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方法導論

內(nèi)容概要

　　史料在一種意義上大致可以分做兩類：一、直接的史料；二、間接的史料。凡是未經(jīng)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zhuǎn)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jīng)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zhuǎn)寫的，是間接的史料?！吨軙肥情g接的材料，毛公鼎則是直接的；《世本》是間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辭則是直接的；《明史》是間接的材料，明檔案則是直接的。以此類推。有些間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記》所記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極端的相反，例如《左傳》、《國語》中所載的那些語來語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較最可信的，間接材料因轉(zhuǎn)手的緣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減；但有時某一種直接的材料也許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時間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歸納直接材料而得的：這個都不能一概論斷，要隨時隨地的分別著看。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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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論略考古學的新方法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與顧頡剛論古史書夷夏東西說戰(zhàn)國子家敘論《史記》研究

章節(jié)摘錄

考古學的新方法今天（11月19日）所講的題目，諸位大概已經(jīng)知道了。這個題目，雖然很平常，但是所講的事實，卻是很重要，尤其是研究歷史的人應當特別注意?？脊艑W是史學的一部分，這個部分與其他部分不同，因其與自然界有關(guān)；與地質(zhì)學是不能分開的，如離開了地質(zhì)學，考古學就失其效用，考古學就根本不能成立的。所以考古學在史學當中是一個獨異的部分。所謂方法，無所謂新舊。所謂新方法，不是在好高，不是在騖遠。假定這個方法，用來可以得到新的知識，就是好的方法。若是用來得不到新知識，即不可靠，就不算是好的方法，也就不是新的方法。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變遷，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進步，在轉(zhuǎn)換的時候，常有新觀念新方法產(chǎn)生。以方法為抽象的東西去講，本無所謂新舊之分了。講到考古學的本身，及考古學的事情，須注意下列各點：（一）歷史這個東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談。古來思想家無一定的目的，任憑他的理想成為一種思想的歷史——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可以當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為沒有事實做根據(jù)，所以和史學是不同的。歷史的對象是史料，離開史料，也許成為很好的哲學和文學，究其實與歷史無關(guān)。（二）古代歷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為除古物外，沒有其他的東西作為可靠的史料。我國自宋以來，就有考古學的事情發(fā)生，但是沒有應用到歷史上去；蓋去古愈近，愈與自然界接近，故不得不靠古物去證明。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屬于文化方面，不比現(xiàn)代材料，多可注意于人事方面，因為文化史，特別是古代史的著意點，不是單靠零碎的物件，一件一件的去研究，必定有全部的概念方可。用一件一件的東西去研究，固然有相當?shù)慕Y(jié)果，所得究竟有限，況其物的本身，間有可懷疑之處，所以應當注重整個的觀念。譬如在兩千年后，在地下掘得現(xiàn)在所用的火柴，各處有各樣不同的見解，就是所代表的文化不同；在歐洲是表示文化的發(fā)明，在中國是表示文化的接觸，在南洋群島是表示文化的進步。同屬一物，在各處所表現(xiàn)的意義，就各不相同；如后來不以全體的觀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義，和普遍的知識。所以要用整個的文化觀念去看，才可以不至于誤解。我們大概都可以知道，古代歷史多不可靠，就是中國古史時期，多相信《尚書》、《左傳》等書，但后來對于《尚書》、《左傳》，亦發(fā)生懷疑，不可信處很多很多，于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證。中國最早出土的東西，要算是鐘鼎彝器了。周朝鐘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去糾正古史的錯誤，可以顯明在研究古代史，舍從考古學人手外，沒有其他的方法。在光緒末年以前，尚無人注意到發(fā)掘古物；就是有的，亦無可考。在光緒末年河南安陽（彰德）西北，洹水以南的小屯，有甲骨發(fā)見，甲骨上刻有卜辭。最先得者為商人劉鐵云。他雖搜羅的不少，但是以龜甲為古董，所以沒有什么貢獻。其次得者就算是孫詒讓了。他把甲骨文考訂出來，斷為商朝古物；他考訂的成績，足與鐘鼎相印證。再其次為羅振玉、王國維二人。羅振玉收有一萬多片，他的著作，有《殷虛書契考釋》等書。王國維更應用于歷史方面，確有不少的貢獻，如對于帝系文字，有極大的幫助：如王恒王亥，為《史記》上所無，現(xiàn)在已把他補正；又如商代世系表上外丙之外字系訛誤，又已把他修正了。所以我們研究古史，完全懷疑，固然是不對的；完全相信，也是不對的。我們只要懷疑的有理，懷疑的有據(jù)，盡可以懷疑。相信的有理有據(jù)，也盡可以相信的。要是這樣，就不能不借重考古了。我們中國考古學家，還是用舊法整理，已有這樣發(fā)展和成績（所謂舊方法只限于陶器）。若用新方法去考察，所得當不止此。首用新方法的人，為瑞典人安特生（Anderson），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在奉天發(fā)見史前時代的人跡；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fā)見石器銅器；在甘肅洮縣也發(fā)見了不少的古物，這個地方所發(fā)見的，較其他地方更為重要。安氏說其所發(fā)見的遺物，最早時代在七千多年以前，最晚也有三千多年，多是些新石器時代的東西，銅器也有少許。在河南方面，所發(fā)見的銅器是很進步的。此外法國的教師，在河套地方，也發(fā)見舊石器時代的遺物。中國人考古的舊方法，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外國人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做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最近外國人在亞洲新發(fā)見的古物有幾處，如印度西北部和小亞細亞，都有發(fā)見。最重要的，要算是在里海與黑海之間安奴（Auau）地方所發(fā)見的六七層的陶器了。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因為這些古物，能表示各時代的文化。不過他們所研究的觀點，在普遍的方面，所以對西洋文化無關(guān)的東西，他們就不注意。在中國的外國考古學家，對于純粹代表中國文化的，他們不注意，他們所注意的，是在中西文化接觸的產(chǎn)品。這是他們特別的他方，也是他們遠大的地方。陶器是最容易流傳下來的，所以被發(fā)掘的陶器居多，我們就可以用掘出的去參訂歷史。用陶器考訂歷史，有三種便利的地方。1　易于保存——陶器不容易破壞，所以能在上古遺傳下來。2　時代易分——陶器有時代性，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陶器，我們可以因陶器的區(qū)分而為時代的區(qū)分，這是最容易最妥當?shù)霓k法。3　變化很快——陶器是因時因地而變的，并且因日常所用，變化很快。我們從陶器的變化就可以知道古代文化的變遷，所以沙鍋陶器等等，是研究古史惟一好史料。安奴地方的開掘物中有帶彩色的陶器，花紋很大，不外紅黑白三種，為中國所無；在中國河南奉天甘肅各處，也有帶彩色的陶器。日本人在朝鮮也發(fā)見　相同的東西，但是花樣不同，因此可以證明史前安奴、朝鮮、中國各民族的生活及其變化。安特生的考古方法，確實是比中國人有進步，所得的有趣味的材料，亦為不少；但是他的實際工作甚多可議之點：（一）不能利用中國的材料；（二）走馬看花，不能充分的考驗；（三）粗心挖掘，隨便毀壞；（四）如掘不得，即隨便購買。關(guān)于購買一層，最不可靠，因為不知道他的來源，不如親自掘出來的較為確實可信。把掘出來的考訂完竣，再把買來器物做個比較，是不能把買來的當作材料的。安特生對于考古的功勞，著實不小，但是他對于甘肅一帶的古物，因發(fā)掘時的不細心而毀壞去的，卻也是不少。我（傅先生自稱，以下皆仿此）在前兩年，同幾個同伴到河南殷墟去了一次，想切實的研究一下，但有幾種困難：一、前人已掘出不少，所剩的都是零碎不全；二、不是在短時間內(nèi)所能辦到的，因此沒有得到什么大的效果。我想考古學與人類學有關(guān)，所以于古器之外，應特別注意人骨之測量，再根據(jù)比較法來推測當時人類之形狀與其變化。所以研究年代學（chronology）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比較的（rela-tive）；一種是絕對的（absolute）。先用直覺的，絕對的，定個標準時期，然后依照這個時期的東西，去推定其他地方的所發(fā)見的古物，是在這個時期以后，或在以前，因此年代的前后，也就弄清楚了。考古學上最難定的是絕對的時期。而殷墟是考古學上最好的標準時期，便于研究的人去比較：因為這個時期，是史前的一個最后時期，以這個時期的人骨做標準，去比較其他地方所發(fā)見的人骨，來定他們的時代先后，可以知道人類的演進是怎樣；同時漢殷墟發(fā)掘的陶器做標準，推出其他地方的陶器變更情形，及其時代關(guān)系，可以斷定其時文化是怎么樣。又用比較的方法，并可以證明安特生所考據(jù)的，是否有誤；中國向來所傳說的，何處是誤。這種工作，是最切要而最不容易的工作，總希望在二年以內(nèi)，可以成功，用具體的著述報告出來。最近發(fā)見唐宋時代及唐宋以前的房屋，直隸各處，都有發(fā)見。房屋的發(fā)見，卻是為安特生所未曾注意，未曾做到。安氏以為古代人類在山洞中居住，或在森林里憩息，是沒有房屋的；因為當時發(fā)見古代石器時，并沒有屋子這樣東西。后來無意中發(fā)見一個商朝的屋子，確是冶金的地方，地為長方形，屋子里面比外面要低一米突，一層一層的向下，在地上仍可以找到未熔化的銅條、碎金、有花紋的鑲金和極薄的金葉等等。以鑲金來說，可以證明商鼎是鑲金，確實是不錯的。商朝是銅器全盛時代，所以兵器也很有進步。刀箭都是用銅制成的，我們現(xiàn)在尚可以發(fā)見商朝骨制的箭頭，是平時用作練習的，比歐洲古代所用箭頭，要厲害多了。因為箭頭下部兩旁，制有倒齒，射進人的身體的時候，是拔不出的。若是箭頭配有毒藥，射到人的身上，立刻可以致人死命。歐洲所發(fā)見的古箭頭如*形，殷墟所發(fā)見的商代的古箭頭如*形，所以我說商代的兵器，要比歐洲進步（記者按：甲骨文矢字作灸，像鏃，亦可為商朝箭頭像*形之一證）。這個時候的陶器極多，但是沒有帶彩色的，多屬于純紋的陶器，足以代表商代文化的特點。陶器之外，有不少的獸骨，獸骨的種類，有野馬，野鹿，牛羊等等，豬骨很少，可以證明當年此地尚屬游牧民族的地方，是毫無疑義。因為農(nóng)業(yè)發(fā)達的地方，家畜也必繁盛。豬是家畜中的重要部分，如果當時是農(nóng)業(yè)社會，當然豬骨存留下來的一定很多。所以斷定此地與曾經(jīng)發(fā)見過多量的豬骨的地方的民族情形不同，文化也就不同了。這個時候已有交易，我們曾經(jīng)發(fā)見過當時所用的貝，每只上有小孔，可以用繩線穿起來的樣子。此外又發(fā)見商代的衣冠形式，以及發(fā)鎮(zhèn)（為壓頭發(fā)用的）等項，可以證明當時“衣裳之治”。當時的民族，決非斷發(fā)民族，是毫無疑義的。種種發(fā)見的中間，尚有可以使我們注意的地方有兩種：一、銅器模型——在古代的墳墓中，掘出許許多多的銅器，制造亦很進步。銅器模型，是占這些銅器中間一大部分。二、安葬方法——古代葬事，是不用棺槨的；安放的部位，有伏有立，有側(cè)有僂，卻是沒有仰的。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足以耐人研究的地方。殷墟所發(fā)見的東西，尚不敢斷定完全是商代的，或許也有些周代的在里面，所謂之商，是商期的末年。因紂與文王是同時的人，紂都彰德（即今安陽），文王是常去朝拜的；因為他們同時，所以分定商周是最難的一件事，只有待將來遇有機會再去考證（記者以個人的推測，在殷墟發(fā)見周的東西，也有可能的事實。不外下列三種原因：一、據(jù)地質(zhì)學家說，地層也時有錯亂的，如果殷墟地層是錯亂的，在殷墟發(fā)見周朝古物，是可能的事。二、是周所貢的方物，因為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于此已可見周之文化所及，范圍廣大。況商朝把周所貢的東西，混在自己的東西以內(nèi)，也是可能的事。三、紂囚文王于羑里，羑里是在彰德（今安陽）與朝歌（今淇縣）之間，是包括在商都以內(nèi)的地方。自從文王囚于羑里，他的臣子家人，常去探望他，因此把周的東西帶到商都去，也是可能的事）。殷墟的地層，最深的殷，在第四層；第三層是隋，第二層是唐，第一層是明。中間有斷了不少朝代，這不過是一種顯著的提示，并不是說絲毫不爽的分期。殷代文字的寄托，多在甲骨文之上，已是毫無疑義的。所刻的甲骨，只有兩種：一種是牛的肩胛骨，一種是龜?shù)母构?。龜甲多刻卜字形（記者按：龜甲用火灼所得的裂紋，名之日兆，兆有多種；如*、*、*、*、*、*等，可以證明龜甲所刻，不一定卜字形），凡是君主有疑懷，或是國家有大事不易決定的時候，將龜甲用火燒之，那末沒有著火的一面，必定因刻痕而拆裂，由裂痕向上向下，以決定兇吉。同事董君，專門研究龜甲，考訂文字，用新龜甲去試驗，是否照所說的一樣：不久當有報告出世的，無須我細說。有人說龜甲上所刻的文字，行列是顛倒錯亂，其實他沒有懂得原來用意，就以偏概全。這是不對的，文字的方向，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是看刻在什么部位而定，并不是隨意亂刻的；不能以片面的認識，□□□錯了。我們要從全部的考古學研究起來，不能抱殘守缺，否則就犯以上所說的毛??；我們要用全副的精神，做全部的觀察，以整個的文化為對象去研究，所以必比墨守陳規(guī)專門考訂文字要口的多。所謂新方法，不過如是而已。今天所講的，并沒有什么特別的見地，不過把經(jīng)過的事實略略的敘述了一遍。因為來去匆匆，缺乏時間會預備點材料，只就憶想所及，為諸君道之：掛漏之處，尚請諸君原諒。對于考古學的討論，不久當用文字發(fā)表。這篇演講稿子，沒有經(jīng)過傅先生修改，凡有漏誤的地方，概由記者負責。再者傅先生講演的時候，并畫了許多古物圖與地圖，不能一一把他繪在記錄當中，使講演更加明顯，應向傅先生道歉，更應向讀者申明的，記者附識。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記于致知堂（原載l930年12月《史學》第一期）

編輯推薦

《史學方法導論》收錄了傅斯年先生1918年至1941年的八篇有關(guān)史學問題的學術(shù)文章。其中以《史學方法導論》一文為代表，在此文中，傅斯年先生不僅詳細分析了各種史料發(fā)掘、鑒定與應用的方法，而且強調(diào)了“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一貫觀點。其他七篇文章依照時間順序排列，從多個角度反映了傅斯年先生的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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