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文化反思

內容概要

　　《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文化反思》這是一部關于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研究專著，作者從文化反思的立場出發(fā)，以新穎的視角，敏銳的問題意識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演進軌跡、價值流變以及知識分子的精神人格困境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解剖，尤其對中國新時期的新潮小說、新生代小說、長篇小說文體、文學批評等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反思與批判，既有對中國新時期文學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有對于存在問題的犀利揭示，體現(xiàn)了學術界對于中國新時期文學進行文學史定位和科學評價的努力，代表了批評界對于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的最新收獲。

作者簡介

　　吳義勤，男，1966年2月生于江蘇海安。漢族。文學博士?，F(xiàn)為山東師范大學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國家級重點學科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帶頭人，山東省文化建設重點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山東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教育部“新世紀人才計劃”入選者。兼任山東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山東省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著有：《長篇小說與藝術問題》、《漂泊的都市之魂》、《中國當代新潮小說論》、《文學現(xiàn)場》、《目擊與守望》、《告別虛偽的形式》等專著多部，另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當代作家評論》等重要刊物發(fā)表論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華文摘》等全文轉載。曾獲魯迅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中國文聯(lián)文藝評論一等獎、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等省部級以上獎勵10余項。曾獲“山東省高校十大優(yōu)秀教師”“山東省十大杰出青年”稱號。

書籍目錄

導論 說不盡的“新時期”——中國新時期文學文化反思的必要性第一章 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演進軌跡與價值觀反思第一節(jié) 中國新時期文學的轉型路向第二節(jié) 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內在矛盾與價值困境第三節(jié) 時代裂變與知識分子的兩難第二章 中國新時期新潮小說反思第一節(jié) 新潮小說的發(fā)生學背景第二節(jié) 新潮小說的觀念革命第三節(jié) 新潮小說的敘事策略第四節(jié) 新潮小說的美學風格第三章 中國新時期新生代小說反思第一節(jié) 中國新生代小說家的命運第二節(jié) 新生代長篇小說的思想與藝術格局第四章 中國新時期長篇小說藝術問題的反思第一節(jié) 新時期的“長篇小說熱”第二節(jié) 新時期長篇小說的文體問題第五章 中國新時期文學批評反思第一節(jié) 新時期文學批評的整體態(tài)勢第二節(jié) 新時期文學批評的兩大癥候余論 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現(xiàn)狀與問題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演進軌跡與價值觀反思　　第一節(jié) 中國新時期文學的轉型路向　　任何一種文學現(xiàn)象的產生都離不開特定的生存空間和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在單純的文學現(xiàn)象背后其實都無一例外地隱藏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解釋。中國新時期文學自然也不會違背這一規(guī)律，現(xiàn)在看來，它正是在一種既變幻又停滯、既封閉又開放、既純粹又復雜的“合力”文化語境中誕生的特殊文學現(xiàn)象。而今天，當我們試圖對新時期文學進行文學史判斷和價值定位時，對它存身其中的“文化語境”的梳理和挖掘就成了一個不容回避的緊迫課題?！　】疾煨聲r期文學與中國近二十年文化語境的關系，我們既要堅持歷史的發(fā)展的眼光，同時又更需要有分析的眼光。因為，歷史不是一條直線，它不單純體現(xiàn)為時間關系，其背后還有更復雜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關系。因此，我們對文化語境的剖析必然的也必須在時間層面和結構層面同時展開。從時間層面上看，中國新時期文化語境有著明顯的階段性變化特征，語境的變化必然地刺激著中國新時期文學的階段性轉型。從結構層面上說，處于新時期文化語境結構核心的仍然是政治話語，其與經濟、思想、文化雖然維系著一種互動的張力關系，但決定整個文化語境的形態(tài)與性質的仍然是政治。而正是基于對新時期文化語境的此種認識，我們在考察中國新時期文學與文化語境的關系時發(fā)現(xiàn)新時期文學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從慣性寫作到自覺寫作、從一元到多元、從中心到邊緣、從浮躁到放松的動態(tài)發(fā)展程。本章的任務就是嘗試性地揭示這個過程與文化語境的辯證關系?！　∫弧膽T性寫作到自覺寫作：文學“本體”確立的艱難　　粉碎“四人幫”，對中國社會來說當然是一次歷史性的巨大轉折。但這種轉折首先仍然表現(xiàn)在社會結構的表層形態(tài)中，而從精神意識和心理思維層次來說，“轉折”的到來顯然要艱難得多。具體到廣大知識分子和作家來說，那種主體解放的熱情可以說完全是自發(fā)的、感性的，而不是自覺的、理性的。站在世紀末的今天來回首新時期之初的文學寫作，我們會發(fā)現(xiàn)思想的慣性、思維的慣性、語言的慣性共同鑄造了一種“時代共名”，其具體標志就是與政治慣性的高度匯合、過去語言慣性的自然延伸、個人聲音被集體言說慣性的淹沒、現(xiàn)實主義大潮的慣性式重新確立、人的主體性與文學主體性的不平衡狀態(tài)以及經濟領域的“洋躍進”與文學領域的“洋躍進”的契合，等等。　　新時期之初中國社會的共同的熱情就是歡呼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這是一個激情的時代，一方面是控訴罪惡，一方面是歡慶新生，個人的聲音已經徹底溶入了集體的、民族的、國家的聲音，全中國此時實際上也就剩下了一種聲音。整個民族雖然告別了一個“舊時代”，但事實證明這種告別是很難的。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仍在過去那個時代的“慣性”軌道上向前滑行。即使到了1978年秋天，鄧小平已經官復原職十四個月，他還沒有能夠遏制我們龐大國家的歷史慣性。這時候，掌握著中國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領袖”華國鋒，大政并未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觀，階級斗爭仍然是“綱”，“兩個凡是”雖然受到巨大挑戰(zhàn)，但仍然是我們國家的主流思潮。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的中心任務不是恢復和發(fā)展經濟而是揭批猛批“四人幫”，繼續(xù)進行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正如一本書中所寫到的：“按照華國鋒對七億農民的要求——或者應該說是對十億中國人的要求，在即將到來的1977年，他們并不是要考慮恢復已經被‘革命’搞得百孔千瘡的經濟，甚至沒有必要顧及填飽肚子問題，而是要將精力集中于一場揭發(fā)批判‘四人幫’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澤東對付日本人和蔣介石的一句名言，說這是‘大打一場人民戰(zhàn)爭’?！彪m然，批判對象變了，但批判的方式、批判的思維甚至話語方式都跟“四人幫”時代毫無二致。文學此時沉浸在被解放的狂熱中，它與激情的政治時代保持了高度的合拍，以“傷痕文學”響應著時代揭批“四人幫”的主潮。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完全能夠理解“傷痕文學”誕生的必然性，也完全能夠寬容“傷痕文學”的藝術缺陷，因為作家的話語沖動和情緒沖動本質上并不是為“文學”而發(fā)，他們只是為了在時代的洪流中匯入自己的聲音。他們無暇顧及藝術問題實際上他們此時也還沒有能力顧及藝術問題?！八娜藥汀遍L期剝奪了他們寫作的權利，他們需要一個藝術的恢復時間，但他們又不愿意再次被時代遺忘，于是他們只能迫不及待地操持著過去時代的“語言”，以過去時代的“思維方式”對過去時代進行著激烈的批判，這既是一種文學慣性使然，又是作家們的一種無奈的選擇。也正是出于這種慣性的力量，我們看到了現(xiàn)實主義在新時期的“重新登陸”。不管我們現(xiàn)在怎樣評價傷痕文學，我覺得至少在現(xiàn)實主義問題上其價值文學史無法回避：這就是現(xiàn)實主義在中國雖然是一統(tǒng)天下的主潮，但在許多時期特別是“文革”中實際上已異化成了“瞞和騙”的怪胎，正是“傷痕文學”用它的“血和淚”喚回了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本性，重現(xiàn)了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批判傳統(tǒng)，并據此標示了與那個“舊時代”的真正的文學絕裂?！　畚膶W之后的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也是慣性寫作的繼續(xù)，但其中也已孕育了自覺寫作的某些因素。除了上文提到的“全民族大批判”之外，當時意識形態(tài)領域政治慣性的另一個表現(xiàn)形式就是“兩個凡是”的提出與新的“個人崇拜”推行。它使新時代與舊時代之間的關系變得更為曖昧不清。胡耀邦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后開始了理論上的“文章救國”運動。思想解放、“反左”的呼聲開始高漲。全民族開始從激情政治時代轉向理性反思時代。朦朧詩及反思文學可以說就是這種語境的直接產物。本質上，朦朧詩就是反思文學的先聲，它傳達出的“我不相信”的懷疑精神，與政治領域胡耀邦等人對于“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的斗爭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但我們之所以說反思文學仍然是一種慣性寫作是基于如下理由：其一，反思文學與政治思潮仍保持著高度同步性，它在文學領域完成的是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共同的政治主題。如果說反思文學已某種程度上消除了歷史慣性的話，那么，對它來說現(xiàn)實的慣性仍然未能擺脫；其二，反思文學仍然沒有進行必要的語言更迭。從話語方式和思維方式來看，反思文學仍然在用過去時代的“武器”進行著對過去時代的批判和反思，因此，這也決定了其意識形態(tài)特征的無法避免。從這里可以看出，語言更換不僅是一個語言問題，更是一個思維方式的問題，是“權力”問題；其三，反思文學較傷痕文學而言，顯示了文學由激情狀態(tài)向理性狀態(tài)的升華。理性精神和思想的深度的獲得無疑提高了新時期文學的品格，但必須指出，就反思文學而言，文學的本體地位和藝術的中心并未得到充分的認識或確立。而對改革文學而言，其作為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和經濟建設中心的呼應既表現(xiàn)了對于巨大時代慣性的認同，同時也表現(xiàn)出了某種“自覺”寫作因素的萌芽。這表現(xiàn)在，新時期文學從改革文學開始已經完成了對于“沉重歷史”的擺脫，而嘗試著建立文學與當下現(xiàn)實的關系。從歷史的控訴到現(xiàn)實的書寫，文學“為什么”的性質和模式雖然沒有改變，但文學面對一個正在發(fā)生的、未知的世界時必然需要作家更多的主體性和自覺性。事實上，改革文學對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對于“轉型期”中國社會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文化困境甚至情感和倫理困境的揭示對于新時期文學來說都是開拓性的。從現(xiàn)在的視點來看，改革文學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局限，其在整個新時期文學格局中的成就非常有限，但是，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改革文學在確立“人”的主體性方面、在修復文學與現(xiàn)實的真實關系方面所做的努力依然是不可抹殺的。當然，這樣說也并不是要掩蓋改革文學的那些先天性的不足，畢竟從整體上說改革文學仍然是一種慣性的寫作，其舊的文學思維慣性至少表現(xiàn)在兩個層面：其一，二元對立的改革模式。這既是一種簡單的極端化文學思維的體現(xiàn)，也是作家對現(xiàn)實認識概念化、觀念化和簡單化的結果。從深層次講，這也是陳思和先生所謂“戰(zhàn)爭文化心理”的直接流露。其二，尋找清官的主題誤區(qū)。前面說過，改革文學在對現(xiàn)實困境和人的困境的揭示方面有其可取之處，但是恰恰在對所發(fā)現(xiàn)問題的“解決”方式上改革文學顯示了其“非現(xiàn)代性”或“反現(xiàn)代性”的一面。改革文學往往把擺脫現(xiàn)實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喬光樸這樣的“英雄”改革者身上，而這些改革者身上往往都積淀著封建性的文化和思想重負，甚至在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都有違現(xiàn)代民主精神，作者們卻對之普遍持一種贊賞的態(tài)度。更重要的是，改革文學從主題旨向上說都存在一個尋找清官的深度模式，《新星》等小說可為代表?！扒骞佟鼻榻Y不僅弱化了改革文學的批判性，而且從反思文學對中國文化和體制層面的反思上后退了一步，顯示了作家精神品格上的守舊與缺乏現(xiàn)代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文學與真正的自覺寫作還相距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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