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法/史學研究法

內容概要

　　《史學研究法》系統(tǒng)闡述了其治史的理論與方法，以經學家眼光論史學研究，條分縷析，極為周詳，有理有據(jù)，令人折服。從他所論史學的意義與功能、史著的體例、史文的古今奇偶繁簡曲直之分，以及使用比較淺顯的文言文形式等方面來看，該書不僅是對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總結，也是對當時西方史學在中國傳播及其影響的回應?！　　段膶W研究法》是在舊學與新學交替之際，桐城派作家系統(tǒng)闡述桐城派文論的唯一專著，對桐城派文論進行了新的整理和闡述。其內容上強調文學和語言學的結合，強調文學風格存在于作品和創(chuàng)作主體之中，將桐城文論與時代接軌，開創(chuàng)中國傳統(tǒng)文論向現(xiàn)代文論轉向的先河；而其文資料豐富、行文嚴密、文字雅潔，頗具桐城風采。

作者簡介

　　姚永樸（1861-1939），桐城派后期大師，早年治詩、文，后專讀經，于注疏及宋元明清諸儒經說無不融會貫通，旁及諸史、音韻，自成一家，當時學者評價他說，“先生根底盤深，流露于詩文者，蔚為大觀，自成一家之言。而義法謹嚴之中，饒有淵懿沖淡之致，此為先生之所獨絕也”。

書籍目錄

文學研究法　文學研究法卷一　　起源　　根本　　范圍　　綱領　　門類　　功效　文學研究法卷二　　運會　　派別　　著述　　告語　　記載　　詩歌　文學研究法卷三　　性情　　狀態(tài)　　神理　　氣味　　格律　　聲色　文學研究法卷四　　剛柔　　奇正　　雅俗　　繁簡　　疵瑕　　工夫　　結論史學研究法　史原　史義　史法　史文　史科　史評　史翼　結論

章節(jié)摘錄

文學研究法文學研究法卷一起源昔《尚書》帝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薄对姟りP睢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fā)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洽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朱子（熹）《詩集傳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fā)于咨嗟詠嘆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jié)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為作也?！比粍t文字之源，其基于言語乎；言語其發(fā)于聲音乎；聲音其根于知覺乎。大凡盈天地間者，皆物也。物之號有萬，其由氣而凝為質者為礦物，有生意者為植物，有知覺者為動物。動物之中，惟人也得五行之秀氣而最靈。故鳥獸雖有知覺，而狹而不廣，偏而不全；人則既廣且全，廣故大，全故周。自墮地以來，即呱呱而泣，蓋已有所欲矣；繼而解笑，又繼而解言；至能言而思無不達、求無不遂矣。故不惟一己之欲可以表示；且人與人之欲，亦可以相為感通。然而能宣之于覿面者，究不能推之于萬里，是行于近而隔于遠也；能著之于一旦者，究不能求之于百年，是通于暫而滯于久也。使終古如斯，將思之達者仍有所不達，求之遂者仍有所不遂。有聰明睿智者出焉，于是作書契以易結繩之治，百官以理，萬民以察。蓋至是而人類之作用乃益宏，文字之功效，乃不可勝數(shù)矣。昔揚子云（雄）《法言·問神》篇云：“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毙靷ラL（干）《中論·貴驗篇》引子思云：“事，自名也；聲，自呼也。”孔沖遠（穎達）《尚書·序·疏》云：“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表n退之（愈）《送孟東野（郊）序》云：“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于言，又其精也?！背套樱U）《語錄》云：“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聲音發(fā)于其氣，遂有此名此字?！比粍t天地之元音發(fā)于人聲，人聲之形象寄于點畫，點畫之聯(lián)屬而字成，字之聯(lián)屬而句成，句之聯(lián)屬而篇成，文學起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粵稽“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保ā兑住は缔o下》），又“因而重之”（《系辭傳》），為六十四卦。蓋天地萬物之情狀，已隱然括于其中矣。及黃帝時，史臣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乃造書契。其初但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而謂之字；著于竹帛，則謂之書。《周禮·地宮·保氏》教國子有六書，所謂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是也?！对S叔重》（慎）《說文解字序》云：“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一一是也（一一即上下）。”“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薄靶温曊?，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薄皶庹撸阮惡险x，以見指*，武信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薄凹俳枵?，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漢書·藝文志》又云：“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大抵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同為造字之本，然序不可紊。其最先者為指事、象形；有指事、象形而后有形聲、會意；有四者為體，而后有轉注、假借為用。故《漢·志》于四者皆曰“象”，而二者綴于后，與許君小異而大同，但世運變遷，而文字隨之。據(jù)《說文解字序》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己與古文或異。七國時以天下分裂，字尤異形。秦始皇時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時大發(fā)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古文由此絕。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蟲書，曰摹印，曰署書，曰殳書，曰隸書。漢興有草書。孝平皇帝時，征沛人爰禮等百余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新莽居攝，復改定古文，時凡六體，所謂古文、奇字、篆書、左書、繆篆、鳥蟲者也。《隋書·經籍志》亦云：“自倉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倉頡所作；二曰大篆，史籀所作；三曰小篆，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鼻貜U古文用八體；漢用六體，并稿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余種之勢，因事生變也。魏世復有八分書。然自晉以后，楷書獨盛行，其后遂為世所循用。此字數(shù)逐代增加——古少而今多——與其體變易——古繁而今簡——之大略也。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V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東漢元興中（和帝年號）宦者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謂之“蔡侯紙”（《后漢書·宦者列傳》）。及唐末益州有墨版；蜀相毋裔請用以刻九經；宋景德中（真宗年號）又及于諸史（詳見焦竑《筆乘》）。由是印刷之業(yè)興而版本出。明中業(yè)復有活字版。此文籍流布、其術古拙而今巧之大略也。若是，則今曰宜文學發(fā)達，遠邁古初矣。而考其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何也？間嘗推尋其故，然后知今之字數(shù)孳乳而寢多，其體又視古曰歧，迨至楷書通行，而去之也益遠。凡古之渾渾灝灝噩噩之文，在當日不難家喻戶曉者，今則雖老師宿儒，欲求其融洽貫通，非竭畢生之力，不能得其涯涘。故古者以同而易，今以歧而難。此其一也。今之繕寫印刷，視古為便。凡古人之著于竹帛者，類皆眾所宗仰之書；匪是，則殺青無曰。職是之故，雖漢之賈（誼）、晁（錯）、董（仲舒）、劉（向），其所纂述多者百余篇，少乃五六十篇，或十數(shù)篇，或數(shù)篇；今則村塾學究，坊市賈客，亦皆著書鏤板，自命通才，雖挦扯饾釘，率爾成章，然以當于庸俗之心，遂致不脛而走，汗牛充棟，涉覽殊艱。故古者以少而專，今以多而紛。又其一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欲由今溯古，以通其訓詁，必自識字始。夫古者大篆且群以為異于古文，今雖小篆尚覺近古，故《說文》一書，自當與《爾雅》同資研究，庶幾可知古人造字根源，若者為本義，若者為引申義，若者為假借義，而經典之奇字奧句，可以漸通矣。試觀古今文家，如李斯有《倉頡》七章，司馬長卿（相如）有《凡將》篇，揚子云有《訓纂篇》八十九章，班孟堅（固）復續(xù)十三章，而段氏玉裁《說文注》引其中所載孔子以下數(shù)十家之說，皆深于文事者。唐韓退之尤兢兢于此，故其言曰：“凡為文辭。宜略識字?！保ā厄蚨窌笥洝罚┯衷唬骸拔膹淖猪樃髯R職?！保ā斗B述墓志銘》）近世湘鄉(xiāng)曾文正公（國藩）論文，亦以“訓詁精確”為貴（《曰記》）?？梢娪恼轮?，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學者。曩時巴縣潘季約（清蔭）為永樸述南皮張文襄公（之洞）督學四川曰，每諄諄以此訓后進，以為小學乃經史詞章之本。及任滿旋京，成都門人武抑齋孝廉（謙）問：“治《說文》如何致力？”公告以入門之法曰：“試取許君五百四十字部首，記其形體，審其音讀，究其訓解，殫數(shù)十曰之力，往復熟習，必期一睹其字，即能讀為何音，辨為何義，并閉卷而能默寫其字體，一一無訛，再與言第二事。”其論至為切實，可備學者之取資。若夫欲從數(shù)百干萬卷中，撮其英華，去其糠秕，非知所抉擇不可；欲知所抉擇，非有真識不可；欲有真識，非有師承不可。蓋有師承而后有家法，有家法而后不致如游騎之無歸。昔吾家惜抱先生（鼐）嘗謂己才弱，而《上劉海峰先生（大櫆）書》，則言“所賴者，在于聞見親切，師法差真”，意正如此。夫古今集部，浩如煙海，究之足以名世者，每朝不過數(shù)人。六經、周秦諸子、《楚辭》《文選》姑勿論；近世古文選本，莫善于姚氏《古文詞類纂》、曾氏《經史百家雜鈔》。二書自六朝以前人外，其以為圭臬者，惟唐荊川（順之）、茅鹿門（坤）所定“唐宋八大家”。姚氏益以元次山（結）、李習之（翱）、張橫渠（載）、晁無咎（補之）、歸震川（有光）、方望溪（苞）、劉海峰數(shù)人；曾氏益以元次山、陸敬輿（贄）、李習之、范希文（仲淹）、司馬君實（光）、周（敦頤）、程（灝、頤）、張（載）、朱四子、范茂名（浚）、馬貴與（端臨）、歸震川、姚惜抱十余人。駢體文選本莫善于李申耆（兆洛）《駢體文鈔》。其所錄者，自秦以迄于隋而已。古今體詩選本，莫善于王阮亭（士禎）《古詩選》《唐人萬首絕句選》、姚氏《五七言今體詩鈔》、曾氏《十八家詩鈔》。王、姚所列入者較多。曾氏所謂“十八家”，曰曹子建（植），曰阮嗣宗（籍），曰陶淵明（潛），曰謝康樂（靈運），曰鮑明遠（照），曰謝玄暉（眺），曰王右丞（維，官終尚書右丞），曰孟襄陽（浩然，襄陽人），目李太白（白），曰杜工部（甫，晚依嚴武于蜀，表為工部員外郎），曰韓昌黎（愈，南陽人，先儒謂在修武，然文集每自稱昌黎，蓋袒居之地），目白香山（居易，居東都履道里，構石樓香山，自稱香山居±），曰黃山谷（庭堅，嘗游皖潛山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曰陸放翁（游為參議官于蜀，以與蜀帥范成大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疏放。因自號放翁），曰元遺山（好問）。蓋鑒別皆極精審。吾人從事茲學，自當先取派正而詞雅者師之，余則歸諸涉獵之中。又其次者，雖不觀可也。果如是，必不致?lián)p曰力而墮入歧途矣。或曰：文章特一藝耳，沾沾自喜何為？曰：否，不然。凡以文學為一藝者，不過本孔子“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論語·述而》）與“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諸語耳。然孔子之意，蓋以行為文之本，非謂有行即可無文也。使其如此，何以“四教”以文為首（《述而》），而畏于匡，且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罕》）？昔李習之《寄從弟正辭書》云：“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名之哉？”斯言可謂諦當。然則，北齊顏黃門（之推）謂“自古文人多陷輕薄”（《顏氏家訓·文章》）、宋陳忠肅公（瑾）謂“一為文人便無足觀”者，皆所謂時世所好之文耳；夫豈可漫無區(qū)別，而舉古人所藉以繼往圣、開來學者，一概輕視之耶？或又曰：當今時事孔亟，所應討論者至多，奚暇及此？曰：否，不然。子獨不聞“國與天地必有與立”之說乎？夫國之所藉以立，豈有過于文學者？匪惟吾國，凡在五大洲諸國，誰弗然？蓋文字之于國，上可以溯諸古昔而知建立所由來，中可以合大群而激發(fā)其愛國之念，下可以貽萬世而宣其德化政治于無窮。關系之重如此，是以英吉利人因其國語言文字之力，能及全球，時以自詡；吾國人反舉國文蔑視之，殊不可解。夫武衛(wèi)者，保國之形式也；文教者，保國之精神也。故不知方者不可與言有勇。且語言發(fā)于天籟；文字根于語言，則亦天籟也。既為中國人，舉凡各種科學，非得有中國文字闡明之，烏能遍行于二十二行??？是故欲教育普及，必以文學為先；欲教育之有精神，尤必以文學為要。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如曰“精深高古之文，勢不能盡人皆知之、皆為之”，此則別有辦法，蓋分為普通學、專門學是也。何謂普通學？但求其明白曉暢，足以作書疏應社會之用可矣。何謂專門學？則韓退之《答李翊書》所謂“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是也。大抵中小學校與夫習他種專科，能有普通文學，己為至善。若以中國文學為專科，豈可自畫？昔王介甫（安石）《答孫長倩書》云：“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間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卑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曰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利祿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后乃大悟，棄不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于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耶？”惜抱先生《復魯絮非書》亦謂古今才士，茍有為古文者，必杰士。今當斯文絕續(xù)之交，諸君負笈而來，有志茲學，是不以為迷也，使猶不以杰士相期，則吾豈敢！

編輯推薦

《文學研究法:史學研究法》：因為有了這套講義，才促生了中華教育的圣地；因為有了這套講義，才規(guī)范了中華學子的心路；因為有了這套講義，才強化了中華學術的骨骼；因為有了這套講義，才延續(xù)了中華文化的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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