有不怕艱難與困苦的探索者去認真地加以搜集、梳理、分析和綜合，然后再胸有成竹地描繪和展示出這部客觀上早已存在的波瀾壯闊的歷史，令人信服地指出它所獲得的成就與存在的不足，并且從時代的高度指出它今后攀登的方向與步驟。值得欣慰的是，最近十余年來，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像袁良駿、杜毅伯、王富仁和王吉鵬等著名學者，以李白《蜀道難》中那種“百步九折縈巖巒”的氣概，在魯迅研究學術(shù)史的這個領(lǐng)域之內(nèi)，作出了不少具有開拓性的建樹。夢陽先生正是在他們的此種基礎(chǔ)之上，又進一步寫成了《中國魯迅學通史》這部篇幅更為浩繁和內(nèi)容更為豐富的論著。他開宗明義地標出魯迅學是20世紀一種杰出的精神文化現(xiàn)象，表示要從科學的學理精神出發(fā)，進行宏觀的描述、微觀的透視與理性的反思。正因為夢陽先生的這部著作很好地貫徹了自己的這些主張與設(shè)想，所以就清晰地顯示出了高屋建瓴的氣勢和鞭辟人里的風采。    夢陽先生所標舉的學理精神，確實是決定著任何一位學者的論著是否取得成就抑或陷入謬誤的根本性的關(guān)鍵。說起學理精神來，似乎已經(jīng)在諸多的議論中間，被渲染成一個很玄妙的話題了。如果要對它加以簡單明了的敘述的話，其核心和重點肯定在于必須全面地掌握自己所要研究的客觀對象，對此進行層層滲透的比較、分析和綜合，然后得出自己獨創(chuàng)與深入的思想見解來。只要像這樣堅定地去身體力行的話，其實也是不難做到的。從夢陽先生很有系統(tǒng)的闡述中，確實可以看出他是緊緊地抓住了這一點的。    這樣的一種學理精神，在中國古代早就歸納成為“實事求是”的概念和原則。這出于班固的《漢書·河間獻王傳》，其意正是要憑借實證，以求得事物的真相。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里說，“本朝學者以實事求是為學鵠，頗饒有科學的精神”。他在《清代學術(shù)概論》里，更是具體地闡述了為貫徹此點而進行的四項程序，認為“凡今世一切科學之成立，皆循此步驟”：(1)“留心觀察事物，覷出某點某點有應(yīng)特別注意之價值”；(2)“凡與此事項同類者或相關(guān)系者，皆羅列比較以研究之”；(3)“比較研究的結(jié)果，立出自己一種意見”；(4)“更從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證據(jù)，證據(jù)備則泐為定說，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千百年以來，凡是取得了成就和產(chǎn)生過影響的學術(shù)論著，無論是標榜什么樣的口號，追逐什么樣的新潮，倡導什么樣的方法，總都不會違背此種科學的治學精神與原則。因為如果離開了這個把握自己所研究的客觀對象的基礎(chǔ)工程，當然就不可能由此生發(fā)出應(yīng)有的結(jié)論了。        古代羅馬的政治家和哲學家西塞羅在《論學園派》中認為，“最可恥的事情莫過于還沒有認識就先肯定下來”，這是說得極為中肯和嚴肅的話語。如果不將自己研究的任何對象都囊括無遺地收集在一起，又怎么可能對它進行比較、分析和綜合，又怎么可能從中得出準確的認識和結(jié)論來呢?拋開了這種科學的精神和方法，不通過艱苦求證的努力，卻信口開河地亂說一通，還以此來欺世盜名，這不正像西塞羅所指摘的那樣，是一種“最可恥的事情”嗎?像這樣完全違背了正當?shù)难芯砍绦?，隨心所欲地編排和炒作一些連自己都稀里糊涂的文字，在當前的某些傳媒渠道中也還是屢見不鮮的。更為不堪的是有些無聊透頂?shù)奈淖?，競充滿了輕薄和下流的謾罵，這只能是暴露出謾罵者本身人格的卑劣與無恥。    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工作，確實是必須嚴肅地貫徹著一種科學的學理精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里曾這樣說過，“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fā)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這就對于研究工作的整個程序和它最終的目標，都作出了簡明扼要的概括。從研究對象林林總總的表現(xiàn)中間，找出他們所具有的豐富而復雜的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因此就可以更好地判斷出此種歷史進程中的各個方面和部位，在哪里存在著正確抑或謬誤，收獲抑或欠缺，長處抑或不足等等，像這樣高瞻遠矚而又細致人微地總結(jié)著歷史的進程，就可以給予人們許多經(jīng)驗與教訓、啟迪與鼓舞，以便更好地向著合理和健康的境界邁進。對于包括魯迅研究在內(nèi)的任何一種學術(shù)史的研究，以及對于魯迅的本體的研究，自然也都是應(yīng)該如此進行的。這樣就能夠有理有據(jù)地闡述各種研究對象所作出的貢獻，以及還存在的不足或缺失，并且再從此出發(fā)更深入一步地去分析其歷史的原因。像這樣憑著科學的學理精神去進行探索的學者，當然就不會盲目和奴性地崇拜，也不會無知與狂妄地叱罵，而是要以畢生的精力去誠實地撰寫出盡可能接近于歷史真相的著作來。    由于在整個20世紀研究魯迅的這部歷史中間出現(xiàn)的論文與著作實在太多了，如果全部都要加以搜集和披閱的話，得花費多少光陰啊!攀登知識與藝術(shù)的山峰，這本來就是一樁談何容易的事情，必須充滿無窮的勇氣，保持恒久的毅力，凝聚和發(fā)揮出自己渾身的才智，經(jīng)歷著訴說不完的艱辛和困苦，從而才有可能取得珍貴的收獲。正當夢陽先生廢寢忘食和全神貫注地投身于這項學術(shù)研究時，他競還遭遇了種種人生道路上的坎坷，這些坎坷不斷地折磨和考驗著他奮斗的意志，更增添了他在學術(shù)道路上發(fā)起沖刺的難度。然而夢陽先生始終都以自己堅定不移的毅力，不屈不撓地在魯迅研究的領(lǐng)域中跋涉前進。正如唐代詩人賈島在《劍客》一詩中所說的“十年磨一劍”，這真是何等的苦楚，何等的意志，何等的氣概!然而夢陽先生還遠遠地不止于此，他在自己深深摯愛著的魯迅研究這項工程中間，竟前后擲下了二十余年的功夫，不住地摩挲玩味，沉思冥想，真是達到了如癡如醉的境界。他先是編纂出篇幅巨大的《1913一1983魯迅研究學術(shù)論著資料匯編》，接著就開始從事這部《中國魯迅學通史》的撰述，終于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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