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

前言

這部集子，以我?guī)啄暌詠砗蛥蔷喘I、江平、茅于軾等人的“單方面辯論”為主干。之所以說是“單方面”，主要是因為這些人從來沒有對我的批評正面回應過，甚至一直在回避和我辯論。是不是我的觀點過于淺薄、不值得回應呢？有位朋友告訴我：在北京由眾多方家出席的學術會議上，我的觀點不斷地被提起來批判，甚至成為會議的主題，但批判者都回避提我的名字，好像生怕沾上是非。我的言論的“惡劣影響”，也是被這些人所深惡痛絕的。但是，他們選擇不直接通過辯論來清除這些“惡劣影響”。一些和他們志同道合的媒體開始拒絕刊登我的稿件。有的媒體曾千方百計地請我充當專欄撰稿人，但是，一旦我批評上述諸公的文章見諸于世，當初自己找上門來的熱情編輯立即中斷與我的聯(lián)系，甚至連簡單的回信禮貌也不講了?？傊凇白杂膳伞钡闹髁髦R分子和媒體中，我是個必須回避的人。為什么他們對我的態(tài)度會這樣神神秘秘？這讓我想起一位編輯告訴我的“業(yè)內人士”對我的評價：“薛涌的文章，如同公牛闖進瓷器店，不分青紅皂白地亂砸一氣，什么都不認。”在他這位好心人看來，一切都是因為我長期生活在國外，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不知道誰和誰應該是一頭的，乃至動不動會掉轉槍口，對這自己一方進行掃射。在我看來，這也許恰恰說明了我這些文章的意義。

內容概要

至少我們這代人，沒有創(chuàng)造出什么值得后輩閱讀的中文。你要是聽茅于軾、吳敬璉們用“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能變富”、“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這類話談市場經(jīng)濟．你就永遠不可能懂市場經(jīng)濟，而且真到了市場經(jīng)濟的國家也會被人家笑話。我給你出個題目，把茅、吳這兩句話翻譯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國的媒體上。真翻譯成英文，肯定是野蠻語言。在文明社會，這樣的句子誰能找到呢？那些為這兩位辯護的人，許多是出過國的。讓他們舉個例子吧?？偠灾覀兊恼Z言本身已經(jīng)變得野蠻了。乃至這種話中文里可以有，還有許多人擁護，但英文里不能有。這簡直就是處于兩種進化階段的語言。　　中國的窮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貧富分化太嚴重、窮人缺乏保護的結果。這也是亞當·斯密的觀點。主流經(jīng)濟學家和自由派至今對此也無法面對?！赌戏蕉际袌蟆返木庉嫎寯牢业母寮?，一個潛在的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中國仇富情緒太危險。其實，這不過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看法。我從來不認為中國傳統(tǒng)有嚴重的仇富傾向。相反，中國自明清以來經(jīng)濟非常市場化，社會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會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發(fā)達地區(qū)，香港、新加坡等地貧富分化就屬于最大的，社會也很穩(wěn)定。這說明中國文化中并沒有特別的仇富傳統(tǒng)。同時，我們再看看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嚴重的三十幾個國家，哪個國家的仇富情緒不威肋、社會穩(wěn)定？人都是人。中國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壞的人。一個社會貧富分化到了這個地步，換誰當窮人都會仇富。中國的窮人相對還算厚道的。點擊免費閱讀更多章節(jié)：仇富--當下中國的貧富之爭

作者簡介

薛涌，1983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在《北京晚報》、社科院政治所工作，后來獲耶魯大學歷史博士，現(xiàn)在美國任教。已經(jīng)出版有《右翼帝國的生成》《直話直說的政治》《文化的邊境》《炫耀的足球》《美國是怎樣教育精英的》《精英的階梯》《草根才是主流》《學而時習之：論語研究之一》《一歲就上常青藤》等書。此外，他還長期為海內外報刊撰寫評論文章，被認為是中文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他的新浪博客有2000多萬的訪問量，吸引了大量高素質的讀者，被認為是思想文化類博客的冠軍。

書籍目錄

前言：我為什么要辯論？最低工資制：右翼專制主義的表現(xiàn)  警惕右翼專制主義的崛起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態(tài)  中國到了“羊吃人”的時候了嗎？  我為什么寫《中國不能永遠為世界打工》？  中國的發(fā)展不能依靠人口紅利  市場并不僅僅屬于暴發(fā)戶  資本的道德  張五常憑什么給中國的老百姓定工資？  布萊爾與東莞民工  中國工人的月薪應該是多少？  高薪才能維持高發(fā)展  市場經(jīng)濟需要文化的滋養(yǎng)  開私車的怎么成了弱勢群體？  開發(fā)商是怎么賺錢的？  感恩是人的基本品德  被逼著感恩時應該怎么辦？  低薪是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嗎？  蓋茨幫助我們反省市場經(jīng)濟土地制度：對江平、吳敬璉的批判  從世界史看土地使用權  從承包到憲章——從世界史的角度看產(chǎn)權  城市準入與共同體精神——從大歷史看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治安  我們必須拒絕一個隔離的社會  普通法傳統(tǒng)中的私有產(chǎn)權  有自由才能有秩序  新倫敦案能證明拆遷合理嗎？  拆遷糾紛應試行陪審制度  江平教授，請你公開道歉！  知識界需要“清理門戶”  21世紀的中國應是法學家時代  橄欖球社會  重植被切斷的草根  誰把社會分成了精英與草根？  “吳市場”為什么反市場？  吳敬璉先生，請公布你的收入來源  吳敬璉該不該公布收入來源？  吳敬璉：什么叫極少數(shù)人挑撥煽動？仇富：對茅于軾的批判  中國歧視富人嗎？  從民工被打看“首先保護富人的權利”  為富人說話能為窮人辦事嗎？  茅老是好人，但難道不能批評嗎？——我為什么終止和《南方都市報》的合作  中國媒體的潛規(guī)則  我和新浪是什么關系？——答馮一刀先生  我和“博客中國”是什么關系？  關于馮一刀事件的澄清聲明  茅于軾真不主張首先保護富人嗎？  要勤勞致富，就必須保護窮人  崇拜財富并不能創(chuàng)造財富  學者要有些體育訓練  只有保護窮人，窮人才能變富  貧富分化是市場經(jīng)濟的必然結果嗎？  中國的廉租房難道還趕不上五百年前的歐洲？  茅于軾有什么資格說窮人懶？  茅于軾錯在哪里？  北京提出了住房建設的好模式  我們應該從經(jīng)適房丑聞中學什么？  經(jīng)濟適用房真是無藥可治嗎？  用經(jīng)濟適用房改造棚戶區(qū)  發(fā)展經(jīng)濟適用房的兩策各方反響：你為誰說話？  是茅于軾被歪曲，還是我被歪曲？  一一兼論自由與平等  “說話”就是“做事”——答鄺海炎先生  說話的人要把話說好——再答鄺海炎先生  保護茅于軾的社會病理分析——答笑蜀  “炮打茅于軾”之社會病理分析（笑蜀）  笑蜀：你已經(jīng)不是孩子  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啟蒙課（笑蜀）  告笑蜀：請學習民主自由的基礎課  請容忍罵人一一回復網(wǎng)友的質疑  為與《南都》決裂一事答網(wǎng)友  就和《南方都市報》斷絕合作關系再答網(wǎng)友  貧富共和——妥善安排窮人和富人關系的唯一出路（秋風）  按事情的本來面目進行討論（肖雪慧）  《南方人物周刊》訪談：你為誰說話？（何三畏）　薛涌：我就自封“新右”如何？　徐友漁：“仇富”的現(xiàn)實危害被夸大了  一個公共話題的左右說——薛涌先生訪談（《新生代•調查》）  “反智主義”的崛起代跋：當自由放任的市場經(jīng)濟失靈的時候

章節(jié)摘錄

最低工資制：右翼專制主義的表現(xiàn)警惕右翼專制主義的崛起最近的中國，有一股右翼專制主義的思潮正在崛起。這種思潮的危險在于，它的倡導者常常是過去的自由派人士，對抱有自由主義價值的人有相當?shù)拿曰笮?。我們如果對之喪失警惕，使之占領我們的體制，中國現(xiàn)代化的轉型就又添一番曲折。這種右翼專制主義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經(jīng)濟學家的言論中已經(jīng)體現(xiàn)得非常清楚。比如他們幾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對改革的參與，對網(wǎng)上民意充滿了恐懼。從張維迎的“正確的觀點不用投票”，到樊綱的“網(wǎng)民不代表民意”，他們想方設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勵老百姓的政治參與，把老百姓的心聲妖魔化為“非理性”?！督?jīng)濟觀察報》干脆把那些“希望把爭論擴大到全社會，進而影響政府決策”的人歸之為“反改革勢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話說得最明白的，當屬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他公開提出發(fā)展中國家民主要緩行，對法治“不能神話”。他不希望老百姓參與關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討論，要回到“不爭論”的時代，甚至反對公開利益集團的沖突，構想著一個沒有任何透明性的社會。他還具體地指責媒體不負責任，搬出所謂的美國模式，認為由幾個大財團集中控制的媒體才是負責的，暗示對媒體要加強集中管理。他甚至聳人聽聞地聲稱，現(xiàn)在網(wǎng)上對主流經(jīng)濟學家的一些攻擊在美國已經(jīng)構成了誹謗罪。真是如此嗎？我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還沒有看到網(wǎng)民因攻擊公共人物而被判誹謗罪的一個案例。相反，老百姓攻擊公共人物受到充分的法律保護。比如2004年總統(tǒng)大選時，一批越戰(zhàn)快艇隊老兵組織起來攻擊克里。他們不僅是網(wǎng)上罵罵，而且拍攝電影，在全國各地的電視上放映。連保守派的評論家也指出他們的片子充滿不實之詞。克里在大選之中和之后都曾考慮起訴對方，后來還是不了了之。在美國，小人物“誹謗”大人物，在法律上享有非常充分的保護。美國在建國之初，政府一度曾經(jīng)想管管媒體。第一，那時確實不少人在報紙上匿名造謠誹謗；第二，當時和法國就要發(fā)生戰(zhàn)爭，保持穩(wěn)定非常重要。于是，亞當斯領導的聯(lián)邦黨人，于1798年在國會通過了“煽動法案”，嚴格打擊對政府官員的攻擊和誹謗。然而，這一法案變得如此臭名昭著，促成了亞當斯在1800年大選中的失利，聯(lián)邦黨也很快壽終正寢。甚至亞當斯晚年還極力試圖撇清自己和這個法案的關系。不知道在美國讀過書的李教授是從哪里搬來的美國規(guī)矩？中國如今竟出現(xiàn)寫本小說也被判誹謗罪的事情。請問李教授希望把媒體管成什么樣子？李教授看不上印度的民主，但是印度有些事情卻出奇地對他的胃口。比如，他指出《印度快報》非常嚴肅負責，理由之一就是主編是個經(jīng)濟學博士。另一個理由，是人家監(jiān)督政府，但“決不會對政府官員進行人身攻擊，所以政府官員大都是她個人的好朋友”。這家報紙知道一位國家領導人是同性戀，而且和一個未成年人有某種關系，但在有確鑿證據(jù)的情況下拒絕報道。這就是李教授心中的理想社會：政府官員和媒體人士都成為個人層面的好朋友，政府官員和未成年人發(fā)生性關系，媒體幫助掩蓋！這樣媒體還能監(jiān)督誰呢？大家還記得克林頓的性丑聞吧。那還不涉及未成年人，但媒體連篇累牘。許多美國的老百姓反對因為這種私生活而彈劾總統(tǒng)，但沒有人說這種事情不該報道。耶魯一位大教授，因為和未成年人發(fā)生性關系，不僅被媒體追蹤報道，而且現(xiàn)在還在聯(lián)邦監(jiān)獄服刑。李教授等于公開提倡媒體要保護罪犯！仿佛一個人只要是個官，犯了罪也屬于私生活。從主流經(jīng)濟學家的種種言論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希望通過加強對老百姓的管制，而不是增加老百姓的權利，來尋求一種經(jīng)濟發(fā)展的道路。他們希望建立某種壟斷性的權威，來抑制老百姓的政治參與。這是～種典型的右翼專制主義的寡頭模式。哈耶克認為，從右翼專制向民主過渡，比從左翼專制向民主過渡要容易些。看看戰(zhàn)后的世界歷史，這話當然有些道理。但是，右翼的專制也是專制。民主才是我們的社會理想。在1980年代，改革剛剛開始，“兩個凡是”的左傾勢力是改革的主要障礙，所以那時反左是我們首要的歷史使命。如今，當年那些原教旨的左派基本上已經(jīng)退出歷史舞臺。中國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深刻的歷史轉型。在一個新的歷史關口，右翼專制主義正在成為對自由的主要威脅。主流經(jīng)濟學家們利用人們對左派的恐懼，口口聲聲地說要“騙出一個好的制度”。我孤陋寡聞，見過“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騙”，還沒有見過“此地有銀三百兩”式的“騙”。既然要騙，怎么能先把自己的底牌告訴人家？看來，他們要騙的并不是左派。他們是通過聲稱騙左派來讓老百姓閉嘴，讓追求民主的人們放松警惕。這樣他們可以在阻力最小的情況下建立右翼專制主義的體制。這才是騙人者藏而不露的底牌。所以，我們這些夢想著一個經(jīng)濟發(fā)達、政治民主的中國的人，到了和他們分道揚鑣的時候了。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態(tài)我在博客中寫了一篇《財閥學閥，欺行霸市》的文章，批評房產(chǎn)大亨任志強和北師大教授董藩關于房地產(chǎn)業(yè)不能公布成本的理論，立即引來兩人的連手反擊，在網(wǎng)上鬧得頗為熱鬧?？墒?，兩人的反擊，回避了我的中心問題，董教授更是訴諸歪曲謾罵的手段，頗能表現(xiàn)中國既得利益集團的心態(tài)。本來，我的批評最初還不是針對任志強。他是個生意人，要說對生意有利的話。這樣做合法也合情。我對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過去對窮人侮辱性的言論。這次之所以站出來說話，主要的導火索還是董藩先生發(fā)明了公布房地產(chǎn)成本是創(chuàng)造“國恥”的理論。我的觀點很清楚：中國的平民百姓（包括那些富裕到能夠購買商品房的人），把自己一生最大的積蓄用來購房，他們當然有權利知道用自己一生心血購來的房子的造價和成本是多少，而且這種造價和成本是可以核算的。第二，我并不因此反對市場邏輯。相反，我明確提出公布成本和房地產(chǎn)公司的自由定價權是兩回事。經(jīng)濟適用房的利潤率受政府的有關規(guī)定的約束，商品房的利潤率則不受這個控制。你的成本越低，售出價格越高，說明你的經(jīng)營越有效率。這是市場邏輯。不過，市場越透明，消費者對產(chǎn)品越有知情權，市場的運行才越健康。對此，任志強出來反駁，說我不懂中國的有關法律規(guī)定，不懂中國的土地是國有，美國是私有，不懂公司經(jīng)營成本與項目開發(fā)成本的區(qū)別等等。其實，我從來沒有說中美土地所有權是一樣的，更沒有說成本不能有不同的算法。我的基本立場是，盡管有不同種類的成本，土地所有權也影響房地產(chǎn)公司的利潤，但這些成本核算應該公開，讓消費者看清楚自己的錢花在什么地方。這樣驢唇不對馬嘴的反駁，說明了任志強的心態(tài)。他文章開篇就說：“對房地產(chǎn)問題的爭論，似乎已成為任何想引起人們關注并借此成名者的階梯。于是不管是從事此行業(yè)、研究此行業(yè)的人；還是根本就對此行業(yè)一無所知，或研究領域與此行業(yè)毫不相干的人，都自認為是‘專家’、‘學者’，也都長篇大論地參與了與房地產(chǎn)業(yè)發(fā)展有關的各種討論?！彼C明的是，他是專家，我不是，所以我應該閉嘴?；蛘哒f：“見過馬跑的人，并不知道騎馬的滋味，也不等于會騎馬。看別人騎馬跑得很快，你卻可能騎上馬還沒跑就掉下來摔個半死。別以為看過騎馬就懂騎馬了，僅僅看過騎馬的人如果也都有資格去評論馬術那才是真正的笑話呢?！表樦@樣的邏輯一推就明白：在房地產(chǎn)上，只有像他這樣的人才有說話權。一般消費者最多見過馬跑，甚至有連馬跑都沒有見過的，根本沒有資格說話。任先生大概忘了，僅看過馬跑的人并非不能評論馬術。賽馬也好，馬術也好，騎師再專業(yè)，他們也要表演給看馬跑的人看?？瘩R跑的人是騎馬的人的衣食父母。你見過哪個騎師會像任先生這樣對觀眾怒斥：“起什么哄，喝什么彩，你們這些沒有騎過馬的蠢貨！還不給我閉嘴。我到時候告訴你們誰贏就行了。”買房的老百姓沒有專業(yè)知識就去經(jīng)營房地產(chǎn)，就像僅看過馬跑的人貿(mào)然騎馬一樣，多半會出事故。但是，人家花錢買房，就有權知道錢花在哪里。這就像花錢進了跑馬場的人，有權親眼看看比賽究竟是怎么分出勝負并且在看臺上，品頭論足一樣。否則人家憑什么買票？房地產(chǎn)商有經(jīng)營的專長，但不能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壟斷關于房地產(chǎn)的公共辯論。所以，我寫文章并非像他所指的是在冒充專家、學者。相反，我坦誠交代我是個沒有買過房、也不懂房地產(chǎn)的“白丁”。但是，我有問題要問，有觀點要表達。這是所有老百姓都有的權利。不管你是什么專家，也別想擋住我。這種壟斷公共辯論的心態(tài)和圖謀，被董藩表述得更清楚。他的反駁文章，題為《薛涌的無恥、無知與放肆》，竟從我對北大的批評講起：“令我愕然的是，薛涌竟是早年北大的畢業(yè)生。雖然薛涌的批判不乏真知灼見，但他畢竟曾受業(yè)于北大，北大是他的母校，他曾是北大的學子。有意見和建議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傳遞，抑或采用相對平和的語氣公開表達?！毖韵轮猓沂芰吮贝蟮亩?，北大無論干什么都不應該公開批評，有話內部說，別讓外人知道；或者要非?？蜌獾卣f話?？墒?，為什么他自己可以今天說人家是“國恥”，明天說人家是“無恥”呢？按他的邏輯，只要人家過去給了你好處，你就應該把公共利益拋到一邊，“通過其他途徑”而不是公共辯論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看法。這難道不是公開為既得利益張目嗎？任志強和董藩，一個是生意人，一個是學者，但有著同一種心態(tài)：排斥老百姓參與公共辯論。我說他們欺行霸市，看來并沒有委屈他們。中國到了“羊吃人”的時候了嗎？據(jù)《上海證券報》報道，最近國內經(jīng)濟學家紛紛出來回擊《華爾街日報》關于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是否是以最窮的人的利益為代價的質疑，稱該報“斷章取義”，并堅持“中國絕大多數(shù)人從改革開放受益”。聽了這樣的評論我未免有些疑問。我訂了《華爾街日報》多少年。眾所周知，《華爾街日報》是右派的財經(jīng)報紙，對華在政治上強硬，但對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一直持相當積極的態(tài)度，并堅持弗里德曼式的市場經(jīng)濟理念，反對政府干預經(jīng)濟，削平貧富，主張對中國貿(mào)易開放，并在中海油并購美國石油公司、美國對中國的貿(mào)易赤字、乃至美國是否應該壓人民幣升值等一系列具體問題上，基本都站在中國一面。怎么會突然拿出一副民主黨的口氣來教訓中國不管窮人呢？后來看到《金融時報》的相關報道，才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世界銀行的一個報告。根據(jù)這個報告，從2001年到2003年，中國最貧困的10％的人口，收入降低了2.4 ％；最富的10％的人口，收入增加了16％。而在同一段時間內，中國經(jīng)濟的年增長率接近10％。報告講得很清楚，在這段時間內，最窮的十分之一人口收入略有下降，但其他經(jīng)濟地位的人口的收入都有明顯增長。翻譯成我們經(jīng)濟學家聽得懂或者最愛聽的話，那就是90％的人口收入有明顯增長。人家已經(jīng)有了這樣的結論，我們的經(jīng)濟學家何必用什么“中國絕大多數(shù)人從改革開發(fā)受益”來反駁呢？誰說絕大多數(shù)人沒有受益呢？一些名字也沒有的“經(jīng)濟學家”在接受《上海證券報》記者采訪時還進一步表示，“把造成中國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歸為富裕人群更富裕，在某種程度上有‘斷章取義’之嫌”。但看看前面世界銀行的報告，人家只是把數(shù)據(jù)擺出來，說最富的10％的收入提高了16％，最窮的10％收入降低了2.4 ％，并沒有“把造成中國的低收入人群的原因歸為富裕人群更富?！保炊孟袷俏覀兊慕?jīng)濟學家自己在那里對號入座。經(jīng)濟學家應該善于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中的問題，而不要無條件地當現(xiàn)實的辯護律師。中國經(jīng)濟改革的成就舉世公認，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自信來面對發(fā)展中的問題和外界的批評。世界銀行的報告，無疑對中國社會具有良好的警示作用。第一，一般而言，當經(jīng)濟發(fā)展良好時，社會對窮人更好些。比如政府有財政盈余，舍得花錢；富人錢包鼓了，捐贈也痛快。第二，中國的經(jīng)濟技術含量不高，嚴重依賴低薪階層的簡單體力勞動。當一個經(jīng)濟的簡單體力勞動的含量高，高技術的含量低時，窮人的機會應該比較多。但是，在這么有利的條件下，為什么政府和富裕階層沒有為窮人提供足夠的福利？為什么急劇擴張的制造業(yè)沒有給最窮的10％的人口提供基本的機會？中國的人均收入，遠比美國和俄羅斯低，但根據(jù)基尼系數(shù)，貧富差距已經(jīng)比這兩個國家大。這些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思考嗎？“一些專家”或經(jīng)濟學家無視這些問題，甚至臨時換專業(yè)，以歷史學家的口氣狡辯說，“從大歷史的進程觀察，任何國家或地區(qū)在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的時期，都要經(jīng)歷一個‘受益不均’的階段，比如英國工業(yè)革命中的‘羊吃人’現(xiàn)象、歐州國家早年對非洲的殖民掠奪等等，都是明顯的例證?！毖韵轮?，就是在當今的中國也可以“羊吃人”，也可以進行“掠奪”。這等于用十八、十九世紀的道德標準，來規(guī)范二十一世紀的社會。這些專家怎么不看看：日本戰(zhàn)后的經(jīng)濟起飛，縮小而不是擴大了貧富差足巨。搶銀行可以致富，當金融專家也可以致富。我們的經(jīng)濟學家，在教唆人們走哪條路？貧富不均，對中國不僅是個政治挑戰(zhàn)，也是個經(jīng)濟挑戰(zhàn)。主流經(jīng)濟學家面對這種問題，總是會出來說：要讓市場解決問題，要先把餅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們回避的問題是：一個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餅不可能做大。市場經(jīng)濟的祖師爺亞當·斯密在十八世紀就對中國經(jīng)濟作出了這樣的診斷。就是被當今的主流經(jīng)濟學家奉為市場經(jīng)濟的教主的弗里德曼，也提出過負進所得稅的構想。按照這一構想，窮人可以合法地從國家那里領錢。亞當·斯密也好，弗里德曼也好，他們鼓吹市場秩序，就是追求充分的競爭。財富過分集中，自然形成了壟斷，還怎么充分競爭？二百多年前，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jīng)濟體，是財富的中心。但亞當·斯密預言，中國已經(jīng)富到頭了，不可能再有潛力發(fā)展。理由～是缺乏自由貿(mào)易，一是窮人毫無保障，富人有太多保障。對弱者的態(tài)度，檢驗著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而這一道德底線，也是健康的市場經(jīng)濟的基礎。面臨歷史上最佳發(fā)展機會的中國，不要在這方面再不及格。

編輯推薦

《仇富:當下中國的貧富之爭》：中國社會底層的“仇富”情緒，基本合理。開發(fā)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還不許人仇恨嗎？換你你也仇。人類文明的兩大遺產(chǎn)，民主和基督教，都和仇富有關。仇富就是民主的開始?；浇滩皇浅鸶粏幔克f貧困給人帶來美德，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對財富批評得非常厲害。亞當·斯密也可以說仇富，因為他對工商勢力攻擊得非常厲害。美國不仇富嗎？美國當然仇富啊。愛德華茲競選總統(tǒng)本來勢頭不錯，后來因為他花了400塊錢理個發(fā)，他的總統(tǒng)夢就此基本就終結了。我可以做個和主流相反的、不成熟的預言：中國現(xiàn)在其實還處于最好的日子之中，但二十年后可能會衰落，原因絕對不是沒有保護富人。吳敬璉、江平、茅于軾等一些主流派自由知識分子已經(jīng)構成了一個保衛(wèi)富人聯(lián)盟，并對野蠻拆遷、不按市場價值給予經(jīng)濟補償?shù)慕?jīng)濟掠奪表示了公開的支持。當掠奪起家可以被這樣正當化時，當剝奪普通百姓的所有權也成了市場規(guī)則時，針對這種掠奪而產(chǎn)生的“仇富”情緒就有了堅實的理由。我們必須對這樣的不義之財說“不”。如果聽任這些人把持話語權力，那么權錢和知識三位一體的“右翼專制主義”就可能崛起。政府就無法從社會領域退出，而是把自己的權力向社會拍賣。個人的權利也無法得到保障。這也是我站出來和他們辯論的基本理由。貧富不均，對中國不僅是個政治挑戰(zhàn)，也是個經(jīng)濟挑戰(zhàn)。主流經(jīng)濟學家面對這種問題，總是會出來說：要讓市場解決問題，要先把餅做大，然后大家都有吃的。他們回避的問題是：-個貧富嚴重不均的社會，餅不可能做大。最低工資、對窮人的醫(yī)療救助等等，從已知的市場原則來分析都未必說得通，但也都融入了世界最成熟的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中，對維系這些社會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這充分說明市場原則的有限性。我們同時相信，人類的道德原則和價值觀念，是比市場規(guī)律更高的正義。這種正義，也是我們用來不斷修正不完美的市場所創(chuàng)造的社會不公平的依據(jù)。如果中國的老百姓能夠像美國的老百姓那樣，自己投票決定是否在自己的社區(qū)內建經(jīng)濟適用房，如果他們能夠成為陪審團的一員，有權決定-個房產(chǎn)大亨是該無罪釋放還是該進監(jiān)獄，那么茅先生和他所代表的富人們，對窮人說話就會客氣多了。亞洲發(fā)展銀行的報告，不僅指出了中國是亞洲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而且這-趨勢還有增無已。照這樣的速度發(fā)展下去，中國的基尼系數(shù)，很快會趕上非洲的一些窮國。而在那些國家，既無社會穩(wěn)定，也無政治穩(wěn)定，更無經(jīng)濟的繁榮。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它有制度化的方式來抑制富人的權利。比如競選，每-個的捐款多少有-個控制，防止富人通過金錢的方式，謀得過多的政治利益。金錢多少可以不一樣，但權利要平等。成熟社會有一套這樣的方式。在沒有這一套的時候，仇富的這種心理，包括仇富的道德，對社會很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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