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3-1 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 作者:[美] 伊格爾斯 頁數(shù):279 字數(shù):195000 譯者:何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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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有兩點聲明:盡管本書試圖要對國際范圍上的歷史思想作一番比較考察,但它只限于我所能閱讀的語種。因此焦點就聚在大不列顛和北美、法國和比利時、德語中歐和意大利,偶爾也提到波蘭和俄國菱的譯本。然而哪怕就在這些地區(qū),我挑出來的作者們也必定是高度有選擇性的,焦點主要在集中在那些可以闡明歷史學研究的重要趨勢的歷史學家們身上。
作者簡介
格奧爾格·伊格爾斯,是當今美國著名的思想史家和史學史家,原籍德國。1951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曾長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1978年起任紐約大學博士學位曾長期在芝加哥大學布法羅分校歐洲思想史榮譽教授至今。半個世紀以來,他曾有專著多種和論文多篇問世,且有不少
書籍目錄
譯者前言中文版序言序言與致謝緒論I.早期階段:歷史學作為一種專業(yè)規(guī)范的誕生 第一章 作為歷史學研究典型的古典歷史主義 第二章 古典歷史主義的危機 第三章 德國的經(jīng)濟社會史與歷史社會學的濫觴 第四章 社會史學的美國傳統(tǒng)II.中期階段:社會科學的挑戰(zhàn) 第五章 法國:年鑒派 第六章 批判理論與社會史:聯(lián)邦德國的“歷史社會科學” 第七章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從歷史唯物主義到批判的人類學III.歷史學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挑戰(zhàn) 第八章 勞倫斯·斯通與“敘述史學的復興” 第九章 從宏觀的到微觀的歷史學:日常生活史 第十章 “轉向語言學”:歷史學之作為一種學術的終結? 第十一章 20世紀90年代的視角結束語注釋推薦閱讀書目索引附錄 美國與德國歷史思想中的蘭克形象
章節(jié)摘錄
后現(xiàn)代主義的挑戰(zhàn)已經(jīng)對歷史學的思想和寫作造成了重大的沖擊,然而并未摧毀古老的概念與實踐的連續(xù)性。后現(xiàn)代主義反映了一種轉型中的社會與文化,其中有關工業(yè)增長、不斷增加的經(jīng)濟期待和傳統(tǒng)的中產(chǎn)階級典范都已經(jīng)動搖了。這一點已經(jīng)反映在過去二十年的歷史編纂學之中。歷史學的主題已經(jīng)從社會結構和歷程轉移到廣義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來。隨著新的注意力被給予了個人,歷史學便再度采取了一種人情味的面貌,但這一次不是給予了上層的權勢者而是給予了普通的百姓。有一派歷史學家已經(jīng)力圖以他們所稱之為的微觀歷史學來取代對宏觀歷史和宏觀社會過程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由具體的個人所組成的小小的社會單元上。對日常生活文化的這種新強調,就把歷史學和克利福德·吉爾茲的人類學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昂婉R克斯·韋伯一道相信人是一種被懸掛在他自己所織就的那張意義之網(wǎng)上的動物”,吉爾茲“就把文化當做是這張網(wǎng),因此對它的分析就不是要尋求規(guī)律的一種實驗的科學,而是在尋求意義的一種解釋的科學。它是一種解說,……在詮釋著表面上[是]謎一樣的各種社會表現(xiàn)”,這便是文化學者們所追求的東西。因此,新的文化史也像古典歷史主義的“解釋學”一樣,它所關心的并不是說明(explanation)而是“解釋”(“explication”),亦即企圖重建作為它的文本的各種社會表現(xiàn)的意義。 然而新史學的解釋學不同于蘭克學派的解釋學。蘭克學派研究的不僅是一個不同的主題,亦即在偉大的政治體制的結構中的領袖人物這一主題,而且還認為文本之中就包括有通過語言學的分析可以被重建出來的一種明確的意義。蘭克及其學派一直相信歷史學是一門嚴格的科學,哪怕是在主題上和方法上與各種解釋科學的并不相同。而在新文化史看來,則國家的中心體制、教會和世界市場都已經(jīng)坍塌了,文本的意義已不再是透明的,而是被打上了種種矛盾和斷裂的烙印?! ∷羞@一切都在支持后現(xiàn)代主義對客觀性和科學方法觀念的攻擊,它以掃除歷史的敘述與虛構的敘述二者之間的區(qū)別而告結束。然而對過去二十年的歷史學進行一番檢察——這是我在本書中所從事的工作——卻在提示我們:盡管歷史學家們在他們對科學權威的信仰上變得越發(fā)地小心翼翼,然而他們卻是懷著這種信念在進行工作的,即歷史學家研究的是一個真實的而非想像中的過去,而這個真實的過去雖則只有通過歷史學家心靈的媒介才能夠接觸到,但它卻要求遵循學術研究的邏輯的方法和思路。引人矚目的是:就在后現(xiàn)代思想越來越發(fā)質疑職業(yè)學者的權威時,歷史學的工作卻感受到越來越大的職業(yè)化壓力。雖則三十世紀的晚期也有“歷史學工作組”運動在號召大學以外有興趣的公民們去尋找自己的根,但事實上新的文化史學幾乎全都是在大學以內進行的。對歷史學工作這種科學精神的挑戰(zhàn),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本專業(yè)之外,是來自文學理論家和批判家,他們希望把歷史學搞成想像式的文學。然而可驚異的卻是:一度是在報刊上寫作的那些獨立知識分子們的領域的那種文學批評本身,也越來越被囚禁在學院的牢籠之中了。不管哲學基本的重新定向如何,學院的文化——包括它要獲得必要的證件以博取一席地位并擁有一份成功的事業(yè)的標志在內——從19世紀初職業(yè)歷史學在德國大學內發(fā)軔至今,一直是令人刮目相待經(jīng)久不變的。因此,盡管號召要廢除科學精神,但科學精神在實踐中卻一直堅持了下來?! ∵@一點是有著本質意義的,假如我們想要有一種有意義的史學工作的話。歷史學一直是一種博學的技藝。二十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歷史學家們從人類學家那里學到了文化對于理解政治社會行為的重要性。于是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就采取了一種新方向。在二十世紀中葉曾教會了喬治·勒費弗爾(Geoges Lefebvre)和阿爾伯特·索布爾(Albert Soboul)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以及阿爾弗雷德·柯班(Alfred Cobban)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的那種對階級與經(jīng)濟因素的強調,已經(jīng)是被法蘭梭瓦·孚雷(Francois Furet)、林·洪特(Lynn Hunt)、威廉·西威爾(William Sewell)和西蒙·沙瑪(Simon Shama)在二十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著作中所格外強調的文化、語言、符號和禮儀所取而代之了。但是新的文化史家們終于也像他們傳統(tǒng)的前輩一樣,不得不進入了檔案館。雖然他們對早期的社會科學路線的前提假設是極為批判的,然而他們卻要往往借助于現(xiàn)代計算機的技術,利用經(jīng)驗的發(fā)見來為他們對地區(qū)文化的解釋性的重建創(chuàng)立一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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